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從2013年起經濟大幅萎縮，到了去年經濟幾乎完全崩潰，造成民不聊生，大量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今年1月剛當選的議會議長、反對黨的瓜伊多(Juan Guaido)不承認去年5月的總統大選結果，趁機自行宣布為「臨時總統」，隨即獲得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的承認，委內瑞拉於是同時出現兩個總統，原來的馬杜羅(Nicolás Maduro Moros)和瓜伊多，僵持不下、互不相讓。委內瑞拉是很多拉丁美洲國家的縮影，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也曾遭遇類似的經濟崩壞、政局動盪和美國介入。

拉丁美洲國家普遍工業化不足，其經濟主要依靠農、牧、礦業等少數大量的自然資源的支撑。自然資源這樣的大宗物資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波動大，價格好時，拉丁美洲國家看來欣欣向榮，價格不好時，就容易形成經濟風暴。委內瑞拉的經濟完全依賴石油，連續幾年國際石油價格徘徊低檔，委內瑞拉要想不倒也難啊。當國家形成經濟風暴，民不聊生，難免會形成政治風暴。

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依賴少數大量的自然資源支撑，這些少數大量的自然資源一般都掌握在少數大企業手裡，於是導致嚴重的貧富不均。少數都市的發達地區看來光鮮亮麗，但是一般民眾多半相當貧窮，嚴重的貧富不均常造成治安不佳、毒品橫行，使投資卻步，工業自然發展不起來，而形成惡性循環。

拉丁美洲這樣的經濟模式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的延續。拉丁美洲早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後來則多受美國的主宰，殖民地主要甚至唯一的功能是提供殖民母國低價的自然資源，雖然拉丁美洲國家早已脫離殖民母國而獨立，其自然資源的利益大多掌握在少數國內菁英和美國人手中，這些人一直能大發利市，又掌控大半政治權力，大概不會有動機改變其殖民地經濟模式。

拉丁美洲國家早已脫離殖民母國而獨立，其獨立建國多半早於中華民國，更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沒有經歷二次大戰的戰火摧殘，然而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明顯比不上現在的中國大陸。拉丁美洲國家的常態是貧富不均、治安不佳、毒品橫行，而每隔幾年總有國家發生經濟風暴、政治風暴。這次委內瑞拉的危機已造成兩百多萬人外流到鄰近國家，其傷害逐漸擴及整個拉丁美洲。

美國自1823年提出門羅主義的構想，後來逐漸成為其長期政策，門羅主義視拉丁美洲為美國後院、美國的勢力範圍，不允許其他強權介入。美國於是長期主宰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果卻是非常不堪，幾億老百姓何辜啊！這次美國又介入委內瑞拉政治，筆者只能為委內瑞拉人民祈禱了。

 

 

台灣代工企業富士康科技集團(Foxconn Technology Group)表示，正在重新評估該公司雄心勃勃的威斯康星州顯示屏工廠，可能會将该工廠主要用於研發，而不是像最初承諾的那樣用於製造液晶顯示器(LCD)。富士康董事長郭台銘的特别助理胡國辉稱，如果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生產LCD，美國的高成本将使該公司難以與對手競争。他表示，這家工廠未來约四分之三的工作將集中在研發和設計领域。富士康在一份聲明中稱，該公司仍致力於在威斯康星州創造1.3萬個工作崗位的計劃。（以上華爾街日報）

這真是一段胡說八道的，破綻百出的重新評估。

最初承諾製造液晶顯示器工廠的投資計劃，當然是經過富士康專家仔細盤算的，所以郭台铭才能進到美國白宮會見川普總統，風光得煞煞叫。

台灣無論什麼專家，遇到美國就是當爸爸當主子拜，富士康專家可能不夠瞭解美國的社會因素、社會成本，不是像富士康在台灣、在大陸得到地方政府的尊重協助，得到勤勞工人的24小時配合工作。

首先是去年美國地方大選，原來威斯康星州協助富士康投資設廠，免稅、供地，提供廉價優惠水電的共和黨州長敗選，新上任的民主黨州長反對這麼多優惠，認為免稅、土地、水電的優惠，對州政府的損失高過1.3萬個工作崗位帶來的利益，要重新審核富士康投資設廠的案件。【富士康不瞭解民主自由制度帶來的不確定性】

在富士康開始招工的時候發現當地合適的工人、技士及工程師嚴重不足，於是富士康宣佈要從大陸及台灣引進大批工作人員才能開工，這樣能在當地增加的工作崗位大幅減少為幾千人，立刻引起當地民眾的反彈，新州長認為免稅、土地、水電的優惠更得不償失。【富士康誤以為美國當然有世界最優秀的國民】

原來計劃在附近配合設廠的美國康寧玻璃公司重新審核設廠計劃，發現威斯康星州的環境及條件無利可圖，宣佈放棄原先的設廠合作計劃。這等同宣告富士康製造液晶顯示器(LCD)的計劃全面瓦解。【富士康誤以為美國的大公司一定言而有信】

這時2016年從大陸風光顯赫來美國投資設廠的福燿玻璃公司也陷入嚴重的勞資糾紛，工人抵制生產，以及一些環保找砸的法律糾紛，紐約時報故意中傷的報導，非但顯赫風光不再，而且陷入法律及生產的危機。讓富士康看到自己灰暗的未來，使郭台銘遲疑不前，宣佈大幅減少投資。（我記得是減少70％的投資）。【富士康誤以為美國有廉價的土地、水電，比中國大陸的條件優越】

這件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設廠計劃基本上已經完蛋，為了忽悠媒體、忽悠大眾，富士康暫時宣佈將設廠計劃改為研發和設計中心的計劃，威斯康星州那種地方連工廠合格的工人都找不齊，還在自我陶醉要成立研發和設計中心。

最可笑的是富士康最後不忘宣佈，仍致力於在威斯康星州創造1.3萬個工作崗位的計劃。

美國土地遼闊、水電充沛，原來是製造業的天堂，後來因為工人教育水準低下、貪得無厭、好逸惡勞、福利高漲，加上訟棍律師鼓動工人見機鬧事敲詐企業，使得製造業的社會成本太高、無利可圖。美國製造業的集體出走是美國精英企業家長期的集體決定，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今要製造業遷往美國絕不是一兩個政策及口號所能奏效。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

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

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

我反對以打駡為主的強迫教育，但是學習的歷程及態度因人而異，有的孩子有主動學習的企圖心，稍微念他一下就臉紅淚流，這類學生當然不需要打駡。
有的學生沒有主動學習的精神，必須稍加薄懲，便即刻改正，仍然是要教鞭伺候的，但必須約法三章，讓學生能欣然接受。

也有學生因為家長未能有良好的教育，根本不想學習，且會妨礙別人學習，破壞教室秩序，成為學生的意見領袖，是班上的老大，很多認真的老師，反而是責罰這類耍老大的學生而情緒失控，引起家長的不滿，而到校興師問罪，反而讓自己冤屈的成了不適任教師，實在不值得。
所以老師必須具備寬恕的修養，多練習情緒的管控，對這些少數的學生，在私下要多接觸，多深入其內心世界，有空多做家訪，瞭解其成長的背景。

事出必有因，這樣的孩子來自二種極端的家庭，一種是嬌生慣養的家庭，被寵大的。出身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
另一種是雙薪且是社經地位弱勢的家庭，父母為基本的生活忙於工作，無暇陪伴子女，更別談家庭教育了。

以我教學30年的經驗，當然遇到不少這類不聽管教的個案，在班級中，遇到不服管教的學生，如果放縱不管，看在學生眼裡會產生從眾效應，會影響全班的管教，最好的方法是要他離開教室，到辦公室冷靜下來，坐著思考反省，等下課了，再反問他該如何處理？
一般而言，學生知道自己犯錯了，會有內咎心理，這時會向老師道歉，我會說又不是老師犯錯，不是向老師道歉，你影響了班上聽課的秩序，應該當眾向同學們道歉，知恥近乎勇啊！
大部份學生到此都會圓滿結束。

如果犯錯學生孤傲不改，蠻橫不講理，老師更不必生氣，當場通知家長來校，個別談話，到輔導室要學生向家長說明犯錯的過程及內容，由家長定奪處理的方法，一般家長都會責備子女，並希望老師原諒他的孩子，這時我便婉約的告訴家長，孩子有犯錯的權利，否則便不必上學了，要原諒的不是老師，而是他自己，您的孩子當全班面前妨害了上課秩序，理所當然要施以責罰，以免以後其他同學效尤，不是道歉就可以得到教育效果的。
記過會留下污點，所以可否由家長以班上的愛心棒加以薄懲？
大部份家長都會首肯的，而且下力很重。
也對全班學生有了教訓效果。
家長還會感謝對他子女的關愛。

國共鬥爭是中國在走向復興之路上，無可奈何地須從「聯俄」或「親美」兩條路線中作一選擇，為此，中國人已付出極大極大血的代價，如今中國已強盛起來，「聯俄」早已成為往事，只有台灣政客還在單戀美帝，意圖引外力走分裂對抗之路，役使無辜人民為其墊背。習近平提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正是給我們一個回顧慘痛歷史教訓，以及思索兩岸未來前景之提醒。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８３年前人民沉痛之哀告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呼聲，最早出現在1936年12月9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於《一二九宣言》周年當日，一萬五千餘名學生與市民遊行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群眾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東北軍打回老家去，收復東北失地！」等口號，並在華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12月12日即爆發「西安事變」，12月24日宋子文、宋美齡兄妹與張學良、楊虎城等人談判，達成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口頭協定，蔣介石於獲釋時也同意停止內戰，改組政府，改變一面倒之外交政策，及釋放政治犯等重大變革。當時之中國受日本軍國欺凌，日軍鯨吞東北後，繼續向關內推進，蠶食神州大地，蔣介石卻執意先「剿共」後抗日，此政策不為人民接受。

驚濤駭浪中之浮木～親美或聯俄

清朝中葉國勢已衰，清末更是喪權辱國，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因而有革命志士拋頭顱、灑熱血，歷十次起義行動，終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民國肇建封建即廢，仍難脫帝國主義之欺凌，有識之士無不思忖如何讓中國解脫桎梏，但是僅憑國人之力欲圖復興，帝國主義者豈會給中國這個空間？這就是北洋政府僅憑一己之力，在內外交迫下，難以推動國家發展之主因；孫文則明瞭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而有「聯俄聯共」之舉，對外「聯俄」接受俄援創立黃埔軍校，對內「聯共」攜手「已覺悟民眾」，共同奮鬥。在俄援及國共合作下才有黃埔子弟東征、北伐之勝利，與東北易幟、國家統一之結局，惜蔣介石並未遵從孫文遺命，以屠殺方式「清黨」，致第一次國共合作血腥收場。

蔣介石「清黨」為其個人政治路線選擇，以符合美國之意識形態，但是對於廣大人民而言，聯俄或親美並不是他們所關心了，人民只知道國人應該攜手共同抵抗日寇侵略，此為燃眉之急，而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呼籲。

小島上之鬧劇～台式選舉

蔣介石之「革命」，已背離孫文革命之初衷，且始終未能達到「喚起民眾」之目的，卻由共產黨達成「喚起民眾」之事業，這一點從共軍能夠在敵後建立根據地，就是深受民眾信賴與擁護之證明，而國軍這一點就是不行，這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單向驅使群眾，人民民主革命則與群眾緊密結合，兩者有本質上之差別，遠離群眾正是蔣介石退居小島的真正原因。

國民黨退居台澎金馬，與對手爭奪政權，發展出台式選舉，選舉模式歷經：

國民黨之派系(利益取向)動員，

民進黨之悲情(台灣人要出頭天)動員，

各小黨之形象(總是曇花一現)動員，

仇中動員(悲情動員效益日減，轉炒作恐共情緒，製造仇共心理)。

務實面對選民動員

2018年九合一選舉，韓國瑜領軍勝選，突破了民進黨仇中動員模式，觀察韓國瑜選舉過程，擬歸類為「務實面對選民動員」，此模式建立在選民已有一定程度之覺醒，這可從公投結果看出，在公投議題上，選民不再惑於政客意識形態之「指導」，顯現出冷靜務實的投票取向，包括核電延命、反核食、反同志運動無限上綱、反體育運動政治化等等，有了自覺之選民，再有務實之候選人，於是韓國瑜勝選了，今後只要候選人皆能夠坦誠面對選民，以往病態動員模式，必然式微。更何況民進黨之仇恨動員，是在台灣人民與中共之間沒有任何血債基礎上憑空虛構出來了。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共享復興榮耀

當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再次強調「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會「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這時的中國正是嫦娥四號登陸月球背面壯舉之時，中國領導人與大陸廣大民眾，在向台灣人民發出共享中國復興榮耀之邀請，相信台灣人民能夠認清「親美」只是一廂情願，「和中」更是自欺欺人，台灣人民應不至於忘記過去在聯俄與親美路線鬥爭中，所付出之沉重代價，兩岸人民必然可以攜手，在中國復興之路上，一同貢獻同享榮耀。

日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堅守『台灣的主權與尊嚴』聲明」，受到不少媒體的報導及轉載。我們尊重長老教會的信仰，然而，政教分離早已是現代人類文明的普遍覺醒與共識，教會的功能應止於其信徒的靈性範疇，呼籲長老教會莫再進行中世紀時代神權干涉人世政治的落後行為。

台灣自16世紀起，因東西方航路大興而成為中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的爭奪之地，經過100多年的競逐，最終於1683年確立為中國的領土，這是歷史不爭的事實。1895年，中國因戰敗而割讓台灣給日本，1945年，中國因戰勝而贏得台灣主權的再度回歸，這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1949年以後，雖因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但兩岸同屬中國，主權維持完整是無庸置疑的，因此，習近平主席呼籲兩岸以民主協商方式研議統一進程，任何外部勢力都沒有橫加干涉的資格。長老教會無視歷史事實，假借上帝之名提出的政治主張，在現實國際政治上並無意義。

長老教會喜言公義、人權，以此點評中國。公義在希伯來文裡，與「扶持」近似，公義就是做事公正、做人公平、照顧貧窮、扶持弱勢。中國從戰亂後的一窮二白，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在它近乎14億的國民當中，已經做到２億人富足、３億人中產、６億人小康、２億人溫飽，還有最窮的７千萬人，再過２年也能脫離貧窮線。這樣念茲在茲的照顧貧窮、扶持弱勢，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辦得到？這不算最大的公義，那什麼算公義？這不算最重要的人權，什麼算人權？聖經箴言上說：公義使邦國高舉。那麼全世界最能夠彰顯上帝榮耀的國度，不就是中國嗎？長老教會如果真是上帝的使徒，應該打開屬靈的雙眼，拋棄對中國的偏見，看見上帝，看見榮耀上帝的中國。

長老教會又好批評中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今天任何一位在中國居住過一段時期的人，都能體會社會的自由度並不下於許多西方先進國家，隨著社會的成熟度漸漸提高，網路上各種言論都有人發表….，中國的黨媒固然有它的管制，西方受控於資本家的資媒同樣有它主觀的取捨。微信有刪文的舉動，臉書不也經常凍結帳號、停權嗎？

民主不只有一種，西方為方便資本的操控，偏好選舉式民主的設計與推行，中國根據它自身社會發展的現況，選擇協商式民主與選舉民主並重的實驗：

－－人民代表大會採取選舉式民主，基層人大普選產生，往上縣級、省級到中央，採分層授權、逐級選舉的形式；

－－民意的蒐集、對話、溝通到政策的設計、執行，則採協商民主方式 (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個政策的形成，往往歷經廣泛、無數次、多年的往復協商，反映民意的效果比起草率的選舉投票，更多的具備實質意義，既能照顧多數，又能尊重少數，避免了投票式的多數暴力。

各個國家、地區都有權選擇適合它現況的體制，習近平說：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能做為分裂的借口。我們仍呼籲長老教會的執事者，放下成見的心，摒除因不了解而產生的恐懼，通過上帝的雙眼來凝視中國，你們會發現中國的美麗。

摘要： 政權的合法性包括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其意識形態和程序合法性很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

政權需要有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根據近代政治哲學奠基者約翰·洛克(John Locke)，政權合法性是政權獲得被統治者認可的程度，也就是回答「統治者憑什麼可以統治被統治者」的問題。當政權的合法性不足時，政權失去統治的正當性，就很可能崩潰。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把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分解為三個理想型：傳統合法性(如父權、封建制度)、魅力合法性(如個人魅力和宗教)和法理合法性(如現代的法律和官僚制度)。

芝加哥大學政治社會學講座教授趙鼎新近年對於政權合法性的來源頗有創新，在其《合法性的政治：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書中重新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書中並以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成功解釋當代中國的許多事件和現象，呈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來源，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政權的合法性可能來自三方面：「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被大眾廣為接受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說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為大眾提供公共物的能力，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績效合法性。如果國家政權統治的正當性源於一套被有能力影響政治過程的群體所廣泛接受的、有法律或者是非成文的習俗保障的程序，這個國家的統治就是基於程序合法性。」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其主要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是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之後，其主要統治基礎則是績效合法性，這與古代中國很相似，自周朝以來，歷代的統治合法性都取決於「天命」，而天命無常，統治者只有治國有方才能承續天命。另一個例子，當今美國的政權合法性主要在於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選舉民主的程序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恰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上述的馬克斯·韋伯提出人類理性有三種理想型：價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論理性。「價值理性背後是精神追求，工具理性背後是世俗追求，但是形式/理論理性所追求的只是形式，即不管一個論證有沒有道理，這過程必須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規範。」意識形態合法性恰對應到價值理性，績效合法性對應到工具理性，而程序合法性則對應到形式/理論理性。

上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是完備的，涵蓋了人類所有的追求目標，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追求精神上和物質上實質的優化，而形式/理論理性追求形式上的優化。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對應到人類理性的三種類型，因此也是完備的，涵蓋了過去所提出的各種合法性概念，例如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傳統合法性和魅力合法性都可以歸於意識形態合法性，而法理合法性類似於程序合法性，但馬克斯·韋伯的理論缺少了績效合法性。

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即「相互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好像三度空間的三個維度，每個國家政權都可以就這三個維度觀察其合法性的程度。一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是這三個維度合法性的綜合，綜合合法性越高，國家越傾向於穩定。國家政權最好不僅依賴某一維度的合法性，擁有多維度的合法性，國家越傾向於穩定。

大陸目前很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

目前的中國大陸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趙鼎新教授因此擔心大陸的高速經濟增長終有盡時，未來當經濟不再高速增長，大陸政權的績效合法性將難以維持，導致其三個維度的合法性都不足，會影響大陸的國家穩定。趙教授的擔心是否可能成真？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擁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現在的大陸缺少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因此意識形態合法性比較不足，這是嚴重的弱點嗎？應該不是。二十世紀各種主義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但是百年的實驗已經證明，單一主義不足以治理國家。當一個國家採行不只一種主義，意識形態的共識自然減弱，而意識形態合法性降低，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不是大陸的特別弱點。每個國家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同，適合形成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共識也可能不同，像大陸這樣龐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是在發展中逐漸建立意識形態共識，暫時較少意識形態共識，是難免的，算不上是多大的弱點。

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

「中國模式」常被視為缺少程序合法性，因為中國大陸不實行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選舉民主。選舉民主為何具有程序合法性？部份原因是人民通過選舉認可統治者及政權，既符合約翰·洛克的政權合法性原理，也讓人民有當家作主、掌控統治者及政權的感覺(實際上多半無法掌控)。僅此原因嗎？當然不只，更重要的原因其實是歐美先進國家都實行選舉民主，一向有很好的實行績效，歐美過去的績效讓人們普遍認同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實行績效是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重要原因，也顯示在選舉民主近年的一些失敗例子，如「阿拉伯之春」的國家採納了選舉民主，當人民民不聊生時，沒人會相信選舉民主具有任何合法性。

選舉民主具有程序合法性的主因是其過去所產生的績效，這樣的論證同樣適用於任何政權所實行的其他制度或程序。換言之，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好能提升其程序合法性，政權的績效差則降低其程序合法性。

類似於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也頗能影響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中、美就是明顯的實例，中國大陸基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大幅減低，不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其施政績效令人不滿所致嗎？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有很高的合法性，實大部份源於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令人稱羡的國家，過去有很好的施政績效。

績效合法性在三者中最重要

趙鼎新教授提出國家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意識形態合法性、績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這三個維度既是完備的，又是正交的。讓我們可以無遺漏地看清政權合法性的多個面向，是重要的學理貢獻。筆者認同在任一時間點，政權合法性的三個維度是正交的、不存在任何關聯。但若把時間拉長，三個維度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績效合法性是三者中最重要的。

趙教授擔心大陸目前非常依賴績效合法性，而其他兩個維度的合法性都頗不足。他的擔心不無道理，但似乎是過慮了。長期而言，政權的績效頗能影響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若今後大陸持續成長進步(看來很可能成真)，其程序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極可能隨著績效合法性而逐漸同步提升，屆時大陸將沒有政權合法性的問題。

 

 

曾素蘭：
當時老蔣若不實行土改，台灣經濟就發展不起來，是嗎？

杜敏君：

要談到復興基地的經濟建設，也就是民生主義的土地改革，經國先生是將擔任江西贛縣縣長時的六四土改經驗移植到台灣，讓台灣解放地主的田地，政府以債券收購，再貸放給佃農，分十年償還，成為新地主。但是必須是自耕農。
而原坐收稻租的地主，成為企業戶，以農養工，開發輕工業，再以工助農，發展重工業，製造農業機具，土地重畫，便於農民淘汰人力趕牛犁田，而採機具耕耘，大量增產。
製造機械，轉型為重工業，糧食從外購轉為外銷，台灣成為世界貿易交換中心，而經濟成長迅速，外匯累積世界第一，成為四小龍的龍頭。
這是農地改革的成功。

接下來便是著手都市土地改革，以防止炒地皮。
也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影響社會資產分配的大型企業由國家經營，防止私人企業壟斷，節制私人資本。
因此交通、鐵路、石油、礦業、鋼鐵業，國計民生業由政府經營。
但視經濟成長，民營企業已無壟斷機會，國營企業便可逐漸轉移民營。
如大眾運輸的高鐵、航空，均轉移民營，使藏富於民。國家以稅收投資於社會福利，由人民均享，如健保等。
台灣因此成為貧富差距很小的均富國家。

後來由於執政者之貪瀆，而掛羊頭賣狗肉，中保私囊，否則健保、國民年金在一定水平以下的民眾根本不必繳費。
目前尚有102萬人繳不起國民年金，也有相當人數欠繳健保費，這都是社會問題。
是執政者的人謀不臧。
更是李登輝將民生主義的福利制度改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後果。

 

百年前歐洲軍人尤其是軍官必定是貴族，現代化的歐美軍人以殺敵致勝為目標，不講貴氣，但是歐美國家的軍官仍然帶著一點貴族的蹤跡。譬如他們不允許做勞力粗活（所以美國飛行員第一次到中國看到中國的飛行大隊在機場跑道中間的空地種菜非常驚訝）。譬如在美國舉辦的世界小姐或美國小姐，會舉辦一場美國三軍官校學生陪同所有參賽小姐的盛大舞會。譬如在電影「飄」裡面南方農莊富豪的年輕男子都是制服華麗的軍官。

中國在春秋時代軍官也多是貴族，那時代讀書人也配劍的，可以證明。所以才會有宋襄公堅持不乘人之危，要等強大的楚軍完全渡河集結完成才肯開戰，結果當然宋軍戰敗，自己中箭身亡，寧敗也貴的故事。到了戰國時代軍隊以殺敵致勝為目標，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殺了四十萬趙卒，殘酷冷血，完全沒有一點貴氣了。

到了楚漢相爭時代，項羽是貴族，帶著貴氣，所以鴻門宴下不了殺害沛公的毒手，到了後來流氓出身的劉邦圍困項羽於垓下，四面楚歌，下令用千斤黃金、萬戶封地，懸賞項羽首級，趕盡殺絕毫不手軟，逼得項羽烏江自刎。這時候貴族注定敗给流氓。

近代中國積弱不振，割地賠款，沒有人尊敬軍人，「好男不當兵」成為民間傳統，所以到今天中國的軍官不可能有什麽貴氣，更無貴族的蹤跡。一直到中國解放軍勇敢善戰，才恢復一點讓人尊敬的氣質，但是現代化軍隊以殺敵致勝為目標，不講貴氣，所以也不可能帶什麼貴族的蹤跡。

以下貼出的第一、二段華爾滋的歌舞畫面是一些電影鏡頭剪接串連而成，讓我們密集欣賞百年前歐洲華麗的貴族舞會。大概跳舞包含機械舞技及漫魅舞姿，機械舞技我們都可以拜師學習，但是漫魅舞姿除了學習觀摩，主要來自基因、文化習染及生活方式，對絕大部份中國人是不可能的。這前兩段華爾滋表現百年前歐洲的貴族舞會，現代的歐美也沒有了，因為貴族都被革命消滅了，電影都是明星搭配出來的想像畫面，讓我們陶醉於貴族舞會的華麗。

https://youtu.be/IOK8Jb76ib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7Kh8ys735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YxkkzS35Q

舞會的華麗除了不在話下的機械舞技及漫魅舞姿，還要有艷麗的服裝，帥哥美女以及貴族的氣質，只能用電影搭配出來，平常的歐美社會也不可能再有了，因為貴族的氣質在全世界都被消滅了，現存的英國、歐洲及日本雖保有皇室，但是皇室成員全是驕生慣養的寵物，製造社會緋聞的源頭，看不到貴族的氣質，即使真有氣質，平民化的現代社會也襯托不出來。

貼出的第三段是最近Andre Rieu在歐洲的歌舞演奏，同樣是華爾滋的歌舞畫面，但是平民化的一式的燕尾服或者軍官制服，類似的女性裝扮，同樣的機械舞技及漫魅舞姿，卻失去了貴族的氣質，立刻比不上第一段的華麗貴族舞會。我當然高興打倒了貴族（因為我們99％的下場是替貴族洗衣刷馬），今天竟然為人類社會失去的貴族氣質感到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