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最近台灣社會又在為參賽東奧的運動選手的名稱在島內爭執，當韓日媒體轉播時稱我們為「Taiwan」，此間一部分人就驚喜莫名！而另一部分人就堅持說「我們都是中華隊」。

其實，如果說「我們都是中華隊」，應非強調國號「中華民國」的簡稱，因為「中華民國 R.O.C.」不是我們奧會的法定會籍名稱！

台灣的奧會被國際奧會定名為「Chinese Taipei」，其中的「Chinese」就是「中華台北」之「中華」來由。而我們把「Chinese」回譯為「中華」是為了給台灣社會一個交代，刻意糊弄過去。事實是在外國參賽時，名牌上沒有中文字樣，僅有英文，外人一看名牌「Chinese Taipei」就知道其中隱含的意思，亦即這些選手不是來自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而是一個與中國有牽扯關係的特別地區：

英文裡當兩個名詞連用，在前的第一個名詞當作形容詞，所以「Chinese Taipei」就是「中國的」或「中國人的」台北；而中文形容詞之「的」又可省略，所以正譯「中國台北」沒錯。我們譯為「中華」是自樂自嗨，因為「中華」一詞在英文裡沒有對等詞彙。有人說也許接近拉丁語化的「Sino」？但國際奧會頒佈的名稱是「Chinese」，而非「Sino」。

如果我們坦誠使用「中國台北」，豈不鬧炸鍋？畢竟中文稱號僅是我們與大陸之間的問題，其他外國本無置喙之地，也不關心。過去幾屆亞運奧運在彼岸舉行時，兩岸關係尚稱平穩，北京同意我們使用「中華台北」，央視轉播也如此稱呼；近年兩岸關係僵滯，彼岸電視台轉播東奧賽事，凡是有台灣選手出賽，已經一律以「中國台北」稱之。

至於為何用「台北」而不許用「台灣」，是為了避免我們取巧凸顯台獨意涵，否則此刻綠營高喊「台灣隊」也就名正言順了。謝長廷明白這一點，幾年前他曾說不喜歡「Chinese Taipei」這稱謂，因與「China」無甚差別。馬政府時期我方獲准以「Chinese Taipei」列席世衛組織年會WHA，綠營罵翻天，還有青年軍去日內瓦鬧場堵葉金川。可後來政權輪替，蔡政府初接世衛邀請函，不但仍是「Chinese Taipei」，函中加註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一個中國」原則為附加條件，蔡總統接見代表團時卻說「稱謂上沒被矮化」。

呂秀蓮也看出「中華」妙用無窮，多年呼籲兩岸關係可否略過「一個中國」，改稱「一個中華」。老共不睬不理。呂副的隱晦用意是要以富有民族種族廣泛意涵的「中華」取代有國家領土意識的明確「中國」，老共自然不會上當。

再說到幾年前的東奧正名公投，我是投贊成票的，用意是希望讓兩岸人民見識這個有高度政治動機的公投案過關後，姑不論國際奧會怎麼做，且看老共如何回應嘛！可惜台灣社會最後集體退縮了，公投未過關，失去一次實測兩岸關係紅線的機緣。

政客只看下次選舉，政治家－且得是大政治家，才會瞻望未來！如果未來我們仍然得在「中國台北」名號下參加國際運動競賽，台灣人民都應冷靜想想咱們這個島嶼社會何去何從？

P.S. 如果你要稱呼「中華隊」，他堅持叫「台灣隊」，爭吵內鬥有何意義？不如我們都叫選手是「台北隊」？既不違反國際奧會規章，也可凸顯宣傳台北市！據調查：海外觀光客來台，九成都會到訪台北市。台北市是此刻的「首都」(或陪都)，這也是自樂自嗨。
台北隊加油、加油、加油！

（作者為台灣的作家）

現在整個台灣政壇的狀況逐漸明朗。能挑戰民進黨2024選舉的大概只剩下柯文哲與郭台銘，這兩個人能不能夠進一步整合，與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合作，將是一個關鍵。許多人還是對韓國瑜有一些期待，但必須說他的時代已經過去。大家都快忘了他，筆者就來談一下。

對韓國瑜這個人有很多不公平的評價。他的確在風格上比較草根，甚至帶了一點眷村的痞氣，因為這個原因在選舉期間他被抹黑成所謂的草包。所謂的知識藍、精英藍往往看不起他，竟然跟著綠人一起對他謾罵。很多這種藍人，竟然在選舉期間發出不投票或者乾脆投給小英這樣的結論。其實這是很可笑的。你們現在見識到什麼是真正的流氓？連總統府都可以用來囤積走私香煙，你還覺得老韓是痞子嗎？老韓怎麼說也是政大東亞所的碩士，並取得復旦大學博士班的入學資格。那些知識藍，你們確定自己的程度有他好嗎？現在想自己花錢買疫苗都被擋住，不論台灣死多少人他們都無所謂，你們現在到底知不知道什麼叫流氓？

筆者並不是說韓的好話，而是就事論事，雖然他今天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他當然有很大的問題，決定選總統是很倉促的，甚至於對自己的實力了解不夠，因此白白浪費了非常好的機會。所以，他的眼光與格局都還沒有到挑戰大位的階段。

首先，他欠缺團隊，更欠缺一個明確的政治論述，挑戰大位跟選市長完全是兩回事，未來國家的方向與定位非常重要！在這一點上面他沒有精確的論述，當然到了後來就只能被民進黨猛烈攻擊，尤其遇到香港的事情最激烈的時候，那幾乎就沒有什麼還手的餘地。

其次，他在選高雄市長大勝之後，公開說過自己不會得隴望蜀，吃碗內看碗外。結果，在一番折騰之後竟然還是宣布參選。這對整個在野陣營挑戰貓女王的佈局，除了考慮台灣人對藍營政治人物的誠信比較有要求之外，也是投下了一個巨大變數。後來的整合就很困難，怎麼能不大敗？

我過去說韓不該參選總統，應該把高雄市長好好做好。結果被很多韓粉罵到臭頭，甚至從此與我絕交。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如果他繼續做高雄市長到今天，交出還不錯的成績，並且拉出一支自己的團隊，類似今天柯文哲的情況，那整個台灣政局的版圖就會發生根本的質變。甚至於他可以跟柯文哲形成南北隱然的同盟，對貓女王政府產生更大的牽制力量。因為他的格局跟眼光在當時沒有想到這些，只想要僥倖獲勝，最後只能落得連市長都保不住的結局，讓人嘆息。

韓絕對比現在當家的這一群綠人在品德與能力上要更好，所以還是很替他感到惋惜。但是最惋惜的是，台灣人民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苦日子恐怕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新冠病毒疫情始於2019年底，兩三個月後逐漸擴散到世界各地，使歐美先進國家都成了重災區。大家於是只能寄希望於疫苗，現在疫苗已問世使用半年多，全球疫情卻沒有消解的跡象。即使歐美壟斷大部份疫苗而有較高疫苗覆蓋率，其疫情雖曾走緩，但近來又反轉向上了。歐美既富裕又擁有領先的醫療/疫苗技術，然而面對這次疫情卻是一籌莫展，乏善可陳。歐美的先進到哪裡去了？

疫苗對於抗疫雖然重要，卻不是全部。病毒已經一再出現變種，使疫苗的防護率降低，因此戴口罩、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仍然重要。而且有疫苗不表示人人都願意注射疫苗；要迅速地普遍注射疫苗，需要政府有執行力和人民的充分配合。歐美除了擁有疫苗，在其他方面幾乎都不及格，部份民眾甚至走上街頭示威抗議政府的抗疫措施限制了人民自由。

歐美抗疫的失敗顯然可歸因於歐美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選舉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習慣自由的歐美人士大多把戴口罩當作一種難受的束縛而無法接受。其次，政府雖然呼籲民眾避免群聚活動、保持社交距離，奉行個人主義的歐美民眾多半自有決定、自尋樂趣，不太會管政府的呼籲。其三，疫情當前，政黨和政治人物還在互相算計政治的得失，造成彼此爭功諉過、預算卡關或浪費、以民粹而非科學來抗疫、地方與中央抗疫政策的不一致等等。這些都使抗疫難以成功。

不僅歐美抗疫失敗，世界上大部份地方的抗疫都是失敗的。這至少部份歸因於歐美已經把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作為普世價值，推廣到大部份的國家，使這些國家複製了上述歐美的抗疫弱點。一些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如印度、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等等，是這次疫情最可憐的苦主，醫療系統崩潰，經濟重挫蕭條，政治動盪不安，而人民染疫死亡者不計其數。

歐美也不是一無是處。疫情雖導致歐美百萬人喪命，卻未動搖其選舉民主政治制度；疫情僅導致部份國家的政黨輪替和小規模示威抗議。不過，這多半因為歐美富裕，發出很多救濟金、紓困金所致，相對貧窮的國家少有這樣的餘裕，因此就很可憐了。

在嚴峻疫情籠罩全球之下，中國大陸幾乎是唯一抗疫成功的國家，凸顯了歐美抗疫的失敗。歐美抗疫失敗可歸因於其個人/自由主義和選舉民主制度的弱點，顯示自由、民主算不上什麼普世價值。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不夠好，加上一些大陸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舉國體制予以平衡，才能成為更好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相對貧窮的國家尤其需要這些東西。

最近看到一些人，包括一些前輩，在評價中國大陸時，流露的仍然是中共是靠秘密警察、獨裁統治去維繫政權的團伙這樣的認知思維與意識形態。在中共百年黨慶時，用幾近於白色恐怖時代的反共腦袋去撫慰自己。

亦即，固有的「反共」思想繼續地箝制了他們的想像。如用一種上帝的視角，可以驚訝地發現，過了七十年，這在台灣仍然是高度盛行的主流，並已成了一代傳下一代的痼疾。

甚至於，它不只是在藍營裡繼續主導對於兩岸關係的內在評價，更變化為綠營中年輕世代追尋虛幻台獨的思想源流。可以說，反共即台獨、台獨即反共，這兩者已經模糊難辨、雌雄莫分了。

但我驚異的是，從反共到台獨，中國國民黨名字上的「中國」，中華民國背後的「中國」，早已被他們一股腦兒地丟棄了，卻彷彿渾然不知似地，高聲嚷嚷著我們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他們是否曾經自我探問一下：中華民國是哪一國？它的國土在哪裡？

如果他們腦海裡仍有中國，那這個中國也已虛無化了。他們將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變成了魔幻的異域，卻在腦中的某個區塊裡，置放了一葉秋海棠，但除了哪裡，他們根本不知中國為何物。

這種思維是典型的「崖山之後無中國」的現代版。就是說，元不是中國，清不是中國，中共當然亦不是中國。但元不是中國嗎？那何以中華民國要繼承忽必烈所取下的西藏作為國土？清不是中國嗎？那中華民國為什麼要經略大清奪取的新疆，要聲稱被蘇聯併吞的唐努烏梁海是中國領土？

藍營裡一眾人物都留在「反共抗俄」的年份裡，忘記走回到廿一世紀的現實中。他們將中國變成了一塊浮土，永久地在宇宙中流放，卻將真實的中國當成了妖魔與敵人。

長白山頭白雪鑲嵌的天池，仍然是那一個天池；奇峰崢嶸的黃山仍然是李白宿過的那個黃山；孕育中國文明的黃河依然是從青海的巴顏喀喇山的皺褶中，開始向東奔流。但反共的腦子卻像菌叢般地將他們的故國覆蓋了。

或許可以反大躍進的共、反人民公社的共、反文化大革命的共，但請問，該如何反復興中國的共？反已讓十億人脫貧的共？

何必拿腳下幾已是笑柄的民主，去反對自己的祖國？拿中華民國去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難堪的自我欺騙，是被一個過客似的政權思維，淹沒了該有的民族情懷。並且因此成了繼續分裂國土的罪人。

最要緊的，眼前的這一切不是永恆，再反下去的結果，不過是自己成了歷史的灰燼與塵煙！這不是冰冷的預言，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歐美民主制度的核心是選舉，選舉需要公正的呈現民意。然而現代的選舉很容易被不正當地操縱，例如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就受到俄羅斯的暗中干預和操縱。這様的選舉還能呈現真正的民意嗎？還是人民做主嗎？

選舉被不正當地操縱，其來有自。早在美蘇冷戰期間，各國的選舉就時常被美、蘇暗中操縱，美國支持親美、右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而蘇聯則支持反美、左派的政黨和政治人物。在此親美、反美、右派、左派都是相對的，即美、蘇各自支持較符合自己國家利益者。暗中操縱選舉的執行單位，美國主要是中情局，蘇聯則是格別烏，双方可說是旗鼓相當。譬如，意大利1948年的議會大選、智利1964年和1970年的總統大選、以及西德1972年對總理布蘭特的不信任案投票，是較知名的案例。美國在前兩案例獲勝，而在後兩案例落敗。

操縱選舉失敗的美國有可能以流血政變反敗為勝 (蘇聯大約也有類似作為)。例如，左派的阿葉德在1970年當選智利總統，不久後效忠阿葉德的武裝部隊領導人許奈德將軍就遇襲身亡，襲擊者被證實與中情局有接觸，事後並獲得封口費。在接下來的3年裡，中情局花了數百萬美金以動搖阿葉德政權，1973年智利將軍皮諾切發動軍事政變，成立軍事獨裁政權，阿葉德身亡，皮諾切一直獨裁執政到1989年。

暗中操縱他國選舉的手法大多是可想而知的，包括以金錢資助屬意的政黨或政治人物，直接在選票上動手腳，透過(買通)代理人在媒體上宣傳，發掘私密訊息或製造假訊息以損害敵對方的形象等等。現代的互聯網使金錢資助之外的操縱選舉手法成本降低、更加容易、而且成效更高。因此過去只有美、蘇這樣的強權才有能力操縱其他國家的選舉，現在美國的選舉也能被俄羅斯暗中操縱。

俄羅斯暗中干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起因是，總統普丁認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俄國較有利 (普丁與希拉蕊關係惡劣而與川普關係良好)。執行這次祕密任務的主要是俄國網路研究局和一些俄國政府資助的駭客集團，前者在社群媒體上執行宣傳攻勢，後者則駭進美國一些公私機構，竊取可能影響選舉的敏感資訊。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的3個多月前，維基解密公開了一大筆由俄羅斯駭客竊取來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電子郵件，內容全都是民主黨內高層偏袒希拉蕊，不利桑德斯(黨內選舉的競爭者)的種種情事。這些電子郵件立刻成為媒體焦點，重創了民主黨和希拉蕊的形象。另一方面，俄國網路研究局在臉書、推特、Instagram等社群媒體上開設了幾千個帳號，發佈了十幾萬貼文，吸引到幾十萬粉絲追蹤，加上購買了幾千則網路廣告，都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

美國過去時常顛覆一些反美政權，互聯網流行後似乎更是得心應手，如製造2010年代初的阿拉伯之春。俄羅斯暗中干預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一種政治顛覆，可以算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吧！連美國的選舉都能被操縱，還有哪個國家的選舉不能被操縱？外國能夠以網路駭客和社群媒體上的大量帳號操縱選舉，本國的各黨派當然也能照做。選舉如此，民主是名存實亡了。

本文的一些選舉被操縱案例取材自 David Shimer《民主的弱點：民意，如何成為世界強權操弄的政治武器》堡壘文化，2020。(Rigged: America, Russia, and One Hundred Years of Covert Electoral Interference, 2020)

就算真如台獨所言，是靠美國協防台灣，使得共產黨不能渡海犯台，但是當年的時空背景，共產主義席捲半個世界，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除了大陸的匪諜滲透顛覆之外，台灣在共產思潮的侵襲下，不會有土生土長的台灣「共匪」興風作浪？起而鬧武裝革命？

看看韓戰、越戰，以及世界各地共黨肆虐的鬥爭迫害，生靈塗炭的禍亂戰亂。若非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擋住了共產黨的「紅色恐怖」，台灣豈能倖免，台灣不會死人無數？

況且「白色恐怖」與一般人民根本無關，人民絲毫不受影響。被殺被關的人都是與共黨的活動有關，死的幾乎全是大陸人，台灣人屈指可數。

而且正就是由於所謂的「白色恐怖」，使台灣成為共產病毒無法侵害的無菌室，使得台灣安定繁榮，台灣人戶戶笙歌樂太平。

戰爭未必就是刀槍火炮的熱戰，戰爭還有看不到、感覺不到的諜報戰與思想戰。戰爭的勝負，國家的存亡，情報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思想戰能從心理上瓦解對方的鬥志，甚至倒轉對方軍民的敵我意識，與諜報戰同樣厲害可怕，戰爭中清除間諜與內奸是絕對必要的正當行為。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條件的，以太平時期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標準，而對戰時的蔣介石升級加罪，就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因此，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是絕對正當的，只有一個有無矯枉過正，亂世用重典的過當問題。

當然現在的時空條件也與當年不同，中共已經不以共產主義治國，也不向世界推廣共產主義革命，而且大陸又成為世界的脫貧典範，台灣和世界沒道理再宣傳什麼「紅色恐怖」了。

世界各國的貧富不均問題嚴重，應該是社會主義發揮所長的時候。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現在歐美主要的社會主義流派可說是「民主社會主義」。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曾擔任美國社會學會主席的Erik Wright在其最後遺作《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9) 裡，以非常淺顯的文字介紹民主社會主義，及如何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以降低資本主義在國家社會的比重。

作者先界定資本主義的特色是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資本。前者表示市場交易只受到國家最低限度的規範管制，而後者表示資本主義帶有一種特殊的階級結構，即區別擁有資本和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及擔任員工而提供勞力的勞動階級。

作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論點在三方面：平等/公平、民主/自由、社群/團結。這些也是民主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平等/公平的涵義：「在一個公正的社會裡，所有人都擁有大致平等的管道可以取得享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民主/自由的涵義：「在完全民主的社會裡，所有人對於有意義地參與影響自身生活的決策所需的必要工具，都享有大致平等的取得管道。」「社群/團結表達了人應當互相合作的原則，不僅是因為個人能夠從中得到好處，也是因為他們真心關注別人的福祉，並且認為自己有這麼做的道德義務。」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方法包括拆解資本主義 (漸進式取代資本主義機制)、馴服資本主義 (消除資本主義的傷害)、抵抗資本主義 (抗爭活動) 和逃離資本主義 (如建立非資本主義社區)，但不包括全面推翻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的建構元件包括無條件基本收入、合作式市場經濟、社會與團結經濟、資本主義公司的民主化、把銀行轉變為公用事業及非市場經濟組織 (如國家供應的商品與服務、同儕合作生產、知識共享) 等等。

推進民主社會主義及弱化資本主義的難題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強大菁英分子所把持。」要克服國家的難題就需要深化民主，以稀釋國家機制的資本主義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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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一直有一些左派政黨，其政綱接近民主社會主義。不過即使這些左派政黨曾獲得執政權，它們多半無法大幅度地推進民主社會主義，等過些年，右派政黨班師回朝，國家於是又回到更多資本主義，歐洲國家就這樣在左右間擺盪，但是其主軸仍多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北歐的一些國家是少數例外，比較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指出 (上述的民主/自由涵義)，資本主義的民主不是充分的民主，因為資產階級參與政治的管道遠勝勞動階級。台灣一向偏向資本主義而非民主社會主義 (藍、綠兩大黨都是偏袒資產階級的右派政黨)，可嘆台灣的勞動階級大眾卻沾沾自喜於手中一點點無效的民主權力，真是很好騙啊！

歐洲國家雖有左派政黨，但是民主社會主義多不得勢，大約有兩個原因：其一，如上述，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結構存在著先天的偏頗，偏向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國家受到與資產階級關係深厚的菁英分子所把持。其二，民主社會主義有經濟效率的難題，左派政黨執政一般比不上右派政黨執政善於治理經濟。北歐國家較能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因為它們人口少 (不超過千萬)，較容易克服這兩方面的難題。

社會主義是崇高的理想，然而民主社會主義看來只適用於小型國家，中國大陸這樣的龐大國家，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看來是適度的妥協，能兼顧理想和效率。

寵子會不孝，這個觀念毫無疑問是大眾公認的，但是還是有非常多的父母會犯禁，但這總是他人家務事，外人不便多事。在臺灣除了有寵子不孝問題外，還有寵豬夯灶的問題，而且正在進行中，已經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字逐日攀升中，上千萬人處於恐慌之中。

台灣實行“民主”選舉制度，上從“總統”，下至“里長”，還有各級代議士，大部分是選舉出來的，誰能説台灣不民主？這可是台灣人引以為傲的事，然而選里長選市長，為什麼不選區長？而里長更多只是在做角頭、做樁腳，市長則是作秀比做事多，選“總統”也會選出兩顆子彈疑案，還選出一個拿不出文憑、不怎麽謙卑的人。

各級民意代表的問題也不小，此次疫情破口，就是本土政黨民代強推3+11航組人員特權隔離造成的，民代説這是選民服務，好一個選民服務，造出數百冤魂的選民服務，該民代不道歉、不辭職，該民代憑什麼犯錯後依然強勢？這就是“寵豬夯灶”的現實例子。此事件也告訴大家，台式選舉只是在選寵豬而已。

台灣選民會選出寵豬，這現象與“台灣人的悲情”有關，臺灣本無漢人，來台漢人多是因為逃饑荒、避災難而來，以閩人居多，客族次之，明鄭首建漢人政權，清朝收歸中央，甲午敗割倭國，抗戰勝利回歸國府統治，説悲情是有，然而放在近代中國史中去看，只是清末積弱之無奈，是百餘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欺凌之一小部分，然而卻被帝國主義者及其買辦渲染出“悲情的台灣人”情緒，且被“本土政黨”超限利用。

有所謂的本土政黨，當然還有一個“外來政黨”，雖然説這個外來政黨早已被本土人士李登輝“改造”過，加上有香港踋的馬英九刻意加碼向本土靠攏，可是從選舉結果來看，尤其是“中央級”的選舉，證明外來政黨的“本土化”並無“預期”效果。

寵豬效應之下，本土政黨的各級政權、各級民代，要怎樣子的胡作非為都可以，被揭發或被質疑時，為事者只要擺出悲情姿態，就可輕易過關，甚至於連姿態都不擺，你奈我何？就像造出疫情破口的民代，一付局外人的姿態。更早有一個年約70的女人，就是善用寵豬神功者，它有一名句：“我是台灣人的女兒”，此語一出，無人敢再究其責、纓其鋒，這位台灣人的女兒，市長任內，三千億元不知道花到那兒去了，但是有誰敢追查台灣人的女兒“芝麻”小事？此女卸任後，換個位子，繼續為本土政黨政權為惡。

寵豬寵到2021年5月中旬，台灣新冠疫情火山式爆發，所謂的超前部署，竟然是國王新衣，人民開始生活在恐慌之中，然而本土政黨政權，仍然是強勢的繼續他們的錯誤政策，一種錯也要錯到底的姿態，而不理會死亡數字、感染數字、接種AZ後的死亡人數。

台灣人被強灌、誤導的悲情心態，造成對本土政權與政客的寵溺，導致責任政治崩塌，寵出一個冷血不負責任政權。這時候“悲情的台灣人”應該想想，你寵子就算了，你寵豬仔寵到牠要你錢還要你命，這是你悲情？還是牠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