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 | 盛嘉麟

現在大家都知道法蘭西斯·福山這個人,Francis Fukuyama從另一個角度看,是一個很會附炎趨勢的投機學者。

政治學這個成熟的領域裡,學者眾多,想要出人頭地一舉成名並不容易,必須會看風向,甘為御用,才能受寵。

譬如經濟學領域裡學者濟濟,以反華著稱的Peter Navarro 2011年出版《Death by China》,原來只是加州大學Irvine分校的教授,一個無理狂熱反華的不入流的經濟學教授,原是民主黨人,幾次參選議員失敗,後來加入共和黨,得到川普的賞識,終於登上大位。

我相信章家敦(GG Chang)一再出版,一再推遲的「中國崩潰論」,也在等待機會,希望日後得到西方陣營的賞識,名利雙收。

Francis Fukuyama 1989年在蘇聯搖搖欲墜時,發表文章《The End of History》,在西方備受追捧。1992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一書,作為自由主義必勝的理論基礎,等待御用。

到了1997年中國崛起逐漸顯現,政治學界開始有了「北京共識」與「華盛頓共識」意識形態的討論,這本《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又受到「華盛頓共識」西方陣營的賞識,作為扳倒「北京共識」的理論基礎。

於是Francis Fukuyama 開始活躍於「美國新世紀專案」智囊團,簽署文件建議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推翻伊拉克總統海珊,這時成為吃香喝辣的御用政治學者,會議不盡,演講不斷,舉世聞名。

但是Francis Fukuyama比Peter Navarro、章家敦(GG Chang)見風不轉舵,守株待兔之流的學者更勝一籌,他更會見風轉舵。在眼見中國崛起強大之後,2014年福山又出版了《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自己歷史終結的理論做出修正,思考國家穩定性的重要,強調「國家治理能力」的因素。

2015年1月,北京《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時候,他表示「我們誤判了中國」,於是取悅了「北京共識」的中國,Francis Fukuyama受到了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關注,他曾參加中國政府策劃的座談會,並於11月份應清華大學邀請進行了演講。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他還以此為契機,不斷與中國最高領導層人士會面,包括中國指揮反腐敗運動的王岐山,最終見到了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主席,名利雙收,堪稱破例。

最近眼見川普的言行受到唾棄,Francis Fukuyama又見風轉舵,批評川普政府,取悅美國的建制精英。所以批評川普時不忘帶著「在美國改變中國之前,美國需要先努力恢復其全球自由民主價值觀燈塔的地位」,不得罪美國人。讚揚中國時不忘帶著「中國政府現在藉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科技手段監控民眾的日常活動,利用一帶一路的外交政策,建立中國的霸權主義」,也不得罪美國人。

我對Francis Fukuyama這樣見風轉舵八面玲瓏的政治學者,只有佩服讚嘆,沒有多少尊敬。會說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根本上就是一個妄自尊大的人,不夠一個真正學者的風範。在人類的歷史長河裡,人類文明是漫長無際的摸索進步,區區一個不到300年的國家就敢號稱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是全球普世價值燈塔的地位,你能相信嗎?

回顧《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研判 | 郭譽申

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合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算得上是政治學的經典名著,曾獲得多個獎項,上網搜尋就能看到多篇中英文的評介。該書的英文原本出版於2012年,因此寫作時間約在2010年,10年後的現在回顧此書,比較能夠判定它說對了什麼及說錯了什麼,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的發展。

此書探討政治學的重要問題:為何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失敗?相關的,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結論是「制度、制度、制度」;而不是地理、文化或統治者無知等因素。作者區別兩類的制度:廣納性 (inclusive) 和榨取性 (extractive) 制度。經濟制度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是廣納的或榨取的。

「廣納的經濟制度必須具備安全的私有財產,公正的法律制度,並且提供公共服務讓所有人可以在公平的規則下交易和締結合約;經濟制度也必須允許新企業跨入,並讓人們自由選擇職業。」不符合這些的將讓部份人有發展優勢,就是榨取的經濟制度。

廣納的政治制度有兩個條件:政治權力的集中化和多元化。前者保障國家的安定和有序;後者表示政治權力不只授與少數人,而在社會中廣泛分配,政治權力並受到節制。不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榨取的政治制度。

書中主張,廣納的政治制度與廣納的經濟制度常是互相支援的,而榨取的政治制度與榨取的經濟制度也常是互相支援的,即良性循環與惡性循環是常態,雖然偶而會有例外的轉折改變。廣納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則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作者列舉了歷史上非常多的國家、城市等作為例證,以支持其主張。

此書非常強調政治與經濟制度的重要性,卻沒有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制度本身是一些規則,如法律;不同的國家實行類似的制度規則可能呈現不同的結果現象。例如,很多國家都實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成效卻天差地別。不清楚區別制度本身和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會讓讀者誤以為,複製成功國家的制度就能成為成功的國家。

雖未清楚言明,書中廣納性和榨取性的區別主要是根據制度實行的結果現象,而非制度本身。廣納性制度無疑是正面的,而榨取性制度是負面的,因此廣納性制度導致國家成功、富裕,而榨取性制度導致國家失敗、貧窮,似乎是無庸置疑、不證自明的。但作者沒解答,國家如何能達成廣納性制度?實行西方民主嗎?實行西方民主的失敗國家很多啊!例如菲律賓、印度等等。

西方的民主制度近年呈現很多弊病,事實上自2006年起就有全球民主退潮的現象 (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書中對此並無著墨,作者顯然非常偏愛及偏袒西方民主。例如,作者稱讚巴西起於197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主化,是朝向廣納性制度的發展;卻貶低同時間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仍是榨取性制度而無法持續成長。10年過去了,持續成長的顯然是中國,而不是巴西。現在大概沒人會認為巴西發展得比中國好吧!

作者雖然誤讀了中國,筆者卻不認為書中的主要論述不正確。中國的持續成長正是因為它的廣納性制度,例如,中國的領導人來自於九千萬共產黨員,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多半來自於少數資本家和其代理人,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實質上比多數民主國家更有廣納性,雖然後者披上了全民選舉的外衣。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被視為能讓政治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配,不過是一假象 (尤其是在大型國家)。

內憂外患與獨裁專制 | 徐百川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民粹興起的心理學解釋 | 郭譽申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民粹政黨的得勢,都標示了近年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興起的一個顯然的原因是對全球化的抗拒。Tom Nichols出版《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 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提出另外一種根據心理學的解釋: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導致一般大眾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於是民主變成民粹(民主與民粹的關係,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人們若能中立客觀,就會很好溝通,較易實施民主。可惜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而很少能中立客觀。書中列舉三種偏誤:

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能力欠缺的人常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錯誤地認為自己比真實情況更加優秀。簡言之即:庸人容易因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脹。社會心理學家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在1999年透過對人們閱讀、駕駛、下棋、打網球等各種技能的實驗研究,首次觀測到此認知偏誤。他們將其歸咎於元認知(Metacognition)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無法認識到自身的無能,不能準確評估自身的能力。(他們的研究證實了中國俗語「滿瓶水不會響,半瓶水響叮噹」!)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們有一種傾向會去留意跟他們成見相符的資訊,接納能強化他們固有看法的事實,而忽略對他們固有看法不利或構成威脅的資訊,藉以支持自己已有的看法。當人們選擇性地收集或回憶信息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信息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看來不合理的迷信、醫療偏方、陰謀論等等能夠廣泛流傳,都因為很多人有確認偏誤。確認偏誤也使人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很難改變。

平等偏誤(Equality Bias):群體對話時,能力較差者比預期的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而能力較強者較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原因大致是大家都想保持融洽的關係,能力較差者想要獲得尊重和參與感,而能力較強者不希望因為自己怎麼說怎麼對,而導致別人對他產生疏離感。這樣的群體對話讓大家都很愉快,卻可能不利於決策的品質。

上述三種偏誤可被視為堅持己見、自以為是的「基因」。一般大眾具有這些基因,加以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使大眾有人人能力平等的錯覺;而充塞大量隨手可得資訊的現代媒體和網路,以及多在討好學生的商品化高等教育(參見《高等教育:美國竟與台灣相似地崩壞》),都使無知大眾大大地自我膨脹。所有這些於是導致,一般大眾自以為是而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也導致民主變成民粹。

選舉民主本就無法排除民粹,心理學又告訴我們民主很容易走向民粹,難怪民主制度近年是百病叢生了。

新冠疫情凸顯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優勢 | 郭譽申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起初肆虐中國大陸,現在大陸的疫情已受到控制,而歐美的疫情正進入高峰,嚴重程度明顯超過先前的大陸。大陸對抗疫情優於歐美,有些人簡單的歸因於大陸的極權體制,似乎頗為不屑。然而不論大陸是否極權,中立客觀地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對於全球抗疫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重大的疫情足以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因此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甚至有助於未來的世界文明。

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由於文化差異。歐美文化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相當程度接受了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並沒有達到歐美的程度,而仍保有較強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有益於抗疫:

其一,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大約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中國人則覺得以戴口罩的一點點束縛,換得較低的感染風險很值得。其二,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而仍有相當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對民眾有較大影響力,因此較能促使民眾接受政府的呼籲而避免群聚活動。其三,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們彼此互助比較屬於個案;但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們彼此互助則是通案,因此中國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和醫療人力,投入支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而成功抗疫。

抗疫除了要民眾同心協力,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執行大量的管制、監督、救助、供應等工作,如管制進出、監督隔離者、救助染病者、供應生活必需品等等。這大量的抗疫相關工作遠遠超出一般政府的職能,而需要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從抗疫至今的表現看,歐美的民主制度並不擅長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即使歐美有充分的支援民主的公民社會,諸如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等等。

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正是中國黨政合一制度的長處。歐美政黨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是選舉,中國政黨的主要功能則是協助政府治國。近九千萬的共產黨員平常只有少部份擔任公職,而未擔任公職者大多可以成為抗疫時的額外動員和組織力量,加上原就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維穩組織等等,因此中國能夠達成抗疫所需的軟、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而歐美雖然也聲稱要封城抗疫,卻成效有限。

歐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國大陸遲了大約兩個月,照理應該有較充分的抗疫準備,然而歐美的疫情卻比中國更嚴重。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是因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仍頗有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使民眾更能團結互助抗疫,而中國的黨政合一制度具備了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政治制度須與文化相適應,因此中國的政治不能學歐美,而歐美的政治也不能學中國,看來歐美仍會被疫情荼毒一段時間。

台獨成功後 還會有民主嗎? | 徐百川

台灣是全世界的民主燈塔真是當之無愧,包括美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國中有國,兩個相互矛盾,彼此否定,國家意識不同的藍、綠陣營能夠持續民主互鬥,相安共存。如果是美國的話,又是一場南北戰爭了!

這個奇妙的民主怪象,完全是藍營無力捍衛自己中華民國的憲法,任由綠營踐踏憲法主張台獨,一個侵門踏戶,一個容忍退讓所造成。假設哪一天台獨正名制憲,消滅了中華民國,台灣還會有反台獨的言論自由?到時依台灣國的憲法,反台獨就是叛國罪,通通抓進大牢裡去了,綠色恐怖名正言順就公然實行了。這從過去到現在,民進黨一直自居是民意的唯一代表,不讓民進黨作主就是反民主反台灣而為所欲為的霸道作風,就可以斷言了。

民主只是台獨掛羊頭賣狗肉的奪權工具,這從當初為了追求自由民主理念而投身反對運動,那些民進黨的創黨人士全都退黨,就可以看得出來。其中有一位費希平更是直指:「民進黨…有法西斯之霸道作風;此與本人一貫主張推行民主政治之目標,背道而馳…」。台獨在兩蔣時代拼死拼活地爭取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並不是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和精神,他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利用言論來煽動台灣人的反華情緒,再藉著政黨政治透過民主選舉,爭取佔大多數的台灣人的選票支持台獨。

現在台獨對台灣的民主價值沾沾自喜,把自由民主的光環套在自己頭上,自我貼金是他們從最初的黨外運動的流血抗爭,喚起公民覺醒的了不起的成就。事實上蔣介石雖然獨裁,卻在施政上採取軍政、訓政、憲政朝向建設民主的道路,台灣在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為台灣立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台獨多年的奮鬥僅是加快了點自由民主化的步伐,讓李登輝順水推舟作了民主轉變的決定而已,說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台獨收割,也不為過。蔣介石實質上就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台獨心目中毫無民主的理念和價值,「改造人民的國家認同,形成無法忽視的民意力量,作為台獨建國的基礎」,才是台獨的宗旨和目標,民主僅是過渡的橋樑。等到「台灣意識的燦爛之花,在民主政治上結出了豐碩之果」,達到了終極的建國目的,必然過河拆橋,民主就完完全全由台獨作主了。因為台獨意識是靠虛構的謊言支撐起來的,甚麼「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日本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建國後還能夠允許「反動份子」享有自由民主揭穿這些謊言,破壞台灣國的安全和穩定?甚至會像北韓一樣,牢牢控制人民思想都有可能。

台獨的民主奮鬥僅是搶奪意識型態的壟斷和主導權,這與過去共產黨揮舞民主的大旗推翻蔣介石的手法完全一致,與共產黨是一丘之貉,民主只是包裝的外衣,美麗而虛幻的彩虹泡影,毫無真正民主的意義。從他們操弄媒體以掌控民意,就知道他們毫無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台獨臭美的「台灣民主價值」僅僅只是台獨價值。如同過去共產黨專制取代國民黨專制,將來也是台獨專制取代國民黨專制而已,而且都是變本加厲。

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 郭譽申

本文的標題摘錄自政治學的開山祖師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一般講述民主的歷史,都說民主源於古希臘的城邦(如雅典),很推崇亞里士多德記錄及研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然而現代人多半把民主等同於選舉,講述民主者於是很少再提及亞里士多德的箴言「抽簽是民主,選舉是寡頭政治」,使這句箴言幾乎被遺忘了。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作者為比利時人,原著為法文)是一例外,書中主張在現代的民主制度裡導入抽簽,以回歸真正的民主,並克服選舉的諸多弊病。

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說「選舉是寡頭政治」?因為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太容易影響選舉,他們幾乎要誰當選誰就能當選,少有例外;這少數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或其代理人,通過選舉長期掌控政治,就成為寡頭政治。看台灣選立委、縣市長要花幾千萬,選總統至少花幾億;而檯面上主要的政治人物多是老面孔,幾乎形成一個「領導」階級。我輩不得不佩服亞里士多德兩千多年前的智慧。

為什麼「抽簽是民主」?雅典政府裡很多職位的任期都很短,通常是一年,職位出缺時,以抽簽方式從所有公民中隨機抽出一人任職(近年擔任過公職者不參與抽簽)。這樣雅典公民都有同等機會擔任公職,也很有機會擔任公職(雅典公民不過幾萬人),幾乎實現每個公民都是被統治者,也是統治者,因此是民主。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每個公民都擔任公職,但抽簽保證人人有同等機會參與政治,因此是民主。

現行的民主制度是代議式民主,是間接民主。人民選舉出代表,來代替人民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可能關心個人利益超過他/她所代表人民的利益。導入抽簽,讓人民有機會直接參與政治,可以彌補代議式間接民主的不足。

20世紀後期興起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譯作審議民主),是一種新型的民主理論範式,是政治學者對傳統選舉民主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的反思。協商民主強調在多元社會背景下,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通過公民的普遍參與,就決策和立法等公共事務達成共識。公民的普遍參與通常以抽簽隨機抽出公民來實現,可能加上電視或網路播放討論協商的過程,讓更多人參與。

作者在書中建議議會要有兩類的議員,以選舉產生的和以抽簽從自願者中隨機抽出來的。後者不需顧慮選舉,也不需有黨派支持,因此少有黨派立場。議員初就任可以接受教育訓練,而其背後可以有專家支援,因此其能力不成問題。

書中還描繪了以抽簽為基礎的民主藍圖,包含議程設置委員會、利益討論組、評審委員會、政策陪審團、規則委員會及監督委員會,形成相互監督制衡的完整體系(如下二圖)。

這本小書只有不到兩百頁,卻涵蓋了許多企圖改進選舉民主的前沿研究,其中少部份已在歐美部份地方試行。選舉民主確已呈現不少缺失或弱點(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筆者樂見這些改進企圖的實現,但是阻力絕不小,抽簽挑出來的庶民難免損害現存的、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目前所享受的光環和利益,後者怎會樂意接受?政治改革從來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