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與魔盒:世界動盪的根源 | 張魯臺

依據舊約記載,撒旦主動去找夏娃,並誘使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夏娃也使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兩人眼睛亮了有了羞恥心,自此中東地區的人們有了上帝與撒旦兩位導師。以此神話故事為基礎的宗教傳播到了歐洲,教徒們總在碰上問題時,尋求導師的幫助,或禱告或尋求神的啟示,只是不知道聖訓到底是來自上帝還是撒旦或者只是牧者的意思,上帝與撒旦持續他倆的鬥爭,直至今日仍然未休。

早於耶穌約六百年的尼泊爾迦毗羅衛國釋迦族悉達多太子,他對於人生的迷惑更多且更深刻,他尋求解惑的方式是去除慾望與靜思(禪定),沒有導師指示而自覺開悟的悉達多太子,成道後被尊稱為釋迦摩尼佛。

在中國商被周取代,周公制禮作樂,他的目的之一是要去除商代時的凡事問天、求鬼神、占卜、祈禱,而導致的種種媚於奧的鬼神文化,周公奮鬥的目標幾經波折,大約與悉達多太子同時代的孔丘繼承周公之使命,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表達孔子對封建殘餘也不容忍的態度,在先聖後賢的努力下,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宗教文化區域要小。慈悲為懷的佛教能在中國流傳,就是補上了這個宗教空缺,佛教不會排斥其她宗教的傳播,也不會干涉各個地區傳統風俗,更不會發起聖戰,在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佛教只是起著宗教文化方面的補充作用,而一神教在歐洲則是取代原有的宗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並且以教領政導致黑暗歐洲,直至文藝復興時代。

商代的祭祀求神在周公、孔子等聖賢的努力下,基本上從神州大地消失,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思想才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絕對令歐美人詫異與不解,歐、美兩大洲普遍信仰一神教,原罪思想牢不可破,世界就分為禱告尋求聖恩的一神教文化與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東方文化,兩種主要文化在衝激。

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在此之前人類過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中國人利用各種自然條件,發現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並充分利用之,例如二十四節氣指導人類工作與生活的步驟,絲綢、瓷器皆是自然條件下,加上中國人的智慧生產出來的,即使是火藥原料也是取之自然,蒙古人善戰,但是火器才是蒙古人攻堅時戰無不勝的利器,對於火藥中國人認為用之戰爭有失天和,所以中國人冀望的是焰火爆竹的喜慶聲,而不是戰場的硝煙味,宋朝一代始終不以發展火器來增強軍事力量就是明證。到了近現代美歐的咄咄逼人,中國要生存也只有跟著造原子彈、運載火箭、衛星、航母,憑中國人的才智,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且多有反超之處,如登陸月球背面。

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是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革命,屬於突破自然條件限制的逆天行為,工業國製造生產能力大突破下,展開了更瘋狂的殖民掠奪、消滅異族行為,彼此爭奪更大利益,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原子彈爆炸結束戰爭,至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領導那些教徒。

尋呼機爆炸是以色列人第二次開啟魔盒,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電子產品爆炸數波攻擊,第一波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尋呼機(BBCall)爆炸,證據顯示尋呼機內的炸藥是在生產時即安裝進機器內,利用民生用品為武器發動攻擊是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是歷史上首次將民生用品作為戰爭武器,不分戰士與平民的集體殺戮。台灣竟然參與行動,這算是某些政客說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嗎?闖下大禍的台灣,目前還是一副無事的樣子。以色列人開啟魔盒,其影響在短期內是看不到了,但肯定很強。

2024年9月25日中國大陸從海南島,用裝載運輸車向北美州方向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事先向途經國家發出通知,成功發射之後世界鴉雀無聲,除了台灣無人譴責,美國還讚譽中國的事先通知。向美州方向發射導彈,明眼人都知道是衝著誰去,用裝載運輸車發射表示機動性強,發射前敵方無法偵知,事先通知美國,就是不怕美國蒐集各種試射導彈數據,非官方消息,美國發射六枚攔截導彈皆失敗,事實上兩強暗地較勁頗多,美方多半落於下風,不然利劍2024A/B演習,怎麼看不到美方動靜?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近期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只有法國宣稱成功,但是沒有公開其詳細過程,俄羅斯最慘,發射時在發射井內就炸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試射給誰看,又因為中國大陸很早就聲明,不會向無核國家發起核彈攻擊,又聲稱中國在各種衝突中,不會尋求以武力解決爭執,所以中國試射州際彈道導彈成功,並沒有激起世界各國不安,反而讓某些狼子野心的國家安分了,俄烏戰爭不至於發展成集團對抗,以阿衝突也不至於擴散。中國的強大,與中國的態度,早已在世界諸多事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信有造物主的中國人,總是能在亂局衝突中,發揮穩定世界大局的力量。

馬克思是否主張共產黨「一黨專政」? | 郭譽申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

冷戰史的縮影:寮國反共游擊隊 | 陳彥熾

今年國慶晚會領銜主唱國歌的藍玉璋老先生,古寧頭戰役後被編入保密局(後改為情報局)第二期,曾參與寮國反共游擊隊,也曾營救刺殺劉少奇失敗被寮共扣押的情報局人員。

他領導的「符堅第五大隊」,一度對寮共勢力構成挑戰,在中共協助寮共圍剿之下,「符堅第五大隊」損失慘重,符堅部隊也改組為光武部隊繼續抵抗。隨著形勢變化,光武部隊在1975年解散,藍玉璋老先生也結束情報局寮國站站長工作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反共愛國的故事,不過置於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下,我們能看到更宏觀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衰落,東南亞要何去何從成為一大課題。美國亟欲取代歐洲和日本勢力退出的權力真空,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共也欲輸出革命,剷除資本主義勢力,解放東南亞。

中南半島作為鄰近華南的戰略要地,國共衝突也擴及於此。中共認為,東南亞如同中國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剷除三座大山,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蔣中正國民黨則從仁愛出發,認為東南亞和中國尚未達到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條件,主張階級和諧以發展生產力。蔣中正的論述也和1960年代起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合流,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是背離美國現代化的錯誤道路,反攻大陸和東南亞的反共行動是為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看到的中南半島反共游擊隊歷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當年交戰的游擊隊員雙方,或許不一定明瞭上述理論,然而他們都成為大歷史的一部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紅色革命有其理想,然而前途混沌未明。越共在民意支持下,推翻腐敗的南越政權實現統一,而柬共卻以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悲劇收場。參加寮國反共游擊隊的前輩,是帶著這樣的憂心反共的;不過後來的寮國,並未陷入像柬埔寨的失控局面,他們的反共游擊活動最終也結束了。

今天的東南亞,要做的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撫平冷戰左右和族群衝突的傷痕,在和解共生的前提下參與亞洲的整合發展。同樣經歷反殖民主義和冷戰歷史的中華民國,也應思考如何面對歷史遺產,讓兩岸和亞洲攜手前行,開創未來。

(圖為國防部情報局)

內亞史觀漠視客觀史料 | Friedrich Wang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二次大戰期間的日本「步兵主兵主義」帶給日軍的傷害|賈忠偉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

有關史迪威指揮能力的觀點分析|賈忠偉

荷蘭漢學家方德萬(Hans van de Ven,1958~)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一書中對於史迪威是這麼形容的:史迪威的任命令人吃驚。他從來沒有指揮過任何部隊,在利文沃斯(即位於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沒有聽過指揮課,而且在聯合行動中也毫無經驗。他的資歷只是在不那麼有魅力的情報和訓練部門工作過(他的職業生涯一直在情報和訓練等不太光彩[不太光鮮/亮麗]的領域)。

原文:Stilwell was a surprise appointment. He had never been in command of any troops,he had not attended command courses at Leavenworth, and had no experience in combined operations. His career had been in the not particularly glamorous areas of intelligence and training.

而他的資料來自:Barbara W. Tuchman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

但芭芭拉書的中文版是這麼寫的: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22年裁軍的影響,當時還在中國的史迪威就請求參加班寧堡(現名為:摩爾堡)的步兵進修課程,這裡招收250名步兵軍官,分別參加連級培訓課程和高級培訓課程。史迪威提出申請,於是被分配參加高級課程培訓。參加過這類培訓的頂尖畢業生通常都會繼續到位於堪薩斯州利文沃思堡(Fort Leavenworth)的陸軍指揮參謀學院參加培訓。在美國,如果一名軍官沒有參加過利文沃斯堡的指參學院的課程,是不太可能擔任高級指揮官的。史迪威在1923~1924年於班寧堡接受完步兵學校的高級培訓課程後,又在1925~1926年去了利文沃斯堡進修指揮參謀課程。利文沃斯堡所灌輸的是根據既定使命、對敵情的分析、行動選擇、解決、決定和計畫來找到「問題解決方案」。在授課、地圖解題以及地形練習中,課程涉及了動員、部隊調遣、行軍、救援、供給、偵察與安全、阻滯作戰、撤退、改變方向、追擊以及其他人們在把戰爭變成一門科學時所孜孜不倦地設計的各種謀略。課程非常難,要取得優異成績的壓力也很大,結果在20世紀20年代引發了一系列自殺事件,以至於後來學校被關閉。

軍官為了學習熬夜到凌晨兩點,這讓軍官的妻子們都感到無聊和躁動不安,不過儘管史迪威稱這是「地獄般的一年」,但他並沒有怎麼拼命。他在這裡年紀偏大,而在西點時年紀偏小。他離開軍校已有20年,覺得一定要爭得最好成績的意義不大。他知道自己能過,這足夠了,其餘都是「瞎鬧」。他只是學完必須學的東西,然後10點鐘就上床睡覺,這讓他的同學們感覺幾乎受到了侮辱。他在班裡學習最刻苦的人之一、1915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的懷特,艾森豪是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的。史迪威畢業時,校長對他的評語是:「有常識和幽默感」。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算是獨裁者嗎? | Friedrich Wang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獨裁者嗎?前幾天有一個學生這樣問。

一定程度上,他不算是真正建立了個人獨裁體制,因為義大利的國王還在,所以他的職稱是義大利王國首相。另外,天主教的力量在義大利社會是難以動搖的,羅馬教宗有無與倫比的道德聲望,這個對他來說也是難以跨過的障礙。所以,最後義大利基本上呈現一種妥協下的體制,墨索里尼是終身首相,但是必須伺候國王,也不得干預羅馬教會的運作。

另外,當年王國在爭取統一義大利的過程當中,最大的外在支持者是英國,後者在外交與財政上都出手相助。後來,英國在地中海地區為了與法國、土耳其這些老對手競爭,也特意拉抬義大利,義大利在與法、土的戰爭當中,英國都是力挺,最後才能獲得勝利。而20世紀以來義大利的海空軍都受英國軍方的訓練,許多義大利的軍官都娶了英國太太。所以,後來墨索里尼與英國為敵,實際上並不受到義大利軍方的支持。甚至許多人認為,義大利軍隊後來跟英國作戰表現非常渙散,可能也是因為在心態上就不想與英國為敵。

所以,義大利軍隊不與墨索里尼一條心,而得不到軍隊徹底支持的獨裁者,就很難獨裁下去。這個狀況在德國一定程度上其實也有,過去的國防軍體系對希特勒以及納粹的態度分歧。但是後來納粹黨有自己的黨衛軍,所以對於軍隊的控制,遠遠高過法西斯黨。義大利軍隊在戰場上各種投降崩潰的情況比比皆是,而德國軍隊卻常常打到最後,不潰不逃。

基本上,法西斯黨算是一個強力的威權政黨,但是對義大利社會還是不能完全控制。而墨索里尼本人跟希特勒、史達林比起來,權力上有非常大的差距。

美國人對仁安羌戰役的原文紀錄|賈忠偉

參見--Romanus, Charles F &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Bernan Assoc),p126。

簡單的說就是--在中國軍隊的攻擊之下,日軍調動部隊應對,因此讓防線上出現一個缺口……英緬第1師一部以及一些坦克和車輛經此往北突圍…..

也就是說,負責攻擊仁安羌的新38師第113團--並沒有機會直接與被救援者接觸!

1983年韓航空難的真相-美國幹了很多爛事 | 高凌雲

灰色作戰?美國總是指責別人,但很多爛事都是美國率先開始幹的。
侵入他國領空,美國派偵察機闖入蘇聯上空,飛越古巴上空,轟炸北越,這些沒有一件事情符合國際法的標準。

1983年當時,美國海軍出動三個航艦戰鬥群,跑來鄂霍次克海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其中一艘中途島號,在演習過程當中,關閉艦上所有電子裝備,隱匿動向,故意航向堪察加半島,挑釁蘇聯。
更有甚之,美國海軍戰鬥機自航艦起飛後,故意飛進蘇聯領空內,這是故意為之,不是飛行員的無心之過。

為何美國要挑釁蘇聯呢?
當時這個叫做心理作戰,美國軍機會直直對向蘇聯領空,接近之後,馬上掉頭,這是給蘇聯空軍與防空單位壓力,美軍的挑釁作為,把莫斯科方面搞得很火大。
安德洛波夫(蘇聯最高領導人)當時下令,若再有美軍飛機闖入蘇聯領空,殺無赦。
這就是後來發生韓航007悲劇的背景。

美軍偵察機每隔幾天就會從阿留申群島起飛,跑去蘇聯附近搗亂,但蘇聯拿這些偵察機一點辦法都沒有,韓航007事件的同一時間,正有一架RC-135執行偵查蘇聯飛彈測試的偵察任務,但因為這是誤報,蘇聯沒有發射飛彈,所以這架偵察機掉頭回去。

蘇聯當時的防空系統科技不如美國,甚至某些空域沒有辦法充分監控,美國偵察機在蘇聯的雷達幕上,一下看到,一下又不見,搞得大家很緊張,這時候韓航飛來了,這架七四七從安克拉治起飛後,就偏航了,機師自己都沒有察覺,韓航007後面還有一班015跟著,也不知道前面的飛機偏離航道幾百浬。

蘇聯看著韓航一路穿過堪察加半島,接著穿過庫頁島,這些都是滿滿蘇聯海空基地的敏感地區,戰鬥機兩度起飛攔截,第一批沒有追上,第二批在庫頁島上空發現了,飛行員朝機首開砲,提出警告,韓航沒有任何回應,無線電叫不通,最後才有了發射飛彈的舉動。

韓航機師究竟怎麼了?幾十年來,沒有人知道真相,當時兩枚飛彈擊中客機,一枚打中發動機,一枚打到機尾,打中發動機時,機師也沒有呼喊Mayday(遇難求救訊號),日本方面只有聽到機師高喊失去動力,卻沒有發出緊急訊號。

韓航的悲劇,起因為蘇聯技術落後,但更大的原因,是美國軍方的挑釁作為,不斷刺激蘇聯,造成蘇聯的猜疑與恐慌。
美國在北海道有監聽站,全程監聽蘇聯飛行員與戰管的通話,但事後對外公布事件內容時,故意裁切監聽內容,隱匿蘇聯飛行員曾經開砲警告的事實。當時美國利用這起悲劇修理蘇聯。

但是事過境遷後,美國的情報圈都不滿白宮的處理,慢慢真相就出來了。韓航的確被蘇聯打下來,這個錯誤不可能改變,但造成這種錯誤的出現,卻是美國軍事挑釁使然,美國政府稱這叫做心理作戰。

韓航客機墜海前,越界跑進蘇聯海域捕魚的日本漁船,親眼看到飛機從空中墜入海中,韓國方面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日本出動搜救也是幾小時之後的事情。
美國透過監聽站的監聽,全程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但沒有任何處理。

由無名落後到世界知名~西點軍校的成長與演變簡史|賈忠偉

美國軍事學院(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即我們俗稱的──「西點軍校(因位於紐約州西點(哈德遜河西岸)而得名)」是在1803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這天宣告正式成立的。最初僅僅是為了給部隊訓練專業的工兵軍官而成立的學校,會創立這個學校就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時期,由一般百姓或缺乏軍事專業的工程師所設計和建造的防禦工事或砲台,雖然建造的美輪美奐,但卻欠缺作戰的實用功能、同時在選址上也有問題。

西點軍校第一任校長為開國元勳──富蘭克林的侄子喬納森․威廉斯(校長任期為:1802~1812,但1803~1805年由特斯亞任代理校長)。第二任校長為西點軍校第一位畢業生──約瑟夫․斯威夫。約瑟夫․斯威夫一上任就大刀闊斧的改革西點軍校,第一是規定入學條件:學員入校年齡限定在14~20歲間、剛入校的學生必須先接受3個月的野營訓練,好藉此了解部隊基層生活、要求學員要集體整隊用餐…等。而對西點貢獻最大的則為第四任校長──西爾韋納斯․塞耶(Sylvanus Thayer,1785~1872)。

塞耶在1785年出生於美國麻州的布廉特利(Braintree)。1807年以最優異的成績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成立於1769年,是美國為英國殖民地時期成立的9所學院之一),同年考入西點軍校,1808年畢業。塞耶參與過1812至1815年的對英戰爭。在戰爭期間,塞耶親眼目睹當時美軍軍中的眾多弊端,不管是──軍官的指揮能力不足、基層官兵的訓練不夠、抗命及大量的逃兵等等,都成為塞耶日後改革美軍軍制的重要目標。

1817年,正奉命在歐洲考察的塞耶少校,接到陸軍部的命令,要他回國出任西點軍校校長。當時西點軍校才成立15週年,但校內學生素質低落,有目不識丁的、有不會說英語的,甚至還有拒絕上課、不接受校方懲處的頑劣之徒。最糟的是前任校長(第三任校長,校長任期為:1814~1817)──奧爾登‧帕特里奇(Alden Partridge,1785~1854)則涉及一件不名譽事件後拒絕下台,甚至還違規逮捕了好幾位密謀迫使他下台的教授。

塞耶擔任西點軍校校長長達16年(1817~1833)。他參考了法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別稱「X」,1794年創建,創立之初校名為「中央公共工程學院」)的經驗,將西點改制成為法式的四年制理工綜合大學,也因此讓西點軍校由原本只訓練工程軍官的學校,搖身一變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所工程學院。1833年塞耶卸下校長職務時,他在西點所建立的教育制度也成為美國許多教育機構仿效的對象(美國大學四年制就來自於西點軍校),也讓他贏得了「西點軍校之父」的美譽。

只是塞耶在整頓與處理軍校生越來越多的不良紀律問題時,卻意外養成了西點軍校生不當管教(體罰與凌虐)的傳統,而這也影響了美國所有軍校,比如與西點軍校有相同傳統的維吉尼亞軍校(VMI)…等。使得軍校一年級新生(Plebe,在維吉尼亞軍校稱為:老鼠/rats;在色岱爾軍校則被稱為:門把/Knods),不但成為二年級生(年長者、滿一歲的/yearlings)、三年級(母牛/cows)和四年級生(初生者、老大/firsties)的免費娛樂素材,也是全校退學率最高的一個年級。

另外,塞耶在西點軍校的課程中,加入太多的一般課程,比如──數學、工程學(土木工程較軍事工程為重)、製圖學(技術製圖,但令人驚訝的是,也講求美術製圖)、自然哲學與實驗哲學、天文學、化學、礦物學、法文、歷史、地理、法律、法文等。繁重的課程導致學生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研習軍事專業課程。然而塞耶卻認為,西點軍校學生所擁有的智能與學識足以進一步自修,俾精通包括作戰用戰術之任何科目。塞耶強調,所有軍官在其軍旅生涯中都應不斷地自修。不過有關西點軍軍校畢業生的素質,一直存在許多質疑聲。就像前面提到的,西點軍校生不僅因為數學和自然科學的負擔過重而苦不堪言,而且還成為老師們教學方法落伍以及老師沒有彈性任用制度的受害者。因為在課堂間,學生不能向老師提出問題或是交換意見與自由討論,當有人試圖在課堂上提出課程論點或是問題時,通常教官會似是而非的回應:「我不是來回答問題的,而是來給你打分數的」對西點軍校學生來說,課堂生活的很大部分只是重複已經記住的內容,而「對大多數畢業生來說,每天的背誦是西點軍校『學術』研究的同義詞」。

1919年,剛從歐洲戰場返回美國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在陸軍參謀長佩頓·馬奇將軍(Peyton C. March,1864~1955)的要求下,回母校接任校長一職。馬奇是西點軍校1888年班畢業生,他對母校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深知它的弊病。因此,他在接見麥克阿瑟時,簡潔而明確的指示:「西點已落後於當代40年了,必須壓制校園霸凌,改革課程大綱,為學校教育注入現代化的活力!」就這樣,39歲的麥克阿瑟當上了西點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他曾試圖減少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內容,並改而選擇對美國軍官更有用的課程,只是這些努力在1922年他離開西點軍校後就立刻被原有的老舊保守勢力給清除乾淨了,因為接手擔任西點軍校校長是反對改革的萊斯登(Fred Winchester Sladen,1867~1945,畢業於西點軍校1890年班)。

【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畢業於西點軍校1903年班)】

教學品質的低落當然這也與點軍校教師的素質低落與近親繁殖率太高有關係(指西點軍校教師主要來自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以1935年為例,當年西點軍校教師的近親繁殖率高達97%,高於海軍官校的73%與聖母大學的70%。畢業於西點軍校1918年班的Benjamin Abbott Dickson(1897~1976)就直言,「西點軍校的生活是單調乏味的」。因此他在西點軍校畢業的兩年後,就辭去了軍職,進入MIT(麻省理工學院)就讀,並在那裡獲得了機械工程學位。因為他認為在西點軍校學不到東西,他評論自己「與我同輩中的年輕人相比,在教育學識方面顯然低於標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Benjamin Abbott Dickson1940年10月,重返現役,轉而從事情報工作,他因準確預測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的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或稱「亞爾丁戰役」)而聞名。

直到1927年,西點軍校才被美國大學聯合會(AAU-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成立於1900年,或稱:美洲大學協會、也有翻譯為:北美大學聯盟)承認、1933年,國會正式批准軍校有權授予畢業學員理學學士學位(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B.S.、BS、B.Sc.、BSc)。

參見──

(Ⅰ)奎格瑞․甘迺迪、凱西․尼爾森(高一中、郭家琪譯):《軍事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國防部部長辦公室),p111~142。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部國防大學),p69~83。

(Ⅲ)樊高月:《西點軍校──管理奧秘的全方位探索》(稻田出版) ,p245~247、257。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巴黎綜合理工學院】(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Ⅴ)威廉•曼徹斯特(黃瑤譯):《美國的凱撒大帝:麥克阿瑟(上)》(中信出版社),p13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