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博物館公佈了雲夢睡虎地秦簡主人——“喜”的3D復原像。一位秦代的刀筆小吏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為他長眠的墓穴裡隨葬的千餘枚竹簡，讓身處現代的人們瞭解了2000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簡上，雖寥寥數字，卻生動、豐滿，充滿魅力。
簡牘，為數千年前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豐富的實物佐證，也讓人們從另一個獨特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透過已發現的超過30萬枚簡牘，一個個真實、鮮活的歷史故事，跨越千年，躍然眼前。
簡牘承載跨越千年的歷史
從先秦到魏晉，長達一兩千年的時間裡，中華先民的文明創造和積累大多由簡牘記錄並傳承。翻閲簡牘，如同打開了古代的“百科全書”——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一方面，簡牘與傳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實證歷史；另一方面，簡牘的獨特優勢無與倫比——很多內容是傳世文獻未能盡數展現的。
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遺址的一口古井內，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枚帶有文字的竹簡——秦簡。里耶一號井共出土3.6萬餘枚秦簡牘，字數約20萬，主要是秦統一六國的前一年到秦滅亡的前一年間，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文書檔案。從人口、物產、賦稅到郵遞、司法、醫藥等，涵蓋了當時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這被視為繼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里耶作為第一手的出土文獻材料，簡牘具有重要的補史、證史和糾史作用。譬如，據一些文獻記載，秦始皇完成大一統後，分天下為36郡，其中並無“洞庭郡”。而這裡的記載，恰恰證實了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就已設有“洞庭郡”。
綿亙萬里的古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匯的重要通道，甘肅目前出土簡牘6萬餘枚，其中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枚“里程簡”，意義尤為重大：一枚記錄了從長安出發西至張掖郡的20個驛置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里程，另一枚記錄了漢代河西四郡的驛置道路里程。兩者共同勾勒出絲綢之路東段路線圖，實證了古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
簡牘的隻言片語承載了真實過往。傳統史籍中，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關注、得以載錄。我們看到的一些零散而有限的內容，主要是來自對名臣賢士的往昔歲月交代，而且多有定式化的描述。大量簡牘的重見天日，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特別對普通民眾、基層吏員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難得而真切的呈現。
在秦代，基層官員在食堂吃飯要“刷卡”，以打叉或畫圈標記；一名叫“弘”的漢代小吏在懸泉置工作了近20年，一筆筆清楚地記錄下他經手的每一批絲路使團的來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漢代肩水金關的27名官吏用“AA制”平攤了朝廷派來慰問的使者接待費用，每人均攤55錢…
竹木無言，文字有意。簡牘，勾勒出歷史的“大事件”和“小細節”，讓泱泱中華文明更加真切、鮮活。
簡牘蘊藏中華文脈密碼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絶，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簡牘的作用極其重要。
「如同先秦時期一個微縮的圖書館。」專家這樣評價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發現的價值。郭店楚簡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獻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記載的16篇古籍，有13篇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為首次面世，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神州第一書”。
山東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甘肅武威《儀禮》，敦煌、居延《倉頡篇》《急救篇》…記錄在簡冊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傳。
秦律是中華法系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古典文獻中只留下一些不成體系的片段記載。1975年，秦吏“喜”的墓地被發現，改善了這一局面。“喜”的墓中沒有值錢的陪葬品，而是層層疊壓的竹簡，以及書寫、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筆、銅削。
1155枚竹簡、4萬餘字，在這些“喜”生前摘抄、記錄的“工作筆記”中，有《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為吏之道》等大量細密詳備的律令簡牘，其中《秦律十八種》包括土地耕作和農業生產相關的《田律》，貨幣、財物相關的《金布律》，驛傳供給飯食相關的《傳食律》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秦法代表理性行政的源頭，對後世2000多年影響深遠。
智慧浪漫的楚國人熱愛音樂，幾十年來楚地考古發現大量鐘、鼓、罄、琴、瑟等樂器，以及描繪樂舞場景的紋飾圖案，但是一直未見樂譜。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荊州王家嘴的楚墓中發現3200餘枚戰國簡牘，其中160枚包含音樂符號。這些暫被命名為《樂譜》的簡牘，使人們有望聆聽到2000多年前的妙音。
簡牘，既映射傳世文籍所記載的文明光輝，也填充了傳統史籍未能盡數展現的文明縫隙。
簡牘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多的簡牘得以修復，不斷實證中華文明的有序傳承和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西北出土的漢簡記載了大量漢代西域管理、絲路往來、典籍西傳的細節，凸顯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
於1987年發現的敦煌懸泉置驛站，是迄今中國發現並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驛置機構。在懸泉置漢簡中，可找到樓蘭、且末、烏孫等數十個西域國家使者途經懸泉置的“印跡”。譬如，漢簡《龜茲王夫婦留宿懸泉置》中就曾記載，為接待龜茲王夫婦，漢廷在懸泉置佈置了“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漢武帝之前，以雲貴高原為中心的西南夷地區有滇、夜郎等數十個乃至上百個部族或所謂的古國，創造了高度發達並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漢武帝時期在雲南設益州郡，是當地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此，當地進入到漢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圖。
雲南河泊所出土的簡牘有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古滇國職官和官署的記錄，表明漢朝派專門官員對其進行管理。這些表示，漢朝設置益州郡後，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雲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中國，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
各地習俗不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利用律令加以統一；《日書》中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則將秦地與楚地的月份名稱一一對照，讓人一目瞭然。專家認為，這應是在秦統一後，特意編製此類手冊，讓原屬不同文化和習俗圈的民眾便於溝通。
隨著釋讀和研究的深入，簡牘作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更加凸顯。梳理各地出土的漢代簡牘不難發現“漢承秦制”。作為統一的王朝，漢朝延續發展秦朝治理體系，無論是長江、黃河流域，還是西北地區、西南邊疆，各地的職官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傳等基本趨同。這說明，在設置郡縣、納入王朝體制的地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趨勢明顯。
如今，簡牘中蘊藏的文化密碼不斷被破譯，人們可以從中探尋中華文明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歷史依據，更可從中深切感悟文化歸屬與自信。
雲夢縣博物館展出的睡虎地M11出土的《為吏之道》律令簡牘（複製品）
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出的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置木簡（漢代）
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左）
和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拼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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