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來一直持續延燒的話題首推「拔管」案和北農總經理吳音寧事件，都是人才運用的爭議。管中閔背景偏藍，執政黨因此絕不接受他擔任台大校長；吳音寧和她的父親以社運大力支持綠營選舉有功，執政黨因此不管她是否適任，始終力挺到底。人才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資產，台灣根據顏色用人，合理嗎？

除了深綠群眾，多數人都會直覺認為，上述根據顏色用人不合理、不利國家社會發展。然而理性想一下，在選舉民主的制度之下，助選有功之人當然要被酬庸，否則以後誰還會支持你選舉？執政黨力挺吳音寧因此合情合理！綠營全面執政，當然要重用自己人，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焉能任用敵對陣營的人才，擴張敵對的勢力？執政黨「拔管」因此也合情合理！根據政治顏色用人，不僅台灣如此，所有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莫不如此，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而已，例如美國現在共和黨主政，自然多半重用傾向共和黨的人才，未來若民主黨主政，自然多重用傾向民主黨的人才。

台灣目前是兩黨政治，粗略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綠營，四分之一的人才傾向藍營，另外二分之一的人才則屬於不藍不綠。綠營執政不用藍營人才，藍營執政不用綠營人才，因此不論藍、綠誰執政，最多可能任用四分之三的人才，而少則只能任用傾向自己的四分之一的人才。而實際情況恐怕較接近後者，因為傾向執政者的人才可能助選有功，當然比不藍不綠的人才更受執政者的青睞。縱觀現在的執政團隊，執政者能否任用不藍不綠的人才，讀者可以自行評判。台灣的人才有限，又只有少部份人才受到重用，實在是很不利的，但這是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的普遍現象。

相對於選舉民主國家，大陸的「中國模式」在人才運用上有很大優勢。人才不需要區別哪個黨，大家都全心全意為這個國家出謀劃策，而執政者則聽取所有人才的建言和討論，最後任人唯才，明智地決定大政方針。以經濟發展為例，大陸在2011年之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增長率平均高達9.9%，之後幾年迅速跌落到7%以下，面臨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幸而這期間許多大陸經濟學家提出各種對策，經充分討論，政府終於決定採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而不是多數國家所採行、偏需求側的貨幣政策或擴大投資政策。供給側改革使大陸能改善經濟結構，持續保持中高速增長，所有經濟人才在此同心協力出謀劃策，功不可沒，這在選舉民主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

台灣執政黨根據顏色用人，大陸卻多能用人唯才，台灣如何能跟大陸競爭？大陸比選舉民主國家有運用人才的優勢，因此大陸的崛起是勢不可擋啊。

郭譽申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有選舉就是民主嗎？》討論民主。我想補充一些個人的看法。因為文字比較長，所以獨立出來，另做一篇。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民主是最高價值。但是追究根本，並不必然。民主不過是一種工具，它的唯一目的是為了防止獨裁。有人或許同時認為民主會帶來最有能力的執政團隊，但是這樣的期待毫無根據。

民主可能有多種版本，不同的遊戲規則下有不同的利弊。我在這裡把焦點放在台、美兩地的總統選舉，也就是兩黨政治，一人一票直接選舉。在美國，它選出了川普，在台灣，蔡英文的政績有目共睹。我想探討這個制度失敗的原因。

首先，選舉不能防止獨裁。總統一但當選後，就再也沒有可以約束他的力量。人民只有在投票那天有權力，投完票，當選者沒有義務傾聽民意。比方說，川普上台，先是對穆斯林國家限制入境，又撤出巴黎協議。蔡英文上台，先是強推前瞻計劃，又有種種乖張的人事任命，這些決策都違反多數國民的意願，但是當權者可以毫無忌憚地硬幹。我上大學時班上有一位來自約旦的學生，他就指出了這個漏洞。他表示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總統做錯事不需要負責，而他們的國王如果犯錯，是會被砍頭的！我不知道阿拉伯國家有沒有國王被砍頭的先例，但是我相信無論是中東的國王，或是大陸的領導人，都會比台、美的總統更重視民意，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是靠一次人民普選而上台的，所以要時時注意自己掌權的正當性，不能拿「我是法定程序選出來的總統」做為擋箭牌。

四年一任的總統選舉也不利於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每個政客想到的最多是兩任八年。八年以後的事，要看它們對下一次選舉有沒有加分再說。鐵打的國家，流水的政客。一百多年前的楊度在「君憲救國論」中就指出了共和制度的這個缺點。非但是長遠的國家發展缺乏規劃，在政黨輪替的情況下，國家既有的政策與立場都難以維持。比方說川普上台，就要砍掉歐巴馬的健保計劃，又退出談判多年的貿易協定。蔡英文上台，不承認九二共識，把兩岸關係倒退到八年前。這樣的反覆無常，一方面造成資源虛耗，政務空轉，同時也造成國家整體信譽的傷害。

政黨競爭的政治似乎是民主的必然選項，因為沒有政黨的代表，眾多的公共議題難以聚焦。但是政黨的競爭並不像是經濟上的自由競爭，可以帶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政策品質。理想中的設計，是各政黨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主張供選民選擇。實務上，政黨的目標就是勝選，拿到執政權。政黨不需要有完整的政治規劃，它們只要討好多數選民，把對手打倒就可以了。所以負面選舉就成了最便捷的手段。從中國的歷史上看，黨爭的本質也不外乎黨同伐異，不論是非。在現今時代，這個遊戲規則依舊是主調。

政黨政治的另一特色是會造成兩黨政治。一旦前兩大政黨以分贓的方式建立了政綱（political platform），基於棄保效應，第三政黨是沒有勝選機會的。因此理論上人人都有參選的權力，但是實務上只有兩大黨的候選人才有當選的可能。老百姓往往只能被迫在兩個爛蘋果中選一個。

在許多場合，當我們要挑選最合適的人才時，我們絕不會採取民粹式的普選。比方說在遴選大學校長或是法官時。原因大概有兩層，一是我們認為經過一個委員會遴選出來的人才的能力會優於自告奮勇出來角逐這個位子的人；二是我們希望在這個位子上的人可以不需要花心思討好選民，能夠憑自己的專業判斷做出決策。民粹式的普選引出一個弊端：少數人就可以挾持選舉。選民中有理性的、有不理性的。理性的人會對候選人的品德能力做一個整體評估再決定票要投給誰。但是還有很多人會不按這個規則走，尤其是各種單一議題的選民。比方說在美國，喜歡在家里擺幾支槍的人，他們不會管你提出什麼經濟藍圖、外交策略。他就只是介意能合法擁槍。誰要禁槍，絕對拿不到他一票。所以在美國的民調中，我們看到大多數人是支持禁槍的，但是沒有一個要選舉的總統敢說出他會推行禁槍令。在台灣，也有不少的單一議題選民，比方說主張廢死的、同婚的、反核的、台獨的等等。雖然這些議題都不是主流民意，但是把這些選票聚集在一起，就有了勝選的機會。

我的結論是：台、美式的民主並不能夠達到「以大多數民意為主」的目標。要改得更好，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是「絕對民主」，建立全民電子投票系統，所有重大議題，一概公投公決，不給靠花言巧語騙得政權者專治的機會。二是採用菁英政治，實行間接民主，以遴選的方式產生國家的領導團隊。說來有些諷刺，中華民國原先由國大代表選總統就是這種制度；甚至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也是相同的精神（當初各州選出的選舉人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投票，第一高票當總統，第二高票當副總統。）但是陰錯陽差，後來都走上了民粹的死胡同。至於人民能不能覺醒，意識到當下制度的缺失？我的看法是悲觀的。

名作家范疇今早在聯合報發表《「兩極化」是低級社會的象徵》。對於此文，筆者有深為認同的部份，也有頗不贊成的部份，因而在此說說我的見解。

范先生的文章大致有兩個重點。其一，「台灣這三十年來越來越多元化，各種價值並存，但是一到了選舉年，就會突然由多元化變成兩極化，顯示台灣這些年來引以為傲的「多元化」，實際上是非常膚淺的。」筆者很認同這部份，並且要進一步說，台灣每兩年就有一年是選舉年(分別選舉總統/立委和縣市長/縣市議員)，因此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朝向兩極化，這是台灣的多元化相當膚淺的主要原因。

范先生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在於批評中國大陸是一黨專政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並且說「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原教旨主義和獨裁、極權、集權都是一家人，可說是四者一家親」。而台灣要多元化，才能對抗大陸的原教旨主義。筆者很難同意這部份。范先生沒在文中明確定義何謂原教旨主義，我也不想糾纏於此定義，寧願探討該文的主題－多元化。

大陸不多元化嗎？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制度無疑綜合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是一種多元化嗎？旅居海外的張博樹教授在2015年出版《改變中國：六四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潮》，詳細闡述六四後二十六年來中國思想界有代表性的九種政治思潮：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毛左派、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論、儒學治國論、新民主主義和新國家主義。大陸有這麼多不同的政治思潮，不多元化嗎？隨便打開大陸電視，看到不少少數民族的表演者，以及介紹少數民族的節目，看來遠比少數民族在全人口中的占比要高，這不是多元化嗎？

多元化的概念很簡單，但是要具體判定不容易。就上述三點比較台灣和大陸，台灣不如大陸具有社會主義思想，不像大陸有那麼多政治思潮，也不像大陸有那麼多少數民族的表演空間，大陸似乎比台灣更多元化吧！大陸既然有多元化，根據范先生「原教旨主義越強，多元化就越難立足」，可以反證大陸不是原教旨主義，也與獨裁、極權、集權不是一家親囉。

范先生看來很重視多元化，而反對兩極化。可惜他本身就陷於兩極化裡，他完全肯定多黨政治，而完全否定中共的一黨專政。如他文中所述，台灣的政黨鬥爭導致兩極化和膚淺的多元化。多黨政治呈現這樣的缺點，范先生怎能完全肯定它？如上述，大陸並非不多元化，范先生怎能完全否定一黨專政？更別提大陸四十年來各方面的快速進步。

中共的一黨專政不是沒有缺點，但哪個政治制度沒有缺點？像范先生這樣極端化的反共思想難免促進政治的兩極化，實無益於台灣的多元化。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

台灣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選舉。很多人把選舉和民主綁在一起，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不選舉就是不民主。就這麼簡單嗎？民主是國家由人民作主，是一概念和理想，而選舉則是一實際行動，選舉行動能實現民主的理想嗎？或者選舉能實現民主到什麼程度？

選舉能實現人民作主到什麼程度？是一般性的問題，不容易回答，讓我們先看兩個極端的狀況。完美的選舉：假設選民對每個候選人都完全了解，每個選民於是能憑其理性判斷，投票給他覺得最適任的候選人，最後不論誰當選，每個選民都實現了他的意志，充分實現了人民作主。完全失敗的選舉：假設選民對每個候選人都完全不了解，例如既無候選人簡介，選民過去也從未認識或聽說過任一候選人，每個選民於是無從選擇，只能不投票或隨機投票給任一候選人，這樣的選舉顯然完全沒有實現人民作主。

真實世界的選舉顯然落在上述兩極端狀況之間，若完美的選舉得分是1，而完全失敗的選舉得分是0，真實世界的選舉一般得分是多少？較靠近0，還是1？當然不同的選舉案例得分很可能不一樣。

筆者所經歷過最小範圍的選舉大約是我所住台北市一個里的里長選舉。最近一次里長選舉有候選人4人，合格選民7千多人，作為選民，我只稍微認識4位候選人其中之一(曾承包我家的小型修繕工程)。因為里長是相當低階的幹部，沒有媒體會報導里長選舉和候選人的新聞，因此我對候選人的了解僅止於選舉公報上簡短的候選人簡介，而大部份選民應該和我類似，這樣的選舉看起來很接近上述完全失敗的選舉，難怪最後投票率只有33%。

大型選舉當然比里長選舉受到媒體關注得多，媒體報導幾乎是大型選舉的決勝關鍵，但是媒體能否讓選民真正了解候選人則頗令人存疑。候選人若過去有明顯劣跡，媒體一定大肆報導，讓選民周知，是媒體的底線功能，卻很少發生，因為過去有明顯劣跡者很少會投入大型選舉。

除了上述的底線功能之外，媒體能做的主要是公佈及評論候選人的各種發言(包含政見)，以台灣為例，台灣的媒體多半或偏藍或偏綠，其報導的中立性和可信度早已被人質疑，選民如何能憑媒體了解候選人？另一方面，候選人的發言都想要討好選民及爭取選票，真能顯示他是否適任他所競選的職務嗎？蔡政府上台以來，其政策常被媒體戲稱為「髮夾彎」，意謂現在很多政策是過去政見的大轉彎，這樣候選人的發言和政見有多少意義？總之，媒體的報導和候選人的發言看來都不足以讓選民了解候選人的施政能力。

台灣大型選舉的經驗顯示，很多當選人，包括陳水扁、馬英九和蔡英文總統等，在選前和剛當選時民調都極高，當選就任相當時間以後，民調就大幅走低，當然是施政不佳所致，卻正顯示選民在選舉時無法認清候選人的真正施政能力。大型選舉看來並不接近上述完美的選舉，甚至是較接近完全失敗的選舉，選舉式民主距離由人民做主的理想其實是相當遙遠的。

選舉式民主距離民主的理想其實相當遙遠，有些國家實行選舉式民主就自詡是民主典範，實在是自吹自擂，而有些人認為有選舉就是民主，不選舉就是不民主，實在是頭腦過分簡單了。

昨天民進黨召開選對會，確定以徵召方式推出自己的台北市長候選人，不再與現任市長柯文哲合作。喧騰好久的自提或禮讓決定總算塵埃落定，我們小老百姓終於不必再受媒體在此問題上的疲勞轟炸了！不過民進黨還沒決定要徵召誰，選舉新聞仍然沒完沒了！

民進黨為何最終決定不禮讓柯？原因當然很多。柯文哲為了自己的聲望，對民進黨中央的政策多所批評，包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一例一休」、教育部「拔管」案等等，柯都沒有一句好話，當然讓綠營支持者火大。然而不禮讓的最主要原因無疑是柯的「兩岸一家親」說法，背離了民進黨的「台獨」、「反中」基本信仰。蔡英文總統要柯確認「台灣價值」，就是希望柯收回「兩岸一家親」，並且確認與民進黨相同的台獨、反中意識形態，柯文哲迴避不做，民進黨只好和柯分道揚鑣了。當年民進黨與柯合作，是因為柯自稱並且呈現「深綠」，現在柯「不藍不綠」，甚至有點「紅」，柯、綠自然不能再合作了。

台灣長期藍、綠意識形態對抗，令很多人厭惡，柯文哲於是號稱「白色力量」、「超越藍綠」。柯沒有意識形態嗎？柯從政時間短，沒有政黨，說話又沒有一致性，似乎看不出他的意識形態。然而細看柯的過去言行，他的意識形態，簡單說，就是不接受「一中各表」和「九二共識」，但主張「兩岸一家親」。不接受「一中」和主張「兩岸一家親」雖然彼此有些予盾，但是多數人反正不會深究，而卻足以區別於藍、綠的意識形態。柯文哲聲稱超越藍綠，不講意識形態，其實還是難免意識形態，年底的台北市長選舉看來將是藍、綠、白的意識形態之爭。這很正常，選民大多搞不清候選人的能力、政績如何，就只能投票給意識形態相同、自己看來順眼的候選人。

柯文哲為何不多讓步點，例如明確收回「兩岸一家親」，以獲得民進黨的禮讓？若如此，柯和「白色力量」永遠是綠營的附庸，本身不能成氣候(「白色力量」甚至可能溶入綠營而瓦解)，即使柯成功連任市長，未來不太可能更上層樓。反之，柯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掌握「白色力量」，則不論市長選舉勝敗，他繼續能保有其政治能量和資本，仍有逐鹿天下的機會。另一方面，柯文哲獨樹一幟(與民進黨不同的幟)，卻要民進黨支持他，對民進黨等於是養虎為患，民進黨怎能接受？民進黨只好忍痛與柯絕交了。

柯、綠絕交，三方鼎立，無疑是丁守中和藍營的大利多。柯文哲上次市長選舉的大勝，讓藍營餘悸猶存，原來對丁不抱多少希望，現在局勢大變，與上次市長選舉的格局完全不同，丁看來頗有勝望，藍營的氣勢猛然起來了，不僅在台北市，也擴及於其他縣市。三方競爭，結果很難預測。選舉本身對國家雖然少有助益，旁觀三方競選廝殺還是很過癮的！大家就看戲吧。

 

從去年底開始，台灣就充斥大量選舉活動和新聞，政治人物此起彼落宣佈參選縣、市長或縣、市議員，而藍、綠兩大黨則在各地逐漸展開黨內初選和初選民調的競爭，現在黨內初選逐漸完成，正式的競選活動將更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直要熱鬧到11月底，選出縣、市長和縣、市議員為止。

台灣每四年舉行一次總統和立委、中央級別的選舉，也每四年舉行一次縣市長和縣市議員、地方級別的選舉，而兩種級別的選舉交錯開來舉行，於是每兩年就有一次大規模選舉。每次大規模選舉從政黨內部逐步初選，到最後正式投票，歷時約需一年。每兩年選一次，歷時約一年，台灣大約一半的時間都在選舉。不僅選舉歷時長，台灣每個政黨的主要工作就是選舉，即使不在選舉期間，從臉書就能感受到，每個政黨天天都在拓展人脈，為政治人物開發未來的選票。

大陸也有選舉，主要包括基層選舉和各級人大代表選舉，大陸的選舉影響層面小，選舉自然不像台灣熱絡。大陸的共產黨不花工夫選舉，主要在做什麼？

在大陸的書店，我看到許多共產黨的教育訓練書籍，從最基本的如何做一個共產黨黨員，到如何擔任基層黨委(基層黨組織委員)，最高到如何擔任縣委書記(縣的最高領導人)。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因此出版許多書籍，來教育及訓練其黨員和各級基層幹部治理國家，至於高層幹部，因為是少數，有另外專門的進修學院，提升他們的治國能力。

大陸約有八千萬共產黨黨員，只有少部份是國家的公務人員，支領國家的薪俸，其他大部份則分佈在民間各行各業。雖然多未支領國家薪俸，共產黨仍相當程度能協助治國。以2008年北京奧運的一則新聞為例，大陸為了防備恐怖份子發動恐怖攻擊行動，動員了千千萬萬的北京「大媽」，深入各個角落擔任偵防的工作。共產黨先動員大媽們裡的共產黨員，透過她們再動員千千萬萬的一般大媽，顯示共產黨的基層教育訓練是頗有成效的。

除了教育訓練，大陸以競爭提升治國能力，中央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省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省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同樣地，省訂出績效指標讓各縣、市競爭，只有績效領先的縣、市領導人才有機會升職。

大陸共產黨的主要工作是治理國家，台灣政黨的主要工作卻是選舉。這大概是必然的，在台灣，若選不贏，就不能執政，談治理國家不是白搭？因此選舉遠比治國重要，每個政黨都是選舉第一，治國政策則是隨口胡吹的，難怪上台執政之後，常一無是處。治理國家不容易，需要有專業，「中國模式」致力於治國專業，而類似台灣的西方民主國家則致力於選舉專業，術業有專攻，因此各有所長，大陸治理國家似乎越來越好，而西方民主國家越來越擅長選舉，選到變成民粹了！

前言：因「拔管」引發的臺大「新五四運動」，國民黨主席吳敦義竟然要求國民黨不要介入，再睽之退休軍警公教反對「年金改革」行動，國民黨高層也是毫無作為，這些無疑的都是國民黨脫離群眾的表現。睽之歷史，國民黨脫離群眾之事例俯拾皆是。

清黨是國民黨第一次遠離工農大眾

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經李大釗介紹在桂林會晤了孫中山，馬林向孫中山提出關於中國革命的建議，主要兩條：一是改組中國國民黨，這個政黨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二是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那就要建立自己的軍官學校。馬林說的聯合各界人民，就是要建立統一戰線，聯合所有可以聯合的人，共同為中國復興而奮鬥，工農大眾則是黨的群眾基礎；這兩條建議孫中山都樂意採納，國民黨的改組與建立軍官學校排上日程了。

1923年1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Joffe)，發表「孫越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6月，俄國軍事顧問抵達廣州，8月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考察俄國黨、政、軍情況，蔣介石將蘇俄之行，考察、會談所得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送交孫中山，覺得滿意的孫中山，更堅定了以俄為師的聯俄決心，10月6日鮑羅廷抵達廣州，任俄共駐廣州代表，孫中山委任他為中國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且促進中國國民黨早日完成改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提出「聯俄容共」，黨內順利改組完成。同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成立，蘇聯派出炮兵、工程兵、步兵、裝甲兵、空軍、無線電通訊、軍械保養等各兵科專家與軍事顧問，先後曾達三百餘人，並聘請葉劍英為教授部副主任，周恩來為政治部副主任，10月8日蘇聯「沃羅夫斯基」號輪船運來8000枝俄式長槍，每枝槍配備500發子彈，這是援助黃埔軍校的首批武器，之後至蔣介石清黨為止，陸續有大批蘇聯軍火運抵黃埔軍校，憑此軍火1925年2月得以東征陳炯明，獲勝後於兩廣建立國民政府，往後再次東征與接續北伐，都是依靠蘇聯提供的這些槍桿。

1925年孫中山逝世，遺囑謂「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實指蘇聯而非美、英、法等國)，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接受總理遺囑和一大所定政綱，重申「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主張。中國國民黨繼續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1926年6月9日由黃埔師生為主幹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蘇聯軍事顧問隨軍行動，共產黨也動員農民與工人協助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軍短短9個月迅速攻占中國南部地方，勢力範圍自兩廣擴及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1927年春攻克南京並接收上海(已被工人起義佔領)。

國民黨的北伐，被孫傳芳罵為賣國赤孽，孫傳芳認為這是國民黨勾結外國勢力造反奪權，當時的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各地軍閥互相攻伐兼併，對於帝國主義非分要求只有曲從讓步，軍閥的存在對國家統一構成嚴重障礙，遑論驅逐帝國主義。孫中山聯俄、聯共之舉，可以達到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符合當時中國迫切需要，事實上當時世界各強國，也只有蘇聯對中國是友善的，也是世界上唯一主動宣佈放棄一切在華特權的國家。

1927年4月12日北伐未盡全功，蔣介石發動清黨，不僅抓補共產黨黨員，就連國民黨左派也一併清除，蘇聯顧問也逃離廣州，昔日戰友成了新的敵人，共產黨被迫發動南昌起義，開始發展自己的武力，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先安內後攘外成了蔣介石拒不抗日的理由，坐視東北為日寇佔領(1931年918事變)，直到1936年年底，西安事變之後才結束圍剿共產黨，開啟國共共同對日抗戰的序幕。

清黨最嚴重的影響，就是讓國民黨與基層農工由親密夥伴關係變成上下主從關係，國民黨從此之後再也不能動員基層農工(清黨時大殺工會領導人)，只能以命令去強制徵收徵用，馬林向孫中山建議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與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就此失去群眾徒剩槍桿，這一點可由國民黨募兵困難，一直處在兵員不足的情況下看出， 1944年8月30日因虐兵事件蔣介石當眾杖擊中將兵役署長程澤潤，關押一年後槍斃。

沒有工農大眾的國民黨，有了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一切以領袖意識為主，工農大眾只能接受驅使，屬於隨時都要為領袖意識而犧牲的一群，這種上下從屬關係，就此延續下來，至今未改變，抗戰時花園口決堤，就是因為無法動員工農群眾協助國軍，於是就將黃河決堤企圖以水澤阻滯日軍前進，至於犧牲了無數百姓生命財產則毫無哀矜之慟，內戰後在金三角遺棄許多老兵是另一例子，更可悲的是這些老兵子女來到臺灣讀書，竟然面臨拿不到身分證，也回不了「僑居地」的怪事，相較於民進黨第二次執政，就將因繳不起健保費而被鎖卡者解鎖，更顯示出國民黨對勞苦大眾之冷酷無情。

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在臺灣施行比清黨還要嚴苛的整肅統治，大殺左派人士寧枉不縱，對前皇民份子則是攏絡有加，對「大陸匪幇」展開系列的批評與謾罵，因「年金改革」陳情抗議的人，每一位都受過此類宣傳「洗禮」。

李登輝時期與之後的仇共恨匪教育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辭世，22歲前為日本人的李登輝順利接任總統，直至2000年5月20日卸任，執政長達12年，期間進行另一種方式的仇共教育。

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仇共、恨匪」的宣傳因法律狀況改變，不方便由官方公然為之，而由前皇民份子接手，官方再配合串演，所罵之事擴大到中國之一切，包括文化落後、人民素質低劣等等。

千島湖事件是「仇共、恨匪」的最高潮炒作

1994年3月31日浙江千島湖事件，有24位台灣旅客乘坐「海瑞號」在千島湖觀光，與6名大陸船員及2名導遊，共32人在船艙內被燒死。此事件為單純的大陸強徒殺人越貨，但是在李登輝誘導之下成為兩岸政治性事件，李登輝且以「總統」之尊大罵共產黨「草菅人命」、「土匪」，在李登輝刻意操作下，台獨勢力達到空前高峰，且自此高居不下。

千島湖事件前之閩平漁事件

1990年7月閩平漁5540號漁船，被臺灣海巡指控偷渡而被捕(實際上是進行小額貿易)，臺灣官警將76名大陸漁民，不予遣返也不通報大陸，而是直接在宜蘭澳底，將漁民關進約一米高狹小的七個船底艙內，再用長釘將艙蓋封死，並在艙蓋壓上重物，然後讓船自由漂流。當船飄到福建沿海被發現，搶救時艙內漁民多數已被活活悶死，只有一艙漁民因早已自行突破艙蓋而生還，另一艙只關五人也救活，此案臺灣拒絕懲罰肇事者，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稱：「台灣民眾應理解國軍執行遣返大陸偷渡者的用意和執行任務的辛勞，給予他們所應得到的支持」。

千島湖事件發生至今，當年的國、高中生到今天(2018年)年齡約在36-43歲之間，這些人正是嘲諷那些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的「主力」。

國民黨承襲以往作風，冷漠對待陳抗群眾

為年金改革陳情抗議者，自始至今都無法從國民黨高層處獲得任何支援，連精神上的鼓勵都沒有，不要認為這是現任黨主席的個人行為與作風，國民黨高層率皆承襲了自清黨以來的領導人作風，在馬英九擔任總統兼黨主席期間，不也是冷酷無情的對待郭冠英麼？只因為郭冠英的言論，與一天到晚去綠營鞠躬道歉的馬英九作風，格格不入，所以要成就賠不是的馬英九，就只能犧牲鳴警鐘的郭冠英。

面對綠色壓迫、藍色冷漠、經濟剝奪、政治失能，藍營群眾似乎還是不能體悟到，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都已經是過去式了，而且是國民黨親手埋葬了中華民國，即使是2020年國民黨候選人當選總統，那也只有關公廟裡拜曹操了。

藍營群眾應該即日回到孫逸仙路線，做孫逸仙博士的信徒，而不是做蔣介石的孤臣孽子，更何況沒了黨魂，這孤臣孽子還做不成呀。

附：蘇聯支持中國對日抗戰

1937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八月十三日爆發「淞滬會戰」，情勢遽變之下八月二十一日國民黨與蘇聯在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聯再次對中國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應中國的請求1937年10月22日，首批225架飛機與兩個飛行大隊及工作人員254人抵達中國。到1939年12月，在中國的援華飛行相關人員達到了712人，並幫助中國培訓了1045名飛行員，以及近萬名飛行相關的服務人員，其功絕不亞於後來的美國飛虎隊。

還有大量的軍事顧問團來到中國幫助中國作戰，一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後，1942年美國開始對華援助，美軍顧問進入中國後，蘇聯顧問受到冷落方回國，結束長達四年多的軍需與顧問支援。

 

一般人似乎熟悉「民主」遠多於「共和」，對民主的討論也比共和多得多。然而無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共和國。中華民國的「民國」是早年對Republic一字的翻譯，後來則譯為共和國，這可以從中華民國的英譯Republic Of China看出來。

查閱維基百科，世界上的206個國家中，有135個國家的官方名稱中有「共和國」字樣，國家的名稱中有「民主」字樣的卻很少，看來共和應該比民主重要，卻常被一般人忽略了。

民主簡單說就是，國家由全民當家作主。共和的涵義則比較廣、比較模糊，包含全民共同和諧、人人平等自由、權力共有而平衡、資源共享、全民共治共富等，並追求全民成為一個團結的共同體。由以上涵義可以看出，共和是國家的目的，民主雖然也有目的的成份，主要則是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目的比手段重要，因此共和比民主重要。

民主是否能達成共和的目的？不見得，需要很小心。全民當家作主是理想，實際只能做到多數統治，由多數票決定國政，這樣很可能形成「多數專制」的暴政，即占多數的群體以多數優勢，制定有利於本身，而不利於占少數群體的法律，「合法地」壓迫甚至迫害占少數的群體。若存在「多數專制」的暴政，占少數的群體一定不滿、抗爭，造成國家分崩離析甚至內戰，怎麼可能達成共和的目的？

避免「多數專制」的辦法是制定憲法，以保護占少數的群體，包括對個人的保護。憲法的位階高於所有其他法律，若占多數的群體以多數優勢，制定有利於本身，而不利於占少數群體的法律，因而違背了憲法的內容或精神，即屬無效。有了憲法，理論上能避免「多數專制」，但是實際上仍有兩個問題，首先，憲法是否完備？是否涵蓋到各種可能的「多數專制」？其次而更重要的，憲法的解釋仍取決於人，法律是否違憲取決於大法官，若大法官偏袒占多數的群體，仍會發生「多數專制」。這裡牽涉到大法官的選任，大法官的選任似乎只能由多數票決定，不可能有更好的辦法，換句話說，仍可能發生「多數專制」。

「多數專制」的暴政絕不是危言聳聽的空言，而曾在歷史上實際多次發生，例如造成希臘城邦的衰亡、法國大革命的動亂、納粹法西斯的暴行等，是過去政治理論探討的重點，但近年逐漸被淡化淡忘了。全面執政的民進黨以立院多數強行通過「轉型正義」的相關法案、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案等，都有侵害少數群體國民黨和退休公教人員之虞，但大法官卻閉著眼睛挺執政者，再次見證了「多數專制」之害。

共和是國家的目的，民主是達到共和的手段，因此共和比民主重要。台灣注重民主而忽略共和，導致藍綠對立、人民分化，國家因此很難進步。對比之下，中國大陸重視共和超過民主，例如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的戰略目標，並致力於復興注重和諧的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