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台灣史研究序文）
大地啊，您真的那麼渴嗎？要喝那樣多的鮮血與那樣多的淚？
───匈牙利詩人 裴多菲 ●
這篇「從『知識份子到知識份子』的題目，由何而來？
因於大約六十年前，自己曾經寫過的一篇名為「由「建中青年」到「建中青年」」的文章，得刊於校刊上；在那篇文章裡，年輕的我以「一校友」為名，期許於所有建中校刊的同學們。
猶記得當年該文所憑藉的就是當時青年學子間正風行著有種「知識份子」所特有的「捨我其誰」的自得。
當年，關於「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的說法，正是我們那年代青年們的自我期許；剛渡過了青少年階段的我們，敢於承擔時代的任何重責大任；樂於追求真理，樂於付出犧牲；在那個現代化理論逐漸高漲的年代，我們嚮往於西方意識形態的多於涵泳於自身傳統歷史文化的。
當年大家年幼無知，卻也都很願意以那樣的青年知識人之風骨自標，高調自己的理念；但是今日看來，當年看似高檔的許多自由民主文化理念，在西方近數年來政經下行之後，才知其現實不過是西方意識形態惑人的傳聲筒而已；過去那麼長期的認知竟然只是知識人的「一廂情願」，如今真是讓我們深感遺憾與慚愧不已。
所幸，個人當年不是個乖乖牌，除了喜歡足球場上的風砂、水畔的釣魚與廟廊裡的棋局外，還喜歡舊書攤裡豐富的種種課外讀物。
最早的記憶中，我們島上的球鞋，早年都是依西方鞋模造出的產品，與中國人腳型不合的結果就是鞋子容易破損；我痛惜好不容易獲得的那雙球鞋啊，那可能是我最早主體意識的由來。
此外，我頗早就接觸過像「關於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問題」那樣的思想性文章；那是當年國民黨內部有編號的書籍，讓我在牯嶺街讀到；還有，頗早我還看到過一冊紙質發黃的蔣介石著作選集，其中有蔣反對「討赤」的宣言；因而，我頗早對各方意識形態問題，就有了自身的主體性；雖仍然想做一位誠實的、熱愛家國與社會的知識分子，但是，應該如何自處？
沒想到，現實竟是那樣複雜與單純，後來，我考入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系三民主義組，一年級寒假，在台北就發生了當年永祥兄他們的台大哲學系事件；而另一老友一回兄則在台南牽進了據稱是成功大學的另一逮捕事件。。。。
昏迷多日後，沒想到會餘生的我，躺在台大醫院某病房；那是一個清晨。
偷眼張望，沒有外人，只有母親一人在床前一椅上看早報；報紙的頭版頭條竟然是二月二十八日，蔣經國關切雲嘉海邊居民的生活───啊，那正是我近半月前曾經向調查人員提起過的，關於東石漁港的防坡堤被海浪沖壞，久未修復。。。的回應嗎？我這個現實中無能的知識份子，還真能做什麼啊。。。我遇到的問題是，我若竟得餘生，我將如何定奪自身？我的素性不可能接受沒有是非的庸碌。。。
作為師範生，當時可說我已具有成為教師的資格，我不難把一位理想教師與一個理想知識份子的腳色聯繫起來；我就將可繼續自己那過往自期的知識分子道路？
如何能夠成為一個符合自身理想的公民教師。。。如何傳承歷史文化、引領社會理性的發展？
我曾經試圖把自己認為重要的中華文化精髓整理出來，以做為公民傳承的內容，但是沒有成功───哪裡有哪麼容易啊；在三、四年的大學時期，我還曾經試著改寫出自身理想中的公民教科書；卻發現公民問題應該與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公民教科書的編者怎能不理解我們社會自身的歷史？
是那樣地，雖然好久前，我就讀過吳濁流先生的名作「亞細亞的孤兒」；我讀得感動得落淚的，連忙轉給家在本省大雜院的一回看，想聽其意見，讀畢他竟面容沉重地說實際更複雜，不會說；他很少那樣，我沒追問，但讓我印象深刻；此後，為了關於公民課本的理念，更讓我深深重視我們島嶼不幸的歷史。
不是歷史專業，卻由於重視它而貿然進入，甚至提筆；雖然，自知應該能夠更好，更深入；但是，想起當年讀日本近代史，讀到明治維新時代主張司法改革的江藤新平，為了其理念，曾在委託他所屬意的洋學者進行翻譯時，指示稱「誤譯亦無妨，但求速譯」，而該學者也自承「如墜五里霧中」，「完全是迷迷糊糊的進行翻譯」；我也只想為社會提供更深刻周全、更好、更有力的公民課本啊。
沒想到，好快的歲月，匆匆已近六十年過去了；愚昧的我，不但我的公民課本沒有能完工，而我欲為其奠基的日殖台灣史研究，也還沒有完工，甚至一回兄已經仙逝；目前只是積累了超過百萬字的史料與文稿；當年那透過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與其社會關懷而催生的種種啊。
雖然，今日已經來到可能較過去任何時代都更要真假難分、假新聞、假論述充斥的AI時代；然而，知識分子的客觀與理性，如果不要過分強調價值多元，甚至價值中立，多做調查與研究，多在務實上考察，而非被惑於類似普世價值上的自慰或自苦；知識分子努力向各方面求知，不輕易妥協的理性態度，不應該仍是我們的社會所需要的嗎？──本文就是個人整理該關於日殖台灣史研究的文稿時獲得的概要性部分的史述。
一個愚昧與過時的知識份子的告白，遙想當年在台北羅斯福路頭秩銘家聚會的青年時光與當前這個似乎前程遠大的時代；是為本書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