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國共的主義競爭 | 郭譽申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百年,讓我特別思考,百年前的一小撮人為何終能打敗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大黨,中國國民黨?原因當然很多,本文專注於國共兩黨的主義競爭。國民黨主張三民主義,而共產黨主張馬克思社會主義。

先回顧一些歷史。中山先生最早建立的革命團體,興中會,被視為國民黨的前身組織,成立於1894年。1905年興中會與其他幾個革命團體聯合組成同盟會。同盟會的共同目標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由於來自不同革命團體,成員們的政治理念頗有差異,算不上有共同的主義。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同盟會又與其他幾個團體聯合成立國民黨。

孫中山最重要的政治思想,三民主義,最早出現於1905年他所寫的《民報》發刊詞中,後來他在一些演講裡曾概略介紹三民主義,但完整的三民主義則遲至1924年1月到8月間,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的16次演講才詳盡發表,並被記錄成書,成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

馬克思社會主義早已在歐洲流傳多年,1917年俄羅斯布爾什維克「10月革命」成功,更增加其號召力。1919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在其前後幾年被稱為「新文化運動」,馬克思社會主義就在那段時間被引進中國。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頗受俄國革命成功的鼓舞。

國共的一個顯著差異在於,共產黨自始就以馬克思社會主義為其政治思想和追求目標,而國民黨起初只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並沒有清晰一致的政治思想。國民黨的建立比共產黨早27年,但是國民黨的奉行(完整版)三民主義幾乎還稍晚於共產黨的奉行馬克思社會主義。

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的民生主義第一講裡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因此民生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是很接近的。然而在實行上,蔣介石的國民黨不像共產黨那麼搞工運、農運和蘇區的土地改革,使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不如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蔣到台灣後實行土地改革,才重建三民主義的理想性)

國民黨的前三十年,少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其三民主義思想不早於共產黨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而且在當時人們的心中又不如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具理想性,使國民黨在主義競爭上居於劣勢,很多知識分子因此傾向共產黨。

國民黨內派系林立,經常分裂,至少部份原因在於政治理念不一致,沒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對比之下,共產黨黨內也曾有激烈競爭甚至鬥爭,卻少有分裂,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有共同的社會主義追求。此外,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想性使很多信仰者願意為之拋頭顱、灑熱血,讓當年弱小的共產黨能夠奮力撐過被國民黨到處追殺、朝不保夕的艱苦歲月,才有後來的反敗為勝。

東亞軍事活動頻繁有感 | 張輝

北韓每次發射導彈或核試,不論導彈射多遠,日本都會第一個跳起來,惶惶不可終日,急著找美國商議對策,要美國提出保證。半島去核化,解除北韓核能力也是日本視為生死存亡的優先問題。

為什麼跟北韓緊鄰的南韓,尤其是人口達1000萬,僅距離北韓48公里,世界第五大都市的首都首爾,卻老神在在?

個人以為,南北韓已有默契,北韓所有姿態都是逗日本和牽制美國的動作,儘管美韓、美日聯軍近在咫尺,但也不敢輕舉妄動,甚至美軍貿然採取行動,或逼北韓過甚,日本也會第一個跳出來,要求美軍克制,以免自己陷入戰火之中。

根據這美、日、兩韓之間四方軍事互動的推理,如果中國解放軍機、艦越過台海中線再返回,台灣只是虛驚一場,而台、美機艦難道也要依樣畫葫蘆越過中線到大陸領域耀武揚威一番嗎?

中共機艦越中線或進入台灣領域再返回,有威嚇、警告和宣示主權三重意義。美國和台灣若依樣畫葫蘆也靠近或進入大陸領海領空,雖是一種反制或警告,但少了宣示主權的意義,而且為了回應美台機艦之舉,中方若也積極回應,進入台灣領空、領海,難道我們和美方會以軍事動作遏止其行為嗎?

如此你來我往,難道美台軍方經得起這麼長期折騰嗎?台方先叫停,或要求美方勿越雷池造成中方反制進逼,應是合理的推論。

不知道兩岸是否與南北韓一樣已有一些默契?

打國產疫苗是愛國?國產疫苗公司可能是下一個台積電? | 郭譽申

台灣至今疫苗不足,導致很多亂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醫療單位給定的施打疫苗優先順序複雜而不大一致,又因為部份疫苗造成猝死,使民眾更拚命搶打較安全可靠的疫苗,因此爆發多起疑似特權介入搶打疫苗的事件,各政黨以及一般民眾於是互相指責而吵翻天了。

疫苗亂象歸根究底是疫苗不足所致,蔡政府只買到極少疫苗,大部份疫苗都是外國贈送。為何蔡政府至今只買到極少疫苗?觀察蔡政府極力袒護國產疫苗,如以800元/劑的高價購買未經三期試驗的國產疫苗,政府是刻意要把國內市場留給國產疫苗,因此不積極採購國外疫苗。蔡政府不積極採購國外疫苗的託辭是,政府要扶植本國的疫苗產業、生技產業,並且通過其網軍宣傳,打國產疫苗才是愛國,國產疫苗公司可能是下一個台積電。是這樣嗎?讓我們比較當年的台積電與現在的國產疫苗公司,高端和聯亞。

台積電成立於1987年,當時由行政院國發基金出資48.3%,是最大股東 (技術合作夥伴飛利浦持股27.5%,包括台塑等民營企業投資24.2%)。政府雖然是最大股東,不可能協助台積電開拓國內市場。台積電製作半導體晶片,其客戶是全球的電子、電腦、網路等系統廠商,而不是個人或政府。系統廠商採購台積電的晶片,是因為其晶片的功能和價格符合要求,而絕不可能受政府的左右。台積電自始就自力更生,但國產疫苗公司卻需要蔡政府極力袒護,逼迫民眾注射其疫苗,兩者如何能比?

注射國產疫苗是愛國嗎?前提當然是疫苗要有效而且安全,即通過適當的三期試驗,此外要看何謂「國產」。當年的台積電,政府是最大股東,台積電若賺錢,政府可以大比例分紅,政府因此從當年的投資賺了約250倍 (政府過早賣出很多台積電股票否則賺更多)。像當年的台積電,政府投資占比很高的公司,可謂「國產」。人們購買「國產」產品,使「國產」公司賺錢,政府可以分紅,對國家和老百姓都好,因此是愛國。檢視高端的主要股東是基亞生技,不論高端或基亞生技,都沒有我國政府的投資,因此高端算不上是「國產」。人們若注射高端疫苗,讓高端賺錢,不會回饋給國家和老百姓,跟愛國何干?蔡政府極力偏袒高端,則頗啟人疑竇。據說聯亞的官方持股近4成,蔡政府偏袒聯亞,比較說得過去。

台積電(和聯電)創建時雖然困難,卻有一重要的商業模式創新,晶圓代工。在此之前,晶片的設計和製造屬於一貫作業,通常由同一企業完成。晶圓代工讓系統廠商或晶片設計公司專注於晶片設計,而把設計結果交給晶圓代工公司生產晶片。隨著晶圓代工技術的精進和愈來愈多企業放棄晶片設計和製造的一貫作業,晶圓代工的市場愈來愈大,台積電因此成為「護國神山」。

筆者不懂生技產業,不知道國產疫苗公司是否有與台積電的晶圓代工同等級的重要創新,然而國產疫苗公司的疫苗開發比國際上先進的疫苗公司至少慢了半年,其疫苗技術仍有很大追趕空間,則是明顯的。現在說疫苗公司可能是下一個台積電,是妄想吧!疫苗公司的股票被炒到像台積電股票那麼高,就成了台積電嗎?

沈思清朝終結的問題 | Friedrich Wang

基本上,到了1900辛丑條約之後,中國需要改革已經是朝野共識。我們要理解當時中國幾乎不存在反對改革的聲音,最多就是對改革的速度與層面有不同意見。這個改革,本來應該很有希望才是,假以時日必將有所成。但為什麼弄到最後卻會失去人心,爆發革命,一舉終結了王朝?

攝政王載灃雖然為人慵懶、平凡,但是其傾向改革,並且與梁啟超等人秘密聯絡,一步步實踐當年維新派的主張已經很清楚了,他不該是改革的障礙,相反還盡力推動。1901-1911年的10年當中,滿清完成了大量政府體制調整與法治的建立,甚至地方議會的選舉都已經完成,憲法大綱頒布甚至經過修改,整個國家趨向於一個現代化的立憲政府已經是大勢所趨。他與幾個弟弟,載濤、載澤、以及八旗出身的端方、甚至以強硬著稱的鐵良等人都受過西方或日本的教育,或者長期出國考察過,對世界情勢也比較了解。簡單說,清朝的權貴階層已經發生質變,願意帶領國家進行改革。

這個問題過去不少學者研究過。但是這20年來還是有意無意間迴避了一個重要的課題:滿漢之間的權力差異,以及歷史情結。其實,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打擊清朝最有力的武器,並非甚麼中國的落後與衰敗或者國權喪失,還是在於訴諸奪回漢人江山。因為這一點簡單明瞭,而且直指人心。這一點使得滿清在統治正當性上,原本就被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而嚴重削弱,現在新仇舊恨摻在了一起,更是相得益彰。

清朝排斥袁世凱集團,等於坐實了革命黨的說法,滿人排斥漢人。起碼表面上,袁世凱為了大清可說忠心耿耿,盡心盡力。但是他的聲望,逐步壯大的北洋集團,以及近年來受到列強各國的肯定,都讓清朝感到坐立難安。載灃痛恨他當年出賣了自己的哥哥(光緒皇帝),隆裕痛恨他出賣自己的先夫(光緒皇帝),使得這批新掌權的權貴,更無法接納他。但是這批新貴,又無膽量與實力,不敢除掉袁,也無可行的辦法與聲望來組織或領導一個政府。無疑地,這個政府失去了核心,或者說新核心還不成熟。

這種矛盾的結構,就給了革命黨很好的機會。一旦發生武昌起義那樣的事件,頓時間這種矛盾就癱瘓了滿清的中央政府,滿漢集團之間各懷鬼胎,難以用有效的對策來處理。本來規模不大的兵變,瞬間竟然野火燎原,清朝也就被燒成了歷史的灰燼。

今年辛亥革命110年。想起今日中華民國的國運,不禁感慨這個國家的多舛與不幸。

中國無所不在 | 郭譽申

中國和中國人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幾乎達到全球無所不在。這只是說說,還是真有其事?世界這麼大,一般人不可能親身察覺和驗證。兩位法國的媒體工作者Eric Chol和Gilles Fontaine蒐集了大量中國和中國人在全球的重要活動事蹟,集結成書《全球只剩北京標準時間:中國正以金援、國民觀光、駭客、貓熊、收購和影城……根本不用出兵,不知不覺主宰了全世界和你的日常》(法文原版,2019年)。

從書中的行文,可以看出兩位法國作者對中國少有好感而頗多批評,不過這樣更保證書中各種活動事蹟的真實性;對中國少有好感的作者當然不會故意吹捧中國和中國人的影響力。中國和中國人在全球的活動事蹟非常龐雜,在書中被分為37章,下列是這37章的標題,可以略窺中國和中國人在全球的活動。中國已經在全球無所不在,影響力愈來愈大,難怪美國要不擇手段予以打擊、壓制、抹黑啊!

第1章 在這裡,中國武力就是法律──南海中業島
第2章 一輛輛開往成都的運木列車──俄羅斯城市托木斯克
第3章 人民解放軍肆意踩踏的冰原──南極中山基地
第4章 新絲綢之路的中心,一輩子當中國好朋友──哈薩克霍爾果斯貿易區
第5章 受高度保護的中巴經濟走廊──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喀拉蚩
第6章 藏在沙漠裡的新加坡──阿曼新興城市杜克姆
第7章 以色列的港,上海集團特許經營──特拉維夫
第8章 全球必爭駐軍基地,中國買下了──東非吉布地共和國
第9章 勒緊褲帶也要裝中國製電眼──辛巴威首都哈拉雷
第10章 湖北武漢興起,這裡卻沒落了──德國重要工業城杜伊斯堡
第11章 踢不贏你就買你,法國足球隊的新中國老闆──法國里昂
第12章 把國民觀光當籌碼,要不鼓勵要不懲罰──法國東北城市科爾馬
第13章 不喝酒的馬雲,有六座葡萄酒莊──法國波爾多左岸的波亞克
第14章 中國遙遙領先的鈷礦爭奪戰──剛果最大鈷礦區坦肯芬古魯米
第15章 小米與阿里巴巴聯手 ,無紙化現金流──英國倫敦的印度餐廳
第16章 獨木舟無力對抗非法拖網漁船──迦納第三大港埃爾米納
第17章 下一場戰爭將是海底電纜之戰──南大西洋海底深處
第18章 習近平的冰上新絲綢之路──格陵蘭西南部漁村納薩克
第19章 大草原上不能見光的太空基地──阿根廷內烏肯省
第20章 為了搶資源,中國的慷慨沒有上限──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卡斯
第21章 中國化的聯合國──美國紐約
第22章 五星紅旗飄揚在華爾道夫酒店──美國紐約
第23章 中美超級電腦戰,誰是贏家?──美國田納西州小鎮橡樹嶺
第24章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利器,孔子學院──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
第25章 「中國女孩」,全球釀禍──墨西哥西北部城古拉坎,販毒大本營
第26章 華為事件爆發,待續中──加拿大溫哥華
第27章 收購美國電影製片廠,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美國好萊塢
第28章 既然沒有路通往深海,北京決定自己來──太平洋克利珀頓島
第29章 先進國家不想面對的廢料難題──太平洋垃圾帶,塑膠島
第30章 一張無法兌現的水產養殖場空頭支票──法屬玻里尼西亞巴比提
第31章 第一女子談判高手的餃子外交──太平洋中南部島國紐埃島
第32章 通往北極的捷徑,中國龍與俄羅斯熊的新聯盟──白令海峽
第33章 北京死對頭,臺灣的盟友──馬紹爾群島
第34章 斷交的骨牌效應──索羅門群島首都荷尼阿拉
第35章 熊貓外交,比微信更有力──澳洲大城坎培拉
第36章 世界上最厲害的駭客,中國人民解放軍──日本東京
第37章 馬雲一出手,中國瘋榴槤──馬來西亞旅遊大城文冬

書中所列舉中國和中國人在全球的活動地點

張亞中先生說要簽訂「和平條約」,在下如是看 | 天人合一

有網友提問:張亞中先生說要簽訂「和平條約」,大家怎麼看?
在下如是答:張亞中先生是一中派,統派,其提出「一中三憲」,在下大致認同,也未盡全然。

再爭國民黨主席 張亞中拋:兩岸簽和平協議「分治不分裂」

一中三憲

其三憲說,在滿足「一中」、封死台獨、朝向統一、限時同一、最終回歸單一政府、一國良制的原則、趨向下,在下是認同的。

有一個超越兩岸既有法律界定(其實兩岸既有律法均存在幾乎所有統一形式的法源,只是爭執者害怕誰讓誰輸、先讓先輸而不願曲就讓步對方而已),
實質是給兩岸頂牛者一個緩衝空間,
給兩邊面子主義者一個自我緩頰的臺階
在兩岸未完全統一前,先議一個統一之法或「憲」,
先把大陸最關切的統一、台人最關切的和平敲定確保,
讓獨斷了念想,
讓外人無法縱橫,
然後,
讓兩岸各自的治理模式「再飛一會」,
讓兩岸不同政治面在少猜疑、少傷害下競合、磨合、互補至水到渠成。

這實際上依然叫「一國兩制」;
與在下「共和統一」並無二致。

張先生,台人,對臺灣情有獨鍾,對己制有台人固有、過多的優越感,自然較少考慮兩岸實力對比,而將己方與大陸擺在同等甚至更優地位,這,不是大陸一般政治人與普通老百姓所預期的。

當今臺灣,台獨囂張,自外、對決於大陸,瘋狂抹黑、潑汙、圍剿涉及「一中」、統一的任何話題,以作為爭取選票、攫取臺灣政權的工具,張先生方案當然不可能做得讓大陸人心滿意足。

臺灣泛藍陣營,前以馬英九為代表,現有江啟臣挑大旗,反共者、鄙夷大陸制度者、台制自戀者,寄望美日庇佑心態尚存,等待大陸削弱僥倖未消,正以「各自表述」作為不統、拒統的推脫辭與擋箭牌,其們維持「不統」的力道不小,張先生自然不能超越其形格勢禁。其著眼「和平條約」而非統一條約的訂定,也很自然。

只是,
和平,不是兩岸問題的癥結,兩岸的問題在統獨。
統一,有和平;不統,必戰爭。

只是,
制度,不是兩岸對立的癥結,兩岸的對立在統獨。
統一,啥制度皆可存;不統,你換共產黨當家也免不了被統一。

張先生的和平條約,若無在下前述的幾項內涵或前提,在下會很遺憾。

然而,在下還是要說:
張先生是臺灣人中有大中國、大復興之大格局者、是真和平、真統一、真愛臺灣者。
大陸,無論官方,亦或民間,對其探索,應當積極回應、呼應,莫涼一腔熱血、勿負赤忱之心。
官方不便,民間便,官方諱談,民間談;
管他兩制幾制、一憲幾憲,
無論此法彼法,文統武統。

把統一、和平、復興,
從民到官、從下往上、從寡到眾、從淺向深,
議起來!
熱起來!
鬧起來!
活起來!
勝起來!

創造力是怎麼發生的 | 張復

前言:創造力是我認為神經科學能夠提供給世人最有價值的研究課題。它可以把這個學科裡分散的研究項目整合起來,以便解釋一個對人類來說是非常重要又相當神秘的能力。這篇文章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討論創造力的議題,包括一般人與專業人士在行為上所表現的創新能力,以及這些能力與大腦運作的關連。


科學家、發明家、文學家、藝術家被認為是具有高度創造力的人。創造力是他們的特長,他們在社會生存的利基,也是他們受到世人激賞的原因。然而創造力到底是怎麼回事?有些人認為,創造力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人類特質,我們無法用理性或科學的方法來理解它。又有人說,創造力無法透過勤奮努力可以得來。沒有錯,電影或小說常常描寫那些感覺靈感(被認為是創造力的來源)正在枯竭的藝術家,無論他們做何種努力都無法讓它再度幸臨自己。然而,這樣的看法又與另一些大師所說的話相抵觸。例如,法國的微生物學家巴司德(提出疫苗原理的科學家)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愛迪生(偉大的發明家)也說:「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

那麼創造力到底是什麼東西?為什麼世人對它懷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或者,這些表面抵觸的看法是否有其相容之處?此外,科學能不能對創造力有所述說,能不能在我們的大腦中找到它運作的區域,因而可以進一步讓我們理解創造力的來源以及特色,甚至找出提升創造力的方法?

一、 兩種解決問題的模式

創造力毫無疑問是我們在嘗試解決問題時所秉持的動力來源。一般而言,當一個特定的問題發生時,我們的大腦會使用兩種可能的模式來尋找答案。一種是在指定的範圍內尋找解答。使用這種模式的好處是便捷而快速,但也會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侷限。我拿我最近所發生的一個例子來說明。我試圖在地圖上尋找一條童年常去的街道。它的名字是水源街,我以前經常騎腳踏車去那裡溜達。那時我住在現今新北市的永和區。在過去,永和是個人口並不稠密(6萬)的小鎮,四處佈滿農田,總共只有兩條大馬路,而今天的永和則是一個人口眾多(22萬)、街道繁密、走在街道上會讓你感到眼花繚亂的城郊區域。

在我的記憶裡,水源街位於中和路的右側(假定你面向南方),而中和路則是我剛才說到的兩條大馬路之一。然而,當我開始審視地圖,我找不到任何一條名字是中和路的街道。根據我的直覺,我研判這條路應該是現今的中山路(圖一)。有了這個假定,我的下一步是沿著這條路的右側去搜尋,然而我沒有找到水源街。

圖一、永和街道的示意圖

這是我面臨的困境。我假定中山路就是以前的中和路,卻無法在後者的右側找到水源街來。遭逢這樣的挫折,我暫時放棄了搜尋。我開始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回想我以前所認識的永和。我回想我過去所知道的那兩條大路,它們周遭的小路,以及這些道路的空間關係。一開始,這樣的思維並沒有任何特定的目的,卻讓我開始產生懷疑,也許中山路並不是以前的中和路。我的理由是,中山路與永和路(另一條大馬路)保持的是垂直的關係,這並不符合中和路與永和路之間的關係。於是,我建立了一個新假定:中山路並不是以前的中和路。然後,透過我現在掌握到的記憶,我終於在地圖上看出來,過去的中和路其實已經併入現在的永和路,成為它後半部的路段。有了這個新的認識,我很快就在這個路段的右側找到了水源街(圖一)。

上面所說的第一種思考模式比較像學生所習慣做的填充題。它要求我們在指定的脈絡中提供答案。例如,倫敦是____的首都。我們經常使用這種方式來解決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問題。在上述的例子,我起先也使用這種方式來展開我的搜尋:我嘗試在中山路的右側尋找水源街。如果我真的在那裡找到了這條街(也就是,它沒有改變名稱),我的問題便豁然而解。否則,我會設法尋找一條街道具有我所記得的水源街的特色。例如,它的起始與中和路相接,它的中間會穿過一個渠道,過了渠道以後左轉會經過一個學校等等。然而我並沒有找到這條街。實際的情況是,永和的變化遠超出我的想像。它生出了幾十多條全新的街道。而且,舊的街道不是改了名,就是夾雜在新的街道當中,失去了它們容易被辨認的特色。因此,我期待從一條大馬路的右側來尋找水源街的作法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第二種思考模式比較像學生所從事(而且多少有點畏懼)的作文。它要求我們先建立一個論述的框架(framework),然後利用這個框架來收集更多的資訊,並且透過這些資訊的組合來尋找答案(或結論)。這是我後來所採用的方法。一開始,我並沒有任何特定的目標,只是企圖從記憶裡擷取更多關於永和的街道資訊。然後,我在自己的腦子裡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地圖(也就是上面所說的框架)。這個地圖並不是為尋找水源街而建立的。然而,有了這個較為周全的架構,我意識到我原先所做的假定有誤。於是我猜想中和路其實是現在永和路的後半段。為什麼我會想到這一點?因為現在的永和路看起來比我所記得的長了許多,因此我懷疑它已經延伸到中和路去了。有了這個新假定,我開始在現在永和路的後半段尋找水源街。很快的,我找到了它。原來它一直都在那裡,而且根本沒有改變名字。

二、 創造性的思考模式

第二種思考模式,我認為,是富有創造力的人所擅長使用的模式。在科學發展的歷史,我們看到很多學科曾經被錯誤或無用的理論所引導,直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突破讓科學家看到全新的局面。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就是這樣的一個突破。在他以前,無論是地球中心理論(托勒密)或太陽中心理論(哥白尼)都假定星球運轉的軌道是完美的圓形,直到開普勒才發現地球是以橢圓形的軌道環繞太陽。牛頓把注意力從星球軌道移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他想知道,為什麼一個星球(地球)會環繞另一個星球(太陽)運轉。他提出來的解釋是,地球原來是以直線的軌跡行進,直到它行走到太陽的引力範圍內,開始受到後者的牽引,才變為環繞太陽而運轉。

牛頓的突破在於,他引進一個力學的框架,在其中提出一些假說(慣性定律、萬有引力定律等等),使用這些假說來推測某些規律性(例如,地球環繞太陽的軌道),並且進一步使用觀測到的現象來驗證他的推測。從牛頓力學的例子,我們目睹了人類從事認知活動的一個通則,那就是,我們從比較確定的事物出發,去推想還不確定的事物。在這個例子裡,比較確定的是力學的規律性,還不確定的則是星球運轉的規律性。

不僅科學的活動如此,推理小說或電影裡也常出現相似的思維模式。例如,有一個謀殺案件發生了,卻沒有任何第三人目擊。這時候,從事偵察的人除了可以在現場採樣,對屍體從事解剖以外,還可以對受害者展開背景調查。從事後面的這種工作不一定能夠立即找出謀殺者是誰,卻有助於找到與受害者有厲害關係的人,從而建立兇殺動機(歷史性的仇恨、財富的希圖等等)的假設。這種形態的偵察過程可能要歷經好幾次的嘗試與錯誤(假設與求證)才會得到有意義的結果(找到兇手),但常常是有助於破案的卓越策略。

我們在上面說過,人類的認知行為是從比較確定的事物去推想還不確定的事物。然而,我們所處身的世界常常充滿了變數(或所謂「雜訊」)。在這樣的世界裡,沒有任何一樣事物是百分之百確定的。例如,在尋找水源街的例子裡,我原來想依據它與中和路之間的關係來搜尋這條街。然而,我發現我並不確實知道中和路在哪裡(它已經改名)。因此,在一個充滿了不確定的環境裡,我們不一定能夠依靠單一的線索來找到我們所追尋的答案。好在,這個世界雖然充滿了雜訊,它也富含許多堪用的線索。如果我們能夠將好幾個線索集合在一起(在我的例子,是關於水源街、中和路、永和路的回憶),並且做交叉比對,我們找到正確答案的機率就遠比倚賴單一的線索來得高。

我們不難發現,充滿了創造力的人是那些具有強烈好奇心的人。他們感興趣的不僅僅是解答單一的問題,而是得到比較完整的圖像。而且,他們樂意從不同的角度思索問題。例如,愛因斯坦會先從一些精巧的思想實驗看出某個想法的合理性,然後才去形成更普遍、更抽象的理論。費曼也曾經說,他必須看到好幾種不同的推導都能夠得到同一個結論,才會相信那個結論是正確的,也就是,普遍性的真理,而不是特殊狀況下的現象。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上面講到的那幾個例子。在第一個例子(我個人的親身經驗),我以自由聯想的方式去回想永和以前的模樣。當我回想的時候,我在腦海裡看到的是什麼?它們是我童年時騎著腳踏車所看到的畫面。我可以利用這種視覺圖像(visual imagery)來幫忙我搜尋地圖上的街道。事實上,當計程車司機聽到你告訴他你想去什麼地方,他可能會保持短暫的沈默。這時候,他的腦子所做的事也是我的腦子所做的事。接著,他可能會問你,你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在某個建築物的附近,或者,是不是從某條路可以到達。這些問題都是在進一步確認他想到的目標是否與你所指定的相同。事實上,計程車司機在這短暫的時刻裡所做的事情與科學家在腦子裡所做的也沒有什麼不同。當他在腦中得到答案的時候,跟科學家說:「啊哈!」也沒什麼兩樣。計程車司機所倚賴的是他在這個城市豐富的駕駛經驗,而科學家所倚賴的則是他在某個領域裡豐富的探索經驗。然而科學家跟計程車司機不同的地方是,他們不像後者必須在很短時間內想出答案,因為沒有人事先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是什麼,甚至如何找到答案。

上面講到的另一個例子是推理小說裡常常看到的刑事案件。刑事偵探所做的推理活動通常是把他們過去所累積的經驗與知識轉移到新的案件上。然而,這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刑事偵探必須將大腦所儲存的資訊做重新的組合來模擬新發生的狀況。這種重新組裝的工作當然也出現在計程車司機的腦子裡,以及我的腦子裡(當我企圖在今日的地圖上找到水源街)。近年來,神經科學出現了一個令人激賞的發現。當人們回想自己的過去,或構想自己的未來,或想像一個虛擬的事件,或想像別人的所思與所為,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有相當重疊的腦部區域,顯示這些思維共用了相當多的大腦核心機制。

三、靈感的來源:自發性的思維

有一個笑話,說某個白癡被問到他的名字時就開始唱「祝你生日快樂……」,因為他的名字會出現在這首歌接近末尾的地方。我們會覺得這個笑話好笑,因為當我們回溯自己的過去,我們並不會把曾經發生的事情像影片一樣重新播放一遍(有如笑話裡的主角必須唱出一首歌來重新發現自己的名字)。事實上,我們所回溯的過去是經過大腦剪輯(或重構)的,正如同每一部電影都經過後製人員的剪輯一樣。因此,我們回想自己的過去就如同我們想像未來的事件一樣,會激化相同的大腦群組。我們也使用同樣的方式來想像虛擬的事件,或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件。不僅如此,即使我們所想像的不是發生在特定時間或場地的事情,例如物理學家所想像的思想實驗,也是透過同樣的大腦群組來完成的。

這個群組現在被神經科學家稱做預設模式網路(default mode network,簡稱DMN)。它包含好幾個交互作用的大腦區域,而且呈現了兩個重要的特色。第一,在這個群組所發生的活動不與外在刺激相關,而是自發的思維或感覺。所謂外界刺激指的是與感官和動作相關的刺激。大腦會依循感官所得來的訊息決定做怎樣的行為反應。當我們的腦部不在處理這類的訊息時,DMN反而會變得活躍。第二、發生於DMN的活動有很多種類,但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都是從記憶與現狀資訊的結合來想像、預期、揣摩、預測我們還沒有看到或無法看到的事物。

換言之,DMN活躍的時候是我們在出神(自由聯想)的時候,也是文學家或藝術家尋找靈感的時候,或者科學家培養直覺的時候。概括言之,這是創造性的思維容易發生的時候。這狀況下所出現的思想或感覺都是自發的,讓人們誤以為創造力不是單憑努力便可以求得的東西。我們將會發現,這是一種過份簡化的看法。

我們先看看愛因斯坦怎麼談論他自己的創造過程。他說:「我的發現從來不是透過理性的思維得來的。」他又說,「一個新的念頭會很快以直覺的形式出現。然而直覺不過是先前的智識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沒有人懷疑愛因斯坦是一位勤於思考、勇於創新、觸角深廣的科學家。然而,如果他沒有將平日的所思所想以記憶的形式儲存在DMN裡,就不會有太多新穎的念頭降臨在他的腦子,他也不可能在這些念頭出現的時候掌握住它們的意義。這就好像計程車司機如果沒有在一個城市裡取得豐富的駕駛經驗,他們不可能很快找出前往指定地點的路徑。最近的研究顯示,倫敦計程車司機的海馬體(hippocampus)容量比一般人大。海馬體是DMN裡職司記憶的區域。無獨有偶的是,早先科學家針對愛因斯坦遺贈給世人的腦部所做的分析,他左半腦的海馬體也比一般人大。

四、創新來自於有意識與自發性思維的合作

然而這裡仍然有兩個關鍵的問題需要回答。第一,大腦用什麼方式來編碼記憶資料?它又如何透過無意識(也就是,自發性)的方式來針對問題提供解答?第二,為什麼大腦有時候需要以無意識的方式來尋找答案,而不能採取有意識的方法來達成相同的目的?

第一個問題是非常深刻的問題,也是神經科學以及人工智慧領域都感興趣的研究題目。這問題牽涉到大腦的複雜結構與功能,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提出完整的答案。然而我在這裡可以稍微點到的是,很多學者認為大腦是利用類比(analogy)的方式來尋找困難問題的答案。科學家所擅長使用的思想實驗就是一種類比的思考模式。我們將在其他的文章進一步說明這種模式,並且提出大腦可能操作類比的方法。

第二個問題則比較容易回答。事實上,我在前面已經提供一些線索。近年來腦成像技術顯示了,我們的大腦依照神經細胞的連結狀態可以被劃分為好幾個群組。上面所說的DMN就是其中的一個群組。另一個重要的群組則是當我們講話、閱讀、書寫、從事決策、規劃未來的時候所牽涉到的神經細胞叢集,被稱做中央執行網路(central executive network,簡稱為CEN)。發生於CEN的活動是有意識、有目標、有使命的活動。當我們從事這一類型的工作時,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聚焦於固定的事物,我們的思維就容易被侷限在狹小的範圍。中文裡所說的「當局者迷」指的就是這種狀況。我在第一節所談到的在指定的範圍裡尋找解答也是在這種狀況下發生的。這類型的作業模式對於例行工作可以收取快速達標的效果,對付難度高、沒有人碰觸過的工作則不容易發揮效益。因此,當我們重複同一形態的作業卻沒有帶來期待的收穫,我們就可能暫時擱置這樣的努力。從神經科學的角度來說,大腦在這時所做的事就是暫時停止CEN活動,因而自動開啟了DMN匣門。

並非所有創新的工作都是在DMN下完成的。事實上,近年的神經科學研究告訴我們,創新需要CEN與DMN的攜手合作。DMN能夠提供我們平日容易忽略的資訊、線索、構想等等。然而,從DMN裡面迸跳出來的想法常常只是有趣、值得繼續探索的點子。在這個時候,CEN的介入變得非常重要。後者提供了各種再評估的機制。例如,它可以設想一些狀況來測試初始想法的合理性,或者建立一個雛形的模型來檢視這想法的潛力等等。我們常常在電影裡看到作曲家為一個新出現的旋律感到著迷,然而他們必須使用鋼琴或吉他來進一步測試它是否能夠發展為一首完整的曲調。科學史上有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即使那些後來廣被接受的新觀點(例如,太陽中心理論)一開始常常遭遇到相當多的理論困境,需要人們做進一步的思索才能夠克服。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當然也受惠於DMN。然而有時候DMN會對我們做一些無謂的騷擾。例如,我在近年的夢中還會提醒自己,我應該趕快退選我一直沒有去上課的大學課程,以免我將被學校退學(請相信我,我早已經從大學畢業)。DMN所製造的另外一種夢魘則是經常糾纏憂鬱症患者的反芻(rumination)思想。事實上,正常人處於沮喪、憤恨、恐慌的時候也會陷入這種反覆無益的思想模式。這種時候,CEN可以跳出來提醒我們,不要繼續重複這種沒有結果的心靈活動。出門去找朋友聊天,或者做一些需要動用其他大腦部位的事情,有助於停止這種心靈的自我折磨。

巴司德說的沒有錯,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人們可以從各種可能的方式得到有價值的啟示:在路上聽到有人說的一句話,從書本或文章得到一個概念,從自由聯想或夢中得到某種靈感等等。然而,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敏銳度來賞識這些從天而降的理念,還要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將它們擴展為有用的理論或產品。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有足夠的意志力來阻止大腦陷入負面情緒所引發的惡性循環(即使天才也會懷疑自己的價值)。創新不是一個靜態的屬性,而是一個極為動態的過程。不斷的嘗試與錯誤才能夠將靈感送上成功之路。

六四天安門終於曲終人散 | 盛嘉麟

1979年7月15日,中國大陸正式批准從廣東、福建兩省開始實行自由經濟,部份開放民間經商,漸漸推廣全國。從完全共產主義制度進入部份資本主義的民間經商,由於缺乏經驗,制度及法律不夠完善,一時社會發生投機倒把,貪污腐敗的現像,引起很大不滿,到了1989年4月15日學生以悼念胡耀邦活動為導火索,出來抗議示威。

【學生反貪腐運動變質為顛覆國家的暴亂】

學生4月中開始示威,抗議貪污腐敗,政府認為是愛國運動,相當寬容,放任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趙紫陽及部份高官甚至去廣場和學生溝通,解釋政府也正在努力匡正社會的經濟混亂。這時美國中情局、台灣、香港政府嗅到機會,認為機不可失,開始煽動、教唆、金援,擴大學生運動。到了5月學生運動變成了顛覆國家的暴亂,學生開始叫囂、破壞,焚燬車輛,並且擴及其他的大城市,上海的學生焚燒了一列火車,政府溝通無效。

夏威夷大學教授成中英六四之前數日,人在北京,也湊熱鬧去宣慰天安門廣場紮營的學生。他跟他們演講,談民主、談自由,談到最後他勸說,各位同學應該適可而止,不要把事鬧得不可收拾。聆聽的學生們立即反駁,「我們就是要把事情鬧得不可收拾,好讓美國出兵」。

六四鎮壓前,政府與學生領袖談判時,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穿著睡衣指著總理李鵬叫罵,溝通無效,僵持不下,學運陷於膠著停滯,美國CBS的電視新聞訪問六四運動領袖柴玲,柴玲哭著對記者說:「看來不流血是激不起更強烈的反抗了」,一場學生運動變質為顛覆國家的暴亂。

【國外的財力物力指導教唆,證據確鑿】

香港、台灣、美國進口的果汁飲料、嶄新的帳篷、西洋歌曲,載歌載舞,一切免費,有如世界級的嘉年華會。要煽起學生運動就要不斷地花錢供吃包住,有娛樂、有活動廁所,六四那個年代,可口可樂非常昂貴,美國大使館每天免費供應,運送大量可口可樂到天安門廣場,準備進行長期暴亂。

拿了美國中情局的錢,學生在暴亂中抬出自由女神像展示美國價值,許多口號標語橫匾採用英文,突顯美國勢力介入。

【利用不實的圖片污衊中國政府】

一個坦克人嘗試阻擋約18輛59式坦克車隊行進,儘管領頭的坦克駕駛幾度試圖轉向繞過,但是仍然遭到攔阻而不得前進。該名男子還爬上坦克砲塔,阻擋坦克隊伍繼續前行,在僵持之際,一名騎單車的男子前來勸說,最後他才被幾名身穿藍色衣服人士帶離現場,事實上坦克人王維林已經安全離開。但是歐美港台媒體口徑一致,神秘坦克人Welin Wang 被坦克當場輾斃,成為悲劇英雄。

歐美港台媒體口徑一致渲染解放軍北京屠城,數萬人被殺,渲染北京大小醫院傷患屍體堆積如山,學生領袖王丹被解放軍刺殺,傷重不治。

【中國政府鎮壓暴亂恢復社會秩序】

這時政府認為這是裡通外國,顛覆國家的暴亂,鄧小平決心動用軍隊、武警、警察鎮壓學生暴亂,恢復社會秩序。

在暴亂學生佔據天安門廣場兩個月以後,1989年6月3日晚間起,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装警察部隊和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執行六四清場,對示威集會進行的武力清場行動。

天安門事件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及警察有數百人被害,5,000多人負傷。非軍人有3,000多人受傷,200餘人死亡,包括學生、醫護人員及群眾。海外報導的死亡人數造謠誇大,美國白宮報導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傷,誇大污衊,製造仇恨。

【黃雀行動協助暴亂的學生領袖逃離中國】

中國政府通緝以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劉剛、周鋒鎖、李錄,熊焱,封從德、張伯笠等為首的21名要犯,這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有的被捕,有的早已通過 CIA的特殊安排逃離中國,逃往美國、法國。其中張伯笠逃往蘇聯,蘇聯表示不願涉入天安門暴亂,讓張伯笠自行回到中國。

美國中情局在香港及中國的特殊管道,以司徒華為首,包括人權人士、西方外交官、商人、走私份子和香港幫會等不同背景之人士超過400人,秘密啟動黃雀行動,從大陸及香港各地秘密掩護在天安門事件中遭到中國政府通緝的的學生領袖逃離中國,前往美國、法國等其他西方國家。

【學運份子逃離中國繼續反華詆毀中國】

柴玲和丈夫封從德先逃到法國,離婚後去美國哈佛大學唸書,取得MBA,與美國人Robert Martin共同創辦一家電腦公司Jenzabar, Inc,擔任總裁,兩人後於2001年結婚。2009年柴玲成為基督徒,並成立“女童之聲”(All Girls Allowed),爭取維護中國婦女兒童的生命和權益。柴玲在美國攻擊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稱自己曾被迫墮胎四次。

吾爾開希在美國進入哈佛大學無法畢業,最後和一個台灣留學生陳慧玲結婚,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定居臺灣,偶而會在台灣的電視台以名嘴出現,表達對中國酸裡巴幾的攻擊。

王丹在中國被捕,1998年後流亡至美国,進入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經常發表反華的言論,從陳水扁的機要費貪污案中發現當時台灣政府每年撥給王丹10萬美元,支持他的反華言論。2010年擔任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客座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客座專家,2015年受聘於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擔任客座助理教授,2014年參與太陽花學運,依附台獨民進黨。2017年失去教職,離開台灣,返回美國。

【天安門暴亂嚴重損傷中國】

除了多數中東及非洲國家表示同情或者支持中國,國際社會對此事件普遍表示譴責,引發了嚴重的國際制裁,停止投資中國,只剩日本繼續投資中國。天安門暴亂也造成政治轉向收緊,放緩了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影響長達三年,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提速,嚴重損傷中國的經濟改革發展。

如果天安門事件成功,中國陷入四分五裂,就如李登輝說的中國八大塊,這是美國港台計劃中的得逞地圖:

【港台繼續追念天安門事件噁心中國】

1989年天安門事件過後,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重提改革開放,中國才從創傷中走回經濟發展的正軌,2001年中國加入WTO,擴展了中國對全球的經貿發展,中國國力隨著經濟發展如虎添翼,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就空前。但是在台灣、香港,兩地政府繼續資助海外民運人士進行反中反共的勾當,醜化中國。

台灣的馬英九政府口口聲聲天安門事件必須平反,兩岸才能和平談判,2014年6月4日晚上,台北自由廣場舉辦了主題為「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以一個虛擬的坦克人烈士,舉行六四25週年紀念晚會。2016年後民進黨執政,去中國化日盛,紀念六四天安門就匿跡了。

這時全世界唯獨香港年年纪念六四天安門,2019年是六四天安門三十週年,為配合反送中運動,參與人士佔滿維園六個足球場及草地,估計有10多萬人。不過警方公佈的數字僅為3.7萬,一直到2020年,香港警方因新冠疫情發佈限聚令,仍有數百市民不理會禁制令,聚集叫囂「香港人建國」、「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並高唱「願榮光歸香港」,事後黎智英和何俊仁等13人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抗議鬧事。這些香港人無非是假藉紀念六四天安門,不斷的鬧事,為西方製造干預中國內政的藉口,年年噁心中國。

【中國政府公佈更多暴力破壞的事實真像】

今年中國政府公佈更多暴力破壞的事實真像,明確定位天安門事件是裡通外國,企圖顛覆國家的暴亂。

根據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的6萬多公務員必須和其他國家一樣,簽署效忠國家的切結書,其中有2000多人拒絕簽名,立即遭到去職處理。同時香港中小學必須開始使用中國標準教科書,香港的6萬多老師,有2000多人拒絕接受中國標準教科書,立即遭到去職處理。

世界各國的敵佔區或殖民地,收回後都應該進行社會清洗,徹底終結殖民地情結,處罰勾串敵國的奸細,二戰後大陸的淪陷區、偽滿州國、韓國、菲律賓莫不如此,所以沒有殖民地情結的問題。

唯獨蔣介石到了台灣,只顧反攻大陸,不做社會清洗,使得日本皇民在台灣繼續坐大,成為反中反華的毒瘤。唯獨香港回歸後,只顧兩制,忘了一國,使得英國順民在香港繼續坐大,成為反中反華的毒瘤。今後《香港國安法》必須徹底執行,社會清洗,亡羊補牢猶未遲也,終結香港反中反華的殖民地情結,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再容許勾串外國勢力的漢奸。

2021年,香港執行《香港國安法》,勾串外國勢力的反中反華份子,黎智英、黃之鋒、林朗彥、周庭,紛紛入獄,六四紀念活動禁止舉行。香港政府在六月一日拘捕了六四紀念活動的律師鄒幸彤及主辦人李卓人等6人,2021年香港沒有六四紀念活動。從此這場以反中反華為目的,不斷的鬧事,為西方製造干預中國內政的藉口,年年噁心中國的六四紀念活動終於曲終人散。

英國歷史〜懶人包 | 張輝

前言:大英帝國曾是北美洲(美、加)的宗主國,也是澳、紐的宗主國。美洲包括大洋區:共有福克蘭、巴哈馬、開曼及牙買加等24個地區、群島屬其管轄。亞洲:印度、緬甸、馬來西亞、香港、不丹、尼泊爾、伊拉克、科威特等23個國家或地區被它殖民。非洲:埃及、奈及利亞、南非等22國,亦皆長期為其殖民地。因此號稱「日不落帝國」(The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 )。

現今英國人的祖先:

第一批「風車族」,有跡象或物證顯示,出現於西元前2500年(2500BC )。《註1》

他們原定居於地中海沿岸,文化源自中東。他們經過西班牙與法國,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到不列顛群島(英國)。

第二批「大杯族」:西元前1900年左右《註2》,一批住在巴爾幹半島及庇里牛斯山區的阿爾卑斯族人入侵不列顛,征服了風車族,帶來了新的文明。今天尚存的巨石廟為那時產物(見圖)。風車族與大杯族在一千年間,血統文明融合成為新的民族,叫做骨灰罈族 (The Urn People )

第三批:西元前一千年左右,貴族式文化的一批北歐與阿爾卑斯族的混合族裔「克爾特族」不斷入侵而大量移居不列顛。

第四批:西元四十三年(AD 43)《註3》,羅馬凱薩大帝兩度入侵不列顛後一百年,終於徹底被羅馬帝國征服。羅馬人愛好都市生活,在不列顛建了四個模範都市,包林肯( Lincoln )和約克(York,美國紐約 New York之名即來自「新約克」)。在羅馬帝國統治下,不列顛的文明往前跨進了一大步。

第五批:到了第五世紀《註4》,歐陸羅馬帝國受困於日耳曼蠻族,不列顛守軍抽調回歐洲大陸,北歐撒克遜族( The Saxons )、央格魯族(the Angles) 及其它蠻族便蜂擁而入。這些人變成今天的英國人,英國也從此才有了英國文學。

「英國文學史」上第一篇大作品「貝奧武夫」( Beowulf ),我曾在電視上看過中文名「貝武夫」的電影,感覺很怪異。不過後來英國文學登峰造極,出了沙士比亞等名家,對世人的影響鉅大。

感想:先來後到,都在一塊土地上謀生存發展,但先到者未必佔優勢,雀占鳩巢或乞丐趕廟公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的上演。國家或興或衰,也在人類歷史上不斷的上演,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達於興盛頂峰,但現已回復英倫三島,而未來蘇格蘭、北愛爾蘭甚至可能脫離,歷史的演進令人不勝唏噓。

《註1》比大禹建夏還早,相當台灣的「圓山貝塚」文化期。

《註2》相當夏朝時少康復國時代。

《註3》東漢馬援平定交阯反叛。(今越南中部)

《註4》南北朝梁武帝時期。

( 本文資料大部分出自顏元叔著之《英國文學:中古時期》)

駁《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 | 郭譽申

朱敬一是經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曾擔任不少政府高職。2021年1月20日,他在上報yahoo!新聞同時發表《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文中點名批評另一位中研院院士、政治學者朱雲漢在為中共搽脂抹粉,形成令人矚目的院士交鋒。

朱敬一院士在經濟學方面的能力和貢獻令人欽佩,但是他這篇文章卻多基於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成見,而缺乏學術的客觀和嚴謹。

朱敬一院士的意識形態和成見清楚呈現在:『民主國家隔離防疫,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所謂「維穩」,又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

同樣要防疫,朱院士認為,民主國家的居心是好的,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中國防疫的居心則是壞的,是維持統治者的權力、利益。這樣說有何公正性、客觀性?誰能看透政治人物的內心?政治人物都自稱要提升人民福祉,但也想要維持自己的權力、利益,不是嗎?評斷政治應該看政策內容和執行成效,而不是任意揣度其居心。朱院士不可能不了解這點,只是意識形態和成見太深所致啊。

中國大陸最先使用「維穩」一詞,「維穩」於是被反共反中者汚名化。「維穩」是維持社會穩定。哪個國家不想維持社會穩定?尤其疫情使很多國家都人心惶惶,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此時「維穩」當然有益於人民福祉,怎會是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政策是好是壞,各人觀點可能不同,但是要說多少人死於這些政策根本是無稽之談。除了極少數人被政府處決,或許可歸於政府政策,絕大多數人的死亡都不可能被判定及記錄是否歸因於政府政策,這樣如何能統計出多少人死於政府政策?朱敬一院士隨意指控中共政策造成至少六千萬人民的死亡,只顯示他的意識形態和成見。

其實這三十年間,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大幅提升到接近67歲(如下圖,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因此朱院士的指控更是令人難以相信啊。

中國的效率勝過歐美,而防疫更遠勝歐美。朱敬一院士不得不承認這點,但是堅持效率不重要:『一個組織架構除了「效率」面,還有本質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問題要關照。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所說,「要不要為經濟政策效率而犧牲自由」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民實踐自由」;實踐自由是目的,發展經濟其實是手段。』

朱敬一院士的說法真是強辭奪理、不知民間疾苦。像印度那樣貧窮又沒效率的國家,人民(除了少數富人)有何自由可言?2019年,中國國內旅遊人數達60億人次,而入出境旅遊總人數達3億人次,中國人不自由嗎?中國人所擁有的自由與歐美或許有些差異,但是差異實在並不大。

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在八十年代末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陣營」已獲得勝利,而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然而2014年,福山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其先前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上「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能力」或「效率」怎會不重要?朱院士基於意識形態,就是要貶低中共而已。

朱敬一院士是優秀的學者,面對學術問題時他無疑是客觀理性的,然而面對對岸政治時他就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與一些偏激反共的網民無異啊!中共執政多年,不可能沒有缺失,不是不能批評,但是批評要公道,不應基於意識形態和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