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主權的幾次變化–「境外敵對勢力」的謬誤 | 殷正淯

這段時間又有一堆網民拿中華民國主權的問題出來說嘴,所以我現在針對這個問題說明。中華民國的主權自1911年來到2025年間大概有幾次變化。

一、1911年大清帝國繼承之疆域有: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奉天、吉林、黑龍江、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及內蒙古全境(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唐努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等部)。外蒙古地區在1911年12月29日之前,仍屬於大清帝國版圖,1911年12月29日以後獨立。

二、1912年1月1日之後的中華民國疆域,去除1911年12月29日獨立的外蒙古,其餘地區仍為中華民國之固有疆域。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圖簽訂《中俄蒙協約》後,外蒙古名義上回歸中華民國領土範圍,但實際上成為一個自治區仍由沙俄控制。1919年白俄羅斯企圖侵略外蒙古,外蒙古王公到北京請求外蒙古自治,徐世昌派徐樹錚到唐努烏梁海地區駐軍,收復唐努烏梁海地區,1919年至1921年外蒙古地區短暫成為中華民國主權實控區。1921年因為軍閥混戰,白俄羅斯再次入侵唐努烏梁海地區,在外蒙古地區建立親蘇的君主立憲政體,逾1922年蘇蒙簽訂《蘇蒙修好條約》,外蒙古再次獨立。1945年中華民國承認《雅爾達密約》的內容,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三、1895年至1949年台灣地區的主權變遷。1895年由於甲午戰敗,依據《馬關條約》之規定,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成為日本的領土。1945年日本戰敗,根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內容規定,台灣、澎湖、馬祖列島與日本曾經非法佔領之地區全部歸還給中國,台灣等地區回歸中國主權領土範圍。

四、1949年內戰後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內戰中戰敗,退守台灣地區,除台灣地區外的中國主權範圍實際掌控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中華民國主權仍保有整個中國,但實際控制的治權範圍僅限於台灣、澎湖、馬祖、金門與南海部分地區。

先說明整個中華民國主權變遷史,目的在釐清《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的「固有之疆域」,「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倘若當前台灣地區政府不先召開修憲會議,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關於「固有之疆域」的內涵,就必須要遵守1991年所廢止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因應此變化過程,所修訂的增修文中,界定中華民國選舉施行範圍時,定義所謂「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的內容,並依據此增修條文制訂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內容:

第一條 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二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二、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三、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四、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第三條 本條例關於大陸地區人民之規定,於大陸地區人民旅居國外者,適用之。

是以,根據主權概念,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治權所及地區,皆為中華民國主權範圍有效之地區,乃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第二款:大陸地區: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此一條款已經明確說明,中華民國主權範圍包含大陸地區,也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所謂「固有之疆域」。

那麼賴清德總統所謂的「境外敵對勢力」,從《中華民國憲法》的觀點來看,當前地球之上,威脅中華民國主權安全的「境外敵對勢力」,只可能是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而非大陸地區之人民與政府,因為大陸地區之人民與政府是境內,不是境外。

做為中華民國主權最高代表的賴清德,倘若連《中華民國憲法》的內容都不搞清楚,那麼就是失職,理應下台謝罪。

佛教慈悲為懷的「卍(左旋)」和納粹殺人不眨眼的「卐(右旋)」| 賈忠偉

有關佛教符號「卍(萬)」和納粹符號「卐」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考據:

(一)在日常的所有裝飾物裡,最具擴張力和爭議性的是萬字符。「萬」在形體上,無疑就是光線(光明)的象形,而「萬」字的上古中原漢音與「芒」相通,也即「芒」字的假通字……

顧頡剛和饒宗頤等人考據也發現,左右萬字符號在上古經常被混用,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語意區別,但在歷史的傳播中,新的寓意獲得了意外的追加。在佛教和道教中,左旋意味著能量的吸納(輸入),而右旋則意味著能量的發出(輸出)。左旋「萬」字的生命吸納性,令其成為正面、光明和正義的力量,而右旋萬字的生命耗散性,則象徵負面、黑暗和邪惡的力量。這是物理學表象向神學法則飛躍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歷久不息的符號動亂。

(二)根據岳南和楊仕合著之《風雪定陵》書中(p273~275)的記載,佛教符號「卍」應該來自西藏──「有研究者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無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畫中,發現『卍』由太陽演變而來的全過程」。而「卍」在中國出現開始於唐代,是由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引入中國。武則天萬壽二年時製出此字,並來將其讀作「萬」,將「卍」稱為「萬字紋」。不過在古代這個「卍」字紋的方向,左(左旋/卍)右(右旋/卐)都有,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而希特勒的納粹黨則是選用了「右旋/卐」且斜45度的符號作為納粹黨的識別標記。

(三)周健教授在他所寫的《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書中指出,關於卐字(Swastika,Hakenkreuz,Fylfot)符號之起源,可遠溯至上古時代,全球各文明社會均有發現,爲人類所創造最神秘之符號之一,若從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美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等角度分析,可滙成一部鉅著。

大體言之,卐象徵太陽或宇宙間最大之組合──星雲,具永恆之生命力及循環性,吾人所熟悉之佛教教徽──卍,即古印度所遺留,有靜態之穩定性,而納粹黨之黨徽──卐字,採反方向立狀,有動態之原創性,後成軍國主義侵略之象徵。希特勒選用此符號之因,在北歐神話中以卐作雷神(Thor)之鐵鎚,又是代表光明之火焰象徵,在納粹黨黨歌「舉起旗幟」(「Die Fahne Hoch」or「Horst iessel Lied」)之歌詞中,卽吟詠「百萬人望着卐──充滿着希望」(「Es schauen aufs Rakenkreuz vo11 Hoffnung schon Millionen。」)之句子,而希特勒本人亦未預料卐所帶來之魅力及恐怖,凡極權國家之權力核心必隱藏無法刺探之神秘性,如「禁衛隊」之名稱「SS」,被設計成如閃電狀之「(如附圖)」,似乎蘊蓄強大之生命衝力,而彼等鑲銀邊之黑色制服,後成爲閃爍令人戰慄光輝之象徵。德人喜穿整齊之制服,即使文官亦然,而軍人之制服在造型設計上,猶如拿破崙時代之軍裝,以富於美感著稱,配合無所不在之卐字,似乎形成「軍事性感」之意象。

全球化瓦解將會導致戰爭? | Friedrich Wang

如果全球化瓦解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其實筆者以前已經論述過1920年代的孤立主義以及貿易壁壘,最後就造成1930年代的法西斯政治興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以,利用貿易的互通有無,是消弭國際爭端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古代,中原王朝要停止草原地區的遊牧民族入侵,最常用的方法並不是出兵討伐,而是「開邊互市」,簡單說就是用農產品來換遊牧民族的馬牛羊。甚至為了和平,中原王朝不惜常常吃些虧,當然也是知道遊牧民族實際上沒什麼錢,只能靠著給一些病弱的牲口來佔小便宜。但是這種方法往往可以維持幾十年,甚至於超過一百年的和平,性價比還是非常高的。其實西方的歷史也一樣,無論是古代的希臘幾個王國,或者後來強大的羅馬帝國,也同樣用類似的方法來應付強悍的各種遊牧民族,換取邊境的和平。

物質的交換,實際上符合人類的天性,也可以說是和平的必要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資本主義與國際貿易的擴張,甚至於最終沖垮了蘇聯與歐洲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大陸加入世界市場的初期,1980年鄧小平就說過「凡是戰後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等於是打臉了毛澤東以及過去的教條主義。中國的改革開放,其實是讓中國沒有跟蘇聯一樣走向崩潰的關鍵因素。

但是現在太精彩了,戰後最大的資本主義帝國,美國,竟然帶頭反對國際貿易,用驚世駭俗的關稅來阻擋世界各國的貨暢其流。這樣搞下去,最終的結果,根據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那就只有走向戰爭一途,幾乎沒有別的路了。

時代不幸,史家大幸。真的可以目睹到這一切嗎?筆者也只能夠拭目以待。

蔣中正逝世五十週年 | 陳彥熾

今天是蔣中正逝世五十週年。蔣中正自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國民革命,日後成為國民黨最主要的軍政負責人,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並領導東征、北伐、剿共、抗戰、勘亂一系列重大戰役。(註一)蔣中正繼承孫中山的領導地位,領導國民黨與中共的毛澤東競逐全國執政權,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歷來各界對蔣中正的評價褒貶不一,今天的文章試圖簡短地對其重新評價。

蔣中正從事十年建設以作為抗戰準備,並領導全國軍民持久抗戰,使中國擺脫次殖民地,收復東北、台澎,並成為世界大國。(註二)然而,蔣中正國民政府體制能力有限,有許多地方鞭長莫及,社會經濟問題叢生,其「半集中主義」的組織力被中共「全面集中主義」的高強度動員能力所擊潰(註三),在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註四)的號召下轟然垮台。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蔣中正檢討在大陸上各方面的失敗,在台灣勵精圖治、加強三民主義建設,以與中共進行制度競爭,包括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加工出口區、各項基礎建設(西螺大橋、中橫公路、石門水庫等20多座水庫等)。同時,蔣中正在台灣也補述了民生主義的育、樂部份,並實踐於台灣的教育、文化建設。這些措施為蔣經國時代的經濟成長奠定了基礎。(註五)在此蔣中正時代作為後發展國家現代化的案例,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作用。

至於蔣中正的反共意識型態,另見下文<蔣中正與反共>。

(註一)<國民革命軍戰役史:建國、北伐、剿共、抗日、勘亂>

(註二)<革命文獻>

(註三)李懷印,<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

(註四)這三個名詞被同時並列,最早出自於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4月1日),收錄於<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註五)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

日本政府為何要「解衣」? | 陳復

臺灣人只崇拜日本生活中的「解衣文化」,卻不瞭解日本文化常見的視野高度,總是來自中華文化,因此,大陸、日本與韓國三國外長會議在東京舉行,現場會議廳卻高掛很難辨識的「解衣」二字,這幅書法出自日本名家高木聖雨。有人不禁懷疑:難道這是日本大張旗鼓,想把情色風光西傳中、韓?這種幽默只有臺灣人想得出來。

這兩個字的確是解開衣服的解衣,但不能從字面解釋,其典故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原文說:「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楚漢爭霸期間,項羽數度被韓信打敗,於是他想出個招降的辦法,讓手下武涉承諾高官厚祿去勸降韓信,韓信毫不動心,說出上面那番話。

這段話的背景脈絡是說:韓信曾在項羽手下任執戟郎中,項羽對其言不聽計不從,當時的韓信什麼都不是,甚至項羽後來還想殺害他。韓信投奔漢王,劉邦授予韓信上將軍的大印,讓其指揮數萬大軍,自己有衣服就解開來給韓信穿,自己有食物就推過來給韓信吃,漢王如此厚恩,韓信嚴正告知絕對不可能改換明主投降項羽。

早在春秋時期,各國間的外交折衝就擅長使用典故來隱喻自己的想法,當東亞各國使用中華文化來作為外交往來時的隱喻,這背後的「心靈密碼」意味著:只要有著相同的文化集體潛意識,我們就是一家人。而日本政府藉由「解衣」這個隱喻來向大陸輸誠,藉此表示願像韓信由衷支持漢王,彼此誠意相待,始終有著緊密的關係。

雖然,不知日本人是否知道:淮陰侯韓信桀驁不馴,劉邦稱帝後,韓信被處死夷其三族,因此,日本政府自己在大廳高掛這幅書法,實屬大不祥。但我要說:臺灣現在「逢中必反」,看見有人講中華文化不知學習,還反智說其是「中共同路人」,這種程度想在東亞社會與人平起平坐談「解衣」?我只能說:「夢裡什麼都有。」

史家不責怪兵敗亡國的諸葛瞻 | Friedrich Wang

隨便寫寫,消遣。歷史上兵敗亡國的統帥,尤其是兵力並不居劣勢的情況下卻大敗,史書大多都給予很低的評價,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何況國家都沒了。但是,仍有幾個例外,比如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

陸遊在他的詩篇「劍門城北回望劍關諸峰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中說到,「陰平窮寇莫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

當時鄧艾的部隊穿越崎嶇的山地,從陰平奇襲江油,然後長驅直入抵達涪城、綿竹一線。消息傳出,成都震動!原本以為姜維已經守住了劍閣的蜀漢朝廷,面對巨變驚慌失措。後主劉禪只能將最後剩下的不到3萬部隊交給諸葛瞻統帥,瞻之子諸葛尚為前鋒,黄權之子黃崇為參軍,緊急開往此間迎戰。

瞻實際上沒有大軍統帥經驗,史書上找不到他作戰的紀錄,故基本上只是靠著父親的威名。果然,一到前線就表現失常,大軍躊躇不前,黃崇痛哭流涕苦勸他趕快搶佔各重要山口,必須遏制魏軍前進,他卻猶豫再三。等到鄧艾迅速將大軍集結完畢,才發現問題嚴重,卻已經難以挽回。雙方一接觸,當然不是鄧艾的對手,連連敗退。實際上,魏軍經過崎嶇的山區,裝備損失很多,人數大約2萬,戰鬥力其實不強,雖鄧艾是一代名將,也不至於太難對付。但是,瞻還是不敵。

最後決戰時刻,瞻拒絕了鄧的勸降,告訴他的兒子尚「吾內不除黃皓,外不制姜維,進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目而返!」,就父子一起拼到死吧!然後縱馬殺入敵陣,雙雙陣亡,黃崇也與身旁的部下一同奮戰至死。史稱蜀軍屍體堆積如山,鄧艾將被斬下頭顱堆成「京觀」,血流成河。幾天之後,劉禪接受譙周等人的建議,開城投降,蜀漢到此宣告終結。

陸遊詩中所感慨的,其實是輕易開城投降的後主。所以在干寶的《晉紀》稱諸葛瞻「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就是說雖然他的能力不足以挽救國家的滅亡,但是就忠孝而言,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就不要責怪他了。中國歷史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看起心動念,是否足以為萬世表率。

讓戰國七雄的歷史更清晰 | 郭譽申

我從小喜歡歷史,《東周列國志》讀了不只一遍。最近《戰國七雄,因何統一?》([1])又吸引了我,因為這本書強調「用地理看歷史」。以前讀的歷史書幾乎都用古代的地名,又缺少地圖的呈現,是一缺憾;這本書卻呈現很多彩色的地圖,而古代地名都對應到現代地名,把歷史和地理完全串在一起,真好!

有關戰國時代的歷史書,包括《東周列國志》,大多根據《戰國策》,但《戰國策》著重戰國時策士的論辯,不是正史,有時失之誇張不實。大家只能根據《戰國策》,是因為各國的正史幾乎都被秦始皇的「焚書」燒掉了而未流傳下來。所幸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修正了《戰國策》中的一些不實之處,而 [1] 即包含這些修正。本文因此著重於 [1] 的内容中與《東周列國志》的不同之處。

戰國時代接續春秋時代,兩者卻很不同。春秋時代是各國貴族分權的時代,戰國時代則逐漸趨向各國中央集權,各國都實行「變法」,目標都是中央集權及削弱貴族的權力。秦國的商鞅變法,中央集權最徹底,最後統一天下。戰國時代,平民若有才幹,受到賞識,可以一躍而為將相,因此是英雄人物輩出的時代,但平民卻生活很辛苦。

春秋時代的戰爭有些像貴族之間的比武,規模都不大,也很少非要殺死對方不可。戰國時代的戰爭,平民大量被召募參與,規模愈來愈大,都以殺敵建功為目標。這轉變既因為國家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也因為鐵器的出現和普遍使用。春秋時代的武器主要是銅器,製作成本昂貴,一般只有貴族能夠擁有。鐵器的製作成本便宜,平民也能被分配到鐵器的武器,戰爭於是變得更慘烈。

戰國時代始於韓、趙、魏三家分晉,三國合稱為三晉。由於晉國的長期霸權,三晉一開始彼此關係和睦,也相當強盛。然而三晉各國的國土是晉國過去多年逐漸分封授與的,因此不是連在一塊的,而是彼此交錯的;這增加資源流通的成本,也造成一些國界糾紛,最終破壞了三晉的團結。

在秦國變法強大之後,「合縱」和「連橫」成為國際間的兩個主要戰略,合縱主張秦以外的各國要聯合抗秦,連橫主張秦國要結好一強國,楚或齊,以對抗其他國家。連橫的倡議者無疑是張儀,合縱的倡議者則有多位將相。

在《東周列國志》中,蘇秦是合縱的主要倡議者,還因此佩掛六國相印。但是書中否定這說法,描述蘇秦的主要事蹟為,受到燕昭王的厚待(金臺納賢,要報復齊國幾乎滅亡燕國的仇),因此到齊國擔任間諜和高官16年,離間齊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最後導致樂毅率領燕國為首的五國聯軍伐齊,幾乎滅亡齊國(此時蘇秦的間諜身份暴露被車裂),齊國靠田單運用火牛陣才勉強復國。

秦國變得強大因為變法,也因為奪取和成功治理巴蜀之地。李冰擔任蜀郡郡守時興建都江堰水利工程,杜絕了岷江經常發生的水患,使成都平原成為永遠的天府之國。後來地方官在都江堰附近建崇德廟,祭祀李冰和協助李冰治水的次子李二郎,李二郎就是「二郎神」的原型(二郎神姓楊而不姓李,是因為在神話中融入了其他故事),李二郎的塑像最初是坐姿,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就是「二郎腿」的來歷。後來的王朝追封李冰父子都為王,並改稱崇德廟為二王廟至今。

 [1] 李不白《用地理看歷史:戰國七雄,因何統一?》時報出版,2024。

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國家發展理論的檢討 | 陳彥熾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在新帝國主義於世界範圍擴張之際,次殖民地的中國面臨民族存亡危機,於是孫中山先生矢志國民革命以振興中華。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起初嚮往西方的民主、繁榮、富強,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希望中國能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躋身一流國家之林。(註1)

然而,民主法治一再被軍閥等反革命勢力破壞,列強對國民革命的輕視態度,以及支持軍閥的行徑,歐戰反人類的浩劫,英、法、日列強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施壓,讓孫中山先生和其他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性產生懷疑,日本也顯然成為西方霸道的鷹犬,於是決心走上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俄國革命的發生,使許多中國青年嚮往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為回應時局變化,於是進一步擴充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註2)

民族主義 方面,首先說明民族主義的定義、中華民族的組成,接著說明中國面臨新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以及俄國革命對殖民地、次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鼓舞。在世界民族問題的背景下,中華民族應當打破一盤散沙的狀態、如同水泥般團結起來,以抵禦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民族得到振興以後,應當發揮固有的倫理道德,在世界範圍濟弱扶傾、促進世界大同,掃除帝國主義與強權政治,實現國際的和平與繁榮。(註3)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一百年間,先後發生了二戰、冷戰、亞非殖民地獨立運動,以及今天的俄烏戰爭和以阿衝突,如何以中山思想消弭國際爭端,使渴望和平的世界人民能伸出雙手相扶持,考驗著時人的智慧。

民權主義 方面,說明了西方民主法治的概念及金權政治的問題,必須以傳統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加以矯正,實行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同樣反對權貴資產階級操縱的金權政治,但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的政治思路不同的是,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從階級論政治;孫中山先生則從能力出發,主張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議會民主是歐美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高度發達後的產物,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軍閥割據、經濟落後,缺乏直接實行議會民主的條件,於是孫中山先生主張以 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訓練民眾參與政治,實現中國的民主憲政。(註4)

民生主義 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自律性市場的不穩定性(註5)、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註6),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是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所要面對和解決的課題。孫中山先生說過,「只可師馬克思之意,不可師馬克思之法」,以及孫越宣言聲明「共產組織乃至於蘇維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這些話代表中國現代化的政策和模式不可套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亦不可取。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扶助農工,實行大政府領導的實業計劃工業化,以建設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現代化國家。(註7)孫中山先生的大政府經濟模式,固然與海耶克學說(註8)相悖,但海耶克沒能看到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此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實業計劃和社會福利保障的主張仍有一定的遠見。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仍有時代的侷限性,有待後人的修正與補充。
例如民族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擔心中國人口成長緩慢,無以在世界上生存。但1930年代地理學家翁文灝(註9)和社會學家吳景超(註10)即指出,中國過剩的人口阻礙了現代化的發展,導致國家積弱不振;二戰結束後,亞非拉國家人口的爆炸性成長,人口過剩造成農村貧困和假性都市化等問題,這些是孫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現象。
民權主義需要討論的是,「革命民權」究竟是過渡時期的權宜措施,還是長期的政策?
民生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主張大量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從事實業計劃;但二戰後的拉丁美洲國家,也在美國「爭取進步聯盟」的安排下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經濟發展卻不見起色。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外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是後發展國家的一大挑戰。(註11)

儘管如此,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作為一種國家發展理論,具有承先啟後的時代前瞻性,值得後人深入討論和力行實踐,以實現民族復興和世界大同。

註1、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註3、4、7:孫中山《三民主義》

註5:(匈)卡爾・波蘭尼《大轉型》

註6:(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註8:(奧)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註9: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

註10: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註11:(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

遼朝,被低估的重要王朝 | Friedrich Wang

有些博主在討論契丹人所建立的大遼。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長期被低估的重要王朝,主要原因有三點:

首先,建立於916年,時間遠早於宋朝,國祚210年,還一度入主中原。

其二,成功實行南北官制,兩套制度建構完整,這是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一國兩制」,基本上兩百多年的時間,漢人都很擁護耶律家族,雖然宋朝屢次發動收復燕雲地區的作戰,境内漢人卻沒有重大叛亂,而且這些漢人居住地區可說長期以來欣欣向榮,農牧礦業都很發達,邊境貿易昌盛。

其三,在與南方的宋朝以及另一個西夏王國達成和平協定之後,就把注意力轉向北亞與中亞,將統治力量滲透入今天的黑龍江流域,還影響擴及今天的外蒙古、貝加爾湖流域,這個時間遠遠早於後來的俄羅斯帝國。遼朝,也自稱中國,是在整個東北亞建立的第一個大型國家。

因為滅國戰爭太過慘烈,世仇女真人在消滅契丹帝國之後給予徹底的破壞,所以留下的資料不多,蒙古人所寫的《遼史》雖然在廿五史之中,但也因此內容簡略。不過所幸在1980年代開始陸續有許多重大的考古發現,除了貴族墓葬之外,還有許多碑文出土,讓契丹文得以破解,我們也對這個建國210年的王朝有了比較多的認識。

實際上這個王朝在被女真徹底擊敗之後,由貴族大將耶律大石率領不願投降的軍民向西奮戰,在今天的新疆為主的地區部分重建了大遼,歷史上稱做西遼,讓這個帝國又延續了將近100年,這真的是一個偉大的復國史詩,過程驚心動魄,只是長久以來受到漢人的忽略而已。

中國歷史就是這麼豐富,不了解的人妄加貶低,其實只是暴露了自己的無知而已。

再看第二次四平之戰與海城之圍 | 賈忠偉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