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都是秉持周恩來時期所制定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其中，「不干涉他國內政」就是最重要的一條。此五原則，基本上可以顯示一堂堂大國的正派作風，即便在數十年前，反共的徐復觀先生，對此也是十分肯定的。

然而，此一「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近來開始受到些許質疑，包括金燦榮教授在內，都說此一原則是否該考慮有所修定。原因很簡單，你不干涉他國內政，但與你競爭並且還想處處打壓你的另一大國（美國），卻頻頻干涉他國內政。試想，一個與中國親善的某國政黨，其國內的反對黨，因為反對接近中國，就可以得到美國的各種支援，而與中國友好的政黨，卻從中國這裡得不到直接的支持。如此一來，莫說選舉可能選不過，甚至都有被政變的風險。這樣的情況漸次出現，於是，各國政黨見風轉舵，明知世界大勢此消彼長，但在現實利益的驅動下，還是寧願親近美國。如此發展下來，客觀的效果可以預見︰這不但為美國的霸權續命，同時也為中國的崛起橫生阻礙。

那麼，中國是否要改變「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基本原則呢？若改，則中國與美國有何區別？不是又要重蹈帝國霸權的覆轍？不改，則眼睜睜看著友好的國家（甚至是鄰國）倒向美國，而多年的經貿往來與投資，不但是為人作嫁，付諸東流；甚至成了他國對付中國的籌碼，豈不是甚為不值？

要知道，全世界多數國家都採行了西式民主制，即︰政黨競爭與選民投票。在這種政治格局下，等於天然地「歡迎」強國介入。試想，如果你對手政黨可以從某強國得到或明或暗的資助，且能藉此而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那麼，這「政黨政治」的「公平競爭」還有公平性可言嗎？你為了不吃虧，是不是也只能巴結這個超級大國，政策上向他傾斜，以換得他給你的「公平對待」？這就是為何台灣藍綠兩黨都要爭相巴結美國的原因。台灣如此，其他各國又能好到那裡？

理論上，民主政治是最忌諱外國干預的。美國大選，一個「通俄門」就吵得不可開交。而中國在各國以華語教學為目的的「孔子學院」，只因為教材涉及對中國國情與國家進步情況的介紹，就被西方各國冠以「干涉內政」的大帽子，被強迫關門。可見西方各國對「外國干預」是如何地敏感、如何地嚴防死守。但反國來，西方各國卻又打著「普世價值」的旗號，頻頻干預他國內政，誘使或迫使他國採取「普世價值」的西式民主政體，其結果，就是讓各國在政黨競爭的格局下，自然地敞開大門，主動歡迎西方強國的干預。這使得西方的干預簡直不費吹灰之力，甚至是難以推辭的「大國的負担」。（於此，我們可以明白，何以西方人那麼熱衷在世界各國推動民主投票制度了吧！後進國的多黨民主制，天然有利於西方強國。這一層窗戶紙，實在應該大力加以戳破。）

然而，不管有沒有道理，世界已經被西方塑造了；世界的現實就是這樣。那麼，做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若堅持原則，不就是要吃啞吧虧？也難怪有人按捺不住，認為該適度修正「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否則，各國的親中政黨勢必要輸給親美政黨，中國在國際外交上將極為被動，極難與美國競爭。

對這個問題，我們若深入思考，應思索中國崛起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只是以中國替代美國，而全世界受到霸權宰制的格局不變，只不過霸主由美國換成了中國，這難道是我們想要的？我想絕對不是。這不但不符合中國數千年來的「王道」思想，也完全不是百多年來中國革命的初衷。

大家應該還記得，1974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上擲地有聲的演講︰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當然，如果在「干涉他國內政」上，只是採取如同美國一樣的手段，那距離「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還有一段距離，但卻已是在走向霸權的道路上了。若果如此，如何能向世界人民自證自己是不同於美國、不追求霸權的？如何向世界人民證明自己是真心實意願意與世界人民一道實現共同富裕，彼此尊重，互不干涉的？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眼前之利與千秋大義，不可不慎。

那麼，中國就只好坐視美國霸權的擴張，坐視美國在世界各國的插手、干預，甚至是圍堵中國？那當然也不是。我們對待美國，還是要「敢於鬥爭」的。但鬥爭的目的，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至少不是最高原則），而是勇於揭露、批判美國（及其附庸國）打者「普世價值」的旗號卻行干預他國內政之實。換言之，對於美國，我們仍然應該抱持「治病救人」的心態進行鬥爭，而非與其同病，只為熬死對方。

必須相信，世界人民的眼睛還是雪亮的，雖然多數時候他們都如「讓子彈飛」中所說的︰「老百姓都在看，誰贏他們幫誰」；但這無害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事實。歷史總是辯證地展開，所有的心懷鬼胎，機關算盡，最後總難免「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失誤。唯正道不誤人，雖然長路漫漫，但堅持到底就必見成效。

此次韓國的APEC首腦之會，中國重申樂於與美國㩦手並進，共同造福世界，無意與美國爭高下。我非常佩服中國政府與領導人能守住核心原則，沒有被美國帶偏。美國要維持自己一家獨大，以各種手段打壓中國；這很容易激起中國的報復心態，一不小心，就把「走自己的路，建設好自己的國家」轉變為「與美國一爭高下」，甚或是「卡死美國的脖子，置美國於死地。」後者固然能令人一吐怨氣，興奮於一時，但其實是個陷阱，會讓中國變成另一個美國，走上錯誤的發展道路。

中國不想取代美國，要改變的是美國以霸權操控世界的模式。換言之，中國的崛起必須是為世界帶來新的模式、新的氣象。這應該是屬於王道的社會主義，其中既有中國的老傳統，也有中國對近世新思想的融會貫通。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國要走的道路，重點在於弘揚正道，而非以某種道術取得自己最強大的地位。事實上，以中國之體量，如果世界上有一公平的上帝將所有的資源做公平的分配，中國自然就是一等一的強國。中國不必捨正道來圖強，中國只要走正道，自然就是最強大的國家。而我們的最終目的，也不在於一國獨強，而在於一個真正公平、和諧、共同富裕、文化共享且互相尊重的全球社會。以今之科技能力，這個新世界已該來到了，唯人類的意識形態跟不上，還囿於狹隘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小圈圈之中，以致於無法誕生出真正有效、有益的「全球治理」。中國文化中的王道思想與天下觀，最無種族與宗教的偏見，是最適合新時代之需求的。就看中國人有沒有足夠的文化自覺與自信，發揚老祖宗留下的精神瑰寶，為世界開啟一新的局面。

中美這樣的大國都有一些少數民族/族裔，中國官方認定有55個少數民族，美國則區別拉丁裔、非裔、亞裔…等少數族裔。本文把中國的民族和美國的族裔通稱為族群。國家政權通常由主要族群掌控，少數族群多半是相對弱勢的。中美如何對待其弱勢的少數族群？

中美的少數族群有一些基本的不同。中國現在的疆域是在清朝前期確定的，清初的疆域逐漸擴大，直到1759年擁有全部新疆，此後幾乎是有減無增，所以現存的少數族群自那時起少有變動，大多一直聚居在原居住地附近。清朝統治者自己是少數族群，對漢族有防範之心，因此長期不准許漢人移居東北、蒙古、新疆等地，直到清末才開放漢人移民東北、蒙古（西藏是海拔極高的高原，漢藏交流自然很少），這推遲了漢族與少數族群間的接觸和互動。

美國在1776年獨立建國，最初只有大西洋沿岸的13個州，此後向西迅速擴張，到1850年加州加入聯邦，領土達到太平洋，完成美國本土的擴張。在這過程中，少數族群的變動很大，印地安原住民遭遇屠殺和疫病而大量減少，現在已經無足輕重；1846-1848的美墨戰爭使美國得到加州和南方的大片土地，拉丁裔於是成為最大的少數族群，非裔族群次之。各少數族群相當分散，並不居住一地。

美國自建國以前就買入大量非裔黑奴，主要用為種植園的勞力。即使南北戰爭（1861-1865）後非裔黑奴被解放成為自由人，白人對過去的黑奴，非裔族群的歧視是根深柢固的。中國清朝時，官家、富戶也有奴僕，但奴僕不出於特定的族群，因此中國少有族群歧視，雖然偶有族群衝突（多由於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美國當然也偶有族群衝突。

雖然成為自由人，由於族群歧視，非裔族群多年來都不好過。譬如早期很多州都有族群隔離政策，白人學生念白人學校，黑人學生念黑人學校，而白人學校的經費比黑人學校多的多，黑人學生幾乎被犧牲了。即使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廢止了族群隔離，並通過一些平權法案，讓各族群獲得法律上的平等，但非裔族群在起跑線上已弱勢，於是始終是貧窮、犯罪率高的弱勢族群。非裔族群始終弱勢，使族群歧視一直無法消除。

弱勢的少數族群需要扶助，但政府高負債的美國現在難以提供，幾十年前美國的經濟狀況較好時早就應該提供，但美國奉行自由主義，當時不願負擔太多社會扶助，於是留下這無解的難題。

中國的難題在於有些地方，如新疆、西藏，的少數族群有追求獨立的傾向，甚至曾產生一些恐怖攻擊事件。新疆、西藏是偏遠的邊疆，當地的少數族群多屬於弱勢。中國近年大力扶助這些邊疆地區，包括都市建設、反恐安全措施、興建高速鐵路等等（其他的扶助政策參見《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的扶助政策》），雖然明知短期內投資無法回收。中國的扶助政策看來頗能改善當地少數族群的生活，也有助於消弭他們追求獨立的傾向。

一、從批判到理解：我對中國發展道路的重新認識

我年輕的時候，對「中國共產黨」這幾個字其實沒有好感。那時我看到的是改革開放後的種種矛盾——市場化帶來了活力，卻也讓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權力與資本糾纏不清，理想主義似乎被徹底拋到了腦後。

那時我讀了很多書，也走了不少地方，接觸了西方許多理念，比如自由、民主、法治、個人主義。它們聽起來那麼乾淨、那麼有力量，讓我相信只要朝著這個方向走，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但隨著時間過去，我慢慢發現，那些被稱為「普世價值」的東西，到了不同的社會，長出的樣子其實很不一樣。西方社會也有貧富差距、文化焦慮、族群撕裂，只不過它們藏得更深、更制度化罷了。

我對中國的重新思考，大約是從2019年開始的。那一年，全球局勢急劇變化，貿易戰、疫情、價值觀的碰撞，讓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原來「現代化」並不是只有一條路。中國不再只是被動追趕別人，而是開始嘗試走自己的路，自己去定義前進的方向。

這種改變，不只是政治上的集中，也是一種文化上的自覺。城市的秩序、科技的進步、社會的穩定，它們背後的邏輯，不再只是模仿西方，而是中國在摸索屬於自己的道路。

我知道，這一切並不完美，每種秩序的建立都有代價與壓力。但我開始理解：所謂「國家」，不是理念的投影，而是現實中的權衡。它必須在內外的矛盾中尋找平衡，在衝突中維持穩定。

回頭看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我看見的不只是政治體制的好壞，而是一個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掙扎的身影。那種掙扎，有時笨拙，有時堅決，但確實帶來了深刻的改變。

2019年之後，我對世界的看法變得更複雜，也更謙卑。我不再輕易用「支持」或「反對」來定義自己，而是開始努力理解這個龐大系統背後的運作邏輯——它的困難、它的焦慮、它的方向。
理解，並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但理解，是我走出偏見的第一步。

二、我眼中的「右派迷夢」：當「自由」淪為自私與欲望的藉口

在今天的中國，「右派」這個詞已經不再單純代表某一種政治立場，而更像是一種時代心態——以市場為信仰、以個人為中心、以功利為最高準則。很多人把這種心態稱為「現代化的代價」，但在我看來，這更像是價值的漂流。

這種思想的核心在於「去國家化」與「去共同體化」。它相信個人自由意志至高無上，認為市場能自我糾錯，道德可以自行生長。但現實卻一次次證明，當公共倫理被市場邏輯吞噬，當「自由」只剩下消費選擇與欲望滿足的包裝語言，社會就會不可避免地滑向對金錢與肉慾的崇拜。

今天的中國網路空間，充滿了兩種極端：一種是對金錢的無限崇拜，一種是對感官刺激的無底線追逐。那些口口聲聲追求「個人自由」的人，最終往往淪為所謂的「錢鬼」與「網路色鬼」——他們以為自己在享受自由，實則淪為慾望的奴隸；他們自詡理性，其實只是用漂亮的詞彙包裝自私。

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美國的自由主義早已演變成「資本的宗教」，歐洲的啟蒙理性也導致了人文精神的空洞與社會的疏離。問題不在於「自由」本身，而在於它被剝離了社會責任與文化根基。當自由失去了民族與歷史的連結，它就變成了無根的浮萍，看似自由，實則無法抵禦任何風浪。

我越來越明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如果只停留在經濟數據與技術突破，那不過是右派式的表面繁榮。真正的復興，必須是精神與道德的重建，是讓整個民族重新找到「為什麼而活」的信念。這種信念，無法從市場中獲得，也無法由算法計算得出，它來自文化的深層記憶、來自共同體的牽絆、來自每一個人願意為公共命運承擔的心。

右派思想最大的誘惑，就是讓人覺得「輕鬆」——只要關心自己、追求快樂，好像世界就會自然變好。但這種「輕鬆的自由」，恰恰是文明墮落的開始。當一個民族只剩下消費者與投資者，當年輕人只看短期利益、不談長遠理想，那麼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會慢慢被掏空。

三、我呼喚「中道」：在自由與責任、個人與集體之間找回平衡

我越來越認為，中國今天需要的，不是回到左或右的陣營，而是重新找回一種「中道」的智慧——一種能兼顧個人與集體、自由與責任、發展與節制的平衡。

中華文明自古就講「和而不同」，講「義利並重」。這些思想不是落伍，而是我們今天最需要的平衡原則。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些古老的智慧，只會讓西方那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右派價值佔據我們的精神高地，讓我們在物質豐盈的同時，精神卻越來越乾涸。

文明的真正力量，不在於擁有多少財富，而在於是否能孕育出道義與信仰。
民族的真正復興，不在於誰更富有，而在於誰更有靈魂。

結語：理解是起點，行動才是歸宿

我深知，理解一個國家的複雜性，不代表我完全認同它的每個做法，但理解，讓我學會了走出偏見，學會了用更寬容、更現實的眼光去看待這片土地與這個時代。

我不再輕易批判，也不再輕言支持。我選擇去理解這個龐大系統是如何在現實中運作，去看到它面對的困難與掙扎，也去尋找它可能的未來方向。
我也明白，真正的改變，不能只停留在思想層面。理解是第一步，但行動，才是讓信念落地、讓價值重生的關鍵。

願我們都能在這個時代中，保持清醒，願意思考，願意承擔。願我們在追求物質發展的同時，也能守護精神的家園，重建屬於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與信念。

川普再任美國總統已經將近10個月，他的施政逐漸明朗，成效如何？他的施政與前幾任總統很不同，因此可被視為改革者，卻也被一些人視為獨裁者，或許两者都對？在此不論他的人品爭議。

川普的主要經貿政策包含：
（1）以高關稅的收入來彌補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及償還累積的聯邦政府債務。
（2）以降低高關稅引誘/逼迫一些國家投資美國，主要是投資製造業，以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因此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及改善美國經濟。

多數經濟學家都主張，高關稅會推升物價，而美國政府收到的大部份高關稅是由國內的消費者和廠商負擔，因此高關稅只是障眼法，看似對進口商品增稅，其實是對國內增稅。雖然川普口頭不贊成這論點，他樂於以降低高關稅交換外國投資美國，顯示他內心其實大致贊成這論點。

雖然美國今年徵收到的關稅大幅增加，但是幾乎無補於事，美國聯邦政府的累積債務最近突破38兆美元，距離去年12月突破36兆美元不到1年。川普期望以高關稅的收入來彌補聯邦政府的赤字及償還累積的債務，看來是失敗的。

川普以降低高關稅引誘/逼迫日本、韓國、歐盟投資美國的製造業，日本將投資5500億美元、韓國3500億美元、歐盟6000億美元。這樣就能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嗎？筆者不相信。這些投資金額雖大，美國國內金主的資金同等雄厚，為何不投資？因為美國的製造業難獲利，美國的環境和各方面條件已經不適合大部份製造業。川普不改善製造業的環境和各方面條件，只靠大量外國投資和高關稅保護，或許能激起短期的榮景，卻絕不是長久之計，將無法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因此這政策其實是損人（日本、韓國、歐盟）不利己的。

除了振興美國經濟，川普也想要壓制中國的科技和經濟發展，因此搞出不少對中國科技和經貿的制裁。在此不論科技，「今年1至9月，中國對美國累計出口較去年同期下滑17％，但是中國整體出口金額卻成長6％。…今年9月，雖然對美國出口年減27％，…但9月整體出口年增率8.3％，創下過去6個月來最快增速…」（參見《劉憶如專欄》美中貿易戰助益中國出口分散》）所以川普打壓中國經濟是失敗的。

川普在國內與民主黨的衝突加劇，既堅持派遣國民兵進駐一些民主黨主政的都市，又造成聯邦政府已經停擺1個月，及部份聯邦雇員領不到薪水。雖然改革者難免與既得利益者有衝突，川普與民主黨的衝突真有理嗎？似乎很像獨裁者的橫行覇道。

川普派遣不少戰艦到加勒比海，威脅要攻擊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亜，並且已經擊沈幾艘被他指控運毒卻缺少證據的民船，船上人員全部喪命。即使民船真是運毒，美國應該（也有能力）拘捕民船和船上人員，然後通過司法審判加以定罪。川普的作風很像無法無天、不顧人命的獨裁者！

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會也不該搬上中美的談判桌上，更不可能成為誰的籌碼。正如加州問題、德州問題是美國內政，不會出現在中美談判桌上。

今日坊間憂懼台灣問題成為中美交易籌碼，莫名其妙。甚至擔心被美國出賣，更是藍綠一家忘了我是誰。指望美國沒有出賣台灣，是說要把台灣成為美國的一州，或美國的附庸，或美國的保護國嗎？台灣政壇再也不要談尊嚴兩字，不要大聲疾呼，連悄悄低語都沒有資格。中南海若跟美國談台灣問題，就太令人失望了。對美只有一句話：閉嘴！沒你的事。

我們的國家是中國，統一沒有侵略問題。分離主義者依附外力阻礙國家統一，屬於叛國罪。外國人介入中國內政才有侵略問題。我們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人，應該抵抗外人的入侵，不是拿起槍桿子對著自己人。美國放棄台灣是對的，台灣本就不屬美國。美國不放棄台灣，即屬干涉他國內政，即屬侵略，中美必有一戰，做為中國人的你，要站在美國那一方嗎？

軍隊國家化是說軍人要為國家而戰，不是為政府而戰。要為保護世代人民而戰，不是為保護政客政權而戰。中華民國自1971起己經成為不能對外代表中國的政權，我們可以在歷史中緬懷，不能在現實中鬩牆。你為國家效忠，抵禦外侮，是岳飛。你為政權效忠，自毀長城，是秦檜。

台灣光復是什麼意思？1895春帆割台時，滿清政府當家，中華民國政府尚不存在。等到1912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屬於日本領土，從未屬於中華民國。那為什麼台灣光復能夠歸屬於從未擁有過台灣的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政府繼承了滿清政府的權利義務，並為世所公認，所以台灣光復才能歸屬於中華民國。同理，PRC政府繼承了ROC政府的權利義務，並為世所公認對外代表中國，所以PRC可以慶祝台灣光復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些事實，板上定釘，不知道為什麼在台灣就是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綠營不必說了，有些藍營名嘴對於大陸訂定台灣光復節，竟然也說「關你什麼事」。簡直可恥、可恨、可悲、可憐，CIA無所不在。

中共的解放軍一下被拔掉9個上將，整個陸、海、空軍加上火箭軍，才32個上將，等於將近1/3。這背後絕對不只是一個又一個的個案，每一個上將底下恐怕都連著一串，所以可當作是一次軍中高層的清洗。

各方有許多不同的解讀，因為當年習先生就是清算了前朝的郭伯雄、徐才厚，然後拉了這些人進入軍事核心，結果這一批人現在又落得這樣的結局。

首先，短期內的震動肯定會持續，但是對於中共解放軍來說，戰鬥力的影響不會太大，而且會逐漸恢復。因為軍隊的根基還在，只是人事結構調整，並沒有動搖。這幾年中共軍隊內不斷爆發各種的弊案，甚至許多技術相關人員都受到懲罰，這的確表示軍隊內部有許多弊端。但是這樣的懲罰機制存在，卻也代表這個軍隊還在持續改革當中。

許多人在那裡猜測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習近平的關係，甚至認為他即將取代習近平，或者扶植已經被打倒的胡春華、汪洋等人。其實，這實在想太多了，正確的解讀角度應該是張又俠這位對越戰爭中的有功將領，實際上是在幫助習穩定了軍方。張的父親是張宗遜，各位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看看這父子兩代的將軍與習家是什麼關係，就知道那些在油管上的人是如何胡說八道。中共的一個重要原則是黨指揮槍，這兩者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政權安定的重要基礎。

實際上，只要度過這一小段震盪，中共解放軍的戰鬥力不但不會下降，或許還會提升。中共官場的確存在很多腐敗，習這十幾年來也不斷整肅，每一年都是10幾萬軍公教人員遭到逮捕或者撤職。所以軍方遭到這樣的對待，其實也代表習一視同仁，沒有給軍方什麼樣的特權。

至於中共軍方內部有沒有被美國與西方滲透？很難說沒有，火箭軍的幾任司令與副司令都無法平安下莊，而這個是戰略嚇阻王牌，這裡面的象徵意義就不言可喻。

這一屆四中全會已經開完，也就是習先生的第三任期正式進入尾聲。可以肯定的是，必須要開始為未來的接班做佈局，不管到底有沒有第四任。或許，未來還是由技術官僚來接替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但對習來說解決台灣的時間壓力也越來越高。

故整體來說，中共軍隊的基礎還在，短期內或許不會發動對台灣的攻擊，但長期來看兩岸軍事失衡是不會改變的。台灣聰明的做法，是重新建立對話管道，爭取和平的環境與條件，否則路會越來越難走。

我沒有背叛黨國。
我只是回到那個最初的信念──孫中山先生筆下的「天下為公」。

這幾十年間，我看著黨的旗幟被風吹得斑駁，信仰被人誤讀成權力，理想被貪婪與恐懼稀釋。有人說我變了，有人說我背離了原點。但我知道，那個原點並不在權勢的宮牆之內，而在千萬個相信正義、相信公理的普通人心中。

我生於亂世之後，長於矛盾之中。教科書說我們是自由中國的子民，但街頭的冷風、監獄的鐵窗，卻讓人懷疑自由的定義。那些在黑夜中被帶走的人，他們並非叛徒，而是另一種忠誠者──忠於思想、忠於理性、忠於不願屈服的靈魂。這樣的忠誠，黨國未必理解，但歷史會理解。

有人問我，如今還信什麼？
我信理性，也信慈悲；我信文化的延續，也信改革的勇氣。
我信中國，不是疆域上的中國，而是文明的中國，是孔孟之仁義、蘇辛之氣節、孫文之理想。這個中國，不靠口號維繫，也不必藉敵意生存。它存在於每一個願意為公義犧牲、為真理挺身的靈魂之中。

我敬佩那些為信仰殉道的人──無論他們的旗幟是紅是藍。若一個人能在恐懼之下仍堅持理想，那就是人類文明的光。
吳石將軍、朱諶之、聶曦……他們的選擇各異，但共同之處在於不背叛良知。即便歷史曾讓他們成為對立的符號，我願稱他們為「信念者」，因為信念比政權長久。

我也不憎恨任何人。
那些迫害過同胞的人，或許也是被體制囚禁的靈魂。歷史的悲劇，不只屬於受難者，也屬於加害者。
我願意原諒，卻拒絕遺忘。因為唯有記得，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

當代的台灣，常陷於意識形態的迷霧。有人高喊自由，有人高喊統一，但我看到的是更深的裂縫──人心的分裂。
自由若離開了真理，就會成為放縱；統一若沒有仁愛，就只是征服。
我們的時代，不缺口號，缺的是誠實。
我不屬於任何派系，也不願再被「藍綠」綑綁。
我只希望，這個土地能重拾一種清明的政治信仰──不是為誰，而是為了公理與後代。

那是我從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裡學來的信念：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不能私有。
如今，當我再提起「黨國」二字，我想到的不是權力，而是責任。
責任在於不讓信仰死去，不讓理想被貶為空談。
我仍稱自己為黨的子弟，但那個「黨」，是以天下為公為宗旨的革命黨，不是以權力為信仰的政客團。

或許，我的告白太遲。
但遲來的真誠，也勝過永遠的沉默。
我仍相信，當歷史最終回望，我們這一代人會被問一個問題：
「你是否忠於自己的理想？」
我想，我的回答是：
我沒有背叛。
我忠誠於那個不受時代侷限的理想：
天下為公，民為邦本，仁者無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