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要轉型? | 徐百川

促轉會公布「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盼未來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

事實上,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蔣介石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就此能夠國泰民安。尤其是經濟和教育落後,媒體不入流的國家,如拉美、非洲、東南亞、中東的國家民主化之後,不是民生凋敝,就是要死不活困頓依舊,更多的是內爭內亂,分崩離析。

中國早就吃過民主的苦頭,經歷過「民主無主,共和不和」,軍閥割據混戰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才擬定了軍政、訓政、憲政,分段進行民主的步驟。

台灣的民主化正就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加上縣市選舉的民主訓練,所建立出的這些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老蔣在施政上採取建設民主的道路,他的威權統治正發揮了渡過民主亂流的橋樑作用,完全避過了在自由民主轉化上的紛爭動盪。

再從世界上各國的民主發展史來看,民主本來就需要極為長久的時日,至少百年以上的培養和建構。兩蔣在台灣要推行軍政、訓政以轉化到民主憲政,四十年的戒嚴、強人統治算長嗎?因此,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李登輝收割而已。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化的轉變,蔣介石才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背景和條件,以太平時期正常的自由、民主、人權作標準,評斷國難當頭,百廢待興的蔣介石,就正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麼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

台獨的手法是先惡魔化中國、蔣介石、國民黨,然後轉過來二二八暴徒、叛國賊台獨就成了正義的代表,顛倒是非惡人告狀,賊喊捉賊,就叫作「轉型正義」!

阿富汗吸食民主鴉片-台灣何異? | 黃國樑

美帝終於在今天離開了阿富汗,還給阿富汗人自己的阿富汗。

不論美國扶植的政府是多麼地「民主」,那都是一個殖民體制,只要美帝仍然在這裡,阿富汗人就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被帝國的軍隊直接統治的殖民地。

我看到紐時中文網的一篇文章,斗大的標題是:「告別曾經的喀布爾,告別一個希望的時代」。那是一個阿富汗人用英文寫的文章,在他的認知裡,美帝20年前趕走塔利班時,阿富汗在廢墟中被注入了新生。但這是多麼膚淺的認知呵!

就像溥儀的滿洲國,那時的東北人覺得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家了嗎?在溥儀之前,東北也是過了數十年戰亂頻仍的日子,包括旅順大屠殺,但溥儀的滿洲國並沒有讓東北新生,而是走入了日本關東軍的牢籠裡。

那位作者竟然絲毫沒有意識到,他的希望其實是一座吸食民主鴉片的殖民監獄。他的國家並不屬於他,而是屬於一個意圖在這裡建立地緣陣地、掠奪中亞資源前哨的全球霸主。

許多被美國這樣的殖民者所殖民的人民,其實都被一種淺薄的民主概念所俘虜,他們飄飄然地以為他們恍若也變成了帝國的子民,卻絲毫不覺得他們失去了國家。

但如果阿富汗人曾經為趕走蘇聯而感到驕傲,為什麼他們卻不為趕走了美國而興奮?同樣是收復了國家,但如同那位作者一樣的阿富汗人卻早已被民主的迷夢所灌醉,不但沒有了欣悅,反而傷感了起來。

塔利班被描述為恐怖組織,是西方宣傳機器下刻意的框定。它若不是恐怖份子,美軍要如何入侵呢?就像伊拉克若不是活在胡辛的專制統治之下,不是它擁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軍如何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

所有的軍事行動,都要預先醜化它試圖消滅的對象,以獲得它的正義性。難道日本侵略中國,不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嗎?如果滿清不是遍地腥羶、滿街狼犬,那革命黨的革命就是一群神經病的反社會行為。

塔利班也是這樣被妖魔化的。對於塔利班更接近事實的描述應是,一群想要恢復古老伊斯蘭秩序的保守教派人士組成的執政集團,他們不合時宜地推行古蘭經的過時教義,但他們並非恐怖份子。

如果塔利班是恐怖份子,那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群暴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羅伯斯庇爾與聖茹斯特的雅各賓黨,就更毫無疑義地是純粹正宗的恐怖份子。塔利班並沒有一天到晚剁去竊盜者的手或對犯姦淫罪的婦女扔石頭,但雅各賓卻一天到晚抓人上斷頭台。

後來的我們歌頌了那一群革命的暴民與恐怖統治者,替他們戴上了民主的冠冕,卻不假思索地將塔利班與恐怖主義作了強行連結。

在這一層意義上,如今在台灣的廟堂上收拾著人民的所謂民主政府,與半個月前逃離喀布爾的那個總統與政府,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區別是,這裡不需要軍隊,就自甘地做實了一個走狗般的附庸。

這樣的思維慣性都是由「民主」這劑麻醉藥開始的,給你打上了民主的麻藥後,你就任人凌辱也不覺怎麼了!甚至還謳歌了起來,因為你成了主子的寵妾,一種奴性的光榮。

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疫情暴露歐美弱點但窮國更苦 | 郭譽申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

選舉被操縱,還有民主嗎? | 郭譽申

歐美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選舉,選舉需要公正的呈現民意。然而現代的選舉很容易被不正當地操縱,例如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就受到俄羅斯的暗中干預和操縱。這様的選舉還能呈現真正的民意嗎?還是人民做主嗎?

選舉被不正當地操縱,其來有自。早在美蘇冷戰期間,各國的選舉就時常被美、蘇暗中操縱,美國支持親美、右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而蘇聯則支持反美、左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在此親美、反美、右派、左派都是相對的,即美、蘇各自支持較符合自己國家利益者。暗中操縱選舉的執行單位,美國主要是中情局,蘇聯則是格別烏,双方可說是旗鼓相當。譬如,意大利1948年的議會大選、智利1964年和1970年的總統大選、以及西德1972年對總理布蘭特的不信任案投票,是較知名的案例。美國在前兩案例獲勝,而在後兩案例落敗。

操縱選舉失敗的美國有可能以流血政變反敗為勝 (蘇聯大約也有類似作為)。例如,左派的阿葉德在1970年當選智利總統,不久後效忠阿葉德的武裝部隊領導人許奈德將軍就遇襲身亡,襲擊者被證實與中情局有接觸,事後並獲得封口費。在接下來的3年裡,中情局花了數百萬美金以動搖阿葉德政權,1973年智利將軍皮諾切發動軍事政變,成立軍事獨裁政權,阿葉德身亡,皮諾切一直獨裁執政到1989年。

暗中操縱他國選舉的手法大多是可想而知的,包括以金錢資助屬意的政黨或政治人物,直接在選票上動手腳,透過(買通)代理人在媒體上宣傳,發掘私密訊息或製造假訊息以損害敵對方的形象等等。現代的互聯網使金錢資助之外的操縱選舉手法成本降低、更加容易、而且成效更高。因此過去只有美、蘇這樣的強權才有能力操縱其他國家的選舉,現在美國的選舉也能被俄羅斯暗中操縱。

俄羅斯暗中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起因是,總統普丁認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俄國較有利 (普丁與希拉蕊關係惡劣而與川普關係良好)。執行這次祕密任務的主要是俄國網路研究局和一些俄國政府資助的駭客集團,前者在社群媒體上執行宣傳攻勢,後者則駭進美國一些公私機構,竊取可能影響選舉的敏感資訊。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的3個多月前,維基解密公開了一大筆由俄羅斯駭客竊取來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內容全都是民主黨內高層偏袒希拉蕊,不利桑德斯(黨內選舉的競爭者)的種種情事。這些電子郵件立刻成為媒體焦點,重創了民主黨和希拉蕊的形象。另一方面,俄國網路研究局在臉書、推特、Instagram等社群媒體上開設了幾千個帳號,發佈了十幾萬貼文,吸引到幾十萬粉絲追蹤,加上購買了幾千則網路廣告,都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美國過去時常顛覆一些反美政權,互聯網流行後似乎更是得心應手,如製造2010年代初的阿拉伯之春。俄羅斯暗中干預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一種政治顛覆,可以算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吧!連美國的選舉都能被操縱,還有哪個國家的選舉不能被操縱?外國能夠以網路駭客和社群媒體上的大量帳號操縱選舉,本國的各黨派當然也能照做。選舉如此,民主是名存實亡了。

本文的一些選舉被操縱案例取材自David Shimer《民主的弱點:民意,如何成為世界強權操弄的政治武器》(Rigged: America, Russia,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Covert Electoral Interference, 2020)。

民主社會主義-簡介與感想 | 郭譽申

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

民主競爭不允許濫用言論自由的革命叛亂 | 徐百川

西方民主國家允許換黨執政,可是他們的政黨價值觀相同,不同的是有的比較保守、有的比較自由多元,政黨相互輪替如同一個人的左手換到右手。沒有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會容許與他們的價值觀不同的政治思想,濫用言論自由煽動民眾推翻政府,請問在美國可以推翻政府建立共產政權嗎?

而我們中國的慕洋犬都是披著民主外衣,濫用言論自由對政府徹底批判和全盤否定,在搞敵我對立的革命叛亂。尤其是美國的法輪功和民運人士,以及台灣攻擊兩蔣政府的皇民台獨,更是肆無忌憚地剪接真相以偏概全,加工加料渲染誇張,甚至竄改史實、散播虛假新聞。

這些慕洋犬與漢奸濫用言論自由攻擊過去兩蔣和現在中共,都是要求開放毫無禁忌,言者無罪的批評自由。他們濫用言論自由己經超出了民主政治的底線,到了西方民主國家都不容許的程度,卻還宣稱這就是自由民主的價值,人民應有的基本人權。他們若不是眼高手低,脫離實際的天真理想主義者,就是崇洋媚外、認賊作父的漢奸心態。在民主神聖、民主至上的正義旗幟下,做了背叛自己文化與民族的賣國賊還有光榮感!

然而民主政治真的是「普世價值」?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嗎?孫中山民主革命以後,中國即時就陷入「民主無主,共和不和」的政治亂象,於是就有袁世凱想做拿破崙,後來蔣介石想做希特勒(二戰前),兩人都是面對國家分崩離析而意圖力挽狂瀾。再看看世界上落後國家民主化之後,幾乎都是國家動盪不安,經濟欲振乏力,甚至凋敝。可見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和基礎,民主是會禍國殃民的。

即使是西方,在1970年代左右全面民主化之後,榮景維持不到半世紀,結果財閥操控民主、討好選民寅吃卯糧亂開支票、政黨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以及行政效率低下,民主的弊病都已顯露出來。時至今日,歐美經濟疲弱,「貧窮從門口走進來,〈普世價值〉就從窗口飛出去了」,民主失靈了,右翼抬頭民粹興起,民主的神話破滅了!「民主是最不壞的政治」「再爛的民主也比獨裁好」,這是不知道中國的「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政治思想,只知道西方君權和貴族剝削統治的邱吉爾的井蛙之見。

中國的菁英政治是從獨尊儒術的漢朝開始,自此以後繁榮昌盛,領先世界一千幾百餘年,除了天災和外患造成短暫的亂世之外,治世是常態。西方是靠著科學才領先中國,工業革命的生產力加上帝國主義的掠奪使得他們富強繁榮,西方的先進與民主無關,反而倒是富強繁榮使他們的社會穩定,而能夠順利轉入民主化。

表面上看來,民主與專制相互矛盾,難以融合,但是我們中國的儒家專制有以民為本、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獨特政治理念,與民主、自由、人權完全相通。宋朝人張載還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抱負和理想,西方的「普世價值」會比我們更高尚嗎?

就是毛澤東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名義所搞的極權專制,也是出自西方傳來的馬列洋貨,與中國傳統文化無關。柏楊貶斥自己中華文化是腐臭的醬缸,以及大陸在上世紀80~90年代所謂「拋棄黃河文化,迎接西方藍色的海洋文明」的《河殤》論調,都是見樹不見林,倒果為因的膚淺之見。

現在的國家體制、社會結構、人民素質與古代完全不同,「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那種年代已成歷史。過去的私天下帝王專制和現代主義至上的獨裁極權也已成了前車之鑑,近來又有了發抒民眾心聲的網路平台,人民的思想受箝制,命運被主宰的局面不可能再現。

是到了從「民主萬歲,專制萬惡」的迷夢中驚醒的時候了!我們的眼界與認知不能停留在100年前無知、幼稚,盲目崇奉西方,膜拜民主的五四運動的時代。既然儒家的政治理想與西方的「普世價值」所追求的目標一致,我們為何不能兼取兩者之長,合為一體?西方的憲政、議會、行政中立、司法獨立、…等等民主政治的優點,也都可以與儒家政治融合起來,制衡獨裁,避免人亡政息。

時至今日,西方民主只顧相互爭利爭權的缺陷已經暴露無遺,是到了重新檢視和評估我們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時候了,擺脫對西方的文化崇拜,致力儒家政治的現代化,綜合出一種更能適應實際的新體制,才是我們政治發展的新方向。

民主自由是拿來「驕傲」用的嗎? | Henry Hall

年初美國出現國會暴亂,但美國高官仍不忘罵中國,說中國連和平示威的權利也沒有。而美國至少保障人民和平示威抗議的權利。

中國大陸真的沒有和平示威的權利嗎?那十幾年前說,每年有上萬起的「群體事件」是指什麼?群體出遊嗎?現在這些群體事件怎麼不見了?被鎮壓了嗎?不是,因為導致群體事件的原因減少了。

是的,政治性的示威,想要改朝換代,在中國沒有。但非政治性的示威遊行,還是有的。而今減少,是因為「必要性」沒有了。反過來看,法國「黃背心」鬧不停,美國種族問題解決不了,你有示威的權利又怎麼樣?問題一樣不解決啊!解決問題才是真的,不是嗎?

世界上,沒有什麼問題是獨立的政治性問題。政治,本來就是用來解決所有的人群社會問題的。如果這些問題都能解決,政治本身就不是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政治才成了問題。而政治問題要解決,比如搞個輪流做莊的選舉制等等,最終目的還是要解決非政治的所有大大小小人群社會的問題。因為,這些才是根本,這些才是政治存在的目的。

現在,說我們的政治非常好,有民主投票、言論自由,但這個政治卻不能解決真正的社會問題,請問這樣的「好」政治,這樣的「民主自由」有什麼用?就好像有人宣稱找到了最好的烹調方法,環保節能無油煙,但做出來的菜難以下嚥,請問這「最好的烹調」有什麼用?拿來向誰炫耀?

台灣的民主就是這樣,選出來的總統一個比一個爛,具體的社會經濟問題不解決,從四小龍之首掉到四小龍之末,老齡化、少子化、經濟下滑及一大堆衍生問題都無能為力,請問這令人驕傲的民主自由有什麼用?

反觀大陸,為了不讓「政治」成為問題,所以努力解決一些可能導致政治問題的實質問題;實質問題解決了,政治上的反對聲浪自然也就低了。也許這個制度還不是最好,但怎麼改,慢慢再談。至少不必把解決實際問題的希望寄託在先解決政治問題上面。

美國也台灣化了(美國學我們,真值得驕傲)。美國的民主自由這麼好,但一百多年了,也解決不了種族歧視問題。然後,其他問題(如經濟分配不公)現在也開始解決不了了。於是,就算民主還在,示威遊行仍然自由,但又怎麼樣?除了拿來炫耀,還有什麼價值?若一直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你又能再炫耀多久呢?

最後,再重申,「政治」是用來解決實際問題的。一個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政治制度,本身再怎麼高大上,都是沒有用的。

印度說出了一個顯然的真相:民主徹底失敗 | 黃國樑

在印度再創世界新猷,一天確診突破40萬人的時刻,習近平的一句話也正巧被搬出來咀嚼,成了鮮明的對照。

習在今年1月省領導幹部的一次學習會議上,說「應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國的領導力和制度優越性如何,高下立判」。

這句話的前兩句則是他對世局的觀察:「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世界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一個『亂』字,而這個趨勢看來會延續下去」。基於對自我的制度與領導能力的自信,習近平也判斷,「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

制度的優劣與否,需要長時間的考驗,絕不能以一個單一事件進行判定,所以習近平的結論還是下得太跳躍了,但這一事件仍然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在應對這個疫情上,民主體制只能以「完敗」形容,可以說,新冠是民主的一次蒙羞記,但不止如此,民主不能應對危機,幾乎可說已是鑿鑿然的確證了。誰能想像,一位民主大國的總統,亦即拜登,有一天會以這樣的標題作為奮鬥的目標,說他要「證明民主依然有效」?民主若是一位戰功彪炳的英雄,這教英雄情何以堪?

因為就邏輯而言,民主既是普適、高貴而美好的,它應該自動地表現出它的有效性,它就絲毫不需要被證明;當它需要某種特別的糾合、發作,亦即某種殊異於平時的奮鬥與砥礪,方可奏效,那它就不是有效的,而是無效、失效的,因為那些殊異的、罕見的、氣喘吁吁的動員,一定不是民主的。

換言之,既然要大動干戈地去證明它的有效,就表示它的體質是虛弱的、或可直接稱作是有病的。如果它非得要一劑強心針才能續命,那它怎可能是有效的呢?

於是似可這麼解釋:民主在平時是有效的,但碰上了非典型的緊急狀況就會失效。但這一詮釋馬上可以舉出反例,二次世界大戰,民主的美、英並不僥倖地擊敗了獨裁的德、日,民主的確曾經在危急時分展示了它的韌性與堅毅。

不過,彼時的民主與此刻的民主,似亦不是同一回事。往昔,甘迺迪可以呼喚人民,「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現在拜登還能這般如父喻子地訓誨人民嗎?何況,甘迺迪所陳述的,豈不就是一種國家主義,而不是什麼民主?

民主是眾聲喧嘩,但眾聲喧嘩後必須要有一位領導者,能在聒絮與煩亂之中晰出一畦清明,然後在那短暫的寂靜裡做出決斷,而這一個決斷又要讓萬民景從,從而應對並最終解決危機,但這顯然不是遵循制度就可以推得的結果,民主裡沒有這份保證書。

民主如今真的已經失效了,以為民主即是天堂的人,必須搖晃自己的頭顱,讓自己跳出夢境。一天40萬人確診,印度不只告訴你悲傷的故事,還說出了一個顯然的真相:民主徹底失敗!

「第四次國家革命」是靈丹妙葯? | 郭譽申

《第四次國家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 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被收錄於《一次讀懂政治學經典》(50 Politics Classics),其作者是J. Micklethwaite和A. Wooldridge,曾分別擔任著名刊物《經濟學人》的總編輯和執行總編輯,全書的主旨在於指出,世界上絕大部份的國家都遭遇政治和經濟困境,需要再一次,第四次,的國家制度再造。

書中先以四位代表性人物回顧了過去三次半的國家革命,稱為三次半,因為第四次只成功了一半,終於半途而廢。

霍布斯(Thomas Hobbes)代表十七世紀起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彌爾(John Stuart Mill)代表十九世紀民族國家逐漸擁抱自由主義、自由貿易和不干預的小政府,韋伯(Beatrice Webb)代表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福利國家建設,政府逐漸變得越來越龐大,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代表1980年代英國柴契爾夫人和美國雷根總統反對大政府的改革,但只成功了一半,柴契爾夫人和雷根總統去職之後,各國政府重新回到膨脹的軌道。

兩位作者歸納出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七個原因:落伍一個世紀、鮑莫爾病(政府提供的服務多是勞力密集工作,難以用機器取代,以提高生產力)、歐爾森法則(追求特定目標的利益團體容易組織起來,追求大眾共同利益的團體則很難組成)、過度積極的政府、模糊的數學(政府的財務)、給有錢人更多補助、政治癱瘓與黨派僵局。

兩位作者雖然對新加坡和中國的自由民主不足顯示不滿,但是認為它們的國家治理模式在許多方面優於許多西方國家,是對西方世界的強勁挑戰。

除了少數北歐小國的治理極為優異、可為典範,書中指出多數西方國家政府膨脹、失能的主要原因是民主失靈。兩位作者大聲疾呼:「第四次革命要振興自由的精神,方法是更加強調個體權利,而非社會權利。它也要振興民主的精神,方法是減輕政府的負擔。」


兩位作者以其《經濟學人》總編輯身份,長期觀察國際政治和經濟,他們對西方世界國家治理的缺失自然瞭如指掌,使本書的資料充實,所歸納出西方國家的弊病相當精準,然而他們認為振興自由民主精神和強調個體權利,就能夠重造國家機器則頗令人存疑。

自由民主和個體權利一直是西方的核心價值,強調得還不夠嗎?若自由主義和個體權利是關鍵,西方國家的民主根本沒理由失靈。相反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權利,恐怕正是民主失靈的主要原因。自由主義鼓勵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有錢人和有能力者自能贊助政客,助其尋求政府補助,而多數沒能力者自然支持無限度的福利國家以利其身,而政客也樂意配合,以換選票,都造成政府越來越膨脹失能。這正符合孟子所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民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西方國家若還不明白這個道理,國家再造恐怕很難成功。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其「中國模式」雖然還不完美,已經成為西方國家民主制度的強勁挑戰者,像本書作者這樣的有識之士都不敢忽視中國模式,台灣多數人卻還抱殘守缺,自以為台灣的民主制度遠勝大陸,真如井底之蛙,所見者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