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變成了台灣?! | 杜敏君

二蔣時代,提到中國與祖國,義正詞嚴的認為是中華民國。每到十月旗海飄揚,普天同慶,四海歸心,全球華僑如倦鳥歸巢般的飛回自由祖國,與我們分享中華民國的榮景。當大會國歌聲起,全場民眾肅立致敬,宏亮的歌聲響徹雲霄,感動的淚水含滿眼眶。

如今榮景不在,何故?是中共所逼嗎?外交友邦斷到不忍卒睹,也是中共打壓?
全球的瘟疫也是「中國」武漢病毒造成,我們不是中國人,所以與我們無關?
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的罪過!中共成了我們的替死鬼,這顆棋子還真好用啊!
為什麼二蔣時代與現在的人民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
國人有深切檢討嗎?
以色列受到周邊阿拉伯異教徒國家的包圍,處境比我們更艱危,他們不是傲然挺立嗎?

自辱然後人辱,自尊然後人尊。自己都內爭不斷,相互撻伐、殘害,自己不站起來,仰賴虎視眈眈的狼犬虎豹的保護求生存,反而與自己的骨肉同胞砲口相對,狐假虎威,怎能不亡?
自己都不承認中華民國了,反而怪大陸打壓中華民國?自己都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竟以日本為祖國,還要怪大陸同胞歧視我們,合邏輯嗎?合理嗎?

我在民國72年便為文在中華日報文化版刊出《注意正名》。
當時發現有媒體公然稱國家為「台灣」,就怕久而久之成為風氣,但是人微言輕,未起效用,今天果然約定俗成,不只積重難返,已被日殖竊國政權刻意操縱成獨立台灣國。

現在熱愛中國的大陸同胞看見祖國的台灣深入險境,能不出手嗎?如果讓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而視而不見,將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永揹歷史罵名。

經國先生為我平反 | 杜敏君

許劍虹
您敢在經國先生時代這樣說嗎?

杜敏君
您是媒體人,而且是有風骨的媒體人,受我尊敬的媒體人,所以新帳號才加您進來。
但是您這話差矣!您的想法,經國先生是不講是非的殺人劊子手嗎?或是面善心惡的假道仙嗎?
都不是。在我心中,經國先生是正義懍然的親切、自然、大方、毫不做作的鄰居伯伯。

我被文大總教官公報私仇。竟因我拒絕上部頒軍訓課本的反共八股內容,自編馬克思理論講義授課,這才能讓學生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老總竟然在我的安全資料記我黑資料,說我思想有問題。
是主任看不慣而告訴我真相,在那個戒嚴時期,是什麼後果?您應該知道。
老總竟然未經本人同意,建議軍訓處將我下調事少、錢多、離家近的專科學校。
系主任、副校長均出面慰留,仍堅持調我。

當初考教官的目的是為了教育的志向,婉謝各級長官的提拔,我堅持退役從教,長官強烈慰留,我不得不以教官為跳板,從未看重自己的名利。
因此於春節期間親至教育部申訴,未料官官相護,仍將我下調專科。
基於軍人的服從武德,我先行報到,然後每月一信,向軍訓處、教育部、國防部總政戰部申訴,這些單位均互踢皮球。軍訓處承辦主管非常困擾,不斷安撫。我不為所動,相信中華民國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我絕對不會越級報告,而是層層上報,最後只好向總統府申訴。當時是三月份,經國先生正忙著總統選舉事務,不到一個月便傳來好消息。我平反回輔大,第二學年度的軍訓課程整個重新修訂,匪黨理論批判改為認識敵人,並由輔大擔任教材編輯。編輯小組修訂內容為馬克思理論之簡介,本人並擔任課程示範。
並奉新處長之命至政戰學校大專教官班擔任課程示範講座,並至專科學校演講。

我並未被經國先生拉到馬場町吃花生米呀!
如果是蔡氏倭奴集團,就很難說了!

PS:
由個人的經歷讓大家知道一個領導者的風格。除了有他個人的人格特質,影響最深的還是教育環境。
共產黨出身的領導人物都有共同的特質:
親民、深入基層、清廉、沒有官僚、外柔內剛、具領導魅力。
國民黨教育下的領導人物的共同特質:
官僚、虛偽、勢利、貪腐、搞派系、好鬥、變形蟲、牆頭草、欺善怕惡。

先父於抗戰期間,潛伏於淪陷區。久了亦受到共黨領導特質很大的影響,從他的行誼中感受到父親受部屬敬重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沒有官僚氣息,視部屬如己出,公私分明,絕不容許貪瀆。執行公事毫不苟且,私下相處和藹可親,談吐風趣幽默,獅面佛心。
我們子女都很敬愛爸爸,在學業上他從來不給壓力,反而在他身教重於言教之下,讓我們個個都成為品學兼優的模範生,連傳三代。

內憂外患與獨裁專制 | 徐百川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民粹興起的心理學解釋 | 郭譽申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民粹政黨的得勢,都標示了近年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興起的一個顯然的原因是對全球化的抗拒。Tom Nichols出版《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 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提出另外一種根據心理學的解釋: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導致一般大眾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於是民主變成民粹(民主與民粹的關係,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人們若能中立客觀,就會很好溝通,較易實施民主。可惜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而很少能中立客觀。書中列舉三種偏誤:

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能力欠缺的人常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錯誤地認為自己比真實情況更加優秀。簡言之即:庸人容易因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脹。社會心理學家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在1999年透過對人們閱讀、駕駛、下棋、打網球等各種技能的實驗研究,首次觀測到此認知偏誤。他們將其歸咎於元認知(Metacognition)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無法認識到自身的無能,不能準確評估自身的能力。(他們的研究證實了中國俗語「滿瓶水不會響,半瓶水響叮噹」!)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們有一種傾向會去留意跟他們成見相符的資訊,接納能強化他們固有看法的事實,而忽略對他們固有看法不利或構成威脅的資訊,藉以支持自己已有的看法。當人們選擇性地收集或回憶信息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信息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看來不合理的迷信、醫療偏方、陰謀論等等能夠廣泛流傳,都因為很多人有確認偏誤。確認偏誤也使人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很難改變。

平等偏誤(Equality Bias):群體對話時,能力較差者比預期的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而能力較強者較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原因大致是大家都想保持融洽的關係,能力較差者想要獲得尊重和參與感,而能力較強者不希望因為自己怎麼說怎麼對,而導致別人對他產生疏離感。這樣的群體對話讓大家都很愉快,卻可能不利於決策的品質。

上述三種偏誤可被視為堅持己見、自以為是的「基因」。一般大眾具有這些基因,加以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使大眾有人人能力平等的錯覺;而充塞大量隨手可得資訊的現代媒體和網路,以及多在討好學生的商品化高等教育(參見《高等教育:美國竟與台灣相似地崩壞》),都使無知大眾大大地自我膨脹。所有這些於是導致,一般大眾自以為是而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也導致民主變成民粹。

選舉民主本就無法排除民粹,心理學又告訴我們民主很容易走向民粹,難怪民主制度近年是百病叢生了。

面對疫情最好謙虛點 | 盛嘉麟

前幾日,新科立委范雲主張文化部應拍攝台灣抗疫紀錄片,向世界宣達台灣抗疫的成功,同一時間也通過了171萬元的拍片標案。(中國時報)

台灣不要太早自我膨漲,能不能謙虛一點,記住2003年SARS的教訓。SARS在大陸爆發的時候,台灣從政府到民間囂張通天、幸災樂禍,除了羞辱大陸生活衛生醫療落後,叫囂SARS應該改名「中國肺炎」,並且無知的誇口,以台灣的醫療水準一定可以做到三零政策,零入境、零確診、零死亡。結果:

大陸 確診 5327 死亡 349 死亡率 6.6%
台灣 確診  346 死亡  37 死亡率 10.7%

以台灣有利簡單的小島防疫環境,死亡人數是大陸的11%,死亡率10.7%比大陸的6.6%高出4.1%,而且全島手忙腳亂,醫院、醫師及病人互相攻擊叫罵,全民恐慌。大陸面對未知病毒、複雜環境,舉國動員,醫師用命,民心一致,很快抑制了疫情,獲得WHO的好評。

目前台灣仍然是處於有利簡單的小島防疫環境,新冠肺炎就醫、隔離、監控30000多人,確診195人,死亡2人。已經造成台灣醫療資源沉重的負擔,而台灣繼續面臨歐美回來的數以萬計的留學生,昨天指揮中心陳時中宣佈放寬回家自行隔離的條件,減輕防疫醫療系統的負擔,明顯表示了醫療資源不足,防疫缺口擴大的危機,防疫作戰前途未卜。這個時候就迫不及待的,花納稅人的錢,拍攝自我膨漲吹噓的台灣抗疫紀錄片,向世界宣達,台灣對可憐的SARS的教訓如此健忘,真是悲哀。

范雲江蘇人,社會民主黨的創黨人,去年放棄了社會民主黨,投靠民進黨,換得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新官急於表現,外省人更要大義滅親的大力的反中反華,才能得到台獨民進黨的青睞。不久前范雲建議要切斷中國大陸的影音串流平台,也就是說將來大陸的微信、抖音、阿里巴巴平台、騰訊平台……在台灣都不能使用。這些完全不是台灣的問題,台灣的立法委員變成反中反華不著邊際的主力,十分可怕。

新冠疫情凸顯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優勢 | 郭譽申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起初肆虐中國大陸,現在大陸的疫情已受到控制,而歐美的疫情正進入高峰,嚴重程度明顯超過先前的大陸。大陸對抗疫情優於歐美,有些人簡單的歸因於大陸的極權體制,似乎頗為不屑。然而不論大陸是否極權,中立客觀地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對於全球抗疫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重大的疫情足以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因此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甚至有助於未來的世界文明。

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由於文化差異。歐美文化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相當程度接受了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並沒有達到歐美的程度,而仍保有較強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有益於抗疫:

其一,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大約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中國人則覺得以戴口罩的一點點束縛,換得較低的感染風險很值得。其二,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而仍有相當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對民眾有較大影響力,因此較能促使民眾接受政府的呼籲而避免群聚活動。其三,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們彼此互助比較屬於個案;但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們彼此互助則是通案,因此中國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和醫療人力,投入支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而成功抗疫。

抗疫除了要民眾同心協力,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執行大量的管制、監督、救助、供應等工作,如管制進出、監督隔離者、救助染病者、供應生活必需品等等。這大量的抗疫相關工作遠遠超出一般政府的職能,而需要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從抗疫至今的表現看,歐美的民主制度並不擅長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即使歐美有充分的支援民主的公民社會,諸如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等等。

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正是中國黨政合一制度的長處。歐美政黨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是選舉,中國政黨的主要功能則是協助政府治國。近九千萬的共產黨員平常只有少部份擔任公職,而未擔任公職者大多可以成為抗疫時的額外動員和組織力量,加上原就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維穩組織等等,因此中國能夠達成抗疫所需的軟、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而歐美雖然也聲稱要封城抗疫,卻成效有限。

歐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國大陸遲了大約兩個月,照理應該有較充分的抗疫準備,然而歐美的疫情卻比中國更嚴重。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是因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仍頗有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使民眾更能團結互助抗疫,而中國的黨政合一制度具備了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政治制度須與文化相適應,因此中國的政治不能學歐美,而歐美的政治也不能學中國,看來歐美仍會被疫情荼毒一段時間。

美國的人權狀況-我的個人體驗 | 郭譽申

美國國務院每年都會向國會提交《國別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是關於美國以外國家和地區的年度人權狀況報告,在報告中常對其他國家,多半是非美國盟友的國家(如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和指責。美國這樣做,是自以為達到人權的高標準,而從人權的制高點俯瞰世界。然而美國自身的人權狀況如何?真足以做世界表率嗎?人權的涵義廣泛,每個人觀點可能不同,筆者僅以親身體驗來看美國的人權狀況。

我的親身體驗主要在四十年前留學美國的期間,雖然時間有些久遠,美國在這方面並無改變,我的體驗仍適用於今日。我就讀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因為加州公車網不發達,我很快學會開車,並準備買部舊車上下學。這時同樣來自台灣的學長就熱心地忠告我:「你開車要特別小心公路上的巡邏警車和警察。聖地牙哥非常靠近美、墨邊界,警方的巡邏車有時候會在公路上跟車,並以警鈴和警燈叫停車輛,然後臨車檢查是否有走私貨(毒)品或偷渡的墨西哥人,警察都是荷槍實彈的,你必須聽清楚他們的話語,按照指令『緩慢地』做動作,千萬不能讓警察以為你有任何可疑的反抗動作,他們就可能開槍打死你。」

學長的忠告讓我心裡發毛,後來偶而又讀到白人警察誤殺無辜黑人的新聞,更覺得害怕,所幸我開車只被巡邏警車叫停過一兩次,雖然緊張得手心冒汗,我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而沒有出事,然而這四十年前曾有的恐懼卻一直記在腦海裡。對比之下,我居住台灣六十年,近年每年去大陸旅遊一兩趟,都從未有這樣的恐懼感覺(即使面對警察)。人權應該讓人免於恐懼,以此角度看,美國的人權狀況比不上台灣和大陸!

美國的巡邏警察讓人心生恐懼,也偶而會誤殺好人,因為美國幾乎沒有槍枝管制。巡邏警察面對陌生人,怕他很可能藏有槍枝,也會心生恐懼,於是稍有風吹草動就貿然開火,因此誤殺好人。不僅警察會誤殺好人,美國每年平均約有13000人死於槍擊(不包含自殺),卻始終無法制定嚴格的槍枝管制法律。若能實施嚴格的槍枝管制,必能大幅減少槍擊死亡人數,美國卻堅特擁槍的自由,這樣不重視生命權,何來人權?

筆者是一個普通人,想過自由自在、沒有恐懼的平凡生活,在台灣和大陸我都過得不錯,然而在美國,面對巡邏警車和警察,我卻多少會心生恐懼。美國常談一些人權、自由的高調,我卻覺得生命權和免於恐懼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不知道別人對美國生活有何感受,就我的個人體驗,台灣和大陸都比美國更符合人權的普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