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

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94年前的今天，遼寧省撫順煤礦附近的平頂山村，村民們還不知道，再過不到24小時，他們將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1932年9月16日，農曆八月十六日，中秋節剛過。
在撫順煤礦附近的平頂山村，數以千計的男女老幼，被日軍包圍、集中，隨後遭到機槍掃射。
倖存者逃離之後，日軍又將屍體集中焚燒，炸塌山崖掩埋遺骸，並放火燒毀村莊。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平頂山慘案」的事件。

它不是一次戰場上的交火，而是發生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控制東北的過程中，針對普通平民所進行的一場報復性集體屠殺。
至於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這場慘案，至今仍存在不同統計。中國方面長期以「3,000餘人」描述遇難規模，部分資料則記為約3,000人或3,271人。
但無論採用哪一個數字，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
「這些人絕大多數不是戰場上的士兵，而是婦女、兒童、老人與普通村民。」

一、平頂山之前：撫順煤礦與日本的東北擴張

撫順煤田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依據《樸茨茅斯和約》取得俄國在南滿的部分權益，隨後逐步控制撫順煤礦。
1907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後，撫順煤礦也由滿鐵接管。
隨著煤炭產量不斷增加，撫順逐漸成為日本在東北重要的能源基地。

然而，煤礦的擴張並沒有同步帶來良好的勞動條件。
中國礦工長期處在艱苦而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礦難與勞工傷亡屢見不鮮。
因此，撫順並不只是日本經濟勢力向東北深入的一個據點，也是日本殖民統治與中國民眾矛盾高度集中的地方。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
第二天，日本關東軍即攻占撫順。
從這一天開始，撫順也正式進入日本軍事占領之下。

二、九一八之後：抗日武裝開始反擊

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各地陸續出現抗日義勇軍與地方抗日武裝。
1932年3月，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成立。
但「滿洲國」的成立，並沒有讓東北的抵抗停止。
相反地，撫順一帶的抗日活動逐漸活躍。

1932年9月15日，也就是中秋節當晚，遼寧民眾自衛軍中的「大刀隊」襲擊撫順煤礦以及楊柏堡採炭所。
抗日武裝燒毀部分日軍及煤礦設施，造成日方數人死傷。
這次襲擊，成為隔日平頂山屠殺的直接背景。
日軍認為抗日武裝可能曾經經過平頂山村，而且村民沒有向日軍通報。
於是，在「通匪」的指控之下，平頂山村成為日軍報復的目標。

三、1932年9月16日：平頂山村被包圍

9月16日清晨，日軍守備隊、憲兵等武裝力量包圍平頂山村。
村民並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麼。
日軍以集合、照相等名義，將村民集中驅趕到平頂山山崖下的空地。
男女老幼全部被集中在一起。
母親抱著孩子。
有人扶著長者。
也有人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被要求集合。
當村民聚集完畢之後，等待他們的不是照相。
而是機槍。
日軍架設機槍，向密集的人群開火。
手無寸鐵的村民根本沒有逃生的空間。
有人當場倒下。
有人受傷。
有人試圖逃跑。
而對於倒在地上的人，日軍又以刺刀等方式補上致命一擊。
這不是戰鬥。
因為被集中起來的人根本沒有武器，也沒有還擊的能力。
這是一場針對平民的屠殺。

四、殺戮之後：連屍體也不放過

屠殺並沒有隨著槍聲停止。
日軍將大量屍體集中到山崖下，並對遺體進行焚燒。
倖存者的證詞以及戰後調查資料，都留下了關於焚屍的記錄。
其中最令人不忍直視的，是部分重傷者當下可能仍然活著。
有人在逃離現場之後，從遠處看到平頂山方向燃起大火。
而那場火，燒的不只是房屋。
還有死者的遺體。
甚至可能還有尚未死亡的傷者。
隨後，日軍又炸塌山崖，使大量遺骸被土石掩埋，並設置鐵絲網等障礙物封鎖現場。
同時，平頂山村的房屋也被大火燒毀。
一個原本存在的村莊，就這樣被徹底摧毀。
殺人、焚屍、滅村、掩埋。
這不只是要殺死村民。
更是企圖讓這場屠殺從歷史上「消失」。

五、平頂山之外：栗家溝、千金堡與新賓

平頂山並不是這一波報復行動唯一涉及的地方。
9月16日下午，日軍又對平頂山附近的栗家溝、千金堡等村落進行掃蕩。
部分村民遭到殺害，房屋則被焚毀。
相關史料對死亡人數與村落範圍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因此具體數字仍有差異。
但可以確認的是，日軍對附近村落採取了大規模報復性行動。

此外，部分戰後調查、地方記錄及倖存者相關敘述，也記載日軍曾在新賓周邊村落進行掃蕩、放火與屠殺。
有些資料甚至記載了萬人坑以及示眾屍首等情形。
不過，關於新賓地區具體涉及哪些村落、死亡人數，以及部分細節，現有史料存在較大的差異。

因此，這些事件雖然值得記錄，卻不宜把所有細節與平頂山村的屠殺放在完全相同的史實確定程度上。
但有一件事情卻是相同的：
「九一八之後，東北普通百姓所面對的，不只是軍隊之間的戰爭，也包括日本在軍事占領下針對地方民眾的報復、掃蕩與強制控制。」

為了切斷抗日武裝與地方居民之間的聯繫，日軍後來更推動將居民集中到所謂「集團部落」。
原本的村莊、土地與房屋被重新控制。
居民則被迫離開原有的生活環境。
對許多東北農民而言，這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生存災難。

六、戰後：真正的指揮者沒有站上法庭

1945年日本戰敗。
平頂山慘案並沒有因此被遺忘。
1946年，國民政府在瀋陽組建東北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開始調查平頂山慘案。
其中一個重要人物，是當時參與事件的日軍軍官川上精一。
中國方面曾要求盟軍總司令部協助追查。
1946年6月12日，警方準備逮捕隱居於宮城縣荒濱漁村的川上精一時，他以回家辭行為由取得短暫機會，隨後服毒自殺。
另一名與事件有關的重要軍官井上清一，也沒有站上中國的軍事法庭。

換句話說：
「被指認為直接參與策劃、指揮屠殺的部分日軍軍官，最終並沒有站上瀋陽軍事法庭接受審判。」
反而是在撫順留下的相關人員中，包括煤礦與地方行政、警務系統人士，成為戰後司法追究的對象。
1947年，相關人員陸續被起訴。
1948年1月，瀋陽軍事法庭判處其中7人死刑，另外4人因與案件關係不足等原因獲判無罪。
4月19日，7名被判死刑者被執行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後來曾有一種說法，認為這些非軍人主要是因為慘案發生後，處理屍體不當而遭到重判。
但從瀋陽軍事法庭的判決內容來看，法庭並非只認定他們有「毀屍滅跡」的責任，而是認定事件本身具有有計畫的屠殺性質。
這也成為平頂山事件戰後審判史中，一個至今仍存在爭議的問題。

七、被炸塌的山崖，終究沒有埋住真相

日軍曾經試圖用炸塌山崖、焚燒屍體、燒毀村莊的方法，讓平頂山從地圖與記憶中消失。
但他們沒有成功。
1970年，當地重新發掘出大量遇難者遺骨與遺物。
那些被土石掩埋數十年的骨骸，再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後來，當地建立平頂山殉難同胞遺骨館與紀念館。
館內保存並展示了於1970至1972年間在現場挖掘出土的800餘具罹難者遺骸，以及當時遺留的遺物（如衣物、嬰兒長命鎖、子彈殼等），為二戰期間日軍暴行留下最直接的鐵證。
一座曾經被徹底燒毀的村莊，最後反而成為一段無法被抹去的歷史證據。
在「平頂山慘案遺址紀念館」中，保存著一顆被大火燒成黑炭的半圓形月餅。
這塊燒焦如墨的半塊月餅，以一種墨染般的凝重，記錄下當年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成為日軍侵華暴行的有力控訴。

八、倖存者等了數十年，只為一個「承認」

平頂山事件並沒有隨著1948年的死刑判決結束。
1990年代以後，部分倖存者及遇難者家屬開始在日本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與賠償。
日本法院在相關訴訟中並非完全否定平頂山屠殺的存在。
相反地，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屠殺事實有所認定。
但最終，倖存者仍然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2006年，日本最高法院維持敗訴結果。
於是，一個極其諷刺的歷史現象就此留下：
屠殺的事實，可以被法院認定。
但受害者，卻未因此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九、歷史最殘酷的地方，不只是死亡

今天再回頭看平頂山慘案，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也許並不只是那一天死了多少人。
因為戰爭中，死亡數字很容易變成冷冰冰的統計。
3,000人。
2,800人。
1,000人。
400人。
數字看久了，人會麻木。
但如果把這些數字拆開來看，那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統計。
那是一個個名字。
一個個家庭。
一段段原本可以繼續下去的人生。
有人本來應該繼續種田。
有人本來應該長大。
有人本來應該結婚、生子。
有人本來應該慢慢變老。
可是1932年9月16日，他們的人生被停在了那一天。

更令人難以忘記的是：
日軍不只殺了人。
還試圖把屍體燒掉，把村莊燒掉，把證據埋掉。
彷彿只要把山崖炸塌，歷史就可以一起被埋進土裡。
但歷史不是這樣消失的。
山可以被炸塌。
村莊可以被燒掉。
屍骨可以被埋藏數十年。
可是記憶不會。

平頂山今天之所以仍然存在，不只是因為那裡有一座紀念館。
而是因為那些被殺害的人，終究沒有從歷史中消失。
他們留下的，不只是遺骨。
也是一個問題：
「當一個政權可以把平民的死亡稱為「報復」，把屠殺稱為「掃蕩」，再把屍體埋進山崖之下時，人類究竟需要多少年，才能真正學會尊重一個普通人的生命？」

1932年9月16日距離今天，已經九十多年。
我們記住平頂山，不是為了讓仇恨延續九十多年。
而是因為——
一個社會如果連自己曾經失去過什麼都不願意記得，那麼有一天，它也可能忘記——
生命究竟有多麼珍貴。

「蘇俄國際共產有派俄國飛行員到武漢支援對日本戰爭？
是美國陳納德將軍帶領美國飛行員支援中華民國的空軍對抗日本！」

其實會有這種史盲我真的不意外耶？在國民黨與民進黨聯手幾十年持續灌輸的反共洗腦教育下，很多台灣人真的都是這樣認為的。可是這樣真的對嗎？

武漢空戰與蘇聯志願隊的參與並肩作戰：
在1938年（尤其是2月至5月的武漢保衛戰期間），中國空軍與蘇聯志願航空隊緊密配合，駕駛I-15與I-16戰鬥機在武漢上空多次迎擊日本海軍及陸軍航空隊。

著名戰役（如四二九空戰）：1938年4月29日（適逢日本天皇誕辰「天長節」），日軍出動大批轟炸機與戰鬥機撲向武漢。中蘇飛行員聯合升空攔截，擊落大量日機，中國空軍少尉陳懷民也在該場空戰中壯烈殉國。蘇聯志願隊的中隊長列夫·舒斯特爾（Lev Shustel）亦於當天英勇陣亡。

重大貢獻：蘇聯飛行員在武漢、南昌等地組成核心空中力量，除了直接參與防空截擊與對地支援外，也協助訓練中國空軍飛行員，對當時中國的抗戰空防發揮了關鍵作用。

至於你說的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飛虎隊（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正式成立於1941年（民國30年）8月1日，並於同年12月20日在中國昆明附近首次迎戰日軍，正式展開對中國的空中支援與對日作戰。該部隊後於1942年7月4日解散，由正規的美軍後續單位接替。

所以武漢空戰的天空戰場裡，並沒有飛虎隊的身影。
自己不懂、或是不知道的事情，在你還沒有進行查證之前，最好先不要這麼言之鑿鑿又理直氣壯，不然丟臉的可能會是你自己。

如果翻開中國古代疆域圖，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玩味：今天越南北部的紅河平原，從秦漢之際開始便與中國發生密切關係，漢武帝平定南越之後，更長期被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體系，從漢代一直到唐末，前後將近一千年。中國歷史上許多後來成為核心疆域的地方，被中央王朝直接統治的時間甚至沒有這麼長。可是到了五代十國，中原陷入分裂，紅河平原卻逐漸脫離中國。938年吳權在白藤江擊敗南漢軍隊，此後越南北部便基本維持獨立，除了明成祖時一度重新設置交趾行政區之外，中原王朝再也沒有能夠長期恢復直接統治。

這就產生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受到中原王朝統治將近一千年的紅河平原，最後沒有像廣東、廣西一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反而發展出一個獨立的越南國家？

這個問題不能只用民族意識來解釋。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本來就是很晚才形成的。十世紀的紅河平原居民不可能擁有今天意義上的「越南民族主義」。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地理、人口、國家能力、文明傳播以及地方政治力量，在漫長歷史中如何共同作用。

首先必須注意中國文明向南擴張的速度。秦漢帝國雖然很早便把嶺南乃至交趾納入版圖，但是「納入行政版圖」與「成為帝國核心區域」，其實是兩回事。中國經濟與人口重心真正大規模南移，是一個延續數百年的過程。六朝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南下，唐宋時期江南快速開發，到了南宋，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才真正完成。長江下游逐漸成為帝國最重要的財賦來源，但是越過南嶺之後的廣東、廣西，在很長時間裡仍然具有濃厚的邊疆色彩。

北宋時期的蘇軾被貶到惠州，當時士大夫仍將嶺南視為遙遠而充滿瘴癘的地方；再往南走，越過今日中越邊境的山地，才是紅河流域。換句話說，中原王朝雖然很早便在交趾設置郡縣，但中國人口、經濟與文化重心向南推進的速度，並沒有快到足以將紅河平原完全轉化成帝國核心區。

其次，是紅河平原本身的特殊條件。紅河三角洲並不是一片零散而缺乏人口基礎的邊疆，長期的河流沖積形成肥沃平原，提供穩定的水稻農業環境，也使這裡能夠支持相當規模的人口與政治組織。現代地質與歷史研究都指出，紅河三角洲是一個長期演化、持續向海推進的沖積平原；它既具有農業生產能力，也形成相對集中的人口與交通核心。這意味著，一旦中央王朝的控制力量減弱，紅河平原並不一定會重新退回成許多彼此分散的小型部落，而具有形成獨立政權的物質條件。

唐朝末年，這個機會終於出現。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中央力量逐漸衰退，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到了九世紀，南詔甚至一度攻占交州。雖然唐朝後來重新取得控制，但是中央王朝對這片遙遠南疆的統治已經受到嚴重破壞。到了五代十國，中原自身四分五裂，更不可能投入龐大資源維持紅河平原。於是，地方豪族開始掌握真正的政治與軍事力量。938年，吳權在白藤江擊敗南漢軍隊，通常被視為越南長期獨立的真正起點。此後丁部領建立大瞿越，越南開始形成自己的君主、朝廷、軍隊與行政體系。等到北宋重新統一中國時，它所面對的已經不再是一個等待中央重新派遣官員接收的交州，而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獨立國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差」。

中國文明向南傳播了，但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卻在最關鍵的時刻中斷；等到中原重新統一時，地方國家已經成熟。更有意思的是，中國文明的傳播並沒有阻止越南獨立，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越南國家的形成。這看起來似乎矛盾，其實並不難理解。長期接受中原王朝的統治，使紅河平原的地方菁英熟悉漢字、官僚制度、律令思想、儒家政治倫理、以及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他們知道朝廷如何運作，也知道如何徵稅、組織軍隊與建立行政制度。

可是，學會中國式國家治理，並不等於一定要接受中原王朝統治。它也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國家應該如何運作，為什麼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於是，中華文明反而成為越南建立自身政治制度的重要資源。後來的越南王朝使用漢字、尊崇儒學、設置科舉、建立中央官僚體系；對中國皇帝可以稱臣納貢，但是在自己的政治世界裡，越南君主同樣可以稱帝、建元，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政治秩序的中心。因此，文化上的「中國化」與政治上的「中國化」，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朝鮮、日本與越南都曾大量吸收中華文明，但並沒有因此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文明可以跨越國界，甚至幫助另一個國家建立更加成熟的制度。

第三個因素，則是不能低估的地理與氣候。從中原、江南乃至嶺南進入紅河平原，都必須面對漫長交通線以及複雜山地。今日廣西南部與越南北部之間仍然遍布山脈與河谷，在古代交通條件下，軍隊、糧食、官員與行政資源要長期輸送到交趾，成本極其驚人。更麻煩的是濕熱氣候與疾病。古代中國文獻經常把嶺南與交趾描述為「瘴癘之地」。這種描述固然包含中原士人的文化偏見，但背後也有實際環境因素。對來自北方的軍隊而言，熱帶、亞熱帶疾病造成的非戰鬥損失，往往比戰場本身更加可怕。宋、元、明歷次對越南用兵，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甚至幾百年後，擁有現代醫療、航空運輸與後勤能力的法國與美國軍隊，在印度支那作戰時仍然深受炎熱、疾病與複雜地形困擾。

科技可以降低自然環境的限制，卻很難完全消除它。因此，中原王朝面對越南始終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打進去是一回事，能不能長期統治又是另一回事。明成祖時期最能說明這一點。明軍曾經擊敗胡朝，重新將交趾納入直接統治。當時的明帝國正值國力強盛，軍事能力遠非衰弱王朝可比。然而二十餘年後，面對黎利領導的長期抵抗以及龐大的軍事、行政成本，明朝最終仍然選擇撤出。

從帝國治理的角度來看，原因其實十分現實：如果一個地方直接統治的成本，遠遠高於它所能提供的財政與戰略收益，那麼維持名義上的宗藩關係，往往比設省治理更加划算。這也牽涉中國歷代王朝的戰略重心。對中原王朝而言，真正足以造成亡國危機的敵人，長期來看主要來自北方與西北。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都曾經直接威脅中原核心地區，甚至建立新的王朝。相比之下，只要越南願意維持朝貢與冊封關係，它的獨立通常並不會威脅中原王朝的生存。如果北方傳來蒙古南下的軍報，而同時南方只是交趾不願完全服從，皇帝應該把最精銳的軍隊派往哪裡，其實並不難選擇。

因此，越南的獨立不是某一場戰爭突然造成的，而是漫長歷史累積的結果。地理距離提高帝國統治成本；紅河平原提供獨立國家的經濟與人口基礎；唐末五代的政治崩潰創造了歷史窗口；而近千年的中華文明影響，又恰恰培養了足以建立成熟國家的地方政治菁英。於是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悖論：中國統治紅河平原將近一千年，最後沒有把它永遠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近千年的統治，卻深刻參與了越南國家的形成。

然而，問題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如果我們把地圖稍微向北移動，就會發現另一個更加值得追問的問題。同樣位於嶺南，同樣曾經居住著大量非漢族群，同樣在秦漢以前屬於廣義的「百越」世界，為什麼廣西最後留在中國，而紅河平原卻成為越南？這個對照，或許才真正能讓我們理解古代中國疆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歷史上如果要找一位最著名的「暴君」，秦始皇恐怕永遠名列前茅。後世談到秦朝，經常想到焚書坑儒、嚴刑峻法、修築長城、興建阿房宮與驪山陵墓，以及數十萬乃至更多百姓被迫服役的沉重負擔。秦始皇死後不過數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群雄響應，曾經橫掃六國、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迅速崩潰。

到了漢代，秦朝更成為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反面教材。賈誼《過秦論》那句「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幾乎替秦朝的滅亡下了最後判決：秦靠武力取得天下，卻不知道取得天下之後政治條件已經不同，仍以嚴刑暴政統治人民，因此二世而亡。這套解釋流傳兩千多年，當然有相當充分的歷史依據。

但是，如果稍微放下後世「暴君」的標籤，重新觀察秦始皇本人，卻會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秦始皇的統治確實嚴酷，但他本人是不是一個嗜殺、猜忌、刻薄寡恩的皇帝？答案恐怕未必。至少與中國歷史上一些真正動輒誅殺大臣、清洗功臣的開國君主相比，秦始皇對身邊的重要臣僚，反而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信任與容忍。

李斯原本只是楚國上蔡的一名小吏，入秦後逐漸受到重用，最後成為秦帝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秦始皇長期信任李斯，兩家甚至結為婚姻。李斯也深度參與郡縣制度、文字統一以及帝國中央集權的建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信。秦滅楚之前，年輕的李信意氣風發，認為二十萬大軍便足以消滅楚國。秦始皇採納他的意見，結果李信遭到楚軍重創，秦軍損失慘重。對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而言，這種軍事失敗完全可以成為將領喪命的理由。但是秦始皇並沒有殺掉李信。他承認自己判斷錯誤，重新請出老將王翦，動員六十萬大軍攻楚；李信日後仍然繼續參與秦軍的征戰。光是這件事情，就很難把秦始皇簡單描述成一個不能接受失敗、稍有過失便殺人的暴君。

王翦的情況更加值得注意。王翦手握秦國最龐大的軍隊，滅趙、破燕、亡楚，功勞之高，在傳統君主政治中幾乎已經達到「功高震主」的危險程度。但是王翦最終能夠功成身退，家族繼續受到重用。蒙恬、蒙毅兄弟同樣長期受到秦始皇信任，蒙氏家族成為帝國核心軍政集團的重要成員。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並沒有立即展開對開國功臣的大規模清洗。這一點，至少比後世許多開國君主更有氣度。因此，如果我們把「暴君」理解成一位生性殘忍、以殺戮臣下為樂、對功臣高度猜忌的皇帝，秦始皇其實並不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的真正問題，可能出在另一個地方。秦始皇是一個具有驚人意志力的統治者。正是這種意志力，使秦國能夠在十餘年間連續消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結束數百年的戰國分裂，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大帝國。天下統一以後，他又迅速推動郡縣制度，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與車軌，修築馳道，整合各國原有制度，北擊匈奴，南征百越，開拓帝國疆域。單獨來看，其中許多事情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問題恰恰在於：他想把所有事情一起做完。這可能是秦始皇最致命的性格缺陷。歷史上的許多強勢獨裁者都有一個相似問題——他們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太不相信時間。因為權力高度集中，政策可以迅速推行；因為統治者深信自己的方向正確，便很容易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緊迫感：既然這件事情是對的，為什麼不能現在完成？既然帝國需要道路，就立即修築道路；既然北方存在匈奴威脅，就立即出兵；既然南方百越尚未臣服，就繼續征服；既然帝國制度需要統一，那便立即推動全國性的制度改造；既然皇帝陵寢與宮殿代表帝國威嚴，也要同時動員大量人力興建。每一件事情分開來看，也許都有理由。但是當所有事情在十幾年內同時進行，人民所面對的就是另一種現實。

秦始皇忘記了一件事情：帝國剛剛結束了一場持續數百年的戰爭。戰國後期，各國長期動員數十萬大軍互相征伐。長平之戰、邯鄲之戰、秦滅六國的最後戰爭，都意味著巨大的人口與物資損失。普通百姓真正渴望的，很可能不是另一輪宏大的帝國建設，而只是休養生息。

尤其對原來六國的百姓而言，秦朝並不是他們已經習慣效忠的王朝。一個趙人、一個楚人、一個齊人，不會因為秦始皇宣布天下統一，第二天便突然產生對秦帝國的認同。他們原來有自己的國家、貴族、制度與歷史記憶。項羽出身楚國貴族，張良則來自韓國世代為相之家。對這些六國舊貴族而言，秦的統一不是國家統一的完成，而是自己的祖國遭到消滅。普通百姓未必像貴族一樣具有強烈的亡國意識，但他們同樣需要時間適應新的統治。

秦始皇真正需要做的，也許不是繼續高速動員，而是讓天下慢慢習慣「秦」的存在。降低徭役、減輕刑法、恢復生產、吸納六國地方菁英，甚至給原六國人民一些實際恩惠，讓一代人逐漸接受新的帝國秩序。如果這個過程能夠維持二十年、三十年，秦帝國的命運或許完全不同。但是秦始皇沒有給天下這個時間。他也沒有給自己時間。

從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統一，到公元前二一○年去世，秦始皇真正治理統一帝國的時間只有十一年。十一年裡，他卻試圖完成一個正常情況下可能需要兩三代統治者逐步完成的工程。這也是為什麼賈誼那句「攻守之勢異也」如此值得反覆思考。

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恰恰是因為它擁有戰國時代最有效率的國家動員體系。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把農業、軍功、戶籍、刑法與中央權力緊密結合。國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抽取人口、糧食與軍事資源，用於對外戰爭。在列國競爭的環境下，這套體制非常有效。問題是，最適合打天下的制度，未必最適合治天下。戰爭時代要求服從、效率與動員；和平時代卻需要妥協、寬容與休養。 秦始皇完成了軍事上的統一，卻沒有充分完成政治心理上的轉型。他仍然按照征服六國時的節奏治理天下。這或許才是秦亡真正深刻的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最大的問題，不一定是殘忍，而是缺乏節制。他太急， 急著統一制度，急著建立帝國秩序，急著征服新的土地，急著興建象徵帝國力量的大型工程，甚至急著追求長生，希望自己的生命也能夠超越自然限制。這是一個極其強大的統治者常見的悲劇：因為他已經完成太多別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慢慢相信，只要擁有足夠的權力與意志，所有事情都可以立刻完成。可是國家不是工程，人民也不是可以無限制調動的資源。一條道路可以要求十萬人修築，一座城牆可以要求數十萬人施工，但是一個經歷長期戰亂的社會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復，卻不是皇帝下一道詔書便能決定的。秦始皇沒有等到這個恢復完成，秦帝國也沒有。

他死後，原來依靠皇帝個人威望維持的政治平衡迅速崩潰。趙高與李斯改立胡亥，蒙恬、蒙毅被迫自殺；原本受到秦始皇信任的政治與軍事菁英反而在二世時期迅速瓦解。不久之後，陳勝、吳廣起兵。六國舊貴族與地方勢力重新出現。那個看似牢不可破的帝國，很快土崩瓦解。

這裡也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問題：為什麼秦始皇的名聲後來如此糟糕？ 答案除了秦政本身確實嚴酷之外，還有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秦朝亡得太快。一個王朝如果延續兩百年，它總會有時間替自己的開國君主建立一套完整的歷史敘事。後代皇帝可以替祖先修飾錯誤，史官可以強調他的雄才大略，人民也會逐漸忘記建國初期的痛苦。秦朝卻沒有這個機會。秦始皇死後三年，天下大亂；又過幾年，秦朝滅亡。於是，解釋秦朝為什麼滅亡的權力，落到了它的繼承者手中。

而漢朝最需要建立的政治敘事，就是：秦為什麼失去天下？答案自然不能是秦的統一錯了，因為漢朝自己也要維持統一帝國。不能說郡縣制度錯了，因為漢朝最後同樣大量使用郡縣。也不能說中央集權錯了，因為漢帝國同樣需要強大的中央政府。於是最合理的答案就是：秦的制度未必完全錯，但秦失去了仁義。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政治解釋。漢朝因此可以一方面否定秦的暴政，一方面繼承秦所建立的大部分帝國制度。政治上反秦，制度上承秦。「漢承秦制」，正是中國帝國歷史最耐人尋味的現象之一。

秦始皇因此成為一位十分特殊的歷史人物。他失敗了，秦帝國只存在短短十餘年。但是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郡縣體系、中央集權以及大一統政治框架，卻深刻影響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換句話說：他的王朝失敗了，他建立的國家模式卻成功了。因此，秦始皇或許可以被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失敗的勝利者」。他贏得了天下，卻沒有學會如何讓天下接受自己的勝利。他完成了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卻沒有給社會足夠時間消化這場統一。他建立了延續兩千年的帝國框架，自己的王朝卻成為這套制度第一個犧牲者。

所以今天重新評價秦始皇，既沒有必要替他洗去暴政的責任，也不必把他永遠固定成一個嗜血殘忍的暴君。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秦始皇，也許是一個意志強大、極具行政能力、能夠信任人才，也擁有驚人歷史雄心的帝王。

他的問題正在於，這些優點走得太遠。他相信國家可以改造天下。他相信權力可以壓縮時間。他相信自己可以在有限生命中，把一個新的世界全部建造完成。結果，他完成了許多後世延續千年的制度，卻耗盡了自己王朝最寶貴的政治資源。那就是人民的承受能力。賈誼所說的「攻守之勢異也」，真正值得後世統治者記住的，也許正是這個道理：打下一個天下，可以依靠力量；讓天下願意長久留下來，卻必須懂得節制。

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1959年靖國神社低調的將1,000多位B（乙）、C（丙）級戰犯的名字給迎入了神社內合祀。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A（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交給當時的靖國神社宮司筑波藤磨（1905～1978），但筑波並沒有把他們迎入神社內祭祀，即使受到國內右派的強大壓力，但他始終堅持A（甲）級戰犯是「戰爭的責任者」，所以反對把他們給迎祀進靖國神社內。

其實早在前一年（1965年）7月，筑波藤磨就自己提案給靖國神社的「總代會」（類似於董事會）並獲得同意，在拜殿左側建造了一間名為「鎮靈社」的小建築，用來祭祀幕末嘉永六年（1853年）以來因反幕戰爭死亡但沒有被迎入祭祀的孤獨亡靈，例如西南戰爭中的反政府戰死者。

筑波藤磨，原名藤磨王，其遠祖可追朔至日本南北朝時期（1336～1392）北朝第三代天皇崇光天皇的皇子榮仁親王（1351～1416），為日本南北朝時代兩大皇統之一持明院統的嫡流。或許是因為自小身體虛弱、也或許是不喜歡打打殺殺的軍事活動，因此筑波藤磨沒有跟隨當時的軍國主義風潮成為一個職業軍人，而是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師從著名日本史學家黑板勝美（Kuroita Katsumi，1874～1946）學習歷史。因為是日本皇族的關係，筑波在1925年就被推選為貴族院（上議院）議員。但淡泊名利的筑波，在1928年7月向天皇請求脫離皇籍，之後被賜姓「筑波」，被封為侯爵。而早在他大學畢業之初，筑波藤磨就自費在自己位於東京代代木的家裡成立了「筑波歷史研究室」，每年都出版史學文獻目錄《國史學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筑波藤磨從1946年1月25日開始一直到1978年3月過世為止，擔任靖國神社的宮司長達32年。

筑波藤磨過世後，新任靖國神社宮司的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為二戰日本海軍少校退伍）就在同年10月17日趁著舉行秋祭的機會，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把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偷偷寫入靖國神社的【靈璽簿】內，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搖身一變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政治舞台。軍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對於所謂的「東京審判史觀」是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即使是A（甲）級戰犯，獲死刑的戰犯和戰亡者並沒有什麼差別。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右翼分子藉著迎入這些甲級戰犯來否定戰後的「東京大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極東國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及日本應負之戰爭責任。

為避免引起亞洲鄰國的反感與抗議，此後昭和天皇便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明仁天皇於1989年繼位之後也未入社參拜。而在二戰結束後的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曾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

還有多少人記得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於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中華民國南京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

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澎湖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當時使用的日本投降書為中日文各一份，整個儀式歷時15分鐘。

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70萬中華民國國軍軍隊投入淞滬會戰之中，中華民國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中華民國陸軍為補充戰損，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階將領以身殉國。淞滬會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爭取到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中華民國陸軍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200人還能夠戰鬥。74軍57師余程萬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孫立人的中華民國陸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數萬人。

在武漢上空，曾經爆發持續時間僅次於「大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中華民國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爆破包20萬個。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這一場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除了國民革命軍以重兵集團正面作戰，還加上敵後游擊戰、情報戰，全國軍民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中華民國陸軍陣亡官兵1,319,958人，負傷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合計為3,211,419人，陣亡官兵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中華民國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我知道對岸的同胞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期間於正面作戰所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心存感激與敬佩。因為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已經逐漸淡忘，甚至不承認這一段史實。

謹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中國人致敬！

歷史研究中有一類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某個關鍵節點發生不同結果，後面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以前曾有人問我：假如1940年以前，國民政府在日軍持續打擊下崩潰，重慶淪陷，蔣介石遭到暗殺，或者他本人判斷抗戰已無法繼續，最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那麼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贏得中國戰爭？

如果只從傳統軍事史角度回答，答案似乎很簡單：當然是日本取得重大勝利。 但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擊敗一個政府、消滅一支正規軍，與征服一個國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即使在1940年前成功迫使國民政府退出戰爭，這場巨大的勝利很可能非但無法解決日本帝國的戰略困境，反而可能使軍部更加相信武力，從而更快走向一場日本根本無力承受的太平洋戰爭。

首先必須承認，國民政府如果在1940年前退出抗戰，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將非常巨大。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大量兵力。除了野戰師團之外，日本還必須投入獨立混成旅團、守備部隊、憲兵、鐵路警備部隊，以及龐大的後勤與航空力量。假如重慶政權瓦解，日本不再需要準備武漢會戰那種大規模戰役，即使仍然必須留下大量部隊維持占領，也很可能逐漸釋放數個精銳野戰師團。更重要的是，原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大批陸軍航空兵、炮兵以及其他技術部隊，也可以轉往其他方向。到了1940年前後，這會是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

如果日本選擇南進，這些部隊可以投入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如果日本選擇北進，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也會增加。因此，國民政府如果提前崩潰，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短期軍事力量，很可能比真實歷史中的日本更強。這一點不能低估，然而，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打垮國民政府，不等於征服中國。日本即使迫使重慶投降，真正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時中國仍存在大量具有相當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地方勢力。四川、雲南、廣西、西北各有不同的地方軍政集團。他們之所以接受重慶中央領導，本來就是長期政治整合與妥協的結果。一旦中央政府崩潰，這些地方力量並沒有必然跟著投降的理由，這便會讓日本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日本要求所有地方軍隊解除武裝，就必須派遣更多日軍深入中國內陸，繼續進行漫長的軍事征服；如果接受地方勢力繼續存在，則只能形成一個名義統一、實際高度分裂的中國。

最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控制沿海重要城市、長江航線、華北主要交通線與重要工礦區，其他廣大地區則透過親日政權、地方軍閥以及各種代理勢力間接控制。日本人或許當時會覺得地圖看起來非常漂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可是把地圖放大，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景象。城市是日本控制的，鐵路沿線也是日本控制的；但距離鐵路數十公里以外的農村與山區，究竟聽誰的命令，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另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1940年前後，中共已經在華北、華中建立相當廣泛的敵後組織與游擊戰網絡。如果國民政府繼續抗戰，中共只是中國抗戰力量的一部分；但如果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立刻會得到一項極其巨大的政治資產：「國民政府投降了，而我們仍然繼續抗日。」這會使中共有機會更加集中地掌握民族抗戰的政治正當性。日本接下來面對的，也就不再是傳統的正規戰爭，而是漫長的治安戰、游擊戰、情報戰與政治戰。

日軍可以占領一座城市，卻不可能在每一個村莊駐軍；可以守住鐵路車站，卻無法保證幾十公里外的鐵路不被破壞；可以建立親日地方政府，卻很難確定那些地方官員晚上是不是正在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絡。這與後來蘇聯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但其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問題：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可能擊敗國民政府，卻因此必須親自承擔治理一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民族意識已經被全面戰爭激發起來的龐大中國。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帝國根本消化不了的戰利品。更危險的是，勝利可能使日本更加瘋狂。

那麼，日本有沒有可能在打垮國民政府以後見好就收，花十年時間消化中國？從純粹理性的國家戰略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如果回到1930年代日本真正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文化，我認為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危險的正回饋機制。

關東軍擴大事態，成功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國際社會雖然譴責，日本卻沒有遭到足以迫使其退出滿洲的軍事反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再度擴大戰爭。上海打下來了。南京也打下來了。徐州、武漢接著失守。每一次軍事勝利，都在強化日本軍部的一種信念：武力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如果連重慶都在1940年前垮台，日本軍部得到的政治教訓恐怕不會是：「中國太大，我們應該停止擴張。」他們更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軍部的路線果然正確，只要日本堅持到底，再強大的敵人最後也會屈服。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勝利無法解決日本最致命的問題：資源。日本即使擊敗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它最根本的戰略困境，那就是資源。滿洲可以提供煤、鐵、大豆與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中國占領區也可以提供糧食、礦產與市場，但是日本現代戰爭機器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鋁土礦等戰略資源，仍然嚴重依賴海外。

而此時日本往南看，看到的是一桌令人難以抗拒的盛宴。荷屬東印度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和錫。法屬印度支那具有重要的糧食、資源與戰略位置。更重要的是，1940年的歐洲局勢似乎也正在告訴日本：機會來了。法國、荷蘭、英國，不是戰敗就是陷入苦戰。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垮台，日本軍部很容易產生一個在當時看似合理、後來卻極其致命的判斷：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崩潰，現在不取南洋，更待何時？因此，國民政府提前戰敗，未必能夠避免太平洋戰爭，甚至可能使太平洋戰爭來得更快。日本真正缺少的，不是能打仗的軍人，而是結束戰爭的戰略。

這也讓我們碰到一個比反事實歷史更加重要的問題：日本軍隊真的不會打仗嗎？當然不是。如果只看1937年至1942年的戰役紀錄，日本陸海軍的戰術能力其實相當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日本基本掌握戰場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更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南雲機動部隊甚至一度橫掃印度洋。如果只看戰報，會出現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日本似乎一直在贏。

可是戰略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一仗能不能贏」，而是：贏了以後呢？南京占領以後，中國不投降，怎麼辦？武漢占領以後，中國還是不投降，怎麼辦？東南亞占領以後，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又怎麼辦？甚至珍珠港成功以後呢？這個「然後呢」，才是真正的戰略。而日本始終沒有提出一個足以結束戰爭的答案。能開戰是力量，知道如何結束才是戰略。

《孫子兵法》早已提出「兵貴勝，不貴久」，並警告戰爭一旦拖延，就可能出現師老兵疲、銳氣受挫、國力耗竭的結果。戰爭打的是軍隊、武器、人口、資源與工業能力，但在這些條件之上，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仍是領導階層能否理解自己究竟想從戰爭得到什麼，以及國家的力量能不能支持這個目標。

日本在1930年代最大的悲劇，恰恰不是軍隊太弱，而是軍隊相當強。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使軍部產生了危險的錯覺：既然上一場可以贏，下一場也可以贏；既然武力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可以繼續用武力解決下一個問題。結果，日本為了解決一場無法結束的中國戰爭，又發動了一場更加無法承受的太平洋戰爭。最終不但中國與亞洲各國遭到巨大災難，日本自己的城市也化為焦土，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傷亡，帝國徹底瓦解，國家遭到占領。

所以，如果1940年前國民政府真的崩潰，我認為日本可能在短期內變得比真實歷史更加強大，甚至讓1941、1942年的軸心國看起來更加接近勝利。然而，日本帝國卻未必因此活得更久。恰恰相反，這場過於巨大的勝利，可能使日本軍部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更有信心走向那場最終毀滅帝國的戰爭。

這或許就是歷史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一個國家的毀滅，有時候不是從失敗開始，而是從一次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勝利開始。軍隊強大，並不等於國家安全；能夠發動戰爭，也不等於具有真正的戰略能力。所以，能開戰，是力量；能打贏，是能力；知道為什麼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以及什麼時候應該結束，才是真正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