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國在二戰期間是同盟國反法西斯陣營的領袖，想不到二戰以後，美國攜手德國、日本這兩個法西斯戰敗國，擴張的北約國家，聯合形成新的法西斯霸權，前後侵略了世界上讓其礙眼的數十個國家。2023年中國政府提出《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及其危害》的報告，就是對抗新法西斯霸權的檄文。

新的法西斯霸權不僅在軍事上攻擊威脅敢於對抗的國家，如古巴、巴拿馬、朝鮮、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南斯拉夫、阿富汗、也門、敘利亞、中國、委內瑞拉等。在金融上利用美元國際貨幣的強勢地位，調節利率消漲的潮汐，周而復始的收割各國的金融財富，如俄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香港、韓國等。任意制裁了世界上幾十個國家，包括古巴、俄羅斯、朝鮮、中國、伊朗、塞爾維亞、委內瑞拉等，全球各國被制裁的公司企業超過13,000家。2025年無端啟動對全球的關稅大戰，手段更加兇殘，除了對各國一律徵收不等的關稅，如日本、韓國、挪威、土耳其等15%，越南、孟加拉、斯里蘭卡等20%， 馬來西亞、哈薩克、突尼西亞等25%，印度、巴西等50%；更勒索各國必須零關稅讓美國商品長驅直入，強迫購買美國的能源、波音客機、大豆玉米等產品；必須直接投資美國，如歐盟6,000億美元、日本5,500億、韓國3,500億等等，投資利潤90%歸美國所有。強徵強買強賣，惡形惡狀超過黑社會組織。

中國直接對抗不假辭色，關稅戰一度互相達到150%，美國未能得逞。兩國已經在日内瓦、倫敦、斯德哥爾摩、馬德里舉行了四輪談判，互相拉鋸。現在美國變本加厲施壓新法西斯所有30個盟國，集體對中國加徵100%的關稅。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25年8月17日發表了《2024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在全球南方國家中獲得眾多的共鳴。主要揭發了美國國内高層的金權遊戲、底層民眾的掙扎、對少數族裔的歧視、婦女兒童的無助、對外來移民的迫害，指責美國將人權作為政治外交的粉飾工具，掩蓋自身千瘡百孔的國内問題。

新法西斯霸權包括美國、歐盟，加上G7，就這三十幾個國家。汚蔑打壓其它國家使出極端的、殘酷的多元手法，不亞於80年前德國納粹第三帝國及日本皇軍大日本帝國。如今美國對其內部的反對力量的粗暴壓制，以國家軍隊非法進駐洛杉磯、華盛頓、芝加哥、紐約等控制反對民眾。日本極右翼軍國主義勢力復辟，如高市早苗及小泉進次郎膜拜靖國神社，叫囂「中國是制度性威脅」、「絕不訪問危險的中國」，主張「歷史復辟、主權強化、對外對抗」的意識。德國總理默茨(Merz)，主張積極擴張軍事預算至GDP的5%，恢復徵兵制，擴軍至40萬人，重建軍火產業，積極援助烏克蘭，參加俄烏戰爭懲罰俄羅斯，一再汚蔑中國，說「中國是我們的安全威脅」、「中國企業的擴張是系統性風險」。波羅的海三小國及波蘭更是叫囂出兵烏克蘭積極參戰，阻斷中歐班列破壞一帶一路。新法西斯勢力正在興起，大有重建大日本帝國及再建德國第四帝國的趨勢。

北京的九三閱兵，以強大的軍容士氣、整齊的紀律訓練、先進的各式武器，恰好的適時的正告全世界，尤其是美國、日本、整體G7，也就是1900年的八國聯軍。中國要重新敘事二次大戰的歷史，蘇聯以2,000多萬軍民的犧牲，紅軍在東歐戰場擊潰了200多萬德國納粹軍隊的主力；中國以3,000多萬軍民的犧牲，中國軍隊在中國及緬甸戰場拖垮了200多萬日本皇軍的主力；真正的二戰歷史不止諾曼地登陸，不止兩顆原子彈；二戰貢獻的主力及犧牲不容抹滅。二戰後1945年 《波茨坦公告》原文關鍵句：「日本之主權，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包括中國在內的戰勝國)所決定之其他小島。」。所以今天日本非法據有的西南諸島(琉球群島)、大東群島、小笠原群島及釣魚臺列島，包括北方四島的千島群島，都不該是日本的領土。二戰後的秩序，戰勝國的權益及領土必須鞏固，不容新法西斯霸權任意授受。

【27個地面方隊】
九三閱兵展出的27個地面方隊，包括8個英雄方隊（八路軍方隊、新四軍方隊及東北抗聯方隊等）、17個現役方隊（陸軍官校方隊、步兵方隊、裝甲兵方隊、炮兵方隊、防空兵方隊、海軍官校方隊、海軍方隊、潛艇兵方隊、航空兵方隊、空軍官校方隊、飛行員方隊、雷達兵方隊、火箭軍方隊、戰略支援方隊、武警方隊、女兵方隊、聯合軍樂方隊）以及2個外國方隊（俄羅斯方隊及其它17國外國方隊）。

【17個裝備方隊】
九三閱兵展出的17個裝備方隊，包括陸上作戰群6個方隊：輪式突擊車方隊(新型ZBD-04A步兵戰車與ZTL-11突擊車)、履帶式步兵戰車方隊(ZBD-03與ZBD-04空降戰車)、主戰坦克方隊(最新的99B及100型坦克)、輪式裝甲車方隊(VN-1與ZBL-08等八輪裝甲車)、自行火炮方隊(遠程精準打擊PLZ-05型155毫米自行榴彈炮)、反坦克導彈方隊(多平台發射紅箭-10與紅箭-8等反裝甲武器)。

防空反導群3個方隊：野戰防空導彈方隊(紅旗-16與紅旗-17中短程防空系統)、遠程防空導彈方隊(紅旗-9遠程防空導彈)、反導系統方隊(反導雷達與攔截系統)。

信息作戰群2個方隊：電子對抗方隊(干擾車、電子偵察車)、指揮通信方隊(聯合作戰指揮車、衛星通信設備)。

無人作戰群2個方隊：察打一體無人機方隊(翼龍、彩虹系列察打無人機)、反無人機系統方隊(雷達與干擾設備、雷射及微波武器、防禦敵方無人機滲透)。

後裝保障群2個方隊：工程保障方隊(架橋車、掃雷車等工兵裝備)、野戰醫療方隊(救護車、手術車等戰場醫療救援)。

戰略打擊群2個方隊：常規導彈方隊(東風-26D中程導彈、鷹擊-17到鷹擊-19速度超過5馬赫的反艦導彈)、核導彈方隊(35馬赫的東風-61新型洲際導彈、全球覆蓋的東風-5C洲際導彈）。

【6個空中梯隊】
九三閱兵展出的6個空中梯隊包括：空中護旗梯隊(直-20、直-20T、直-10、直-19、直-8L等直升機)、預警指揮梯隊(空警-2000、空警-500)、戰鬥機梯隊(殲-10C、殲-11BG、殲-15T、殲-16，殲-16D、殲-20A、殲-20S、殲-35A)、轟炸機梯隊(轟-6K、轟-6N、轟-6J)、加油機梯隊(運油-20、運油-78)、運輸與教練梯隊(運-20、運-9、教-10、教-8)。

按照解放軍的慣例，設計一代，研製一代，服役一代，所以研製中的殲36、殲50、轟20都不展出，這僅僅是現役國產的主戰裝備，許多已經超越美國、威懾美國。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工業類別最齊備的國家，九三閱兵展出的的陸海空天各式先進武器，突顯了中國也是目前軍工產業最強大的國家。中國、俄羅斯、朝鮮三個二戰反法西斯國家的領袖，象徵團結一致的共同參觀九三閱兵。

九三閱兵之際，美國五角大廈仔細關注，研究分析，燈光通明，披薩指數增加三四倍，美國國防部隨即提出新的國防戰略，「從西太平洋退卻，鞏固美國國土和西半球，不尋求與中國爆發軍事衝突，不企圖改變中國的體制」。隨即九月十日中國批准在南海黃岩島設置自然環境保護區，確認中國的領土海域主權不容美菲挑釁。最近台北AIT以及美國國務院忽然否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內容，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老調，鼓動台獨思維，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在8月17日的北京香山論壇上嚴正指出，二戰後台灣歸屬中國的歷史事實不容汚蔑。這次中國以軍事實力為後盾，正告新法西斯勢力，要維持戰後的領土秩序，尊重中國提出的發展倡議、安全倡議、文明倡議以及治理倡議架構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新秩序。未來10年中國領導的一帶一路、上合組織、金磚架構，必將隨著中國蒸蒸日上的國力，有效制約新法西斯勢力的惡形擴張，為世界帶來和平繁榮的局面。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今年是二次大戰和抗日戰爭結束80週年，中國大陸即將舉行九三大閱兵，作為主要的紀念活動。大約覺得中國有針對性，日本通過外交渠道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自然造成中國的不滿。這不是單一事件，隨著中國逐漸崛起，中日的關係一直不是很好，因為有一些根本的難處。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幾乎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改革開放以後，大陸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戰的歷史，並且在北京、南京等地建立了關於抗戰的紀念館。不過在習近平上台以前，中共一直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因此對抗日戰爭雖有紀念活動，並不熱烈和張揚。習主政後才特别重視抗戰的歷史和紀念活動，既藉機加強國內的愛國主義，也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時反法西斯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苦難的頂點，也是國運否極泰來的轉捩點，因此中國大陸紀念抗戰是理所當然的，並無意針對當年的侵略者日本。然而日本不這麼想，日本當年造成中國千萬軍民的死傷和所有人民的苦難，即使1972年中日建交後兩位首相和明仁天皇都曾向中國表示歉意，並且提供了40年低利貸款和一些醫療支助等作為補償，日本還是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而加以報復，而中國現在展示壯盛軍力，更讓日本忐忑不安。這是日本近年大幅擴充軍備、與中國關係不佳及呼籲各國不要參加九三閱兵的主要原因。

中日關係的另一難處是釣魚台列嶼。就地理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台灣；就歷史而言，釣魚台應該屬於中國；但美國在戰後卻不合情理的把釣魚台交給戰敗國日本。台灣弱小，不敢怎麼樣；中國大陸就時常派遣軍機、軍艦到釣魚台附近宣示主權，造成中日關係的緊張。春秋時代有「二桃殺三士」，美國則是「一列嶼殺中、日」，夠聰明也夠狠毒！

中日關係的最大難處是「台灣有事，日本有事」，也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而美國決定軍事介入，很可能的方式是由駐日美軍就近攻擊中共的軍艦、軍機和登陸台灣的部隊，這樣中共當然會反擊在日本的美軍基地，而本土受到攻擊的日本勢必捲入戰爭。美國遥遠未必會受到很大損傷，但是日本成為美國的擋箭牌，絕對會受到重大損傷！

中日關係的難處在於：日本心中有愧，總擔心中國會記仇報復；釣魚台的領土爭議；以及「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是最嚴重而危險的，假使台海爆發戰爭，日本極可能捲入，成為美國的擋箭牌，而受到重大損傷。筆者誠懇建議日本，應該全力促成和實現两岸和平統一，這樣就能避免「台灣有事」，也就不會「日本有事」。若如此，其他中日關係的難處都微不足道了。中日關係若改善對雙方都好，而對日本更重要。

中國歷史上承平久了，人口過多，造成糧食不足；社會動亂，兵荒馬亂，使人口銳減之後，糧食、人口又趨於平衡。依照馬爾薩斯（Malthus）的人口理論，一治一亂，朝代更迭，屢試不爽。近代中國在1942年發生河南大饑荒餓死災民200萬人，即使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當時的人口增長率超過2%，人口激增，再次糧食不足，在1958–1962 發生的三年大饑荒餓死災民2,000萬人。饑荒幾乎是中國揮之不去的傷痛記憶。

面對貧窮饑饉，1978年中國啟動經濟改革開放，希望提高經濟生產。1979年提出一胎化政策，強制執行節育，希望扼制人口增加。雙管政策的成功，漸漸把中國帶進豐衣足食的境地，擺脫了貧窮饑饉。但是1995年美國著名的環境學者萊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了《誰來養活中國》一書，認為中國僅擁有全球約7%的貧瘠耕地，卻要養活全球約25％的人口。布朗提出警告，中國可能無法自給自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對世界糧食市場造成巨大壓力，將是世界的災難。所以中國的糧食問題不但是中國人關心的議題，也是西方人渺視中國的惡意憂慮。

中國人口眾多，耕地不足，灌溉缺水，糧食不足，依賴進口，永遠是中國的短板；西方的智庫學者不時會沾沾自喜的提出，即使中國是工業大國，以糧食作為武器就可以餓垮中國的理論。

想不到最近加拿大數位媒體公司「視覺資本」(Visual Capitalist)，根據《自然·食品》期刊的最新研究數據製作出來的報告，「世界上糧食自給率最高的50個國家」。報告把食物分成7類：水果、蔬菜、豆類、澱粉、肉類、魚類和乳製品，每一類都以各國供應量的百分比來顯示，100%就是自給自足，大於100%就是有剩餘可供出口，小於100%就是不夠吃需要進口。依此算法，中國水果 153%、蔬菜316%、豆類108%、澱粉179%、肉類301%、魚類154%、乳製品29%，中國有6類糧食供應過剩，糧食自給自足率名列全球第三。

糧食自給率最高的前50個國家，除了中國、俄羅斯，沒有一個G7發達國家，讓人驚訝。原來《自然·食品》期刊提供的數據只是根據各國各類糧食的最終供應量來比較，沒有深究支撐糧食最終供應量背後所需要的進口額度、肥料生產、運輸條件、倉儲設備及農業科技，僅憑最終供應量不能論斷一個國家的糧食狀況。

儘管中國糧食產量連年創新高，中國每年仍然進口大量糧食。在2024年進口大豆130億美元、玉米80億美元、小麥35億美元、稻米20億美元、高粱10億美元。如果包括肉類、水產品、油料、豆類、蔬果等，美國農業部估計中國進口糧食總值達到 1,400 億美元，顯示中國糧食的供應量仍然依賴進口支撐。

評估國家糧食狀況的完整架構，必須考慮以下的項目——
農業產量：這是最直接糧食的指標。
肥料自給率：這是影響農業產量的基礎。
畜牧產量：這是最直接肉、魚、蛋、奶的指標。
飼料的自給率：這是影響畜牧產量的基礎。
農業用水：灌溉水源及渠道系統。
農業能源：農業機械及糧食運輸儲存所需的能源。
土地資源：維護耕地面積，防止其它產業侵占耕地。
土壤質量：防止土壤汚染、品質退化及沙漠化。
農民勞動力：人口高齡化與城鎮化可能削弱農業勞動力。
糧食儲備：糧食安全的倉儲量，以及存糧損耗。
農業科技：品種改良、基因改造、病蟲防治。

2024年中國農業產量巨大，稻麥穀物主糧保持在 98%、各種食油60%，依賴進口。
肥料自給率很高，氮肥磷肥除了自給自足，還有出口，複合肥料自給率 97%。唯有鉀肥自給率58%，依賴加拿大、白俄羅斯、俄羅斯、以色列進口。
牧業產量，牛肉自給率 73%，進口補充 27%；豬肉、家禽、羊肉等自給率90%。
飼料的自給率很低，雜糧穀物20%，嚴重依賴進口；大豆15%，高度依賴進口 。
農業用水的灌溉水利建設發達，中國的耕地灌溉率為 51%，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19%，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灌溉大國。 農業能源也沒有問題。
中國規定的耕地保有量底線是18.65億畝，其中永久基本農田15.46億畝必須用於糧食生產，不得轉為非農用途，目標是穩固穀物底線自給率 95%，這是保障土地資源與糧食安全的戰略基礎。
中國4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退化，保護耕地的策略包括：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防止過度墾殖，減少使用化肥、增加堆肥有機肥，防止耕地酸化、鹽鹼化、重金屬污染，並修復耕地。2022年開始實施全國土壤普查，瞭解全國的耕地狀況，保障土壤質量。
中國人口眾多，耕地有限，人均耕地面積僅有1.36畝，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40%，所以人口高齡化與城鎮化都不影響農民勞動力。
中國的糧食安全倉儲量規模極為龐大，具備應對重大糧食危機的能力。全球各國平均糧食儲備量約可支撐 2～3個月，富裕國家達到6個月，中國的糧食安全儲備體系完整，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支撐一年基本糧食供應，貫徹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策略。中國的儲糧技術，包括低溫儲存、空調儲藏、智能監控等，處於世界較先進水平。但是中國仍面臨糧食損耗與浪費過多的問題，尤其在運輸、加工、餐廳浪費與鋪張消費等環節，有待改善。
中國的農業科技，在品種改良、基因改造、病蟲防治等都處於全球第一方陣。如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開發的雜交稻米比正常產量增加30%，中國擁有約2億畝荒廢的鹽鹼地，具備種植鹽鹼稻米的潛力，開拓以後，足以供應約8,000萬人的需求。

糧食安全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問題，不是僅憑加拿大一家大數位媒體公司「視覺資本」以7種糧食的供應百分比，把中國列為世界第三，可以概括。中國在穀物生產、肥料生產、農業灌溉、農民勞動力、糧食儲備、農業科技處於先進有利的地位。但是畜牧生產、飼料供應、耕地面積、土壤質量、人口過多、餐飲浪費等條件都處於劣勢地位。中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糧食進口國，西方智庫提出以糧食作為武器就可以餓垮中國的理論，不可小覷。中國的糧食安全絕非高枕無憂，仍須積極努力。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毛澤東很有名的一句話，表示革命是暴力行動，很危險、要流血的。革命可比戰爭，而且是弱勢的一方挑戰強勢的一方，可見其艱難。所以，非不得已，千萬不要革命；一旦革命，双方必定「不擇手段」追求勝利，甚至會傷天害理。

台灣已經遠離革命和戰爭幾十年，很多人忘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或者是故意的不區別革命、戰爭與承平時期。龍應台和呂正理都在其著作（[1] [2]）中譴責，中共在長春圍城戰中餓死大量平民（估計有十幾萬到幾十萬）。這場戰役國共双方各投入約十萬部隊，國軍固守防禦工事堅固的長春城，共軍無法強攻，於是在城外建立堅固的防禦工事圍困長春城，並阻止任何糧食補給入城。被圍五個月後，城內糧食耗盡，國軍終於被全部殲滅或投降。

龍和呂譴責共軍阻止平民出城，因此大量平民餓死。為何不譴責國軍在共軍形成包圍圈前應先驅趕出平民？（台軍若要打城鎮戰，也應該先把平民驅趕出城鎮）共軍阻止平民出城，顯然有兩原因：若允許平民出城，國軍可能尾隨大量平民出城，趁機突圍；若大量平民出城，城內的糧食將能支撐更久，戰局可能有變化。革命和戰爭，是生死之爭，都以勝利為目標，不可能因慈悲為懷而錯失勝利。

龍應台（[1]）還把長春圍城戰比為南京大屠殺。前者是為了戰勝而犧牲平民，後者卻是已經戰勝占領南京後的無端洩憤暴行，怎會相似？龍的反共成見遮蔽了她的理智判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表示革命時期與革命成功後的治理國家是很不同的， 類似於「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革命成功後，需要廢除革命時期的很多措施，並且重新建立治理國家的各種制度。這是不容易的，中國古代的王朝初建立時，常發生誅殺開國功臣的悲劇，多與這有關。

社會主義革命（也稱為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比一般革命（也稱為資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國家治理更困難，因為傳統社會實行的很接近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新事物，人們習慣於資本主義，卻不習慣社會主義。為了改變人們的習慣資本主義、不習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於是提出「不斷革命論」或「繼續革命論」。然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般人多半受不了長期革命的折騰，因此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只是理想，一般無法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難題。

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大多採納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以緩和社會衝突，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蘇聯實行社會主義七十多年，國家治理仍不上軌道，終於崩潰解體。中共建政後「繼續革命」了三十年，在改革開放後才逐漸從革命政權轉型為治國政權，並且融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因此能夠迅速崛起。

[1]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2009。
[2]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網路上不少人討論中共的思想管控，認為這幾年越來越嚴，因此對老習迭有不滿。

我覺得首先應該澄清一點︰中共並沒有「箝制思想」，即沒有人因思想而入罪，但確實有限制言論自由。有人因發表「不當言論」而失掉工作，或有些言論無處可以發表，這使很多人不能一吐為快，因而感到鬱悶。對中共的這種做法，要不要「同情地理解」？就看你對中共及中國的處境了解有多深。

我的看法︰因為從五七反右到文革的「史無前例」，這一連串的衝擊對中國社會（尤其學術界）的傷害太大了，既是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又是相互牽扯敵我難分，成為一筆爛賬，難以廓清事實，更難以療傷止痛。目前採取的辦法，就是讓時間來淡化它，不刻意去面對、去談論。因為如果開放討論，很多人心中的冤抑憤恨將被重新點燃，則各派人馬永遠爭吵不休，且有可能帶來另一場社會動蕩。所以，有心人應當會注意到，在一些領域，中共不止封殺右派言論，也封殺左派言論。其宗旨就是「不爭論」。因為一旦「言論自由」，勢必掀開瘡疤，對社會影響、經濟發展不但有害，甚且有「不可控」的危險。

至於不涉及那段歷史的言論，為什麼也有緊縮的趨向？（就是言論市場全面收緊，但最近又稍有放寬。）我認為這與「打貪反腐」有密切關係。

打貪反腐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絕大多數的人都低估了它的難度。想想看，反貪腐若是玩真的，就至少動了數千萬人的蛋糕，而且這數千萬人，多數都是有一點社會影響力的。你想他們會樂意嗎？但又不能公開反對，怎麼辦？只有一招最好用︰「把水攪渾」。如何攪法？就是傳佈各種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消息啊！所謂的「惑亂人心」，讓你反腐反不下去。看看歷史上的反腐運動都遭遇了什麼樣的困難？有多少是半途而廢，狼狽收場的？就可思過半矣。（我雖然不研究歷史，但是我知道一些歷史故事，也愛看歷史小說，用心看就會懂的。）更何況在十多年前，大陸的貪腐之風空前嚴重，還記得「不反腐，亡國；反腐，亡黨」這句話嗎？若要認真反腐，那更是空前的困難。

為了將反腐「進行到底」，只好嚴控言論市場。但如此一來，又傷及知識份子、文藝人士、新聞工作者等等這一群體的利益；因為這些搖筆桿的人，是最需要自由的。如今自由受限，肯定是一肚子怨氣，於是出現各種「陰陽怪氣」。這群人本是中共要團結的對象，結果搞到了對立面，這對中共很不利，中共會不知道嗎？但有什麼辦法？凡事得有個取捨，如果反腐是第一優先，那這群人的利益就不能不讓一讓。但這樣的結果，又會給反腐工作（以及其他政務）的推動增加阻力，成為一個弔詭的現象。這真是一個難解的問題。

我並不是說中共做得就一定對，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如果現在由我執政，我可能也必須要繼續這樣做，只是在做法上，會更求細緻一些，以求得平穩過渡，讓時間去解決問題。（以中共這個龐然大物來說，要更細緻一些，就不知道要開多少的會，花多少的錢，而收效還不一定。更何況，站在中共的立場，有些話又不好明說，與我們旁觀者不同。）因此，從這點來說，我是對大陸執政黨的困難，的確抱以「同情地理解」。當然，我對大陸學者文人的「陰陽怪氣」，同樣也抱有「同情地理解」。

我也希望海外的文人學者，能更加的「旁觀者清」，在深入的認識之後，從而有更多的「同情地理解」；若能進一步來個「理論創新」，提出更為切實合理的建國良方，那當然就更好了。要知道，這些問題都不是所謂的「民主選舉」可以解決的。如果只會說些民主自由的八股，一味地偏聽偏信，義憤填膺，就不免所見未周，有失公允了。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