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堂：
哈哈，對岸就是一黨專政下的民主嘛，中共做到啦！

杜敏君：
不對，差別很大，中共的是民主集中制，中央的權利機關是黨的全代會。民意透過基層的黨組織，逐步向上層黨委會反映，到了中常會作成決議，再頒布下去由黨部基層黨員討論學習，然後動員民衆全力推行。
所以黨的領導不是個人專制，而是中常委的委員共治。如果未能貫徹黨的決策，仍然會受到檢討而被拉下馬來。

中共的政治體制，是具有民意基礎的，下情可以上達。若有違民意，人民可以上訪。我說的是制度如此，但是執行的是人，若是因為人的因素而有所偏差，共黨是有檢討機制的，會遭受批判，甚至在組織會議中，由被檢討者先行自我批判，如未能虛心檢討，將會被黨紀處分。

因此民主集中制是由下而上的集中起來，作成決議後貫徹下去。共產黨員是經過組織層層考驗，合格通關後，再加以組訓和思想教育，期間要研讀多少黨的理論著作，要完成多少讀後心得報告，及格後才能成為正式黨員。因此能成為共產黨的一員，本身就是一種榮譽，代表人民的意見，叫人民民主專政。

我們不瞭解共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站在台灣以個人主體意識的偏差民主觀念來看中共的政治體制，是有誤解的。
所以對年前人大決議習近平任期的延長，是恢復了帝制，認為是皇帝，完全錯誤。

習近平上任後，全力改革，並一日千里的快馬加鞭以科技為基礎，發展國防、經濟並注重民生的提升及兩岸關係的緩解，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的亞太經濟區域的共榮，並要面對美、日兩霸的蓄意挑戰，其壓力千百倍於彈丸之地的台灣，看看台灣，搞成什麼樣子，想想大陸崛起的盛況，如果半途而廢，所有建設不是前功盡棄？
所以習近平的延長任期是中共全代會公意的推進，不是習近平的戀棧權位。

而蔡英文兩年來的吃香喝辣，酬庸親密，掏空國庫民財，中飽私囊，如過街老鼠，以帶刀拒馬、鐵網高牆拒絕民意，地方選舉大敗，民調至個位數，仍執意連任。
台灣海峽兩岸誰獨裁？誰民主？能相提並論嗎？只有天淵之別可以形容。

 

共產黨已經領導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有些台灣人卻仍視共產黨為「共匪」，筆者只能感嘆：幾十年的「洗腦」真是有效啊！當年國民黨政府和媒體為了「反共」，把共產黨稱為「共匪」，雖然最近二、三十年不再這樣稱呼，不少台灣人的心中卻仍盤踞著「共匪」陰影，揮之不去。共產黨真是「匪」嗎？讓我們回顧一點歷史。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與民國初年極重要的新文化運動關係密切。維基百科：「新文化運動，由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人發起的一次『反傳統、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涵蓋了民初在北京發生的一場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運動『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知識分子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1915年，陳獨秀在其主編的《新青年》刊載文章，提倡民主與科學，批判傳統純正的中國文化，並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一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溫和派，則反對馬克思主義，支持白話文運動，主張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即為新文化運動濫觴。」

陳獨秀是與胡適齊名、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發起者，曾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類似於現在的文學院院長。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催生者，並成為初生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1921到1927年)。陳獨秀這樣的頂尖文化人怎會是「匪」？(不僅陳獨秀，毛澤東當年也是文化人。) 共產黨信仰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追求社會的普遍平等。雖然如何才是普遍平等，難有定論，更極難達成，社會主義無疑具有博愛的崇高理想，有崇高理想的共產黨怎會是「匪」？

文化人建立的共產黨怎會走向武裝革命？1923年孫中山先生實行「聯俄容共」，歡迎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協助國民黨準備北伐。1925年孫逝世後，國民黨內大致分為支持聯共的左派和反對聯共的右派，而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不斷有衝突。到1927年，當北伐軍克復上海、南京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斷然以武力「清黨」，殺害了許多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蔣從此成了國民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而共產黨從此走向武裝革命、暴力奪取政權之路。「清黨」之前，共產黨和國民黨右派不斷有衝突，誰對誰錯難有定論，但無論如何，共產黨幾乎是被「清黨」逼上「梁山」啊！

雖然共產黨幾乎是被逼上「梁山」，筆者並不站在共產黨一邊(國共的是非複雜難判)，只是指出共產黨不是「匪」，而是有理想的政治組織，就像國民黨、民進黨一樣(可惜各政黨的理想性似乎都越來越少)。國民黨把共產黨稱為「共匪」，共產黨把蔣介石稱為「蔣匪」，就像國民黨和民進黨總把對方抹得烏黑一樣，抹黑永遠是政黨對抗的基本手段。現在台灣民眾逐漸能看穿藍綠兩黨的抹黑手段，也該去除心中的「共匪」陰影，才能心平氣和、不偏不倚地面對中共和大陸啊。

最近筆者去北京旅遊，在一個台灣人的晚宴上，初次接觸到「國台辦海峽兩岸交流中心」的苗副主任。苗副主任看來四十多歲，身形微胖，似乎是典型的中級官員。他致詞時，從熱烈歡迎，說到期待兩岸合作，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卻未引起我的注意。國台辦本就是對台灣的統戰單位，他的致詞大約是千篇一律、老生長談嘛。然而當他說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很多有關兩岸的法律都是他在進入「兩岸交流中心」之前參與制定的，立刻引起我的關注。

隨後苗副主任歡迎與會的台灣人對關心的「國台辦31條惠台措施」提問，他即席回答了許多問題，都能以淺顯易懂的語言，釐清提問者的疑惑。他還簡單剖析了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法律、條例的位階關係。最後，他提到參與了廈門供水金門的籌辦會議，金門代表提出需要修改台灣方面三項法律才能實現供水，而修法非常曠日費時，當時的他以其法律專業背景，當場回應金門可以制定供水的專法，專法優先於一般法，就不需要修改舊法了，因此加速實現了廈門供水金門的善政。

苗副主任不僅有豐厚的法律學養和經驗，也很接地氣。在晚宴的後半娛興部份，他唱了一首常聽到的台灣歌，內容包括「乎乾啦」之類的。他的籍貫是哪裡，筆者不記得，但是絕不是台灣或福建，他唱台灣歌，當然是為了刻意拉近與台灣人的距離。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中級官員，假以時日，很有潛力成為棟樑之才啊！

台灣很少有像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因為擁有博士學歷者很少願意擔任常任文官。在台灣，擁有博士學歷的專業人才若對政治有興趣，一般有兩條路：其一，在正常工作之餘，參與藍或綠的政治活動，並對政黨提供支持，例如在媒體替政黨或政策背書、幫腔，等支持的政黨獲得執政權，就有可能被延攬進入中央政府的大內閣或地方政府的小內閣。其二，不論是否加入政黨，直接以高學歷的專業形象參與選舉，例如先參選地方議員，再參選立委、縣市長等，而逐漸升級。無論採取哪條路，高學歷專業人才的從政之路多缺乏紮實的施政實務經驗。

台灣很少有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顯然因為台灣區別負責決策的政務官和負責執行的常任文官。常任文官除非被選舉獲勝的執政者延攬入閣，不可能成為政務官，而永遠要聽命於政務官，因此常任文官雖算得上「鐵飯碗」，是沒有政治前途的，高學歷的專業人才自然不願屈就。

大陸不區別政務官和常任文官，官員只要表現好，都有機會升上高階決策階層，因此很多高學歷人才都願意擔任文官，循序漸進，累積施政實務經驗，終能成為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政治幹才，難怪大陸一直在快速進步。對比之下，台灣官員很少兼具學養和實務經驗，內閣閣員多有高學歷，卻缺少施政實務經驗，因此施政常荒腔走板，搞得民眾怨聲載道，內閣於是經常異動，這樣國家如何能上軌道啊？

筆者在前文《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資本主義的對決》裡指出中國大陸實行「國家資本主義」，其特色是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可說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一般人多半認為國營企業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若這個說法正確，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應該比不上西方的私有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但是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的經濟卻高速成長，讓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國營企業是利還是弊？國營企業是否一定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

一般人認為國營企業效率較低，大約有三個因素：其一，在國家的護持之下，國營企業不論賺賠，都能屹立不倒，因此缺少非力爭上游不可的危機感。其二，國營企業常有壟斷地位，缺少同業競爭，因此無法培養出競爭力。其三，國營企業的經營常受政治左右，而較忽略專業和績效。

上述國營企業效率較低的原因都不是一定成立的。國營企業並不是絕對不能倒的，若確實經營不善，就該讓它倒閉；其實倒閉的危機感並不那麼重要，國營企業只要以績效為目標，注重專業，有功則賞，有錯則罰，國營企業也能與民營企業一樣有效率。

國營企業的難處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遠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民營企業總有一群專業和經營能力都強的大股東，這些人是企業的主要擁有者，他們不會拿自己的大筆投資開玩笑，自然會把企業經營得高效率，而國家幾乎完全不需要操心；對於國營企業，國家需要監督其經營績效及選派適任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這都是專業而不容易的工作(國營企業的大股東是國家，沒有民營企業那樣的大股東，其經營完全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

國營企業的經營取決於政府選派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因此國營企業的經營頗受政治的影響。在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國營企業多半不如民營企業有效率，因為執政者選派國營企業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多半會考慮政黨利益超過經營專業，目前台灣綠營執政，選派的國營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幾乎全都親綠，就是例證。在中國大陸，沒有多黨競爭執政，執政者選派國企的董事和高階經理人時，不需考慮政黨利益，是其優勢。但是國營企業的經營極受政治是否清明的影響，若執政者貪腐、任用自己人主掌國營企業，國營企業自然也會貪腐、無效率；所幸習近平大力打擊貪腐，使國營企業的高階人事大多能用人唯才，這是大陸國營企業近年績效頗有改善的主要原因，甚至造成相當程度的「國進民退」。

國營企業與民營企業相比，不一定較沒效率，但是國家管理國營企業不如管理民營企業容易。大陸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國營企業，符合「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理想，但是讓國家不易管理，看來應該適度地縮減國營企業的數量，以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於是能專注於管理較少的國營企業，而更增進國營企業的效率。

選舉不等於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可能帶有濃厚的獨裁性質。例如德國當年的希特勒政權，他當選的是總理，後來把總統撂一邊去，成為“獨裁元首”；南非今年2月透過大選以及議會選舉產生的西里爾‧拉瑪佛沙總統，因主張暴力奪取白人農場主的土地，也是個具有法西斯性格的政權。

台式民主也是如此。以目前蔡英文政權為例，2016年蔡英文高票當選，執政黨也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出現府院同黨的完全執政局面。蔡英文總統手中握有行政院長、監察委員以及大法官的任命權，同時她身兼民進黨主席，就連最高民意機構立法院都形同她的橡皮圖章。兩年來不能不說她的施政非常獨裁，卻無任何機制可以制約她。雖然她的施政不得人心，民調支持已來到25%上下，但有誰能改變她獨裁的局面呢？人民如何監督制約她呢？至少在她任期內是沒辦法吧！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馬英九時代。他一樣高票當選，執政黨一樣佔立法院多數，一樣身兼國民黨主席，也是府院同黨完全執政的局面。當時的馬英九也不願意與立法院國民黨黨團分享權力，被稱作自我感覺良好的獨夫一個，誰能制約監督他呢？一連八年下來，人民失望透頂，一樣毫無辦法。

所不同的是，蔡英文性格硬，不斷做壞事，馬英九性格軟，幾乎不做為。但兩人的獨夫局面是相同的。

如今蔡英文政權無一優點以示人，只好成天拿著「台灣價值」說嘴，以捍衛民主自由為理由，抗拒與大陸溝通交流、和平商談，錯失台灣發展的契機。然而台灣百姓可曾想過，台灣社會發展停滯、迷失方向的歲月，不正是政客們高唱「台灣價值」、陶醉「台式民主自由」的這20年？

回想台灣自1996年完成普選式的民主制度，歷21年一事無成，政治惡鬥、民粹氾濫，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停滯，更有許多領域向下沉淪。幾天前，就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感慨台灣的制度日益遭到破壞，從前文官任用，多數還通過國家考試，現在總統一上台，居然可以搞出一堆黑機構，以及幾百個個人任命的職缺。

反觀大陸的同期發展，一言以蔽之，總體國力、人民生活都是蒸蒸日上，面對這樣巨大的差距，我們是否應該以平視的眼光，對大陸發展實驗中的「法治」、「監察」、「民主監督」以及行之有年的「民主協商」、「民主集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給予客觀的認識？或許當我們虛心審視兩岸制度之後，會忽然察覺台式「民主自由」除了在言論管制上比大陸寬鬆一些，剩餘的優點還真是乏善可陳。大陸這套帶有「民主元素的開明專制」，換句話說，就是台灣人一向看不起的「中國治理模式」，竟然優於「台式民主自由」？

近聞，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權也將被蔡英文強悍的掌握在手。一旦落實，早經摧殘僅一息尚存的「台灣價值」不就蕩然無存？念及子孫後代的命運，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美國對中國大陸發起貿易戰的一個說詞是，中國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府對其產業有強大掌控，並對許多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提供補貼，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因此美國要以懲罰性高關稅逼迫中國改變。這樣的指控有理嗎？中國有可能改變，變得與美國類似嗎？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的經貿、金融體制已經很像美國，主要差別在於中國仍有較多的國營企業。中國政府能掌控許多國營企業，進而對整個產業有強大影響力，因此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相對地，美國很少國營企業，實行的可稱為「私有資本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指控首先就違背它的一貫主張。美國一向主張它所實行的私有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私人企業有最大動機追求最大利潤，通過私人企業的彼此競爭，讓競爭力最強的企業勝出，能使產業最有效率，最有利於國計民生。根據美國的邏輯，國營企業不如私人企業有效率，中國仍保有並掌控很多國營企業，政府掌控越多，產業就越沒效率，沒效率的中國產業怎有能力造成不公平競爭？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控是，中國政府對很多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這等於說中國製造的很多產品是賠錢賣，以低於成本的價格賣給美國，而企業靠政府補貼彌補虧損。經營企業的目標是賺錢，中國會這麼笨，去補貼虧損的國營企業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改革國營企業，就是要國營企業提高效率，能獨力經營、自行獲利，中國政府怎會願意對國營企業和產業提供補貼？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例外和權宜之計，美國對中國的指控因此是言過其實、故意誇大。

美國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指控沒什麼道理，但是目前美國的經濟規模和科技水準仍稍領先中國，中國會在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而走向私有資本主義嗎？不可能。中國雖然導入資本主義，但本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國家，希望以社會主義平衡資本主義對資本家的過分偏袒，中國仍保有較多的國營企業，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徵（若企業全由資本家掌控，資本家就掌控了所有資源和國家），若背棄這點，共產黨就沒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了。

美國與中國的對決是私有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決，未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美國實行私有資本主義多年，雖然成為全球最富強的國家，但是對內解決不了貧富不均的問題，對外造成許多國際動盪，實在令人失望。另一方面，中國從遙遙落後，只花了四十年，就追近美國，讓美國如坐針氈，非發起貿易戰不可，顯示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確有其優點，雖然仍有許多待改進的地方。

中國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提供了另外一條發展道路，能取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平衡，並有望彰顯社會正義和國際公義，但願它能成功，對世界將是好事。其實國家資本主義正是孫中山先生「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實踐，孫先生確是有理想、有遠見啊。

美國 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講座教授Jason Brennan在2016年出版《Against Democracy》(台灣的中譯本《反民主：選票失能、理性失調，反思最神聖制度的狂亂與神話》在2018年8月出版)，指出人人有選舉權的美國普選民主的許多缺點，並提出改進普選民主的一些知識菁英制。此書恰發表於英國脫歐公投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民主逆流之前，使作者幾乎博得政治先知之名，不過作者顯然不是有這樣主張的唯一學者，書中綜合了與作者觀點相近的一些近年學界論述。

此書的起點是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綜合來說：「在政治問題上，少數人見聞廣博，大部份人則一無所知。還有很多人的知識根本就是負數。」「大部份民眾處理政治資訊時都有嚴重的認知偏誤，帶著強烈的政黨傾向或其他目的，而非位於不具偏見的理性狀態中。這個現象是政治心理學界最普遍的共識。」因此民主社會裡的人可以粗分為三類：占多數的「哈比人」和「政治流氓」，以及占少數的「瓦肯人」。哈比人對政治冷感且無知，希望過自己的小日子。政治流氓對政治的狂熱有如運動賽事，他們有強烈且大半既定、帶著偏見的政治觀。瓦肯人對政治有科學理性的思維，能避免偏見。

作者駁斥了許多民主支持者所主張的普選民主的優點或特性：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有益於民主，能使哈比人變成瓦肯人；實證研究卻顯示民主政治的參與和討論過程多半使哈比人變成政治流氓，造成人們在政治上彼此為敵。民主讓人民對政府行使同意權，讓政府對人民的利益負責，讓人民有更大自主性而不受他人支配，以及民主對於發展道德和正義有必要性；作者駁斥了所有這些民主賦與人民力量的說法，主張每個人所獲得的力量都小到可以忽略。部份學者提出理論認為，多數選民雖然無知、不理性、有偏見，並不妨礙民主決策的品質；作者一一駁斥了這些理論。

作者主張政治制度是工具性的，「政治制度重要的是效能與實際效益。我們該看清現實，嘗試選擇效能更好的制度」，「我們有權擁有稱職的政府」。書中列出一些改進普選民主的知識菁英制：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須有一定能力才可以投票)、複投票制(每個公民都能投一張票，某些能力更強的公民可以投一張以上選票)、選舉權彩票制(選舉前以亂數抽出數千公民接受政治知識培訓，通過能力測試者即代表所有公民投票)、知識菁英否決制(選出少數知識菁英，他們有權力投票否決民意機關通過的法律)、加權投票制(投票時進行基本政治知識測驗，所投的選票會根據投票者的政治知識程度加權)。

政治制度影響權力和利益的分配，很不容易改變，Brennan教授的主張因此不可能很快實現，不過他對普選民主的反省總是有益的。選舉民主被推廣到世界上的大部份國家，已經遭遇很多挫折，人們是應該深切反省其利弊得失，而不能盲目地人云亦云了。

中國大陸的黨政合一體制雖然未被列入Brennan教授的知識菁英制，卻頗有相似的精神。共產黨員多是被選拔出的菁英(約占全民的1/15)，他們通過共產黨的長期培訓和考核，以獲得政治知識和能力，再通過「民主集中制」和「黨內民主」的層層競爭，而逐步升遷擔任公職。黨內民主可以被視為一種選舉權門檻制，公民通過共產黨的培訓和考核，成為共產黨員，才能擁有選舉權。這樣的知識菁英制，Brennan教授應會同意，比普選民主制更有效能吧？

台灣出版Brennan教授大作的中譯本，書前由政治學教授葉浩寫了一篇長達21頁的導讀。一般的導讀多在引介、支持作者的觀點，葉教授的長篇導讀卻幾乎都在反駁作者的觀點，令人發噱 (同意導讀，就不會買書了)。筆者不同意，但無暇辯駁，葉教授的論點，只是感嘆台灣人太迷戀普選民主，看不到普選民主的缺點，難怪政治越來越敗壞。

南台灣大雨成災，淹水總算退去。水退後，高雄、台南的道路出現幾千個大小坑洞，緊急補坑鋪平後，部份坑洞卻是補了又破，甚至成為表面看不出來的陷阱，造成不少車輛陷入坑洞、機車騎士摔車受傷和車輪爆胎。西南氣流帶來超常的豪雨和淹水或許是天災，淹水之後，補不勝補、補了又破的坑洞卻顯然是道路施工偷工減料的人禍。

道路施工有一定的工法程序，施工技術並不高也不難，重點是有沒有落實、依規定執行，絕不能偷工減料。根據施工法則，道路會依車輛流量及使用程度計算出道路的級配厚度，在地面底下的級配墊好後，再鋪地面的瀝青，只是地底下的工程往往容易偷工減料，外觀根本看不出級配厚度是否合乎規定，萬一監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內神通外鬼，工程品質就會大打折扣。台灣的道路經常修修補補，施工品質一向不佳，這次高雄、台南呈現的大量大小坑洞似乎可為首惡的代表。

縣市政府掌握道路的管理維修之權，幾乎是道路施工廠商的衣食父母，道路施工廠商自然知道要拉攏縣市政府官員。等而下的廠商會就個案行賄縣市政府官員，但這是違法的，有可能東窗事發；多數等而上的廠商則會在縣市首長選舉時捐助政治獻金，等到縣市首長當選後，自然會回報以道路修繕工程。縣市政府與道路施工廠商如此親密，縣市政府的監工自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道路施工當然偷工減料了！可是這多半不違法或即使違法，而極難查辦。這次高雄、台南的大量坑洞雖然令群情激憤、聲稱究責，大約還是會查無不法、不了了之的。

這次高雄、台南大淹水及產生大量坑洞，最令人氣憤的是，許多該負責(即使沒有法律責任，至少有治理之責)的原市府官員在前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的庇蔭之下，都已先一步進入中央政府擔任高官。人事管理最需要賞罰分明，在高雄、台南治理績效不佳的市府官員竟能升職中央，賞罰如此不公，誰還要戮力從公？台灣的吏治如此敗壞，怎可能有競爭力？

高雄、台南的大淹水及道路大量坑洞，既是天災更是人禍，其根源是，選舉民主使非法的行賄與合法的政治獻金之間界限的模糊化，這是選舉民主無可避免的缺點之一。對比之下，中國大陸不搞選舉民主，因此行賄就是行賄，無法用政治獻金遮掩，而容易查辦，有其優點。長遠來看，若大陸能厲行法治，合法/非法界限清楚的大陸其清廉度很可能可以超過合法/非法界限模糊的台灣。

一般都說中國自秦始皇起就中央集權，現代的中國大陸還是中央集權嗎？首先要釐清中央集權的意思，當我們說古代中國是中央集權，意在區別於貴族、諸侯分封的制度，中國自古由中央派遣官員治理地方，官員不像貴族、諸侯能世襲、自主，因此被稱為中央集權，以此角度看，現代中國仍然是中央集權，地方的主要官員都是由中央派任。

現代已少有貴族、諸侯，中央集權的意思變得比較模糊，大家在乎的不是由官員治理地方，而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程度，現代中國的中央有高度掌控地方的施政嗎？中央集權讓人們容易以為省級和地方政府都會完全遵守中央的政策和決定，其實不然。當北京中央宣佈新政策或決定時，各省政府一般都會和中央協商政策的調整，以適應各省不同的情況，及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而各省的領導人，省級的黨委書記，具有部長級的位階，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換句話說，中國實質上有充分的地方分權，這符合中國傳統所謂的「天高皇帝遠」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省級和地方政府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力，對中央施政有利，因為可以讓各省實驗不同的經濟模式，一些省分採用完全的市場經濟，另外一些省分則較多仰賴國營企業。例如浙江溫州早在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其他地方還實行計畫經濟時，當地政府就鼓勵支持私人經濟活動，抗拒來自北京的批評，溫州如今的私人企業佔比高達75%，對比之下，東北遼寧省的國營企業則佔比75%，私人部門只佔比25%。

地方政府不只在內政上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有時甚至在對外國的關係上也與中央政府不同調，雲南省和緬甸的關係就是一例。雲南和緬甸之間已開通由雲南省政府所提出的原油和天然氣管道，雲南企業界大筆投資緬甸，並與緬甸少數民族和對抗政府的叛軍有個人、種族和經濟關係，另一方面，北京中央則希望與緬甸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緬甸政府希望北京強迫雲南停止對叛亂族群的支持，但是雲南仍相當程度我行我素、不受約束。

在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是動態的，双方隨時在拉鋸調整之中。1980年代主要實行「放權讓利」，地方政府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更大自由，1994年之後，中央政府認為地方自由太大，開始採取一些收回權力的改革，例如稅制改革把徵稅納為中央決定的政策，而非各省的規定。

國家政體的分類一般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表面上看中國屬於單一制，即中央集權制，但實際上地方卻有很大自主性，即所謂的地方分權，中國極為龐大，各地的差異也大，地方分權是必需的。中國能既中央集權又地方分權，是因為中國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中央和地方官員都屬共產黨，因而易於動態協商合作。這在多黨體制是難以做到的，中央和地方可能屬不同政黨，其關係和權限必須在憲法中明定以免爭執，就成了聯邦制。

中國屬於單一制，卻有許多聯邦制的分權特徵，顯示單一制和聯邦制的二分法是不充分、過分簡化的。有些人認為中國龐大，應該改實行聯邦制，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中國地方分權之實，而只拘泥於聯邦制之名，實在沒有必要。

支持西方民主人士聲稱，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有助於國家社會追求公平正義。轉型正義是對民主化以前，政府或有公權力者的違法和不正義行為做適當處置和善後的工作。台灣已經民主化很多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兩年多，在立法院立法成立了「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聲稱要實現轉型正義。台灣有可能實現轉型正義嗎？西方民主真能獲得轉型正義嗎？

轉型正義包含兩部份，首先，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其次，對受害者平反並予以補償及對加害者給予懲罰或至少譴責。由於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發生的時間可能距今久遠，受害人和加害人多已不存在，補償和懲罰常難以真正實現，因此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是釐清違法和不正義事件的真相，還世界一個公道。台灣能做到這點嗎？

台灣離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歷史真相還差得很遠，以重大的二二八事件為例，根據綠營的版本，二二八完全是官逼民反，死難者多達數萬人，而造成二二八的罪魁禍首是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另一方面，藍營則認為二二八起於一些日本皇民和親日者的挑撥甚至領導，當時政府只是不得已使用武力平息暴亂，死難人數不及千人，而處理二二八若有失當是當時的地方官員，與遠在南京的蔣介石無關。藍綠兩營的二二八差距如此之大，都各有許多支持者，一般人要相信誰？大家心目中的真相差距如此之大，就表示沒有獲得真相，何來轉型正義？沒有真相，政府對於二二八受害人的一些賠償措施就只是政治妥協，無助於追求公平正義。

為什麼像二二八這樣的歷史事件難有真相？二二八距今七十一年，當時的史料現在都還查考得到，即使不是非常完整，缺漏並不多，為何藍綠的說法大不同？原因很簡單，綠營為了政黨利益和打擊國民黨，刻意曲解二二八，誇大二二八的傷亡數字，把所有錯誤歸於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蔣介石。根據至今申請二二八賠償的確實案件來看，藍營的版本是比較接近真相，然而一般人不是歷史學家，不可能親自去查考成千上萬的歷史證據，只會人云亦云，於是藍綠就各說各話、各自宣傳，使一般人對二二八的認知不取決於事實真相，而取決於宣傳甚至洗腦。在政黨激烈競爭，綠營的話語權壓過藍營之下，二二八當然難有真相，何來轉型正義？

從台灣的例子看，實行西方民主能獲得轉型正義，是沒有根據的，除非國民黨泡沫化變得無足輕重，民進黨不再需要打擊國民黨，否則民進黨會繼續曲解及宣傳二二八，以獲取選票，為何不？這樣好的提款機！這不只適用於台灣，應該適用於所有向西方民主轉型的國家。除非民主化以前長期執政的政黨變得無足輕重，否則政黨政治的競爭就足以形成各說各話、歷史真相的曲解和轉型正義的落空。

轉型正義最成功的例子首推二戰之後的德國(包括東西德)，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自1933至1945年長期執政，造成二次大戰的浩劫，戰後德國能全面清理二戰時所犯的錯誤並誠心認錯，是因為盟軍在戰後實行「去納粹化」，拘捕了二十多萬納粹黨人，把納粹黨解散並宣布其為非法，納粹黨因此完全消失。若戰後納粹黨仍合法存在，以其曾有的龐大勢力，必仍有相當話語權，在政黨各說各話之下，德國恐怕難以達到充份的轉型正義。

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不同，美國並未像「去納粹化」全面清除發動戰爭的右翼勢力，此後右翼勢力就潛伏在自民黨的大傘之下，持續影響、操控日本政治，因此至今很多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日本始終無法達到全面的轉型正義。

比較德國和日本的例子，要達到轉型正義，不只要民主化，還要能全面清除過去長期執政的勢力，除非有類似二戰這樣的重創和劇變，一般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人道精神。換句話說，民主化不見得能獲得轉型正義，別高估了西方民主的好處。

中國大陸過去曾有不少政治運動和事件，造成不少可能含寃的案件，有些已經獲得平反，有些則未能平反，很多人認為大陸應走向西方民主，以獲得轉型正義，才能全面清理及平反過去的寃案。由台灣民主化的經驗和上述的分析，這樣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大陸若實行多黨政治，共產黨無疑仍會是一主要政黨，屆時為了政黨競爭，攻擊共產黨和廻護共產黨的言論必然各說各話、互不相讓，既不會有公認的真相，就難以公正地全面清理、平反寃案，這大約是西方政黨政治無可避免的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