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藍血人們很興奮
因為沒想到這麼多年後
居然可以用黨國抗戰宣傳
來打擊台獨
真是開心的不得了

但當大家都在高呼八百時
不知道有沒有人想過
無論是台灣的《八百壯士》
或是大陸的《八佰》
這個美麗敘事的結局
基本都是八百壯士
退入上海公共租借後結束
可故事就這樣完了嗎？
或許還有人知道謝晉元後來被殺
但…然後呢？

八百壯士是黨國美麗的抗戰宣傳
事實上他並沒有起到
蔣介石想要的獲得國際觀瞻
來阻止日本侵略
西方根本對日本的侵略不聞不問
而真正來支援中國抗戰的蘇聯
卻被黨國歷史抹去、消失了
死守四行倉庫的結果
是白白犧牲了一批人
卻一無所獲

而為了這個國際觀瞻
造成淞滬戰場的全線崩潰
間接導致了南京的失陷
八百壯士們
在日軍攻入公共租借後
被日軍送到不同地方去做苦工
最遠的甚至送到新幾內亞
客死異鄉的
等到2008年因媒體披露
台灣方面才派人去迎靈回來祭祀
那再下一個問題
活著的八百壯士呢？

以下大家可以參考閱讀
謝晉元的次子謝繼民的回憶：
1941年為了一家生計
謝晉元遺孀凌維誠輾轉5省去見蔣介石
卻得到答覆
現在抗戰期間國家困難
等抗戰勝利後
國家定會照顧你們的
父親殉國後
國民政府特別撫恤5萬元
母親和阿公一人分得25000元
凌維誠用這些錢買了3畝地
自己耕作
維持一家8口的生活

抗戰勝利後
凌維誠帶著4個子女前往上海
由於錢款不夠
路上走了整整兩個月
為了讓小孩上學
凌維誠又去南京找蔣介石
宋美齡接見了凌維誠
答應將情況轉呈蔣介石
但後來就沒了回音

為了4個子女的讀書問題
以及八百壯士倖存者的居住、工作問題
凌維誠四處奔波
但各部門之間
都相互推諉毫無結果
大家想過一起開公共汽車維繫生計
還組織過工業服務社
生產毛巾、襪子、肥皂等
但都以失敗告終

上海解放後
凌維誠給上海市長陳毅寫信
將自己與孤軍官兵
尚存的六七十人的困境進行了描述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發出秘四字第589號指令指出
謝晉元參加抗日為國捐軀
其遺屬應致照顧
吳淞路466號房屋一棟及墓地一段
悉仍撥歸凌維誠居住使用
一般費用酌予減免。

資料來源：〈谢晋元之子：父亲和“八百壮士”的最终结局〉，網址：http://www.huangpu.org.cn/……/t20130726_4502237_2.html

民國34年07月07日發行、由紐約「美國鈔票公司（American Banknote Corporation，成立於1858年）」承印的平等新約紀念郵票，中華郵政的說明如下：

北伐成功，政府遵照國父遺囑，致力於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迨抗戰發生，我國在國際間地位提高，（民國）30年美國首先表示願放棄在華特權，修改不平等條約，雙方且經換文。嗣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國與反侵略各盟國並肩作戰。（民國）31年10月10日美、英兩國政府同時通知我政府，自動放棄在華領事裁判及駐軍等特權，並願依平等互惠原則改訂新約，至（民國）32年1月11日，中、美、英3國分別在華盛頓及重慶兩地簽訂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同年5月20日互換批准書後，正式生效。

紀念票圖案左邊上半部為中國地圖，旁立和平神，手執火炬，光芒照耀全國，下繪中、英、美3國國旗，右邊盾形框內，為領導全民抗戰爭取民族自由平等之蔣主席肖像，下端花框內第2行「民國32年」，地圖上並刊「1943」，為簽約年份。紐約美國鈔票公司以雕刻凹版印製，另以膠版套印國旗紅藍2色。

民國103年7月，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將軍以96歲高齡重返抗日戰爭現場。回國後由郝將軍口述，天下文化出版社出刊專書，報導他拜訪太原會戰「忻口」戰場的場景。

民國26年9月中日兩軍在太原展開大戰。當時我民族已形成全國不分南北，不分省份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一致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全黨會議決定「共赴國難」，原「紅軍」換穿國軍制服，捨五角星帽，換戴青天白日軍帽，整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第18集團軍，太原會戰起受命在長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

去年秋天我前往山西省北部接近內蒙古地區感受「胡地」氛圍（漢朝初期匈奴經常南下侵犯此邊疆地帶）。太原會戰主要戰場即位於這個地區的「忻口市」，在太原東北方向，距離約120公里。

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張家口，旋即集中兵力沿同蒲鐵路南犯，企圖奪取太原。國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定名將衛立煌率西北軍、四川軍、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所屬）、中央軍及18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等總計約28萬兵力迎戰日軍。日軍由寺內壽一大將率領第5、第10、第20、第108、第109等5個師團，加上偽滿軍1個師，總計約20萬人發動進攻（日軍師團番號數目字愈少者實力愈強，第5、第10兩個師團隔年是進攻台兒莊的主力）。

戰事自26年9月起，至當年11月下旬結束，太原淪陷。國軍𡚒戰達成軍委會要求堅守1個半月的目標，傷亡約12.9萬人；日軍傷亡約2.8萬人。國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獨立第5旅旅長等3位將軍於戰地陣亡。

郝伯村將軍親臨現場緬懷英烈並建置紀念碑告慰英靈。戰爭時，第9軍參謀長郭寄嶠10餘年後隨同國軍撤退至台灣，曾經擔任國防部長，他是郝伯村將軍的岳父。

共產黨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所屬第115師在師長林彪指揮下奉命在長城關口「平型關」附近埋伏，平型關距離指揮中心「忻口」約171公里。當年9月25日日軍精銳第5師團所屬補給支隊進入伏擊區，該地兩側均為幾近垂直的斷崖，高約35至40公尺。日軍進入該地，共軍團長李天佑（共軍名將，國共內戰擔任共軍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司令，屢建奇功，中共建政時晉封上將）率部以急襲火力加以攻擊，半天時間全殲日軍約1000人，擄獲步槍、軍馬、被服等等甚多，此即所稱的「平型關大㨗」。

該戰役給予國人同胞極大的鼓舞，打破日軍戰無不敗的神話。迄今中國大陸每逢慶典或大閱兵時，遊行方隊都安排「平型關」或「第115師」於陣中，其來源即在於此。

最近，很多人都在講古寧頭戰役。大約12年前，筆者寫過一篇25000多字的論文談這個問題，或許有資格說兩句。解說一些迷思：

其一，古寧頭的國軍指揮官是誰？簡單說，當時的東南軍政長官湯恩伯。湯在內戰中一敗塗地，不久前才又丟了廈門，所以正是待罪之身，已經準備被撤職回台。但是，就在這個節骨眼，金門戰役爆發了。10月25日清晨戰役打響時，指揮權確實在他手上。根據胡璉自己的回憶錄，他是在下午5點30分才抵達指揮所，由湯的手上接下指揮權，但是此時戰役最激烈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共軍船隻大多遭到擊毀，被壓縮在林厝等幾個村落內負隅頑抗，國軍則多路進發加以包圍殲滅，空軍與坦克的支援也已經抵達，可說已經勝利在望。

其二，首功的國軍部隊是哪一支？當然是青年軍第201師，這支部隊其實也只有兩個團抵達金門，大約6000人。此部隊多由知識份子組成，素質較高，加上在鳳山經過孫立人將軍的訓練，美方也給予裝備，所以是全金門島最精良的部隊，指揮官鄭果、閔旻厚，都是正派的好軍人，沒有大陸末期國軍將領的腐敗習氣。他們10月24日下午方抵達金門，然後被派往古寧頭海灘，到達後立即構築工事，架設火力，還舉行了一次小規模演習，士氣高昂。共軍登陸，在第一時間他們挺住戰局，在灘頭浴血苦戰，給予共軍大量的殺傷。但因為人數不多，加上防守正面較大，故仍有少量共軍滲透到防線後方，但多已經被打散建制，只能聚集頑抗在幾個村落內。「金門之熊」的兩輛坦克也具代表性，但關鍵還是201師官兵在灘頭的表現。

其三，共軍的運氣實在不好。本來計畫在骨頭狀的金門島中部登陸，沒想到海流計算錯誤，在西北部的古寧頭登陸，剛好一頭撞上最硬的一塊，201師的防禦地段。若在其他的地點登陸，那麼應該很有機會第一時間在島上建立灘頭堡，後續的戰局就難以逆料了。

其四，共軍的確輕敵。四個團，竟然分屬不同的軍，過去沒有真正協同作戰的經驗，明顯就是為了搶功。據說，連辦公桌椅都帶好了，準備中午在金門縣城開飯，第二天就可以上班。葉飛後來自己檢討，當時贏麻了的共軍，何等驕傲輕敵，看不起一敗塗地的國軍。結果，彈藥船被打爆，上岸後遭到強大火力射擊，後續船隻又被擊毀，大勢已去了。

其五，其他的國軍部隊沒有表現嗎？201師表現精彩，但是其他的部隊，主要是李良榮、劉雲漢的第十九兵團，在戰役後期對共軍頑抗的據點發動攻擊，還是發揮了很好的戰力，成功清理了戰場，讓戰役收尾。

其六，日本顧問的角色。湯恩伯在1949年夏向老蔣提出組建『中日反共義勇軍』的構想，並得到支持。這，就是後來白團的前身。根本博，當時擔任湯恩伯的顧問，的確在湯的身邊參加了戰役的指揮，對勝利有一定的貢獻。但是，日本軍人只是參謀或者客卿的地位，其作用不宜誇大。他們的貢獻，要到1950年代「實踐學社」成立後才比較明顯。

其七，雙方損失到底如何？過去國軍的戰史是說殲滅擄獲共軍15000人，我軍損失1500多人。這個數字自然有所誇大，根據李良榮給老蔣的報告，清理戰場後統計殲滅共軍大約8900多人，這個就與大陸自稱的損失9000人吻合。國軍的損失，根據後來解密檔案大約陣亡2000多，傷1500多。

總之，許多人將韓戰的爆發，第七艦隊巡航台海列為台灣轉危為安的關鍵。這固然也對，但若國軍沒有展現出仍能一戰的實力，美國人也不會去管一個垂死的政權。此役，的確讓美方感到意外，和些許驚喜，台灣的國府政權還是一個可用的盟友，未來可以扶植。後來歷史70多年的發展，這場戰役的影響不可抹滅。

世界上最大的笑話就是抗戰全靠美國。美國就給了中國8.46億美元的軍事物資，這些軍事物資還有大半是1945年才運到中國，而且相當多是日本投降後才到。對比英國，二戰期間美國向英國提供的援助總值約在44億美元左右。

看看美國的要價：逼迫中國拿出僅有的家底，去為英國奪回緬甸。日本方面在1943年夏秋間對國軍的估計是：重慶軍地面部隊總兵力約有300萬，其中機動兵力約有9個軍25萬，主要集中在貴州、湖南方面，因與美英聯合反攻緬甸有關，非常值得注意。中國機動兵力一共才9個軍，為了這點美援，得先後抽出6個軍近20個最精銳的師，還有國內唯一的戰略炮兵，重炮第10團，派去打滇緬，為英美填坑，至於國內武備的空虛，羅斯福並不關心。

設想一下，這6個軍只要有一半放到湖南，1944年5月至8月的長衡會戰就贏了！後來廣西百萬民眾大逃亡的人道慘劇，就不可能發生。然而這遠遠不是美國想要的，美國真正的企圖，是凌逼抗戰多年已燈枯油盡的中國，以史迪威取代老蔣，控制中國主權，把持中國內政，將中國軍隊當成類似英帝國的印度殖民軍，供其驅使當炮灰。

中國以犧牲自身的安全履行國際義務，美國對中國又該負哪些責任呢？老蔣希望美方將在華用於轟炸日本本土的B-29拿來打擊中國境內日軍，填補中方的力量空缺，卻被美陸軍部一口拒絕：駐華B-29只負責轟炸日本本土。不光如此，羅斯福拒不履行承諾，提供國府望眼欲穿的10億美元貸款，當時中國的物價已漲了300多倍，士兵普遍吃不飽飯，羅斯福視而不見，以此作為逼迫中國聽話的籌碼。

1944年4、5月豫中會戰時，因中美空軍的油料被史迪威扣下，搞得陳納德無戲可唱，甚至老蔣親自緊急請求史迪威向河南戰區劃撥汽油500噸，也遭到無理拒絕，以至於全會戰中，中美空軍起飛架次，即使按日方統計也少得可憐：此次作戰，日機出動約1700架次，中國空軍出動約400架次。日機出動總架次為中國空軍總架次的4倍。

1944年3月日軍已攻入印度，英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面臨崩盤的危局下，竟還在策動藏獨。英國慫恿西藏噶廈政府拒絕國民政府的指導，因此無助於抗戰。

國軍兩線作戰，一邊把40萬精銳投入滇緬苦戰獲勝，一邊在國內戰場用剩餘的力量消滅50萬日軍大兵團中的20萬，已經不容易，就算是號稱軍事天才的拿破崙都不一定辦的到。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1871～1955）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1883～1966，為赫爾的顧問。又譯為：洪貝克、霍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為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

參見──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增訂版》（聯經出版公司），p82。

不過邱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是將拒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的責任推給當時的英國印緬軍總司令魏菲爾。但魏菲爾在回信給邱吉爾的時候卻說－－他早在1941年12月23日在昆明開會的時候就已經同意國軍的──第49師與第93師進入緬甸，但國軍遲遲未能開拔並非他的責任。魏菲爾在信中也強調，其實開往緬甸的英（緬印）軍已經夠多了，中國軍隊只是預備隊而已。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3日）

1，你拒絕中國人協助防禦緬甸和滇緬公路的理由，仍讓我深感困惑。據我了解，你已經接受了中國第49師和第93師，而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餘部都駐紮於邊境。緬甸看起來有被蹂躪的極大危險。讓我們回憶一下，中國在孤軍奮鬥、武裝低劣之下，與日軍堅持戰鬥了多久，而現在我們在日本人股掌之下，處境多麼艱難，我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不歡迎他們來協助。

2，我必須提示一下美國人的觀點。中國份量在他們很多人心中等同於大不列顛。非常讚賞你的總統，對蔣中正和你會談之後的沮喪之情，也略感吃驚。美國三軍參謀長堅持緬甸由你指揮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你會幫助中國，並保護滇緬公路開放，這是世界性勝利不可或缺的戰略。絕不能忘記，在這一切之後，隱約出現亞洲團結的幽靈，讓我們本就要經歷不清的災難和挫敗的前進之路，會變得更加險惡。

3，如果我能把我在美國受到的教訓縮寫成一個詞，這個詞就是「中國」。

◆魏菲爾將軍致首相

我並沒有拒絕中國的幫助。

我說我（現在）才接受第49師和第93師。12月23日我在昆明時，我接受了這兩個師，而這兩個師遲遲未能開拔純屬中國人的事。據我了解，這兩個師外加一個雜牌師組成了中國第五軍。我要求的是，第六軍不應該被佈置到緬甸邊境，因為供給不上。如果一切順利，有很多交通線可以支援的話，從印度和非洲開往緬甸的軍隊已經足夠了。我明白美國人對中國的感情，但民主國家往往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智上的思考，而一個將軍的任務，應該是用理智做規畫。我認為，接受兩個師（第五軍的兩個師），並要求第六軍在昆明地區充當預備隊，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很遺憾我的行為被誤解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希望你能幫忙糾正總統的印象。我清楚英國在中國的威信很低，除非我們能獲得一些勝利，否則很難有所改變。而承認沒有中國的幫助，我們不能守住緬甸，對於增加威信毫無裨益。

◆首相致魏菲爾將軍（1942年1月28日）

謝謝你。我很高興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不會錯過的。

參見──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遠東戰場》（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三泰出版社），p151～152。

然而在芭芭拉•塔奇曼所寫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中說的卻是──魏菲爾只不過「不希望骯髒的中國人進入緬甸」。

參見──（英）弗蘭克•麥克林恩（章啟曄譯）：《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上海三聯書店），p63。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說一個冷知識：大家可曉得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對中華民國宣戰？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兩個國家打到驚天動地，死傷慘重，但是中國要到珍珠港事變之後才對日本宣戰，而日本更是從來沒有正式對中國宣戰。

老蔣為什麼這麼晚才對日本宣戰？這是直到今天都受到爭論的問題。其實沒有那麼大的學問在裡面，要不要對日本正式宣戰相關的討論在國民政府當中不斷出現，老蔣自己在日記裡面也多次思考這個問題。但是老蔣跟當時大部分國民政府的要員，甚至一些當時的社會菁英，包括胡適、蔣廷黼等人，都不贊成中國率先對日本宣戰，主要的考量點是：如果對日本宣戰，中日兩國就進入國際法當中的戰爭狀態，那麼日本就可以要求西方列強遵守中立原則，不要賣武器以及派遣軍事人員來到中國。當時中國太弱，一旦沒有外來的武器以及軍事技術的指導，這個仗就會打不下去。

簡單講，中國以一個古老落後的農業國去與一個軍事工業強國進行全面戰爭，這本身就是極度悲壯的事情。當時中國的精英都知道憑自己的條件，不太可能打贏戰爭，只能把戰爭拖著，也就是所謂的持久戰，否則中國必敗無疑。這，是很無奈的事情。而等到珍珠港事變爆發，美國向日本正式宣戰，幾乎在同時日本也發動攻擊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地，所以英國、荷蘭也對日本宣戰，對中國來說之前的拖延戰術已經有了效果，戰爭的格局已經進化成世界大戰，所以毫不猶豫就對日本正式宣戰。

可是日本又為什麼沒有對中國正式選戰？日本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始終稱在中國投入百萬大軍的作戰為「支那事變」。這個一群軍人所主導的獨裁政府，竟然連承認在中國已經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敢，就可以知道這些軍人是何等的可悲可笑。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在七七事變全面戰爭爆發後，緊接著又在上海淞滬地區與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戰略決戰，然後攻佔了中國的首都南京。這些種種的軍事進展，讓日本軍人政府一度對戰況非常樂觀，認為所謂的支那事變即將解決。

當時日本人用的方法就是透過與國民政府早期關係還不錯的德國來進行調解，這個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多。結果呢？國民政府是接待了德國大使以及其他的外交官的勸說，但是給了好幾個軟釘子。簡單說，國民政府拒絕投降，也拒絕局部解決。等到南京被佔領，日本的近衛文麿內閣還做了一件蠢事：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也就是說，日本人把所有與重慶方面談判的管道全部關死了。

對日本來說，速戰速決是最有利的，最好能夠逼迫中國簽訂局部和約，比照當年在東北與華北的模式，佔領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就可以暫時結束。結果呢？這個目標還沒有達到，日本人竟然自己就把談判大門關上，這種智商真是讓人佩服不已。

但是，等到1939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日本發現不對了。岡村寜次在他的回憶錄當中寫到「在開戰的時候蔣介石擁有3百萬部隊，如今戰爭進行了兩年多了，蔣介石依然擁有3百萬部隊。還從外部繼續得到飛機、汽油、炮彈等等補給。」。簡單說，在岡村看來戰爭已經變成了一團泥沼，日本已經掉入了這個坑裡面難以自拔。所以，透過外交方式解決又成了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是，這時候日本的首相已經換成「空前英明」的東條英機。這個陸軍上將除了身兼五相之外，還用了一個他認為非常高明的方法來結束在中國的戰爭：不跟蔣介石談，那我們就在佔領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簽訂和約，結束戰爭。而這，就是汪精衛政府粉墨登場的重要由來。自己建立一個傀儡政府，然後跟這個傀儡政府共同宣布戰爭結束。這種腦洞，在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所以一個有趣又弔詭的情況出現了：日本沒有對中國宣戰，但是日本卻跟他自己建立的中國一起宣布「接受指導」，也就是戰爭到此結束。

所以，中國的延後宣戰，以及日本自始至終沒有宣戰，在西方人的眼光看來都是嘖嘖稱奇。各位可以想像：1940年的春天，英、法已經向德國宣戰半年，可是西歐卻還是一片安靜；而中國與日本彼此之間沒有互相宣戰，卻廝殺到血流成河。戰爭，真是人類行為當中最荒謬的一種。

薛岳將軍（1896-1998）的「戰苟」哲學，本質是亂世中融合軍事智慧與政治生存的極致務實主義。以下從戰場策略、政治周旋、人生處世三層面剖析其「苟而能勝」的生存邏輯：

 一、戰場之「苟」：以柔克剛的軍事智慧

1. 「天爐戰法」的消耗哲學
薛岳獨創的「天爐戰法」是其「戰苟」思想的軍事結晶：
核心邏輯：以空間換時間，透過梯次防禦、誘敵深入，在預設決戰區集中優勢兵力圍殲敵軍，避免硬碰硬的消耗。
經典案例：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1942）中，他主動放棄新牆河、汨羅江前沿陣地，將日軍引入長沙盆地（「爐底」），再以第10軍固守長沙城，外圍第4、20、99軍三面合圍，殲敵5.6萬。此役被羅斯福譽為「同盟軍唯一決定性勝利」。
對比反差：與張靈甫（孟良崮硬拼）、孫立人（緬北強攻）等將領相比，薛岳更注重「保存實力」，甚至被譏為「畏戰」，但長沙三戰殲敵11萬的戰績證明其策略的有效性。

2. 避實擊虛的用兵原則
長征圍堵：四年湘江戰役，薛岳指揮八個師三面夾擊紅軍，殲敵過半卻避免正面強攻，以尾隨消耗為主。
內戰保存實力：1947年萊蕪戰役敗於粟裕後，薛岳私下抱怨「中國人打中國人無意義」，隨即被蔣介石撤職，實為主動脫離內戰漩渦。

二、政治之「苟」：權謀夾縫中的生存術

1. 依附強權而不盲從
早期站隊：1922年陳炯明叛變時，薛岳冒死護衛宋慶齡突圍，獲孫中山「智勇雙全」評價，奠定政治資本。
左右搖擺：1927年曾建議中共抓捕蔣介石未果，後鎮壓廣州起義；1930年中原大戰支持桂系反蔣失敗，流亡香港兩年，直至蔣介石「不計前嫌」重新起用。

2. 與蔣氏的微妙關係
表面忠誠：抗戰期間憑藉長沙大捷獲青天白日勳章，被蔣稱為「最得意之作」。
實際疏離：1947年萊蕪戰敗後，蔣當面斥責「會不會打仗」，加之地下黨劉斐挑撥，薛岳徹底失寵。
退台後邊緣化：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虛職，1993年因付不起房租被銀行起訴，法庭上怒吼「我曾消滅十萬日軍！」引發輿論聲援。

3. 同僚鬥爭中的自保術
樹敵眾多：與陳誠、白崇禧、胡宗南等多有矛盾，但總能找到靠山（如早期依附張發奎、李濟深）。
晚年反李登輝：1990年反對「修憲」觸怒當權者，被停發補貼，卻因輿論壓力免於流落街頭，體現其對民意的精準利用。

三、人生之「苟」：長壽即勝利的終極邏輯

1. 不殉節、不被俘的「善終」
大陸時期：1949年任廣東省主席時直言「此去是送命」，海南島「伯陵防線」潰敗後及時撤退，未如張靈甫般戰死或被俘。
台灣歲月：拒絕參與權力鬥爭，晚年移居嘉義鄉間破屋，以書法「精忠報國」自勉，活至102歲，成為國民黨將領最長壽者。

2. 歷史評價的辯證性
功過交織：抗戰殲敵數可能為國軍將領之最（三次長沙會戰殲敵11萬），但「剛愎自用」性格致豫湘桂戰役潰敗。
符號化命運：大陸影視將其塑造成「長沙戰神」，台灣青年卻不知其名；臨終遺言「寧用奴才，不用人才」，既控訴體制，亦自嘲一生。

 薛岳「戰苟」策略的對比與實踐

維度	典型事件	「苟」之體現	結果
軍事	第三次長沙會戰（1941）	誘敵深入，避正面決戰	殲敵5.6萬，獲國際讚譽
政治站隊	中原大戰後投蔣（1933）	接受「不計前嫌」招安	重掌兵權，任第五軍軍長
內戰選擇	萊蕪戰役後（1947）	消極避戰，被撤職	脫離內戰前線，保全身家
晚年抗爭	房租訴訟（1993）	利用輿論壓力對抗當局	免於流落，保全最後尊嚴

 結語：亂世生存的悖論性智慧

薛岳的「戰苟」本質是弱者的強勢生存法則：在軍閥混戰、外敵入侵、黨內傾軋的亂世中，他以「不爭一時之勇，務求長久之存」的邏輯，用軍事上的彈性防禦換取戰略空間，用政治上的靈活站隊規避致命風險。其人生軌跡揭示一個殘酷真相：在崩塌的舊秩序中，「活得久」本身即是對時代的無聲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