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Iris Young在1990年出版《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她過世後的2011年該書再版，並在2017年被翻譯成中文《正義與差異政治》(商周出版)。Young是女性主義者，也非常關心所有的弱勢群體，她主張政治學需要考慮社會上的差異，即特別考慮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包括女性、有色人種、老人、身心障礙者、男女同志等等。這本書是差異政治學的經典之作。

福利資本主義一方面支持自由主義，以發揮個人在自由競爭市場的最大潛力；另一方面承認自由競爭太不利於弱勢群體，而主張利益(如所得、財產等)的重分配，即國家制度要把強勢群體所獲得的部份利益適度地轉移給弱勢群體，才符合正義原則。

Young不滿於福利資本主義的分配範式，認為分配範式太著重於物質財貨的分配，而忽略或不適用於勞動分工、發展機會、權威、榮譽等非物質財貨的分配。弱勢群體不僅居於物質財貨分配的不利地位，更受到主流社會的支配和壓迫，因此需要探究弱勢群體受到支配和壓迫的制度性脈絡。她列舉了五種弱勢群體受到的壓迫：剝削、邊緣化、無能、文化帝國主義和暴力；一個弱勢群體或弱勢的個人可能同時受到多種類型的壓迫，要能消除(至少減少)這些壓迫才是正義。

自由主義強調獨立、具有理性的個人。社群/共同體主義認為個人的思想、行為多半被社會或社群所形塑，應該要追求一個國家成為共同體，並擁有共同善。Young的社會群體(social group)觀念，讓國家共同體裡包含社會群體，社會群體裡再包含個人，比自由主義和社群/共同體主義更符合現實。

Young在書中列舉了一些弱勢群體受到壓迫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包括傳統的身體度量、勞動分工、績效評估等。法律上雖然已禁止歧視，讓人們有意識地接受弱勢群體，但是人們卻仍時常無意識地嫌惡弱勢群體。她呼籲人們認可社會群體的分化，並在公共領域接受弱勢群體的代表，以完善參與式民主及消除對弱勢群體的壓迫。最後，她認為現代大都市具有多樣化、沒有排除的分化、魅惑力和公共性，可以成為社會群體共處共治的理想環境(社群/共同體主義者多半反對大都市造成的分化)。

Young對弱勢群體的關心和支持，令人敬佩；她基於社會群體的政治思想是超越了自由主義和社群/共同體主義；她對現代大都市的預言大致應驗，美國的大都市是比都市以外地區更能接受多樣化的社會群體(卻造成大都市與其他地區的分化，前者多支持民主黨，而後者多支持共和黨)。不過學術理論與社會實踐難免有很大落差，例如，Young的差異政治學雖已三十年，顯然仍沒能解決美國嚴重的種族問題(參見《分裂的美國虛有其表》)。

筆者過去一直有個疑問：從膚色就能看出來，美國有很多純白人(雖然近年白人占比減少)，而中南美洲卻很少純白人，白人多與黑人、印地安原住民混血了。美國與中南美洲的殖民歷史其實非常相似，都是歐洲白人入侵印地安人的地盤，又從非洲買來黑奴作為勞動力。多年來，為何美國白人少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而殖民中南美洲的白人多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

宇山貞榮所著的《從民族解讀世界史》解答了我的疑問。美國白人少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有兩個主要原因：清教徒的嚴格戒律和白人優越主義。

殖民中南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冒險遠渡重洋的主要目的是要追求豐厚的經濟利益。與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不同，十七、八世紀大量移民北美的英國白人大多是因貧困和宗教衝突，而在英國待不下去的新教清教徒，他們「來到美洲新天地，想與神一同開創全新生活，對他們來說，宗教上的戒律是相當大的心靈支柱。清教徒們甚至把戒律視為首要價值，因而產生出極端的理想主義，經常排除異端分子與異類。」霍桑的著名小說《紅字》就「寫實地闡述了清教徒對於戒律的激進態度與矛盾。」由於宗教的狂熱和戒律，清教徒們自然非常排斥與異類的黑人、印地安人通婚。

美國的白人優越主義大約在十九世紀末逐漸興起，主要原因是當時的美國越來越富強，而優生學正流行。「優生學的發祥地是在英國，而在美國發揚光大。」那時的優生學的很多論述雖然已被後世證明缺乏科學根據，當時卻是影響深遠。例如達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在1911年出版《與優生學相關的遺傳》，成為各大學的教科書。書中「以白種人在智慧與文化上擁有最優秀的基因為前提，進而闡述道，為了要保持白種人優良的基因，不應該與其他人種混血。」不僅達文波特，當時「美國大多數的生物學者也都主張從優生學的立場來看，為了要排除劣等人種，必須要避免基因受到『污染』才行。」因此美國白人很少與有色人種通婚。

前有清教徒的嚴格戒律，後有白人優越主義，導致美國白人少與黑人、印地安人混血。這似乎不是好事。白人與黑人、有色種族的隔閡長期難以打破，即使法律上各種族一律平等，白人優越主義所導致的種族歧視問題始終揮之不去，而三不五時就發生白人警察「誤殺」無罪黑人的事件，使種族問題更加難解。至於川普擔任總統，不僅不能緩解種族問題，似乎還更激化種族問題。種族問題看來是美國的阿基里斯之踵啊。

— 韓國瑜戴口罩 連勝文支持「我OK 你先領」

連勝文，您錯了，戴不戴口罩與政治無關，但是與防疫絕對有關，您說得很對，您不是醫療專業，但是心理學總讀過，人的防衛心理與自身免疫力有絕對關係。

今天造成口罩亂象是誰？
蘇大院長一副高傲霸氣的態度，為何不在宣布對策前，向專業的衛生署主管請教防疫措施該如何做？
結果憑一己的想法，每天一對策，讓人民無所適從。
如今看來，是倒著走了。
先是要求必須戴口罩，未戴者要罰款。
最後又要身體健康的不要戴。
標準在哪裡？何種人算是健康？強壯的人就保證病毒不會侵入嗎？

這種愚民政策足證民進黨是一群膿包，只會選舉，不會治國。
拿政治當萬靈丹，會害死人民。
政策前後矛盾，幸好病毒不是在台灣發生，否則……

要人民不要囤積，不要搶購，結果呢？囤積的出現了，只是沒入就結案了嗎？那些沒入的口罩要公開物流去向啊！如果只是堆積在倉庫，更是荒唐，是否要讓大眾知道？
未先暸解口罩存量，就要人民放心，口罩供不應求，就鼓勵人民少戴。

奇怪的是，為何連署罷韓的公民社團就有整箱的口罩？為何就可捐給香港數以萬計的口罩？他們的命比我們值錢？為何遠方的火災地區就可捐助口罩？最後就壓制談論口罩的聲浪，這是什麼政府？

防疫不分黨派，我們有在野黨嗎？不循正常管道建議無能執政黨如何做，反而順著執政黨的政策乘順風車，那要在野黨何用？
乾脆台灣早日宣布獨立成台灣國，並由蔡氏亡國總統永續黨國專政，不要浪費國家資源搞選舉了。

本文的標題摘錄自政治學的開山祖師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一般講述民主的歷史，都說民主源於古希臘的城邦(如雅典)，很推崇亞里士多德記錄及研究各城邦的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然而現代人多半把民主等同於選舉，講述民主者於是很少再提及亞里士多德的箴言「抽簽是民主，選舉是寡頭政治」，使這句箴言幾乎被遺忘了。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作者為比利時人，原著為法文)是一例外，書中主張在現代的民主制度裡導入抽簽，以回歸真正的民主，並克服選舉的諸多弊病。

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說「選舉是寡頭政治」？因為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太容易影響選舉，他們幾乎要誰當選誰就能當選，少有例外；這少數有權有勢有錢的人，或其代理人，通過選舉長期掌控政治，就成為寡頭政治。看台灣選立委、縣市長要花幾千萬，選總統至少花幾億；而檯面上主要的政治人物多是老面孔，幾乎形成一個「領導」階級。我輩不得不佩服亞里士多德兩千多年前的智慧。

為什麼「抽簽是民主」？雅典政府裡很多職位的任期都很短，通常是一年，職位出缺時，以抽簽方式從所有公民中隨機抽出一人任職(近年擔任過公職者不參與抽簽)。這樣雅典公民都有同等機會擔任公職，也很有機會擔任公職(雅典公民不過幾萬人)，幾乎實現每個公民都是被統治者，也是統治者，因此是民主。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每個公民都擔任公職，但抽簽保證人人有同等機會參與政治，因此是民主。

現行的民主制度是代議式民主，是間接民主。人民選舉出代表，來代替人民行使權力、制定法律和管理公共事務。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可能關心個人利益超過他/她所代表人民的利益。導入抽簽，讓人民有機會直接參與政治，可以彌補代議式間接民主的不足。

20世紀後期興起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或譯作審議民主)，是一種新型的民主理論範式，是政治學者對傳統選舉民主帶來的種種問題和弊端的反思。協商民主強調在多元社會背景下，以公共利益為目標，通過公民的普遍參與，就決策和立法等公共事務達成共識。公民的普遍參與通常以抽簽隨機抽出公民來實現，可能加上電視或網路播放討論協商的過程，讓更多人參與。

作者在書中建議議會要有兩類的議員，以選舉產生的和以抽簽從自願者中隨機抽出來的。後者不需顧慮選舉，也不需有黨派支持，因此少有黨派立場。議員初就任可以接受教育訓練，而其背後可以有專家支援，因此其能力不成問題。

書中還描繪了以抽簽為基礎的民主藍圖，包含議程設置委員會、利益討論組、評審委員會、政策陪審團、規則委員會及監督委員會，形成相互監督制衡的完整體系(如下二圖)。

這本小書只有不到兩百頁，卻涵蓋了許多企圖改進選舉民主的前沿研究，其中少部份已在歐美部份地方試行。選舉民主確已呈現不少缺失或弱點(參見《民主的危機與反擊》)，筆者樂見這些改進企圖的實現，但是阻力絕不小，抽簽挑出來的庶民難免損害現存的、選舉出身的政治人物目前所享受的光環和利益，後者怎會樂意接受？政治改革從來都不容易。

新就任的立法院長游錫堃提出三大願景，其中一項是推動與美、日、歐盟、加、澳等民主同盟國家簽定自由貿易協定，進而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游過去有「憨堃』 綽號，曾提議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一時成為笑話，如今他所提的願景恐要落空跳票！難不成中共是吃素的？吾人不了解他是要促成這些國家與北京斷交，改承認「中華民國台灣」？還是推動雙重承認？我們敢打包票，未來四年在其任期內，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游錫堃2016年3月19日參加澎湖一場問政座談會時指出，民進黨在這次大選，總統當選與國會過半，是政治大改變，未來將以更穩健的腳步來推動「正名制憲」和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等組織。
游錫堃還表示，台灣有「國際關係、憲政體制、國家認同、社會公義、政黨競爭」等五大不正常，未來必須落實轉型正義、擺脫歷史束縛、正名制憲、以「 台灣」為名參加國際組織和落實安全公義與永續，才能建立台灣成為小而美、正常、偉大的民主國家。

真不敢想像重彈的這些老調竟出自一位曾當過行政院長的游錫堃，試問這難道不先牴觸蔡英文所宣示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兩岸維持現狀」嗎？
似此自欺欺人的主張，游難道不心知肚明根本是癡心妄想？阿扁時代的入聯倡議早已四處碰壁，徒留笑柄，未來四年蔡英文政府難道要重演一遍？游難道不明白要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首先應先改中華民國國名為「台灣國」或「台灣共和國」，並對外正式宣佈台灣獨立，發表獨立宣言，此舉必然觸犯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兩岸兵戎相見必不可免。現有的15個邦交國恐早已先將大使館遷至北京！

退一步，縱使「台灣國」的代表已抵達紐約聯合國總部並遞出入會申請書，依《聯合國憲章》新會員國申請入會，必須先交由安理會作初步審核，現在安理會包括常任理事國和非常任理事國共15席，無一國是台灣的邦交國，台灣究竟能獲得幾席支持？更何況必須五個常任理事國無一國投反對票（否決票），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

當過行政院長的游錫堃竟連這基本常識難道都不清楚？何況最後入會還必須現有會員國195票的半數才算通過！以台灣名義入聯不啻癡人說夢，現今當務之急乃改善民生、提振經濟、安渡武漢肺炎，國人關切的議題是GDP、GNP之提昇等，游錫堃此時提這樣的訴求，不啻在痴心妄想！

別以為拿了817萬張選票，所有國家就會靠攏過來？試想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縱使經歷武漢肺炎肆虐，其地位應還不致動搖，各國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利益有多龐大，難道願捨大利取小利？先別說建交或入聯，不妨先確定國名再說，以及有辦法先加入世界衛生大會（WHA）或組織（WHO）再說，否則言大志大，光是空話大話卻不務實，猶如台諺「邱罔舍放大砲」，吹牛不打草稿，是無濟於事的。

別讓「憨堃」游院長變邱罔舍！憨堃放大砲!

過去幾年，歐美都民粹主義當道，反對移民和穆斯林，傾向貿易保護主義，民族/種族主義復甦，於是有2016年的英國公投通過退出歐盟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尤其川普就任之後，有許多侵蝕民主制度的政策和言行，使很多民主的捍衛者痛心疾首而著書立說，指出西方民主遭遇嚴重危機，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出版《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戴蒙教授是注重民主實務的著名學者，很早就關注全球民主在退潮的現象。(參見《全球民主在退潮》)

多數民主捍衛者著重在川普總統和民粹主義對美國民主的侵害及拯救之道，戴蒙教授不僅以此為主題，也強調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對民主的威脅。俄國的威脅主要是其網軍和駭客對美國選舉的介入和操弄，如已經確認的2016總統大選。中國的威脅相當全方位，包括中國媒體的強勢國際化，以合作和交流計畫(如孔子學院)增加其在各國大學的影響力等等。

與其他民主捍衛者類似，戴蒙教授歸納美國民主的主要危機在於共和、民主兩大黨的兩極對立，國會嚴重失能，比較中性的主流媒體影響力式微，而非主流媒體多半有強烈意識形態，推升政治的兩極化。書中還列舉川普總統侵蝕民主和法治的許多行為，既助長兩極對立，也破壞三權分立原則。戴蒙教授因此提出復興美國民主的七項改革，大多是對選舉制度的改革，希望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例如推動排序複選制投票(選民按偏好程度將候選人排名，不僅考慮選民的第一偏好，也考慮選民的第二、三偏好等等)。

除了要復興美國民主，戴蒙教授也強調對獨裁者和不民主國家的主動出擊。一方面，要矯正司法體系和金融系統的漏洞，以防止獨裁者洗錢和以政治獻金影響美國政治。另一方面，要實行以自由民主為目標的外交政策，並積極支持不民主國家裡的異議者和民主人士，協助他們推翻不民主的政權，而建立民主政權。此外，書中也主張要打造對民主友善的網路環境，如抑制假資訊的流傳。

全球民主在退潮已經十多年，到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美國民主也走下坡，讓很多人更加警覺西方民主真遭遇了嚴重危機。包括戴蒙教授在內的民主捍衛者提出的解方多半大同小異，治標不治本。選舉制度的改革確能讓中間派較有機會贏得選舉，有助於緩和政治的兩極化，然而政治兩極化真是核心問題嗎？綜觀世界各國，貧富和種族問題都比政治兩極化更根本和重要，甚至足以傾覆國家政權。美國政治過去並不如此兩極化，美國有解決嚴重的貧富不均嗎(美國是已開發國家中最貧富不均的)？美國有解決種族不平等問題嗎(黑人普遍遠比白人貧窮，黑人的犯罪率是白人的很多倍)？民主捍衛者著重解決政治兩極化，而忽略貧富和種族問題，彷彿只救治輕症而放棄難治的重症，這樣多半無法拯救民主及阻止全球民主的繼續退潮。

除了改革選舉制度，戴蒙教授反擊民主危機的主要行動是，積極支持民主人士顛覆不民主國家(本即美國政策)。這種作法有些文不對題。民主退潮是因為很多實行西方民主的國家達不到良好的治理(good governance)，於是尋求其他的出路，因此要拯救民主應該問：在民主制度之下，如何達到良好的治理？若民主能夠達到良好治理，所有國家都會風行草偃、聞風景從。反之，若民主的治理不佳，被顛覆的不民主國家多半不會走上民主之路，而只會造就類似「阿拉伯之春」的悲劇。

最後，戴蒙教授對中國大陸一味地口誅筆伐，完全看不到中國快速崛起的優點。你看不到對手的強處，怎可能贏過對手啊？

真相是事物的真實面貌，不同的人若客觀充份地認識同一事物，應該看到同樣的真相。有真相進一步可以有真理，即足以解釋許多真相的一貫道理。人類的現代化始於17、18世紀歐洲的啟蒙時代，啟蒙哲學家相信人類普遍有理性，充份運用理性求知，人類可以發現世界上的真相和真理，因而改進人類的生活。啟蒙思想不僅啟發自然科學，也啟發人文社會科學；所有的自由、平等、普世價值等概念都植基於真相、真理、理性等所形成的啟蒙世界觀。

雖然過分相信人類理性(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曾導致不少弊害，如法國大革命、法西斯主義等，啟蒙的世界觀基本上一直成功地推動世界的前進和進步。然而進入本世紀，情況有很大的改變(變化的時間點並不明確)。啟蒙的世界觀是基於世界上有普遍接受的真相，於是世人相信世間有真理；現代社會卻越來越沒有公認的真相，至少在人文社會領域是如此，如何還會有真理？如何還能運用理性求知，以發現公認的真相和真理？

現代社會越來越沒有公認的真相，其原因至少有四：其一，網路興起之後，故意的網軍和不故意的網民很容易能製造大量假訊息，混淆真相。其二，事物的真相時常是複雜而多面向的，不同的人永遠可以呈現對他/她有利的「部份真相」，而不呈現對他/她不利的部份真相。這樣他/她不會被控訴製造假訊息，卻絕未呈現事物完整的真正真相。其三，現代社會有太多利益集團，包括政治黨派和媒體，它們都很有動機製造假訊息或僅呈現對它們有利的部份真相，以謀取自身的利益。其四，事物的真相時常是複雜的，一般人幾乎不可能獨力去發掘事物的真相，但是媒體、政治黨派和利益集團等都不客觀中立，人們不論聽誰的，都是偏聽片面之言。大家各自偏聽片面之言，自然不會有普遍公認的真相。沒有真相，更別提層次更高的真理了。

現代社會少有公認的真相，例子不勝枚舉。二二八事件，綠營總強調對它有利的部份真相，而藍營也強調對它有利的部份真相，双方各強調不同的部份真相，這樣永遠不可能獲得公認的真正真相。韓國瑜在高雄執行「路平」專案，很少人有可能去高雄每條路走一遍，而只能偏聽媒體的一面之辭。只要有一條路不太平坦，親綠媒體就會反覆大肆報導，而忽略其他絕大部份相當平坦的路，這樣真相到底是什麼？

2018年Hector Macdonald出版 [1]，列出許多操弄、歪曲、利用真相的方法。令筆者失望的，作者並未提出較具體可行的辦法來獲得真相，所以叫做後真相時代。看來現代人沒有辦法，必須接受少有公認真相的不完美世界。

啟蒙運動相信世間有真相和真理，充份運用人類普遍具有的理性以求知，人類就可以發現真相和真理，因而改進人類的生活。現代社會越來越沒有公認的真相和真理，損毀了啟蒙運動的基本信念，啟蒙的世界觀還能繼續嗎？難以發掘真相和真理，人類理性還有多大價值？歐美西方文明都是基於啟蒙思想、人類理性，現在其基礎動搖，整個基於西方文明的現代文明恐怕都需要重新審視和校正，其影響不可謂不大！

有識者都該對西方文明的諸多概念重新提出質疑，例如，沒有真相，如何法治？在沒有真相之下，選舉民主的選民投票有何意義？

[1] Hector Macdonald，《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何聽？如何思考？》(TRUTH: How the Many Sides to Every Story Shape Our Reality, 2018)

總統大選結束幾天，台灣社會仍未平靜。最多聽到的是家庭失和、夫妻反目、朋友絕交、父母子女鬧翻等；韓國瑜的支持者還憤憤不平地在網路上質疑綠營作票，要重新驗票(民進黨的政黨得票遠少於蔡總統的得票，是不大合理，但不能視為作票的證據)；最令人痛心的是「小燈泡媽」竟被網友恐嚇「牠還有兩個(孩子)可以被砍」，而恐嚇者看來是一普通中年婦人，很可能也是一個母親；網路上其他較不嚴重的仇恨言論是多得沒人想管，也沒人管得了。一次總統大選嚴重撕裂台灣社會，非這樣不可嗎？有辦法改善嗎？

台灣的選後徵候群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大選幾個月，藍綠双方不擇手段，殺得見肉見骨、痛徹心扉，累積多日的怒火和恨意當然不會立刻平息。尤其綠營掌握國家機器，無端追查韓妻家族的古早資料，又以國家資源豢養網軍，對韓國瑜無底線的人身攻擊、造謠抹黑。韓不是沒有缺點，但是這樣不公平的競爭當然讓韓的支持者輸得不服氣而痛恨不已，於是在敗選後，難免造成家庭失和、朋友絕交，而韓粉在網路上發出仇恨恐嚇言論，也不管對錯地質疑綠營作票，台灣社會的撕裂因此無法避免。其實選舉撕裂社會不僅在台灣，台灣已經算好的；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選舉經常出現舞弊以及不同族群、支持者間的流血衝突。

選舉撕裂社會當然是因為選舉活動太激烈、太多造謠抹黑、太不講道德，為什麼會這樣？因為選舉是零和競爭，贏者全拿，而輸者幾乎成為一無所有。以總統大選為例，總統能任命文武百官、國營企業高層等，直接、間接任命的職位達數千人，選贏這些人繼續領高薪，選輸這些人全都沒了工作，更別提這些職位所擁有的權力和龐大資源。立委選舉不像總統大選影響大，然而選輸者，包括其幕僚助理，一樣沒了工作，而多半還欠了千萬選舉債，選贏、選輸的差距也是天壤之別。選贏、選輸的差距如此之大，誰會管什麼道德、良心？選舉當然要不擇手段求勝，人類天生就是生存擺第一，活得可以之後才會講道德、良心。

選舉讓政治成為非常殘酷的行業，其他行業很少像政黨政治這樣每四年清掃一次，即使你/妳沒犯大錯，仍可能被掃地出門，成為一無所有。零和競爭的選舉讓政治人物及其支持者非贏不可，於是不管什麼道德、良心，什麼造謠抹黑、假扮對方支持者之類的下三濫手段都能使出來，手段如此卑下，當然撕裂社會，而政治人物越來越無品無德。前面有非贏不可的強烈動機，後面自然有下三濫的選舉手段，結果當然是撕裂的社會和無品無德的政治人物，甚至侵蝕社會的善良風氣。瞭解這樣的因果關係，選舉撕裂社會看來是無解的。台灣人既喜歡選舉民主，就欣然接受其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