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與多年好友相約台北聚餐，因時間還早，在北車上下商圈逛逛消磨時間；孰知卻在北車大廳被滿坑滿谷席地而坐的台灣人嚇了一大跳！

劉杯杯一眼望去，只見在北車大廳黑白交錯的棋盤格地板上，數以百計的民眾席地而坐，滿滿的人潮卻不見喧囂，有白髮蒼蒼的老翁，有裝扮入時的年輕人，也有稚氣未脫的青少年。
都是台灣人，是的，都是台灣人！

劉杯杯三觀盡毀，假日的北車大廳不應該是來自各地的外勞，帶著家鄉的食物，跟來自家鄉的好友開懷暢敘的空間嗎？

再定睛一看，整場席地的台灣人倒沒有在吃喝，而是人人雙眼緊盯著手中的手機或iPad螢幕，指尖熟練地在畫面上滑動；更引人注目的是，不少人的面前整齊排列著四、五支手機，雙手如彈鋼琴般快速在螢幕上點擊。
有一位禿頂大叔更是神情專注，對著面前4支手機，運指如飛，很有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架式。

劉杯杯偷喵了幾眼，應該都是在玩《Pokémon GO》寶可夢抓寶的。
想了一下，北車的這種盛況應該不是偶然。
首先，昨天7月26日本就是《Pokémon GO》的全球補償日活動，重現「超級超夢Y」極致超級團體戰，大批玩家湧入台北車站挑戰收服，勢所必然。
更何況北車本身在遊戲地圖中就擁有全台最密集的「道館」與「補給站」；玩家不需移動，就能在原地參與高密度的頭目戰。
此外，北車大廳提供了全天候冷氣開放、風雨無阻的舒適環境，成為玩家避開戶外曝曬與惡劣天氣的最佳庇護所。

這其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有別於年輕人才打電玩的刻板印象，很多銀髮族也參與其間，形成所謂的「寶可夢阿伯」現象；隨處可見高齡長者一人操作多部手機；也有親子一起，甚或三代同堂共襄盛舉的狀況。
從此一層面而言，這倒是打破世代隔閡，長輩藉此融入年輕人的數位世界，彼此享有共同語言的絕佳活動。

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當台灣本地的寶可夢玩家大量湧入並佔據大廳地板時，卻與原先享有北車大廳空間的外勞群體產生了排擠效應。
原來的北車大廳是東南亞移工在辛勞一週後，利用假日與同鄉匯集、交流、敘舊、紓解思鄉情結的精神地標與重要公共空間，結果寶可夢活動帶來的人潮瞬間就將在相同時間前來聚會的移工擠到車站邊緣、地下街或酷熱的室外。

移工之所以能夠使用北車大廳空間其實是臺灣公民社會與移工團體耗費十多年的時間，共同努力對抗官方的「禁坐令」才獲得的權利。
而當移工們好不容易能夠合法的坐下來時，卻發現這個他們能夠短暫享有的空間卻已經被抓寶大隊所盤據。

台灣民眾當然有權利使用北車，但對於處於弱勢的移工群體而言，就有點像是合法的排擠了。
所幸的是，寶可夢活動之外的時間，移工應該還是可以在此野餐、慶生、交流、敘舊、跟排解思鄉之情吧？

有時候看著身邊那些紅藍綠的朋友，我心裡真的會生出一種有點複雜的感受。
不是憤怒，也不完全是無奈，甚至某種程度上，是憐憫。
因為我越來越覺得，他們之中很多人，不是真的在關心政治，而是在把自己沉進某種偉大的敘事裡面。沉迷久了，最後連自己都忘了。
這種事情，現在太常見了。

綠色的朋友很容易相信，只要建立了新的台灣國，一切問題就會跟著解決。台灣的教育、環保、產業、貧富差距、低薪、住宅正義、世代焦慮，甚至兩岸安全，好像都會在建國完成的那一天自動改善。近在咫尺的中國大陸，也彷彿會突然停止干預，國際社會也會理所當然地接受這個新國家。
這當然是一種很動人的政治想像，但問題是：這裡面到底有多少是現實，又有多少只是願望？

很多藍色的朋友也差不多。他們相信，只要把現狀維持住，只要還守著「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只要還抱著那部1948年的憲法，台灣就會永遠平安。紅色不可靠，綠色太腐敗，這些他們看得見；但藍色自身的空洞、僵化、失去動員力與失去想像力，他們卻經常視而不見。

紅色的朋友則更不用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聽起來確實熱血，也確實很能刺激情緒。但我一直很想問一句：民族復興了，你孩子的工作就會自動有了嗎？你那被腰斬又腰斬的資產就會回來嗎？你現在每一年焦慮的醫療費用、養老金不足、地方官僚的粗暴與傲慢，會因為一個偉大口號而自動消失嗎？
答案當然不會。

這就是我為什麼越來越難投入這些宏大敘事。
不是因為我冷血，也不是因為我刻意唱反調，而是我越活越覺得：人民自己才是社會的主體，人的生活才是政治最根本的內容。
如果一套政治語言，到最後只是讓人忘記自己最真實的困難，那它再怎麼壯麗，也很可能只是另外一種麻醉。

說穿了，很多人不是在參與政治，而是在借政治逃避生活。
逃避什麼？逃避那些最沉重、最瑣碎、也最真實的問題。薪水不夠、房租太高、父母老去、小孩教育焦慮、工作沒有未來、醫療越來越貴、社會越來越不信任彼此。這些問題太難看，也太無聊，沒有史詩感，不適合拿來熱血演講。於是很多人寧可把自己投進一個更大的夢裡：建國、統一、保憲、復興。
因為那些詞比較大、比較亮、比較有戲劇性，也比較能遮掩日常生活裡的狼狽。

問題是，歷史從來不是這樣運作的。
國家的名字不會自動解決低薪，民族的榮光不會自動降低醫療支出，憲法的神聖性也不會自動讓一個社會變得更公平、更有活力。政治可以改善生活，但前提是它真的願意面對生活，而不是只會拿抽象的集體想像來安慰人。

這也是我始終不願意把自己整個交給任何一種顏色的原因。
因為我越來越覺得，紅藍綠三邊最大的共同點，不是彼此差異，而是都太容易相信：只要那個偉大目標達成，其他問題都可以順便解決。

這其實是一種很危險的心理。
因為一旦你相信這件事，你就會慢慢開始原諒所有錯誤。
只要目標夠偉大，過程中的粗暴可以被原諒。
只要立場夠神聖，自己這邊的腐敗可以先不看。
只要敵人夠可惡，自己的無能就可以被暫時掩蓋。

久而久之，政治就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工具，而變成一種類似宗教的東西。
宗教不需要你理解，它只需要你相信。
宗教不需要你修正，它只需要你忠誠。
宗教不需要你誠實面對自己，它只需要你不斷重複信條。
而這正是我最怕的事。

很多人不喜歡我這種人，我完全理解。因為我既不願意跟著紅色高喊民族復興，也不願意跟著綠色相信建國萬能，更不願意陪藍色一起把一切寄託在一個越來越空洞的現狀神話上。

對那些已經把自我整個寄放在政治敘事裡的人來說，我這種人當然很討厭。
因為我不是跟他們正面對罵，我只是問一句很掃興的話：
你講的這一套，真的有解決你自己的生活嗎？
這一句話，往往比反對更刺耳。
於是接下來就會出現那些熟悉的標籤：
犬儒、冷血、自私、說風涼話、假中立、假理性、偽裝者。

老實說，我也聽得很習慣了。
只是我從來沒有打算讓所有人喜歡我。
因為比起讓別人喜歡，我更不願意失去我自己。
這句話說來簡單，其實並不容易。人活在群體之中，總是會被各種力量拉扯：家庭、職業、民族、國家、朋友圈、意識形態。每一種力量都希望你更完整地投入、更少保留地站隊、更徹底地交出自己。
可是我越來越覺得，一個人最後真正能守住的，可能不是什麼旗幟，而只是那一點點還願意替自己思考、還願意對自己誠實的能力。
如果連這點都交出去了，那麼你站哪一邊，最後其實都差不多。

我不是反對理想。
我也不是反對政治。
我更不是覺得人只要過自己的小日子就好。
我只是越來越相信，政治如果不能讓人活得更像人，那麼再大的理想也會變質。國家如果不把人民當成主體，再神聖的國號也只是招牌。民族如果只剩下榮光敘事，卻忘了個人的尊嚴與生活，那樣的復興最後很可能只是空殼。

所以我有時候真會覺得，那些過度沉迷在偉大敘事裡的人，不是太有理想，而是太害怕面對自己。
害怕承認自己其實只是個普通人。
害怕承認生活問題比政治口號更難。
害怕承認自己所依附的立場，並不能真正拯救自己的不安。
於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整個交給一套現成的語言。讓它替你思考，替你發怒，替你判斷，替你安慰。
這樣當然很省力，但代價就是，你慢慢不再是你自己。

我並不覺得自己多高明。我只是希望，在這樣一個越來越情緒化、越來越部落化、越來越被巨型敘事吞沒的時代，還能保留一點最基本的東西：
知道自己是誰。
知道自己在乎什麼。
知道生活比口號更真實。
知道人民比敘事更重要。
知道自由比崇拜更珍貴。
如果這樣會讓我看起來不合群，甚至顯得讓人討厭，那也沒辦法。
因為比起成為一個討人喜歡的人，我更害怕變成一個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而我想，這大概也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能力之一：
在所有偉大的聲音都叫你交出自己時，還願意替自己保留最後一點清醒。

輝達（NVIDIA）的核心優勢，已從單顆 GPU 轉向 NVLink、NVSwitch 與整體系統工程，再加上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與封裝，建立新的競爭壁壘。但這道護城河正受到國際科技巨頭與中國兩股力量的挑戰。

一、國際科技巨頭：建立開放生態

AMD、Intel、Google、Meta、微軟、AWS（Amazon Web Services）等共同推動 UALink、UEC 等開放標準，希望打破輝達封閉的 NVLink 生態，讓不同廠商晶片能自由互連，降低對輝達的依賴。

二、中國：打造自主 AI 生態

面對美國出口管制，中國加速國產替代：
• 發展 Chiplet、先進封裝等技術，提高晶片效能。
• 透過 DeepSeek 等演算法創新，以「軟體補硬體」，降低對高階 GPU 的需求。
• 建立華為 HCCS 等高速互聯架構，發展自主 AI 算力集群。

三、輝達的反擊

輝達持續以一年一代的速度推出新產品，並與台積電深度合作，掌握先進製程與 CoWoS 封裝產能，維持技術與供應鏈領先。

總結

輝達仍是 AI 晶片龍頭，但優勢已不再不可動搖。未來幾年，國際開放生態與中國自主生態都將快速成長，全球 AI 市場將由「輝達獨強」逐步走向多元競爭。

對於日本傳統的武士道言，嚴重的錯誤，當事人應該以「切腹」謝罪；雲林大屠殺引來國際媒體的尖銳批判，當局者應該如何是好？為了軍方的面子，陸軍次官兒玉源太郎接任總督，收拾殘局。

他首先以「無方針」，類似「無可奉告」，拒絕成為輿論的目標；進而以其副手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學者姿態稱「研究中」，並引出所謂「生物學」原則；拒絕過往的議論。

但是，其副手後藤長官1897年1月為台灣總督府所設計的「台灣鴉片令」，假天皇「仁慈」，「體恤」我台民而允許「老癖癮者」吸食「官方專賣的鴉片」之規定，與其嚴禁日人吸食鴉片，至借用吸食工具或吸食床具，皆在嚴禁之列；顯然有「謀財害命」之陰謀。

我島民間自1898年開始，引進廣東民間流行的降筆會戒毒法，社會自動展開偉大的戒毒運動；至1901年，全台南北之戒毒成績斐然；當時有如下的報導──

「改煙人數，中路關夫子之靈感……聞除苗栗一邑大約1萬5,000人，而中路總計煙癮之家則約近4萬人額數。試即此言之，三分已達其一耳。現各地支署日日收還阿片鑑劄，頗形繁忙……」

「阿片短銷，嘉義城內阿片煙膏往常銷售每日必四、五十罐之多；近日阿片取次人往辨務署發出三等阿片煙膏一箱，迄今一禮拜之久，尚未銷完。以後若仍如此短銷，營阿片業者必致虧本云。」

「降筆會先以一度乩示：應予禁忌吸食鴉片以來，使各地吸煙者靡然奉以為信，因而據聞欲廢煙者頗多，現今在於台南所聞吸煙者之減少人數……本年4月與6月兩月之鴉片請賣人數……幾乎將鴉片請賣者之數減半。至此減少之傾向，仍在繼續中……」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

如此，我島偉大的社會運動，竟然被禁止；雖然我先民曾經義烈地抗議──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然而，該一偉大的運動終被那惡毒的後藤長官所壓制、扭曲。。。幾乎沒有人敢於紀錄地。。。

因此，後藤長官在我島那著名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奠基工作」，我們由該鴉片毒計與前述的台民放逐史實，可以聯繫其一貫居心。難怪在該一奠基工作之後，在它們號稱偉大的事業進行中，雖號稱「尊重舊慣」，其實對於我島傳統社會的舊有慣習，並不真實尊重；例如，在土地調查中的「隱田」一項，就使得官有地增加達七成；而林野調查之後，更是由於我先民缺乏產權證明者眾多，因而，全台的官有地竟達全島林野面積的九成四。

難怪該所謂「資本主義」的事業完成後，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簡直只有盤旋下降而無上升的情況──當年相對於傳統強調「藏富於民」的好官是──

「清朝時代……當時的工資便宜……，稅金也很少，即使不繳稅金，政府也不會催繳，所以會忘記繳稅金。現在繳的稅金很多，只要慢一天就會被催繳，同時還要被罰二十錢催繳金。……」〈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上册，竹中信子著，熊凱第譯，時報出版，頁467〉
「關於納稅的義務……只有民間人士有納稅的義務，因此他們對官吏有所批評……『不是官吏就不是人。』在台官吏不但有薪資加給，分配到漂亮的官舍，還能免稅，……藝妓、娼妓是納稅大戶……」〈日治台灣生活史，明治篇，竹中信子著，蔡龍保譯，時報出版，頁78〉

由之讓我們想起日本武士儒學大家山鹿素行曾有那極為無情的「民至可愛」之說──
「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

至於，關於日人學者所稱──
「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從製糖會社得到不少好處〈……六萬元的差額由……三人平分〉兒玉在日本明明是借高利貸而還不了的人，後藤則是貧窮的官員，何以來台之後就能償還五、六萬元的債務……疑似貪汙的新聞很多。」〈頁140〉

此所以，當年我先民所面對的史實，是由1908年起，南北縱貫線鐵路通車，該年起，殖民者宰制能力強化，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就開始下降，1908年，27.2歲；……1930年，22.8歲；1931年，21.5歲；1932年，22.9歲……；可說那是除了少數的買辦階級與地主階級之外，尋常人家罕有改善家庭經濟所致之結果。
也就是在我島上的所謂「資本主義的奠基」，其政績是如此被視為「後藤系」而展開的。

兒玉總督此任期中的重要副手，是著名的後藤長官；兒玉下台前，受到東京當局的重用，常常不在台灣，例如，日俄戰爭時，他常往滿州前線督戰，自然島內大多由後藤決行；兒玉離職前，曾有意向中央推薦實力的後藤接任總督；後藤卻格於日本「武文官」的傳統，拒絕了兒玉的好意；論者有稱，如果後藤當年能夠適時對該傳統做出合理的堅持，或許往後軍國主義的日本就能多一理性自救的機會？或許可以看做是此時期他的另類政績？

《槍炮、病菌與鋼鐵》（[1]）算得上是關於人類史的名著，翻譯成幾十種語言的暢銷書。書中有一章，第十六章，談古代中國，把其主要觀點也套用於古代中國。然而作者看來並不了解古代中國，其觀點其實不能適用於古代中國，甚至有毀謗中國之嫌（作者應非故意）。

書中的主要觀點：

人類社會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地理環境，古文明出現在西南亞、中國，因為當地有較多適合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於是從居無定所的漁獵生活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造成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以及致命病菌的滋生，也造成社會的分工和政治組織的出現，從族群到部落、酋長管轄，再形成國家。同時隨著社會愈來愈複雜，於是產生文字和技術的持續進步，如產出銅鐵、槍炮等等。

社會的生活方式，會向周圍地區傳播，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的主軸線是東西向的，緯度相近，因此容易傳播；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是南北向的，又有不少地理的阻隔，因此不容易傳播。

在地理大發現以前，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美洲、澳洲和北非以外的非洲，幾乎是彼此隔絕的，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遠比其他各洲優越，導致多方面的長期進步，而其他各洲幾乎一直停留在漁獵生活方式，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因此能夠殖民其他各洲。

書中主張：中國很早就統一，現在（寫書當時）12億人口中超過8億都說普通話，是因為華北的華夏民族最早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形成國家、產生文字和技術進步，於是能征服周邊的異民族，就像歐洲人殖民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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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類比完全不合理，歐亞大陸與美洲隔絕了幾千年，造成社會發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歐洲人能輕易征服美洲土著；華夏民族與周邊的異民族並未隔絕，華夏民族的任何社會進步，多半不久就被周邊的異民族所仿效，華夏民族因此沒有多大優勢，難以征服周邊的異民族。中國很早就統一，另有原因：

周公（約西元前1000年）創建的「天命」和儒家思想有普世性（因此少有民族歧視），各民族的領袖只要實行德治，都有可能得到「天命」，而成為「天下」之主，很有助於民族的融合。當時中原周邊有很多異民族，其語言、文字多半仍較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華夏民族因此逐漸形成龐大的漢族。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史記》應該是記錄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說），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雖然這是神話式的虛構，卻也有助於民族的融合，而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為了利於統治，大多也自稱黃帝的後裔。

所以中國的統一與歐洲人殖民世界大不同（參見《獨特的中國文明，有殖民嗎？》）。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2018重印）（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當年，面對樺山資紀總督和桂太郎總督留下的殘局，乃木總督曾有下述似乎誠懇自我批判的官方重大言論：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將裁汰現有員額之半數；而今後之任用官吏所採方針者，第一為有意永居台灣者，至少能使台灣人民有同化之熱情者；其才學如何，並非首要之條件……」

然後，1897年初，他不只是對官民諭告：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另外，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也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乃木總督還在給朋友的信中，自白稱：「乞丐得馬」，被踢傷、咬傷；最後，事態發展到他想把台灣轉賣給列強：
「臺灣併入日本之後，日本分文未賺到不說，反而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日本無力改變臺灣人的清國情結，也難以在臺灣取得經濟上的收益，更無力治好臺灣，這個賠本的事情不能再做了，乾脆將臺灣賣給佛國（即法國）。」
官方頗受各方攻擊，大失面子。我們可想見乃木的處境與治績。

2026年7月8日於土耳其舉行北約峰會期間，川普公開辱駡伊朗領導層。
原話：「對我來說，我認為它（指談判）結束了。我不想再和他們打交道。他們是人渣。你知道什麼是人渣嗎？他們就是人渣。他們是一群病態的人。他們被病態的人所領導，而且是邪惡、暴力的人。」
「他們腦子有問題，他們瘋瘋癲癲的（cuckoo）……就我而言，和他們打交道只是浪費時間。他們是騙子。」

2026年4月7日，美伊談判陷入僵局，川普在社群平臺Truth Social上發表了極端警告，他的原話是：
「今晚，一個完整的文明將會消亡，永遠無法再恢復。」
雖然他在同一篇貼文中隨後補了一句
「我不希望這發生，但它很可能會發生」。

除了這次「消滅文明」的言論外，他還：
揚言徹底摧毀、夷平伊朗所有地區 (2026年7月)
在 2026 年 7 月川普還在社群上宣稱已有上千枚飛彈「彈上膛、砲開火（Locked and Loaded）瞄準伊朗」，並寫道：
「美國軍隊將完全消滅並摧毀伊朗的所有地區——讚美真主！」

2020 年初美軍刺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面對伊朗揚言報復，川普在推特上宣稱，美國
「……已瞄準了 52 個伊朗地點，其中一些對伊朗及伊朗文化而言層級非常高且非常重要，這些目標以及伊朗本身，將遭到非常快速且沉重的打擊。」

川普的滿嘴跑火車，讓我憶及其他兩個美國要員頗具代表性的言論：

一、艾倫·布倫( Allan Bloom )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祖師爺斯特勞斯教授( Leo Strauss )的大弟子，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名聲鵲起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老師。
布倫曾針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提出過「小人國遊記」觀點（Gulliver over Lilliput）。意指古力佛巨人途經小人國時，為了替他們滅火，撒了一泡尿解決了問題，但卻引起小人國的憤怒與不滿。

二、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更是非常離奇。1995年，布老在一次三藩市舉行的精英會議上指出，為了避免讓即將邊緣化的全球80%人口不對發達國家搗蛋，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乳頭樂」（tittytainment，英文“乳頭”與“娛樂”兩字的合併，指“色情文化”）來麻痹他們，以使他們把精力耗在床上而不是床下。

布倫與布熱辛斯基畢竟是文人，其言論儘管充滿對第三世界的蔑視，但卻知道如何進行一番「藝術加工」。至於川普，這個紈絝一世的活寶，顯然仍舊沉醉在孩童時代的牛仔電影與泰山電影的劇情中，無法脫繭正常成長。

如果說，川普的個性不過是代表他個人，那麼令人費解的是，為何他能二度勝選？而且，他的所作所為，還能再三得到兩議院的支持？川普與美國之間，似乎並不存在一道鴻溝。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