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歷史上最大的移民群

目前臺灣有23,574,274人口（2018年6月官方統計），原住民為562,395人，佔人口比例2.37%，臺灣除了原住民之外，先祖絕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因此臺灣是屬於中國人的移民社會，其中大規模政治性移民有兩次，即1661年明末清初鄭成功為反清復明率軍民來臺，與1949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後撤退來臺，兩次政治性移民之外，其他皆為小規模謀生性(逃荒、避難)移民，兩類移民都是為了尋找一條生存之路，而謀生性移民，往往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政治性移民則會隨團體帶來典章制度與大量資產。

鄭成功帶到臺灣的文物與財物，因年代久遠已難考究，國府則帶來了三民主義、故宮國寶、數百萬兩黃金、銀元、外匯等貴重資產，運臺黃金數量迭有爭議，依據周宏濤《蔣公與我》一書記載：「1949年以來運至台灣的純金來源及數量如下：除了自上海分三批運台數量最大，共275餘萬兩之外，另從美國、日本運回再加上原先置於廈門的純金，全部共有375萬5540餘兩」，周宏濤說的數量是坊間各種傳聞中，最值得信任的，國府遷臺帶來黃金與國寶，那些跟隨國府從抗戰勝利起至1961年滇緬第二次撤軍止，有一百二十餘萬人口來到臺灣，這些陸陸續續遷到臺灣的唐山人，他們會是赤手空拳來到臺灣嗎？就讓我們從坊間某些軼聞中略窺一、二吧！

龐大移民帶來金銀財寶

陳立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奉命陪閻院長飛台」，閻院長即當時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他是由總統李宗仁任命，李宗仁本意是要任命居正，因國民黨內鬥，一票之差未通過立法院人事表決，李宗仁才改任命閻錫山，李宗仁也因為居正任命案未過，與其他諸多掣肘之事而心灰意冷，最後飛美一走了之。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閻錫山寧可減少幾名衛士，也堅持金條非帶不可。」回憶錄中提到黃金數量是兩箱，因過重超過飛機負荷，若是勉強起飛，有飛行安全上的顧慮，在閻錫山減少幾名衛士上飛機後，飛機順利飛往臺灣，一名衛士約有七、八十公斤重，以五或六名衛士來計算，那些黃金當有四百公斤左右。

另一位攜帶大量黃金到臺灣，而為我們知曉的人是張群，1949年12月9日也是閻錫山、陳立夫飛臺灣的同一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設計扣押了張群、李彌(第八軍軍長)、余程萬(第26軍軍長)等人，晚10時通電全國率部起義，在五華山升起五星紅旗，諷刺的是張群專程前往雲南，目的就是去「勉勵」盧漢報效黨國的，《異域》一書所述故事就是從此開始，盧漢最後還是念著舊情放了張群，一箱黃金也還給張群，還讓裴存藩(黃埔三期、陸軍中將、立法委員、雲南省黨部主任)陪同張群飛離昆明，李彌、余程萬，隨後也放了，盧漢是要他倆帶著部隊與他一齊起義。

攜帶大量黃金或其他貴重財物來臺灣之事，這是當時許多人都在做的，大家都知道財不露白的道理，但是大量財寶的搬動很難不引人注目，因此這種事情是心照不宣、互不嚷嚷的，兩個例子中，張群是因為被盧漢扣留，而國民黨高官被敵方拘留再釋放，張群可能是唯一的例子，大量黃金隨身之事才會曝光；閻錫山以行政院院長之身分，被陳立夫「奉命陪閻院長飛台」，其實與押解閻錫山到臺灣是同一意思，還被陳立夫在回憶錄中披露，這個委屈還算小的，1950年3月1日，蔣介石於台北「復行視事」，法理上應代理總統的閻錫山，10日與其內閣總辭，從此永久離開政壇，那兩箱黃金，就隨著歲月逐漸的減輕重量；退到臺灣的高官甚多，大部分與閻錫山一樣，無官可做、無兵可帶，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以賣金條度過晚年，其人數甚多，黃金數量也難以估計。相對於這些投閒置散者，深受蔣介石信任的陳立夫，由於人事傾軋並沒有被委以重任，而是「流放」美國去養雞，直到陳誠過世，方才回到臺灣，「福將」張群則繼續風光終老，這就是那年那人那事。

那年那些「奉命飛台」、「押解到台」的人很多，他們多有特殊身分，「不適宜」留在大陸，怕這些人被共產黨利用，例如昔日的東北少帥…等人，固然他們身不由己，但卻是最有能力持金條、寶物到臺灣的人，少帥帶到臺灣的財物只會比閻錫山多更多，還有許多腰纏萬貫的富豪，自行搭機坐船到臺灣，那年頭不是等閒之輩，還真上不了機船哩，他們的財力可想而知，不然太平輪海難後，也不致因超載而沉沒，其他由政府運送來臺之一般官兵與家眷，帶個幾兩幾十兩黃金來臺灣也是情理之常，以大陳島撤退為例，在美國軍艦掩護下，大陳島撤退是絕不留下一人一物的焦土政策，居民當然是將所有貴重家當能帶就帶走。

因為僑居地排華或動亂，政府也接受許多僑民遷臺，部分僑民安排住在華僑新村，部分僑民散居各地，也有自成聚落者，如中和華新街的緬甸歸僑，這些歸僑都是攜帶龐大財產遷居臺灣。

精英移民填補傳統文化缺口

日據50年間，臺人並未忘本，初期以武力抗拒日本殖民統治，並不遺餘力地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例如：

• 日據時期中國醫學是父子相傳的承襲方式，臺灣中醫藥界至今都有標榜「祖傳祕方」的宣傳，臺灣青草藥店特別盛行，這在大陸與世界各地都是罕見的，原因就是日據期間中藥匱乏，先民不願放棄良好的中國醫藥，才以本地盛產不虞匱乏的青草藥補上藥品缺口，時至今日中西藥早已充分供應，草藥治病之風仍然盛行，成為另類療法，這就是先民為傳承中國醫藥形成的遺風。
• 日據時期禁止台灣百姓學習中國武術，國術館以暗館方式傳授武術與治傷，光復後國術館才得以公開活動，國術館傳授武藝與治療跌打損傷，也是為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 中國佛教被殖民者禁止，信眾就以帶髮修行方式，繼續傳承中國佛教，因為吃素食就被稱為齋公或齋婆。

國府遷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也跟隨來臺，還有佛教各宗高僧多人來臺，儒、釋、道三教正統齊聚臺灣，還有更多的大陸各界精英來到臺灣，皆是各界翹楚，他們的人文素養、技藝成就豐富了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填補了日據時代所造成的中華傳統文化缺口，這些人憑其深厚底子，得以開宗立派或在各界發揮所長，即使是在基層小人物中，也有「現代武訓」之譽的平民教育家王貫英先生。

臺灣經濟飛躍成長軍公教得以調薪

這些人來到臺灣無田無產，初期多是在政府、軍隊或公營事業內任職，雖然如此乍到臺灣的他們，在財力方面並不會比235萬戶，佔臺灣人口三分之二的佃農家庭(註)差，這個論點可以從早年臺灣社會養女(童養媳)數，人口販賣(雛妓)情形，公娼從業人數，貧戶人數等數據資料中窺見端倪，可知日本據臺時期，日本人與那些皇民奉公士紳階級是如何剝削臺灣民眾。

經過375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成功施行，政府興修水利，農會組織與農業改良單位的努力等等，臺灣貧下佃農收益增加了，負擔反而減少，農民苦盡甘來，而在政府機構任職者，待遇卻始終微薄，為長久計這些人生活自然是要節衣縮食，顯得相對貧困，直到1970年代臺灣經濟好轉，基礎建設明顯不足，蔣經國毅然推動十大建設，1971年8月14日中山高速公路率先開工，1978年10月31日中沙大橋啟用，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在十大建設的推動下經濟更加成長，1976年經濟成長率高達13.86%，工業成長率24.4%，通貨膨脹率僅2.4%，因經濟好轉政府有能力逐步調整軍公教待遇，至1980年軍公教待遇拉近至民間一般水準，社會呈現一片繁榮景象，此後一段時間臺灣的的確確是處於三民主義治理下的均富社會。

算計政治下的不單純經濟

繼蔣經國之後執政十二年多(1988/1/13-2000/5/20)的李登輝，施政充滿著算計，經濟也不再是單純的經濟，一切夾雜其個人狹隘意識形態行事，例如：

• 強推「南向政策」，目的是要對大陸「戒急用忍」，結果是以台商投資失利血本無歸告終。
• 高速鐵路BOT案招標時，「台灣高鐵團隊」以政府「零出資」為特點而得標，結局卻是政府投資加政府擔保貸款，佔台灣高鐵投資總額61%；台灣高鐵原採德國西門子系統，硬是被李登輝插進日本機電系統，歐洲高鐵聯盟為此提出國際商務仲裁，台灣高鐵被判賠七千三百零四萬美元，失了商譽賠了金錢，還增加施工難度與運作上的不穩定，台灣第一件BOT公共建設就是這麼幹了。
•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於李登輝任內起建並完工，結果是屋外下大雨室內就淹大水，至今不能解決漏水問題。

1993年實施「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組織及員額精簡計畫」，號稱引進企業管理精神，實際上只是BOT、委外經營及公營事業民營化那一套，結果就是政府開始使用派遣人員，業務外包，引進外勞，之前十大建設完全僱用本地勞工，到了李登輝任內政府各項工程就開始大量僱用外勞；李登輝諸多財經措施，直接間接導致勞工薪資停滯不前，但是許多勞工卻奉其為民主導師，精神領袖。

離譜的意識形態鬥爭

蔡氏政權一上任即推出「前瞻計畫」，計畫是否前瞻？僅從預算分配偏重綠色執政城市就知，前瞻變錢沾綁樁之心毫不掩飾；蔡氏政權向對手施以趕盡殺絕手段，雖嫌小人作風亦屬該輩所為必然之事，但是357年前篳路藍縷開發臺灣的鄭成功，在臺灣有四百五十多座廟宇奉祀，「轉型正義」的鬥爭矛頭怎麼會指向備受尊崇之古人？可見其行事作風較李登輝有過之而無不及。

臺灣居民無論先來後到早已融合在一起了，無法以語言、職業、婚姻、宗教信仰、政治取向(或統獨傾向)、居住地等等去硬性分類了，如軍警公教從業人員，就是「番薯」多過「芋頭」，近年來臺灣也移入主要為婚姻而來之移民，在在顯示臺灣就是一個需要移民來彌補自身不足之社會，新的移民帶來家鄉風俗與異地美食，也填補了基層工作職缺，對社會有很大地穩定作用，還是讓我們感謝並歡迎新住民的到來吧！

註：抗戰勝利日本人遣返後，臺灣本地人口不足600萬，佃農有235萬人，再加上家屬，其人口應超過臺灣人口三分之二，佃農人數參考
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3604.pdf

發表日期：2018.8.14

關鍵詞：異域孤軍　泰緬孤軍　國共內戰

大約20多年前，有一次母親隨團出國旅遊去了，這段期間，我抽空回娘家幾天，陪伴空巢的老父。

▲ 　遭共產黨追殺、國民黨拋棄的國軍93師

▲ 　民國60年代末開始，一部分人接受了泰國國籍，另一部分則以難民身份生存在美斯樂

▲ 　如今泰北居民仍然熱烈的紀念雙十國慶，同時揮舞中華民國國旗與泰國國旗

●　微電影　《10+10》無國籍公民　朱延平　導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yKN90s7nY&feature=youtu.be

被稱為「民主戰艦」的朱高正如何？看一看朱高正在立法院的質詢表現，然後再來評斷朱委員也不遲。某一天，我便帶了國研社和法律系的同學至立院旁聽，三個小時下來，返回學校，深覺此行不虛，且對朱高正有了迥然不同的評價。原來朱高正是那麼的溫文儒雅，而當朱委員揮動拐杖時，是高高舉起，卻是輕輕放下，但媒體報導卻是斷章取義，刻意誇張，以抓住賣點，滿足觀眾及讀者的好奇心，當朱高正扶著老委員，並向他們道歉的鏡頭，怎麼在媒體上看不見呢？

當朱高正與趙少康、李勝峰在台上大打出手，趙少康的領帶被拉扯下來，朱高正的眼鏡跌落地面，我們在電視上不是目睹這幅畫面嗎？可是當你們都在為他們的不當舉動生氣時，民進黨的支持者把趙少康恨得牙癢癢的，而國民黨的支持者便大罵朱高正無恥，可是你們那裡知道，當會議結束，在立院餐廳用餐時，他們卻若無其事的在共進午餐呢。

可見無知的民眾都被耍啦，因為今天的媒體，都是為當權派所掌控的，而電視廣告又是以秒計費，價格相當高昂，有誰能支出大筆廣告費為自己宣傳而打知名度，而爭取人民的選票呢？為何不在國會問政的時候，利用媒體為自己作自我推銷呢？今天社會之暴亂風氣，可說絕大部份均是立院肢體行為的效應，可是大家可瞭解立委本身的內心深處，是充滿了多少無奈與痛苦嗎？

「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民意代表」，若是所有選民均具備起碼的水準，以立委論政之良窳作為投票之指標，打架作秀的民代，鐵定失去選民支持而落選，請問有誰還敢冒著斷送政治前途的危險，而作肢體秀呢？今天我們來客觀的思考一下，朱高正委員當時在立院的肢體衝突表現，個人亦不以為然，但是我一向就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所以我便親自到立院去了解朱高正，可是我從未與朱高正私下見過面，我不去為任何人歌功頌德。

到了民國七十九年，我要求學聯會把朱高正請到學校來演講，結果他到學校時，軍訓室緊張了，許多行政部門，如臨大敵，國民黨的學會更形緊張，一個民進黨的立委到大學校園來，到底會講些什麼？受好奇心的驅使，教授、行政人員、學生，把活動中心的演講廳擠得水洩不通，教授均坐在第一排，結果朱高正大談康德哲學，內容生動、客觀，連哲學系教授都聽得興致勃勃，學生們更是如獲珍寶，我記得學生欲罷不能，此後繼續邀請他來演講了三次，學聯會也請了盧修一教授、林育体教授、葉菊蘭委員前來演講，當然為了公平性，也請了許多國民黨籍的教授前來演講，以培養學生具有獨立思考的判斷能力，不會受某個人偏激的言論，而影響了自己對某事的看法。

在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校園，輔仁大學算是頗為民主開放的，而平時在立法院表現惡形惡狀的委員，一到了校園，每個人都是溫文儒雅，都流露出令人仰慕的氣質，所演講的內容均是他們的學術專長，在立法院中下流無恥的表現，一掃而光。由此可知，欲提升立院的問政品質，改善立院的文化，改良社會的選風，提高選民的素質，必須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讓國人培養勤於思考的思維力，才不會淪為英雄似的崇拜主義，民代們自然不敢譁眾取寵，以肢體秀來取悅選民了。

筆者以為，擔任大學教官並不如一般政客所蓄意醜化的，是國民黨的黑手，是校園思想的控制者，只要本著教育良心去與學生進行理性探討，沒有不受歡迎的。如果對大學生尚要以愚民政策來施教，國家必將淪為不堪收拾的後果。

當然在當時的環境是冒著非常大的危險，果然不出所料，竟受到總教官的迫害，某主任教官(已故)告知，總教官在安全資料上記上一筆，說我思想有問題，並密報軍訓處將我調至東南工專，在當時簡直是一項白色恐怖的行為，只是教育學生培養獨立思考的判斷力，有這麼大的罪過嗎？更令人氣忿的是將仗義執言的胡教官亦調往中華工專，幸好仍有明理的好長官，經一再的申訴，一年半後，終於得以平反，胡教官調回大學任教，且受新到任之軍訓處長重用，至軍訓處建立全國軍訓教官人事電腦檔案資料。我亦被新處長招見慰勉，並任由我選擇欲服務之學校，至此獲得遲來的正義，總算個人的努力沒有白費，且證明我的教育理念是正確的。當年視為禁忌的課程，今天已編為正式的教材，之後並蒙處長數次召見，聽取對軍訓制度的興革意見，至此軍訓界總算脫離了過去刻板官僚的窠臼。

因為思想教育是要讓學生有知的權利，且能明辨是非，而不是隱瞞真象，所以真正的愛國教育不是唱高調，真正的愛國不是醜化敵人，過去一再醜化中共，說共匪殘無人道，說中共一無可取，說人民解放軍不堪一擊，可是別忘了，國軍正是被這支破敗的解放軍擊垮的，六十萬大軍也是由於共軍的追擊而被迫撤離大陸的，大學生不是白痴，如此昧於事實的教育又具有多少說服力呢？而對於國民黨的認知卻一再吹捧，國民黨的好壞，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執政黨的表現自然逃不過人民的驗證，不需要自我吹噓。

當我唸高中時便很疑惑，當初國民黨在大陸是怎麼垮的？既然是這麼好的國民黨，為什麼會敗退到台灣來？共產黨既然是一無是處，為什麼會掌握了整個大陸？許多同學都存有這個疑問，因此我與幾位關心國家前途的同學帶筆從戎，投考了政戰學校。研究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制度與黨性以後，我在三年級才正式加入國民黨，而絕大部份同學都是在一二年級即加入國民黨。我是在充分認識國民黨以後才申請加入，且認為既然成為國民黨同志，便應終身為國民黨奮鬥，但是我的立場是超然的。

金門自泉州引水儀式5日登場，金門縣長陳福海說，通水只是一個起步，接下來要通電、通橋，開啟兩岸「新三通」的時代；構想中的通橋，是搭建一條連接金門與福建省大嶝島之間的金嶝和平大橋。筆者建議，快速規畫興建金廈大橋為上下兩層、鐵公路並用的跨海大橋更有意義。

過去每到了選舉季節，為了騙取選票，許多政客就開出空頭支票，誇言興建大、小金門間的跨海大橋；選完一切又回到原點，船過水無痕（金門人戲稱為「金門浮橋」，選舉時浮現，選後又下沉）。馬英九上台之後，為了履行承諾，已開工興建連接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

由於經費龐大，再加上經濟效益實在不高，因此曾多次引起在野黨極力的杯葛與反對。吾人建議，與其興建大小金門的跨海大橋，不如興建上下兩層、鐵公路並用的金廈大橋，把鷹厦鐵路(北起江西鷹潭，南至福建廈門，在鷹潭與滬昆鐵路交匯)延伸到大小金門，讓金門成為歐亞鐵路的起訖點。

筆者曾經親自到金門和廈門實地考察，發現兩地近在咫尺，若能連成一線，將產生互補作用，廈門屬國際商港，工商繁榮；金門則屬國家公園，綠意盎然，零污染，極適合住居，十分適合作為台灣和廈門共同的後花園與度假勝地。如果實現，鷹廈鐵路能延伸至大小金門，將為兩岸再造第二個港、澳，創造另一歐亞交通大動脈。利用鷹廈鐵路，台灣和大小金門遊客，將可直通大陸和歐亞各大城市，漫遊亞歐各國。相信比起興建三條連接台閩間的跨海大橋或海底隧道，顯然要務實許多。

先就技術層面而言，應該不是太大問題，金廈之間的距離，大約等同澎湖跨海大橋或長江大橋的距離， 要建就應建兩層大橋，上層通行汽車，下層讓火車通過，類似長江大橋，如此一來，其政治意義和經濟價值，將呈倍數成長，兩岸先別奢言大統一，先做好金廈小統一！

民進黨執政以來，其金馬政策就是「要成就台灣獨立，先要放棄金馬」對於這兩個原屬中國福建省的轄地，極力想要放棄，歸還中國，然而卻始終剪不斷理還亂，甩都甩不掉，後來雖不再談金馬撤軍論，卻有撤軍的事實和行動，如今金門駐軍大大縮減，似有告訴中國，要拿金馬，隨時可拿回去（歡迎來拿，請便！）。

至於中國方面，則一直執行毛澤東政策，亦即用臍帶鎖住台灣，或是用兩根鋼釘（金門、馬祖），把台灣牢牢釘住，使台灣無法名副其實的獨立於中國之外。

目前金廈、兩馬（馬祖、馬尾）之間，不再嗅到煙硝味，每天還有小三通聯繫兩岸，金馬人也樂得「政治靠台灣，經濟靠大陸」，左右逢源、兩邊通吃。然而金馬兩地，有時卻像孤臣孽子、邊疆地帶，爹不疼、娘不愛，一直未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設。

要兩岸政府共同出資興建金廈跨海大橋（或海底隧道），的確困難度很高，恐怕不是短期內所能實現的理想，但一旦建成，金門的地位將水漲船高，直追港澳，成為連結兩岸最近的灘頭堡，其重要性絕不在戰略價值之下。大陸政府也不要天天吃台灣豆腐，誇言要興建兩岸海底隧道，不如先規畫金厦跨海大橋，讓歷史上的金廈，早日恢復一體。

蔡、賴政府一定要把眼光放大，好好規畫金門的未來，努力建設金門，再造金門的第二春，把過去充滿煙硝味的金門，建設成為另一個經濟活絡的香港！

寄語金門人士：金門人要把志趣放遠放大，不要只滿足於爭取一個金門大橋，而是要逼迫兩岸政府，共同出資，早日把鷹廈鐵路延伸到金門來！讓金門成為歐亞直達鐵路的起迄點。要明白：要吵就吵大一點！ 才能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左右逢源、兩岸通吃！

曾幾何時，台灣「主流民意」成為蔡政府官員拒中反統的擋箭牌。
前幾天我與北京一位師友傾談間獲得一個啟發，就是要懂得區別「民心」與「民意」。民意往往是短暫的，受一時的事件、政策影響，變化起伏很大，即所謂「民意如流水」吧！但民心則不同，它是長遠形成的信賴與依靠。比如說共產黨曾經犯過許多錯誤，一時失去民意支持，遭到民意的反擊，但廣大深厚的民心並沒有完全失去，因此多數人民還信任它，給它機會去改正。

於是，這幾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國民黨與民進黨同樣無能、同樣施政錯誤，反而國民黨在蔣經國時代還有較好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國民黨的民心日漸流失趨下，而民進黨雖受累於陳水扁貪腐集團，民意大幅下滑，但仍能保有它的基本民心且隔三叉五的向外擴大？

事實上，民進黨的經濟政策一塌糊塗，但詭異的卻是國民黨有較好的經濟成效，加上大陸的大幅讓利都未能爭取到較多的台灣民心，反而每當台灣經濟稍微好轉，市面較為活絡的時候，比較多數的台灣人民又開始寄望於民進黨了。那麼我們必須嚴肅的問，台灣人民內心深處的渴望是什麼？民進黨到底為什麼得到較長期的民心？為什麼台灣會出現「肚子扁扁，還是要挺阿扁」的現象？為什麼許多台灣鄉親都把民進黨視為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黨？我認為回溯歷史根源，較能清楚碰觸到台灣人內心深層的兩大渴望：
1. 台灣人在百年歲月中承受了不義的對待，因此非常期待「人間有正義」。
2. 台灣人長期遭到二等國民的歧視壓制，渴望「出頭天」、「當家做主」，期待力爭上游成為文明世界的一員。

於是，在台灣人民艱苦突破蔣家威權統治的慘澹歲月中，民進黨獲得了民心的投射與信賴。雖然，民進黨的現實政績有千百個不是，但是，它仍然輕易的以轉型正義、建立公民社會等進步性的論述、議題與夢想，騙取到台灣較多數的民心認同。

中國共產黨原本是最能代表並完成台灣人民內心願望的政黨，它與台灣人民有過相同的命運，同受國民黨無情的壓迫。可惜的是改革開放後，一度重經濟、輕人文，腐敗橫生，給台灣新生世代打下為富不仁的不文明印象。尤其是為了統戰國民黨，放棄了自己的人民史觀，掌握不到台灣人民內心的渴望，錯把國民黨當成依靠對象，這麼一來在台灣青年眼中，淪落為跟國民黨一樣沒有進步性的「經濟動物」。更慘的是，在不斷分享利益給國民黨的同時，還遭到國民黨反共、妖魔化的長期污衊宣傳，在台灣形象盡毀，至今仍難以板回。

如何與民進黨爭取台灣民心，是今天應該痛定思痛好好思考的命題。過往多年訴諸經濟上的招安，以及「文化鄉愁式」的呼喚應該退居次要地位。
能感動人心，才能爭取到民心。

台中正在籌辦明年的東亞青年運動會，已經投注了大量工作與心力，昨天在北京召開的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EAOC)臨時理事會卻因「有政治勢力在島內發起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公然挑戰奧會模式，對2019東亞青年運動會產生了巨大的政治風險」，決議停辦台中東亞青運。東京奧運正名公投讓台灣喪失了主辦東亞青運的難得機會，加上台灣已經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等重要國際會議，台灣真是越來越孤立，尤其這次是自找的，台灣要自我孤立嗎？

綠營當然又會說，台中東亞青運被停辦是大陸的蠻橫打壓及政治干預體育。然而綠營推動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不是先以政治干預體育嗎？國際奧會前已發函中華奧會表達不允許改名，綠營卻仍一意孤行，而且2020東京奧運正名公投的發起人紀政正是台中東亞青運的榮譽總顧問，東亞奧委會(EAOC)都看在眼裡，難免感覺台中東亞青運面臨巨大的政治風險及干擾，於是政治對上政治，而台灣輸慘了。臨時理事會最後採取投票決，結果七票贊成取消台中東亞青運，一票反對(中華奥會)，一票棄權(日本)，通過了取消的議案。投票的結果如此懸殊，顯示綠營的作為是不自量力、無自知之明。

主辦國際體育比賽，對國家的發展很有效益，既能提升國家的體育水準，又能行銷國家，對觀光、經濟和國際地位等都有幫助，例如不久前俄羅斯主辦世界杯足球賽，收穫就極其豐碩。東亞青運雖然不能比擬世界杯足球賽，但是參與的都是台灣周邊國家，不正是蔡政府「新南向政策」想要推展的地區嗎？停辦台中東亞青運，台灣不僅損失已投入的6.76億經費，又喪失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會。

比較台中東亞青運與去年台北舉行的世大運，兩項比賽分別由前台中市長胡自強與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辛苦爭取得到主辦權，結果卻大不相同。現任台北市長柯文哲風光地成功舉辦世大運，而現任台中市長林佳龍卻丟失了東亞青運的主辦權。結論是：藍營市長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一級；白色市長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至少能蕭歸曹隨，完成國際體育比賽，是第二級；而綠營市長不僅沒有能力爭取到國際體育比賽，還把前人辛苦種的樹拔掉，是第三級！

中國大陸越來越富強，兩岸統一的趨勢很難阻擋。台灣若想延遲統一或在統一談判時獲得較好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台灣自己要發展好，然而蔡政府執政以來，親美、日以抗中，讓兩岸關係越來越壞，而台灣越來越孤立，孤立的台灣怎可能發展得好？發展不好的台灣有何能力抗中？綠營或許能靠大陸打壓、取消台中東亞青運激發11月的投票熱情而勝選，然而台灣越來越孤立，發展越來越差，綠營即使勝選，又有何用？

發表日期：2016.4.14　/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新華夏文明共同體

這二十年來，看著島內一些台獨人士到大陸經商，靠榨取那塊土地上廉價的勞力、原物料和……等等資源，大發其財。然後嘴一抹，回到島內，又繼續挑撥離間，把「中國人」貶得一文不值，在台灣社會製造鄙視、仇恨中國大陸的氣氛。

基於民族情感和中華文化的認同，看著、聽著島內這些無恥之徒的嘴臉及其無格言論，讓我深感憤慨，一腔怒火無處宣洩。

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共產黨過去為民族帶來災難浩劫的歷史，使得我在理性上，對這個政權仍心存疑懼。我無法像某些反台獨或反國民黨人士那樣，能一下子走到另一個極端，全心擁抱紅色政權，歌頌共產黨，說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一切都是好的，像是當年內戰都是國民黨的錯……等等。我不能昧於歷史事實，罔顧春秋大義。

近年來，台獨氣燄日熾，我中華民國近乎「名存實亡」了。做為抗日、抗共國軍的第二代，我的思想與情感陷入進退維谷之境。

在台灣，不論是流行文化或宗教風潮，常將達賴喇嘛追捧似神，許多人也因此同情藏獨。撇開我對密宗的看法不論，站在國族立場，我很早就反對藏獨。當時隱約覺得，西藏若是獨立了的話，這塊天然資源不足、天候和地理條件惡劣的高原國家，其機會主義者或是野心份子，勢必會接受某些不安好心的帝國主義之利誘和攏絡，出賣其所需利益。如此一來，無異留下入侵空隙和通道，成為中國大陸邊患的來源。雖然當時我持反共立場，但我仍是中國人，絕不願意看著故國西南門戶因此洞開，以致禍患無窮。所以，在西藏獨立問題上，我選擇站在中共這一邊。

近三年，我在外講授「世界文化史」課程，並編寫國家考試教材書籍出版。因此開始對世界歷史發展，做了宏觀且全面性的資料彙整。由於自己所學並非歷史本科，除了閱讀相關專業書籍之外，還特地做了一些自我教育，包含收看幾個口碑不錯的歷史系列視頻，以建立近代中西歷史的整個系統架構。

經由這種邊整理、邊思考的過程，我察覺到自己過去從未思考過的角度，循此更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實。

近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崛起，其能源的需求暴增。因此，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也就上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層次，關係到國家和人民的整體命運。

中國大陸本身生產的原油和天然氣十分有限，短缺的部分多從中東地區進口，勢必仰賴海上絲路，經由麻六甲海峽運輸大陸。然而，麻六甲海峽的航運，具有高度風險。為了鞏固能源供輸安全，這些年，中共當局在東北、西北、西南，逐一鋪設了石油和天然氣輸送管線，要將俄羅斯、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緬甸……等地的石油和天然氣，分別輸往內地集散，即所謂「新陸上絲路」。以緩解過度仰賴海上絲路運輸原油的壓力和風險，供應起飛中的經濟發展之能源需求。

然而，國際局勢風雲詭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強權，往往涉足其間，千方百計攫取本身利益，並擾亂競爭對手的發展步調。美國企圖搞一個南北走向的管線系統，破壞原本東西向的原油、天然氣運輸架構，並拉攏印度、巴基斯坦為戰略夥伴，來跟中共爭奪能源。其目的除了實現自身利益之外，還能瓦解金磚五國的親密關係。這種戰略布局，目前受限於無法掌控阿富汗北部塔利班佔領區，一時還無法如願。

中國大陸的邊境，始終存在少數民族鬧獨立的問題。對一般人民來說，我不相信這些少數民族有甚麼意識，非要搞「民族自決」不可，大家都是能填飽肚子最重要。那麼，這些民族獨立的問題，當然就是各路帝國主義勢力因爭逐利益，而橫加操控的結果。

大陸西北、西南的陸上新絲綢之路，必經的正是這些邊區疆界。中國邊省如果鬧獨立，整個大陸不但四分五裂，能源安全必然飽受威脅。邊區能源重要通道一旦遭國際勢力控制住，中國大陸又要回到十九世紀，那種帝國主義結合地方勢力割據稱雄的狀態了。

我不敢想像，中國大陸若成了另一個阿富汗、敘利亞時，境內各種勢力在帝國主義強權的扶植之下，內戰頻仍、烽火連天的景況。別說我十億同胞生靈塗炭了，就算有一海屏障的台灣，我們的子孫後代也休想再有大好前途了！

百年來，中國的苦難到我們這一代終於有所改善。中共強大的政權維持住國族統一，使得龐大人口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之下，「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進而「知榮辱、尚禮儀」，並且持續追求文明的「幸福感」。

為了十億同胞，為了我們子孫的未來，我願意放下父親那一代人的歷史情仇，接納當前的中共政權，做為未來「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的主導與支撐力量。我相信自己沒有背叛父親的精神，我愛的是我整個中華民族。

回　《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綱要索引

發表日期：2016.4.11　/ 丁念慈臉書

關鍵詞：新華夏文明共同體

許多人會認為，中共的轉型是從總舵手鄧小平主政，拍板「改革開放」政策的1978年算起，我個人則認為，可以追溯到「文革」尚未結束的1971年。

中共為叛亂起家的政權殆無疑義。當年共黨，猶如今日的塔利班、ISIS，完全就是外國勢力扶植起來的叛亂組織。如同遜尼派國家給錢給槍一樣，共產黨在蘇聯羽翼下，也是因此有錢、有武器。在內地鄉間，以「土改」之名行燒殺擄掠之實。

我的祖父丁傳宗先生，乃一介文盲。當時，共黨邀請貧農祖父參加紅槍隊鬥爭地主，但他本著忠厚傳家的信念，堅拒加入。為此，舉家還遷至祖母娘家所在耿畈避禍，甘願淪為佃農。

不料，後來共黨洗劫耿畈，祖父耳後中了槍，子彈從眼旁射出，他驚恐地趴倒在水溝上詐死。等匪徒走遠之後，才奮力掙扎起身，來到一棵樹下用手臂環抱樹幹，避免倒下血流過多，直至祖母出來找到受傷的祖父。鄉人先以草灰替祖父止血，夜間兼程送至城裡醫治。月餘後，傷勢才算痊癒。

我父親幼年在湖北棗陽鄉間，也親眼見過共黨為禍作亂。

父親搖搖學步時，曾在村裡偏僻處目睹共黨殺人坑埋。由於年幼，共產黨徒未在意不遠處的稚齡幼兒，更沒料到這個娃兒還會講話，而且語言表達能力奇佳。我父親目睹共黨殺人坑埋之後，回家描述給大人聽。

父親生前，還說了許多共禍危害鄉間的事，其殘酷程度實不亞於日寇。像是甚麼海二爺好心收容外鄉人，反遭劈開腦袋慘死；誰家母親被共黨脫了褲子，在雪地裡拖著凌辱至死…等等。

我當時年輕，不知道應該一一記錄下來。隨著時光流逝以及父親的與世長辭，這些事蹟已湮沒在歷史洪流中。總而言之，共匪、共匪，起家時是叛亂土匪，殆無疑義。相信許多抗共二代，自幼都聽過其父母輩講述很多大時代人間離亂的親身遭遇，這些微觀的口述歷史，都可互相印證。

抗日軍興，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但共產黨卻趁機發展地下勢力，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同事周老師母親為流亡學生，年輕時因愛國心切，被共黨同學吸收製作棉鞋（但並未加入共產黨）。她母親說製作了好多棉鞋，都不知道被送往何處。只知道：共黨同學不讓你跟其他人友好，只能跟他們好。再者，一個人頂多兩面—雙面人，而他們卻有好幾面，你都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實的。周老師的母親心生疑懼，才與他們疏遠。

抗日慘勝，國家殘破，百廢待興，共產黨趁機坐大。許多人責怪國民政府。誠然其有不爭的腐敗事實，但是處在那種環境下，誰抵得過一個野心勃勃的蘇聯，以及利用滲透日益壯大的叛亂勢力呢？撫今追昔，對於當時人的處境，心痛、理解之情，應該更甚於譴責吧。

1971年，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中共成為聯合國成員，並頂替了我們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中華民國從此陷於孤立。那年才6歲的我無憂無慮，不知家國困境。

40年後，我讀了余秋雨先生《借我一生》這本書，得知當時中共因為加入聯合國，考量國際形象等諸多因素，恢復了大學入學高考和某些科系，並停止破壞考古遺址。文攻武鬥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也大為緩解。所謂的「文革十年」，是指華國鋒的回馬槍。其實，文革在1971年已經大致停止了。

讀《借我一生》這本書時，我46歲，距離我們退出聯合國40年了，我流下淚來……心想，我有幸在中華民國的羽翼之下成長，順利完成了學業。當年我們退出聯合國，如果換來中國文化的存留，那我們吃的那一點苦，又算甚麼呢？中共加入了國際社會，其行止動見觀瞻，因而有所收斂，我幾億同胞身心的摧殘與文化的破壞，縮短了好幾年。台灣這邊，則加緊保存並發揚華夏文化精髓。中華文化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浩劫中，竟因我們被逼退出聯合國，反而不絕如縷地存續下來！那時已經信主的我，還為此感謝上帝。

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歷史使命。我們父親那一代人為國族存亡挺身而戰，放棄了自己最鍾愛的學業，離鄉背井，執戈抗日，終身顛沛未再踏上故土。我母親這一輩人，生於日據末期大轟炸年代，年少時從台灣殘破的廢墟中站起來，奉養父母、拉拔弟妹，建立自己的家庭。古寧頭一役保住台海，韓戰適時爆發，使得美軍轉而協防台灣，每年經援一億美元，直至1965年止。這15年間，台灣經濟得以重現生機，復甦起飛。當然，這一切也是大陸旅台人士和台灣本地人攜手共同創建的。

上帝存留中華民國在台灣，難道只是讓我們偏安海島，因富裕、民主而自高自大，罔顧歷史正義，認賊寇作父嗎？如今，中共已非當年老一代人。多年來，中共政權抗拒帝國主義勢力操控，維持住國族統一，避免因四分五裂，互相功伐，導致民不聊生。人民才得以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中，「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站在國族立場上就不得不承認，中共這一點，做得比世界上許多政權、歷史上許多朝代要好得多。

就如同當年中共因加入國際社會，而必須對原有不文明行徑加以收斂、調整一般，今天全球化的網路時代來臨，這種改變風潮的無形力量，其覆蓋面、穿透力和影響力，更勝於國際社會縱橫捭闔的外交手腕和政治博奕，一個高壓專制、圍堵言論思想及限縮公民參與的政權，勢必會面對更大的壓力和挑戰，也必須及早綢繆因勢利導。此時此刻，我們能做的，就是建立屬於新一代中國人的共識，成為兩岸正面思想與力量互通的橋樑。

英國人若要移民澳洲的話，何其容易？因為人家同文同種。華人就算捧著千萬家產去巴結他，那種無形的隔閡、分別心和淡薄的歸屬感，也會讓你覺得只是個次等國民。我們子孫的澳洲在哪裡？西望長安，倘若我華夏民族富強尊貴的話，那塊同文同種的故土同胞，不就是我們子孫的澳洲嗎?!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就是創建下一個「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為同為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開天闢地，擘劃他們能憧憬的大同世界。

你若問我，是甚麼讓你覺得值得身為「中國人」（不是指狹義的國籍）？我要告訴你，我有幸在年少時，就讀到《禮記‧禮運大同篇》。我為自己民族有這樣的文化遺產深感榮耀，以身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為榮。這是古蘇美、古埃及、古馬雅文化都沒有的思想和胸懷，所以這些文明都斷滅了，唯獨我華夏文明源遠流長，方興未艾。這種感動，是我在44歲信奉上帝之後，讀了〈申命記〉〈利未記〉才有的。偉大的民族，一定有偉大的使命。只享福份、罔顧使命的民族，終將有禍了。　　～　2016.4.11

回　《新華夏文明共同體》綱要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