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做晨間操練的時候，由於已經十分嫻熟，我常常會把心思放到別的事情（mind-wandering）上面，因此常常忘記我自己到底做到哪個步驟（例如，下一個計數應該是22345678，還是32345678？）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小撇步。當我不確定時，與其回到前一個步驟，不如從我以為的步驟繼續做下去，只是在結束時再多加一兩個步驟，作為補充。

這樣做會有什麼好處（差別）？如果我回到前一個步驟，心裡會出現挫折感以及隨之而至的倦怠感。但如果我在結束後再補充一兩個步驟，會讓我產生額外的成就感──你看！我都做到末尾了，還能繼續做一兩個呢！

就在我寫完上面的文字，回去補充還沒做完的10個深蹲時（結果我做了20個），我突然想到這似乎與曹操的「望梅止渴」心理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下面是Google 所提供的訊息。

「望梅止渴」出自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典故講述曹操率軍途中遇酷暑缺水，士兵口渴難耐。足智多謀的曹操騙眾人前方有梅林，士兵一聽便流出口水，藉此激勵士氣繼續前行，最終順利找到水源。後比喻用空想來安慰自己。

根據清朝屠寄寫《蒙兀兒史記》的記載，元朝時期按照被蒙古人自己征服的先後時間，在優先順位的排序上，將全體人民區隔成四種階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蒙古人在當時將自己稱作「國人」，這是主體民族；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漢人」要特別加個括號，因為這是指曾經被金朝統治的漢人，包括女真族與契丹族這些臣民；「南人」則是指曾被南宋統治的漢人，或包括西南少數民族這些臣民。這種制度不僅從政治角度裂解「漢人」，藉由資源重新分配來製造彼此的對立性，更從族群投降與依附的先後來判斷其政治可靠程度，各自賦予不同的身份與權利，藉此凸顯蒙古人的優越政治位置，從中羈縻各族群。

我在念清大歷史碩士與博士期間，修過元史專家蕭啟慶教授的課。他研究元朝計有四百七十三位「宰執」，這包括由皇太子擔任的中書令（不常設），還有中書右左丞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再來的副職有右左丞與參知政事，全都合稱「宰執」。這些重臣中，蒙古人與色目人佔比七成，漢人與南人佔比三成，而且兩者的差距隨著官職高低不斷擴大，職位越高漢人與南人的佔比就越低，尤其南人始終遭受嚴重排斥。蒙古人與色目人係政權的主要參與者，尤其色目人的統治技術強，其宰執的任用人數甚至超越蒙古人，但其中擔任宰相者始終是蒙古人為主，平章政事這種高階技術官僚則主要是色目人。

為什麼我們要談元朝那點事兒？這是因為臺灣當前的族群結構，正與這種元朝族群現象如出一轍。臺灣向來有「四大族群」（後來有五大族群）的說法。這種說法的產生，最早出自國立臺灣大學陳紹馨與哥倫比亞大學傅瑞德兩位教授撰寫與出版的《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二冊：社會基圖）。在這本書中，他們根據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戶口普查資料，依照省籍、語言與血緣，將臺灣的族群區隔成「祖籍福建的本省籍民」（意即閩南人）、「祖籍廣東的本省籍民」（意即客家人），還有「山胞」與「外省籍」這兩種人。後來蕭新煌教授則按照四大語系提出「閩南」、「客家」、「山地」與「內地」這四種人。

民國八十二年（1993）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林濁水與葉菊蘭兩人正式提出「四大族群」的分類概念後，經過多年，這種對於臺灣族群的區分說法，已是形成相當普遍的族群想像。至於第五大族群新住民族群則向來是頗難清晰釐清的群體，如果拿民國一一三年（2024）三月的統計來觀察，其人數快要六十萬人（已經超過原住民族群五十九萬人），其中大陸籍或港澳籍配偶就有三十八萬人（佔六成五），其餘外籍配偶則有二十一萬人（佔三成五），後者人數前三名是越南、印尼與菲律賓，但前者與後者的族群認同並不相同，甚至前者因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當外省族群認同獲得確立，更有可能會轉而認同自己屬於外省族群。

常見有人說「高級外省人」，或許這曾是某些政治權貴心中的想法，卻絕對不是絕大多數跟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灣的無數外省家庭的真實寫照。我就出生在鐵皮怎麼擋都遮不住天空的眷村中，那條街稱作克難街，我們家就在車子行經會震耳欲聾的馬路上，地上充滿著骯髒的污水，四周洋溢著腐臭的氣息，但即使活得如此艱難，我們家堅持的家風是教養，人再窮志氣都不可窮，相信這是無數外省族群都有的家庭生活經驗。外省人多數沒有機會搭上政治的順風車，當李登輝擔任總統後期開始撕裂族群，強調「臺灣認同」，多數外省人卻接著要承受被批鬥的苦果，「不認同臺灣就滾蛋」成為外省族群普遍面臨的二元對立抉擇。

直到此刻，「外省人」已經變成被污名化的負面詞彙，使得多數外省族群的青年不肯承認自己是外省人，如果你膽敢聲稱自己是外省人，你就會被蔑視說成是「中國難民」，說這些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帶有「大閩南主義」思維的閩南族群，這類人在清朝時期壓制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視作日常，解除戒嚴後，依憑著族群的優勢人數比例（佔全臺灣人口超過七成），開始針對外省族群展開攻擊，這使得多數外省族群要不就閃躲自己的認同，要不就轉而學一口俚俗的閩南語（通常被稱作「臺語」），避免被人認出自己的族群，其實，這種閩南語常是白讀音，而不是文讀音，意即這種「臺灣認同」並不來自真正古典的閩南文化。

檢視當前臺灣社會，不難發現經由民進黨執政十六年（計有陳水扁與蔡英文兩任總統），臺灣社會已經出現「族群階級化」的政治現象，如果我們拿相當於元朝的「宰執」這一統治階層來看：陳水扁總統八年任期中共任命六任院長，包括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還有後來張俊雄再回任，除唐飛是外省人外，其餘五位全都是閩南人；再加上八任副院長，包括游錫堃、張俊雄、賴英照、林信義、葉菊蘭、吳榮義、蔡英文與邱義仁，除林信義是外省人而葉菊蘭是客家人外，其餘六位全都是閩南人，兩者合計，則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統治階層中閩南族群佔比七成八，這已經比元朝時期的蒙古人與色目人相加比例還要高。

再來看蔡英文總統八年任期，其共有四任院長，包括林全、賴清德、蘇貞昌與陳建仁，除林全是外省人外，其他三位都是閩南人；再加上五任副院長，包括林錫耀、施俊吉、陳其邁、沈榮津與鄭文燦這五位全都是閩南人，兩者合計，則蔡英文擔任總統期間閩南族群佔比八成八。現在將兩任總統合計，則閩南族群佔比高達八成三，由於接著賴清德尚未結束其總統任期，我們還不能「蓋棺論定」，但光就前兩位總統來看，數字會說話，閩南人已經是統治中華民國的統治族群，其竟然比元朝統治中國的蒙古人與色目人兩者相加佔比都還要高，閩南人纔是「高級臺灣人」，其他族群都要向這一族群靠攏，這應該不會有任何疑問。

元朝的四等制更適合拿來思考臺灣的族群階級化現象，主因來自元朝的族群歸類並不完全來自於血緣產生的種族，兩者都是圍繞著政治認同而使得不同族群有不同的位置。現在我們來解釋臺灣社會已經出現的「五等族群階級制」：

第一階級是閩南族群：這個族群是「統治族群」，本來有古典的閩南文化，卻長期被政客利用來「拉幫結派」與「打擊異己」，自身因去中國化浪潮帶來的嚴重影響，正面臨族群意識被淘空的危機，其族群文化的深刻面沒有被闡發。

第二階級是新住民族群：這個族群被政客視作「樣版族群」，尤其是特別彰顯來自越南、印尼與菲律賓的外籍配偶，提供相關母語教學給其孩子學習，課本更會訴說孩子陪著母親回鄉探親，藉此凸顯「我們不屬於中華文化」。

第三階級是原住民族群：這個族群同樣是「樣版族群」，常被政客利用來擴大聲稱「我們都是南島語族」，現在民進黨政府更擴大經費支持，展開建構臺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規劃研究，藉此同樣對外展示出「我們不屬於中華文化」。

第四階級是客家族群：這個族群是「硬頸族群」，儘管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卻長期不支持民進黨（尤其苗栗縣始終都是鐵板一塊），但該政黨常會拔擢客家人擔任統治階層中的副手位置，藉此彰顯「族群平等」。

第五階級是外省族群：這個族群是「邊緣族群」，長期被人惡意攻擊，任何外省人只有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纔有人生出路，甚至要比閩南族群更激烈主張「臺灣獨立」並攻擊對岸，纔能獲得翻身的機會，加入到統治階層的隊伍中。

按照這個「五等族群階級制」，外省族群多數人普遍已經是「低級外省人」，如果要成為鶴立雞群的「高級外省人」，只有依附統治族群否則別無他法。但解嚴後逐漸發展成這種扭曲且異化的社會現象，這對臺灣族群和解共生絕對不利。元朝依靠族群階級化來鞏固蒙古人的族群利益，但元朝卻只有九十八年的國祚，蒙古人就不得不退回蒙古，中華民國要長治久安，絕對不可能任由閩南族群打壓外省族群來完成。根據西元二００一年人口普查，俄羅斯人佔烏克蘭人口的一成七，當佔比七成八的烏克蘭人多數因不再承認自己是斯拉夫民族，打壓境內的俄羅斯人卻帶來烏俄戰爭，我們更要有膽識主張「臺灣絕對不能變成烏克蘭」。

因此，愛臺灣，就要打破這種族群階級化的壓迫現象。族群議題從來都是政治議題，絕對不可能靠著聲稱臺灣各族群已經長期通婚，就不會有「族群壓迫」的事實，外省族群正靠著「滅絕自身」來取得閩南族群的認同，這種「異化的臺灣認同」從來不是「健康的臺灣認同」。「健康的臺灣認同」需要尊重每個族群都有合法生活於臺灣的空間，怎麼能把長期辱罵某一族群「滾回中國去」視作理所當然？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其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籲請外省族群承認我們已經是「低級外省人」的現實，開始凝聚自身的族群意識，攜手展開族群復振工作，並對外訴求制訂《族群平等法》，正式確立我們族群在法律層面的位階。

各位同胞，承認現實並不可恥，最可恥莫過於任人宰制，知道現實卻拒絕奮鬥。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當時，1896年6月，剛好這位長州藩要角獲得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但尚未就任，就發生了洋人指認為過分的殺戮。日人文獻曾如此承認──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就是著名的、引起西方媒體抗議、驚動天皇的「雲林大屠殺」的素描之一。

前途看好的桂太郎如何肯面對這個沉重的、與己無關的責任？當時，原本長州藩首腦伊藤博文帶領了內務省的衛生顧問後藤，伴隨桂來台就任，沒幾天就返回東京，很快就另行任命在這次征台戰役中確有相當戰爭責任的長州藩師團司令官乃木希典為我島總督。

此情況，乃有日人史書中所承認的──
「乃木總督、曾根民政局長傾向於將台灣住民趕出，結果還是採取了鼓勵台灣住民繼續留下的政策。1897年3月19日總督府向轄下官廳發出內訓……」

不過，第一任總督樺山時代留下的問題，哪裡是一個內訓或者詔書就能改變的；
「樺山時代的人事課長木下新三郎感嘆說，當時來台灣的大多是在日本國內不得志的人或失意的人。總督底下沒有很能幹的人。鹿兒島人尤其囂張，只要是鹿兒島人，不管是否人才，皆予以錄用，故他感覺很無奈和痛苦。」

我台著名文化人林呈祿曾如是描述其家族在1896年農曆二月的遭遇──
「日軍包圍進剿桃園拔仔林一帶，大肆屠殺，放火焚燒民房，當時除了婦女小孩之外，凡是男人壯丁無一得能倖免，不但先父林振威和16歲的二兄也在這次的屠殺中被日人所殺死，我們的住家也被他們放火燒掉。……」

而一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里。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最近有两則境外的新聞，雖然不直接與台灣有關，仍引起很多人關切：
香港的两家獨立書店遭國安處搜查，5人因涉嫌販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遭拘捕偵訊，此刻已獲釋但可能被起訴。
川普總統在演說中指控，中國非法獲取2.2億份美國選民的檔案，及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意指他因此落選）。

不論川普的指控是否真實存在，這兩事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上頗相似，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1. 書籍在書店販售、資訊在網路上傳播，當然都是言論的發表和散佈。
2. 两家獨立書店看來有販售主旨為反共反中的書籍，顯然意圖影響讀者，使讀者傾向反共反中；照川普的指控，中國運用網路散佈資訊，意圖影響和改變選民的投票傾向；兩者都企圖改變讀者的行為，何其相似？
3. 新聞披露，两家獨立書店所販售疑似觸法的書籍，如《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多是在台灣出版；川普所指控的運用網路影響選舉是來自中國；兩者都來自境外。
4. 兩者都被認為，境外勢力的行動意圖損害本國的安全。

上述的類比獨缺一項，言論是否真實無誤？
一般而言，不實的誹謗有罪，真實的言論則無罪。但言論是否真實有時不易判斷，而且可能有些人認為真實，有些人認為不實，要由誰來判定？一般是由司法機關來判定，但有些人不信任司法機關，於是主張，言論不論是否真實都應無罪，即所謂100%的言論自由。若如此，書店販售書籍、運用網路散佈假資訊（譬如藉以影響選舉），政府公權力都不應該管。這樣很可能造成假資訊滿天飛，真是好事嗎？

言論自由是複雜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卻被一些人想得太簡單單純，可能導致國家陷入困境。以美國為例，美國本來屬於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經歷250年的移民和自由主義實踐，逐漸的大幅接受多元文化及DEI、LGBTQ等思想，因此動搖基督教文化原來的主導地位，造成近年保守派（共和黨）與進步派（民主黨）的嚴重對立。文化決定價值觀，是極難妥協的。

言論自由屬於基本人權，沒有國家會反對言論自由，但每個國家或地區有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對言論自由加以少許特定的限制，以避免其與主要的文化和國情有衝突，應該是合理也必要的。基於此理，香港的言論自由就需要考慮「去殖民化」，因此有《香港國安法》讓國安處查辦两家獨立書店。（參見《黎智英重判，香港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

國家安全讓言論自由變得更複雜。世界各國多以意識形態相對抗，既要正當化及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也要削弱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影響，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份。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若太寬鬆，則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就可能大軍壓境；若太限縮，則可能自損競爭力並招致民怨。所以言論自由應該到什麼程度屬於各國的政治決策，沒有一定的規範標準，須視國情而定，並需考慮，國際媒體仍大多被西方國家所掌控，使西方的意識形態仍有很大優勢。

我曾有個官司，從地院初審，打到高院更七審，歷經了14年，好像整個人的生活，就是在跑法院，那時的我，人疲馬乏，極為無助，對生命悲觀極了。
整個人生，完全翻轉，覺得像掉在谷底，絕望失意，但還是要咬著牙走下去，畢竟人生只有一回，未來路還很長，怎能不堅持？

遇到各種不同的法官，有的疾言厲色，也有的溫和委婉，有的問案時，鉅細靡遺，也有的言詞粗鄙，令人瞠目。
有的法官，端坐庭上，一語不發，閉目養神，彷彿神遊太虛，讓人摸不著頭腦，也有的法官，磨刀霍霍，摩拳擦掌，如臨大敵的，形形色色，讓我大開了眼界。

而在審訊的過程，有的法官，刻意選擇性的忽略，也有的法官，不查證據，只憑想當然爾，便宜行事，在法官的眼中，我們只是群待宰的羔羊吧？生殺取捨，皆由他說了算，如此的審判，真能公正嗎？

更有趣的是，有次審案的法官，居然遇到舊時的同學，往日情懷，歷歷在目，如今，一個高高在上，一個淪為階下之囚，令我啼笑皆非，無限感慨。
多年以後，同學會上，再次相逢，陶然一笑，他說沒幫上忙，我說讓你為難了，同學情誼不變，只是有些遺憾，這不就是人生嗎？

所以，我不相信台灣的法官，我也不相信，台灣的司法，整個審判，就像一場猜謎大會，誰也猜不出結果，任憑法官主觀的判斷和當時的心情。

現在的司法，更是複雜，除了法官個人的偏見，又加上了政治的立場，更是無法有客觀公正的判決，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司法，真是個笑話，還能有什麼期待？

民政局長水野遵對於台灣統治，當時曾提出放逐殺戮、強制同化與放任三案，請樺山定奪；總督竟不裁決。

當時的實況是，總督府的武官都主張殺戮放逐，文官中僅有一、二成反對；而民間由於日本內地人口過多，有移民的需要，因而，其著名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就主張放逐我島民，成為無人島，希望能將日人三、五十萬移民來台。
這就是當時樺山總督沒有裁決而私下運行的統治方案。

試想，當年兩岸航行並不安全，傳說移民來台者，十人中只有一人真能平安抵達我島，而內山又有會出草馘首的原住民。

據我島民回憶，初起時，日軍是──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則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

在台洋人Aminaff觀察台灣局勢而於1895年7月15日發出的信中，所提出的重大疑問：正可以與前及總督拒簽民政局長呈文相聯繫──
「是時何以日人未將其意圖，直接簡明用文告宣佈，實令人費解？」

而印證當時一位順民林玉銓氏為日軍諜報，在1895年6月30日前後，他對日軍的報告裡卻有令我們後人終於恍然大悟的痛心資料。所謂：
「……銓所經的各莊百姓無不叫苦連天。連日心存求降，……銓見此景，乃命連山〈人名〉至各莊，請出其人，令其諭其莊人歸順。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銓與連山同往各莊宣撫土民，以免各莊百姓掀起擾亂。……日本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切盼據此函，將此情況轉達上憲大人，請旋即發下告示，託師團司令部寄送中港。銓將持往各村莊加以貼告，以安土民，並阻止逃亡與擾亂。銓見眾多百姓均不堪其苦，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

另，關於台北城的慘狀，則有如此的紀錄──
「如16日，竟在大稻埕亦炮聲歷歷可聞，入夜，余下淡水河之際，自甲板上竟可指認南方延燒村落之火焰。……一般良民亦無疑將受災累……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邇來放火於全邑，凡欲逃亡至新竹、臺北者，勿論男女老幼，皆予格殺一節，殆可置信。」
「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此言一出，竟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
「臺北以南的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六萬人口無家可歸。……25日，……鬥爭、暴行、殺戮以及搶劫，仍屬日常之事。……臺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以上即是當年樺山總督在我島上的概要。

二○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國際間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可能在數周或數月內便會結束。當時許多人預測，憑藉俄羅斯龐大的軍事力量，烏克蘭恐怕難以長期抵抗；也有人認為，只要西方國家持續提供軍事援助，俄羅斯終究無法承受經濟制裁與外交孤立。然而，四年多過去了，戰爭仍然沒有結束，而且其規模與影響力早已遠遠超越了兩國之間的衝突。

今天的俄烏戰爭，不只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武裝衝突，也已經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的時間，逐漸成為近八十餘年來歐洲最漫長的一場高強度戰爭。它所考驗的，不只是雙方軍隊的戰鬥能力，而是兩個國家、甚至兩個不同國際體系的綜合承受能力。戰場上的勝負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往往不是某一場戰役，而是哪一方能夠把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工業、財政與社會體系維持得更久。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是一場典型的「耐力競賽」。

戰爭初期，俄羅斯希望利用快速突擊與裝甲部隊，在短時間內迫使烏克蘭政府屈服。然而，這項構想很快便因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隨後，俄軍逐步調整戰略，將重點放在東部戰線，以火炮、航空與步兵逐步推進，試圖透過持續消耗烏克蘭軍隊的人力與裝備，最終取得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逐漸放棄全面反攻、迅速收復失土的構想，而是利用西方提供的大量無人機、遠程飛彈、情報支援與電子作戰能力，將戰場延伸至俄羅斯本土。近兩年來，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軍火庫、機場、鐵路樞紐、能源設施乃至於軍事工業區，都反覆遭到無人機與飛彈襲擊。烏克蘭非常清楚，以自身有限的人力與資源，難以在正面戰場完全擊敗俄軍，因此只能不斷提高俄羅斯繼續作戰的成本，希望迫使俄方逐漸失去持續戰爭的能力與意志。

這也使得今天的俄烏戰爭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局面。
俄羅斯希望透過地面戰場逐步蠶食烏克蘭；烏克蘭則希望透過科技與遠程打擊，逐步削弱俄羅斯後方的經濟命脈。雙方都沒有能力迅速擊倒對方，只能依靠時間，等待對方先支撐不住。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誰能打贏某一場戰役，而是誰能撐到最後。

這種戰爭型態，不禁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同樣陷入長期消耗戰。無論德國、法國、英國或俄羅斯，都曾經認為只要再堅持幾個月，對方就會率先崩潰。然而，最後真正首先倒下的，卻是沙皇俄國。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在長期戰爭、經濟崩潰、糧食短缺與社會動盪的交互作用下，最終爆發革命，結束了延續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段歷史至今仍提醒世人：戰爭不只是前線軍隊之間的較量，更是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

今天的俄羅斯，當然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的沙皇帝國。
它仍然擁有龐大的能源資源、完整的軍工體系，也透過與中國、印度、中東等國家的經貿往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制裁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長期戰爭仍然帶來巨大負擔。大量軍費支出、勞動力流失、能源設施反覆遭受攻擊，以及持續受到金融與科技制裁，都使俄羅斯不得不把越來越多資源投入戰爭。

同樣地，烏克蘭的情況也並不輕鬆。
若沒有歐盟、英國、美國以及其他盟友持續提供武器、資金、情報與訓練支援，烏克蘭恐怕很難維持目前的防衛能力。這也表示，今天的戰爭已經不能簡單理解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而是整個西方安全體系與俄羅斯之間的一場長期博弈。
也正因如此，我始終認為，把這場戰爭理解為「斯拉夫民族內戰」已經不足夠。
它更像是一場關於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競爭。

俄羅斯希望重新建立自己的安全緩衝區，並要求周邊國家承認其勢力範圍；西方則希望維持冷戰結束後逐步建立的歐洲安全架構，不接受以武力改變國界。雙方真正競爭的，不只是幾座城市、幾條戰線，而是未來歐洲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國際規則之上。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也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樣貌。
大量低成本無人機，開始對傳統高價值武器形成巨大威脅；人工智慧協助目標辨識、衛星即時情報、電子作戰、網路攻擊，以及精準飛彈，都已經成為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那種依靠大量坦克與裝甲部隊快速突破的戰爭模式，正在被新的科技逐步改寫。

這並不是說傳統陸軍已經失去價值，而是說未來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再單純依靠某一種兵種取得勝利。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涵蓋軍工生產、人工智慧、能源安全、資訊科技、外交聯盟與經濟體系的全面競爭。
因此，俄烏戰爭真正展現出的，其實是一場文明組織能力的較量。
今天我們常說，一場戰爭決定了一個時代。但真正決定時代的，往往不是某位將軍，也不是某一場會戰，而是戰爭背後整個文明是否具有持續應對危機的能力。

歷史上，許多強大的帝國都不是敗在某一次戰役，而是敗在長期消耗之下，逐漸失去維持制度運作的能力。軍隊需要武器，武器需要工廠，工廠需要能源，能源需要交通，交通需要財政，財政則需要一個仍然相信未來的社會。這是一條完整的文明鏈條，只要其中任何一環斷裂，再強大的軍隊也可能逐漸失去戰鬥能力。

因此，我始終認為，今天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哪一方又奪下了幾個村莊，也不是哪一座油庫遭到襲擊，而是哪一方的整個國家體系開始出現不可逆轉的疲態。
這也是為什麼，我並不喜歡用「誰一定會贏」來評論這場戰爭。
因為目前看來，雙方都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承受能力，也都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俄羅斯沒有快速取勝，烏克蘭也未能收復全部失土，戰爭逐漸進入一種漫長而殘酷的消耗階段。

然而，這場戰爭真正留下的歷史意義，恐怕還不是領土的變化，而是它重新定義了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
它告訴世人，全球化並沒有消除戰爭；科技並沒有終結戰爭；人工智慧與無人機也沒有讓戰爭變得輕鬆。相反地，它們只是讓戰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也讓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或許多年以後，歷史學家回顧這場戰爭時，不會只記得哪一年攻下了哪一座城市，而是把它視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重要轉折點。它將深刻影響歐洲未來的安全架構，也將影響各國如何理解科技、軍事、外交與文明之間的關係。

戰爭終究有一天會結束，但它留下來的問題，恐怕還將影響下一個世代。對所有希望和平的人而言，我們真正期待的，不是哪一方徹底毀滅另一方，而是當戰火終於熄滅之後，歐洲能否重新建立一套足以避免下一場大戰的安全秩序。因為真正值得文明追求的，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讓和平能夠比戰爭維持得更久。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義號召下，決議「團結禦侮 一致對外」。抗日戰爭進入中期以後雙方漸生閒隙時而發生武力衝突。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兩黨分別在各地爭搶地盤，大規模衝突隱約可見。

1945年8月，蔣委員長力邀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談和平協議，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居間為證。為保障毛澤東人身安全，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毛主席等人一同搭飛機自延安前往重慶。毛主席穿戴周恩來為他挑選的英式禮帽（國父經常使用），舉止略顯「鄉土」（毛平日喜與農民接近）。因為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神情顯得有些緊張，赫爾利親切問毛搭飛機的感覺，毛回答說：「我還是覺得腳踏實地比較好」。毛澤東等人在重慶停留約43天，當年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共有7個大要，但實質上並沒有解決雙方的基本矛盾。那只是個意向書，把具體的問題留給日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雖然簽訂了和平意向書，但雙方均積極佈署武裝力量，內戰已在許多地區爆發。主要戰場包括：長江下游江蘇省中部以北至徐州以南地區、山西省東南部、美國協助將華南國軍以空運方式載往東北及華北，共軍自華北、江蘇、山東輸送兵力進入東北。

民國34年12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卸任軍職，總統杜魯門指派他以總統特使身分來華調停。他在35年1月初分別向蔣、毛出具備忘錄，要求雙方停火止戰。歷經半年時間，調停澈底失敗，國共雙方大打出手。國軍在武力、裝備方面佔全面優勢。蔣委員長預期在短時間內澈底消滅共黨，共軍則以運動戰、游擊戰方式避實擊虛迎戰國軍。調停期間，民國35年5月至7月馬歇爾曾8次親往江西盧山面見蔣委員長，但終以條件未合，國共談判破裂，馬歇爾悵然離去。

35年下半年國軍發動全面進攻，當時共軍主要大本營為：陝北延安、山東臨沂、河北張家口、東北哈爾賓。國軍在這些區域均佈署重兵分進合擊期望殲滅共軍。民國37年以前國軍採取戰略攻勢，共軍則為戰略守勢。

馬歇爾調停失敗，國軍開啓全面大戰。首先選擇目標就是共黨盤據已達10餘年的陜西延安。該地區自抗日戰爭前即已成為共黨的精神堡壘，也是共黨號召民眾、凝聚民心及培訓黨、政、軍菁英幹部的搖籃。國軍決心剷除共黨的窩底，調派大軍責由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統一指揮。兩路大軍，整編第1軍、整編29軍，分別駐紮於伊川及洛川。整編軍於抗日戰爭時間相當於集團軍，兩位軍長董釗、劉勘，連同總指揮胡宗南均為黃埔一期生，其陣容可以想見一般，總兵力達23萬人。共黨防禦由彭德懷擔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

國軍自當年3月13日起向北方展開鉗形攻勢，目標除了攻佔延安外尚包括肅清陝西境內所有的共軍。當時延安共軍雖然無實力抵擋國軍，但表現得從容與鎮定，因為胡宗南的近身機要秘書即為周恩來安排的地下黨員熊向暉。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胡宗南選擇他擔任機要秘書多年，國軍的舉動他很徹底的通報延安，使毛、周得以展開周密的佈署。

熊向暉為一有抱負的青年，見到當時國家社會的混亂與不公，選擇加入共黨，中共建政以後他曾經出任中共駐日大使。他與一些其他地下黨員的事蹟大陸近年來有許多報導，大陸民眾自電影、電視劇瞭解這些地下黨員對共產政權建立的貢獻。

國軍戰事進展順利，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以保存實力。共軍許多戰士力主與延安共存亡，因為延安是他們的精神堡壘。毛澤東極力安撫，他說：「地失人存，人在地還在；人亡地在，人失地也失。」經過勸說，共軍同意撤守。

毛澤東撤守，他說：「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其佈署大致如下：

中央黨部一分為二，由朱德、劉少奇兩位常委率領同志東渡黃河，前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建立黨中央。陝北由彭德淮、習仲勳（習近平父親）組織防禦部隊保衛黨中央。毛、周及另位政治局常委任弼時分別以化名遊走於陝北的山間。毛澤東暫不東渡黃河其實是他的策略，他率領所屬大打游擊戰，以3萬兵力誘使國軍調派主力部隊約23萬人入陝，使關內中原地區無多餘兵力進剿共軍。陝北地區多為山間小路，國軍雖擁有許多重兵器，但很難在那裡發揮作用。

36年3月25日國軍順利進入延安，共軍僅留下少許老弱殘疾者充當俘擄。毛澤東在他的辦公桌上留有字條「胡宗南來到延安，既上不去也下不來，嗚呼哀哉！」（近期美國伊朗戰爭，美國陷入泥淖，其景況使我想起國軍攻打延安的往事。）毛澤東撤離延安，國軍銜尾追擊，始終未能補捉到主力，晚間在山區，雙方可遠觀對方的營火。毛澤東得意之餘寫打油詩「大路通天，一人一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

毛在撤離延安時要求彭德懷在1個月內消滅國軍1個團以提振共軍信心。彭德懷1星期後便在距延安僅20公里的青化砭小鎮殲滅國軍整編旅，俘虜旅長李紀雲及士兵4700人，其後陸續在蟠龍鎮、羊馬河殲滅俘擄國軍近萬人，共軍稱其為陝北三捷。

國軍胡宗南焦慮萬分，多次要求增兵，可是敗仗接連發生。民國37年2月中旬共軍以「圍點打援」之計包圍伊川，誘使國軍主力整編29軍自洛川來援，共軍在位於洛川、伊川的山間設下埋伏，國軍落入圈套。37年2月28日軍長劉勘率部進入小鎮「瓦子街」，大軍遭到埋伏在四周山地的共軍猛烈的攻擊。國軍受重創無法突圍，旅長李達、周由之戰亡，師長嚴明、軍長劉堪自戕殉國，寫下國共內戰國軍最悲慘的一頁。

劉堪，黃埔1期生，抗日作戰英勇有功，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沒想到犧牲於內戰，共軍元帥彭德懷也為之扼腕。政府遷台以後，陸軍官校於鳳山復校，學校有一教學樓命名為「劉堪」樓，以為後期學生的榜樣。

「瓦子街」戰役後，國軍節節敗退，民國37年4月27日共軍收復延安。自民國36年3月18日共軍撤離，僅大約1年多後共軍重新回到聖都。這1年多來毛澤東在陝北打游擊，為躲避國軍追擊，四處流竄，行程總計約有1000公里。途經延安、延川、清澗、子長、綏徳、靖邊、米脂、安塞、吳堡…等12個縣城，停留過38個村莊。停留時間最短的僅數小時，最長者為4個月。其中超過1個月的村莊為王家灣、小河村、楊家溝，現今當地都建有紀念舘緬懷過往的革命歲月。

36年12月毛澤東率黨中央來到米脂縣楊家溝村。歷經8個月流離，在陝北找到一個比較安定舒適的環境。當地窑洞主人是北大畢業生，熱情接待中共，騰出許多窑洞由中共隨行人員使用。由於戰爭情勢逐漸好轉，毛澤東停留在當地，擘劃新的一年如何發展。37年3月西北戰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3月初「瓦子街」戰役，國軍西北剿總主力整編29軍被殲滅，共軍估即將收復延安。當年毛澤東誓言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即將實現。

中共另一黨中央，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坐鎮於河北省平山縣。3月中旬中共中央決議將兩者合而為一，黨中央設址於西柏坡，毛澤東前往主持大局。37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來到陝北吳堡縣黃河邊登上預先準備好的大木船划過黃河，在對岸山西臨縣渡口下船，繼續東行，來到五台山時因山區大雪，毛、周等人在寺廟住宿3晚。離開時，寺廟住持為其卜卦，卦有言，毛將在1年後完成建國大業。5月3日毛、周等人抵達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會合。

西柏坡是一個約有80個住家的村落，處於華北平原與太平山的交會處。在西柏坡毛策劃與國軍展開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共軍大獲全勝。民國38年3月共軍進入北平（當時北平尚未易名為北京）。

全國統一在即，共黨中央由西柏坡前進到北平西郊的香山「香清別墅」籌建新政府（按 國父逝世後在移靈南京前，曾暫厝於香山碧雲寺）。38年共黨中央入駐北京中南海，38年10月1日毛澤東於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俯瞰延安城，市中心古城樓，當年國軍由此進入延安

民國36年11月毛澤東打游擊，一行來到陜北榆林的「楊家溝」

民國37年7月初毛澤東一行來到河北山間的西柏坡，策劃攸關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

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嗎？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再跟自己和解，然後用別人的錢賠給自己嗎？

聽起來像法學院考卷上的刁鑽假設，卻是這週真實在美國上演的劇本。七月十三日，南佛羅里達州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凱瑟琳・威廉斯（Kathleen Williams）裁定，川普總統與國稅局（IRS）之間的一紙和解自始無效，理由乾脆俐落——這根本不是一場官司，而是一齣「自我交易」（self-dealing）。

一、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故事要從一樁洩密案說起。川普第一任總統任內，國稅局一名約聘人員，把川普的報稅資料洩漏給《紐約時報》與 ProPublica。該員後來因洩密罪被判五年徒刑並定讞。

今年一月，川普與兩個兒子以此為由，向國稅局提起訴訟，主張自己有權獲得一百億美元的「國家賠償」。

弔詭的是在今年五月，他又主動撤回了自己的告訴。然後國稅局對他撤告的「回報」，是一筆約十七億美元的基金，冠上「反武器化基金」（Anti-Weaponization Fund）的名目，說是要補償那些被前朝政府「政治追殺」的人。而更關鍵的，是這紙和解同時給了川普本人、家族與企業一張近乎「永久免查稅」的免死金牌。

這筆基金一亮相，立刻被兩黨人士齊聲罵為「小金庫」（slush fund）。外界普遍懷疑，錢最後會流向白宮的政治盟友，包括當年川普敗選國會暴動的參與者。

二、法官看穿了什麼

真正踩下煞車的，是三十五位卸任聯邦法官連署，請求法院重啟此案。威廉斯法官於是深入審查，下了嚴厲的批評判決：從頭到尾，原告與被告之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對立，不但沒有所謂的「案件或爭議」，更沒有「誰會勝訴」這種問題。

道理很簡單，本案的被告是財政部及其轄下的國稅局，兩者都是行政部門的一環，最終都聽命於行政首長，也就是川普本人。當原告與被告實質上是同一人時，這場訴訟便失去了「真實對立性」。法院不是被用來解決真爭議，而是被拿去替一樁協議蓋上一枚「合法」的橡皮圖章。更別說這個和解，是把納稅人的錢挪給總統與其追隨者們。

而全案最精彩、也最諷刺的一擊在這裡：威廉斯法官用來證明「川普控制國稅局」的依據，竟是不久前一樁對川普有利的最高法院判決。這個判決擴張了總統對各行政機關的控制權。沒想到，川普親手在最高法院贏來的權力，反過來成了他「自我交易」的鐵證。他越是能證明自己能擴權號令行政部門，就越是坐實了這個和解是左手給右手錢。

三、附帶的火

裁定的殺傷力不只針對和解本身，法官認定相關律師「惡意」行事、為「不正當目的」提告，並將川普的代理律師布里托（Alejandro Brito）移送佛羅里達州律師公會懲戒，另一名律師則被限制一年內不得在該法院承接案件。

法官甚至把裁定書分別寄往紐約州與華府的律師公會。因為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Todd Blanche）、副司法部長伍德沃德（Stanley Woodward）分別是這兩地律師公會的會員。時間點格外微妙：兩天之後，布蘭奇就要為了正式出任司法部長，前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接受提名聽證。

四、這件事的重量

川普政府替這筆錢取名「反武器化」，一個宣稱要終結「司法武器化」的方案，做法卻是把司法程序本身武器化，拿法院當漂白工具。而買單的，是每一個誠實繳稅的美國人。威廉斯法官的裁定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擋下了十七億美元，而在於它守住了一條線：訴訟必須有真正的兩造，法院不是當權者的公證處。

當然，這終究只是地方法院層級的裁定，行政部門幾乎必定上訴，戰場甚至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川普陣營指控「這是歐巴馬任命的法官」，試圖把一則憲法問題矮化成黨派恩怨。

川普最後是否會終審翻盤還不得而知，但是司法要讓人尊重，就要不畏懼當權者濫權而能守住底線。至少在這個國家，還有法官不願當橡皮圖章。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將近四年半，以色列占領加薩並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至今不止，美、以、伊在波斯灣地區已斷斷續續互相空襲四個多月，結果是，不僅這些當事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軍費備戰及加強軍事演習，好像未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這樣的軍備競賽勢必改變世局，不僅軍事，也涵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各方面。

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嗎？很難說，戰爭的爆發是最難預料的。軍備競賽表示有備戰的需要，既已備戰，就可能敢於開戰迎戰，否則軍費不是白花了；另一方面，戰爭耗費巨大又難結束，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都是眼前的實例，應能使各國慎戰。無論如何，即使不爆發新的戰爭，已有的戰爭和戰和僵局看來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將持續造成世界的動盪。

俄烏戰爭近來有點逆轉，主要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入俄羅斯境內，攻擊其能源生產設施，造成俄國不小的損失。無人機攻擊讓双方都不好過，對俄國最大的衝擊大約在人心，造成俄國人民的不安。這時歐洲各國增加軍費備戰，恐怕使俄國人民更相信美歐準備侵略俄國（北約東擴已經使俄人有這種認知），而更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若有必要，俄國甚至可能使用戰術核武以扭轉戰局。若如此，美歐也不敢以核武回敬，似乎只能對俄國加強經濟制裁而已。反之，大家應該會適可而止以避免核戰爭。

各國都增加軍費備戰，當然是因為進行中的俄烏和波斯灣戰爭，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其盟國的逼迫。這要跟川普對各國提高關稅及逼迫盟國投資美國一起看，他認為，盟國受美國保護而節省軍費，並享受對美國貿易出超，是占美國的便宜，因此決意改變這狀態。川普的作法對美國有短期的利益，因為盟國在短期內會增加向美國軍購，長期則將自行生產武器彈葯；盟國被迫的投資短期能增加美國的就業，長期能否持續獲利則未可知（被迫的投資跟一般投資不同）。盟國在高關稅、高軍費和對美國投資的夾擊下，經濟難免受損，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也難免受損。

簡單說，川普是只管追求美國的利益，不惜犧牲其盟國的利益。這些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等，其經濟本來就不大好，未來恐怕更要走下坡了。川普似乎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盟國都走下坡，美國何能獨善其身？這些盟國本來都幫助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現在這圍堵已經愈來愈鬆弛失效了。

世界動盪，最強大的美、中都無力主導世局，各國於是都增加軍費備戰，形成軍備競賽。川普對伊朗窮兵黷武，又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襯托出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若能善用其和平形象和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看來有望在軍備競賽和中美競爭中逐漸勝出，因為發展軍備的基礎在於製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