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盼中正紀念堂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事實上，若無老蔣威權統治的 「白色恐怖」，台灣怎麼可能太平安寧，穩步發展，民生樂利？

戰爭未必就是刀槍火炮的熱戰，戰爭還有看不到、感覺不到的情報戰與思想戰。戰爭的勝負，國家的存亡，情報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思想戰能從心理上瓦解對方的鬥志，甚至倒轉對方軍民的敵我意識，與情報戰同樣厲害可怕。共產黨主要就是靠著情報戰與思想戰，擊敗了蔣介石。因此，戰爭中清除蒐集情報的間諜與意圖煽動的內奸，是絕對必要的正當行為。

而且，就算是真如台獨所言，是靠美國協防台灣，使得共黨不能渡海犯台，但是當年的時空背景，共產主義席捲半個世界，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除了大陸的匪諜滲透顛覆之外，台灣在共產思潮的侵襲下，不會有土生的台灣「共匪」興風作浪？起而鬧武裝革命？

看看韓戰、越戰，以及世界各地共黨生靈塗炭的禍亂戰亂。若非蔣介石的白色恐怖擋住了共產瘟疫，赤禍之災台灣豈能倖免，台灣不會死人無數？況且白色恐怖與一般人民根本無關，人民絲毫不受影響。被殺被關的人都是與共黨的活動有關，死的幾乎全是大陸人，台灣人屈指可數。

正就是全靠著所謂的「白色恐怖」，使台灣成為共產病毒無法侵害的無菌室，使得台灣安定繁榮，經濟騰飛，台灣人戶戶笙歌樂太平。「白色恐怖」，恐怖個屁！

國民黨正在臺灣進行黨主席選舉。前兩天有人問我，對此有何看法。筆者回答說，由於候選人大多親美反陸，誰當選都一樣，因此沒予留意。其實筆者出身國民黨家庭，父母都是黨員，甚至外祖父還是同盟會會員，曾跟隨孫中山先生一起革命，在故鄉墓碑上，還刻有「辛亥革命老人」幾個大字。而筆者在台服役期間，也在半強制下入了黨，豈能對國民黨未來主席的人選漠不關心呢？

然而隨著年齡稍長後，即對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卻越來越懷疑，越來越無法接受。由於對臺灣政治現實的失望，自大學三年級起，即狂熱地欲瞭解對岸的實況，幾乎天天都偷聽大陸廣播。久而久之，就把對國家民族的前途與希望轉移至大陸身上了。

1970年赴德留學，正逢海外留學生掀起波瀾壯闊的保釣運動。當筆者第一次讀到，寄自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的保釣刊物「戰報」時，不禁感動得熱淚盈眶，迫不及待地，欲在當地臺灣留學生中發起保釣運動。然而卻出乎意料地發現，臺灣留學生竟受白色恐怖壓抑，幾無人敢出來響應。不久還謠傳出，筆者是臺灣派來臥底的職業學生，真令人哭笑不得。

幸好一位即將學成歸國的學長，在聽了筆者長達3、4小時，有關「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宏論」後，雖未接受筆者見解，卻為筆者精神所感動，於是介紹了一位與筆者想法相近的臺灣同學與筆者相識。通過他又聯絡到另外幾位留學生，1971年冬我們在波恩成立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發行了宣傳統一的刊物「歐洲通訊」。遂利用課餘，在歐洲華人中展開和平統一的宣傳，轉眼間已有半個世紀了。

國民黨黨主席候選人中，有位留德的後期同學，即張亞中教授。他到德國留學時，我們早已完成學業離去了，因此失之交臂，素昧平生。筆者最近偶然在電視節目中，聽到他發表的競選政見，發現他口才很好，知識淵博。但令筆者印象最深刻、最感動的，還是他心中有兩岸，有中國情懷。對來自臺灣的人來說，他是長期反共的國民黨員，還多年擔任過公職，尚能保持如此清醒的頭腦，及較客觀的立場，確實難能可貴。他的出現，令人看到了臺灣的一線希望。然而他能在競選中出線嗎？國民黨高層一向人事複雜，長期以不團結，相互傾軋著稱。張亞中性格率直，敢言敢衝，能見容於他們嗎？

大陸近年突飛猛進，給臺胞留下深刻印象，激起許多人的認同感。作為國民黨主席候選人，為了勝選，當然不會忽視民意的趨勢。各個候選人在發表政見時，或多或少都調整了方向。在臺灣的所謂民主選舉中，不是政治人物主導民意， 而是民意左右著政治人物的政見內容。這不僅在臺灣如此，即整個西方民主政治中，都普遍存有此一現象。

臺灣歷次選舉中，候選人都強調自己尊重民意。這聽來很民主，很善察民情，但當民意早已被野心分子所誤導，滑向歧途時，則喚醒民眾，使其重回正軌，就是政治人物最該負起的責任了。若只會跟著錯誤的民意亦步亦趨，把臺灣帶向困境，甚至險境，這樣的政治人物要來何用？做一個負責的政治人物，應把自己獨到的政治見解說明白、講清楚，即使因選民認識不足而落選，也是雖敗猶榮的。

雖然幾位國民黨主席候選人，在發表政見時，或多或少都觸及到了兩岸議題，這是大勢所趨使然，然而又有誰能一針見血地，把兩岸關係說清楚呢？兩岸同屬一中，只因外力干涉尚處於分裂狀態。擺脫外力干涉，謀求國家統一，是兩岸應共同努力的重中之重。至於統一後的國號等問題，可待統一後再商量不遲，以中華民族的智慧，必能商量出可解的方案來。

促轉會公布「中正紀念堂園區轉型方案」，盼未來能轉型為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並建議計劃將蔣中正銅像移除。

事實上，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蔣介石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包括西方國家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是一步到位，就此能夠國泰民安。尤其是經濟和教育落後，媒體不入流的國家，如拉美、非洲、東南亞、中東的國家民主化之後，不是民生凋敝，就是要死不活困頓依舊，更多的是內爭內亂，分崩離析。

中國早就吃過民主的苦頭，經歷過「民主無主，共和不和」，軍閥割據混戰的慘痛教訓，孫中山才擬定了軍政、訓政、憲政，分段進行民主的步驟。

台灣的民主化正就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加上縣市選舉的民主訓練，所建立出的這些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老蔣在施政上採取建設民主的道路，他的威權統治正發揮了渡過民主亂流的橋樑作用，完全避過了在自由民主轉化上的紛爭動盪。

再從世界上各國的民主發展史來看，民主本來就需要極為長久的時日，至少百年以上的培養和建構。兩蔣在台灣要推行軍政、訓政以轉化到民主憲政，四十年的戒嚴、強人統治算長嗎？因此，若無老蔣的威權統治，台灣怎麼可能會有寧靜革命的民主奇蹟？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李登輝收割而已。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化的轉變，蔣介石才正是台灣自由民主化的真正功臣！

評斷政治的是非，是不能脫離當時的時空背景和條件，以太平時期正常的自由、民主、人權作標準，評斷國難當頭，百廢待興的蔣介石，就正如以現代的標準來評斷古代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麼英雄就變成了虐殺保育動物的大壞蛋。

台獨的手法是先惡魔化中國、蔣介石、國民黨，然後轉過來二二八暴徒、叛國賊台獨就成了正義的代表，顛倒是非惡人告狀，賊喊捉賊，就叫作「轉型正義」！

故居鶯歌，在鶯歌學習成長，自鶯歌國小畢業，著名的已故作家陳映真，本名陳永善，2016年底不幸在北京旅居時病故。時任新北市市長的朱立倫所屬的市政府文化局，竟然以陳親共為由，拒絕為陳映真舉辦任何紀念活動，真是匪夷所思。

我本身並非鶯歌在地人，卻客居鶯歌二十餘年，先和鶯歌在地的市議員蘇有仁聯繫，起初他並不了解本名陳永善的陳映真竟是鶯歌人，還是鶯歌國小畢業，也還是同一小學的學長，於是熱心的聯絡鶯歌國小，與鶯歌市立圖書館分館，要求留意此一重大訊息。

最後終於找到陳映真的小學畢業團體照，陳永善果然是1950（民國39年）第37屆畢業校友。在多方協助下我又找到了鶯歌文化路223號陳的故居，和新北、桃園交界的大溪中庄陳的祖居。

蘇有仁議員為此特地去函新北市政府，希望文化局撥款蒐羅並典藏陳的大部作品，舉辦陳映真作品研討會，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參加。其實說陳映真是人道主義作家還比較切實，其小說多以中下階層弱勢族群為題材，創辦《人間雜誌》，報導並揭發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為他們發聲、申冤。因此陳映真一直被譽為關懷弱勢、伸張正義的左派作家，其作品無論人事時地物都能與鶯歌密切連結，如小說《山路》就與鶯歌孫龍步道若合符節。

詎料新北市文化局竟澆了一大盆冷水，回函推說無編列經費，後又以陳映真「親共」為由，表示礙難有任何作為。這種種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心態，罔顧新北市出了這位蜚聲海內外，被譽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的名作家，吾人除了遺憾，還要加以嚴厲譴責！

民進黨的台南市長賴清德都敢公開說他「親中愛台」，曾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朱立倫市長，還帶團去中國大陸進行「朱習會談」，竟無視所轄之下出了這位名聞遐邇，海內外皆知的大作家，所屬文化局其恐共症竟比民進黨還嚴重，更畏縮怕事，更沒有LP，滿腦子反中反共的冷戰思維，這樣的心態毫無包容性，不知如何從事文化工作？

由於反共，台灣很少提馬克思。維基百科/馬克思裡主要在介紹馬克思的經歷和學術貢獻，尤其後者。他有很多重要的學術貢獻，但跟一般大眾關係不大，而與一般大眾相關的評語如：「馬克思也被人們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卻少有解說。維基百科似乎不想多說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

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長期以來受到了許多人的讚美和批評。從其反對者的評語，我們或許更能看出馬克思對人類的影響。Sir Karl Popper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獲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並對馬克思理論有很多批判。以下引自Popper的名著 [1]：

在這個時代中，為所欲為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絕望和悲慘，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其中又以對婦女和兒童的剝削，特別導致令人難以相信的痛苦。底下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兩個例子：「九歲的威廉．伍德，開始工作時是七歲十個月…。他每星期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時！」…六歲的小孩被迫每天勞苦十五小時，並不是不尋常的事…「瑪麗安與其他六十位女孩，沒有停止地工作了二十六個小時，三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一位來遲的醫生凱伊斯先生，對一角的陪審團報告說：『瑪麗安是在過度擁擠的房中工作過久而致死…』…」即使到了1863年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工人階級依然處於這種狀況；這種當時的專業經濟學家、教會人士都容忍甚至為其辯護的罪行，激起了馬克思強烈的義憤，他對這罪惡所做的激烈攻擊，將使他在人類的解放者中永遠佔有一席地位。

全球的大部份人都活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現在的資本主義世界比《資本論》的時代是好太多了(雖然仍不令人滿意)，千千萬萬的勞動階級能夠活得像人，這主要都拜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激烈衝撞所賜，因此筆者贊同哲學家Peter Singer的評價，馬克思的影響可以與耶穌和穆罕默德相比 [2] (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孔子和釋迦牟尼)。

有些人反對馬克思，因為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曾造成千萬人的死傷。然而回顧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對抗，以及兩教的内部教派衝突，都曾造成千萬人的死傷，這些不影響耶穌和穆罕默德的不朽地位，同樣地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所造成的損害應該也不影響馬克思的不朽地位。

馬克思理論有不少對未來的預言，如資本主義將自我毀滅，而最終的世界將是沒有階級和國家的共產共享社會等。這類的預言被很多學者論證否定(如[1])。其實這類的預言是否可能實現，就像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所許諾的天堂是否存在，是永遠無法證實的，因此並不重要。讓耶穌、穆罕默德和馬克思不朽的是他們那堅強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以及對人類的影響。

由於反共，馬克思的不朽貢獻尚未被世人普遍認可。然而世界仍深陷於嚴重的貧富不均中，世人仍將反覆召喚馬克思的偉大精神和思想。

[1] Karl Popper：《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商周出版，2020，807-8頁。

[2] Peter Singer,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1st edn) , 2000，第1頁。

張亞中的真情、急切、超脫、深邃，足以當其他人的老師。可惜，其一直在邊緣。

張亞中先生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目的是宣傳理念。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心境——鸚鵡救火。
我為亞中先生的良苦用心、勇於犧牲哭。

國民黨、泛藍，不少政客，或許不會客觀看現實，或許因為選票算計而不敢正視現實，總是把腦袋埋進「各自表述」的沙礫中去尋求所謂的「維持現狀」。最後，在大陸要統，台獨要獨的雙重擠壓中左支右絀，日益困窘。

張亞中，揭開了國民黨政客此種皇帝的新衣，或許讓臺灣民眾認識到國民黨馬、吳們刻意扯「各表」的荒唐可笑、最終沒有出路處，從而認真思考，臺灣的未來要什麼？出路在哪裡？

亞中先生，好一個中國智者，把道理講明白即可，輸贏皆榮耀。

美帝終於在今天離開了阿富汗，還給阿富汗人自己的阿富汗。

不論美國扶植的政府是多麼地「民主」，那都是一個殖民體制，只要美帝仍然在這裡，阿富汗人就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國家，他們的國家就是一個被帝國的軍隊直接統治的殖民地。

我看到紐時中文網的一篇文章，斗大的標題是：「告別曾經的喀布爾，告別一個希望的時代」。那是一個阿富汗人用英文寫的文章，在他的認知裡，美帝20年前趕走塔利班時，阿富汗在廢墟中被注入了新生。但這是多麼膚淺的認知呵！

就像溥儀的滿洲國，那時的東北人覺得他們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國家了嗎？在溥儀之前，東北也是過了數十年戰亂頻仍的日子，包括旅順大屠殺，但溥儀的滿洲國並沒有讓東北新生，而是走入了日本關東軍的牢籠裡。

那位作者竟然絲毫沒有意識到，他的希望其實是一座吸食民主鴉片的殖民監獄。他的國家並不屬於他，而是屬於一個意圖在這裡建立地緣陣地、掠奪中亞資源前哨的全球霸主。

許多被美國這樣的殖民者所殖民的人民，其實都被一種淺薄的民主概念所俘虜，他們飄飄然地以為他們恍若也變成了帝國的子民，卻絲毫不覺得他們失去了國家。

但如果阿富汗人曾經為趕走蘇聯而感到驕傲，為什麼他們卻不為趕走了美國而興奮？同樣是收復了國家，但如同那位作者一樣的阿富汗人卻早已被民主的迷夢所灌醉，不但沒有了欣悅，反而傷感了起來。

塔利班被描述為恐怖組織，是西方宣傳機器下刻意的框定。它若不是恐怖份子，美軍要如何入侵呢？就像伊拉克若不是活在胡辛的專制統治之下，不是它擁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美軍如何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

所有的軍事行動，都要預先醜化它試圖消滅的對象，以獲得它的正義性。難道日本侵略中國，不是為了大東亞的共榮嗎？如果滿清不是遍地腥羶、滿街狼犬，那革命黨的革命就是一群神經病的反社會行為。

塔利班也是這樣被妖魔化的。對於塔利班更接近事實的描述應是，一群想要恢復古老伊斯蘭秩序的保守教派人士組成的執政集團，他們不合時宜地推行古蘭經的過時教義，但他們並非恐怖份子。

如果塔利班是恐怖份子，那麼法國大革命的那一群暴民，以及他們支持的羅伯斯庇爾與聖茹斯特的雅各賓黨，就更毫無疑義地是純粹正宗的恐怖份子。塔利班並沒有一天到晚剁去竊盜者的手或對犯姦淫罪的婦女扔石頭，但雅各賓卻一天到晚抓人上斷頭台。

後來的我們歌頌了那一群革命的暴民與恐怖統治者，替他們戴上了民主的冠冕，卻不假思索地將塔利班與恐怖主義作了強行連結。

在這一層意義上，如今在台灣的廟堂上收拾著人民的所謂民主政府，與半個月前逃離喀布爾的那個總統與政府，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唯一的區別是，這裡不需要軍隊，就自甘地做實了一個走狗般的附庸。

這樣的思維慣性都是由「民主」這劑麻醉藥開始的，給你打上了民主的麻藥後，你就任人凌辱也不覺怎麼了！甚至還謳歌了起來，因為你成了主子的寵妾，一種奴性的光榮。

1917年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來的，以工農階級為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當時世界的大事，不久社會主義的浪濤席捲全世界。

吸引了世界各地知名人物及留學生，前來蘇聯觀摩取經，像蕭伯納這樣的大人物也崇拜蘇聯，並不讓人意外。

蕭伯納拜訪蘇聯是1931年，正當革命初期，氣象宏偉，讓人尊敬。

蕭伯納死於1950年，沒有看到後來蘇聯的墮落、殘酷及經濟失敗。

更沒看到1990年蘇聯知識份子集體崇拜AngloSaxon，寧願搞垮自己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醜態。

1992年俄國領袖還異想天開要加入北約，崇洋幼稚，心理強度不如中國的領袖及知識份子。如果不是雄才大略的普京力挽狂瀾，俄國今天恐怕還是個癱瘓的國家。

我的岳父年輕時留學蘇聯，同樣的崇拜蘇聯，1980年代他和一位留蘇的同學來美國旅遊，一起在我家住了兩三星期。

兩人看到美國街上的嬉皮Hippie，還恥笑美國年青人的墮落，誇讚蘇聯青年人的蓬勃（那是他留蘇的30年代）。

我當時提醒他們蘇聯農業失敗，糧食欠缺，莫斯科人排隊搶購馬鈴薯土司麵包的慘狀，國事蜩螗，他們老人家根本斥為無稽的謠言，聽不進去。

兩人讚嘆今天的蘇聯，就是明天的中國，中國要跟隨蘇聯的步伐努力以赴。

我的岳父及同學二老都在蘇聯瓦解前，帶著美好的蘇聯印象去世，算是他們的幸運，至少帶著社會主義的美夢走的。

雖然蘇聯帶領的第一波社會主義建國失敗，我仍然尊敬蘇聯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夢想。

我相信1920～40年代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不足以處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它強大的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主要原因。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正處於蓬勃發展的顛峰時期，使得社會主義失去風采，是第一波社會主義浪濤失敗的次要原因。

今天中國帶領的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國家的生產能力、管理能力和計算能力，都足以提供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強大政府所需要的執行力。

而同時號稱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國家破綻百出、政客醜陋、造謠欺騙、民粹橫行以及貧富不均，使得社會主義風光起來。這都是第二波社會主義浪濤大放異彩，即將贏得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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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領導者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個好人？這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倡「德治」的一個迷思。一個好的領導人跟我們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其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全家，還姦淫他們的夫人，逼迫父親把帝位讓給自己，但是他最後卻成為千古一帝，貞觀之治名震史冊，是帝王中的典範。明成祖朱棣同樣發動軍事叛變一路打到南京，使得自己的姪兒惠皇帝生死不明，滿朝文武被他殺掉了一大半，但他卻成就了大明王朝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這兩個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人」，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輝煌帝王，文治武功超越後世，多數人民在他們的統治期間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整個國家也拉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很多皇帝做得一塌糊塗，可是檢討起來卻都不是「壞人」。明朝崇禎皇帝奮發向上，兩百多年的江山社稷最後卻毀在他手上。滿清道光皇帝節儉自持，結果內政外交一敗塗地，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這兩個皇帝在私德上非常標準，都是「好人」，生活不鋪張浪費，天天都很想要做好事，基本上也不亂殺人，而結果可以說斷送了國家。

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朝崇禎皇帝

或者可以說，古代中國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壞，殘暴好殺的不多，可是皇帝做得好的卻沒有幾個。歷史上是「好人」，也是「好皇帝」的，綜觀2000多年的歷史，大概也就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清聖祖等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

很多藍色人，一聽到馬英九被批評，最喜歡幫他辯護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貪污、性情平和，所以是個「好人」。這就是上述迷思的典型，他是好人，或許在家裡也是個好兒子，結婚之後是個好老公、好爸爸，但是這又如何呢？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在他的手上，支持台獨的比例在他任上翻了三倍。他可以讓國軍為了一條狗拔掉幾個將軍，為了一個當一年兵胖了30公斤的人拔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還廢除軍法。國會的多數優勢在他手上全部成為廢物，國家的法律被人踐踏蹂躪，他還是無動於衷，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最可怕的是，到今天他還嘻皮笑臉，不覺得自己有一點錯，請問這種「好人」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這種好人嗎？

這種「好人」實際上害人最多，因為掌握了權力卻全部不做對的事，只想到維持自己好人的形象，讓更多其他真正的好人活不下去，自私自利到沒有羞恥的地步。請問，要這種好人來當國家的領導人到底有什麼用？掌握了權力實際上是造就一場災難。這種好人是真正的禍國殃民，沒有任何一點點價值。

除了我兩個多月前談的那個恐怖的帝國生化武器陰謀，拆解高端的另一個視角是民族主義。

這個所謂的詩人之死，與其說他死於一支遠遜於世界水準的疫苗，無寧說他為了他的民族而死！以此而言，這樣的死雖是悲壯的，卻死得其所。

他是衡量過風險的，很顯然知道它的風險遠高於在全球範圍內都已被緊急授權使用的那些疫苗，於是說出這樣的讖語：「只能算是向病毒獻祭」。但明知針有毒，偏往針頭去，終於一語成讖，等著他的就是一條他所摯愛的國為他鋪就的不歸路。

這人說他本質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這是假話。他確然有個國，就是一直呼喊著卻遲不成立的那一個。而他為那個遲不成立的國死了，這本是美的，畢竟建一個國總要有烈士的魂去澆鑄，但這一個國畢竟未曾建成，也就連一朵虛無的花也無法為他獻上，一聲瘖啞的號角也不能為他吹響。

他最偉大的貢獻，無疑就是將一個恐怕是帝國的生化實驗或是一群賭徒的金錢遊戲，蛹生為一個淒美的民族傳說。在未來，會有大大小小、先來後到的綠色政客，將它傳唱為這一個群體的精神脊樑，跟鄭南榕、陳文成等一起，共同供在空中浮晃的忠烈祠裡！

每一個為這所謂的「國產」二字前仆後繼去施打的，其實都有份濃烈的愛，但這份愛畢竟是要被虧欠的。廟堂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結局，因為他們都有一張C-17的對號機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