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高警察制度的開展
川村總督本是大島滿次系，是反後藤新平系的；曾來台任內務局長的他，此時已擔任過滿鐵總裁；返日後，轉任為政友會顧問；更重要是他對我台人的認知，實與在台創立「警察政治」的後藤不遠。
1928年7月，他就任時，中國北伐事業的動盪劇烈，日本的社會也高度不安──該年，日本國內第一次普選後，無產政黨雖僅獲得兩席，仍遭警方大檢舉。
日本當局為壓制社會浪潮而設「特高員警」機關；他來台後的第二天，就在總督府發表施政方針時，充分表現了內務局長的政治敏感，強調：「培養健全之國民精神，與醇良之風氣，同時洞察人心之機微，嚴加戒慎，苟發現與統治方針相反之跡象，當即斷然處置，毫不寬貸。」
同一天，就在台灣成立了「高等員警制度」，管理所有政治活動；也就是除了如過去之偵查取締在各地所謂「要視察人」〈日警對於平常就有異見，不肯順從的知識份子稱之〉之嫌疑者外，特別配置十餘名巡查在日台與中台航線上盤查任何可疑之旅客，並查扣各種不妥之文書 。
當局對於我島社會的宰制真是更為深入了。
1928年12月，恰遇天皇針對普選後的社會局勢發佈「教育振興有關詔書」。可見川村總督的政治嗅覺極佳。
二、女子學院問題
總督早年曾經涉入大島民政長官阿里山鐵道的弊案，因而隨大島離台，不料，多年後出任總督，仍然涉入鐵路弊案中。所幸，傳聞有此轉折。
那是1918年，我台企業家顏雲年依法與日人合資成立炭礦會社，開採臺北平溪的煤礦，為了使所產煤炭順利搬運，而自行建築鐵路，至1921年該耗資達230多萬日圓的鐵路才完工。
然而，1929年4月，川村總督竟決定將該鐵路以很低的價格，收回官營。打擊之下，顏氏企業幾乎無法支持。所幸，顏氏的日籍顧問透過各種關係對川村進行關說，最後在「下屬都已同意，只有總督一人堅持而已」 的情況下，川村以「暫時存下來」作為回應；因此，顏氏是付出了一大筆賄款，而後來總督府對於顏氏鐵路的徵收價格，也提高到150萬日圓。
最後的高層傳說中則有所謂的「川村總督任滿回國，在東京的四谷開辦了一所女子學院，是東京最時髦的學校，而川村總督開辦學校的經費就是當年顏家的賄款。……」，這真是一種難得的政績表現方式。
三、號稱「戒絕」的「修正台灣鴉片令」
長期以來，殖民當局隱匿其曾經對於我先民降筆會戒毒運動的種種打壓，卻積極對於海內外，以「緩禁」為名，宣揚其處理我們島上的鴉片吸食問題；其居心來到本期的1928年底，國際聯盟要求各國嚴禁鴉片的日內瓦萬國鴉片協定，認定將於1929年1月9日生效；當局則是在1928年12月28日，以律令第三號發出「修正台灣鴉片令」，宣布將於翌年1月施行。
其主要修正內容，除了明白規定「台灣人民不得吸食鴉片」與「部分癮民強迫治療和禁止開設煙館」等條款略有新意，但該新鴉片令的第二條「鴉片不准吸食」之下，竟有但書一項，「但本令施行前之鴉片癮者，由總督特許吸食，而吸食政府發售之鴉片煙膏者，不在此限。」，這是川村總督留下了可說毫無真實進步氣息的、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自卑自嘆」的禁止條款。
四、也來「官有林拂下政策」
此外，前面提及伊澤總督之施政，雖曾發表美言，但是其實際作為讓人遺憾；尤其是他那「官有林拂下」的政策，不但不合公理正義，且帶給當時的社會極大的不安，可說是他最大的失敗；川村總督在政治上是屬「政友會」，與伊澤總督的憲政會本應立於反對的地位，似乎是在這方面也絕不願讓伊澤總督「專美」於前。應該是當年其前任的伊澤的該一政策作為，雖然對於我台人造成廣泛的不滿，但是在退職的官吏中，獲得頗多肯定；因而，他雖是相對立的政黨，他也依照其政策而行。
並且，他不是在任期中就進行，而是在下臺的前夕，就像對於顏氏企業鐵路的低價收購一樣，是在下臺的前夕，離台之前，一氣批准了70多件引起那時深受民眾黨強烈批判的「官有地拂下」的定案 ；此外，他那帶來「新鴉片特許問題」，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的「修正鴉片令」，也是此時公布的。
1929年7月，田中內閣因皇姑屯事件而解體，新閣屬民政黨，這位政友會的川村於是下台。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