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糖：我沒有通報義務，所以我什麼都不用做，誰敢質疑我就是沒看法條。

台糖5月11日到中聯取貨前送驗，5月15日拿到報告：一級致癌物苯駢芘14.7 ppb，標準值是2，超標七倍。
台糖的反應非常專業：5月18日通知福懋「這批我不收，換一批給我。」所以台糖通知的是供應商，不是主管機關。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當時不但沒有追問那批超標七倍的油後來流去哪裡，也沒有想過同一家廠出來的東西，這時候可能正在別人家的鍋子裡冒煙。
現在被翻出來了，台糖的官方說法是：我拒收、沒帶回、沒做成產品，依法不是通報義務人，所以我本來就沒責任。

最恐怖的地方是，它大概真的沒說錯。
網路上護航的說法更直白：法規管的是「產品」，原料有問題退回去就好。
也對。原料在誰的槽裡，法律就管誰。那批粗油留在台中，法律上就是中聯的事，跟台糖無關，雖然它明明知道那東西還在那裡。

於是民營的南僑5月13日驗出超標、只通知上游沒通報主管機關，罰300萬；國營的台糖5月15日驗出超標七倍、只通知上游沒通報主管機關，沒事，因為它退貨退得比較快。
這就是官僚主義最經典的模樣，它不是壞，也不算有惡意，而是精準地只做被規定的事，好像多做會要它命似的。

有義務的做到剛好，沒義務的一律當作沒看見。公文上找不到「發現一級致癌物超標七倍時應該吭一聲」這一條，那這件事就不存在。台糖守住了自己的採購標準，守住了自己的法律責任，唯一沒守住的，是後來吃下那些油的人。

別忘了，台糖是國營事業，經濟部負責的，全民持股的。
民營公司說「法律沒規定我就不做」，我們罵它沒良心，國營事業說「法律沒規定我就不做」，那納稅人到底養它幹嘛？養一個特別會看法條，還會推卸責任的採購部門嗎？

還有一件事更有趣，前陣子的主旋律是「油品查驗是地方政府的責任」，是拿稽查次數當戰績互報、是嘲笑台中八年查幾次。結果現在回頭一看：台糖5月中就把「超標七倍」的資料捧在手上，而那些勤於稽查、勤於比較稽查次數的單位，一個都不知道。

更妙的是，現在跳出來說明的重點不是「為什麼沒人知道」，而是「台糖買的是301號油槽，跟出問題的311號不一樣」。
官方急著證明的不是制度沒破洞，居然是自己的鍋沒沾到。

食安五環，原來第一環是官僚依法裝死，不做不錯。

安東總督在1898年曾經出任台中守備旅團的旅團長，任期一年；1912年，被任命為朝鮮駐軍司令官，1915年辭任，並晉升大將，顯然是殖民統治上的熟手。同年1月，台灣同化會被解散，官民關係成為問題。前總督佐久間討伐生番身負重傷，他獲得推薦。4月接任時，內田嘉吉留任為民政長官。安東總督是在該年5月正式就任。7月，噍吧哖事件；10月，內田長官下台，下村長官就任。

震動全島的噍吧哖事件，發生在安東上台後的兩個月，當政者的責任當然不在安東總督；但是新任總督有責任善後，收拾殘局；考察當時新聞報導有所謂「起義的六大理由」，更加上稍前兩年羅福星事件中，羅的自白書所控訴的種種問題，以及新任下村長官來台就任前考察台灣統治問題的報告書所見；安東弭平地方亂事之後，該案依其領導人而可分為余清芳、羅俊部分與江定部分；前者先判決，被宣告死刑者866名，有期徒刑者453名，行政處分者217名，不起訴者303名，無罪者86名，其他8名；後者後判決，被告272人，起訴51人，死刑37人，有期徒刑14人，不起訴者221人。

父老間傳說的是「西來庵事件使得那地方的十四歲以上的男子盡數被殺。」或「凡男生身高超過一根竹竿（約一百廿公分）就槍決。」；而依據我島名作家楊逵之所知，則有如下的史實：
「那時我哥哥被徵去做軍伕，搬運日本軍的彈藥和糧食等，哥哥回來以後講了各種狀況。日本軍把抓來的台灣人予以訊問，把承認跟事件有關的人交給員警，轉到臨時法庭方面去，否認跟事件有關的人就當場把眼睛矇上，排成隊伍，挖掘很大的坑，一個接一個地用日本刀砍頭之後，踢進坑裡去。」
「後來我讀中學時，去過噍吧哖事件發生屠殺的幾個村莊，果然看到這幾個村莊只有老弱婦孺，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人，這印證大屠殺確有其事。」

以至於當年有這樣的情況──
「日軍警在『噍吧哖慘案』中，幾乎屠殺了噍吧哖地區的男人，家中沒有男人，有些事情的確不方便，為讓不少喪偶或待字閨中的少女『招翁配婿』，聽說由外地招募不少『男』人，入贅到噍吧哖。但由於這批女仕心目中的好『男』人不多，因此就將此批『男人』一一裝進麻袋，然後由『女仕』抽籤決定誰配誰。」

由不久前，中國共和革命，推翻君主體制，以及因兩岸民族關係之親近，對我台社會有其影響力是可以想見的事；同時，上述革命者提出的起義的六大理由，已強烈地指出了民間憤懣的來源；當局自然應該有所反應。我們能見到兩種反應──相對於過去，那是差別頗大的。

一〉籠統的「整肅官箴」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下村長官就任時，對於過去官方的治台政策是有相當的檢討的；據稱他曾向總督提出了如此的調查報告──「與歐洲列強支配下的殖民地相比較，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子。因為不管地理上或言語、風俗或人種方面，台灣幾乎都比日本更接近祖國的『支那大陸』；日本統治台灣並不像佔領朝鮮一般是全部國土和人民的占有，只是支配了支那民族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其統治的困難度較高。」──他頗合理地指出了我島內較其他殖民地更易受祖國大陸的影響。

這是官方雖然強調噍吧哖事件的「迷信」成分，但是對於官方努力隱匿的真正革命原因加以籠統地檢討、應對；這就難怪此時總督府強烈地出現了「整肅官箴」的訊息。

那是該年5月才新任的安東總督，當時與他搭檔的民政長官還是那倨傲的內田，要到東京當局因國會檢討該事件，10月派出新任民政長官下村宏上台後，對於其屬下地方官吏的一再訓示，如1916年1月的──
「官吏需要清廉潔白；官吏需要品行端正；官吏對其下屬之任免黜陟須加謹慎；官吏對上司陳述其意見無須顧忌；官吏不得濫用其權限；官吏與民眾接觸須持懇切態度；官吏須力求知識各自期上進。」
隔年3月，又發訓示強調：
「去年本總督於本會議曾列舉官吏在服務上應留意事項，予以訓示……眾官宜身先僚屬，持身以嚴，守法以堅，善為指導部屬……」

二〉「宗教麻醉」

噍吧哖事件策畫於西來庵齋堂；作為一個宗教的聚會所，難免有迷信的情境；對於所謂「迷信」，當局顯然十分重視，不只展開了廣泛而深入地對我島社會進行宗教調查，從此我島嶼的所有宗教活動，它們都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當然對於與該事件密切相關的齋教也特別給予注意。

另一值得我們注意的細膩作法是表面上並不特別打擊齋教與其活動的齋堂，只以秘密施壓的方式使其就範；而最後竟能不僅使基督教教堂開設到該西來庵齋堂舊址，且還能迫使齋教加入日本佛教團體，使其成為所謂「愛國教會」，都是漂亮的手法。

不過，最漂亮的應該是當局使用了某種「高明騙術」的方式，那是總督在起義事件的周年日開始，竟就展開了一連串的宗教性活動；我們都知道宗教都是具相當神祕性的，強調的都是面對時運不濟時，應該如何順應的探討──顯然正有公開向民間提供「人民的鴉片」之意。
哈，為何過去的總督沒有類似的作為？這是我島民的需要，還是在台日人的需要？

然後，當時確實動員了不少宗教名人來台，例如：
1916年8月，日本基督教有力人士植村正久，來台參加教會獻堂儀式，並往各地宣教。10月，總督在官邸接待台北宗教界人士40餘人，並與之餐敘。11月，日本基督教名人海老名彈正，來台召開各派合同的說法大會。
1917年2月，在台宣教46年的台灣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離台前接受台南長老教會送別，安東總督親臨現場；6月，羅馬天主教大司教來台視察；11月，日本佛教界著名的探險家，與裕仁天皇有連襟關係的大谷光瑞來台巡迴宣教。

想到，當年後藤時代就曾慨歎西方殖民事業有基督教可以合作利用，當局無基督教可用，打算以西方醫學來配合；此時，運用各種宗教，或許是對後藤當年觀點的一種修正，也是一種類似「脫亞入歐」的回歸？

三、下村長官的官設埤圳工程設計

在「噍吧哖事件」後，曾試著深究統治問題的下村長官，1916年，就首先啟動了官設桃園大圳工程，然後，又啟用原本在台南負責衛生工程的八田與一，先參與桃園大圳工程；然後，在該基礎上又設計了嘉南大圳；前者與前述的北埔事件相關區域相合，後者則將發生噍吧哖事件〈實際籌備地為西來庵〉的嘉南地區覆蓋；兩者都是重要的官設埤圳，雖然頗有沙質土地問題，但經殺戮之後，當局以未來的美景相號召，民間豈敢不應──過去埤圳大都是民間自力合建的。

日本學界號稱自由主義之學界，當年只敢提出「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 與「台灣之所以為台灣」之空泛批判；
其實，農業社會中，務農之外，民間難有出路，因而該設計中，有「大圳咬人」到「大圳吃人」，才是真正的毒辣之所在。
因而，直到二戰後，我島上仍可聽到民間對於當年動工問題上，這樣的怨言──
「大正九年騙諸君，騙咱吃水不免本；來挖嘉南的大圳，強制捺印請願文。」
但是，當年是當年，如今它卻感化了我們島民的後代。。。真是讓大家，人人心服口服，拿香跟拜啊。。。

7月29日下午，投資資訊平台 CMoney 貼出公告：即日起停止提供融資維持率，過去的歷史資料也會陸續下架，以後請以證交所的正式公告為準。被市場解讀為「蓋牌」。特別是那天台股盤中跌破 4 萬點，收在 40,039 點，跌 1,564 點。

什麼是融資維持率？融資就是跟券商借錢買股票，自己出四成，券商借你六成。維持率算的是你手上股票現在值多少，除以你借的那筆錢。剛買進來的時候是 166%，股票跌，這個數字就往下掉。跌到 130%，券商通知你補錢，兩天內不補就直接幫你賣掉，這叫斷頭。
所以在大跌的時候，這是散戶最想知道的一個數字：離 130 還有多遠。

7月27日，有媒體引用民間軟體（CMoney）的估算，說大盤維持率已經掉到 143%，快要出現大規模斷頭。隔天證交所出面澄清，說截至 27日，全市場的整戶擔保維持率是 175%，離 130% 還很遠，143% 那個數字是因為沒有把整戶的因素算完整。

再隔一天，那個被說「算錯」的融資維持率，連同它過去的紀錄一起不見了，這就是「蓋牌」的前因。
但兩邊算的東西根本不一樣。

證交所是把所有信用交易帳戶合起來算，裡面包含做空的人。這波下跌，做空的正在賺錢，他們的獲利被算進分子，平均就被拉高了。民間軟體CMoney拿不到每個人的帳戶資料，只能用市場總量去估，而台股借錢做多的規模遠遠大於做空，估出來的數字只反映了做多那群人的處境。所以同一天、同一個市場，可以有三個數字：證交所 175%，玩股網 158%，玩股網再把 0050 這類 ETF 拿掉、只看個股的部分，是 133%。三個都沒有算錯，它們回答的是三個不同的問題。
問題是，被拿出來安撫市場的答案，並不是市場想問的。

經濟日報 7月28日引述法人的解讀：官方提的175%代表券商的資產跟整個金融體系很安全，不會出現壞帳，不是投資人不會被斷頭；民間軟體估的那個 145% 到 151%，反映的才是純粹借錢做多的散戶現在承受的壓力。

CMoney 的說法是，證交所沒有提供完整的原始資料，它過去只能用公開資訊推估，為了避免估出來的跟官方不一樣造成誤會，乾脆全部停掉。這個理由確實合理，但也是問題所在。

CMoney 的主要收入來自把數據賣給法人：投信、投顧、券商，還有海外的量化交易公司，投資決策支援系統是專門用來滿足專業投資法人機構需求的系統。當CMoney被官方公開點名「你的數字不完整、造成市場誤傳斷頭潮」，既然官方不愛，那麼乾脆整條數據撤掉，連歷史記錄一起清乾淨，對自己來說最保險最安全。

同一段時間，玩股網做的事情剛好相反。它把兩個數字都放出來：7月28日含 ETF 是 163.08%，把 ETF 拿掉只看個股是 139.69%，讓你自己判斷該看哪一個。

兩家一樣拿不到券商後台的資料，一樣是自己估的。差別在客戶。玩股網靠訂閱、課程、社群賺錢，面對的是散戶，不需要跟法人交代數據品質，所以它敢把差異攤開來看。

這幾天的變化，每一步都在處理情緒，沒有一步在處理資訊。市場恐慌，官方出來說體系很安全，民間的悲觀數字接著消失。到 29日收盤，散戶能查到的東西比 27日還少。

證交所要說民間算錯，可以。但不能同時做三件事，說人家算錯、自己不提供正確的、然後讓錯的那個連歷史記錄一起消失。CMoney 說「以證交所正式公告為準」，但指的是哪一個公告？現在根本沒有這個公告。如果證交所認為民間估的會誤導市場，那它就有義務提供正確的、每天更新的、可以往回查的版本。不然它做的就是先把燈關掉，再叫大家相信房間裡沒有危險。

7月30日，玩股網的數據還在更新，當天是 131.72%。

圖：2026 年 7月31日玩股網「上市扣除 ETF 資券進出行情」。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抗戰甫告結束，中國正準備重建，但國共關係已暗伏緊張。重慶談判吸引全國目光之際，中共中央在場外同步研判戰後局勢，認為沿海與島嶼將成為未來關鍵節點，其中台灣尤需提前布局。周恩來、潘漢年、饒漱石等人於重慶與華中多次溝通，形成一致判斷：接收台灣期間，必須以人脈與情報工作搶得先機。於是決定循「學者—親屬」的方式切入，由沈仲九以姻親與文化身份貼近陳儀，而胡允恭則負責外圍掩護與聯絡。
這一幕揭開整個佈局的序曲：台灣表面由國府接收，但背後的資訊與人脈角力，早在戰後的第一個月就已悄然展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幕 渝京密議 布局台灣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8月28–29日（抗戰結束、國共重慶談判期間）
地點：重慶，國共談判場外一處僻靜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董必武：
生於1886年3月5日，湖北黃安人，時年五十九歲。他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任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副代表，常駐重慶曾家岩五十號，負責對外談判與法政統戰工作。
周恩來：
生於1898年3月5日，江蘇淮安人，時年四十七歲。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南方局書記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首席代表，主持整個重慶談判與國共接觸的方針。
饒漱石：
生於1903年9月，江西德興人，時年四十二歲。彼時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駐地在安徽蚌埠，全面負責華中與華東地區的政治與軍事部署。抗戰勝利後，他主持「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會議，將福建、廣東、海南與台灣列為統戰與情報工作的前哨。
潘漢年：
生於1906年1月，江蘇宜興人，時年三十九歲。身為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先在蘇南、南京間從事情報與對外工作，接獲饒漱石指令後赴蚌埠開會，隨即飛往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報告華中局的研判與台灣方向的構想。
這四人分處不同層級：董、周掌總方針於重慶，饒主持中層部署於蚌埠，潘承上啟下往返兩地。彼時，他們的年齡相差二十載，卻在同一條指令線上，共同推動戰後對沿海與台灣的政治滲透與情報佈局。
胡允恭（胡邦憲）：
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夏，中共中央內部定調：戰後須搶佔『接收與輿論』先機。」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日本投降，戰火雖熄，但國共內戰的火種正在醞釀。1945年8月下旬，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展開談判，史稱＜重慶談判＞，外界以為是中國和平的開始，其實雙方己展開明爭暗鬥。就在同一時間，中共內部研判：接收期的沿海與島嶼節點，關係全局。台灣，必須早點佈局。」
【場景描寫】
（重慶夜雨剛停，會議室燈光昏黃。牆角中國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由董必武及周恩來領頭的小型工作討論，燈光昏黃，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
【對白與動作】
董必武（語氣鎮定，手指輕敲桌面，語速緩慢而堅定）：
「台灣五十年割據在外，百姓早已盼望歸來。國府忙於接收，陳儀己奉命赴任。按我黨『八一一決定』，此刻我們必須搶先佈局，否則後患無窮。」
潘漢年（輕聲，遞出一份檔案）：
「我這裡有一位合適人選，沈仲九，上海大學教授，留日多年，日語流利，且與陳儀家屬有親屬關係。沈仲九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的夫人。沈仲九若能以顧問之名接近陳儀，這應該是最好的安排。」
周恩來（挑眉，語帶疑慮）：
「沈仲九……這個人性格怎麼樣？會不會話太多、鋒芒太露，如果是這樣可能會壞事。」
潘漢年（不疾不徐）：
「上個月在蚌埠，向書記饒漱石報告過。沈仲九是教社會學的，當然懂心理學，也懂得分寸。我們建議另派胡允恭（胡邦憲）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周恩來（沉吟後點頭）：
「好，就這麼辦。風險在所難免，但這個安排非常好。」
董必武（點頭，目光沉穩，語氣低沉而有力）：
「好。從現在起，這件事要絕對保密。沈仲九是明線，胡允恭是暗線。記住，我們不是去搶位子，而是要搶先知道新的狀況，搶先瞭解新的佈局。」
【結語收束】
燈光漸暗。文件袋收進皮箱，地圖上那抹紅圈愈發刺眼。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中國表面迎來重建，但國共之間已劍拔弩張。當世人將目光集中在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中共幕後卻悄悄佈局：台灣必須先下手為強。
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中共中央早在抗戰勝利前就開始的部署。世界局勢瞬息萬變：日本宣布投降，美軍進駐東京，蘇聯紅軍長驅東北，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與毛澤東雖然舉著『和平建國』的旗幟，但誰都清楚，內戰一觸即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了關鍵棋子。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準備接收台灣。名義上是恢復台灣主權，實際上已為國共內戰布陣。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為舉足輕重的棋子。陳儀受命出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接收台灣。而中共地下組織，也同步滲入台灣。
中共深知共軍一時無法登台，唯有在輿論與人事佈局可以搶得先機。於是，沈仲九，一位上海大學教授，有留日背景，他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夫人，這成了中共地下黨最佳的切入點。胡允恭以年輕外圍的身份隱身其側，兩人一明一暗，構成雙層布局。
觀眾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場周恩來參加的三人密會；但實際上，這已是情報戰的第一槍，沒有槍響，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6. 本幕史料來源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即「八一一決定」，確立以滲透與統戰為主的對台策略。
•《周恩來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關於國共談判與戰後接收問題的談話〉。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潘赴蚌埠、重慶之行與「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
•《饒漱石回憶錄》（內部印行本，1983），〈戰後華中局會議與福建台灣問題〉節。
•《董必武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卷三，記載1945年8月重慶南方局活動與統戰討論。
•《陳儀日記》1945年9月條（國史館藏），作為後續沈仲九接近陳儀之時序比對。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這是十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淺論李登輝」，如今讀來頗有所感，錯估了國家的領導人，也許賠上的就是整個國家的未來，現在許多的年輕人多已不知道這位改變台灣命運的人，怎能不令人嘆息！

要評論李登輝，就不能不提到宋楚瑜，這一對曾經情同父子的搭檔，可就是把台灣帶入現今如此險境的罪魁禍首。
老實說，要是沒有當初宋楚瑜的力挺和獻策，李登輝要獨攬大權，力壓群雄，而登上大位，是不太可能的。
而我想宋楚瑜這麼樣的效忠李登輝，也是出於私心，想要做個幕後影武者，認為李登輝只是個軟弱的魁儡罷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兩人的合作可謂各懷鬼胎，沒想到宋楚瑜這大內高手，終究敗在日本忍者李登輝手中，在李登輝的權謀操做下，先拔陞宋楚瑜為省長，遠離權力中心，然後再凍省廢省，斷其生路。
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宋楚瑜命中注定空歡喜一場，終難成大器。

常想，如果當初蔣經國，欽定的人選是林洋港的話，台灣今天將是個什麼樣的局面？
最起碼，以阿港伯的智慧和包容，我敢保證，在族群融合方面，絕不會像現在這樣，你死我活的這般尖銳。
也許台灣和中國大陸，現在正攜手共同打造著，中華民族的榮輝了，可惜歷史是不能回頭的，我們也只能空留遺憾了。

說起李登輝，在政壇上，給國人比較有感覺的，是他就任台北市長的時候，而那時林洋港先生，早已是台籍政壇菁英，聲名顯著，譽滿國內外了。
李登輝先生，在政治上的起步慢了一步，但能後發先至，化弱為強，最終登上大位，李登輝，心機深沉，能等能忍，是有他的一套。

李登輝，早期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的拘謹小心，在電視上看到他，晉見蔣經國時，總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著實令人好笑。
坐沙發一定只坐個三分，隨侍經國先生考察，一定落後半步，唯唯諾諾，態度謙卑，深能察言觀色，看得出，甚得登龍術之精髓。
而打著學者從政的旗幟，更博得了好名聲，比來自基層，行政官員出身的林洋港，感覺更是沒有政治的野心，是他佔優勢的地方，我想這是他深得龍寵的原因吧！
不過，說真的，說他是留美的學者，還真高估了他，講得一口怪腔怪調的奇怪英文，還真不敢令人恭維，真懷疑，他在美國有沒有好好的讀書。

李登輝當上了總統，開始排除異己，架空郝伯村，壓制李煥，任用私人親信如蘇志誠、劉泰英等掌握財經命脈，並培植集思會，來顛覆國民黨，而狡兔死，走狗烹，與宋楚瑜也漸行漸遠，將其打入了冷宮。

李登輝深諳武士道的忍和狠，步步為營，縝密布局，最終獨攬了大權，可以為所欲為，露出猙獰的面目，台灣正式和中國劃分了界線。
狼子野心，數典忘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欲建立附庸日本的台灣國，這是所有中華民國人的悲哀，蔣經國地下有知，也應為當初的選擇而嘆息！

說李登輝沒有貪污，大概三歲小孩都會說不可能，以他一生從事公職，怎麼可能坐擁萬貫家財，住豪宅大院，錢從何而來？怎麼可能不貪污呢？
而口口聲聲愛台灣，自比台灣建國教父，其實也不過遂行個人私利，愚弄台灣的老百姓，李登輝的歷史定位，將來自有定論，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金庸小說中，要找個人物類比李登輝，還真的很難，他有岳不群的偽善，歐陽鋒的暴烈，更有「混元霹靂手」成昆的陰狠，李登輝複雜多變的性格，還真的很難描繪。

我想他也算個人物！能讓眾人如此議論，也終會寫入歷史吧？只是大奸還是大惡，自有後人論斷！歷史的審判是誰也沒法逃脫的。
醉斬長鯨倚天劍，笑凌駭浪濟川舟（陸游）
談論李登輝，他也不過是人生過客的一個小插曲，在時間的長河，很快被人們遺忘的。人生，還是看遠一點好，就像所有歷史上令人失望的小人物，終究不值一顧。

杜承哲醫師又在混淆視聽了？他的說法，恐怕將「地方衛生局例行稽查」與「中央專案調查」兩種制度在目的、權限與調查工具上的本質差異混為一談。

從食安法規實務以及地方與中央政府的權責劃分來看，這項指控確實存在將「地方衛生局常態例行稽查」與「中央專案調查／檢調深度調查」混為一談的問題。兩者的法定目的、調查權限及可運用的調查工具本就不同，因此不能直接相互類比，更不能以專案調查事後取得的證據或資料，倒推例行稽查依法應於事前發現。以下為客觀分析與事實說明：

一、「黃豆熱損率」屬企業內部品管規格，並非法定食品衛生標準

熱損率的性質：
衛福部所提及的「熱損率」（黃豆受熱焦化程度），本質上是企業採購原料時所設定的內部品質驗收規格（Quality Control，QC），屬於企業內部品管制度的一環。熱損率本身不是法定衛生標準，而是可能影響食品安全風險的重要品質控制指標。

國家法規規範：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政府規範的是食品安全衛生標準，例如最終產品中的苯駢芘等污染物是否超過法定限量。目前國家並未針對進口黃豆訂定具有法律效力的「熱損率上限」。

因此，中聯油脂將原本內部允收的熱損率由0.5%調整為5%，反映的是企業內部品質管理標準的放寬，屬於企業內部品質管理制度的重大瑕疵或管理缺失，而非法定必須主動申報或公開揭露的衛生標準變更。

二、為什麼地方政府去年查廠查不到？

地方衛生局執行的是依法進行的常態例行稽查，其重點主要包括工廠是否符合GHP（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製程管理、設備環境衛生、食品業者登錄及相關法定文件等事項，必要時也會依法抽驗產品。

然而，在沒有檢舉、重大異常檢驗結果、犯罪嫌疑或中央專案指示的情況下，例行稽查通常不會深入調閱企業歷年採購契約、原料驗收紀錄或內部品質管理規範，更不會主動審查企業是否私下調整內部採購允收標準。因為這並非法定例行稽查的主要內容，也非一般例行行政稽查的主要查核範圍。

三、為什麼中央後來能查到？

在油品苯駢芘超標事件爆發後，衛福部食藥署會同檢調機關展開專案調查，調查方式已不同於一般例行查廠，而是透過專案調查及司法程序，調閱企業內部歷年進貨驗收資料、品管紀錄、留樣檢體及相關文件，才得以比對歷年資料，逐步還原中聯油脂調整熱損率允收標準的決策過程及其內部品質管理問題。

換言之，這類資料是透過重大事件後的專案調查與司法調查取得，與地方衛生局平時例行稽查所能取得的資訊範圍有所不同；兩者在法律依據、調查權限及可取得資料的範圍上，本質即有所差異。

結論

將重大食安事件爆發後，中央主管機關與檢調透過專案調查及調閱企業內部資料所發現的管理缺失，直接歸咎於地方衛生局例行稽查「查不到就是無能」或「查不到就是放水」，忽略了兩種制度在法定目的、調查權限及可取得資料上的根本差異。

例行稽查的目的，是確認業者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專案調查則是在重大事件發生後，運用更高層級的行政與司法調查權限，追查企業內部管理失當或違法事證。兩者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以事後專案調查取得的證據，倒推例行稽查依法應於事前發現。

因此，若要檢討制度，應討論的是現行風險管理、抽驗機制及稽查制度是否仍有精進空間，而不是以專案調查事後取得的證據，倒推例行稽查當時就應發現所有企業內部管理問題。如此論述，恐將「法定食品衛生稽查」與「企業內部品質管理」的界線，以及「地方例行稽查」與「中央專案調查」在制度設計上的不同職責混為一談。

1874年，日本在美國浪人李仙德之慫恿下，出兵台灣，是為牡丹社事件；佐久間佐馬太當時是一名軍官，由於原住民頭目阿祿古父子戰死於其手，故當時曾有「生蕃剋星」的稱號。1906年，他已晉升成為大將；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統治下的台灣，正當前述的資本主義奠基之後，意圖開發山地資源的階段；東京當局決定借助其威望，壓制原住民，進而可以展開開發工作；1906年4月，他乃在兒玉下台後，奉命出任台灣總督。後藤長官留任到11月才因調陞滿鐵總裁而離開我島。

佐久間總督在軍中資格非其前任兒玉所能及，稱呼兒玉少用敬語；對於後藤高升時，竟為自己留下「總督府首屆顧問」可以干預政務的一職，自然不太滿意；而後藤主政近八年來，由於兒玉在東京常有重要兼職，萬事多取決於後藤，總督府內早有後藤系隱然，接任後藤民政長官的祝辰巳就屬該系；1907年，發生北埔事件時，當時佐久間在日本，負責處理的是大島久警視總長；總督歸來時，事件已經迅速處置完畢，大島久非屬該系；其後，民政長官祝辰在任職兩年多後，1908年，病卒時，恰好後藤在海外，未能干預，因而，總督啟用大島久為民政長官。大島久長官引進內務局長川村竹治，與後藤系難睦。

然，如前述，原本佐久間的來台，乃以開發山中資源的理蕃工作為要務，而過去兒玉與後藤的理番政策多為了速效而採討伐政策，但是，由當時日本官書自述所稱，「當時番害頗多，討伐並不收效果。」上看，新總督應該有新的作為。

一、新的前期理番政策──甘諾政策〈棄婦政策。。。〉

佐久間總督抵台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其使命感。上任僅四個月左右，1906年8月，東台灣就發生了「太魯閣番害事件」；這時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的大津麟平警視；他是後藤系的，自然有後藤官僚當年製造「南北番大鬥爭」的某些特色；因此，1907年1月，大津提出的該理番五年計畫也是受後藤系影響下的理番計畫。

該番害事件中，日人被兩番一起出草，獵取了日人頭顱36個。過去對於這類事件，當局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事件，因1896年底，那以日警與番婦有所謂「接觸時不戒慎」而發生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尙未充分結案，故此時大津雖即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當地封鎖，但並未進擊。

至1907年5月，開始設置台東區第一條隘勇線；這是一個以欺騙、威壓為主軸的設計，其設計是以「甘諾」誘使各番社都能允許官方隘勇線進入番境，然後以該線所組成的警備線，來宰制我原民，被稱為「甘諾政策」。

該引誘中，除了過去所常用的將械彈、農具、番刀與民生必需品如鹽的開放交易、內地觀光、貸與槍等作為誘餌外，包含另一可稱為「甘諾」的設計，是官方鼓勵年輕日警與有力頭目或有勢力者的無知女兒推動所謂「番婦關係」，以獲取情報並推動各番社的親日走向──此關係「期約」為三年，日警就可放棄該關係；然後，當局將以高壓來取締各該番。該所謂的「蕃婦關係」，實應說是極為惡質的「棄婦關係」。比起後藤對於漢族所使用鴉片政策的「謀財害命」，絕不遜色。

1907年7月，就展開了實作；那是由日警指揮七腳川番社500人出擊，當局更派出海軍兩艦配合向番地砲擊，逼使我原住民不能不自動由隘勇線外，搬進線內；但其處置僅對該事件的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處分了事；這也是甘諾政策，往往故示寬大以求未來隘勇線所完成的警備線能充分發揮宰制作用。然而，隘勇線不斷建設的威脅日益明顯，往後不久，該年10月、11月，就發生了大嵙崁番漢聯合的抗日行動與新竹的北埔事件。

1908年8月，日軍更派出兩艦一船對東海岸做砲擊演習；顯然，該所謂「甘諾」其實只是讓我原住民就範的一套手法。但1908年底，如此威嚇，竟意外遭遇到「七腳川社聯合木瓜溪泰雅族共同襲擊日警的「番變」大事件」。

面對如此一連串的事件，1909年，大津署長對於曾經順從指揮的七腳川番以殘酷的「滅族政策」鎮壓；同時，因「滅族」的威懾，該年11月，南澳番表示歸順，故該五年計畫提前結束。

二、後期理番政策──軍事討伐

這是由於不僅東京當局對於掠奪我島資源的期望頗高，並且明治天皇也對佐久間總督的理番計畫表示了關切；可能有點像乃木總督當年因得天皇的交代，倍感壓力；佐久間的計畫卻因而獲得1909年的議會一次就通過了五年所需的全部經費，而大啟動。

有學者稱「第二次計畫之所以成功，其最大的因素是經費充裕」；確實當時正是1908年後，是縱貫鐵路完工後，在殖民統治的壓榨敲剝下，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產業進步，因而，被稱為本島財政的「黃金時代」，但也是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開始盤旋下降、日益民不聊生的時代。

此次理番計畫的時程由1910年開始，不同於過去的是，過去的隘勇線雖也想要宰制我原民，但是終究那「甘諾政策」，仍會被看破手腳，以至於不僅遷延時日，且竟然引起番變、番漢聯合抗日，實不理想；況且，長期以來沒收的番人槍彈極多，相對地，此時總督府獲得充裕的經費，一年已準備十萬七百顆子彈讓番地警備人員練習射擊，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當局，不只是有了戰勝的條件，更有了徹底掃蕩的能力；這就是此一計畫放棄「甘諾」的理由。

此外，據稱該計畫受到肯定的理由，還有「軍方自1908年弭平花蓮港阿美族『七腳川社番變』，對討伐生番頗感興趣，認為這是難得的地理偵查、部隊演習及軍事教育的好機會。」，使我島番民的傷亡與番地的殘破得到某種「合理化」。甚至，為了逼近實戰，1911年4月，當局更宣布延用明治二十八年的敕令一一五號，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官兵宣布「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

後期的理番政策也因此就強調在「軍事討伐」上了──據稱當年除了把大津換掉，並且台灣軍參謀長也換人，那時的情況是，「以人事變動表明佐久間總督對於理番事業的決心。總督這種鐵石心腸的態度，直接反映在軍人鎮壓『番人』的行動上一切採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

以上，就是對於此一總督，一般喜強調、視為其「豐功偉業」的理番事業。
理番之外，現實當然更為複雜，限於篇幅，此處僅舉出一殖民當局長年以來絕對不提，卻讓我這個傻教師滿眶熱淚也不肯忘卻的重要史事：

我島艋舺地區素行良好的典範青年洪禮修先生，由1902年在國語學校，獲得公費留日，1905年畢業回台後，為了堅持討論的教育理念竟與當局發生嚴重衝突：當校方提出「麵包或自由」的抉擇時，他堅決地提出了辭呈。

據稱，當年校方堅持是「大石（教務主任）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當時的情況是「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以及「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這位教師，當年據稱是第一位公費留日學生；1902年公費赴日，當然是千挑萬選受到各方肯認的標竿！
然而，真是奮鬥不屈的靈魂。。。

全球的民主制度普遍遭遇困難，有時被稱為民主的中年危機，《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1]），由其書名似乎在呼應這現象，探討台灣民主面臨的困難。這樣的書理應客觀中性，但筆者讀了一些內容後，卻感覺它全面的褒綠貶藍，絕不客觀中性。翻到最後一頁的出版資訊，我看到：
「*本書之撰寫與出版感謝六度基金會（Paramitas Foundation）陳文雄先生，以及文化部的補助。」
讓我們看看這本文化部補助的書如何不公正的褒綠貶藍：

陳文雄在其推薦序中，為賴清德助選並恐嚇讀者：若2028年賴無法連任總統，「台灣可能步上香港後塵，民主自由功虧一簣，走入黃泉。」

書中指出，台灣藍綠惡鬥，双方各自形成同溫層，網路上假資訊汎濫，造成社會對立，人民厭惡政治。這些都是實情，但書中指控，導致這些缺失的原因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餘緒和轉型正義只做半套所致，卻完全是無稽之談！選舉民主主張政黨競爭，很容易形成政黨惡鬥，是選舉民主制度本質上的弱點，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也是不斷惡鬥，焉能怪罪於威權統治餘緒和轉型正義不足？民進黨已經執政18年並仍在主政中，不思好好治理國家，與在野黨公平競爭，要解散國民黨，才是全套的轉型正義嗎？

書中嚴厲批評，柯文哲、黃國昌和民衆黨是沒有政治立場的民粹。但民主本就離不開民粹，美國總統川普不是更民粹嗎？柯、黃和民衆黨的崛起大多在民進黨的執政時期，若非民進黨執政太爛，他們何能崛起？

作者們寫作這書時，大罷免已經全部失敗，他們卻極力為其辯護。他們既「抹紅」國民黨的立委們，又稱讚：「除了『抗中保台』與『直接民主』兩大動力，在大罷免運動中，更有許多意義深遠的里程碑面向：(1)公共參與的擴大、(2)國家認同的融合、(3)自組織的強度與韌性。」最可笑的是，他們認定賴清德和民進黨都未介入大罷免，真是自欺欺人！

台灣富裕，書中吹噓「讓台灣脫胎換骨的蔡英文八年」，但指出，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屬於國安危機，可部份歸因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其實國民黨的菁英當年支持建立半導體產業，才是今日富裕的主因；國民黨菁英當年也建立全民健保系統，才能在貧富差距擴大下，維持台灣基本的正義和安定。這些都是書中絕口不提的！

書中推崇，史英教授成立人本教育基金會，推動反體罰、反權威的貢獻，並指出這進步是在解嚴後民主化過程中達成的，暗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須為不當教育負責。史和人本是有其貢獻，但也要看另一面，近年老師不敢管學生、校園內相當失序，他們是否也應扛起部份責任？至於不當的教育方式，日本殖民台灣時的奴化教育恐怕比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責任更大（參見《痛心日殖時期的教育》），因為很多教師都是自日殖時代續任到國民黨時代。

選舉民主要求政黨公平競爭，政府行政中立。文化部補助出版褒綠貶藍的書籍，當然是行政不中立，造成政黨競爭不公平，違反民主的規範。民進黨不是民主進步嗎？

[1] 王家軒、呂苡榕、周聖凱、 林運鴻、謝孟穎《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解嚴38年後的觀察與反思》左轉有書，202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