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大師不是言之鑿鑿的說秦代修築的長城早就沒了？那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秦長城是什麼？我們的眼睛業障都很重？所以到底是誰沒讀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抵禦北方遊牧民族騎兵南侵，在秦、燕、趙三國所築長城基礎上，歷時九年，築成一條西起隴西郡臨洮（今甘肅岷縣境內）東至遼東（今遼寧省的東部和南部及吉林省的東南部地區）長達萬里的城防，故史稱「萬里長城」。秦代長城以石築見稱，以夯土為基底，外側砌石或砌磚的方式修建，雄偉壯觀，漢代沿用，到目前為止，已於吉林、包頭等地發現11處秦漢長城遺址，從發現的11處秦漢長城遺址分佈來看，基本是一道完整防禦線，依着通化境內河谷分佈，但這些只是秦漢長城的一部分，再往東端還可能存在秦漢長城遺址。

而固陽「秦長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固陽縣，地處陰山山脈，始建於公元前214年，為抵禦北方匈奴而建，大多採用石塊或土石結構依山勢地形混和築成，一般石砌長城遺跡保存尚好，現存外壁高度在4公尺以上，基寬4公尺，頂寬2公尺左右，土築城垣多數毀壞無存，土石混築的城牆，由於多年風雨的侵蝕，已基本成路基狀，高1米，寬4米左右，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段長約7公里。

不只是秦漢長城仍由在，其實，連更早之前的「秦昭襄王長城」至今也仍屹立不搖。「秦昭襄王長城」築於秦昭襄王25年（西元前272年），是戰國時期秦昭襄王滅義渠戎以後所築的，是我國史上最古老的長城地段之一，全長約235公里。渭源境內（今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的「秦昭襄王長城遺址」西起臨洮東三十里舖的殺王墳，從東峪溝長城坡，上陽山進入渭源縣境內，經地兒坡、樊家灣、文昌宮、秦王寺、石堡子、陳家窪、方家梁、城壕、高咀山、馬家山、下鹽灘、陽山等四個鄉鎮十四個村盤垣三十七公里，從野狐灣進入陝西縣境。

另外，「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段詩句典故出自清代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所寫。張英就是雍正朝名臣張廷玉的父親，有次他家鄰居吳家因為想修新房擴地佔巷路，結果與張家人起了地界爭執，兩家爭論不休甚至告官！後來張家人受不了寫信給在朝廷當官的張英告狀，張英因此寫下此答覆給家人，結果鄰居吳家看見信深受感動，也讓出三尺，就這樣成為六尺巷，這段巷子至今在安徽桐城仍可見，已經成為古蹟。

我是這樣覺得啦！不懂秦長城跟六尺巷的典故跟苦大師的滿人血統無關，只是單純的有沒有讀書，以及有沒有把書讀通而已。

科學革命，我覺得有一件事不可忽略，那就是望遠鏡的發明。

西方雖有研究知識的大學，但主要目的是培養神職人員，在受到以神學和希臘學術為主的經院哲學的支配和影響下，是承續托勒密的天文學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觀念來理解宇宙和世界。

西方當時的知識份子理所當然地安於基督教聖經的神話，無人越雷池半步。即使到了文藝復興的時期，科學也並不受重視，不像藝術和文學一樣有輝煌進展，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然界的現象難測難識，難解難窮，而且即使解釋了，又無法證實，不知然否。因此一般人都不願枉費心思對自然界多加深究，全世界的人如此，西歐人當然也如此。

當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提出時，即使對天文學和數學有高深研究的人都難以接受，至多認為只是理論上說得通的「假說」而已。一般人均視〈太陽中心論〉為荒誕無稽的說法，教廷根本不在意，是被教廷准予發表的。1615年紅衣主教貝拉明發表聲明，稱哥白尼學說不成立，除非「有物理證據證明太陽不是圍繞地球，而是地球圍繞著太陽運行」。

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論〉並非甚麼新鮮的發現，早在紀元前三百年古希臘的阿利斯塔克斯（Aristarchus, 315-230 BC）即已提出過。在14世紀，阿拉伯也有位科學家沙蒂爾（al-Shatir, 1304–1375）透過長期觀測的天文數據，也主張〈太陽中心論〉，否定了托勒密以地球為中心的天體論。

有一篇故事生動地記述了伽利略這樣說：「哥白尼是靠假設，布魯諾是靠計算，而我們有了這望遠鏡，可以直接觀察，也可以讓那些不相信事實的人來觀察。要知道，亞里士多德、托勒密當初並沒有望遠鏡啊，可是現在我有了，我有了！看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有了望遠鏡，眼見為憑，西方對數學、天文學一竅不通的普通人，都能夠毫不懷疑地接受匪夷所思的〈太陽中心論〉。西方人這才發現他們思想和生活在虛無的聖經神話中，這對西方人心靈就如受霹靂雷擊般的震撼。(上帝並未被打倒，僅是重創了宗教，宗教一度衰微，後來又逐漸復甦。)

這使人們聯想：宇宙的萬事萬物都是可能依循著某種固定的原理在變化、在活動。有人甚至斷言，拉·梅特里（Julien de La Mettrie）在其1747年《人是機器》一書中：「人的身體，甚至人的思想，都只不過是複雜精密的機械構造和作用而已」。

於是〈太陽中心論〉「照亮了籠罩在假設與猜想的黑暗中的科學」，產生了牽一髮動全身的蝴蝶效應，激起了研究科學重新解釋自然界的普遍興趣和強烈熱潮。

在這樣一個天迴地轉的啟示下，自此以後西歐人對科學的興趣無比升高，人們從相信「上帝萬能」轉成相信「科學萬能」，以科學觀點解釋事態成了風氣。

於是，在此時期人們盡量發揮想像空間，從各種方式、各種理論，對宇宙和自然現象尋求答案。而新發現又鼓舞了探研科學的更高熱誠，新技術又提高了更好的研究方式和實驗方法，如此一來，西方科學焉不突破和躍進？焉不出現大量科學奇才？

此時期西方研究科學的興趣和熱誠不但空前，也是絕後。再加上歐西各國之間的鐵血競爭，大家力爭上游，致力發展科學之熱潮有如熊熊烈焰，古希臘研究科學的盛況只等於是星星之火。即使現代，由於自然界的未知領域大致已被探索明白，現代人對科學的興趣和熱誠，也是遠遠遜於那個時代的。

總歸起來，使得西方科學發生突變，自火花而大放光明，迅猛地飛躍入現代科學，窺破天機的望遠鏡功不可沒。

二戰後的美國，以老大自居，介入各國的內部政治，南韓更是飽受其害，美國因為自己荒謬的意識形態，被迫捲入了韓戰，打了一場不分勝負的戰爭，灰頭土臉。

南韓卻因此擺脫不了美國的魔手，李承晚在美國大使館與中情局組織策動的學運與政變下，被趕下台，朴正熙掌握政權十多年，強人風格，讓吹噓人權外交的卡特總統也受不了，只好似有似無的讓中情局搞出了一場謀刺行動，當時是1979年。

朴正熙遇刺前，曾發生過對美金錢外交的爭議事件，花錢收買美國政客，其實很多國家都幹這種事情，包括中華民國。不過，蔣經國高明些，斷交後，花了百萬美元收買美國智庫，就是AEI（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民進黨政府現在能有美國保守派支持台獨，無非就是撿了蔣經國生前留下的便宜。

朴正熙遇刺時的美國大使叫來天惠，其實這人過去常駐台北的美國大使館，1999年曾出書談論美韓外交。全斗煥利用朴正熙死後的混亂局面，軍事政變奪權，雷根上台後，馬上與全斗煥交好，美國國務院的辯解是，只有與全斗煥當好朋友，才能協助南韓的民主運動，雷根的支持，讓全斗煥有恃無恐，放幾個民主人士，換來他的高壓統治的穩固，很划算。

從雷根的態度，你就可以知道，美國的外交沒什麼大道理，只有美國的利益，卡特曾經想把駐南韓的美軍調走，當時還引發美軍保守派的抗議，引發了政治事件，雷根這種好戰的政客，當然不會撤軍，要是能大打一仗，更能滿足雷根狂妄的戰爭神話。

雷根是標準的欺善怕惡，專壓弱小國家，但是害怕蘇聯的核戰。他與全斗煥交好，你想想，全斗煥用這種手段上台，美國還是要接納他，所以，什麼合法選舉都是狗屁，南越的吳廷琰也是一樣，拒絕舉行南北越的選舉，把持南越政權，艾森豪與甘迺迪都要買帳，因為美國的利益要靠南越在中南半島對抗他們以為的蘇聯擴張。

全斗煥雖然反動，但南韓朴正熙死前，已經準備調整對北京的外交路線，全斗煥上台後，繼續推動改善對中共的關係，美國並不反對這樣的搞法。

南韓與北韓有軍事衝突，傻瓜才會認為這是反共，反共只是一種口號，一種漫無邊際，不切實際的口號，這是你死我活的戰爭，意識形態只是動員大家用的口號。

南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是增加自己生存的政治手段，台北當年大罵韓國背信忘義，當年的韓國大使館就在現在的大巨蛋捷運站舊址，可能很多人都忘了。

那時候的北京，不論軍事或者經濟，都落後西方一大截，如今已非昔日吳下阿蒙，當然引起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的疑慮，所以拉幫結派要圍堵北京。

你回過頭去看全斗煥的軍事政變，就算用非法的手段取得政權，美國人會要他下台嗎？不僅不會，還會吹捧他，全斗煥甚至沒有被處極刑，後面無非就是美國人對南韓的政治指導。

國際社會，講究利益，沒有什麼道德或者良知。

11世紀時北宋的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約4百年後，15世紀時歐洲的谷騰堡也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有學者認為，西方的活字印刷術來源於中國，但其觀點並不為國際學術界公認）。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對中西文明有何影響？為何其影響極為不同？

活字印刷出現以前，有所謂的雕版印刷。雕版不能重複使用而活字可以，因此活字印刷能使印刷成本降低不少。然而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對中國文明並無非常明顯的影響，書籍是變得比較普及，但識字率並未大幅提高，而識字讀書仍然是少數人的專業。

活字印刷較著名的影響卻是，導致詩詞和書法大家蘇東坡差點死於「烏台詩案」的文字獄（[1] ）！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變法後的新舊黨爭，掌控御史台（又稱烏台）的新黨對屬於舊黨的蘇東坡進行打擊，對蘇的詩文雞蛋裡挑骨頭。在活字印刷出現以前，詩文流傳不廣，宋朝一向是「言者無罪」，但是有了活字印刷後，蘇的詩文被廣泛印刷流傳，被認為影響不小，蘇於是被下獄130天，差點處死，然後被貶任黃州團練副使，不准出黃州，亦不得過問公事。

根據維基百科/約翰尼斯·谷騰堡，谷騰堡的印刷術使得印刷品變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高了許多，印刷量增加。谷騰堡的發明在歐洲非常快地普及。在50年中用這種新方法就已經印刷了3萬種印刷物，共1200多萬份印刷品。它使得歐洲的文盲大量減少。谷騰堡印刷術的發明推動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時代、科學革命等，因此奠定了歐洲現代化的基礎。維克多·雨果稱印刷術為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中國比歐洲早4百年發明活字印刷術，為何不能像4百年後的歐洲一樣文盲大量減少，並打下現代化的基礎？筆者相信，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的方塊字和古文（文言文）比歐洲的拼音文字（僅由少數字母組成）和古文更複雜而難學；印刷術降低了擁有文書的成本，多數歐洲人就能夠識字讀書，但是中國人仍須克服學習方塊字和古文的困難；中國一直到清末有了現代學校，民初有了白話文，人民的識字率才大增，而知識分子也大增。

3千多年前中國人逐漸建立起方塊字和古文的文字系統，當時不可能想到這樣的文字系統複雜而難學，會妨礙識字和知識的普及，也妨礙了中國的現代化，即使印刷術降低了擁有文書的成本。從另一角度想，中國人自小學習複雜而難學的方塊字和古文，或許更能鍛鍊其思考能力？方塊字和古文的書法和簡練之美，是另一收穫！

[1]  費勇《這僅有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讀蘇東坡：不管你遇到了什麼，一句蘇東坡就能療癒。》大是文化，2023。

美、英盎撒人時常詆毀中、俄的一種方式是把中國、俄羅斯、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Dancing on Bones》（[1]）就是這樣的書，在台灣翻譯成中文後，書名中則明指為「極權」！中、俄、北韓都一樣嗎？

[1] 指控中、俄、北韓利用歷史敘述，尤其有關戰爭的歷史，增強人民的愛國心，鞏固其政權，以及對抗敵對的國家，「這些歷史敘述是扭曲、選擇性的，而且在北韓有部份是編造的…」

書中的指控實在沒有意義，可說是刻意的誤導。哪個國家不是如此扭曲、選擇性的利用歷史？譬如：民進黨執政後就修改中學歷史課綱，盡量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歷史上的連接，並且把中國視為外國，以驅使台灣人對抗大陸及追求獨立。筆者沒讀過美國的中學歷史課本，但是看過一些美國的戰爭和間諜電影，大多講述美國在二次大戰和美蘇冷戰時的輝煌事蹟，我卻不記得看過講述美國戰敗講和（如越戰、韓戰）的電影。台、美對歷史也與北韓差不多，作者為何不把台、美與北韓並列？

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就政體而言，北韓由金氏三代連續執政，可說是父傳子的類君主制。中國大陸由9千多萬共產黨員中挑選出其最高領導人，雖然與美歐的西方民主不同，絕不是類君主制。俄羅斯實行類似美歐的選舉民主制度，但因為與美歐作對，美歐就不承認俄國為民主國家，並且指控其總統普丁為獨裁者；即使普丁是獨裁者，也是通過西方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俄國選舉或許不公平，台灣選舉公平嗎？

在經濟方面，北韓幾乎沒有私有企業，並且經濟活動都由政府規畫和執行，因此屬於計畫經濟。中、俄的經濟制度與西方國家已是大同小異，都可說是自由市場經濟，差別僅在於中、俄政府的影響力大於多數西方國家，並且中國有較多的國營企業。北韓的民生狀況雖然欠缺可靠的統計數據，幾乎可以確定遠比不上中、俄。

北韓與中、俄的另一明顯差異在於開放程度。北韓是非常封閉的，外國人要進入北韓，需要通過非常嚴格的審查。相對於北韓，中、俄對外國人的入境是寬鬆多了，可說是相當歡迎外國人造訪，以賺取觀光財。

北韓的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威，幾乎能夠完全控制整個社會與所有人民的生活，因此可歸為極權國家。中、俄與北韓根本天差地遠，美、英盎撒人卻時常把中、俄與北韓並列，隱約地同指為極權國家，只因為中、俄不願臣服於他們麾下。美、英盎撒人仍掌控世界主要的媒體，他們於是能夠恣意詆毀抹黑他們不喜歡的國家。台灣的出版商則是助紂為虐。天理何在啊！

[1] Katie Stallard《極權基因：中國、北韓與俄羅斯，如何扭曲歷史，塑造統治國家的基礎？》好優文化 ，2023。（Dancing on Bones: History and Power in China, Russia and North Korea, 2022）

2023年初台灣重新出版了Edward W. Said的1978年名著《東方主義》（[1]），書中的「東方」主要指中東、阿拉伯地區和伊斯蘭文化。同年10月就在中東發生了以巴衝突，至今已3個多月而仍未停歇，而美國和伊朗的一些盟友都相當程度的捲入，包括造成紅海危機。這當然只是巧合，但是以巴衝突和東方主義確實有些關聯，並對世界影響深遠。

根據 維基百科/東方主義，西方世界把「東方」社會本質化，塑造成為停滯的和不發達的，從而製造了一種可用於研究、描繪和複製的虛假東方文化觀，被Said稱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把東方他者化、邊緣化，把東方當成西方的對立面，塑造西方幻想中的東方世界。這被用來突顯西方文化的優越，成就歐洲自己的主體性及文化認同。而這些對東方世界的刻板印象直接或間接地合理化西方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鞏固了西方文化等於優越，東方文化則是低劣的觀念。這讓西方將東方文化和人民視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

東方主義可說是源遠流長，早在中世紀，很多歐洲基督徒都有痛恨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等到文藝復興、科學和工業革命，歐洲領先世界現代化，東方研究成為熱門的學門，而逐漸形成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是歐洲列強殖民世界的指導思想，先最盛行於英、法，後由美國承襲。Said 在 [1] 裡全面考察和批判幾百年來很多學者和政客有關東方的論述，指出其中不少共同點，被稱為東方主義。

英國當年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及美國長期大力支持以色列，勢必會與人多勢眾的阿拉伯穆斯林衝突，英、美不惜衝突的損耗而這樣做，他們奉行東方主義顯然是一重要因素。不過Said出版 [1] 時大約是東方主義的高峰期，現在美歐民間已不再那麼盛行東方主義（Said出版 [1] 有很大貢獻），因此美歐出現不少反對以色列殘害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抗議，令美國很左右為難。

Huntington的名著《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2]）顯然受到東方主義的影響。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的文明衝突是一種自我實現，美歐基於東方主義把阿拉伯穆斯林視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後者就真成為他者、對立者和威脅。多年的以巴衝突更強化双方的對立和文明衝突，看來美歐與阿拉伯穆斯林仍將互相對耗很多很久。

其實不同的文明未必會互相衝突，譬如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就少有衝突。這是中美競爭時中國的一大優勢。

歐美當年的東方研究是一重要的社會科學學門，卻建立起荒謬的東方主義，遺害多年。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精確可靠，吾人對社會科學的論述總要保持一些戒心。

[1] 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立緒文化，2023。（Orientalism, 1978）

[2] 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聯經出版，2020。（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1996）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根據 H. G. Wells 在《世界史綱》中所說：歷史學家慣於以極為崇敬的態度來看待英雄事跡。例如，尤利烏斯·凱撒的形像被塑造得好似人類歷史上一顆光彩奪目、至關重要的巨星。然而只要經過冷靜的思考便會發現，這樣的神化是不成立的。

偉人形像的神化主要有兩個成因，其一是包攬不屬於自己的功勞，其二是距離導致的神秘感。

包攬功勞是政治家的慣用手段。例如，拿破崙曾在馬倫哥戰役中犯下錯誤，被敵軍的突襲打得瀕臨潰敗，最終憑藉德塞的及時援救和克勒曼的出色指揮才僥幸取勝，但在戰報中卻謊稱勝利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類似的謊言充斥著拿破崙的整個政治生涯。

例如，所有人都知道拿破崙和他的赫赫戰功，但少有人能記住被拿破崙授予“帝國元帥”頭銜的26名將軍，是他們幫助拿破崙贏得了無數場戰鬥的勝利；人們知道拿破崙頒布了意義重大的《民法典》，卻少有人知道真正主持制定法典的人是康巴塞雷斯，並且在拿破崙上台之前法典就已經基本起草完成。

事實上，個人的才智極為有限，任何偉大的事業都是眾人合作的結果。但人們的合作需要一位領袖，最初他只是比周圍人稍強一些，只是在時代的背景下，資源和權力不斷向他集中，再加上好運眷顧，他才得以不斷聚攏人才，擴大成果，最終成就一番偉業。

然而人們在敘述時必須選擇一個簡潔的主語，於是這位領袖順理成章地被當作一切行動的實施者。人們因此忽視了那些隱藏在他身後的人，誤認為他擁有超人的能力，導致其形像被錯誤地放大和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