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背叛黨國。
我只是回到那個最初的信念──孫中山先生筆下的「天下為公」。

這幾十年間，我看著黨的旗幟被風吹得斑駁，信仰被人誤讀成權力，理想被貪婪與恐懼稀釋。有人說我變了，有人說我背離了原點。但我知道，那個原點並不在權勢的宮牆之內，而在千萬個相信正義、相信公理的普通人心中。

我生於亂世之後，長於矛盾之中。教科書說我們是自由中國的子民，但街頭的冷風、監獄的鐵窗，卻讓人懷疑自由的定義。那些在黑夜中被帶走的人，他們並非叛徒，而是另一種忠誠者──忠於思想、忠於理性、忠於不願屈服的靈魂。這樣的忠誠，黨國未必理解，但歷史會理解。

有人問我，如今還信什麼？
我信理性，也信慈悲；我信文化的延續，也信改革的勇氣。
我信中國，不是疆域上的中國，而是文明的中國，是孔孟之仁義、蘇辛之氣節、孫文之理想。這個中國，不靠口號維繫，也不必藉敵意生存。它存在於每一個願意為公義犧牲、為真理挺身的靈魂之中。

我敬佩那些為信仰殉道的人──無論他們的旗幟是紅是藍。若一個人能在恐懼之下仍堅持理想，那就是人類文明的光。
吳石將軍、朱諶之、聶曦……他們的選擇各異，但共同之處在於不背叛良知。即便歷史曾讓他們成為對立的符號，我願稱他們為「信念者」，因為信念比政權長久。

我也不憎恨任何人。
那些迫害過同胞的人，或許也是被體制囚禁的靈魂。歷史的悲劇，不只屬於受難者，也屬於加害者。
我願意原諒，卻拒絕遺忘。因為唯有記得，我們才不會重蹈覆轍。

當代的台灣，常陷於意識形態的迷霧。有人高喊自由，有人高喊統一，但我看到的是更深的裂縫──人心的分裂。
自由若離開了真理，就會成為放縱；統一若沒有仁愛，就只是征服。
我們的時代，不缺口號，缺的是誠實。
我不屬於任何派系，也不願再被「藍綠」綑綁。
我只希望，這個土地能重拾一種清明的政治信仰──不是為誰，而是為了公理與後代。

那是我從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裡學來的信念：
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不能私有。
如今，當我再提起「黨國」二字，我想到的不是權力，而是責任。
責任在於不讓信仰死去，不讓理想被貶為空談。
我仍稱自己為黨的子弟，但那個「黨」，是以天下為公為宗旨的革命黨，不是以權力為信仰的政客團。

或許，我的告白太遲。
但遲來的真誠，也勝過永遠的沉默。
我仍相信，當歷史最終回望，我們這一代人會被問一個問題：
「你是否忠於自己的理想？」
我想，我的回答是：
我沒有背叛。
我忠誠於那個不受時代侷限的理想：
天下為公，民為邦本，仁者無敵。

一、兩岸漸行漸遠的深層原因

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失敗，向中華民國投降，日本佔領下的台灣，也回到了中華民國的懷抱中。海峽兩岸，正式進入了統一的時期。中山思想以及各種「孫中山先生」的意象開始進入台灣。好景不長，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台灣，海峽兩岸開始進入分治的時代。

兩岸分治以後，大陸經過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台灣經過了戒嚴、解嚴、民主化。海峽兩岸在歷經眾多不同的歷史事件中，已經被形塑出了不同的「歷史記憶」，兩岸人民漸漸沒有共同話題、沒有共同情感，開始變得越來越陌生，這就是兩岸漸行漸遠的深層原因。

二、作為兩岸共同歷史記憶的「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先生，曾三次來台為中華民國奔走，在台北留下了他的足跡「梅敷屋」，這便是光復之前的台灣對於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記憶」。而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在大陸也同時處於壯大之中。因此，海峽兩岸在台灣光復之前，就已經形成了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共同歷史記憶。

1945年之後，「孫中山先生」的各種意象開始進入台灣，各地開始紛紛設立中山銅像、建設「中山路」。海峽兩岸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共同歷史記憶也開始進一步加深。

兩岸分治後，中共仍然尊崇孫中山先生，在大陸的中學歷史課本中，有很長的篇幅在介紹孫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以及三民主義的概念。而在台灣，中山思想開始落地生根，各大學、研究機構紛紛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與教授孫中山先生的生平與思想。因此，「孫中山先生」已經成為在兩岸分治以後唯一的「共同歷史記憶」。

三、以「孫中山先生」拉近兩岸感情、建構和平的橋樑

兩岸分治之後直到今日，大陸多個省市、「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皆有保存或新建「中山公園」，南京、廣州等地有中山陵、中山紀念館等紀念孫中山先生之處。孫中山先生的故居也在廣東省的中山市成為了「國家一級博物館」。而在台灣，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皆有「中山公園」，各地皆有「中山路」，台北建有「國父紀念館」。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不僅成為海峽兩岸的共同歷史記憶，更是成為了兩岸之間共同的「政治符號」，融入到了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心中。

在兩岸漸行漸遠的今天，以「孫中山先生」建構兩岸和平的橋樑，大力宣傳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跡、中山先生關於兩岸之間的共同故事，以此拉近兩岸人民的心靈距離、增進兩岸人民的感情、增加兩岸人民的共同話題，應是兩岸之間探索和平路徑的可行方案！

台灣人長期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一直深信共產制度的『共產』，就是共享他人的財產。我以前也是這麼認為的，直到2017年經過前輩解惑和翻閱《共產黨宣言》等書籍，我才改變認知。其實共產的『產』是指生產資料，即用於生產所需要的工具、土地、機器、資源等，所以共產主義照字面上的意思應該翻譯為生產資料公有化，而在農業社會，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為土地，故共產主義很大程度上就是廢除過去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掌控大量土地的土地制度，這也跟孫文提倡的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一致。

有人會說，地主繼承祖先的家產或是因努力賺錢而發家致富，不應該剝奪個人的私有財產。首先，我當然支持靠個人努力發家致富的財產不該剝奪，但是若是私人壟斷某種資源，利用供需失衡賺取高額利差，例如大地主掌握大片土地不事生產依靠租金就能致富，而向地主租地的佃農辛苦勞動一整年，至少一半收穫得繳給地主，這種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我們該反對的。所以，共產制度應該是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由國家分配生產工具給有需要的人使用，此即『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

孫文是很早就知道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他在1905年訪問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書記處，當時記載的人民報，曾報導他贊成中國土地公有，並且由公社按章程租給農民，與今天中共在農村實施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一致的。此外，土地公有制是農村將土地租給農民，那自然是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和處分權。那自然是限制個人對土地的使用，防止農地非農用，即農地零碎化的問題，今天台灣有很多農地建工廠的問題，就是個人對土地的濫用。

此外，孫文在1912年在上海與中國社會黨的演講『社會主義之派別和方法』，也對中華民國成為土地公有、資產公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抱著樂觀的態度。孫文在此篇的演講，也提到孫文對資本的定義：『凡物產或金錢以（倚）之生產者，皆可謂之資本。』，資本即『非倚仗人工，倚仗著物產或金錢而生利』，由人以人工創造的財產當然需要保護，但是由物產或金錢生利的財產（及資本）則必須要管控，資本並不等同財產。所以要『節制私人資本』，個人壟斷資本即壟斷資源，對社會有極大的危害。

既然共產的定義即是生產資料公有化，在那時指的即是土地公有化，因此即需要土地改革。這自然是觸犯到以地主鄉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利益，他們造謠共產是財產共有，並阻擾國共合作。而孫文後來在1923年面對鄧澤如上書和1924年馮自由等人反對國民黨改組，堅決的表達贊成國共合作，甚至揚言若國民黨不贊成改組，他就要退出國民黨，參加共產黨。在1925年9月13日蔣介石對北伐將士『反對反共』的演講，間接也證實孫文有這樣的表態。由此可知，孫文對國共合作的態度是積極的，絕不是右派所說的對『聯俄容共』的態度是消極的。

經由上述發掘的歷史及思維，我們就可得知當初中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絕對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只為了分裂中國。而是因為國民黨違背孫文遺志，不顧中國多數工農的利益，不想進行土地改革，為了維護少數鄉紳地主的利益，捕殺農會成員共產黨員，而有所謂的四一二事件。在事件之後，共產黨為了實現工農的理想即土地改革，轉入地下進行武裝鬥爭，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也要進行革命。在我看來，不是共產黨要分裂中國，而是國民黨違背人民意志，背叛總理革命遺志，是國民黨逼共產黨上梁山的，國民黨的民國，是只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封建地主之國，而共產黨的蘇維埃才是考慮到多數工農的人民之國。

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擁有軍隊人數優勢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會敗於共產黨，為何共諜如此之多？也能夠解釋如錢壯飛、沈安娜、郭汝瑰等那些人在國民黨內擁有高官厚祿，也要背叛國民黨，因為他們心中的信仰和理想是中國必須要進行土地改革，將土地所有權由少數大地主轉移到多數人民使用，即所謂的『耕者有其田』。這些人冒著失去生命的危險，也要實現心中的理想和信念，這是用錢、權、色也買不到、誘惑不了的。國共內戰發生的原因就是國民黨認為共產黨武裝割據，而共產黨則認為國民黨要收回解放區是對土地改革的反對，也是對自己政策和人民的否定。內戰的本質就是將封建地主土地下放給人民，解放土地所有權的一場戰爭，而不是國民黨所說的共產黨要武裝割據，也不是民主與獨裁的較量。

幾年前，高金素梅在2019年的視頻《POR LA PAZ！為了和平！》介紹美國的聯合水果公司掌控中南美洲龐大的土地資源，為了能繼續掌控140萬公頃的土地資源，美國不惜發動政變，推翻瓜地馬拉的民選總統阿本斯，因為阿本斯總統在瓜地馬拉進行共產黨式的土地改革。為了給干涉他國內政一個理由，美國常給的理由是民主自由推翻共產獨裁。因此，列寧曾說『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就是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就是一國去侵略掠奪他國的資源。美國就是一群資本家聯合掌控的國家，去掠奪他國資源的帝國主義者。所以，當時的人們會喊出『反帝、反封建』這樣的口號。如果我們今天只相信國民黨給的資料，不去思考不去查找資料，那自然我們就不會發現國民黨想隱藏、想扭曲的歷史。

今天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在新帝國主義於世界範圍擴張之際，次殖民地的中國面臨民族存亡危機，於是孫中山先生矢志國民革命以振興中華。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起初嚮往西方的民主、繁榮、富強，辛亥革命創建中華民國，希望中國能與西方先進國家並駕齊驅，躋身一流國家之林。（註1）

然而，民主法治一再被軍閥等反革命勢力破壞，列強對國民革命的輕視態度，以及支持軍閥的行徑，歐戰反人類的浩劫，英、法、日列強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施壓，讓孫中山先生和其他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性產生懷疑，日本也顯然成為西方霸道的鷹犬，於是決心走上與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俄國革命的發生，使許多中國青年嚮往社會主義。孫中山先生為回應時局變化，於是進一步擴充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註2）

民族主義 方面，首先說明民族主義的定義、中華民族的組成，接著說明中國面臨新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機，以及俄國革命對殖民地、次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鼓舞。在世界民族問題的背景下，中華民族應當打破一盤散沙的狀態、如同水泥般團結起來，以抵禦帝國主義的入侵。在民族得到振興以後，應當發揮固有的倫理道德，在世界範圍濟弱扶傾、促進世界大同，掃除帝國主義與強權政治，實現國際的和平與繁榮。（註3）孫中山先生逝世後一百年間，先後發生了二戰、冷戰、亞非殖民地獨立運動，以及今天的俄烏戰爭和以阿衝突，如何以中山思想消弭國際爭端，使渴望和平的世界人民能伸出雙手相扶持，考驗著時人的智慧。

民權主義 方面，說明了西方民主法治的概念及金權政治的問題，必須以傳統中國的考試權、監察權加以矯正，實行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同樣反對權貴資產階級操縱的金權政治，但孫中山先生和馬克思的政治思路不同的是，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從階級論政治；孫中山先生則從能力出發，主張權能區分，人民有權、政府有能。議會民主是歐美國家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高度發達後的產物，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軍閥割據、經濟落後，缺乏直接實行議會民主的條件，於是孫中山先生主張以 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訓練民眾參與政治，實現中國的民主憲政。（註4）

民生主義 方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自律性市場的不穩定性（註5）、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註6），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流行，是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所要面對和解決的課題。孫中山先生說過，「只可師馬克思之意，不可師馬克思之法」，以及孫越宣言聲明「共產組織乃至於蘇維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這些話代表中國現代化的政策和模式不可套用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亦不可取。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扶助農工，實行大政府領導的實業計劃工業化，以建設富強、公正的三民主義現代化國家。（註7）孫中山先生的大政府經濟模式，固然與海耶克學說（註8）相悖，但海耶克沒能看到二十一世紀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在此孫中山先生節制資本、實業計劃和社會福利保障的主張仍有一定的遠見。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仍有時代的侷限性，有待後人的修正與補充。
例如民族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擔心中國人口成長緩慢，無以在世界上生存。但1930年代地理學家翁文灝（註9）和社會學家吳景超（註10）即指出，中國過剩的人口阻礙了現代化的發展，導致國家積弱不振；二戰結束後，亞非拉國家人口的爆炸性成長，人口過剩造成農村貧困和假性都市化等問題，這些是孫中山先生始料未及的現象。
民權主義需要討論的是，「革命民權」究竟是過渡時期的權宜措施，還是長期的政策？
民生主義方面，孫中山先生主張大量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從事實業計劃；但二戰後的拉丁美洲國家，也在美國「爭取進步聯盟」的安排下引入外國資金和技術，經濟發展卻不見起色。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外國進行經濟技術合作，是後發展國家的一大挑戰。（註11）

儘管如此，孫中山先生的學說作為一種國家發展理論，具有承先啟後的時代前瞻性，值得後人深入討論和力行實踐，以實現民族復興和世界大同。

註1、2：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張玉法《中國現代史》

註3、4、7：孫中山《三民主義》

註5：（匈）卡爾・波蘭尼《大轉型》

註6：（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

註8：（奧）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註9：李學通選編《科學與工業化—翁文灝文存》

註10：吳景超《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註11：（美）雷迅馬《作為意識型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

物多錢少則物賤，物少錢多則價高。美國貨幣寬鬆，大印鈔票，東西沒有增加，自然物少錢多而價高，即是通膨。但美鈔是國際通用貨幣，成本17美分的美鈔流向世界，換回100美元的物品，美國的通膨被全世界稀釋，轉由全世界負擔，所以全世界萬物齊漲。金價、股票、房地產、麵包，前面三者都在富人手中，所以富人財富漲了三倍，跟窮人沒半毛錢關係，窮人手上沒有可以上漲的財富。麵包上漲跟窮人有關係，但那不是財富上漲，而是負擔加重，而這種負擔對富人又幾乎不值半毛錢關係。這就是富愈富、貧愈貧的由來。

人類不是生而平等。聖賢才智平庸愚劣，有強者弱者之分。依照天演論優勝劣敗來說，弱者是要被自然淘汰的，才能使物種繁衍茁壯。既然生而不平等，何來生而自由？看那動物星球，從獅子、猴子，到鬣狗、狼群，各自都依強弱不平等而有階級之分。自由是強者的自由，高階的自由。弱者、低階，哪來的自由？所以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欺騙者的謊言。那些騙徒正是強者，他們鼓吹人類生而自由平等，因為對他們有利。

孫中山先生偉大的地方在於：
當一大堆人今天還在盲目迷信自由平等時，孫氏在百多年前頂著風口浪尖已經逆流駁斥過：人類沒有生而自由平等。
更難得的是他受到西方文化薰陶而成長，卻能慎思明辨而不人云亦云。
尤其他不但看到了問題，還提出了解決的方向：服務的人生觀。
「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最偉大的是他本身就是一個強者。他可以跟其他強者一樣享受強者的自由，但他做的是服務弱者，替弱者爭取自由平等。

《頂尖學者與鉅富合作反對美國公共措施－川普參與？》提到經濟學界著名的公共選擇理論：
「雖然政府的存在純粹是為了提供公共利益給廣大民眾，但卻有可能有許多利益團體出於私利而進行遊說活動，推動政府實行一些會帶給他們利益、但卻犧牲了廣大民眾的錯誤政策。舉例而言，製糖產業的遊說者可能會遊說政府補助他們的糖產品，或是施加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無論採用哪種方式，結果都會導致效率低落的經濟生產。」這種問題所產生的政府效率低落，被稱為「政府失靈」，成為科克網絡反對很多政府公共政策的理論根據。

這種推論是很奇怪的。簡單講就是：政府本該行善，但卻作惡。所以結論是政府什麼都不要做算了。這不是很奇怪嗎？應該叫政府恢復行善才對呀。政府為什麼會被遊說到錯誤的政策上呢？在人。一是人的能力，二是人的品德。小蔣當年派人赴美挖角學人歸國時說：你們不回來，將來就是讓三流人才來管理你們一流人才。也許將來AI可以創建一個制度，不在乎人的能力高低；但永不能創建一種制度可以不管人的品德高低。

頂尖學者與鉅富都是強者，他們不缺能力，只是無品。他們披上文明的外衣，高喊人權、自由、平等，實際上奉行弱肉強食的法則。政治、學界、宗教等的世界領袖們，應以「貢獻」代替「成就」做為推崇價值的衡量標準，藉以移風易俗，建立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分母是能力，分子是貢獻，則市場賣菜嬤陳樹菊的價值遠高於渣男亞馬遜貝佐斯。貝氏身為鉅富，旗下員工多有靠兼職或領救濟品過活者，其分母很大，分子很小。陳樹菊反之。為什麼世上多人認得貝佐斯，卻不識陳樹菊？就是以「成就」代替「貢獻」做為價值衡量標準。價值搞錯，謬以千里。

下列視頻所言非虛，只要貫穿整個革命黨的革命宗旨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他們真的是要為國家復興發動革命嗎？《開誠公告十八省豪傑書》也點明日本的企圖，利用革命黨分化中國內部，最後達到日本佔領東北的目的。

“反清复明”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辛亥革命早期的思想…

日本為什麼會對中國的滿漢矛盾這麼了解，因為明朝滅亡後，大批朱明的皇親國戚都逃到日本去，在理學上開啟了朱熹理學在日本的傳播，在文化上讓日本人覺得自己是理學和心學的繼承人，這也解釋他們認為侵略中國為什麼是在振興中國。

在甲午戰爭之前雖然沒有派遣的留學生，但中日之間一直有往來，日本也一直在收集中國的各種情報。日本傳統戰略就是佔領朝鮮半島，要佔領朝鮮半島就必須提防大陸政權對朝鮮半島的軍事援助，所以他們很早以前就在調查中朝的關係與實力，並在朝鮮半島上散布「合邦」的思想，這也是為什麼大院君與明成皇后有黨爭的原因。

革命思想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發展起來的，這時間點剛好就是清朝在1896年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這批留學生就在日本接受了革命反滿的思潮。《十月圍城》中胡軍演的閻孝國是滿族將軍，拜師李玉堂，李玉堂是留日的留學生，1900年返回中國，然後推動反滿革命。但歷史事實是，當年送去日本的留學生中，滿漢學子都有，日本人在教授這種思想時，就造成了當時滿漢兩派人的對立，光是在日本這兩派人就已經打起來好幾次，這也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滿清讓國以後，全國各地的屠滿事件，西安、荊州、武漢、南京、京口（我家，駐防編制1500人，連同家屬約五六千人，最後只剩下幾百人）、杭州、福州、廣州等等各地的屠殺滿人，這都是在革命黨人保證保護各地滿人安全，絕不清算的合約之下，立即翻臉毀約的事件。所以我一再主張孫中山是民族恐怖份子，而革命黨沒有一個好東西。

我個人情感上，少年時期曾經崇拜過孫中山，我曾謀劃過在各大學裡籌組社團發揚三民主義，積極推動中國統一，以孫中山後繼者自居。但了解這段歷史後，我便痛恨孫中山。然而理性上我是支持民生主義的，即便我怎麼唾罵他是國賊，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他依然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功臣。可話又說回來，儒家思想本來就有著強烈社會主義的精神，特別是在天下觀與大同思想上，所以孫中山有功，也只是助推之功。

天安門廣場節日立孫中山畫像，本為歷年所見，卻有人偏朝狹處解，忘記早已有的“先行者”稱謂，去扯“國父”應該誰、誰。
無聊、好笑，最不好的或許還是別有用心。
於是，天人有感焉：

國父稱謂何時始？
大陸今日無此詞。
島內至今仍有用，
綠獨仇恨漠視之。

京城廣場中山像，
幾十年來皆如此。
先行自該後行念，
後腳豈忘前腳史。

百年復興大潮湧，
後浪多賴前浪力。
今日紀念先行者，
緣由教員最早提。

兩岸正處融合期，
促統需要通關語。
中山誓言猶在耳，
振興中華共同旗。

中華自古和文明，
聖神多多不獨一。
復興大潮莫分流，
萬源匯流流才急。

注：

教員：大陸網路對毛主席敬語。緣由毛多次說教員是自己最喜好的職業。
先行者：毛主席對中山先生的敬語。

馬前總統您好，我是一個在上海執業的台胞中醫師。2008年及2012年曾回台投票給你。

我自幼生長在台灣，四十歲後才來到上海，至今十餘年。

在這裡，我參觀過洋山港不止一次，也搭乘高鉄數次，深知它們的便利。如我這一代民國五十多年出生的台灣人都該很清楚，這其實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鉄路網」的計劃。我人住在浦東，每天劃一劃手機，就能買到東北産的大米或山東的花生油，不消幾天就能送上門。這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説的「貨暢其流」。

您現在也看過了洋山港，也搭乘過了大陸高鉄了，應該明白我的感受。

每當我前往上海市的孫中山故居時，都會在心裡默禱向他報告：「您老人家的夢想計劃，現在都實現了！」雖然，是用了跟當初預想的不大一樣的形式。數年前當我聽到習主席說出「我們是孫中山精神的正統繼承者」時，心裡真的很高興。

我從來沒入過任何黨，充其量只是個欽佩孫中山先生的仰慕者。

在台灣時，我親眼見過國民黨分裂出新黨，然後又分出了親民黨。雖説是分家，但也沒有敵對到不能談和合作的地步。
畢竟原本都是一個團體，景仰追隨過同一位精神領袖。
回顧歷史，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人微言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而已。
但幾百萬藍營選民裡，有類似我這種看法的，肯定也不會少。

關於巴戈，我老覺得台灣早就是一個斷代的社會，又何必連篇累牘地追悼呢！那些年輕人恐怕覺得那只是一個異空間的異域裡，曾存活過的古生物吧？

就像我也不太了解年輕人現都在忤些什麼東東！好似一個電玩或是動漫，才是偉大的事物！

當我在聯合報的網頁裡，看到竟有一篇批孫中山不過是個渣男，而共和的革命事業，他也不是什麼要角的文章，就直覺報導些巴戈的過往，只是某些老人對消逝年頭的無聊感傷而已！

過去這些年的風尚無非是，將歷史任意剁碎、裁切、拼湊，弄些萬花筒似的胡謅文章，就完成了所謂的創造以及存在。那過去究竟是什麼，真的無關緊要。

其實連孫中山那篇文章都屬多餘，作者以為他建構了新的歷史，但如今的人可能連劉德華都覺得太遙遠，那孫中山是誰？就是一個宇宙難題，他是孔子的弟子嗎？可能。

真正的讀者還是我們這類老先生，我們懂得孫中山的價值在哪！那些革命亡命中發生的風月，只有多妻制的擁護者，因為欽羨又抱撼，才興致昂然！

唯一要佩服的，是蘇貞昌、謝長廷這些老政客，分明是巴戈時代的人，卻還像時代前鋒似地占據今天的網路版面。蔡英文亦復如此，竟然還保有小英的綽號。

所以不老的春藥就是民主，只要喊一喊民主，你就一點不老。年輕人吃這一套！真的。

很多人就是不明白，孫中山時代的中華民國和蔣介石、汪精衛、李登輝…時代的中華民國完全不一樣。所有的革命行動、著作、理論都是孫中山完成的。孫中山從頭就跟貧苦的中國人民在一起，孫中山是社會主義者，孫死後，中華民國就走樣了，不是親美就是親日的走資派。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名相。我執、法執，你愛的是哪一個時期的中華民國？中山先生的理想已經在大陸實現，而超英趕美恐怕更往前一步！大家要知道，孫中山時期的中華民國包括所有左派人士！連毛澤東都是國民黨員。

孫中山：「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中山公園，孫中山：「計利當計天下利！」

中山先生歷經百年國恥，若地下有知，一定大大讚揚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者，而不是斤斤計較蕞爾小島的選票。在台灣的政客裡，找不到一位像孫中山胸懷四萬萬同胞(現在是十四億同胞)的人！搞獨台者​尸位素餐，把孫中山放在歷史的倉庫中，附合洋霸的棋子理論，失魂失德，還支持港獨，站在十四億同胞的對立面，其泡沫化就不足怪也。

《老子》的經典智慧適可以表彰中山先生：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
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可名於小；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
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2016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第三篇章：崇高人格／曲07《天下為公》

國父紀念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