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說一個冷知識：大家可曉得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兩個國家打到驚天動地，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才對日本宣戰，而日本更是從來沒有正式對中國宣戰。

老蔣為什麼這麼晚才對日本宣戰？這是直到今天都受到爭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學問在裡面，要不要對日本正式宣戰相關的討論在國民政府當中不斷出現，老蔣自己在日記裡面也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老蔣跟當時大部分國民政府的要員，甚至一些當時的社會菁英，包括胡適、蔣廷黼等人，都不贊成中國率先對日本宣戰，主要的考量點是：如果對日本宣戰，中日兩國就進入國際法當中的戰爭狀態，那麼日本就可以要求西方列強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賣武器以及派遣軍事人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太弱，一旦沒有外來的武器以及軍事技術的指導，這個仗就會打不下去。

簡單講，中國以一個古老落後的農業國去與一個軍事工業強國進行全面戰爭，這本身就是極度悲壯的事情。當時中國的精英都知道憑自己的條件，不太可能打贏戰爭，只能把戰爭拖著，也就是所謂的持久戰，否則中國必敗無疑。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而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向日本正式宣戰，幾乎在同時日本也發動攻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所以英國、荷蘭也對日本宣戰，對中國來說之前的拖延戰術已經有了效果，戰爭的格局已經進化成世界大戰，所以毫不猶豫就對日本正式宣戰。

可是日本又為什麼沒有對中國正式選戰？日本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始終稱在中國投入百萬大軍的作戰為「支那事變」。這個一群軍人所主導的獨裁政府，竟然連承認在中國已經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敢，就可以知道這些軍人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在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後，緊接著又在上海淞滬地區與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戰略決戰，然後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這些種種的軍事進展，讓日本軍人政府一度對戰況非常樂觀，認為所謂的支那事變即將解決。

當時日本人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與國民政府早期關係還不錯的德國來進行調解，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多。結果呢？國民政府是接待了德國大使以及其他的外交官的勸說，但是給了好幾個軟釘子。簡單說，國民政府拒絕投降，也拒絕局部解決。等到南京被佔領，日本的近衛文麿內閣還做了一件蠢事：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也就是說，日本人把所有與重慶方面談判的管道全部關死了。

對日本來說，速戰速決是最有利的，最好能夠逼迫中國簽訂局部和約，比照當年在東北與華北的模式，佔領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就可以暫時結束。結果呢？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日本人竟然自己就把談判大門關上，這種智商真是讓人佩服不已。

但是，等到1939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日本發現不對了。岡村寜次在他的回憶錄當中寫到「在開戰的時候蔣介石擁有3百萬部隊，如今戰爭進行了兩年多了，蔣介石依然擁有3百萬部隊。還從外部繼續得到飛機、汽油、炮彈等等補給。」。簡單說，在岡村看來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團泥沼，日本已經掉入了這個坑裡面難以自拔。所以，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又成了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是，這時候日本的首相已經換成「空前英明」的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上將除了身兼五相之外，還用了一個他認為非常高明的方法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不跟蔣介石談，那我們就在佔領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簽訂和約，結束戰爭。而這，就是汪精衛政府粉墨登場的重要由來。自己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跟這個傀儡政府共同宣布戰爭結束。這種腦洞，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所以一個有趣又弔詭的情況出現了：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但是日本卻跟他自己建立的中國一起宣布「接受指導」，也就是戰爭到此結束。

所以，中國的延後宣戰，以及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宣戰，在西方人的眼光看來都是嘖嘖稱奇。各位可以想像：1940年的春天，英、法已經向德國宣戰半年，可是西歐卻還是一片安靜；而中國與日本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宣戰，卻廝殺到血流成河。戰爭，真是人類行為當中最荒謬的一種。

薛岳將軍（1896-1998）的「戰苟」哲學，本質是亂世中融合軍事智慧與政治生存的極致務實主義。以下從戰場策略、政治周旋、人生處世三層面剖析其「苟而能勝」的生存邏輯：

 一、戰場之「苟」：以柔克剛的軍事智慧

1. 「天爐戰法」的消耗哲學
薛岳獨創的「天爐戰法」是其「戰苟」思想的軍事結晶：
核心邏輯：以空間換時間，透過梯次防禦、誘敵深入，在預設決戰區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敵軍，避免硬碰硬的消耗。
經典案例：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1942）中，他主動放棄新牆河、汨羅江前沿陣地，將日軍引入長沙盆地（「爐底」），再以第10軍固守長沙城，外圍第4、20、99軍三面合圍，殲敵5.6萬。此役被羅斯福譽為「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
對比反差：與張靈甫（孟良崮硬拼）、孫立人（緬北強攻）等將領相比，薛岳更注重「保存實力」，甚至被譏為「畏戰」，但長沙三戰殲敵11萬的戰績證明其策略的有效性。

2. 避實擊虛的用兵原則
長征圍堵：四年湘江戰役，薛岳指揮八個師三面夾擊紅軍，殲敵過半卻避免正面強攻，以尾隨消耗為主。
內戰保存實力：1947年萊蕪戰役敗於粟裕後，薛岳私下抱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意義」，隨即被蔣介石撤職，實為主動脫離內戰漩渦。

二、政治之「苟」：權謀夾縫中的生存術

1. 依附強權而不盲從
早期站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薛岳冒死護衛宋慶齡突圍，獲孫中山「智勇雙全」評價，奠定政治資本。
左右搖擺：1927年曾建議中共抓捕蔣介石未果，後鎮壓廣州起義；1930年中原大戰支持桂系反蔣失敗，流亡香港兩年，直至蔣介石「不計前嫌」重新起用。

2. 與蔣氏的微妙關係
表面忠誠：抗戰期間憑藉長沙大捷獲青天白日勳章，被蔣稱為「最得意之作」。
實際疏離：1947年萊蕪戰敗後，蔣當面斥責「會不會打仗」，加之地下黨劉斐挑撥，薛岳徹底失寵。
退台後邊緣化：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虛職，1993年因付不起房租被銀行起訴，法庭上怒吼「我曾消滅十萬日軍！」引發輿論聲援。

3. 同僚鬥爭中的自保術
樹敵眾多：與陳誠、白崇禧、胡宗南等多有矛盾，但總能找到靠山（如早期依附張發奎、李濟深）。
晚年反李登輝：1990年反對「修憲」觸怒當權者，被停發補貼，卻因輿論壓力免於流落街頭，體現其對民意的精準利用。

三、人生之「苟」：長壽即勝利的終極邏輯

1. 不殉節、不被俘的「善終」
大陸時期：1949年任廣東省主席時直言「此去是送命」，海南島「伯陵防線」潰敗後及時撤退，未如張靈甫般戰死或被俘。
台灣歲月：拒絕參與權力鬥爭，晚年移居嘉義鄉間破屋，以書法「精忠報國」自勉，活至102歲，成為國民黨將領最長壽者。

2. 歷史評價的辯證性
功過交織：抗戰殲敵數可能為國軍將領之最（三次長沙會戰殲敵11萬），但「剛愎自用」性格致豫湘桂戰役潰敗。
符號化命運：大陸影視將其塑造成「長沙戰神」，台灣青年卻不知其名；臨終遺言「寧用奴才，不用人才」，既控訴體制，亦自嘲一生。

 薛岳「戰苟」策略的對比與實踐

維度	典型事件	「苟」之體現	結果
軍事	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	誘敵深入，避正面決戰	殲敵5.6萬，獲國際讚譽
政治站隊	中原大戰後投蔣（1933）	接受「不計前嫌」招安	重掌兵權，任第五軍軍長
內戰選擇	萊蕪戰役後（1947）	消極避戰，被撤職	脫離內戰前線，保全身家
晚年抗爭	房租訴訟（1993）	利用輿論壓力對抗當局	免於流落，保全最後尊嚴

 結語：亂世生存的悖論性智慧

薛岳的「戰苟」本質是弱者的強勢生存法則：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黨內傾軋的亂世中，他以「不爭一時之勇，務求長久之存」的邏輯，用軍事上的彈性防禦換取戰略空間，用政治上的靈活站隊規避致命風險。其人生軌跡揭示一個殘酷真相：在崩塌的舊秩序中，「活得久」本身即是對時代的無聲勝利。

國民黨的史觀，總是過分簡化許多問題。抗戰期間中共在延安，你說他不抗日，壯大自己實力。好的，沒問題，但他無論如何壯大，整體兵力與火力，都不敵國民黨全部的軍隊。有生力量相對比之下，中共比國民黨要弱小的太多太多了。

重慶抗戰時，軍隊區分美械師、國械師，有人可以用美國裝備，有人用本國裝備，性能方面當然有差別，這種區別是怎麼出現的呢？如果不能一次供給所有人，就會有所選擇，選擇標準又是什麼？大家不難理解，這樣的差別待遇，部隊自然不能齊心。

你有幾百萬人，打不過人家最初的幾十萬人，這是人家很壞，還是你很笨？你越打人越少，人家越打人越多，這樣的問題，只是中共不抗戰坐大嗎？中共在東北打完後，才算是勉強讓自己的兵力，接近國民黨的兵力，有生力量的對比產生了變化，但是武器還是不如國民黨。

國民黨總是怪蘇聯霸占東北，把日軍武器交給共軍，即便是如此，東北林彪率領的軍隊，總數還是不如國軍吧，為何關內出來的國軍就是過不了塔山，救不了錦州之圍？國民黨軍隊又為何都只龜縮在長春、瀋陽城內，不敢集中力量，與對方決一死戰？無非自私使然。海空軍轟擊塔山，共軍毫無反擊能力，卻也消滅不了，關內的優勢兵力就是過不去，豈不怪哉？中共不抗日，真是坐大的原因嗎？

那麼多的軍隊在山東圍攻共軍，獨獨張靈甫被包圍了，其他同袍都在幹嘛呢？趕來救援，怎麼就突破不了包圍圈，搶救張靈甫呢？這樣的事情，在東北，在中國各地，乃至最後的徐蚌會戰，屢屢出現，優勢的火力與人力，打不過裝備比你差，你口中的匪軍，國民黨來台後，說是缺乏革命精神，真的只是這樣嗎？

不要老是說延安不抗日，所以後來能打贏內戰，中共再大，在1945年當時也沒多大，就如同台灣的黨外一樣，剛開始也沒多大，卻能越來越壯大，對方再壞，你如果沒有更笨，怎會鬥不過對方，從來不反省自己的缺失，只怪別人，這就是國民黨史觀的最大問題，自己的腐敗貪婪，從來不肯認真面對。

人心才是勝負關鍵啦，連年征戰下的中國，民生凋敝，物價飛騰，打日本人，那是異族，打自己同胞，當然很多人不願意，你又沒有辦法提出個說理，有識之士當然轉向，你可以嘲笑他們在反右與文革時倒了大楣，但是你被打到一個小島上，這樣有比較好嗎？

蘇聯在東部戰線，最初被納粹打得落花流水，德國占領很多土地，可是這些地方有不少蘇聯游擊隊，起初只是隨便打打，但後來蘇聯與各個地區游擊隊取得聯繫，組織起來，當蘇軍準備反擊前，游擊隊會配合在納粹戰線後方，展開襲擾，破壞納粹的補給線與交通線，使其部隊不能正常運作。

重慶與延安就是沒有這樣的政治互信，因為自1920年代以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人的迫害，沒有一天少過，雙方雖然為了抗日，表面上合作，其實都是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重慶與延安早無合作的可能。美國天真的要以援華軍事物資補給延安，重慶就不同意，美國想在延安設聯絡處，重慶更反對，美方只是為了自己打算，延安畢竟在敵後，可以協助搶救美軍飛行員，重慶沒想透就反對，自然會讓美國人反感。

紀念抗戰，不要陷入國民黨史觀的窠臼當中，把一切中國內戰的失敗，都歸咎中共不抗日，這太簡化問題了。中央政府無能解決財政金融問題，台灣光復後，所出現的某些矛盾，其實在大陸淪陷區是一樣的，重慶出來的人，到了淪陷區，許多誇張的事情就出現了，自然影響到人心歸向，中共的宣傳能夠影響人心，無非政府太爛使然。

其實這故事的源頭要從1947年2月10日，新六軍守住由解放軍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負責攻擊的遼東盤山地區的沙嶺鎮（現為：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沙嶺鎮）談起，之後解放軍一遇上新六軍（主要是新22師）就撤（逃），為了激勵士氣，因此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的副政委歐陽文就寫了這歌，並由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宣傳股長葛復惠譜曲。至於後來有出現類似「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一）軍…」的順口溜，就原始資料的考證來看，應該只是某有心人穿鑿附會的（創作）而已！

◆東北抗聯歌曲：從《打仗要打新六軍》到《白菜心》

「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六軍……」這首產生於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時期的軍歌《白菜心》，將東北民主聯軍敢打硬仗的戰鬥精神充分體現出來。

1946 年10 月，東北的國民黨軍採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對南滿解放區發起大舉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於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舉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殲敵4萬餘人。在臨江保衛戰中，東北民主聯軍挫敗包括新六軍在內的國民黨軍「王牌」部隊，為轉入戰略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早在）1946年（原文寫1947年）初，蔣介石看見東北戰場節節失利，決定增兵東北。1946年（原文寫1947年）1月20日，蔣介石將其「王牌」部隊——廖耀湘的新六軍從上海北運秦皇島，並迅速抵達錦州、溝幫子一線。2月10日，新六軍一部向我遼東盤山地區進攻，並佔領沙嶺鎮。我軍實施圍殲，由於敵裝備精良並善於打運動戰，經過3天激戰仍未達成戰役目的。這滋長了新六軍的傲氣，但更激發了我軍必須重創新六軍的鬥志，戰士們喊出了「打仗要打新六軍」的口號。於是，《打仗要打新六軍》的戰歌迅速在參戰部隊傳唱開來。

歌曲《打仗要打新六軍》的詞作者是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政委歐陽文，曲作者是第四縱隊第10師的宣傳股股長葛復惠。後來，時任遼東軍區副政委的莫文驊將《打仗要打新六軍》中的「要」字改為「專」字。不久，這首《打仗專打新六軍》又有了另一個版本——由當時遼東軍區文工團林昂聲譜曲的《白菜心》。這首《白菜心》仍用原來《打仗專打新六軍》的歌詞，但歌曲名則改成「白菜心」，增添了風趣幽默的成分。

歌曲《白菜心》將國民黨新六軍比作「白菜心」，表達出我東北民主聯軍吃掉這顆「白菜心」的決心和勇氣，成為「四保臨江」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一個響亮的戰鬥口號。這是一首兼有齊唱、對唱、輪唱的歌曲，具有一唱眾和的特點。正是這首唱詞質樸，曲調自然的《白菜心》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戰鬥精神，在「四保臨江」的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這首《白菜心》成為遼東軍區文工團的重要曲目，在整個東北野戰軍中十分流行，產生了巨大影響。

《白菜心》歌詞全文：

（甲）吃菜要吃白菜心，（合）白菜心；（乙）打仗專打新六軍，（合）新六軍。（甲）菜心味甜營養好，（合）營養好；（乙）殲滅新六軍建功勳，（合）建功勳。（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

另參見──黃耀武口述（朱洪梅執筆）：《我是新六軍少尉》（萬卷出版公司），p90~100、157。

●要注意的是，大陸作家寫的文章，不管是時間序或是當時的戰爭情勢，有時候會與國軍紀錄的歷史稍有差異……在《我是新六軍少尉》一書中，新22師是由上海船運至秦皇島，之後便轉搭火車～先經由第52軍剛剛打下的錦州，最後在錦州溝幫子下車……在沙嶺戰役中，防守沙嶺的是新22師第66團（團長為羅英）的兩個營（缺一個連，配屬給教導營，防守沙嶺的交通要道富家庄），戰役結束後，第66團損失約百餘人，但進攻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個縱隊（約一個軍的兵力）卻遺屍高達萬餘人……

但中文維基百科上的紀錄則是～沙嶺戰役歷時兩晝三夜，國軍傷亡674名，東北民主聯軍傷亡2,157人。

剛剛看了［歷史人］的視頻，不得不臨時寫一點短文來以正視聽……

第一，戴安瀾將軍在東吁（舊名為同古）打了遠征軍入緬的第一場硬仗，但他沒有在東吁殉國。

第二，中國遠征軍於緬北大撤退的時候，最初的規劃的確是想有序的從緬甸撤回國境，但因為訊息混亂，再加上英軍早已偷偷脫離戰場，史迪威又私下拋棄部隊，並砸爛無線電機逃跑，最後導致上萬國軍在得不到正確訊息下，被迫在緬北團團轉，最後兵困野人山……

第三，與困在緬北遠征軍相同的是～當時在重慶的老蔣也一樣得不到正確訊息，他一直以為史迪威能依照命令，及早將部隊從緬北帶回中國……只是當他知道緬印邊界的霍馬林已經被日軍佔領之後，雖急忙下令要杜聿明帶隊由雷多、葡萄轉往印度，但此時杜聿明所屬的第五軍軍部及廖耀湘將軍的新22師早已困在野人山的熱帶叢林當中……

第四，孫立人將軍的新38師是因為負責掩護任務後，發覺退路已遭日軍佔領而只能選擇轉往印度，並非抗拒命令轉往印度……

最後第五軍與新22師就倚靠～奉重慶之命的美軍軍機空投補給品與電台而安全轉往印度……

這段歷史被很多有心人故意改寫，誤區太多了，後人寫史一定會有自己的信仰與刻板印象，但拜託千萬要想辦法避免……

有關佛教符號「卍（萬）」和納粹符號「卐」的由來主要有三種考據：

（一）在日常的所有裝飾物裡，最具擴張力和爭議性的是萬字符。「萬」在形體上，無疑就是光線（光明）的象形，而「萬」字的上古中原漢音與「芒」相通，也即「芒」字的假通字……

顧頡剛和饒宗頤等人考據也發現，左右萬字符號在上古經常被混用，因為它們之間沒有重要的語意區別，但在歷史的傳播中，新的寓意獲得了意外的追加。在佛教和道教中，左旋意味著能量的吸納（輸入），而右旋則意味著能量的發出（輸出）。左旋「萬」字的生命吸納性，令其成為正面、光明和正義的力量，而右旋萬字的生命耗散性，則象徵負面、黑暗和邪惡的力量。這是物理學表象向神學法則飛躍的結果，製造了一場歷久不息的符號動亂。

（二）根據岳南和楊仕合著之《風雪定陵》書中（p273～275）的記載，佛教符號「卍」應該來自西藏──「有研究者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無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畫中，發現『卍』由太陽演變而來的全過程」。而「卍」在中國出現開始於唐代，是由波斯、印度、西藏等地引入中國。武則天萬壽二年時製出此字，並來將其讀作「萬」，將「卍」稱為「萬字紋」。不過在古代這個「卍」字紋的方向，左（左旋／卍）右（右旋／卐）都有，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而希特勒的納粹黨則是選用了「右旋／卐」且斜45度的符號作為納粹黨的識別標記。

（三）周健教授在他所寫的《國際反猶主義之探討》書中指出，關於卐字（Swastika，Hakenkreuz，Fylfot）符號之起源，可遠溯至上古時代，全球各文明社會均有發現，爲人類所創造最神秘之符號之一，若從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美術（尤其是視覺藝術）等角度分析，可滙成一部鉅著。

大體言之，卐象徵太陽或宇宙間最大之組合──星雲，具永恆之生命力及循環性，吾人所熟悉之佛教教徽──卍，即古印度所遺留，有靜態之穩定性，而納粹黨之黨徽──卐字，採反方向立狀，有動態之原創性，後成軍國主義侵略之象徵。希特勒選用此符號之因，在北歐神話中以卐作雷神（Thor）之鐵鎚，又是代表光明之火焰象徵，在納粹黨黨歌「舉起旗幟」（「Die Fahne Hoch」or「Horst iessel Lied」）之歌詞中，卽吟詠「百萬人望着卐──充滿着希望」（「Es schauen aufs Rakenkreuz vo11 Hoffnung schon Millionen。」）之句子，而希特勒本人亦未預料卐所帶來之魅力及恐怖，凡極權國家之權力核心必隱藏無法刺探之神秘性，如「禁衛隊」之名稱「SS」，被設計成如閃電狀之「（如附圖）」，似乎蘊蓄強大之生命衝力，而彼等鑲銀邊之黑色制服，後成爲閃爍令人戰慄光輝之象徵。德人喜穿整齊之制服，即使文官亦然，而軍人之制服在造型設計上，猶如拿破崙時代之軍裝，以富於美感著稱，配合無所不在之卐字，似乎形成「軍事性感」之意象。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

而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東吁後，彬馬那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軍部駐地位於曼德勒省央米丁縣（Yamethin）漂貝（Pyawbwe，或譯為「標貝」、「瓢背」鎮）的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彬馬那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中路日軍主力吸引至彬馬那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彬馬那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東吁、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擔任狙擊兵團、由廖耀湘將軍率領之新22師，他們利用施瓦（Swar／ Hswar，舊譯為：司瓦、斯瓦，為位於錫當河之西，錫當河支流之施瓦河以北的一個小鎮，現為耶達謝縣轄）至彬馬那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均位於狹長的錫當河谷地），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彬馬那的口袋伏擊區。（註三十五）設定為固守兵團的第96師，則以彬馬那為核心，在附近之740及734高地之地特溫、塞貢、彬馬那，以及其西北高地之皮陽卡比等地構築陣地。在構築陣地附近吸引敵人後，以火力予以壓迫，並與擔任機動兵團的第200師協同轉移為攻勢，在陣地附近夾擊敵人予以殲滅之。另在埃勞、珍地、戾委之線構築前進基地，以遲滯敵之進擊。固守兵團之陣地布置均為環狀陣地。砲兵預備隊於必要時位於核心內，即使四周遭受包圍，亦應繼續從容戰鬥，以等待我方之聯合包圍。（註三十六）但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的英緬印第1師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往仁安羌方向後撤，之後被乘船而至的第33師團的第214聯隊（作間部隊，聯隊長：作間喬宜大佐）圍困在仁安羌往賓河（Pin 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的路上。（註三十七）雖然英緬印第17師仍然困（據）守於東敦枝（Taungdwingyi）附近，但馬圭與東敦枝間的通道已經遭日軍切斷，（註三十八）這等於讓在彬馬那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註三十九）同樣的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含第49師之第146團、第93師之第279團）在壘固（Loikaw，舊譯為：羅衣考）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致使壘固以北150公里之丘陵地帶，已無國軍之一兵一卒，導致南龐河（Nam Pang River，另譯南邦河，是緬甸撣邦的一條主要河流，也是薩爾溫江是最大的支流）縱谷門戶洞開，棠吉、萊林危在旦夕。而原有駐於曼德勒、擔任彬馬那會戰總預備隊的新38師──主要任務是在曼德勒地區構築工事，擔任軍的側背掩護，及漂貝至曼德勒的交通及通信安全，爾後隨戰況進展，策應軍主力的攻勢轉移（註四十）──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幾座緬甸最早開發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第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在彬馬那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註四十一）最後羅卓英只能在4月18日凌晨，正式下令放棄彬馬那會戰，4月20日，彬馬那陷落。（註四十二）

由於遠征軍在緬甸的防線長達1,500多公里，又加上英國人不斷的放棄戰場逃跑，（註四十三）顧此失彼的結果就使得遠征軍一再遭到日軍的分割包圍而損兵折將，第一批遠征軍失敗的命運從入緬支援作戰之初就已經注定了。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彬馬那（Pyinmana）、東吁（Toungoo）、曼德勒（Mandalay）五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中國地圖出版社》之【緬甸MYANMAR】地圖】

【彬馬那（平馬）會戰佈防要圖】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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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