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敘利亞和中東的劇變令人特別想起蘇萊曼尼。蘇萊曼尼是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部隊的少將指揮官。2020年初他乘坐裝甲休旅車在伊拉克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被美軍的無人機發射數枚飛彈擊中身亡。

當時台灣媒體的報導很簡略，好像他並不重要，筆者閱讀《當代戰略全書》的《後冷戰時代的戰略》（[1]），裡面有一章介紹蘇萊曼尼及其「非常規戰爭戰略」，可見他的重要性。

1957年蘇萊曼尼出生於伊朗東南的一個小鎮，一個相對貧窮的家庭，他從小就夢想要成為為國效力的俠義騎士。1979年，伊朗發生了驚天動地的革命，不得人心的國王巴勒維被推翻，由教士何梅尼領導建立伊斯蘭教什葉派教士統治國家的制度，二十出頭的蘇萊曼尼於是投入何梅尼新成立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何梅尼對伊朗常規軍中的一些軍官的忠誠度有疑慮而成立）。

由於美國過去一直支持巴勒維國王，伊朗革命發生的同時，一些憤怒的學生衝入美國大使館（事後獲得伊朗政府的支持），刼持了66名使館人員，長達444天後才獲釋回美國。這事件導致美、伊長期的敵對。

1980年伊拉克海珊的部隊入侵伊朗，開始了長達8年的两伊戰爭，蘇萊曼尼在這場戰爭中很快嶄露頭角。雖然伊朗的國土、人口、經濟總量都有優勢，伊拉克卻獲得西方國家，尤其美國，較多的先進武器供應，最後双方大致打成平手。面對伊拉克較精良的武器裝備，蘇萊曼尼發展出「非常規戰爭戰略」，主要是援助（提供資金、武器、培訓、顧問指導等）伊拉克的反政府什葉派組織和黎巴嫩的真主黨、阿邁勒運動等，一起對抗伊拉克。

為了提高伊朗的非常規戰爭能力，何梅尼在1988年左右成立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部隊，由瓦希迪領導（當時蘇萊曼尼還太年輕），「成為伊朗對外行動的準軍事精銳部隊。其任務包括收集情報、訓練和裝備夥伴部隊，以及在伊朗境外策劃暗殺、爆炸和其他行動。」蘇萊曼尼自1998年起至他2020年過世，一直擔任聖城部隊的指揮官。

蘇萊曼尼領導聖城部隊，完成一些重要貢獻：
1998年遜尼派武裝組織塔利班在阿富汗崛起，對伊朗構成嚴重威脅，蘇萊曼尼堅決制止以正規部隊攻打塔利班，使伊朗免於陷入阿富汗的泥淖。
2001年發生911事件，美國隨即攻打塔利班和伊拉克海珊政權，蘇萊曼尼援助及組織很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美民兵，不時偷襲美軍，使美國長期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淖。
敘利亞自2011年爆發西方國家介入的內戰，重要城市阿勒坡在2012年底陷落於反叛軍。蘇萊曼尼率領聖城部隊，聯合黎巴嫩真主黨和很多民兵部隊，在俄羅斯空軍的協助下，終於在2016年奪回阿勒坡。

[1] Hal Brands（編輯）《後冷戰時代的戰略：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科技變革帶來的全新戰場》商周出版，2024。（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2023）

每年12月13日，是大陸官定的［國家公祭日］（因為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國軍防線殺進首都南京，隨之而來的就是殘酷的南京大屠殺），中國政府都會在南京市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公祭廣場舉行盛大的公祭儀式。現場除了有響徹雲霄的防空警報外，（奉命）來參加紀念儀式的人還會在現場脫帽默哀，向當年無辜被屠殺的南京同胞默哀……

但讓人好奇的的是，在這儀式的背後，現階段的大陸同胞真的知道什麼是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嗎？如果真的知道，那……現在的大陸（應該）不會出現那麼多讓人看了難過（其實是侮辱抗日英雄）的抗日神劇……他們可以手撕日軍、步槍打飛機、人騎魚雷炸日艦……更別提那些在基層官兵都普遍吃不飽穿不暖的慘況下，還能悠閒的～喝紅酒、嫌咖啡糖加太多、咬著高級雪茄，身穿高級布料軍裝的國軍軍官……看了這些亂七八糟的神劇，我反而開始有點同情那些來中國戰場受苦受難的日軍……也懷疑，為什麼日本人能在遍佈神人的中國戰場（堅持了）八年之久……

同樣的，在臺灣的我們也未必比大陸朋友多知道一點什麼是抗日戰爭……就比如很多朋友喜歡談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沒人探究整個戰役形成的過程……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麼一個不到千人兵力的遠征軍步兵團可以打敗（號稱）一個師團的日本甲級步兵師團，不但救出7,000多名（一樣是號稱）被困的英軍（英緬印籍軍人混合編制）與收復緬甸最大的產油區後，不但沒有趁勝追擊，還必須跟著英軍一起往北撤離（其實是逃難），最後還兵敗緬北野人山，造成幾萬名官兵的死傷……

其實在很多人為偽造的歷史中，所謂抗戰歷史，已經變成一段如過年101大樓的煙火秀一樣，時間到了就出來（吆喝一下）……至於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教訓，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咱們除了嘆氣，能說什麼……

1980年的4月中旬，韓國首都漢城（當時尚未改中文譯名為首爾）爆發了工人及學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到了5月上旬，在反對黨領袖金大中的故鄉－－全羅南道政府所在地的光州市學生發起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5月16日上萬名的光州居民與學生上街示威並高喊要求解除戒嚴，並要求全斗煥下臺，同時揚言若是不達目的，將發起更大的示威及罷課。

面對這種情勢，全斗煥先是宣佈全國擴大戒嚴，並下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關閉大學校園；禁止召開國會；嚴禁批評國家元首；並拘捕了金大中和金泳三為主的在野政治人物和學生領袖。5月18日，憤怒的示威群眾與學生衝進被軍警控制的全南大學，並陸續攻佔了全羅南道道廳（即省政府），全斗煥下令全副武裝的特戰部隊開進光州市，部隊強力鎮壓示威的學生，有數十名學生被殺。結果反倒激怒了光州市民，許多人走上街頭加入抗爭的行列，他們奪取軍隊的武器，以全羅南道道廳爲中心，進行了長達10天的武裝抵抗，並一度把負責戒嚴的軍隊趕出了光州市區，這就是著名的「5‧18光州抗爭」。

不幸的是，5月27日，美國國務院對外發表「不能坐視南韓的無秩序和混亂」的聲明，被認爲是默許南韓軍政府鎮壓百姓的信號。全斗煥因此出動7萬武裝部隊並配合150多輛坦克和裝甲車、100多門大砲、武裝直升飛機，浩浩蕩蕩的殺進了光州市，野蠻槍殺抗爭民衆，結果造成207人死亡，2,392人受傷，987人失蹤，但實際數字到現在仍被南韓民間團體質疑，軍隊最終佔領了全羅南道道廳，至此堅持了10天的「光州抗爭」被血腥地鎮壓了，這就是韓國現代史上最血腥的「光州事變」。

1980年9月1號，全斗煥以間接選舉的方式，並在嚴格控制的選舉下當選韓國新任大總統（大統領），至此南韓的軍政大權便落在新的軍事獨裁者全斗煥的手中，全斗煥正式取得政權後，立即下令逮捕在1979年10月槍殺前總統朴正熙的情報部長金載圭，後將其判處絞刑處死。同年參謀總長鄭昇和也被迫退伍，1987年轉戰政壇，擔任金泳三之「統一民主黨」的顧問，2002年過世，鄭昇和生前曾經著有《將軍之夜－－韓國雙十二事件（中文版是在1989年由時報出版）》一書，為自己所參與的歷史做了良心紀錄與辯護。

而惡名昭彰的韓國國家情報院，全斗煥上台之後，也基於維護政權的理由，將其擴大編制為「國家安全企劃部」（ANSP-Agency for National Security Planning；국가안전기획부）。1999年1月，民選總統金大中上台之後，才下令廢止「國家安全企劃部」，並進行組織改造，將其納入法制化－－改為大統領直屬機關，也正式改名為「國家情報院」。

前言

寫在仁安羌戰役神話之前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

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

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

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

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J.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c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附註：

（註一）參見──盧潔峰：《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p245～248。

盧潔峰的資料來源則為：孫立人：《統馭學初稿》收錄於──沈克勤（編）：《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風山練軍實錄／1993年版》（學生書局），p197～198、277、337、545～551。

（註二）參見──張鑄勳：《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元照出版），p137～138。

（註三）參見──馬英九：《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收錄於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論文集），p1～4。

二次大戰前後，東亞地區的秩序觀，
是我們的媒體與教科書上，從來不討論的當代史要點。

大戰中日本虛偽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秩序在戰火中消失了，
但是大戰後，大美帝國的新殖民秩序，取代了日本的地位，
那就是戰後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
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安保條款，
至今美國還在日本有八十幾個軍事基地，
在1970年代初，美國大力把日本扶植起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成為大美帝國之下的最高階殖民地。。。亞洲四小龍以下，再分別排開。

這時代，「自力更生」的中國人發動了震動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世界上的青年省思「造反有理」，掀起各先進國家的學潮。

1980年代，日本經濟發展可能威脅大美帝國，這個殖民地太不乖了，
《廣場協議》震盪之下，日本失去了尊嚴，充分顯示了其真實的被殖民地位。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人由「造反有理」的深入檢討中，認定了「改革開放」的必要，
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視為工具而充分利用之。

在深入檢討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的大宗師亞當斯密被掩藏與忽視的名作──《道德情操論》，其中強調同情心的重要。。。
該書1979年開始中譯，六年後完稿；經過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至今至少有不同譯本二十多種；估計印行應該達百萬本；2016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青少年版專書，將亞當斯密的兩大經典，《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二書與該出版社的世界文學讀物並列。。。

此外，據稱溫家寶先生不僅曾經五次公開向外界推薦該書；並且在2013年還曾經在訪歐期間，攜帶此書而推薦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改革開放」，是否由此書之發行可以讓我們想見其一斑？

這才是真實的大戰前後的東亞史實。。。

依據舊約記載，撒旦主動去找夏娃，並誘使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夏娃也使亞當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從此兩人眼睛亮了有了羞恥心，自此中東地區的人們有了上帝與撒旦兩位導師。以此神話故事為基礎的宗教傳播到了歐洲，教徒們總在碰上問題時，尋求導師的幫助，或禱告或尋求神的啟示，只是不知道聖訓到底是來自上帝還是撒旦或者只是牧者的意思，上帝與撒旦持續他倆的鬥爭，直至今日仍然未休。

早於耶穌約六百年的尼泊爾迦毗羅衛國釋迦族悉達多太子，他對於人生的迷惑更多且更深刻，他尋求解惑的方式是去除慾望與靜思(禪定)，沒有導師指示而自覺開悟的悉達多太子，成道後被尊稱為釋迦摩尼佛。

在中國商被周取代，周公制禮作樂，他的目的之一是要去除商代時的凡事問天、求鬼神、占卜、祈禱，而導致的種種媚於奧的鬼神文化，周公奮鬥的目標幾經波折，大約與悉達多太子同時代的孔丘繼承周公之使命，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表達孔子對封建殘餘也不容忍的態度，在先聖後賢的努力下，宗教對中國人的影響相較於其他宗教文化區域要小。慈悲為懷的佛教能在中國流傳，就是補上了這個宗教空缺，佛教不會排斥其她宗教的傳播，也不會干涉各個地區傳統風俗，更不會發起聖戰，在文化底蘊深厚的中國，佛教只是起著宗教文化方面的補充作用，而一神教在歐洲則是取代原有的宗教文化，起著主導作用並且以教領政導致黑暗歐洲，直至文藝復興時代。

商代的祭祀求神在周公、孔子等聖賢的努力下，基本上從神州大地消失，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思想才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精衛填海、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等故事絕對令歐美人詫異與不解，歐、美兩大洲普遍信仰一神教，原罪思想牢不可破，世界就分為禱告尋求聖恩的一神教文化與自求多福人定勝天的東方文化，兩種主要文化在衝激。

蒸汽機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在此之前人類過的最好的生活，就是中國人的自然生活，中國人利用各種自然條件，發現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並充分利用之，例如二十四節氣指導人類工作與生活的步驟，絲綢、瓷器皆是自然條件下，加上中國人的智慧生產出來的，即使是火藥原料也是取之自然，蒙古人善戰，但是火器才是蒙古人攻堅時戰無不勝的利器，對於火藥中國人認為用之戰爭有失天和，所以中國人冀望的是焰火爆竹的喜慶聲，而不是戰場的硝煙味，宋朝一代始終不以發展火器來增強軍事力量就是明證。到了近現代美歐的咄咄逼人，中國要生存也只有跟著造原子彈、運載火箭、衛星、航母，憑中國人的才智，這一切都不是問題，且多有反超之處，如登陸月球背面。

人類第一次開啟魔盒是生產力大爆發的工業革命，屬於突破自然條件限制的逆天行為，工業國製造生產能力大突破下，展開了更瘋狂的殖民掠奪、消滅異族行為，彼此爭奪更大利益，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原子彈爆炸結束戰爭，至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到底是上帝還是撒旦在領導那些教徒。

尋呼機爆炸是以色列人第二次開啟魔盒，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動電子產品爆炸數波攻擊，第一波是台灣金阿波羅公司生產的尋呼機(BBCall)爆炸，證據顯示尋呼機內的炸藥是在生產時即安裝進機器內，利用民生用品為武器發動攻擊是突破人類道德底線，是歷史上首次將民生用品作為戰爭武器，不分戰士與平民的集體殺戮。台灣竟然參與行動，這算是某些政客說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嗎？闖下大禍的台灣，目前還是一副無事的樣子。以色列人開啟魔盒，其影響在短期內是看不到了，但肯定很強。

2024年9月25日中國大陸從海南島，用裝載運輸車向北美州方向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事先向途經國家發出通知，成功發射之後世界鴉雀無聲，除了台灣無人譴責，美國還讚譽中國的事先通知。向美州方向發射導彈，明眼人都知道是衝著誰去，用裝載運輸車發射表示機動性強，發射前敵方無法偵知，事先通知美國，就是不怕美國蒐集各種試射導彈數據，非官方消息，美國發射六枚攔截導彈皆失敗，事實上兩強暗地較勁頗多，美方多半落於下風，不然利劍2024A/B演習，怎麼看不到美方動靜？

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在近期試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只有法國宣稱成功，但是沒有公開其詳細過程，俄羅斯最慘，發射時在發射井內就炸了。

大家都知道中國試射給誰看，又因為中國大陸很早就聲明，不會向無核國家發起核彈攻擊，又聲稱中國在各種衝突中，不會尋求以武力解決爭執，所以中國試射州際彈道導彈成功，並沒有激起世界各國不安，反而讓某些狼子野心的國家安分了，俄烏戰爭不至於發展成集團對抗，以阿衝突也不至於擴散。中國的強大，與中國的態度，早已在世界諸多事務中發生很大的影響。不信有造物主的中國人，總是能在亂局衝突中，發揮穩定世界大局的力量。

雖然我以前讀過一些馬克思的生平和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但是總覺得不夠全面，中研院陳宜中的近作《馬克思》（[1]）恰能補充我的不足。雖然也介紹馬克思的經歷，這不是一本人物傳記，而是一部思想傳記，詳述馬克思一生的思想轉變，完全根據他的著作（包括未發表的筆記）認識他的思想，並釐清後人的解讀和添加。

[1] 是講述政治思想的大書（800頁），寫得很好，內容筆者幾乎都贊同，但要在此提出一不同意的意見。作者認為中國、蘇聯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違背馬克思的思想。這甚至是作者研究馬克思思想的動機：要清楚界定馬克思思想，以否定中、蘇政治是馬克思思想的（部份）實踐。

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統治及行使緊急權力的意思），是進入無階級的共產社會之前的過渡階段，卻沒有解釋「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作者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被中、蘇解釋為共產黨「一黨專政」，卻沒提出其他的解釋。

私有財產制已有幾千年，逐漸演進出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後資本家不僅能掌控經濟權力，幾乎也能掌控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以選舉民主的形式。馬克思不僅指出資本主義的不少缺點（是他的重要學術貢獻），還要以共產制，即生產工具和土地共有制，完全取代私有財產制。

馬克思當然知道，要以共產制取代幾千年來的私有財產制有多困難，會遭遇資本家多強烈的抵制和反抗，他因此提出進入共產社會之前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和過渡階段。無論制度如何，國家政權其實永遠掌控於少數人，共產黨「一黨專政」才能有全面革命的強制力，因此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看來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書中提及無政府主義的巴枯寧曾批評，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專政可能濫權，馬克思的回應只是，消滅私有財產和階級後就不再有「無產階級專政」，而迴避了革命專政可能濫權的問題。這也隱約指向「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

作者主張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專政」，筆者相信是因為他先入為主的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並且自以為在迴護馬克思所致。其實作者不必如此，因為共產黨「一黨專政」自有其優點。

現在資本家幾乎能夠以高科技監控所有人民的生活（參見《監控資本主義：簡介和感想》）。在選舉民主國家，資本家幾乎也能通過選舉掌控政治權力；共產黨「一黨專政」卻能避免資本家掌控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家的制衡（中共已經承認資本家對經濟的貢獻，不再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並從革命政黨轉為執政黨），使得權力分配比較平衡，因此可能優於選舉民主制度。（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也有缺點，沒有政治制度是完美的。）

[1] 陳宜中《馬克思：從共和主義到共產主義》聯經出版，2024。

今年國慶晚會領銜主唱國歌的藍玉璋老先生，古寧頭戰役後被編入保密局（後改為情報局）第二期，曾參與寮國反共游擊隊，也曾營救刺殺劉少奇失敗被寮共扣押的情報局人員。

他領導的「符堅第五大隊」，一度對寮共勢力構成挑戰，在中共協助寮共圍剿之下，「符堅第五大隊」損失慘重，符堅部隊也改組為光武部隊繼續抵抗。隨著形勢變化，光武部隊在1975年解散，藍玉璋老先生也結束情報局寮國站站長工作回到台灣。這是一個反共愛國的故事，不過置於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下，我們能看到更宏觀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衰落，東南亞要何去何從成為一大課題。美國亟欲取代歐洲和日本勢力退出的權力真空，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共也欲輸出革命，剷除資本主義勢力，解放東南亞。

中南半島作為鄰近華南的戰略要地，國共衝突也擴及於此。中共認為，東南亞如同中國必須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剷除三座大山，走上社會主義現代化。蔣中正國民黨則從仁愛出發，認為東南亞和中國尚未達到歐美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階級鬥爭的條件，主張階級和諧以發展生產力。蔣中正的論述也和1960年代起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合流，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是背離美國現代化的錯誤道路，反攻大陸和東南亞的反共行動是為了糾正此一錯誤。我們看到的中南半島反共游擊隊歷史，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當年交戰的游擊隊員雙方，或許不一定明瞭上述理論，然而他們都成為大歷史的一部份。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紅色革命有其理想，然而前途混沌未明。越共在民意支持下，推翻腐敗的南越政權實現統一，而柬共卻以波爾布特統治下的悲劇收場。參加寮國反共游擊隊的前輩，是帶著這樣的憂心反共的；不過後來的寮國，並未陷入像柬埔寨的失控局面，他們的反共游擊活動最終也結束了。

今天的東南亞，要做的是清算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撫平冷戰左右和族群衝突的傷痕，在和解共生的前提下參與亞洲的整合發展。同樣經歷反殖民主義和冷戰歷史的中華民國，也應思考如何面對歷史遺產，讓兩岸和亞洲攜手前行，開創未來。

（圖為國防部情報局）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藤原彰在《中國戰線從軍記》一書中寫道──儘管由於「諾門罕（坎）戰役」事件而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蘇兩軍火力上的巨大差別，但即使到了1943年，日本陸軍對於單單憑藉步兵的白刃突擊戰就能打破蘇軍碉堡陣地的作戰能力，還是深信不疑。

堀榮三在《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一書中也指出：或許是「一․二八事變」打的太過輕鬆，讓日軍養成了「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固定觀念，而這經驗卻讓日軍在1937年的「八一三戰役」（或稱：「上海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時受到了重創。

同樣以第9師團（吉住良輔中將，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17期）為例，「七七事變」爆發後，駐守於金澤的精銳第9師團，是在9月9日接到動員令。9月23日，師團奉命從大阪港搭船前往上海支援，27日在上海、吳淞之間登陸，立刻投入戰鬥，當時第9師團受令，要由北而南突破位於上海西側平原地帶堅固的中國軍隊陣地。正式戰鬥由10月3日開始，直到11月9日突破中國軍隊最後位於蘇州河的陣地，在中國軍隊開始撤退之後，第9師團才由攻擊態勢轉為追擊。當時中國軍隊在此構築了縱深4,500公尺的防禦陣地，整個戰鬥歷時45天，平均下來配備精良的日軍每天平均才推進100公尺……而在陳家灣附近，日軍與中國軍隊的戰鬥更加慘烈，雙方進行了12天的殊死戰鬥，日軍才突破了正面500公尺、縱深300公尺的陣地，這附近的推進距離一天至多25公尺，雙方幾乎停在原地不動。期間，第9師團陣亡3,833人、負傷8,527人，全師團傷亡率高達60％，其中將校遭狙擊死亡很顯著。（當時與第9師團一起進攻的是第3師團）

戰後堀榮三提出三點看法：

一是，訓練精良且善於運動戰的日軍根本無法面對中國軍隊所精心準備構築的防禦陣地。更何況這些陣地是經過縝密準備而構築的，由鐵絲網、機關槍、地雷及大砲完成交錯的火網。此外，那些機關槍也不像運動戰時一樣曝露在外。它以12厘米以上的厚鋼板為掩護而完全覆蓋，僅在槍眼一帶開有口子。中國軍隊完全隱身在由大量火力但鋼鐵牆壁後面……

二是，多數日本軍官因為狙擊而傷亡也是重大問題。不是說中國軍的射擊能力進步了一句話就可以了結的。中國的狙擊兵在第一線配備了附有望遠鏡的瞄準裝置，而且使用的是自動步槍。相較於此，日本軍隊仍然使用的是印有菊花徽章的38式步槍…日軍單兵武器相對落後退步。

三是，軍刀已經不需要了……面對自動步槍，軍刀已成了無用之物……

日本軍隊是不是過分執著於傳統與歷史，而忘記武器方面的戰力加強是必須與時俱進的呢？

堀榮三繼續補充，日本陸軍的衝鋒，世界知名。然而瓜島戰役以來，日軍最厲害的刺刀衝鋒有在哪裏成功過的例子呢？更往前追溯，則諾門罕戰役以後日軍的衝鋒都沒有成功過。其原因很多。鋼琴線鐵絲網、明亮剩於白晝的照明彈、音響探測器、局地性（局部區域）迫擊砲、或砲兵的集中射擊等等，處處阻礙了日軍的刺刀衝鋒。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動步槍。

日軍實施最後的衝鋒時與敵人的距離是5、60公尺，是連敵人的臉部甚或表情都看得清楚的近距離。從這個距離開始，趁著美軍的射擊空情，高喊「突撃！」向前衝。全副武裝，手握上了刺刀很重的三八式步槍快跑的速度，即使是受過訓練的人也不可能在滿布坑洞的土地上一口氣跑完，中間要停下一兩次，所以要花一、二分鐘。

此時美軍用自動步槍由右而左，從左至右掄轉槍口朝衝過來的日軍掃射，這顯然就是「彈幕」．此一射擊速度，估計當時1分鐘約350發，假設每挺掃射正面約30公尺，則日軍在衝入敵陣之前就全部中彈倒下了。美國陸戰隊的師在那時一個團擁有162挺自動步槍，所以假定由一個團擔當的防守正面為2公里，則1公里正面由一個營的54挺中的2／3出列在第一線來計算，每挺的掃射面寬正好是30公尺。美國預想太平洋戰爭之發生，已在陸戰隊師裝備好形成一種彈幕所需的自動步槍數量，以封堵日軍在世界上引以自豪的衝鋒。

美軍無疑已在10年、20年前就開始預想會和日軍在太平洋打這種戰爭而都先準備好了。相對於此，日軍以對付二三流軍隊的編制裝備和現代美軍交手，而這筆帳只能用第一線官兵的血來支付了。

日本海軍的大艦巨砲主義與陸軍的步兵主兵主義，代表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隊思維一直停留於日俄戰爭時期，完全都在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