帝國的黃昏,還是改革的前夜?從羅馬到中美的歷史觀察 | Friedrich Wang

歷史上許多看似強大而且控制嚴密的帝國,最後都沒有逃過衰敗、混亂,甚至解體的命運。羅馬帝國如此,秦帝國如此,唐帝國如此,近代的奧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也差不多如此。它們在各自最強盛的時刻,都曾經讓周邊世界感到敬畏,甚至一度讓人以為那樣的秩序可以長久維持下去。然而歷史最後反覆證明了一件事:帝國真正的危機,往往不是來自某一場單獨的敗仗,而是來自內部治理、財政結構、社會整合與對外擴張之間逐漸失去平衡。

如果把這樣的視角放回今天,我們會發現,當今世界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政治體,其實主要只有兩個:中國與美國。它們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不再靠赤裸裸的殖民統治來控制世界,但在另一種現代形式上,它們都帶有某種明顯的帝國性。美國是典型的海權型、制度型帝國;中國則更接近一種大陸型、文明型、製造業型帝國。兩者的形態不同,路徑不同,但現在卻都碰到一個類似的問題:它們的內部制度,是否還足以支撐如此龐大的體量、全球性的責任,以及越來越高昂的治理成本?這或許才是當代世界最值得觀察的事情。

羅馬帝國的故事,是最經典的帝國教材。很多人談羅馬的衰亡,總喜歡從蠻族入侵講起,彷彿羅馬是被一群外人從外部突然推倒的。但如果稍微深入一點就知道,事情沒那麼簡單。羅馬的真正危機,是從內部開始的。軍隊開支越來越大,邊疆防衛越來越重,中央財政不斷惡化,地方社會逐漸失去活力,皇帝與軍隊、元老院與官僚系統之間不斷發生權力鬥爭。當這些問題累積到某個程度時,外部入侵才成為最後的催化劑。換句話說,羅馬不是被一下子打倒的,而是先變重、變慢、變僵,最後才倒下。

秦帝國雖然短命,卻同樣提供了一個清楚的例子。它並不是不夠強,相反地,它太強、太集中、太急於把統一後的新秩序徹底壓實到整個天下。法家式的高壓治理,在戰爭時代非常有效,但在統一之後,原本用來征服天下的制度,反過來變成壓垮國家的力量。徭役、法律、中央集權、政治整肅,短時間內看似有效率,長時間看卻讓帝國缺乏緩衝與修正能力。於是,秦朝不是死於不強,而是死於太剛、太急、太沒有彈性。

唐帝國則是另一種情況。它的前半段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帝國的高峰,開放、自信、文化輝煌,軍事與制度都達到很高水準。但也正因如此,它的疆域管理、藩鎮結構、邊疆用兵與中央財政之間形成了非常複雜的壓力。一旦安史之亂爆發,中央就很難再恢復原有的控制力。唐朝沒有立刻亡,但從那之後,實際上已經進入長期失血的下坡路。這也是帝國常見的命運:不是轟然一聲立刻垮掉,而是在表面上還很大、還很有威望時,內裡早已開始鬆動。

近代的奧圖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也同樣不是弱在一開始。奧圖曼帝國曾經橫跨歐亞非,制度與軍事都很有特色;俄羅斯帝國則疆域驚人,人口眾多,軍事力量也極可觀。但到了近代,工業化、民族主義、現代官僚國家與金融體系的競爭,逐漸讓這些傳統帝國顯得沉重而遲緩。它們不是沒有改革過,相反地,兩者都多次試圖改革,但改革往往太慢、太局部,或者方向不夠徹底,最後仍然追不上時代變化。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帝國衰敗,常常不是因為完全拒絕改革,而是因為改革總是來得太晚。

至於大英帝國,它提供了另一個版本。英國不是因為被誰直接征服而終結帝國,而是在維持全球秩序與海權優勢的過程中,逐漸耗盡自己的財政、軍事與工業優勢。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讓英國意識到自己無法再獨自承擔帝國的成本。這是一種比較體面的退場,但背後邏輯仍然相同:帝國不是突然喪失力量,而是治理全球的代價已經超過它自身能夠承受的範圍。

這些歷史例子放在一起看,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相對清楚的結論:帝國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強不強,而在於它的內部制度,是否還能夠負擔自己的規模與野心。當規模越來越大、利益越來越複雜、外部責任越來越多,而內部制度卻停滯不前時,帝國的困境就會開始顯現。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的美國與中國,都正站在一個很微妙的位置。

美國是典型的現代海權帝國。它不直接殖民大部分土地,但透過海軍、金融、科技、美元體系、全球軍事基地與同盟網絡,對世界施加巨大的影響力。從二戰後到冷戰結束,美國建立了一套相當成功的國際秩序,這套秩序的核心不只是武力,而是制度、可預測性與同盟信任。也正因如此,美國能夠在相對低成本的情況下維持全球領導地位。

然而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1990年代那個信心滿滿的唯一超強。它面臨的問題非常多:債務高築,政治極化,社會撕裂,製造業空洞化後遺症仍在,傳統盟友對其承諾的穩定性也開始出現疑慮。更麻煩的是,美國的全球角色並沒有因此縮小。它仍要顧歐洲、顧中東、顧印太,仍要維持金融霸權與科技優勢,仍要面對國內民主制度失靈與外部戰略競爭的雙重壓力。美國今天最大的危險,不是突然崩潰,而是它的內部治理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它原本的帝國角色。如果這種情況不調整,美國未來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贏,而是能不能穩。

中國則是另一種帝國性。它的帝國性不在海外殖民,而在於它作為一個巨大文明共同體、超大規模國家機器與全球製造業中心,正在向外延伸自己的經濟、技術與政治影響力。它的優勢非常明顯:人口規模龐大,工業體系完整,國家動員能力強,對周邊與全球南方的經濟輻射日益加深。某種程度上,它很像歷史上的大陸型帝國:本土厚實、中心強大、周邊連動廣泛。

但中國今天的問題也同樣清楚。高速成長時代的紅利正在減弱,地方財政壓力上升,房地產與內需調整艱難,人口老化已經開始,青年就業與社會流動感的下降,也逐漸影響整體社會氣氛。更重要的是,中國原本成功的治理模式——高效率集中動員、地方競爭、融入全球市場——現在開始碰到新的限制。如果治理方式不能順勢調整,中國未來面對的未必是崩潰,而是更典型的帝國病:體量巨大,但轉身困難;決策集中,但執行僵化;對外越來越強,對內卻越來越重。

所以,今天的中美,其實都不是站在「帝國已經終結」的位置,而是站在「治理成本急速上升」的位置。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也非常危險的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帝國往往還看起來很強,甚至比過去更有威勢,但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一種看不見的疲態。

歷史上,帝國改革通常有三種結局。最好的一種,是在壓力真正失控之前,能及時調整制度,重新平衡中央與地方、財政與軍事、秩序與活力之間的關係。其次的一種,是改了,但改得太晚、太慢,最後雖然拖長壽命,仍然無法避免下坡。最差的一種,則是拒絕改革,或者只做表面修補,最後讓所有問題同時爆發。

今天的美國與中國,其實都站在選擇的門口。美國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維持國際領導角色的同時,修補自己的社會與制度;中國要面對的,是如何在不失去穩定的前提下,給未來的經濟與社會留出更多調整空間。兩者都不是沒有能力,而是都必須開始回答一個相同的問題:你們要如何治理自己,才能繼續治理世界的一部分?

從台灣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尤其重要。因為台灣並不希望任何一個帝國突然崩壞,也不希望任何一個帝國為了轉移內部壓力而對外冒進。對台灣最有利的局面,從來不是誰的戲劇性勝利,而是主要大國能把更多力氣放在內部調整,而不是外部衝撞。換句話說,對台灣來說,最好的未來,不是帝國大戰,而是帝國改革。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這篇文章,那就是:歷史上真正可怕的,從來不是帝國不夠強,而是帝國太大、太累、太舊,卻還不願意改。今天的中美,都還沒有走到黃昏,但都已經站在傍晚之前。接下來是改革的前夜,還是黃昏的開始,不只取決於國力,更取決於它們是否有勇氣調整自己。如果沒有,那麼歷史上那些帝國的故事,就不只是一種回憶,而會變成一種預告。

逃離帝國導致現代經濟大分流 | 郭譽申

出生於奧地利的史丹佛大學教授Walter Scheidel出版 [1],講述西羅馬帝國滅亡後,被稱為大逃離(逃離帝國)和第一次大分流(歐洲與其他世界分流),歐洲不曾再出現統一的大帝國,而長期保持多中心的列國體系,最後因此產生工業革命,並開啟第二次大分流,即現代經濟的大分流。

書中也比較列國體系與統一帝國(多以中國為例)的差異,並主張統一帝國不太可能產生工業革命的大突破,因此回答了「李約瑟難題」:「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作者首先以一些歷史數據呈現歐洲的獨特性,歐洲不像其他地區,在歷史上少有大帝國而是長期的列國林立。他然後講述,羅馬從興起到據有大半個歐洲,再到滅亡的歷史,以及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直到近代,歐洲的歷史。結論是,羅馬帝國的興起有不少特殊的優勢和機緣,因此在歐洲再也無法複製而出現統一的帝國。

書中比較了歐洲和中國的差異,前者是國王、貴族、教會的分權體系,而後者是以官僚治國的中央集權體系。關於地理,歐洲有破碎曲折的海岸線、高聳阻隔的山脈,把歐洲分隔為多個發展區域,有助於形成列國體系;而中國有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兩個核心地區,後又以大運河聯通,成為一整個核心地區,而在核心地區内少有高山阻隔,因此適合統一帝國。

此外,歐洲僅有東歐鄰近歐亞大草原,而其他部份都被山脈阻隔遠離大草原,不像中國很鄰近歐亞大草原。早有研究論證,鄰近大草原的農業民族傾向於形成統一帝國,以對抗來自草原精於騎射的遊牧民族。


作者很偏愛多中心的列國體系,書中結語的最後一句話是「願大逃離長存。」多中心的歐洲列國體系最後產生了現代經濟的大分流,是歷史事實。然而列國體系卻未必優於統一帝國:

大逃離後,歐洲社會稍落後於中國近千年,到現代經濟的大分流才反轉。

如書中所述,「從1500年到1800年一共發生443場戰爭,平均每年發生1.5場。相較之下,從1350年到1800年,中國平均每年只發生0.2場戰爭。」戰爭是有助為科技的進步,然而是人類之福嗎?

現在的歐洲列國體系競爭不過美國帝國(參見《否認帝國的虛偽帝國》),因此組成歐盟。不是嗎?

中國在宋朝時達到文明發展的高峰,不幸南宋亡於野蠻的蒙古人,使中國文明受到重挫。假使南宋不亡於蒙古人,中國也有可能發生工業革命,及早進入現代經濟的轉型。(參見《為何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

[1] Walter Scheidel《大逃離:羅馬帝國滅亡如何開啟現代經濟大分流》衛城出版,2022。(Escape from Rome: The Failure of Empire and the Road to Prosperity, 2019)

歐洲與俄羅斯永不合的鴻溝 | 班一魯

11世纪基督教大分裂成希臘正教(東方正教)及羅馬公教。俄羅斯信奉東方正教,自認繼承羅馬帝國正統,其雙頭鷹國徽承自羅馬帝國;羅馬公教也自認是正統,尤其新教革命後,西歐近代文明隨之興起,更是瞧不起東方落後蠻夷之邦的俄羅斯。

其次,我們都知道來自北歐的維京人滅了羅馬帝國,德國劇作家華格納 (Richard Wagner)以歌劇<尼布龍根的指環>(Der Ring des Nibelungen)音樂將之神化,以標榜日耳曼民族之優越。維京人只有南下而無東擴,所以今天俄國以外的歐洲地區都有維京人的血統,俄羅斯則沒有。

1700年俄國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發動<北方大戰>擊敗了強權瑞典王國成為北歐霸主,簡言之,東方落後蠻夷之邦的俄羅斯征服了瑞典,非歐俄地區的共同祖先,北歐的維京人,這是非俄的歐洲人永遠無法解開的心結.

令中西歐瞧不起俄羅斯民族,另一深層原因是俄羅斯民族具有韃靼人的血液,成吉思汗之孫拔都,在1242年西征,建立了欽察汗國,史稱金帳汗國,統治俄羅斯達 250 年之久。俄羅斯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好處是擴張了俄羅斯的疆域,壞處是延誤了俄羅斯的近代化;排斥外來民族是人類的天性,正統的俄羅斯人也有些鄙視韃靼人蒙古人。

俄國劇作家鮑羅丁(Alexander Borodin)的歌劇<伊果王子>(Prince Igor),就是伊果王子(Igor)討伐韃靼人,戰敗被俘,韃靼公主卻愛上了大將 Igor , 這故事與威爾第(Verdi )的歌劇阿依達(Aida)有些重疊,請注意是韃靼公主愛上了大將 Igor,而阿依達則是被俘虜到埃及成為奴隸的衣索比亞公主阿依達,愛上了埃及軍隊統帥拉達梅斯。

自中西歐崛起後,俄羅斯的英主彼得大帝及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都極力崇拜西歐,模仿西歐;彼得大帝更因此從無到有建立起宏大的海港城市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號稱西歐飾窗( Window of the West)。但俄羅斯只能模仿而加入不到歐洲西方社會。

拿破崙(Napoleon)1812年征俄失敗,1814年俄國普魯士奥地利聯軍曾經攻佔巴黎。 二戰時希特勒(Hitler)納粹軍隊之主力,被蘇聯紅軍在東歐戰場痛殲,蘇聯紅軍在 1945年直搗德國柏林;千萬不要相信第三帝國(Third Reich)一書的說法,德國納粹是被英美聯軍打垮的,這是好萊塢(Hollywood)的大外宣,再加上二戰後共產主義蘇聯的強大,歐洲人對蘇聯的思維混合著恐懼、厭惡、鄙視。所以即使1991年蘇聯瓦解以後,歐洲及美國仍不放過俄羅斯,希望再一次把俄羅斯裂解為廿四個共和國(如美國煽動的1994年車臣共和國要求的獨立戰爭)。

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 曾三次要求加入北約被拒,這次俄烏戰爭可説是雙方歷史情結、意識形態衝突的大爆發,才會有令人不堪想像的8000項對俄制裁。

俄羅斯曾為中國的革命開路,蘇聯革命領袖列寧(Lenin)逝世,孫文題辭<列寧同志千古良師益友>,這個題辭真應了日後歷史之發展,毛澤東説<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斯列寧主義>,簡短而生動的描述。

回顧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中國處於極端貧弱,列強爭相弱肉強食之慘狀,愛國之士盡其所能尋求強國之道,眾說紛紜,蘇維埃社會主義革命成功,開啟了中國的救國之道,蘇聯曾為我國的典範之一。

蘇聯解體後,1991年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誤信美國經濟學家的建議,在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希望將俄羅斯經濟體制,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瞬間轉型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為誤信西方自由民主自由貿易那一套的休克療法,幾乎毀滅了俄羅斯。這給剛開始改革開放的中國上了一課,與其時不可一世的中國媚外公知劇烈鬥爭後,堅决實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路線,方有今日繁榮強大的中國,俄羅斯為我國的典範之二也。

俄烏之戰的戰法,西方種種殘暴的制裁,足為我國日後行中國統一大業之借鏡,俄羅斯為我國的典範之三也。

俄烏之戰可視為中華、俄羅斯、伊斯蘭三大文明大戰盎薩霸權,為了應付石油危機,拜登求爹爹拜奶奶的能源國家,沒有一個甩他,這就是暗助普京。阿拉伯世界被美國玩弄欺侮了 70 年,吸取她的石油奶汁,再以安全為由使其購買軍備,再以阿拉伯賺的錢,買美國國債。待美國本身有頁岩油後,隨即一腳踢開,阿拉伯世界真受夠了。今日普京做先鋒,吹響了挑戰美元霸權的號角,中國為主心骨,百年來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凌壓榨的阿拉伯世界,怒火終於爆發出來,向惡霸盎猶共生體發出總攻。

西方世界這次對俄羅斯的制裁,已經超越人性的底線,違反了多年來西方世界標榜的普世價值,虛偽面具的破產,大家都已目睹,毋用贅述,其實這也不用太驚訝,盎薩本身就是海盗出身,而猶太人就是盤剝重利,只是回復到原來面貌而已,不過要警惕的是盎猶之衰落並未如此嚴重,尚且囂張如此,若一旦真正衰落,必將更瘋狂。這次俄烏戰爭可謂開人類戰爭之新紀元,除了凍結俄羅斯海外資產,不惜違反了西方神聖財產不可侵犯權外,還對俄羅斯的文化、藝術、音樂等完全禁止,真是太出格了;這也是西方文化鄙視俄羅斯赤裸祼的表現。

二戰後的美國馬歇爾計畫及北約的設立,歐洲對蘇聯及俄羅斯之恐懼,必須依賴美國,巳是牢不可破的心態,懼怕一個被自己鄙視的敵人,這正是歐洲難言之痛;其心態正如今天美國歐洲如此懼怕被鄙視二百年,如今驀然崛起的中國,處處抹黑打壓制裁,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從古代奴隸到現代綠卡 | Friedrich Wang

很多人都受到電視影片的影響,以為希臘到羅馬帝國時期的所謂奴隸,完全就是受苦受難,被壓榨,甚至於虐待的一個階層。其實這個想法並不準確,因為奴隸分成很多種,在古代西方社會中所負的責任以及做的工作不盡相同,當然待遇差別也很大。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角鬥士,這當然就是一種,所負責的是血腥的打鬥表演,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但是大多數的時候,所謂的奴隸所做的工作跟一般羅馬的平民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士農工商等等各種行業都有這些人與平民肩並肩一起從事相同的工作,而且在經濟上面所領的待遇也差不多。甚至在法律上不能任意傷害奴隸,主人也一樣;如果殺害了奴隸,一樣要受法律制裁並且賠償主人。

其實很多奴隸都是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員。大家可以想像羅馬共和國後期消滅了地中海東部幾個希臘化國家,包括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在內。這些戰爭的勝利讓羅馬帝國俘虜了大量的希臘人當作奴隸。而這些希臘人在羅馬帝國從事什麼行業呢?答案是學校的老師、各城市的工程師、帝國政府的翻譯….,簡單說希臘人在當時的羅馬社會是知識分子,擔任的都是腦力工作居多。另外,共和國末期的元老院終身議員加圖,他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農業志」,是我們今天研究西元前1世紀後期羅馬帝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史料,主要是談到如何經營商業化的農場,而其中就提到這些被他買來到農場工作的希臘人,大多熟悉各種農業知識而且具備專業技能,也是經營農場的重要成本支出。

奴隸與羅馬帝國的公民的差別是在於公民資格。簡單說,羅馬的公民有各種的政治權力,包括擔任帝國的公職,競選各省或者各城市的議員,當然也可以投票,而且理論上也有資格直接向地方甚至中央政府投訴意見或者公開批評以及發表各種主張。是作為一個帝國公民該有的基本公民權力以及尊嚴。

那奴隸呢?奴隸沒有上述的公民權,也就是說只能接受所有目前的制度,沒有任何參與或者改變的權力。剛剛說過他們可以有自己的財產,同樣要繳稅與公民的稅率也一樣,也可以娶妻生子或者結婚嫁人,有自己正常的家庭。奴隸確實可以自由買賣,但是擁有專業技能或者擔任比較高階工作的奴隸價格是很貴的,一般人買不起,因此往往一輩子就跟一個主人很少買賣。但是,出賣勞力的當然就不是這樣。

談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希臘羅馬時期的奴隸制跟現在美國的一個制度很像?是的,就是綠卡。…..你有財產,要繳稅,可以有家庭,但是沒有公民權力。你不能投票,不能參與帝國的政治,言論自由常常也受限。簡單說就法律來講,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你的存在只在於你的經濟上的貢獻,並不是因為你是這個國家理論上的主人之一。

很多人拿了綠卡生活在美國,還歡歡喜喜回過頭來向自己的同胞炫耀。我常常會覺得有點可笑,因為你不過就是西方古代奴隸的一個變種。古代羅馬帝國的奴隸可以變成公民通常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是與公民結婚,主要是女生嫁給公民。第二個是有人出錢或者你自己存錢,向帝國買到公民權力。第三個是你去當兵,為帝國賣命打仗,幾年之後如果不死,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公民了。這也不是跟今天美國要從綠卡升格為公民幾乎一樣?

好好當一個中華兒女吧,不論你生活在台灣或者大陸,做自己最好。這一次的全球性傳染病等於把歐美的面皮給撕破。生了病連病床、呼吸器都沒有,甚至於只能在床上等死,你真的覺得這是一個美好的天堂嗎?

任何的事情其實都有它的歷史脈絡,不會是偶然出現的。我們如果能夠掌握這樣的脈絡,就可以把我們現今人類社會許多難以解釋的事情的密碼一一破解。而且當有天你看穿了,就會覺得既可悲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