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憂外患與獨裁專制 | 徐百川

許多人總是認為國、共兩黨的獨裁專制都是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數千年專制統治的封建遺毒,必然根深蒂固地支配人心,才使得中國難以民主化。但是事實上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鑑於過去帝王專制之害,只要略通知識的中國人,都有強烈的反專制心理和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願,從五四到六四就說明了這個強烈趨勢。而毛澤東正就是靠著高喊民主的口號,趕走了獨裁的蔣介石。 

眾所週知,自由民主都是在長治久安的穩定情況下,才容易發展起來,像有著與世隔絕的海洋天塹的英國和美國,就是大家常舉的民主成功的例子。而民主進展並不順利的歐陸各國,文化傳統都和英國一樣,都是以貴族封建的形式立國,都承續了羅馬的貴族共和與城邦自治,都有著共和的議會體制。有些國家還像英國一樣,實施了君主憲政,如瑞典、波蘭、荷蘭。但是歐陸國家領土接壤,容易受到鄰國侵入,各國之間戰亂頻仍,政治發展的模式就與英國迴然不同,只有處於大國緩衝,能夠經常保持中立的瑞士,共和體制才得以持續地發展,其他歐陸各國都是走上集權或極權的路上。這種為抵禦外侮而形成中央集權或極權的現象,通觀世界歷史不僅歐陸而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們中國周朝在北邊夷狄的威脅下,就主張尊王攘夷而結束了貴族共和,形成了君主專制。

由此可見,當一個國家容易處於嚴重的外患入侵,都會導致獨裁專制的,並且,即使在西方步入自由民主的時代,只要是陷於內憂外患的局勢下,還是同樣會轉成獨裁專制,或是走上壓制異端異己的偏差。最鮮明強烈的例子,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成功之後,在內外交困的危殆局勢下,高唱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政權,就立刻轉成恐怖的暴政,鎮壓的對象還包括路線溫和的革命同路人。最後總算全民奮起擊退外敵,但是內部政治仍然青黃不接,外圍仍在強敵環伺下,強人拿破崙於是在全民擁載下轉回獨裁專政,共和政治就短命而亡。有人歸因於當時法國沒有出現像華盛頓這樣偉大的人物,其實易地而處,客觀形勢不同,法國當時即使再多幾個華盛頓也是無濟於事。即使以民主精神著稱的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時,就把北方數百名發表反戰文章的人士統統送入監獄。

再以被我們視為自由民主典範的美國來講,當五十年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擴張,國際風雲險惡,就發生了以麥卡錫參議員為首的政治迫害,那個時候只要是與共產黨有過來往,都可能被視為叛國,就連好萊塢的劇作家寫了社會性高,或說了蘇聯還不錯的劇本,也受到了政治迫害。這種情況過了幾年才有所矯正,但是假設蘇聯的擴張沒有受到遏止,赤化的地區擴大,甚至連拉丁美洲都布上蘇聯的核子飛彈,美國面臨國家安全的當頭威脅,這就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矯正它的政治迫害,還是會變本加厲下去?

除了內外爭亂會造成獨裁專制之外,當一個國家急需根本改革以振衰起敝,也會為了貫徹改革的主張而壓制異端異己,形成大權獨攬的局面。像宋朝的王安石就主張「經無異說,士宗一義,以一道德」,明朝的張居正也極力壓制諫官的言路,在西方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著名的像英國獨裁的攝政王克倫威爾和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都是走上強人專政的路子,以便順利進行革新或推行改革。相對地,像近代自由民主發展比較順利的英、美兩國,都是有著經濟穩定、社會安定的基礎,自由民主才得以穩步進行,也足以反過來說明國家的衰亂不安對發展自由民主的阻力了。我們如何能夠想像哥倫布在航向中國的途中,遇到風險危難,前途無望的時候,會尊重言論自由,能夠容忍異議人士對全體船員議論,地球是圓是方,而莫衷一是、折返回航?

中國的民主先驅,發起革命推翻帝制的孫中山先生,在經歷了民國以後一盤散沙到四分五裂的過程之後,就要求黨內要員對他個人宣誓效忠。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孫中山跑到日本去組織中華革命黨,提出「革命民權」說,就是說,不是所有中國人皆有民權,只有參加中華革命黨所標榜之革命的人,將來才有民權。他對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在蘇聯的順利進展十分羨慕和欽佩,把共產黨那一套一元化領導的組織制度,也引進到國民黨來。當袁世凱當了總統,面對中國議會一塌糊塗的民主亂象,居然決心效法拿破崙,也搞起復辟,要把民主恢復成帝制。那位以接受新思想,翻譯西學出名的嚴復,赫然就是袁世凱的強烈支持者!

所以一個國家處於內憂外患或是急需銳意興革之時,必然會傾向獨裁專制,並且,一般民眾或是基於共赴國難的愛國心理,或是基於求穩怕亂的小民心態,也是會支持或容忍專制政權。通觀世界,像最早革命的法國,共和與專制三度反覆經過了八十年,雛型民主才算穩定下來,其他歐陸各國在內外爭亂的動盪下,也都是時進時退蹣跚搖擺地,費了百年左右才走上了民主之路。自由民主之道的坎坷難行,豈獨我們中國為然?

可見,由於我們近代中國一直處於內憂外患、百廢待舉、動亂衰敗的狀態下,是以中國自辛亥以來走向自由民主的舛逆命運,實在是理數應然,是屬於世界歷史的普遍現象。主因全是內憂外患的時代因素,並非是國情特殊、傳統文化、人民素質,也不是蔣、毛二人靠著軍隊和情治系統,就能遂其獨裁心願的。固然蔣、毛二人鎮壓異己的手段過於兇殘,這是屬於蔣、毛二人的仁德和政治智慧的問題,但是把蔣、毛二人簡單地貼上「反民主、反人權」的標籤,歸咎為中國專制傳統文化的陰魂不散,這就是錯失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了。今日台灣之所以能夠自由民主化,除了國民黨朝著三民主義的方向建制外,主要就是在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不虞共黨的顛覆之後,才能逐漸開放轉為自由民主,台獨只是順水推舟加速了進行而已。

認不清內憂外患對政治局勢的嚴峻影響力,把近代中國的獨裁專制和傳統文化串聯在一起,把傳統文化罪惡化,蔑稱為「醬缸文化」,完全是一種淺薄直觀的表面看法,這不僅使我們不能均衡地看待自己的文化,無謂地賤辱自己的傳統,誤拋了國本。而且一味罪責傳統,視為中國自由民主化的頭號敵人,僅是使我們徒然費心費力向實際上已經死去的專制傳統鞭屍,向虛空的影子搏鬥,而轉移了對自由民主所應致力的真正方向和努力,忽視了建立自由民主政治賴以存在的基礎結構,如均衡的經濟、社會的共識、真正客觀求實的新聞等等,結果只會使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民粹興起的心理學解釋 | 郭譽申

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歐洲民粹政黨的得勢,都標示了近年民粹主義的興起,民粹興起的一個顯然的原因是對全球化的抗拒。Tom Nichols出版《專業之死:為何反知識會成為社會主流 我們又該如何應對由此而生的危機》,提出另外一種根據心理學的解釋: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導致一般大眾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於是民主變成民粹(民主與民粹的關係,參見《民主離不開民粹》)。

人們若能中立客觀,就會很好溝通,較易實施民主。可惜心理學的研究顯示,人們多半都有某些偏見或偏誤(Bias),而很少能中立客觀。書中列舉三種偏誤:

鄧寧-克魯格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能力欠缺的人常有一種虛幻的自我優越感,錯誤地認為自己比真實情況更加優秀。簡言之即:庸人容易因欠缺自知之明而自我膨脹。社會心理學家David Dunning和Justin Kruger在1999年透過對人們閱讀、駕駛、下棋、打網球等各種技能的實驗研究,首次觀測到此認知偏誤。他們將其歸咎於元認知(Metacognition)上的缺陷,能力欠缺的人無法認識到自身的無能,不能準確評估自身的能力。(他們的研究證實了中國俗語「滿瓶水不會響,半瓶水響叮噹」!)

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人們有一種傾向會去留意跟他們成見相符的資訊,接納能強化他們固有看法的事實,而忽略對他們固有看法不利或構成威脅的資訊,藉以支持自己已有的看法。當人們選擇性地收集或回憶信息時,又或帶有偏見地解讀信息時,他們便展現了確認偏誤。看來不合理的迷信、醫療偏方、陰謀論等等能夠廣泛流傳,都因為很多人有確認偏誤。確認偏誤也使人們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很難改變。

平等偏誤(Equality Bias):群體對話時,能力較差者比預期的更常主張自己的看法,而能力較強者較不堅持自己的意見。原因大致是大家都想保持融洽的關係,能力較差者想要獲得尊重和參與感,而能力較強者不希望因為自己怎麼說怎麼對,而導致別人對他產生疏離感。這樣的群體對話讓大家都很愉快,卻可能不利於決策的品質。

上述三種偏誤可被視為堅持己見、自以為是的「基因」。一般大眾具有這些基因,加以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使大眾有人人能力平等的錯覺;而充塞大量隨手可得資訊的現代媒體和網路,以及多在討好學生的商品化高等教育(參見《高等教育:美國竟與台灣相似地崩壞》),都使無知大眾大大地自我膨脹。所有這些於是導致,一般大眾自以為是而不再相信專業和專家(菁英),也導致民主變成民粹。

選舉民主本就無法排除民粹,心理學又告訴我們民主很容易走向民粹,難怪民主制度近年是百病叢生了。

新冠疫情凸顯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優勢 | 郭譽申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流行,起初肆虐中國大陸,現在大陸的疫情已受到控制,而歐美的疫情正進入高峰,嚴重程度明顯超過先前的大陸。大陸對抗疫情優於歐美,有些人簡單的歸因於大陸的極權體制,似乎頗為不屑。然而不論大陸是否極權,中立客觀地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對於全球抗疫無疑是有益的。而且重大的疫情足以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參見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因此看清大陸的抗疫優勢甚至有助於未來的世界文明。

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不僅因為政治制度,也由於文化差異。歐美文化非常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現代中國引進西方的市場經濟,相當程度接受了歐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然而並沒有達到歐美的程度,而仍保有較強的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有益於抗疫:

其一,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大約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中國人則覺得以戴口罩的一點點束縛,換得較低的感染風險很值得。其二,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而仍有相當集體主義的中國社會對民眾有較大影響力,因此較能促使民眾接受政府的呼籲而避免群聚活動。其三,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歐美,人們彼此互助比較屬於個案;但在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人們彼此互助則是通案,因此中國能迅速集中全國的資源和醫療人力,投入支援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和湖北而成功抗疫。

抗疫除了要民眾同心協力,也需要公權力的介入,執行大量的管制、監督、救助、供應等工作,如管制進出、監督隔離者、救助染病者、供應生活必需品等等。這大量的抗疫相關工作遠遠超出一般政府的職能,而需要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從抗疫至今的表現看,歐美的民主制度並不擅長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即使歐美有充分的支援民主的公民社會,諸如慈善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等等。

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正是中國黨政合一制度的長處。歐美政黨的主要甚至唯一功能是選舉,中國政黨的主要功能則是協助政府治國。近九千萬的共產黨員平常只有少部份擔任公職,而未擔任公職者大多可以成為抗疫時的額外動員和組織力量,加上原就有的基層社區組織、維穩組織等等,因此中國能夠達成抗疫所需的軟、硬封城(參見《大陸封城抗疫 對不對?》),而歐美雖然也聲稱要封城抗疫,卻成效有限。

歐美的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國大陸遲了大約兩個月,照理應該有較充分的抗疫準備,然而歐美的疫情卻比中國更嚴重。中國的抗疫優於歐美,是因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差異。中國仍頗有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使民眾更能團結互助抗疫,而中國的黨政合一制度具備了抗疫所需的額外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政治制度須與文化相適應,因此中國的政治不能學歐美,而歐美的政治也不能學中國,看來歐美仍會被疫情荼毒一段時間。

台獨成功後 還會有民主嗎? | 徐百川

台灣是全世界的民主燈塔真是當之無愧,包括美國在內,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國中有國,兩個相互矛盾,彼此否定,國家意識不同的藍、綠陣營能夠持續民主互鬥,相安共存。如果是美國的話,又是一場南北戰爭了!

這個奇妙的民主怪象,完全是藍營無力捍衛自己中華民國的憲法,任由綠營踐踏憲法主張台獨,一個侵門踏戶,一個容忍退讓所造成。假設哪一天台獨正名制憲,消滅了中華民國,台灣還會有反台獨的言論自由?到時依台灣國的憲法,反台獨就是叛國罪,通通抓進大牢裡去了,綠色恐怖名正言順就公然實行了。這從過去到現在,民進黨一直自居是民意的唯一代表,不讓民進黨作主就是反民主反台灣而為所欲為的霸道作風,就可以斷言了。

民主只是台獨掛羊頭賣狗肉的奪權工具,這從當初為了追求自由民主理念而投身反對運動,那些民進黨的創黨人士全都退黨,就可以看得出來。其中有一位費希平更是直指:「民進黨…有法西斯之霸道作風;此與本人一貫主張推行民主政治之目標,背道而馳…」。台獨在兩蔣時代拼死拼活地爭取言論自由和政黨政治,並不是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和精神,他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利用言論來煽動台灣人的反華情緒,再藉著政黨政治透過民主選舉,爭取佔大多數的台灣人的選票支持台獨。

現在台獨對台灣的民主價值沾沾自喜,把自由民主的光環套在自己頭上,自我貼金是他們從最初的黨外運動的流血抗爭,喚起公民覺醒的了不起的成就。事實上蔣介石雖然獨裁,卻在施政上採取軍政、訓政、憲政朝向建設民主的道路,台灣在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為台灣立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台獨多年的奮鬥僅是加快了點自由民主化的步伐,讓李登輝順水推舟作了民主轉變的決定而已,說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台獨收割,也不為過。蔣介石實質上就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台獨心目中毫無民主的理念和價值,「改造人民的國家認同,形成無法忽視的民意力量,作為台獨建國的基礎」,才是台獨的宗旨和目標,民主僅是過渡的橋樑。等到「台灣意識的燦爛之花,在民主政治上結出了豐碩之果」,達到了終極的建國目的,必然過河拆橋,民主就完完全全由台獨作主了。因為台獨意識是靠虛構的謊言支撐起來的,甚麼「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日本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建國後還能夠允許「反動份子」享有自由民主揭穿這些謊言,破壞台灣國的安全和穩定?甚至會像北韓一樣,牢牢控制人民思想都有可能。

台獨的民主奮鬥僅是搶奪意識型態的壟斷和主導權,這與過去共產黨揮舞民主的大旗推翻蔣介石的手法完全一致,與共產黨是一丘之貉,民主只是包裝的外衣,美麗而虛幻的彩虹泡影,毫無真正民主的意義。從他們操弄媒體以掌控民意,就知道他們毫無民主的理念和精神,台獨臭美的「台灣民主價值」僅僅只是台獨價值。如同過去共產黨專制取代國民黨專制,將來也是台獨專制取代國民黨專制而已,而且都是變本加厲。

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 郭譽申

本文的標題摘錄自政治學的開山祖師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一般講述民主的歷史,都說民主源於古希臘的城邦(如雅典),很推崇亞里士多德記錄及研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然而現代人多半把民主等同於選舉,講述民主者於是很少再提及亞里士多德的箴言「抽簽是民主,選舉是寡頭政治」,使這句箴言幾乎被遺忘了。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作者為比利時人,原著為法文)是一例外,書中主張在現代的民主制度裡導入抽簽,以回歸真正的民主,並克服選舉的諸多弊病。

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說「選舉是寡頭政治」?因為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太容易影響選舉,他們幾乎要誰當選誰就能當選,少有例外;這少數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或其代理人,通過選舉長期掌控政治,就成為寡頭政治。看台灣選立委、縣市長要花幾千萬,選總統至少花幾億;而檯面上主要的政治人物多是老面孔,幾乎形成一個「領導」階級。我輩不得不佩服亞里士多德兩千多年前的智慧。

為什麼「抽簽是民主」?雅典政府裡很多職位的任期都很短,通常是一年,職位出缺時,以抽簽方式從所有公民中隨機抽出一人任職(近年擔任過公職者不參與抽簽)。這樣雅典公民都有同等機會擔任公職,也很有機會擔任公職(雅典公民不過幾萬人),幾乎實現每個公民都是被統治者,也是統治者,因此是民主。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每個公民都擔任公職,但抽簽保證人人有同等機會參與政治,因此是民主。

現行的民主制度是代議式民主,是間接民主。人民選舉出代表,來代替人民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可能關心個人利益超過他/她所代表人民的利益。導入抽簽,讓人民有機會直接參與政治,可以彌補代議式間接民主的不足。

20世紀後期興起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譯作審議民主),是一種新型的民主理論範式,是政治學者對傳統選舉民主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的反思。協商民主強調在多元社會背景下,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通過公民的普遍參與,就決策和立法等公共事務達成共識。公民的普遍參與通常以抽簽隨機抽出公民來實現,可能加上電視或網路播放討論協商的過程,讓更多人參與。

作者在書中建議議會要有兩類的議員,以選舉產生的和以抽簽從自願者中隨機抽出來的。後者不需顧慮選舉,也不需有黨派支持,因此少有黨派立場。議員初就任可以接受教育訓練,而其背後可以有專家支援,因此其能力不成問題。

書中還描繪了以抽簽為基礎的民主藍圖,包含議程設置委員會、利益討論組、評審委員會、政策陪審團、規則委員會及監督委員會,形成相互監督制衡的完整體系(如下二圖)。

這本小書只有不到兩百頁,卻涵蓋了許多企圖改進選舉民主的前沿研究,其中少部份已在歐美部份地方試行。選舉民主確已呈現不少缺失或弱點(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筆者樂見這些改進企圖的實現,但是阻力絕不小,抽簽挑出來的庶民難免損害現存的、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目前所享受的光環和利益,後者怎會樂意接受?政治改革從來都不容易。

實行民主需要條件 | 徐百川

民主真的能使國家富強、長治久安?這是倒果為因的看法。
其實西方的民主是靠過去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所累積的富強而支撐起來的,西方民主政治僅是靠著富強繁榮的本錢所辦出的政治嘉年華,在「國家安全,人民有錢」的底子上錦上添花,光鮮亮麗的民主只是外表所套上的虛華門面而已。

別的國家沒有富強穩定的基礎,想要仿效西方民主是死路一條。

孫中山民主革命後,中國的下場如何?
印度、菲律賓民主化的結果如何?泰國、中南美洲民主化之後結果又如何?
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又是什麼下場?
落後國家民主化之後,幾乎都是國家動盪不安,經濟欲振乏力,甚至凋敝。可見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和基礎,民主也是會禍國殃民的。

即使是英美式的民主,自上世紀70年代實現全面的民主化之後,榮景維持不到半世紀,結果政商勾結互利、討好選民經濟透支、民意分歧政黨不和,使施政的效率低下,民主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了。
時至今日,歐美經濟疲弱,「貧窮從門口走進來,〈普世價值〉就從窗口飛出去了」,民主失靈了,右翼抬頭、民粹興起,民主的神話破滅了!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投書《紐約時報》發表「民主已死?」,直指「民主國家對不起自己的公民」。川普的當選,美國的民主亂象逐漸顯現,民主楷模的美國已經成了民主笑話。

再再都說明了民主制度並不等同於西方極口誇讚的〈普世價值〉。尤有甚者,當西方他們自己的國家安全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脅,他們自由人權的尺度照樣是會縮水的,甚至是同樣會採取國家集權,凍結民主機制。

民主與專制並非是可以不顧客觀的條件和基礎,而能夠隨意轉換。
若不是台灣在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透過戒嚴,進行軍政、訓政混而為一的民主訓練,致力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立下了台灣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這才使得李登輝才能夠順水推舟平穩地實現「寧靜革命」,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變。
說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李登輝收割,也不為過。

妄想一步登天建立民主,結果欲速而不達,只會使得我們走向自由民主之路更加曲折和長遠。
沒有實行民主的基礎和條件,民主之路只是蛛絲編織出來的雲路而已,踏空蹈虛只會誤國誤民。

一般大眾都沒有時間、沒有興趣了解政治的實情,大都跟著感覺走,極易被媒體操縱,民主很難發揮理性的作用。
當社會的矛盾過高,所謂的民主素養就會無影無蹤,民主就會成為分裂不和的根源。要不然就會多數壓制少數,形成強凌弱、眾暴寡的現象。
不穩定的社會,民主就是毒藥。

實行民主需要條件,不能把民主與專制簡單地對立起來,把專制看成是罪惡的統治,而全然否定蔣介石和現在的中共。

民主的危機與反擊 | 郭譽申

過去幾年,歐美都民粹主義當道,反對移民和穆斯林,傾向貿易保護主義,民族/種族主義復甦,於是有2016年的英國公投通過退出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尤其川普就任之後,有許多侵蝕民主制度的政策和言行,使很多民主的捍衛者痛心疾首而著書立說,指出西方民主遭遇嚴重危機,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出版《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戴蒙教授是注重民主實務的著名學者,很早就關注全球民主在退潮的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多數民主捍衛者著重在川普總統和民粹主義對美國民主的侵害及拯救之道,戴蒙教授不僅以此為主題,也強調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對民主的威脅。俄國的威脅主要是其網軍和駭客對美國選舉的介入和操弄,如已經確認的2016總統大選。中國的威脅相當全方位,包括中國媒體的強勢國際化,以合作和交流計畫(如孔子學院)增加其在各國大學的影響力等等。

與其他民主捍衛者類似,戴蒙教授歸納美國民主的主要危機在於共和、民主兩大黨的兩極對立,國會嚴重失能,比較中性的主流媒體影響力式微,而非主流媒體多半有強烈意識形態,推升政治的兩極化。書中還列舉川普總統侵蝕民主和法治的許多行為,既助長兩極對立,也破壞三權分立原則。戴蒙教授因此提出復興美國民主的七項改革,大多是對選舉制度的改革,希望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例如推動排序複選制投票(選民按偏好程度將候選人排名,不僅考慮選民的第一偏好,也考慮選民的第二、三偏好等等)。

除了要復興美國民主,戴蒙教授也強調對獨裁者和不民主國家的主動出擊。一方面,要矯正司法體系和金融系統的漏洞,以防止獨裁者洗錢和以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治。另一方面,要實行以自由民主為目標的外交政策,並積極支持不民主國家裡的異議者和民主人士,協助他們推翻不民主的政權,而建立民主政權。此外,書中也主張要打造對民主友善的網路環境,如抑制假資訊的流傳。

全球民主在退潮已經十多年,到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美國民主也走下坡,讓很多人更加警覺西方民主真遭遇了嚴重危機。包括戴蒙教授在內的民主捍衛者提出的解方多半大同小異,治標不治本。選舉制度的改革確能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有助於緩和政治的兩極化,然而政治兩極化真是核心問題嗎?綜觀世界各國,貧富和種族問題都比政治兩極化更根本和重要,甚至足以傾覆國家政權。美國政治過去並不如此兩極化,美國有解決嚴重的貧富不均嗎(美國是已開發國家中最貧富不均的)?美國有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嗎(黑人普遍遠比白人貧窮,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很多倍)?民主捍衛者著重解決政治兩極化,而忽略貧富和種族問題,彷彿只救治輕症而放棄難治的重症,這樣多半無法拯救民主及阻止全球民主的繼續退潮。

除了改革選舉制度,戴蒙教授反擊民主危機的主要行動是,積極支持民主人士顛覆不民主國家(本即美國政策)。這種作法有些文不對題。民主退潮是因為很多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達不到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於是尋求其他的出路,因此要拯救民主應該問:在民主制度之下,如何達到良好的治理?若民主能夠達到良好治理,所有國家都會風行草偃、聞風景從。反之,若民主的治理不佳,被顛覆的不民主國家多半不會走上民主之路,而只會造就類似「阿拉伯之春」的悲劇。

最後,戴蒙教授對中國大陸一味地口誅筆伐,完全看不到中國快速崛起的優點。你看不到對手的強處,怎可能贏過對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