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出訪中南美回國的第一天，薩爾瓦多就片面宣布與台灣斷交，並與中國大陸建交。中國大陸選在這天顯然是故意給蔡總統難堪，蔡總統原來準備宣傳一些出訪中南美的成果，現在說不出口了，台灣目前邦交國剩17個。

蔡總統上任2年多已有5個邦交國與我國斷交。尤其今年5月以來，不到4個月間，包括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和薩爾瓦多，一個接一個與我國斷交。大陸有實力和能力奪取台灣的邦交國，但筆者去年預估大陸顧慮台灣人的感受，並且實行「一帶一路」須維持國際和平形象，大陸應該不會威逼台灣太甚，大約會「切香腸」，每年奪取一、兩個台灣的邦交國，略施壓力而不過火。然而世事變化無常，雖然蔡政府顯然不敢跨越對岸的「法理台獨」紅線，大陸並沒有威逼台灣的急迫性。今年以來，美國的對中態度急劇改變，大打「台灣牌」，使大陸從「切香腸」變成「施重手」。

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以來，美國的對中態度急劇改為對抗多於合作，除了掀起貿易戰，也包括科技和地緣政治的激烈競爭，前者如企圖壓制「中國製造2025」，而後者如以海空軍介入南海爭議海域。美國對抗中國的招術之一是打「台灣牌」，包括通過《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藉由支持台灣讓大陸不舒服，企圖以台灣為籌碼，換取大陸在經貿或政治上對美國讓步。大陸對美國打「台灣牌」的回應就是懲罰台灣，包括接連奪取台灣的邦交國。而這也有警告美國的意味，表示大陸不是好欺侮的。

有些人聲稱，台灣沒有邦交國無妨還省錢。是這樣嗎？這真是「阿Q」的說法。大陸輕易地接連奪取台灣的邦交國，台灣人對國家還有多少信心？大陸的強大對比台灣的弱勢，是不是很多人，包括台灣人和外國人，會西瓜偎大邊？沒有邦交國，台灣在國際將更少能見度，無疑是不利的。每個國家與中國大陸建交，都接受「一個中國」政策，若世界各國都逐漸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支持台灣對抗中國的國際力量很可能越來越少，台灣怎麼辦？

兩岸關係低迷，加以中、美的對抗，台灣成了美國的馬前卒。這或許是蔡政府主動游說《台灣旅行法》和《國防授權法》的結果，也可能是美國主動為之，不過結果都一樣，台灣難免要為美國衝鋒陷陣，遭受大陸的砲火攻擊。

綠營和台獨支持者普遍樂於見到中、美對抗，以為美國因此會支持台灣對抗大陸，結果卻是美國僅有口惠而乏實質支持，台灣的生存空間被一再壓縮，而兩岸關係從低迷到惡化。兩岸關係惡化的直接效應大約是資本家不敢投資台灣，而台灣的資金大量外流(一些主流媒體已有詳細報導)，台灣無疑是未蒙美國之利而先受其害啊。

 

 

日本這個海盜國家，是地球上的雜碎，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就像強盜流氓，對付他們，只有武力比他們強，就喊你爺爺、奶奶，不知羞恥，毫無人格，請你饒了他，一旦來日他再度比你強了，又忘了過去的教訓，故技重施，以殘忍的手段來欺負你。

日原爆倖存者促認錯？ 美原子彈製造者即拒絕： 不可能！該道歉的是你！

看看今天台灣的日裔倭奴的島國民族性，真是倭寇的真傳，要辨明誰是泱泱大國遷移寶島的中國血統，誰是東洋鬼子的倭奴，很簡單，就看是否有島國民族的性格便判定了。

以李登輝做例子吧，在經國先生身邊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腰幹撐不直，說話總是「是！是！是！」也就是日軍的「咳！咳！咳！」
未得勢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說了260多次的「他不是台獨」。
但是等他黨政軍權力掌控到手後，那付深藏不露、不可一世的嘴臉曝露無疑，我就是台獨，釣魚台是日本的，台灣與八年抗戰無關，台灣的祖國是日本，不然你要怎樣？這就是政治流氓。

暴徒先殺了外省人，想圍攻南部彭孟緝的軍事要塞，可以裝備3個師的裝備，如果讓他們得逞，國軍還能順利接收嗎？
國軍來台壓制是平亂，恢復社會安定，維持國家安全，竟然成了國軍的暴行，變成二二八事變。先屠殺外省人的暴行就不提了。
李登輝正式當選第一任直選總統，首要做的大事竟然是交待邱創煥內政部長完成二二八真相調查的歷史文件。
真相報告粗糙而不公正，當初的施暴者成了受害者，對接收人員及眷屬甚至連小孩都不放過，其兇殘的程度與日本兵如出一轍。

 

航行內河及遠洋的船隻面對不同的水域，設計大不相同。

當然以前也有歐、美、日帝國主義的軍艦橫行在長江上，那只是中小型的軍艦，江海兼用，只考慮順利航行作戰，不計較載重及效率。

商用船隻要考慮最大載重、江海安全（內河最淺吃水，海上最大穩定）、航行成本等，江海無法兼用，必需分別設計。

但是來自長江經濟帶的報導，在浙江舟山群島，很多島嶼都分佈在長江出海口的外延。從海入江、從江出海，貨物轉運以往都得經過船舶轉載，非常不方便，成本又高，但現在卻發生了新變化。

如今要把2萬噸鐵礦石從浙江的舟山運到安徽的馬鞍山，以往要轉幾個碼頭，從海船再轉載到江輪，至少需要三天半時間。但現在，只要三十多個小時就可以一輪直達，因為有了一種最新的船舶叫“江海直達船”。

詳細報導請看：

http://m.news.cctv.com/2018/08/14/ARTIzAxSluUUJ7VqCOt7Fv80180814.shtml

 

 

臺灣歷史上最大的移民群

目前臺灣有23,574,274人口（2018年6月官方統計），原住民為562,395人，佔人口比例2.37%，臺灣除了原住民之外，先祖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因此臺灣是屬於中國人的移民社會，其中大規模政治性移民有兩次，即1661年明末清初鄭成功為反清復明率軍民來臺，與1949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後撤退來臺，兩次政治性移民之外，其他皆為小規模謀生性(逃荒、避難)移民，兩類移民都是為了尋找一條生存之路，而謀生性移民，往往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政治性移民則會隨團體帶來典章制度與大量資產。

鄭成功帶到臺灣的文物與財物，因年代久遠已難考究，國府則帶來了三民主義、故宮國寶、數百萬兩黃金、銀元、外匯等貴重資產，運臺黃金數量迭有爭議，依據周宏濤《蔣公與我》一書記載：「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275餘萬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375萬5540餘兩」，周宏濤說的數量是坊間各種傳聞中，最值得信任的，國府遷臺帶來黃金與國寶，那些跟隨國府從抗戰勝利起至1961年滇緬第二次撤軍止，有一百二十餘萬人口來到臺灣，這些陸陸續續遷到臺灣的唐山人，他們會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嗎？就讓我們從坊間某些軼聞中略窺一、二吧！

龐大移民帶來金銀財寶

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奉命陪閻院長飛台」，閻院長即當時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他是由總統李宗仁任命，李宗仁本意是要任命居正，因國民黨內鬥，一票之差未通過立法院人事表決，李宗仁才改任命閻錫山，李宗仁也因為居正任命案未過，與其他諸多掣肘之事而心灰意冷，最後飛美一走了之。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閻錫山寧可減少幾名衛士，也堅持金條非帶不可。」回憶錄中提到黃金數量是兩箱，因過重超過飛機負荷，若是勉強起飛，有飛行安全上的顧慮，在閻錫山減少幾名衛士上飛機後，飛機順利飛往臺灣，一名衛士約有七、八十公斤重，以五或六名衛士來計算，那些黃金當有四百公斤左右。

另一位攜帶大量黃金到臺灣，而為我們知曉的人是張群，1949年12月9日也是閻錫山、陳立夫飛臺灣的同一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設計扣押了張群、李彌(第八軍軍長)、余程萬(第26軍軍長)等人，晚10時通電全國率部起義，在五華山升起五星紅旗，諷刺的是張群專程前往雲南，目的就是去「勉勵」盧漢報效黨國的，《異域》一書所述故事就是從此開始，盧漢最後還是念著舊情放了張群，一箱黃金也還給張群，還讓裴存藩(黃埔三期、陸軍中將、立法委員、雲南省黨部主任)陪同張群飛離昆明，李彌、余程萬，隨後也放了，盧漢是要他倆帶著部隊與他一齊起義。

攜帶大量黃金或其他貴重財物來臺灣之事，這是當時許多人都在做的，大家都知道財不露白的道理，但是大量財寶的搬動很難不引人注目，因此這種事情是心照不宣、互不嚷嚷的，兩個例子中，張群是因為被盧漢扣留，而國民黨高官被敵方拘留再釋放，張群可能是唯一的例子，大量黃金隨身之事才會曝光；閻錫山以行政院院長之身分，被陳立夫「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其實與押解閻錫山到臺灣是同一意思，還被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這個委屈還算小的，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復行視事」，法理上應代理總統的閻錫山，10日與其內閣總辭，從此永久離開政壇，那兩箱黃金，就隨著歲月逐漸的減輕重量；退到臺灣的高官甚多，大部分與閻錫山一樣，無官可做、無兵可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賣金條度過晚年，其人數甚多，黃金數量也難以估計。相對於這些投閒置散者，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陳立夫，由於人事傾軋並沒有被委以重任，而是「流放」美國去養雞，直到陳誠過世，方才回到臺灣，「福將」張群則繼續風光終老，這就是那年那人那事。

那年那些「奉命飛台」、「押解到台」的人很多，他們多有特殊身分，「不適宜」留在大陸，怕這些人被共產黨利用，例如昔日的東北少帥…等人，固然他們身不由己，但卻是最有能力持金條、寶物到臺灣的人，少帥帶到臺灣的財物只會比閻錫山多更多，還有許多腰纏萬貫的富豪，自行搭機坐船到臺灣，那年頭不是等閒之輩，還真上不了機船哩，他們的財力可想而知，不然太平輪海難後，也不致因超載而沉沒，其他由政府運送來臺之一般官兵與家眷，帶個幾兩幾十兩黃金來臺灣也是情理之常，以大陳島撤退為例，在美國軍艦掩護下，大陳島撤退是絕不留下一人一物的焦土政策，居民當然是將所有貴重家當能帶就帶走。

因為僑居地排華或動亂，政府也接受許多僑民遷臺，部分僑民安排住在華僑新村，部分僑民散居各地，也有自成聚落者，如中和華新街的緬甸歸僑，這些歸僑都是攜帶龐大財產遷居臺灣。

精英移民填補傳統文化缺口

日據50年間，臺人並未忘本，初期以武力抗拒日本殖民統治，並不遺餘力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例如：

• 日據時期中國醫學是父子相傳的承襲方式，臺灣中醫藥界至今都有標榜「祖傳祕方」的宣傳，臺灣青草藥店特別盛行，這在大陸與世界各地都是罕見的，原因就是日據期間中藥匱乏，先民不願放棄良好的中國醫藥，才以本地盛產不虞匱乏的青草藥補上藥品缺口，時至今日中西藥早已充分供應，草藥治病之風仍然盛行，成為另類療法，這就是先民為傳承中國醫藥形成的遺風。
• 日據時期禁止台灣百姓學習中國武術，國術館以暗館方式傳授武術與治傷，光復後國術館才得以公開活動，國術館傳授武藝與治療跌打損傷，也是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 中國佛教被殖民者禁止，信眾就以帶髮修行方式，繼續傳承中國佛教，因為吃素食就被稱為齋公或齋婆。

國府遷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也跟隨來臺，還有佛教各宗高僧多人來臺，儒、釋、道三教正統齊聚臺灣，還有更多的大陸各界精英來到臺灣，皆是各界翹楚，他們的人文素養、技藝成就豐富了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填補了日據時代所造成的中華傳統文化缺口，這些人憑其深厚底子，得以開宗立派或在各界發揮所長，即使是在基層小人物中，也有「現代武訓」之譽的平民教育家王貫英先生。

臺灣經濟飛躍成長軍公教得以調薪

這些人來到臺灣無田無產，初期多是在政府、軍隊或公營事業內任職，雖然如此乍到臺灣的他們，在財力方面並不會比235萬戶，佔臺灣人口三分之二的佃農家庭(註)差，這個論點可以從早年臺灣社會養女(童養媳)數，人口販賣(雛妓)情形，公娼從業人數，貧戶人數等數據資料中窺見端倪，可知日本據臺時期，日本人與那些皇民奉公士紳階級是如何剝削臺灣民眾。

經過375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成功施行，政府興修水利，農會組織與農業改良單位的努力等等，臺灣貧下佃農收益增加了，負擔反而減少，農民苦盡甘來，而在政府機構任職者，待遇卻始終微薄，為長久計這些人生活自然是要節衣縮食，顯得相對貧困，直到1970年代臺灣經濟好轉，基礎建設明顯不足，蔣經國毅然推動十大建設，1971年8月14日中山高速公路率先開工，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橋啟用，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在十大建設的推動下經濟更加成長，1976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3.86%，工業成長率24.4%，通貨膨脹率僅2.4%，因經濟好轉政府有能力逐步調整軍公教待遇，至1980年軍公教待遇拉近至民間一般水準，社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此後一段時間臺灣的的確確是處於三民主義治理下的均富社會。

算計政治下的不單純經濟

繼蔣經國之後執政十二年多(1988/1/13-2000/5/20)的李登輝，施政充滿著算計，經濟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一切夾雜其個人狹隘意識形態行事，例如：

• 強推「南向政策」，目的是要對大陸「戒急用忍」，結果是以台商投資失利血本無歸告終。
• 高速鐵路BOT案招標時，「台灣高鐵團隊」以政府「零出資」為特點而得標，結局卻是政府投資加政府擔保貸款，佔台灣高鐵投資總額61%；台灣高鐵原採德國西門子系統，硬是被李登輝插進日本機電系統，歐洲高鐵聯盟為此提出國際商務仲裁，台灣高鐵被判賠七千三百零四萬美元，失了商譽賠了金錢，還增加施工難度與運作上的不穩定，台灣第一件BOT公共建設就是這麼幹了。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於李登輝任內起建並完工，結果是屋外下大雨室內就淹大水，至今不能解決漏水問題。

1993年實施「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號稱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實際上只是BOT、委外經營及公營事業民營化那一套，結果就是政府開始使用派遣人員，業務外包，引進外勞，之前十大建設完全僱用本地勞工，到了李登輝任內政府各項工程就開始大量僱用外勞；李登輝諸多財經措施，直接間接導致勞工薪資停滯不前，但是許多勞工卻奉其為民主導師，精神領袖。

離譜的意識形態鬥爭

蔡氏政權一上任即推出「前瞻計畫」，計畫是否前瞻？僅從預算分配偏重綠色執政城市就知，前瞻變錢沾綁樁之心毫不掩飾；蔡氏政權向對手施以趕盡殺絕手段，雖嫌小人作風亦屬該輩所為必然之事，但是357年前篳路藍縷開發臺灣的鄭成功，在臺灣有四百五十多座廟宇奉祀，「轉型正義」的鬥爭矛頭怎麼會指向備受尊崇之古人？可見其行事作風較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臺灣居民無論先來後到早已融合在一起了，無法以語言、職業、婚姻、宗教信仰、政治取向(或統獨傾向)、居住地等等去硬性分類了，如軍警公教從業人員，就是「番薯」多過「芋頭」，近年來臺灣也移入主要為婚姻而來之移民，在在顯示臺灣就是一個需要移民來彌補自身不足之社會，新的移民帶來家鄉風俗與異地美食，也填補了基層工作職缺，對社會有很大地穩定作用，還是讓我們感謝並歡迎新住民的到來吧！

註：抗戰勝利日本人遣返後，臺灣本地人口不足600萬，佃農有235萬人，再加上家屬，其人口應超過臺灣人口三分之二，佃農人數參考
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3604.pdf

美國大學的學術水準多年來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然而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Richard Hofstadter卻在他獲得普立茲奬(他两度獲得普立茲奬)的名著《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裡揭示美國的反智傳統。此書成於1963年，卻到最近才在台灣出版譯本《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顯然是因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所呈現的反智民粹，重新喚起了對此書的重視。

對比於美國人的「反智」，中國人，包含台灣人，可以被視為「崇智」。中國人自古就視「士」為士、農、工、商的四民之首，又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此知識分子極受尊重，甚至在很多朝代被授予某些特權。中國人崇智的主要原因在於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被科舉測試合格的儒家知識分子會被賦與治理國家和人民的重責大任。

崇智與反智的「智」是智識。Hofstadter教授區別「智識」(intellect) 與「聰明」(intelligence)：「聰明讓我們掌握、操控、重新安排與調整事物，智識則幫助我們檢視、沉思、思索、理論化、批判與想像。」與智識特別相關的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般不僅有某些專業能力，還具有「不偏頗的聰慧、推理能力、自由想像、第一手觀察能力、創造力與尖銳的批判力」。

美國的反智傳統來自四方面：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在宗教方面，美國新教的傳播強調理解《聖經》的途徑是天啟，即感動勝於理解，因此是反智的。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從菁英政治逐漸趨向平民化、庸俗化的過程，政治人物被強調要有英雄氣概和領導能力，而不是智識能力。美國是商業立國，商業重視白手起家、實用主義，因此看重堅忍不拔的決心和毅力，超過知識能力。隨著美國高中教育的普及，中學教育越來越平庸化，而教師被視為缺少競爭和男子氣概的職業，既低薪又不受重視，都助長反智的文化。

現代中國曾經因政治因素而很反智，知識分子甚至被斥為「臭老九」。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大陸迅速回到崇智傳統，雖然現代知識分子的地位不可能，也不該，像古代那樣高。是否崇智或反智是相對的，檢視美國反智傳統的四方面，今日中國僅在商業方面近似美國，在其他三方面都缺少美國的反智土壤，因此現代中國看來比美國較崇智及尊重知識分子。中國和美國已經進入全面競爭的階段，這彷彿是崇智文化與反智文化的對決。

智識與實用需要平衡，崇智或反智是程度問題，沒有絕對的優劣。但無論如何，中國人尊師重道，而教師則報之以循循善誘、誨人不倦，是很好的相待之道，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是頗有幫助的。

被稱為「民主戰艦」的朱高正如何？看一看朱高正在立法院的質詢表現，然後再來評斷朱委員也不遲。某一天，我便帶了國研社和法律系的同學至立院旁聽，三個小時下來，返回學校，深覺此行不虛，且對朱高正有了迥然不同的評價。原來朱高正是那麼的溫文儒雅，而當朱委員揮動拐杖時，是高高舉起，卻是輕輕放下，但媒體報導卻是斷章取義，刻意誇張，以抓住賣點，滿足觀眾及讀者的好奇心，當朱高正扶著老委員，並向他們道歉的鏡頭，怎麼在媒體上看不見呢？

當朱高正與趙少康、李勝峰在台上大打出手，趙少康的領帶被拉扯下來，朱高正的眼鏡跌落地面，我們在電視上不是目睹這幅畫面嗎？可是當你們都在為他們的不當舉動生氣時，民進黨的支持者把趙少康恨得牙癢癢的，而國民黨的支持者便大罵朱高正無恥，可是你們那裡知道，當會議結束，在立院餐廳用餐時，他們卻若無其事的在共進午餐呢。

可見無知的民眾都被耍啦，因為今天的媒體，都是為當權派所掌控的，而電視廣告又是以秒計費，價格相當高昂，有誰能支出大筆廣告費為自己宣傳而打知名度，而爭取人民的選票呢？為何不在國會問政的時候，利用媒體為自己作自我推銷呢？今天社會之暴亂風氣，可說絕大部份均是立院肢體行為的效應，可是大家可瞭解立委本身的內心深處，是充滿了多少無奈與痛苦嗎？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若是所有選民均具備起碼的水準，以立委論政之良窳作為投票之指標，打架作秀的民代，鐵定失去選民支持而落選，請問有誰還敢冒著斷送政治前途的危險，而作肢體秀呢？今天我們來客觀的思考一下，朱高正委員當時在立院的肢體衝突表現，個人亦不以為然，但是我一向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所以我便親自到立院去了解朱高正，可是我從未與朱高正私下見過面，我不去為任何人歌功頌德。

到了民國七十九年，我要求學聯會把朱高正請到學校來演講，結果他到學校時，軍訓室緊張了，許多行政部門，如臨大敵，國民黨的學會更形緊張，一個民進黨的立委到大學校園來，到底會講些什麼？受好奇心的驅使，教授、行政人員、學生，把活動中心的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教授均坐在第一排，結果朱高正大談康德哲學，內容生動、客觀，連哲學系教授都聽得興致勃勃，學生們更是如獲珍寶，我記得學生欲罷不能，此後繼續邀請他來演講了三次，學聯會也請了盧修一教授、林育体教授、葉菊蘭委員前來演講，當然為了公平性，也請了許多國民黨籍的教授前來演講，以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不會受某個人偏激的言論，而影響了自己對某事的看法。

在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校園，輔仁大學算是頗為民主開放的，而平時在立法院表現惡形惡狀的委員，一到了校園，每個人都是溫文儒雅，都流露出令人仰慕的氣質，所演講的內容均是他們的學術專長，在立法院中下流無恥的表現，一掃而光。由此可知，欲提升立院的問政品質，改善立院的文化，改良社會的選風，提高選民的素質，必須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讓國人培養勤於思考的思維力，才不會淪為英雄似的崇拜主義，民代們自然不敢譁眾取寵，以肢體秀來取悅選民了。

筆者以為，擔任大學教官並不如一般政客所蓄意醜化的，是國民黨的黑手，是校園思想的控制者，只要本著教育良心去與學生進行理性探討，沒有不受歡迎的。如果對大學生尚要以愚民政策來施教，國家必將淪為不堪收拾的後果。

當然在當時的環境是冒著非常大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竟受到總教官的迫害，某主任教官(已故)告知，總教官在安全資料上記上一筆，說我思想有問題，並密報軍訓處將我調至東南工專，在當時簡直是一項白色恐怖的行為，只是教育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有這麼大的罪過嗎？更令人氣忿的是將仗義執言的胡教官亦調往中華工專，幸好仍有明理的好長官，經一再的申訴，一年半後，終於得以平反，胡教官調回大學任教，且受新到任之軍訓處長重用，至軍訓處建立全國軍訓教官人事電腦檔案資料。我亦被新處長招見慰勉，並任由我選擇欲服務之學校，至此獲得遲來的正義，總算個人的努力沒有白費，且證明我的教育理念是正確的。當年視為禁忌的課程，今天已編為正式的教材，之後並蒙處長數次召見，聽取對軍訓制度的興革意見，至此軍訓界總算脫離了過去刻板官僚的窠臼。

因為思想教育是要讓學生有知的權利，且能明辨是非，而不是隱瞞真象，所以真正的愛國教育不是唱高調，真正的愛國不是醜化敵人，過去一再醜化中共，說共匪殘無人道，說中共一無可取，說人民解放軍不堪一擊，可是別忘了，國軍正是被這支破敗的解放軍擊垮的，六十萬大軍也是由於共軍的追擊而被迫撤離大陸的，大學生不是白痴，如此昧於事實的教育又具有多少說服力呢？而對於國民黨的認知卻一再吹捧，國民黨的好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執政黨的表現自然逃不過人民的驗證，不需要自我吹噓。

當我唸高中時便很疑惑，當初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垮的？既然是這麼好的國民黨，為什麼會敗退到台灣來？共產黨既然是一無是處，為什麼會掌握了整個大陸？許多同學都存有這個疑問，因此我與幾位關心國家前途的同學帶筆從戎，投考了政戰學校。研究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制度與黨性以後，我在三年級才正式加入國民黨，而絕大部份同學都是在一二年級即加入國民黨。我是在充分認識國民黨以後才申請加入，且認為既然成為國民黨同志，便應終身為國民黨奮鬥，但是我的立場是超然的。

無趣的退休LKKs，這些人都有學位有學問住美國，卻承受不了一點輕鬆趣事。前幾天看到一則有趣的翻譯：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Wind blow blow Water cold cold
Strongman go go Comeback no no

就貼在網路群裡面分享網友，想不到引起以下的一堆爭論討伐：

原詩的蕭瑟、凜然、凝重是沒法翻譯的，是蕩然無存了。
壯士視死如歸的歷史感，也只有中文能夠傳達。

即使是嚴肅的翻譯，也不一定能把原來的意境翻譯出來。聞一多曾批評一本英譯李白詩，說李白的詩「是禁不起翻譯的。你定要翻譯它，只有把它毀了完事！」

有一位LKK自己跳出來翻譯：
The wind’s blowing, lonesome and desolate.
The water of Yi’s flowing, chilly and cold.
The Brave one presses on.
His journey once embarked, no return knows.

還有一位教授發表論文：
即使把文字意義翻譯出來，如讀者不深刻了解背後的故事，不了解荊軻當時的心情，還是不能真正感受這兩句的悲愴。
荊軻要等一同伴來，一起入秦行刺，但受太子丹的激將，不得已與秦舞陽同行。他知道秦舞陽不可恃，因而對任務沒有信心。「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不止是自己不會活著回來，而且還有不能取秦王之命，對不起田光、樊於期及太子丹的無奈。
不同文化的差異，使得翻譯詩詞難上加難。西方人能理會李白「瑤臺月下逢」的詩意？中國人提到月亮會想到嫦娥，旖旎的月宮是中國人（至少中國男生）嚮往之地，西方人對月亮大概沒有這種感覺。蘇東坡的「千里共嬋娟」，如果把「嬋娟」翻成「月亮」，意思沒有錯，但感覺就不一樣。基督教的天堂是永生，而不是享樂之地，天使是神聖的，不可褻瀆，不會思凡的，和中國的仙女不一樣。
傳統的中國地域，江河都是東流。所以李後主用「人生常恨水常東」來描寫無法改變的命運，蘇東坡用「門前流水尚能西」來表示挽回青春。外國人也不能瞭解流水的方向，和人生有什麼關係。
李商隱的名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西方沒有蠶，西方人大概不能欣賞。很多別的動植物在中國詩裏有特別含義，雁代表通信，鴛鴦指情侶，杜鵑啼聲哀傷思歸，梅花迎春，梧桐悲秋。翻譯時要費多少口舌解釋才能讓讀者瞭解？
不止是詩詞，像翻譯《紅樓夢》，人名就無法翻譯。

今天本人終於回應 ———-

這原是網路上看到的笑話分享大家，
故意用鄉下人似懂非懂的口氣來翻譯古詩詞。

想不到有人認真起來，說是破壞了中國古詩的意境，也有人跳出來展示自己高級的翻譯。
還有人指出文法上的錯誤，說 go go 應該是 goes goes。
更有人搬出戰國時代的歷史文化，說是不了解荊軻當時的心情，還是不能真正感受這兩句的悲愴。

拜託諸位能不能輕鬆一點，欣賞一下鄉下人的情趣，不要急着展示你的學問。
其實我們還未必有本事寫得出這麼荒繆有趣，笨拙可愛的英文句子。

 

今天是首次在空中和聽眾們見面，我主持的這個時段名為「思考時間」，主要內容為－讓我們大家共同來思考當前一些政治、社會、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問題。

也許朋友們已感受到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亂糟糟的社會，是一個動輒暴力相向的社會，是一個你爭我奪的社會，是一個不講理的社會，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是一個貧富不均的社會，總而言之，是一個病得很深的社會，因此大家應該好好的冷靜客觀的來思考這些問題，畢竟我們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有義務負起振衰起蔽的責任。

首先應該探討思考的方法，如何對一切事情都能理性思考判斷。我本人是在對日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出生的，我的雙親都是軍統局的情報工作同志，家父在我出生不久便被派往敵後地區工作，因而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對「爸爸」二個字是很陌生的，我和母親生活在軍統局重慶本部的大家庭中，直到抗戰勝利，還都南京，才和父親團聚，那時我已五歲。

年紀雖然幼小，對經歷的困苦生活卻印象深刻，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在艱困的環境中成長，比較容易老成，也比較容易成熟。

個人從小便生活在團体中，而軍統局對生活管理與工作紀律要求非常嚴格，在母親單位中只有我一個小孩，因此深受眾香國阿姨們的寵愛，我並未感到孤單與寂寞。

但是在阿姨們上班時，龐大的辦公室中，只聽見「的達」的發報聲，我一個人孤伶伶的坐在板凳上，高興的時候不可大笑，不如意時也不能哭鬧，在這種工作環境成長的孩子，看起來是老氣橫秋，但是由於戰爭氣氛的影響，個人覺得在思想方面似乎比現代的孩子成熟得早。任何事情不會順著刻板的模式去思考，遇到任何問題，總是有自己的看法，而阿姨她們或者是老師也都能頗具耐心的與我探討。

可是到了台灣，接受到此地的小學教育，當時我就讀小學二年級，好像什麼科目都如算術般有它的標準答案，深深的限制了孩子們的思考力，對這種教學方式，個人感覺非常不習慣。

因此當我在輔仁大學擔任教官上軍訓課時，便建議軍訓處應該讓大學生有充分獨立思考空間，更應培養大學生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而不可一再進行反共的八股教育，什麼「殘暴的共產政權」、「認識共匪陰謀」、「破壞倫理的新婚姻法」等，而應站在學術立場去瞭解共黨的理論基礎，與大陸共產政權的政治、經濟、教育的現況，畢竟如孫子兵法所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對大學知識份子尚要實施愚民教育，一旦到了國外，或有朝一日接觸了大陸人士，知道現況與所學有相當差距，對台灣的教育模式將得到全盤否定的結果。

幸好軍訓處從善如流，於民國七十六學年度起，重新編纂大學軍訓課本，以客觀理論學術為主，將「認識共匪」改為「認識敵人」，內容不再是反共八股宣傳，而是偏重共黨理論介紹，但仍不忘將「認識中共統戰」加上陰謀兩字，雖不完美，但較過去的八股，已是邁開了一大步，勉強算是差強人意。

其實在七十年代的大學生，並非不願意思考，而是在一言堂的教育模式下，學生的思考力已被抹煞，都成了政治乖寶寶。

記得在民國七十二年，上文化大學新聞系女生軍訓課時，原來已是八十人的大班級(與另外兩個系女生合班)，地點是大慈館，結果擠得座無虛席，竟然有一百二十多人來上課，三十多人均是聽室友提起，上杜老師的共黨理論有趣而不乏味，因此而跑來旁聽。可見軍訓課只要不八股，照樣是受學生歡迎的。當時有兩個科目是嚴格執行點名制度的，即軍訓與體育，但是我很少浪費時間在點名上，不是偷懶，而是學生要求多上一些內容。他們每逢下課後仍不捨離去，而團團圍住我，提出相關問題，以獲得更深入的瞭解，由此得到證明，可知大學生對思考空間是多麼渴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