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跟一個在科技業做事的以前的學生聊Line。他認為，台灣的傳統製造業原本毛利率就很低，再加上人工成本還在上漲，所以他悲觀地認為恐怕很快會全軍覆沒。他也很感慨，當年選擇留在台灣發展雖不後悔，但是看到台灣現在這樣卻也無言以對。（他是80年次、心智正常的未婚大男孩。所謂的心智正常，是指不是1450或者青鳥，雖然也不算真正藍色。）

E.H. Carr，在他的著作《1919-1939的歐洲》中提出一個重要的看法：其實20世紀到1945年之前，整個世界都處在戰爭或者備戰的狀態，世界大戰並沒有真正停止，1919-39年只能算是20年的戰間期。如果按照Niall Ferguson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要到1953年的板門店停戰協定簽署之後，才算是真正告一段落，也就是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才得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但也並非真正的穩定。

筆者過去只會死讀這些書，到如今才看得懂這些人到底想說什麼：其實根本沒有和平，文明社會的常態就是戰爭以及準備戰爭，所以當熱戰暫停的時候，實際上只是在為下一場熱戰做準備。同理，如果按照195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算結束的說法，那麼這70年的和平，實際上也只是在為下一場更慘烈的決戰醞釀或者說做準備而已。

我們看政治的發展，實際上不也是這樣。古代希臘城邦時代的有限民主，實際上只是整個上古文明當中的一朵奇葩，或者說一場奇蹟。實際上，在整個人類上古的重要文明當中，還有第二個這樣的案例嗎？建立穩固強大的專制王權，來集中有效的資源、人力，共同來完成所謂偉大的使命，其實就是古代那些被歌頌的文明帝國的共同特徵，無論這個使命是世俗的或者宗教性的。

實際上，就連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後來歐洲議會政治的建立，我們放在整個世界文明史的範圍之內，其實都是一個小範圍的偶然。在中國的大清、在印度蒙兀爾王朝、在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在俄羅斯的羅曼諾夫王朝，實際上都是專制權利更加上升，人民的思想自由，甚至身體與財產的保障，都受到不斷地壓縮。而這些大帝國的發展，實際上才是當時地球表面上大多數的「正常現象」。

所以，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按照法蘭西斯福山的說法，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及市場經濟獲得了最後的勝利。如果對比到今天世界的狀況，那真是讓人覺得唏噓不已，這也難怪福山老先生後來幾次道歉，承認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在台灣不也是這樣？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台灣就不斷被吹捧為戰後新興民主政體的典範，李登輝被西方人冠上「民主先生」這樣讓人覺得莫名其妙的稱號。一個信仰日本軍國主義，歌頌日本帝國的人，竟然也可以被稱作民主先生，你就可以知道民主這兩個字到底有多麼廉價，或者說有多麼的工具性。

以前，筆者在這裡就說過，民主政治其實非常脆弱，如果你要信手撕破，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1987年到現在也不太久，不過短短38年，在人類歷史上不會超過兩行的記載。如果按照現在台灣政治的發展走向，司法重新變成統治者的服務工具，在野黨就算贏得國會選舉也不可能在國會中通過任何的法案，還要面對掌握所有行政機器與資源的執政黨所發動的罷免，地方上的黨部以及相關的活動人員可以被任意的逮捕，甚至於快速定罪，在野黨主席在沒有任何金流證據的情況下直接被羈押至今。甚至連到對岸去吃一口飯的小生意人、知識分子、技術人員，都因為有對岸的長期居住證件而會遭到取消戶口的處分，更不要說那些嫁來台灣已經幾十年兒女成行的大陸女人，現在要面對的是取消身分證，直接送回原居地，管你是不是台灣人的媽媽。

按照「戰間期」的理論，實際上從1987年到今天的這38年的時間，也不過就是一場「獨裁間期」而已。就像失去戒指的索倫，其實並沒有消散，只是暫時退隱休息一下，等到恢復元氣，找回了魔戒，過去屬於他的時代自然就會回來。

如果在大歷史上看懂了這一點，可能就讓我們感到比較釋然。原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主義也不過是一場派對，人類真正喜歡的是權力，而只有把權力發揮到極限，才是人類文明真正最適合的型態。

823民意完封大罷免之後，民進黨內一片撻伐之聲，箭頭都指向柯建銘，其實最該負責的應該是該黨黨主席。但是柯總召誤判情勢，以為青鳥盡出，必將如太陽花之後，綠營革命小將必然無堅不摧，攻無不克。因為怕功勞被人搶走，所以大言不慚地公開說大罷免就是他發動的，如今落到這般不堪結局，當然是咎由自取。

賴清德主席，身兼國家元首，卻只顧一己之私及政黨利益，口口聲聲說大罷免是公民團體發動的，要透過更大的民意，一次一次的把雜質濾掉。他以為革命小將會繼續立功，便充滿得意之情地大聲地號召：青鳥飛出來！卻不知道青鳥雖然飛出來了，卻已是強弩之末，更錯估民意，以致搞得如此灰頭土臉。

歷史雖然不會重演，但是卻可以借鑑。罷團與青鳥在過去一年多裡，搞的那一套，不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把戲嗎？歷史已經告訴我們，這種仇恨的對立，最終會被反撲，會如餘燼般被掃除。而在大罷免期間所說的謊言，也會在歷史的長廊裡，一一被戳破。

賴、柯及選後大內捲的民進黨公職人員，聯手創造了一段不堪且貽羞萬年的歷史，就像陳水扁貴為一國之君，貪財如萬曆皇帝，後世子孫怎麼做人啊？

It looks like NAZI. It smells like NAZI. It is NAZI.
納粹標榜反共，並不真是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那是德國人慣有的傲慢與歧視，納粹真正要幹的事情，是對猶太人與斯拉夫人進行民族清洗。納粹的標語，永遠是把布爾什維克與猶太連結在一起，納粹用反共包裝大屠殺。

台灣的納粹也是差不多的路數，用反共包裝極右派的奪權，準備搞獨裁以及台灣獨立。
台灣的納粹，不停地鼓吹準備戰爭。

如果反共，韓戰幹嘛不打到底，扔兩三顆核彈，北韓不就垮了嗎？
如果反共，美軍就從西德開進東德，一路打進莫斯科啊。
反共只是個託辭啦，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就是地緣政治，美國無力解決北韓，因為中共不好搞，而歐洲還有蘇聯虎視眈眈，為了朝鮮半島，讓蘇聯在歐洲得利，白人是不會幹的。
同樣，美國若在西德邊界攻擊蘇聯，西歐國家肯定幹聲連連，因為蘇聯一旦反擊，西歐國家第一個倒楣，你們兩個大人吵架，我們這些小國反而是最遭殃的地方。

所以反共喊得很大聲，大家都不會有動作，因為沒有反共這種事情，納粹真的搞軍事侵略共產國家，下場是什麼大家很清楚了，蘇聯內部除了烏克蘭以外，絕大多數人民，包括中亞地區，會因為不滿蘇共，就與納粹合作嗎？有，但不多，因為大家知道自己的國家不能被納粹奪取。

蘇聯瓦解是因為意識形態嗎？當然不是，是這個政權未能與時俱變，當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為時已晚，在沒有能夠鞏固個人領導之前，就被葉爾欽這樣的野心家給搞垮了。這一切的過程，北京都是看在眼裡的。
1990年代巴爾幹半島在南斯拉夫聯邦瓦解後的混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克羅埃西亞，打來打去，死了多少人呢？

這些共產國家的經歷，北京都看到了，北京又不是傻子，當然落實改革開放的腳步，緊抓政治，穩定了國家社會的秩序，但在市場經濟與人民生活方面，穩定的放開腳步。

中共有意識形態，文革時期的極左虛無，幾乎毀了中國，但在這個制度裡面，還是有呼吸的空間，科學發展與工業發展，並不因為文革而完全停滯，這是大陸特殊的地方，改革開放後的大陸科技突飛猛進，大陸在太空科技方面的進步，有目共睹，那不是高舉紅旗就能辦到，那個是要真正科學務實的態度，才能辦到。

中共與蘇共的差別，就在彈性。赫魯雪夫率先批判史大林，但沒有敢放開腳步改革，因為馬上就出現了匈牙利的問題，只能說時機未到，但從此二戰時代菁英把持政治局，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珂這些人離去後，才輪到戈巴契夫，這時的蘇聯已經元氣盡失了。

中共政治局的領導，要比老大哥蘇聯要更務實多了，這在中共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被老蔣打到沒有路跑了，一場遵義會議，改變了中共的命運，不再聽共產國際，自己搞。

彈性、務實，這個是政治生存的要件。

其實這個問題見仁見智，接或不接可說各有利弊。如果盧秀燕接下黨主席，那麼顯而易見的她就將擁有2026年地方選舉以及2028年立法院選舉的提名權。這個是黨主席最大的權力，如果運用得當，那麼將可以有效鞏固黨主席的地位，並且在黨內形成威望，進而有利於取得總統大選的勝利。

但是，她本身現在還是台中市長，而且也在大中部地區累積了相當的人脈，獲得地方派系以及藍白政黨的支持。實際上，綠色版圖在大中部地區是全台灣唯一不但沒有增長，可能還略為縮水的地區，這不得不歸功於她的經營。這個得來不易的基礎，自然格外值得珍惜，這也是盧秀燕立足台灣政壇的最大本錢。所以，今天她的步步為營，看起來不願意接下黨主席，我們也就不必覺得奇怪。

2000年的時候，陳水扁擊敗國民黨的候選人，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是林義雄。2008年，馬英九讓國民黨重回執政，當時的黨主席是吳伯雄。這兩個例子都是很典型的由造王者，將王者推向寶座。所以，如果盧秀燕真的不接黨主席，那就必須要找一個如林義雄、吳伯雄這樣德高望重，任勞任怨，在黨內有崇高聲望，並且讓各派系能夠全力以赴的人。所以，我們也要問：國民黨內部有沒有這樣的人？

現在看起來，黨內的確缺乏一個這樣足夠聲望的大佬。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思維，由一位比較年輕，而且具有戰鬥力的人來擔任黨主席，或許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筆者認為，最適合擔任黨主席的人選有三個：趙少康、蔣萬安、鄭麗文。最適合的當然就是老趙先生，簡單說就是資歷高、有人、有錢、有一定的社會形象，而且也具有戰鬥力。但是，這位老先生目前沒有表態，好像也沒有人去問他？所以應該意願很低，這是很可惜的。如果他願意承擔，那就很可能會複製林義雄與吳伯雄模式，對盧秀燕來講很有利。

蔣萬安目前是台北市長，可說動見觀瞻，他自己當然也有更上一層樓的想法。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他肯定會更加小心謹慎。如果他以台北市長的身分接下黨主席，受到綠色的攻擊的力道肯定會很大。他本身的形象、能力固然都很好，但是在黨內的基礎還不算穩固，蔣家人的身分對他來說是兩面刃，這時候出來也有可能會提前折損。

鄭麗文，是在連戰時期才離開民進黨而加入國民黨，當年南部的地下電台大罵的「背骨仔」。口才犀利，戰鬥力強大，再加上1.8米的身材在女性當中可說鶴立雞群，在媒體上所展現出的清晰邏輯，這些都是她的優勢。但是，過去曾經是民進黨這樣的過往背景，能不能得到深藍的認同？這還是有相當的難度。如果她擔任黨主席，那對國民黨來說可說是一次改頭換面，完全顛覆了過去黨主席的刻板印象，這對於想要重新執政的國民黨來說，敢不敢嘗試呢？

筆者認為，最好的人選是老趙，其次是鄭麗文。如果鄭麗文真的擔任黨主席，那勢必也要有像老趙這樣黨內的資深大佬在背後支持，她才能夠順利的主持黨中央的運作，讓各派系能夠為選舉拼出全力。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擔任黨主席必須要能夠找到錢。

對國民黨來說這是一次蛻變的機會，但是如果蛻變失敗，恐怕會把一局好棋給搞壞。

台海的浪濤從未止息，而此刻的臺灣政治舞台，正上演著一場由罷免風暴揭開的權力角力。這兩場如颱風眼般捲動藍營根基的大罷免，不僅是地方政治的洗牌，更是地緣裂痕與歷史宿命交織的縮影——當美麗島的烽火餘燼尚未散盡，兩岸博弈的陰影已再度籠罩這座島嶼。藍營在罷免漩渦中挣扎的軀體，恰是臺灣政治身處「大國夾縫」的痛徹寫照：一面是中原巨龍的呼吸起伏，一面是島民意識的潮汐漲落，而藍營試圖在夾縫中尋找的「轉機」，終究不過是歷史巨輪軋過的軌跡殘屑。

老論述的復甦：意識形態的麻醉劑還是救命繩？

罷免風暴後，藍營陣營中瀰漫的「反共穩定論」「經濟優先說」等老調，猶如荒蕪墓園中綻放的彼岸花，妖冶卻危險。這些曾被民進黨批判為「威權遺毒」的敘事，如今在年輕世代的嘲諷聲與中年群體的懷舊情緒中意外復甦，恰恰暴露了藍營的戰略困境：當中國大陸以經濟磁吸與軍事威懾雙軌並進，當島內年輕世代以「去中國化」為身份認同標籤，藍營竟只能靠重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舊夢，作為對抗時代的盾牌。

這種敘事的復興，本質上是政治惰性的產物。藍營既無力提出超越「九二共識」的新架構，又不敢直面兩岸同屬一國的現實政治，只能將老論述包裝成「穩定牌」，試圖在民粹狂潮中穩住船舵。然而，當中國大陸以「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壓境，當美國對臺軍售從「經濟援臺」轉向「軍事貢獻」，藍營口中的「穩定」早已淪為紙上談兵的政治咒語。

中國因素：臺灣政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罷免事件背後，始終遊蕩著北京當局的影子。從解放軍繞島巡航的戰機轟鳴，到國台辦發言人對「臺獨勢力」的連番警告，中國大陸以「軟威懾」與「硬實力」雙手扼住臺灣的政治咽喉。藍營在罷免風暴中展現的動員能力，實則是對「抗中保臺」路線的反彈，更是對北京「促統」節奏的無意間配合——畢竟，藍營若失去執政權，大陸對臺統一進程將面臨更大變數。

這種微妙的政治力學，暴露出藍營作為「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守護者的先天矛盾：一方面需假裝對抗北京以維持本土支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賴北京的經濟輸血維繫島內穩定。當大陸以「惠臺措施」蠶食臺灣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當「中華民國」法統在島內淪為歷史笑談，藍營所謂的「轉機」，不過是在兩岸的夾殺中苟延殘喘。

本土力量的反撲：民粹狂潮下的民主異化

罷免風暴的另一面，是臺灣本土力量的野蠻生長。從太陽花學運到時代力量黨的崛起，從「抗中保臺」成為選舉神主牌，到年輕世代以「臺獨」為榮的集體無意識，本土力量正以民粹的方式完成對藍營傳統政治權威的肢解。這種反撲本質上是民主的倒退：當政治訴求淪為情绪性宣洩，當政策辯論讓位於身份對立，臺灣的民主正在經歷一場史詩級的墮落。

藍營在罷免風暴中的大勝，正是這種墮落的最佳註腳。當民眾以「反中」為宗教、以「罷免」為聖戰，藍營所謂的「穩定論述」自然成了舊時代的喪鐘。然而，本土力量即使勝利同樣危險——它們沒有能力提出可行的兩岸政策，只能靠煽動仇恨維持政治能量；它們沒有經濟改革的藍圖，只能以「抗中保臺」掩蓋施政無能。這種「虛妄的勝利」，終將把臺灣帶向更深的政治懸崖。

2028的幻夢：在歷史夾縫中跳舞

藍營將2028年視為「太平盛世」的起點，實則是將自身命運押注在一場不可能勝利的賭局。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仍在攀升，臺灣的國際空間持續萎縮，而島內政治分裂已深如天塹。藍營若繼續沉溺於「老論述」的懷舊情懷，若不敢直面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若繼續將本土力量視為敵人而非盟友，那麼所謂的「轉機」終將淪為另一場政治悲喜劇。

臺灣的未來，從來不在罷免風暴的喧囂中，而在大時代的洪流裡。當中國大陸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號角，當美國在印太戰略中不斷掏空臺灣，當島內年輕世代逐漸看清「抗中保臺」的虛妄，藍營若仍執迷於舊夢，終將被歷史的巨輪碾得粉碎。或許，真正的轉機不在2028，而在藍營敢於直面現實的那一刻——承認兩岸同屬一國，擁抱和平統一的大勢，才能為臺灣開闢真正的生路。

結語：在幻滅中重生

罷免風暴終將平息，但臺灣政治的深層危機仍在持續發酵。藍營若想擺脫「夾縫中的困獸」命運，就必須放棄「轉機」的幻想，在歷史的夾縫中重新定義自我：不是作為「中華民國」的遺老，也不是作為「臺獨」的墊腳石，而是作為兩岸和平的橋梁。唯此，才能在風暴過後，找到真正屬於臺灣的出路。

昨〈8/17〉讀到藍營朱主席與綠營賴總統關於抗戰勝利八十周年紀念的文章；讀來覺得該兩文章各有方向，可說都寫得真是不錯；不過，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教師，不能不指出他們都有相當嚴重的問題。以下，就是個人所感受到的，兩位大文中，至少有這樣幾個問題──

一、關於「抗日八年」，或者「抗日十四年」？

我們都知道蔣先生在1937年面對日軍砲打宛平縣城，史稱「蘆溝橋事變」之後；在「廬山談話」中向我全民宣布了正式展開了抗日戰爭；這就是八年抗戰的由來。然而，我們也知道，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日本軍方對於我國早已經展開了多次的侵華行動，甚至該類史實，甚至應該追溯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只是由於在近代國際關係正式成形上，因「國際聯盟」曾經認證日本為侵略者的基礎上，至少可追溯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而，今日乃有關於抗日十四年的觀點。哪一個觀點比較正確嗎？

或者，應該自1895年算起？因為我們中國人那時有了孫中山革命派與維新派的分別，一路走來，實在值得慘痛的永遠紀念──尤其，兩位領導人如今都身在我們台灣島上？

二、關於「光是國軍的傷亡人數就是320萬人」，這「國軍」的意義為何？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對外可以籠統稱之「國軍」；但是，對內的話，可能是否還值得詳實思考？其實，藍綠都值得在這個問題上思考？

回看，1930年，剛剛經過著名的「中原大戰」，雖然經過「編遣會議」，全國的軍隊似乎停止了衝突，但是「桂系」「滇系」「湘軍」「川軍」「東北軍」等，仍然隱隱；這是當年楊永泰建議削藩，也是當年日軍侵華的重要背景。也因此，抗戰八年之後，我國近現代史中，國府之下還有桂系、滇系之名？如此抗日戰爭的國軍，真不全是國民黨的政府的軍隊，卻真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的軍隊？

而由當年啊，到今天兩岸的軍隊；我島上是義務役，對岸是志願役；義務役即是徵兵制，是男性人人及齡就有資格的體制，在維基百科上有俗稱「不願役」之說；相對於對岸的志願役即募兵制，通常募兵制的士兵水準較高，待遇較佳；對於兩岸的現實言，對岸的國力，雖然其國界明顯也比此岸較長，且鄰國較多，仍是明顯不對稱；應該值得大家長期關注。

三、關於所謂的「抗日的主體」，誰「領導抗日」的？

以抗戰八年的觀點看，國共兩黨合作在當時的國府之下，共同抗日；從此中國人的抗日形勢進入了新階段。故所謂「抗日主體」，如果真的存在的話，就像當年毛澤東確實曾經跟著蔣委員長喊口號，應該沒有人能否定那段史實；然而，個人研究台灣史多年，曾查看到在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竟然奉國府之命到我島上來參加台灣總督府的「始政40年的慶祝會」，真是讓我不能不感到深深的遺憾。那是怎樣「弱者就要捱打與屈辱」的「抗日主體」啊！

我是由這個角度研究時，不能不追索，發現了國府當年曾經公開發表「睦鄰令」，禁止我們中國人民間的各種反日情緒的表達；大約要到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後，當時「抗日主體」的情懷，才能得到真實的發揮。

另，我也追索到我們當年島上的同胞們的主體性，那些反日的思想與行徑，即使只是公共廁所中，鬱卒的反日文字，所幸還有當年中國人的左翼團體領導著抗日巨潮，可以紓解或鼓舞他們澎湃的情懷。

個人的理論能力不夠，如前所及，我見過毛呼口號的影像，似乎很是真誠，那麼政黨的所謂「抗日主體」就必然充分等於「領導人民抗日」嗎？是否值得深思？

對於當年歷史的真相如何，綠營有嘲笑國共雙方，夾纏不清者，然而，那真是值得嘲笑的問題嗎？竟然沒有人想到社會現實的複雜性往往如此，沒有能力處理這類辯證問題的高官，最多只能成為媒體上一時似乎光鮮的政客，將永不可能成為承擔時代使命的政治家？

四、對於綠的「終戰、民主」與藍的「自由與民主」觀批判

賴總統今日身居本島的領導人，身分地位動見觀瞻，但前面三個問題，由於其所屬政黨與藍營不同淵源，並且深究起來，可能這方面有根本認知問題，都可以推托給其當年學校教育中藍營長期壟斷下的問題，因而，其人雖然勤學苦讀，曾獲得了相當耀眼的成績，但是當年教科書中確實沒有教過，在前述各方面就可說自己只是廣大的受害者中無奈的可憐一員；種種乃都可推說是藍營所害的。

不過，綠營這個聚焦於「終戰與自由民主」的問題與藍營強調「抗戰與自由民主」問題，頗有某種類似性。請看其所高調的「和平無價，戰爭沒有贏家」、「團結必勝、侵略必敗」與祈願般極幼稚的所謂「讓自由民主長存」；完全沒有指涉人類社會中的真實事物，只有幼稚而籠統的祈願式說詞，完全沒有就實際情況去考察、批判。

換言之，若是充分理解，兩次大戰爭中如美國，就是戰爭勝利的大贏家；甚至，自大戰後八十年來，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割韭菜與剪羊毛的戰術作為，美國更是唯一的大贏家。

至於，由最近馬斯克為世界所掀開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與索羅斯的民主開放基金會之類的黑手，讓我們更能考察美國在世界各個角落所曾掀起的種種血腥犧牲；細看當年能夠刊上世界媒體的殺戮事件，哪一件不是他們的代理人在其中？──「有錢能使鬼推磨」，然後就到處「鬼哭神號」！是否應該更是讓我們應該省思，當年日本所謂「終戰」的真正意義究竟為何？本來沒有戰爭，當初是誰野心起的戰端？戰後的真相，不過是由一個以所謂「神道」的狼心狗肺的侵略者轉手給另一個「上帝」的「自由民主」，那更為搞怪的惡質侵略者而已？

而我們島內的菁英們，竟然共同地仍然以長期流行的所謂「自由民主」為神主牌。。。是否應該自我警醒？早日覺悟，不要等我們的家園成為當代殘破的烏克蘭或者加薩之後，就來不及了。。。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罷團、青鳥等綠營側翼推動大罷免的主要訴求是反共抗中，並且抹紅藍營立委都是中共的同路人，受到中共的指使而阻礙綠營的施政。這當然是因為立委才就任一年多，實在沒理由予以罷免，更是因為罷團、青鳥感受到中國大陸日益增長的國力和影響力，而有台灣即將不保的危機感。這情緒明顯呈現於他們的一些激進行動和726罷免失敗後的痛哭流涕。

中國大陸自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時的國家實力還遠遜美國，但是到近幾年，已經能與美國分庭抗禮。譬如：
中國的基礎建設能力是世界第一，高鐵營運網達4.6萬餘公里，占全世界的70%以上；水力發電總裝機容量和年發電量都位居世界首位。
中國的製造業產值是世界第一，大量產品出口到全世界，多年來的中美貿易，中國是大幅順差，而美國是大幅逆差。
中國製造業的技術含量愈來愈高，如電動車、無人機、手機、AI大型語言模型、機器人、作業系統等等。
中國的軍事科技突飛猛進，5月發生印巴空戰，中國製造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雷達系統協同作戰，一舉擊落3架法國的飆風戰機。

面對大陸的快速進步，綠營一向的對策是操控主要媒體和教科書，洗腦台灣人，抹黑大陸為貧窮落後及沒有自由民主人權，因此台獨是正義之舉。然而隨著網路上抖音、小紅書、陸劇視頻等很多應用的普及，有關大陸的真相已經逐漸進入台灣，影響台灣人的認知。這些導致很多親中親共者更敢於發聲，如高中國文老師區桂芝和在大陸發展的台灣演藝人員；更重要的，部份過去的反共反中者，如館長陳之漢，完全轉向擁抱中國人認同。

罷團、青鳥仍然相信綠營的洗腦，但是難免對大陸的國力和進步半信半疑、心生恐懼，並且憂心台灣日益增多的親中親共言論，他們因此有台灣即將不保的危機感，而趨向激進和極端的行動。這樣的行動有些像義和團、文化大革命，勢必嚇跑中間選民，而抹紅藍營立委都是中共同路人又是無稽之言，大罷免因此大失敗，而罷團、青鳥非常失落。

中國大陸迅速崛起，其進步的真相逐漸突破綠營抹黑大陸對台灣人的洗腦，已經導致一些人轉向擁抱中國人認同。雖然現在親中親共者在台灣仍是少數，還沒造成太大的政治影響，卻是逐漸增多、漸趨活躍，已經使罷團、青鳥等綠營側翼抓狂，也導致綠營執政者擴大打擊可能的親中親共者（如對付大陸配偶、赴陸旅遊接受招待者），卻形成不得人心的綠色恐怖，不利於其執政。

大陸的崛起絕不僅止於目前的成就，即使受到美國貿易戰、科技戰的干擾，這兩年仍有約5%高於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長，因此大陸對台灣人的吸引力幾乎確定會持續增加，將不利於綠營執政，而有助於兩岸的和平融合。

在堅決的中樞意志，以及全黨一致的擁護下，微弱的反對聲音杳不可聞；看來，8月23日的罷免選舉還是要如期舉行了。
想到八二三這個詞，一直以來都是跟砲戰連結在一起的；哪裡想得到，竟然也可以跟選戰連結在一起？

八二三炮戰又稱第二次台海危機，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捍衛台灣生死存亡的戰爭；不過，戰爭進行過程中的種種跡象又不免會讓人有不同的想法。
首先是戰爭的目的不明確；砲戰一開始就是｢定時定量」的打法，而解放軍也是自始至終都沒有登陸作戰的準備，人家古寧頭戰役都還登陸了呀。
其次，在1958年8月23日發動之後，也不過2周，在9月6日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同時暫停砲擊7天；之後更在10月初，就改為「單打雙不打」，然後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發射宣傳彈，一直到1979年1月1日與美建交當天停止砲擊。
沒看過這麼不認真的戰爭。

後來學者研究發現，八二三炮戰嚴格說來，還真不是當成一場戰爭來打的。
毛澤東自己就說過：
「這不是戰爭，是要讓美國人聽見砲聲」，「我們不是要打下金門，是要打美國的耳朵」這樣的話。
大陸學者沈志華認為，八二三砲戰是毛澤東藉戰爭手段促進政治目標的一環，非為奪島作戰。
余英時認為，八二三砲戰更像是一場高密度的政治軍事秀，旨在影響美台關係與國際觀感。
前總統蔣經國也在日記中道：
「共匪此役非真戰，乃試探與示威。」
宋時選將軍在回憶錄中說道：
「八二三砲戰，其實打的是政治，打的是心理戰；解放軍不登陸，就是在做樣子給美國人看。」
其他美國相關學者跟國務院外交文電都有類似的說法。
結論是，八二三砲戰實則並非一場真正的戰爭，而是一場以砲聲為語言的政治操演。

那麼八二三選戰是什麼性質的選戰呢？
先說現況。
首先，這一波所針對的7席立委，大多位於國民黨基本盤穩固的新北、新竹、台中、南投等非藍非綠選區，意識形態影響不強，多為地方人脈型的選區，撼動不易。
其次，所謂的公民團體罷團主力早已分崩離析；曹霸總當眾翻臉切割，網紅側翼遠颺國外，其他諸如「公民守夜人」、「民主防衛連線」等，早已因人力透支、資源枯竭、志工流失等等因素宣布「暫停一切罷免活動」。

那麼在緩衝器、遮羞布已失的狀況下，為何還硬要親身下場，肉搏上陣呢？
無可諱言的是，在第一波罷免的失敗之後，黨內挫折感瀰漫，基層黨員與支持者普遍感到焦慮與失望，甚至出現批評聲浪，認為罷免本非長期對策，徒耗資源與士氣，何況又是大敗。
然而，主事者卻不能退卻，為了鞏固支持群體，提振士氣，只得繼續推動八二三罷免選戰，在明知不會贏，卻又不能停的狀況下，奮力一搏，看能否創造奇蹟。

同時，持續罷免選戰也可以是有效的轉移焦點策略。
在歐盟、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對等關稅稅率和附帶條件都確定的當下，美國對台稅率高於歐、日、韓，而附帶條件卻仍是未知數，各種對台不利的喪權辱國謠言滿天飛；面對輿論可能轉向對美失衡的經貿關係，選擇用罷免選舉來強化內部對立情緒，藉此稀釋外部壓力與媒體關注就成為一步好棋。

結語是，八二三選戰不是真正的罷免，而是一場以罷免為藉口的政治演出。
時隔67年的八二三炮戰跟八二三選戰，其本質竟是如此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