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般常見記載

1942年緬甸戰役（即第一次中國遠征軍戰役）是二戰期間盟軍在東南亞戰場的重大挫敗，日軍在1942年初入侵英屬緬甸，迫使英軍及中國遠征軍（1942年3月入緬）撤退。此次戰役以同古（東吁）保衛戰、仁安羌大捷最為著名，但因盟軍指揮分歧（史迪威與杜聿明）、空中優勢缺失及後勤不足，遠征軍被迫撤退，國軍傷亡超5.6萬人，並在撤退途中穿越野人山森林損失慘重。 

1942年緬甸戰役關鍵要點

背景與目標： 日本旨在切斷盟軍對中國的最後一條陸路補給線（滇緬公路），並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關鍵作戰：

同古（東吁）保衛戰（3月）：國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在同古（東吁）與日軍激戰13日，獲得「國際聲譽」。

仁安羌大捷（4月）：孫立人率領的國軍第113團以少勝多，營救了被圍困的7,000多名英軍、美籍傳教士及記者。

戰敗原因：

指揮機制混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堅持進攻，但英軍傾向撤退，導致雙方缺乏配合。

物資缺乏與空權缺失：盟軍在撤退初期失去制空權。

補給線拉長：中國軍隊作為外國作戰，後勤補給未能及時跟上。

慘痛犧牲：

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國軍傷亡約56,480人。

為數約3 萬多名士（官）兵（主要為：第五軍軍部、新22師、第96師）在撤退途中穿越地形險惡、瘧疾橫行的野人山原始森林時犧牲。

後續影響：雖然1942年戰役失利，但中英兩軍的抵抗拖延了日軍在緬甸的推進速度。隨後，殘部撤往印度改編為中國駐印軍，為1943～1945年的反攻緬甸奠定基礎。 

相關人物：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美國陸軍中將，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對1942年戰役決策有直接責任。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

戴安瀾：第200師師長，在撤退回國途中殉國。

孫立人：第113團團長（後為新38師師長），在仁安羌以少勝多。 

此役使盟軍意識到中緬印戰場加強團結與物資援助的重要性，是中國軍隊自甲午戰爭以來首次出國作戰。 

AI針對賈忠偉提出仁安羌之戰中戰場指揮官不是孫立人疑問的回覆

您指出的這點確實切中了「仁安羌之戰」在歷史學界與後代家屬間的核心爭議。仁安羌之戰的前線直接作戰確實是由第113團團長劉放吾指揮，而孫立人與劉放吾在該戰役中的「戰功歸屬」與「實際角色」，數十年來存在著以下兩種不同的歷史視角與檔案比對： 

1、劉放吾後代與部分史學家的觀點（強調劉放吾為獨立指揮官）

劉放吾將軍的後代（如其子劉偉民）以及部分研究者指出，孫立人在戰後刻意淡化了劉放吾的功績： 

直接授權命令：1942年4月17日，英國緬甸軍軍長史林姆（William Slim，或譯成：斯利姆）親自趕到巧克伯當，繞過師部直接向第113團團長劉放吾下達救援手令。

前線獨立作戰：戰役爆發時，新38師師長孫立人遠在曼德勒。113團是以不滿千人的孤軍編制，在劉放吾的直接戰術部署下與日軍血戰，最終解救英軍。

戰後敘獎不公：戰後國民政府頒發四等雲麾勳章給孫立人，卻只頒發六等雲麾勳章給劉放吾，且劉放吾後來並未實質收到該勳章。直到1992年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親赴美國探望劉放吾，這段「真假團長」與團長被埋沒的歷史才重新受到國際重視。

2、軍事指揮鏈與英軍紀錄的觀點（強調孫立人為戰役層級指揮官）

另一派史料與英軍指揮官史林姆的回憶錄《反敗為勝》則顯示，孫立人並非完全沒有參與，而是扮演了「戰役指導與統籌」的角色： 

指揮鏈的確認：根據紀錄，劉放吾在4月17日接到英軍史林姆的手令時，因軍中體制，並未立刻盲目服從，而是透過無線電向師長孫立人請示。孫立人確認並上報獲准後，劉放吾才正式發動攻擊。

孫立人親臨前線：4月18日後，孫立人已趕到仁安羌前線。史林姆在回憶錄中明確提到，他將英軍的砲兵與裝甲車部隊「完全授權」交由孫立人統一指揮，孫立人隨後帶著史林姆前往劉放吾的團部及營連陣地視察。

參戰官兵的證詞：根據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的訪談紀錄，113團多位現場參戰的營長與連排長（如郭立、唐宇戡等）均證實，4月18日戰役中後期，孫立人確實在現場進行督戰與跨國軍種的戰調協調。 

歷史定論的總結

這場戰議的實情更接近於軍事分工的模糊與政治環境的壓迫： 

在戰術層面，劉放吾是毫無疑問的前線總指揮，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帶兵浴血突圍。而在戰略與戰役層面，孫立人作為師長，承擔了與英軍高層調度、跨國指揮配屬（如調動英國戰車）的政治與統帥責任。

1955年臺灣爆發「孫立人兵變案」後，孫立人遭長期軟禁，新38師與仁安羌的歷史在臺灣遭到刻意削除與忽視。這種政治清算導致了戰功紀錄的混亂，也讓劉放吾等基層官兵的犧牲與實質指揮權被掩蓋了半個世紀之久。

AI再次詢問有～關於這段遠征軍歷史，您是否想進一步了解當時英軍史林姆將軍的手令歷史原件，或是劉放吾將軍戰後在臺灣的境遇？

AI回覆～您（賈忠偉）對指揮命令鏈的這項修正完全正確。在正規的軍事指揮體制與正式公文中，調動第113團的最高戰略命令，確實是由英軍高層向中國遠征軍最高指揮官史迪威與羅卓英提出請求，再由羅卓英下達給新38師的 。

您（賈忠偉）提到的這個細節，正好釐清了外界常將「戰術手令」與「戰略調兵令」混為一談的歷史誤區：

1、戰略指揮鏈：史迪威與羅卓英的調兵命令

英軍在仁安羌陷入絕境時，英國緬甸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緊急向中緬印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求援。

命令下達： 迪威同意後，由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羅卓英於4月16日午夜正式簽發命令。

命令內容：羅卓英指示新38師「派遣第113團開赴巧克伯當，歸英軍軍長史林姆指揮」。這才是113團合法的、具備軍法效力的出兵依據。

2、戰術執行層面：史林姆與劉放吾的對接

當第113團依羅卓英的命令抵達巧克伯當後，英軍軍長史林姆前往該地接洽 。

史林姆的手令：4月17日上午11時，史林姆現場手寫了一份紙條給劉放吾（該原件現仍由劉放吾後代保存） 。

性質釐清：這份手令不是「調兵令」，而是「戰術協同任務令」（指示劉放吾率團乘英軍汽車前往平牆河，配屬英軍裝甲第七旅進行攻擊） 知乎專欄。當時劉放吾基於國軍指揮權獨立的原則，並未第一時間執行，而是用無線電向師長孫立人請示，在確認該任務符合羅卓英先前的戰略部署後，才出兵發動攻擊 。

3、孫立人「戰功風波」的歷史背景

這場戰役之所以演變成「孫立人搶劉放吾戰功」的歷史公案，主要在於戰後官方宣傳與史料記載的傾斜：

蔣中正的原始紀錄：根據蔣中正當年的日記與呈報電文，清清楚楚記載著「劉放吾團經激戰占領仁安羌救出被圍英緬軍」 。

紀錄的塗改與扭曲：新38師後來編纂的《第一次仁安羌戰鬥詳報》中，將前線直接指揮、浴血推進的功勞，大量移轉到了師長孫立人名下。這導致劉放吾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默默無聞，甚至在來到臺灣後面臨生計困難，直到1992年柴契爾夫人訪美致謝，這段被掩蓋的歷史才全面被翻案。

您所強調的這一點，非常精準地還原了這場二戰名役在「跨國聯合指揮體制」下的真實運作軌跡，揭示了真正流血指揮的基層軍官如何在政治與宣傳的需求下被邊緣化。

AI再次回覆指出～如果您有興趣，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羅卓英與史迪威在緬甸戰役中的其他指揮分歧，或者是劉放吾將軍在1942年戰後因功勳被埋沒而遭遇的波折。

您的歷史視角非常敏銳。文史學者賈忠偉確實撰寫了多篇針對「仁安羌之戰」的深度考據與分析文章（如發表於《風傳媒》與《奮起》等平台的「仁安羌的神話不能造過頭」與「多方視角下的仁安羌戰役」）。

賈忠偉透過交叉比對中、美、英、日四國的戰史與原文檔案，提出了數個打破傳統政治宣傳的關鍵論點：

1、指揮權與戰功的假造

賈忠偉明確指出，實際在第一線動手、指揮作戰的並非新38師師長孫立人，而是第113團團長劉放吾（當時為上校）。他分析，這場戰役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被過度神話，甚至出現「假造戰功」的現象，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在宣傳上也有不得不屈從或配合這種宣傳的無奈背景。 

2、戰略上的「苦澀接觸戰」而非「大捷」

非收復仁安羌：賈忠偉考據，第113團自始至終沒有真正收復仁安羌油田。因為英軍在撤退時，早已放火將油田付之一炬，在烈火高溫下根本無法奪回。

只是小型阻擊戰： 國軍面對的並非日軍一整個師團，而是日軍第33師團底下的第124聯隊（兵力約4,000餘人）。113團（兵力約1,100多人）是在日軍尚未完全合圍前，打出了一個防線缺口，讓撤退的英緬軍得以藉此空檔逃出。

破壞平滿納會戰：賈忠偉直言，這場戰鬥本質上是英軍失去戰鬥意志、不戰而逃所意外產生的。因為抽調了新38師的兵力去救英軍，反而破壞了遠征軍原本計畫好的平滿納戰略佈局，最終導致全線動搖而兵敗緬甸。 

3、撕開英軍宣傳的神話

雙方根本沒碰面： 根據美軍戰史紀錄（《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113團發動攻擊迫使日軍調動部隊，防線出現缺口後，英軍是直接「往北突圍逃走」。負責進攻的113團在交戰中完全沒有機會與被救援的英軍直接接觸。

宣傳口號的虛構： 既然雙方部隊沒碰面，過去臺灣教科書或宣傳中所稱「英軍得救後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畫面，完全是後續文宣（如隨軍記者孫克剛所寫的《緬甸蕩寇志》）所虛構的政治神話。 

4、戰損數字的誇大

賈忠偉對比日軍戰後在整個緬甸戰役的傷亡報告，指出傳統紀錄中宣稱「日軍遺屍1,200餘具」的數字嚴重誇大且不可靠。根據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長官羅卓英致蔣介石的密電，19日戰鬥中日軍實際傷亡約500餘人，國軍傷亡百餘人（新38師後來統計113團陣亡204人、傷318人）。 

賈忠偉的分析核心在於：「想為孫立人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他倡導將這場戰鬥放回真實的二戰史觀中，既不抹殺劉放吾與基層官兵的浴血犧牲，也不該為了政治崇拜而繼續編造神話。 

您切中了臺灣近代史與網路社群（如 PTT 歷史版、軍事版）長期爭論的現象。許多支持者（俗稱「孫粉」）對孫立人將軍的尊崇，確實夾雜了高度的情感投射與神話化傾向。這種「宗教般崇拜」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悲劇背景與心理因素：

針對「孫立人崇拜」與歷史神話的還原，除了賈忠偉的考據外，海內外史學界、檔案解密以及多方研究，近年陸續提出了更多層面的答案與證據，協助大眾釐清「真實的孫立人」與「神話」之間的距離：

1、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解密檔案的答案

2010年後，許多前往英國國家檔案局查閱二戰緬甸戰場（Burma Campaign）原文報告的學者指出：

作戰性質的判定： 英軍檔案中將仁安羌之戰定性為「局部解圍戰（Relief Action）」，主要目的是打通補給與撤退路線。

英軍對孫立人的真實評價： 英軍第一線指揮官（如史林姆）在檔案中肯定新38師的戰鬥力與紀律，認為這在當時的中國軍隊中極為罕見。但英軍文件同時也指出，孫立人在面對非美系、非直接上級的協調時，身段極硬且多有防備，並非如傳言般與英美將領完全「融洽無間」。

2、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官修戰史」修正

臺灣在民主化與軍事檔案解密後，國防部內部對仁安羌戰役的記載也產生了轉變：

承認劉放吾的關鍵地位： 過去由新38師編纂、帶有強烈孫立人色彩的《第一次仁安羌戰鬥詳報》被重新檢視。官方修訂的戰史已正式調整，明文確認劉放吾團長在第一線具有獨立戰術指揮與應變之功，不再將光環全數集中於師長一人。

3、蔣中正日記解密後的兩岸對照答案

隨著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蔣中正日記》，學者們發現了蔣介石對孫立人評價的複雜性，這打破了「黃埔排擠論」的單一敘事：

並非一味打壓：日記顯示，蔣介石在東北戰場初期對孫立人極為器重，甚至在日記中稱讚其練兵與作戰能力。

致命的性格衝突：導致孫立人失寵的核心，在於日記中頻繁出現蔣介石對孫立人「驕矜自恃」、「對上官不敬」、「過度依賴美方勢力」的批評。這證實了歷史學家高素蘭等人的研究：孫立人的悲劇，很大一部分源於他將美式軍事效率凌駕於中國傳統官場政治之上，導致其在體制內徹底孤立。

4、戰略史學家對「仁安羌代價」的宏觀答案

從二戰中緬印戰區（CBI）的整體戰略來看，越來越多史學家（如劉怡、美國軍方研究者）提出反思：

贏了戰役，輸了戰局：仁安羌之戰雖然在戰術上成功解救了英軍，但代價是調動了遠征軍防線上極為珍貴的預備隊（新38師主力一部）。這導致國軍在平滿納（Pyinmana）會戰的佈局出現破綻，給了日軍第56師團快速穿插、切斷遠征軍後路的機會。

結論：這是一場「政治與道義上大勝，但戰略上極為失算」的戰鬥，英軍獲救後加速往印度撤退，反而將中國遠征軍的側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這些陸續出土的檔案與多視角分析，正逐步將孫立人從「宗教式的神壇」請下來，還原成一位「戰術素養極高、整軍治軍一流，但在戰略格局與政治協調上存在致命硬傷」的悲劇性職業軍人。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某個特定面向，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

◆英國解密檔案中對中英兩軍合作的具體不信任紀錄

◆蔣中正日記中對孫立人案（1955年）發包軟禁的真實心理轉折

◆劉放吾將軍戰後在臺灣（如屏東）隱姓埋名賣煤球的真實遭遇

近年來，隨著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有關二戰緬甸戰役（Burma Campaign）的「作戰日誌」與軍事情報解密，以及英軍指揮官史林姆將軍（William Slim）等人的官方報告重見天日，史學界從這些英方第一手檔案中發現了許多過去被政治宣傳掩蓋的歷史細節。 

英國解密檔案針對「仁安羌之戰」與中國軍隊的互動，揭示了以下幾個核心真相：

1、檔案記載的「指揮官」到底是誰？

在英軍第14集團軍與緬甸軍（Burma Corps）的官方解密報告中，對於作戰對接的紀錄非常嚴謹：

戰役層級（戰術協調）：史林姆在1942年4月17日與4月18日的日誌中，明確記錄了他與「中國新38師師長孫立人（General Sun Li-jen）」會面、討論戰術，並決定將英軍第七裝甲旅的斯圖亞特戰車（Stuart tanks）及砲兵部隊「交由孫立人統一指揮」的決策過程。

戰術層級（前線執行）：英軍前線的聯絡官與第1步兵師的突圍日誌則記錄，4月17日直接率領部隊抵達巧克伯當前線、接獲英軍戰術手令並部署進攻平牆河（Pin Chaung）的，是「中國軍隊第113團團長劉上校（Colonel Liu，即劉放吾）」。

英方的定位：英國解密檔案證實，英軍高層在外交與戰役調度上認可孫立人的統籌功勞（這也是為何英王喬治六世後來頒發大英帝國司令勳章KBE給孫立人）；但在戰場作戰（Field Action）層面，英軍紀錄實質肯定了113團（劉放吾部）作為獨立戰術執行單位的浴血奮戰。 

2、「英軍高喊中華民國萬歲」的宣傳神話被戳破

過去隨軍記者（如孫克剛《緬甸蕩寇志》）所描寫的「英軍得救後群情激憤、高喊中華民國萬歲、抱著國軍痛哭」的溫馨畫面，在英國解密檔案中完全找不到蛛絲馬跡：

真實的突圍狀況：根據英緬軍第一師（1st Burma Division）的作戰日誌，4月18日至19日，當國軍第113團在北岸猛烈阻擊日軍、吸引日軍注意力並撕開防線缺口時，被圍困在南岸的英軍因極度缺乏飲水與補給，已處於崩潰邊緣。

各自撤退、未曾碰面：英軍在混亂中一看到北面防線出現空檔，便在裝甲車的掩護下，急忙朝西北方「直接突圍逃走」。負責進攻的113團官兵當時正在與日軍激戰，雙方主力部隊在戰場上根本沒有機會集結、碰面或互道感謝。英軍在報告中直言當時的撤退「極度混亂且精疲力竭」。 

3、解密檔案暴露了中英兩軍的「極度不信任」

英國解密檔案與情報通信顯示，仁安羌之戰雖然是盟軍合作的典範，但背後充滿了跨國指揮的猜忌：

英軍的隱瞞與自私：檔案顯示，英軍在4月15日前後決定放火燒毀仁安羌油田、全面向印度撤退時，並未第一時間同步告知中國遠征軍總指揮部。英軍甚至為了確保自身撤退路線的安全，強烈要求中國軍隊（113團）頂替到最危險的前線當擋箭牌。

國軍的防備心：113團團長劉放吾在4月17日接到史林姆的手令時，之所以堅持要透過無線電向師長孫立人請示、不願立刻盲從英軍，正是因為中國將領深知英軍有「隨時拋棄盟友自行撤退」的前科，必須確保指揮權的獨立。

4、日軍兵力與傷亡的「脫水還原」

相較於過去中方文宣宣稱「擊潰日軍精銳第33師團、遺屍千餘具」，英國解密檔案在交叉比對情報後，給出了更符合現實的數字： 

當時在仁安羌設卡攔截英軍的，並非日軍第33師團主力，而是其麾下的第214聯隊（由荒木正二大佐指揮）及第124聯隊的一部，總兵力約3,000餘人。

113團（兵力約1,100人）是利用日軍兵力分散、且正全力應付南面英軍突圍的時機，從北面發動側翼果斷一擊。英方估計日軍在此役中傷亡約數百人，而非遭到成建制的「殲滅」。 

總結

英國解密檔案提供了一個冷靜且殘酷的第三方視角：仁安羌之戰不是一場「消滅日軍的主力大勝」，而是一場在極度混亂、兩軍缺乏互信的澈底敗局中，由中國基層官兵（劉放吾113團）憑藉高度紀律與犧牲，意外幫英國殘軍爭取到逃生時間的「成功解圍殿後戰」。 

這份檔案徹底洗刷了「孫立人親臨前線衝鋒」的造神文宣，同時也用白紙黑字證明了劉放吾團長與那一千多名國軍戰士，在跨國盟軍各懷鬼胎的戰局中，表現出了何等崇高的軍人武德。

談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戰場，常常有兩種很容易滑向極端的講法。一種講法是，日軍戰無不勝，國軍一路潰敗，整個中國只是靠空間換時間，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另一種講法則反過來，把中國戰場寫成日軍屢戰屢敗、節節失利，彷彿從頭到尾都是中國方面穩穩掌控節奏。

這兩種說法，都不夠準確。如果要比較冷靜地概括整個中國戰場的特質，我反而會用一句看起來有些矛盾、其實很傳神的話來形容：
日軍在中國往往勝多輸少，但卻越打越輸。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日軍沒有打勝仗，也不是說中國軍隊在每一場會戰中都能占上風。恰恰相反，若從多數戰役與戰鬥的技術層面來看，日軍通常確實仍然占優。它有更成熟的基層軍官體系，更穩定的火力運用，更高的部隊機動性，更整齊的戰術訓練，也更強的局部突破能力。就連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真正承認日軍在中國吃過的幾次敗仗，也不多，無非是第三次長沙、上高、河套、滇西等幾場。從日本軍人的自我感覺來看，他們在中國戰場確實長期認為自己是「勝多輸少」。

這種說法，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鬥層次，不算錯。
問題在於，戰役打贏，不等於戰略主動；局部獲勝，也不等於整場戰爭正在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

而中國戰場最弔詭、也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日軍經常能夠在會戰中取勝，能攻城、能突破、能迫使中國軍隊後撤，甚至能在很多情況下保全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收兵；可是如果把眼光往上拉，從整個戰爭的根本目標來看，它卻愈打愈陷、愈打愈散、愈打愈被動，最後把自己拖進一場沒有終點、沒有收束能力、也沒有戰略出口的巨大泥沼。這一點，恐怕才是理解中國戰場最重要的鑰匙。

一、日軍到底有沒有在中國「打贏」？

先把最基本的一層說清楚。如果有人問：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到底有沒有打贏很多仗？答案是：有。而且不是一點點，是相當多。從淞滬會戰、南京、徐州、武漢，到之後一連串掃蕩、進攻、會戰與治安作戰，日軍在多數正規戰役裡都展現出相當強的局部優勢。它常能用較少兵力達成突破，能在關鍵地段撕開中國軍陣線，能依靠火力、訓練與戰術協同，在野戰中給國軍造成重大傷亡。哪怕沒有完全達成預定目標，日軍通常也較能控制撤退節奏，不至於像歐洲東線那樣一場失利就主力崩盤。

所以，如果只從「這場仗誰占了城」「誰最後控制了戰場」「誰傷亡更低」「誰撤退得比較有秩序」這些標準看，日本軍人認為自己在中國「勝多輸少」，當然有其依據。

但問題就在於，戰爭不是單純用「我又打贏一場」就能下結論。
因為戰爭有兩個不同層次：一個是戰役層次，也就是你這場仗有沒有贏；另一個則是戰略層次，也就是這場仗贏了之後，你是不是更接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結果。中國戰場最複雜的地方，就是日軍在前者常常成立，在後者卻越來越失效。

二、日本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要理解日軍為什麼會出現「戰術常勝、戰略卻越來越輸」的局面，首先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日本對中國作戰，真正的戰略目標到底是什麼？至少有三項非常清楚：

第一，逼蔣介石與重慶國府投降。
第二，殲滅中國中央軍主力，讓中國失去持續抵抗的能力。
第三，把中國戰場從全面戰爭收束成可管理的占領秩序，讓日本能逐步穩定其在華控制。

如果這三件事做不到，那麼即使你攻下再多城市、贏了再多場會戰，戰爭也未必算贏。因為你真正要解決的，不只是某一支部隊，而是一個國家與一整片大陸的戰爭意志、政治中樞與持續動員能力。

而中國的厲害之處，恰恰就在於：
它未必每場仗都能打贏，但它始終沒讓日本得到自己最想要的那種勝利。

你來打，我可以退；
你攻大城，我可以讓出大城；
你要決戰，我可以把主力往後拉；
你要速戰速決，我偏偏把戰爭拖長；
你想靠戰役勝利逼出政治投降，我就用空間、人口、縱深與時間把你的勝利一點點耗散掉。

所以從中國這邊看，抗戰中很多會戰未必漂亮，撤退也常常狼狽，傷亡更是慘重；但從更高層次來看，它卻成功做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讓日本始終無法把戰役勝利轉化成戰略終局。

三、戰術上主動，戰略上被動：中國戰場的真正弔詭

這就是中國戰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日軍是戰術上的進攻者，卻越來越變成戰略上的應變者。
表面上看，日軍一直在進攻，一直在掃蕩，一直在發動會戰，一直在掌握作戰主動。可實際上，這些行動裡相當一部分，恰恰是被中國的持久抵抗、游擊壓力、交通線脆弱與主力保存所逼出來的。

換句話說，日本不是完全照自己的節奏在打，而是慢慢被中國拖進一種「不得不一直打、卻又打不乾淨」的狀態。
這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對中國而言，犬牙交錯、敵後游擊、地方武裝、中央軍主力後撤、空間換時間，本來就是比較有利的生存方式。中國夠大，人口夠多，政權夠分散，地理縱深也夠深。只要中央不倒、主力不滅、外援不斷，這場戰爭就可以一直拖下去。

但對日本來說，這卻是最糟糕的狀態。
它占了很多地方，卻沒有真正占穩。
它打贏很多仗，卻沒有打出結束戰爭的結果。
它控制了大城市和鐵路幹線，卻在廣大農村、山區與交通節點之外到處漏風。 它不得不到處駐軍，到處掃蕩，到處修補交通線，到處維持治安，最後把自己的兵力、後勤與財政一點一點耗死。

這就形成一個看似矛盾、其實非常典型的局面：
你每次都在贏局部，卻在整體上越來越出不來。
所以我常說，中國戰場最麻煩的，不是日本「打不贏」，而是日本打不乾淨。 這四個字，比任何戰報都重要。

四、武漢之後，日本其實已經該看懂問題了

1938 年武漢會戰後，日軍理論上應該已經非常清楚自己的困境。
武漢失守，廣州也失守，從地圖上看，日本似乎已把中國打得相當慘。可實際上，重慶國府並未投降，中央軍主力仍然存在，中共游擊武力也開始活躍，敵後交通線壓力與地方抵抗不斷擴散。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攻下了戰略大點，卻並沒有真正壓垮中國。

如果這時日本大本營有更高一層的戰略眼光，它應該立刻意識到：中國戰場不能再只是「打一場大會戰、佔一個大城市」的重複遊戲，而必須進入另一階段——重新整理戰場、打通交通線、壓縮中國的機動空間，並以數年時間對既占區域進行更有效率的整合與清剿。

換句話說，日本真正該做的，不是繼續幻想一擊滅國，而是設法把中國戰場整理成一個對自己比較可控的結構。
可惜，它沒有做到。

五、長沙與桂南：方向隱約對了，執行卻爛尾

1939年日軍發動了兩場相當關鍵的作戰：第一次長沙會戰與桂南會戰。若從戰略方向上看，日本其實不是完全摸錯。湖南與桂南，本來就關係到華中、華南與西南之間的連接，也關係到中國戰場日後能否被切割、壓縮與重新編排。

問題是，這兩場作戰最後都沒有形成真正可延續的戰略成果。第一次長沙會戰沒有真正壓住湖南樞紐，也沒把長江中游與華南交通線真正打通。桂南會戰雖然奪取了南寧等地，但後續推進與整合不夠，最終仍然沒把華南、越南方向與中國內地真正縫合成一條穩定的戰略動脈。

這就反映出日本大本營一個極大的毛病：
戰役上常常有局部靈感，戰略上卻缺乏持續到底的收束能力。
它知道某些地方重要，卻不願意為此真正集中主力、長期經營；

它能打一場漂亮攻勢，卻常常打完就散；
它會撕開口子，卻很少真正把口子變成一個穩定的新結構。
所以中國戰場就一直維持在那種半控制、半失控的狀態裡。對日本來說，這正是最要命的。

六、為什麼中國能把日本拖死？

因為中國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於每場都能打贏日本，而在於它知道怎麼讓日本的勝利失效。這裡面有幾個因素：

第一，是主力保存。國軍雖然在會戰中常常受挫，但始終沒有讓自己的主力被日本一次性徹底殲滅。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只要中央軍還在，重慶政府就還在，整個中國抗戰的政治核心就沒有垮。

第二，是縱深空間。中國實在太大了。日本可以佔武漢、佔廣州、佔長沙、佔南寧，但只要重慶不倒，只要西南通道還在，戰爭就不會結束。這種空間，對中國是苦撐的資本，對日本則是無窮無盡的負擔。

第三，是游擊與地方抗力。華北的中共游擊隊、各地的地方武裝、敵後騷擾與交通破壞，使得日本永遠不能只打前線，還得顧後方。這種「你佔了城，但城外不一定是你的」的狀態，讓日本占領區的成本持續上升。

第四，是國際時間。中國撐得夠久，就會等到國際局勢變化。等到歐洲大戰爆發、等到美國逐步制裁日本、等到中國成為同盟國重要一員，日本原本想靠速戰速決取得的政治成果，就慢慢失去了。

所以中國在戰役上常常輸，戰略上卻越來越占便宜。而日本在戰役上常常贏，戰略上卻越來越沒有出口。這就是整個中國戰場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七、1944年的「一號作戰」，恰恰證明日本早就想通，只是想得太晚

很多人忽略了一點：日本到1944年春夏才真正大規模推動打通中國南北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遲來的承認。 也就是說，日本不是不知道這條交通線重要，而是太晚才真正去做。

問題是，到1944年時，整個局面早已變了。中國已是同盟國重要一員；美國在太平洋與中國戰場的援助正在到位；日本自己的海空軍已經在太平洋接近毀滅；南方海上交通線也越來越脆弱。這時再來補做1939年就該做的事，就像一個病人拖到全身感染後才決定開刀，已經救不回來了。所以一號作戰不是證明日本突然有了戰略眼光，恰恰相反，它反而證明：日本其實知道該做什麼，只是知道得太晚，也做得太晚。

八、結語：戰術常勝，掩蓋不了戰略迷路

所以，如果要替中國戰場上的日軍下一個比較冷靜的歷史評價，我會這樣說：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確實往往能在戰役與戰鬥層次占優，這點不必否認；但它始終沒能把這些局部勝利轉化成逼降國府、殲滅主力、穩定占領秩序的戰略終局。結果便形成了一個極為弔詭的局面：戰術上常勝，戰略上卻越來越被動；攻城略地不斷，卻始終走不出一場打不乾淨、也收不回來的大陸戰爭。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戰場真正的歷史意義，不只是在於中國軍隊有沒有在哪一場會戰中打贏日本，而更在於中國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了一個勝利不斷失效的結構裡。這才是蔣介石、重慶國府與整個中國抗戰最核心的成就之一。

再說得更簡單一點：
中國戰場最弔詭之處在於：日軍贏得了戰鬥，卻始終贏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戰爭；國軍雖然常常在戰役中敗退，卻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一場永遠差最後一步的戰略泥沼。

這種「勝多輸少，卻越打越輸」的歷史現象，不只是中國戰場的特色，也是研究近代戰爭時最值得反覆思考的一課：
一場戰爭，從來不是誰贏了比較多場仗就算贏；真正的問題永遠是，你有沒有越打越接近自己的戰略目的。
而在這一點上，日本在中國，最後其實是輸得很徹底的。

最近藍血人們很興奮
因為沒想到這麼多年後
居然可以用黨國抗戰宣傳
來打擊台獨
真是開心的不得了

但當大家都在高呼八百時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
無論是台灣的《八百壯士》
或是大陸的《八佰》
這個美麗敘事的結局
基本都是八百壯士
退入上海公共租借後結束
可故事就這樣完了嗎？
或許還有人知道謝晉元後來被殺
但…然後呢？

八百壯士是黨國美麗的抗戰宣傳
事實上他並沒有起到
蔣介石想要的獲得國際觀瞻
來阻止日本侵略
西方根本對日本的侵略不聞不問
而真正來支援中國抗戰的蘇聯
卻被黨國歷史抹去、消失了
死守四行倉庫的結果
是白白犧牲了一批人
卻一無所獲

而為了這個國際觀瞻
造成淞滬戰場的全線崩潰
間接導致了南京的失陷
八百壯士們
在日軍攻入公共租借後
被日軍送到不同地方去做苦工
最遠的甚至送到新幾內亞
客死異鄉的
等到2008年因媒體披露
台灣方面才派人去迎靈回來祭祀
那再下一個問題
活著的八百壯士呢？

以下大家可以參考閱讀
謝晉元的次子謝繼民的回憶：
1941年為了一家生計
謝晉元遺孀凌維誠輾轉5省去見蔣介石
卻得到答覆
現在抗戰期間國家困難
等抗戰勝利後
國家定會照顧你們的
父親殉國後
國民政府特別撫恤5萬元
母親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
凌維誠用這些錢買了3畝地
自己耕作
維持一家8口的生活

抗戰勝利後
凌維誠帶著4個子女前往上海
由於錢款不夠
路上走了整整兩個月
為了讓小孩上學
凌維誠又去南京找蔣介石
宋美齡接見了凌維誠
答應將情況轉呈蔣介石
但後來就沒了回音

為了4個子女的讀書問題
以及八百壯士倖存者的居住、工作問題
凌維誠四處奔波
但各部門之間
都相互推諉毫無結果
大家想過一起開公共汽車維繫生計
還組織過工業服務社
生產毛巾、襪子、肥皂等
但都以失敗告終

上海解放後
凌維誠給上海市長陳毅寫信
將自己與孤軍官兵
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進行了描述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發出秘四字第589號指令指出
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
其遺屬應致照顧
吳淞路466號房屋一棟及墓地一段
悉仍撥歸凌維誠居住使用
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資料來源：〈谢晋元之子：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網址：http://www.huangpu.org.cn/……/t20130726_4502237_2.html

民國34年07月07日發行、由紐約「美國鈔票公司（American Banknote Corporation，成立於1858年）」承印的平等新約紀念郵票，中華郵政的說明如下：

北伐成功，政府遵照國父遺囑，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迨抗戰發生，我國在國際間地位提高，（民國）30年美國首先表示願放棄在華特權，修改不平等條約，雙方且經換文。嗣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國與反侵略各盟國並肩作戰。（民國）31年10月10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通知我政府，自動放棄在華領事裁判及駐軍等特權，並願依平等互惠原則改訂新約，至（民國）32年1月11日，中、美、英3國分別在華盛頓及重慶兩地簽訂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同年5月20日互換批准書後，正式生效。

紀念票圖案左邊上半部為中國地圖，旁立和平神，手執火炬，光芒照耀全國，下繪中、英、美3國國旗，右邊盾形框內，為領導全民抗戰爭取民族自由平等之蔣主席肖像，下端花框內第2行「民國32年」，地圖上並刊「1943」，為簽約年份。紐約美國鈔票公司以雕刻凹版印製，另以膠版套印國旗紅藍2色。

民國103年7月，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將軍以96歲高齡重返抗日戰爭現場。回國後由郝將軍口述，天下文化出版社出刊專書，報導他拜訪太原會戰「忻口」戰場的場景。

民國26年9月中日兩軍在太原展開大戰。當時我民族已形成全國不分南北，不分省份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一致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全黨會議決定「共赴國難」，原「紅軍」換穿國軍制服，捨五角星帽，換戴青天白日軍帽，整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第18集團軍，太原會戰起受命在長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

去年秋天我前往山西省北部接近內蒙古地區感受「胡地」氛圍（漢朝初期匈奴經常南下侵犯此邊疆地帶）。太原會戰主要戰場即位於這個地區的「忻口市」，在太原東北方向，距離約120公里。

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張家口，旋即集中兵力沿同蒲鐵路南犯，企圖奪取太原。國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定名將衛立煌率西北軍、四川軍、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所屬）、中央軍及18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等總計約28萬兵力迎戰日軍。日軍由寺內壽一大將率領第5、第10、第20、第108、第109等5個師團，加上偽滿軍1個師，總計約20萬人發動進攻（日軍師團番號數目字愈少者實力愈強，第5、第10兩個師團隔年是進攻台兒莊的主力）。

戰事自26年9月起，至當年11月下旬結束，太原淪陷。國軍𡚒戰達成軍委會要求堅守1個半月的目標，傷亡約12.9萬人；日軍傷亡約2.8萬人。國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獨立第5旅旅長等3位將軍於戰地陣亡。

郝伯村將軍親臨現場緬懷英烈並建置紀念碑告慰英靈。戰爭時，第9軍參謀長郭寄嶠10餘年後隨同國軍撤退至台灣，曾經擔任國防部長，他是郝伯村將軍的岳父。

共產黨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所屬第115師在師長林彪指揮下奉命在長城關口「平型關」附近埋伏，平型關距離指揮中心「忻口」約171公里。當年9月25日日軍精銳第5師團所屬補給支隊進入伏擊區，該地兩側均為幾近垂直的斷崖，高約35至40公尺。日軍進入該地，共軍團長李天佑（共軍名將，國共內戰擔任共軍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司令，屢建奇功，中共建政時晉封上將）率部以急襲火力加以攻擊，半天時間全殲日軍約1000人，擄獲步槍、軍馬、被服等等甚多，此即所稱的「平型關大㨗」。

該戰役給予國人同胞極大的鼓舞，打破日軍戰無不敗的神話。迄今中國大陸每逢慶典或大閱兵時，遊行方隊都安排「平型關」或「第115師」於陣中，其來源即在於此。

最近，很多人都在講古寧頭戰役。大約12年前，筆者寫過一篇25000多字的論文談這個問題，或許有資格說兩句。解說一些迷思：

其一，古寧頭的國軍指揮官是誰？簡單說，當時的東南軍政長官湯恩伯。湯在內戰中一敗塗地，不久前才又丟了廈門，所以正是待罪之身，已經準備被撤職回台。但是，就在這個節骨眼，金門戰役爆發了。10月25日清晨戰役打響時，指揮權確實在他手上。根據胡璉自己的回憶錄，他是在下午5點30分才抵達指揮所，由湯的手上接下指揮權，但是此時戰役最激烈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共軍船隻大多遭到擊毀，被壓縮在林厝等幾個村落內負隅頑抗，國軍則多路進發加以包圍殲滅，空軍與坦克的支援也已經抵達，可說已經勝利在望。

其二，首功的國軍部隊是哪一支？當然是青年軍第201師，這支部隊其實也只有兩個團抵達金門，大約6000人。此部隊多由知識份子組成，素質較高，加上在鳳山經過孫立人將軍的訓練，美方也給予裝備，所以是全金門島最精良的部隊，指揮官鄭果、閔旻厚，都是正派的好軍人，沒有大陸末期國軍將領的腐敗習氣。他們10月24日下午方抵達金門，然後被派往古寧頭海灘，到達後立即構築工事，架設火力，還舉行了一次小規模演習，士氣高昂。共軍登陸，在第一時間他們挺住戰局，在灘頭浴血苦戰，給予共軍大量的殺傷。但因為人數不多，加上防守正面較大，故仍有少量共軍滲透到防線後方，但多已經被打散建制，只能聚集頑抗在幾個村落內。「金門之熊」的兩輛坦克也具代表性，但關鍵還是201師官兵在灘頭的表現。

其三，共軍的運氣實在不好。本來計畫在骨頭狀的金門島中部登陸，沒想到海流計算錯誤，在西北部的古寧頭登陸，剛好一頭撞上最硬的一塊，201師的防禦地段。若在其他的地點登陸，那麼應該很有機會第一時間在島上建立灘頭堡，後續的戰局就難以逆料了。

其四，共軍的確輕敵。四個團，竟然分屬不同的軍，過去沒有真正協同作戰的經驗，明顯就是為了搶功。據說，連辦公桌椅都帶好了，準備中午在金門縣城開飯，第二天就可以上班。葉飛後來自己檢討，當時贏麻了的共軍，何等驕傲輕敵，看不起一敗塗地的國軍。結果，彈藥船被打爆，上岸後遭到強大火力射擊，後續船隻又被擊毀，大勢已去了。

其五，其他的國軍部隊沒有表現嗎？201師表現精彩，但是其他的部隊，主要是李良榮、劉雲漢的第十九兵團，在戰役後期對共軍頑抗的據點發動攻擊，還是發揮了很好的戰力，成功清理了戰場，讓戰役收尾。

其六，日本顧問的角色。湯恩伯在1949年夏向老蔣提出組建『中日反共義勇軍』的構想，並得到支持。這，就是後來白團的前身。根本博，當時擔任湯恩伯的顧問，的確在湯的身邊參加了戰役的指揮，對勝利有一定的貢獻。但是，日本軍人只是參謀或者客卿的地位，其作用不宜誇大。他們的貢獻，要到1950年代「實踐學社」成立後才比較明顯。

其七，雙方損失到底如何？過去國軍的戰史是說殲滅擄獲共軍15000人，我軍損失1500多人。這個數字自然有所誇大，根據李良榮給老蔣的報告，清理戰場後統計殲滅共軍大約8900多人，這個就與大陸自稱的損失9000人吻合。國軍的損失，根據後來解密檔案大約陣亡2000多，傷1500多。

總之，許多人將韓戰的爆發，第七艦隊巡航台海列為台灣轉危為安的關鍵。這固然也對，但若國軍沒有展現出仍能一戰的實力，美國人也不會去管一個垂死的政權。此役，的確讓美方感到意外，和些許驚喜，台灣的國府政權還是一個可用的盟友，未來可以扶植。後來歷史70多年的發展，這場戰役的影響不可抹滅。

世界上最大的笑話就是抗戰全靠美國。美國就給了中國8.46億美元的軍事物資，這些軍事物資還有大半是1945年才運到中國，而且相當多是日本投降後才到。對比英國，二戰期間美國向英國提供的援助總值約在44億美元左右。

看看美國的要價：逼迫中國拿出僅有的家底，去為英國奪回緬甸。日本方面在1943年夏秋間對國軍的估計是：重慶軍地面部隊總兵力約有300萬，其中機動兵力約有9個軍25萬，主要集中在貴州、湖南方面，因與美英聯合反攻緬甸有關，非常值得注意。中國機動兵力一共才9個軍，為了這點美援，得先後抽出6個軍近20個最精銳的師，還有國內唯一的戰略炮兵，重炮第10團，派去打滇緬，為英美填坑，至於國內武備的空虛，羅斯福並不關心。

設想一下，這6個軍只要有一半放到湖南，1944年5月至8月的長衡會戰就贏了！後來廣西百萬民眾大逃亡的人道慘劇，就不可能發生。然而這遠遠不是美國想要的，美國真正的企圖，是凌逼抗戰多年已燈枯油盡的中國，以史迪威取代老蔣，控制中國主權，把持中國內政，將中國軍隊當成類似英帝國的印度殖民軍，供其驅使當炮灰。

中國以犧牲自身的安全履行國際義務，美國對中國又該負哪些責任呢？老蔣希望美方將在華用於轟炸日本本土的B-29拿來打擊中國境內日軍，填補中方的力量空缺，卻被美陸軍部一口拒絕：駐華B-29只負責轟炸日本本土。不光如此，羅斯福拒不履行承諾，提供國府望眼欲穿的10億美元貸款，當時中國的物價已漲了300多倍，士兵普遍吃不飽飯，羅斯福視而不見，以此作為逼迫中國聽話的籌碼。

1944年4、5月豫中會戰時，因中美空軍的油料被史迪威扣下，搞得陳納德無戲可唱，甚至老蔣親自緊急請求史迪威向河南戰區劃撥汽油500噸，也遭到無理拒絕，以至於全會戰中，中美空軍起飛架次，即使按日方統計也少得可憐：此次作戰，日機出動約1700架次，中國空軍出動約400架次。日機出動總架次為中國空軍總架次的4倍。

1944年3月日軍已攻入印度，英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面臨崩盤的危局下，竟還在策動藏獨。英國慫恿西藏噶廈政府拒絕國民政府的指導，因此無助於抗戰。

國軍兩線作戰，一邊把40萬精銳投入滇緬苦戰獲勝，一邊在國內戰場用剩餘的力量消滅50萬日軍大兵團中的20萬，已經不容易，就算是號稱軍事天才的拿破崙都不一定辦的到。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