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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