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弔詭-外省台獨的由來 | Friedrich Wang

其實人性是很複雜的。基督教文化傾向於將人性想做是帶有許多天生的罪惡,也就是所謂的原罪,在本質上似乎也沒有錯。在這個人世間打滾越久,越深入接觸許多人,就會深深發現唯有忘恩負義以及自我否定,這才會讓很多人感覺自己的存在。唯有越挖越深,自己越來越薄,反而可以讓自己的存在感越來越強,但實質的存在性卻是越來越弱。

而這,就是許多外省台獨的由來。

這些人最可悲的是他們所認同的那一種台灣價值事實上只是別人所建構的虛幻景象。他們對這些給他們景象的人在中國大陸吃喝玩樂,或者在島內貪贓枉法的事情都視而不見,甚至於充當他們的打手先鋒。只有在這樣的情境之下才會讓他們感覺到被認同,有了一些存在的價值感。

其實很多在日本、美國等地區成長的華人二三代也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在當地其實都得不到什麼認同,甚至於從小被欺負,幾乎可以說受到壓迫,生活得非常不愉快。可是當他們回到了自己的母國社會之中反而會轉過來嘲諷愛護他們、提拔他們、保護他們的母國人民或朋友,用一副指導者的高傲面孔來教訓母國的同胞什麼叫「文明」。甚至於自己明明已經回不去了,但還不斷揚言在母國生活多麼不愉快,有一天要回去那個壓迫他的地方。

誰對他越好,他越恨誰,這就是人性常常出現的弔詭之處。其實哪怕是個人也是一樣,逆子常常最恨疼愛他們的父母,許多男女最喜歡傷害的就是愛他們最深的人。越容易得到的愛或好處,不但無法對對方培養相等的愛,反而會對對方心生痛恨,甚至要除之而後快。

相反地,對上述的兩種人施加壓迫、甚至於嚴重傷害的人反而受到肯定,甚至於崇拜。但事實上他們永遠也不會變成那些壓迫或者欺凌他們的人。他們找尋的只是一種安全感,一種活下來的尊嚴,但實質上卻是越來越沒有尊嚴。我們會逐漸發現人類社會充滿著這種弔詭。商鞅、荀子,韓非,或者馬基維利在他們的著作中就認為這才是群眾普遍的天性。統治者要抓住這種忘恩負義以及欺善怕惡,才有可能穩定控制國家。

我們或許對人性不必完全絕望,但是對人性的這種弔詭必須要有所了解,才能夠對許多問題有比較深刻的洞察,然後才能思考解決之道。

朱立倫的文化局拒絕了陳映真 | 石文傑

故居鶯歌,在鶯歌學習成長,自鶯歌國小畢業,著名的已故作家陳映真,本名陳永善,2016年底不幸在北京旅居時病故。時任新北市市長的朱立倫所屬的市政府文化局,竟然以陳親共為由,拒絕為陳映真舉辦任何紀念活動,真是匪夷所思。

我本身並非鶯歌在地人,卻客居鶯歌二十餘年,先和鶯歌在地的市議員蘇有仁聯繫,起初他並不了解本名陳永善的陳映真竟是鶯歌人,還是鶯歌國小畢業,也還是同一小學的學長,於是熱心的聯絡鶯歌國小,與鶯歌市立圖書館分館,要求留意此一重大訊息。

最後終於找到陳映真的小學畢業團體照,陳永善果然是1950(民國39年)第37屆畢業校友。在多方協助下我又找到了鶯歌文化路223號陳的故居,和新北、桃園交界的大溪中庄陳的祖居。

蘇有仁議員為此特地去函新北市政府,希望文化局撥款蒐羅並典藏陳的大部作品,舉辦陳映真作品研討會,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參加。其實說陳映真是人道主義作家還比較切實,其小說多以中下階層弱勢族群為題材,創辦《人間雜誌》,報導並揭發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為他們發聲、申冤。因此陳映真一直被譽為關懷弱勢、伸張正義的左派作家,其作品無論人事時地物都能與鶯歌密切連結,如小說《山路》就與鶯歌孫龍步道若合符節。

詎料新北市文化局竟澆了一大盆冷水,回函推說無編列經費,後又以陳映真「親共」為由,表示礙難有任何作為。這種種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心態,罔顧新北市出了這位蜚聲海內外,被譽為海峽兩岸第一人的名作家,吾人除了遺憾,還要加以嚴厲譴責!

民進黨的台南市長賴清德都敢公開說他「親中愛台」,曾擔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朱立倫市長,還帶團去中國大陸進行「朱習會談」,竟無視所轄之下出了這位名聞遐邇,海內外皆知的大作家,所屬文化局其恐共症竟比民進黨還嚴重,更畏縮怕事,更沒有LP,滿腦子反中反共的冷戰思維,這樣的心態毫無包容性,不知如何從事文化工作?

如何評價馬克思? | 郭譽申

由於反共,台灣很少提馬克思。維基百科/馬克思裡主要在介紹馬克思的經歷和學術貢獻,尤其後者。他有很多重要的學術貢獻,但跟一般大眾關係不大,而與一般大眾相關的評語如:「馬克思也被人們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卻少有解說。維基百科似乎不想多說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

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社會主義,長期以來受到了許多人的讚美和批評。從其反對者的評語,我們或許更能看出馬克思對人類的影響。Sir Karl Popper是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獲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並對馬克思理論有很多批判。以下引自Popper的名著 [1]:

在這個時代中,為所欲為的資本主義…帶來的絕望和悲慘,是生活在今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其中又以對婦女和兒童的剝削,特別導致令人難以相信的痛苦。底下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兩個例子:「九歲的威廉.伍德,開始工作時是七歲十個月…。他每星期從早上六點工作到晚上九點…一個七歲的小孩每天要工作十五小時!」…六歲的小孩被迫每天勞苦十五小時,並不是不尋常的事…「瑪麗安與其他六十位女孩,沒有停止地工作了二十六個小時,三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裡…。一位來遲的醫生凱伊斯先生,對一角的陪審團報告說:『瑪麗安是在過度擁擠的房中工作過久而致死…』…」即使到了1863年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工人階級依然處於這種狀況;這種當時的專業經濟學家、教會人士都容忍甚至為其辯護的罪行,激起了馬克思強烈的義憤,他對這罪惡所做的激烈攻擊,將使他在人類的解放者中永遠佔有一席地位。

全球的大部份人都活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現在的資本主義世界比《資本論》的時代是好太多了(雖然仍不令人滿意),千千萬萬的勞動階級能夠活得像人,這主要都拜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激烈衝撞所賜,因此筆者贊同哲學家Peter Singer的評價,馬克思的影響可以與耶穌和穆罕默德相比 [2] (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孔子和釋迦牟尼)。

有些人反對馬克思,因為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曾造成千萬人的死傷。然而回顧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的對抗,以及兩教的内部教派衝突,都曾造成千萬人的死傷,這些不影響耶穌和穆罕默德的不朽地位,同樣地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對抗所造成的損害應該也不影響馬克思的不朽地位。

馬克思理論有不少對未來的預言,如資本主義將自我毀滅,而最終的世界將是沒有國家的共產主義社會等。這類的預言被很多學者論證否定(如[1])。其實這類的預言是否可能實現,就像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所許諾的天堂是否存在,是永遠無法證實的,因此並不重要。讓耶穌、穆罕默德和馬克思不朽的是他們那堅強的正義感和人道主義,以及對人類的影響。

由於反共,馬克思的不朽貢獻尚未被世人普遍認可。然而世界仍深陷於嚴重的貧富不均中,世人仍將反覆召喚馬克思的偉大精神和思想。

[1] Karl Popper:《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商周出版,2020,807-8頁。

[2] Peter Singer, Marx: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1st edn) , 2000,第1頁。

信教不利抗疫-中國有優勢 | 郭譽申

這個標題大概會讓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不高興,我先道歉。我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但也不反對宗教信仰。標題不針對個人的宗教信仰,而是泛指有較深宗教信仰的地區,如信仰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許多國家,對比於較少宗教信仰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信教當然不是影響抗疫的唯一因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因素,但是一些實例顯示,宗教信仰對於抗疫的確有些不利的影響。

根據媒體報導,歐美很多人拒絕注射疫苗是基於宗教信仰。他們相信生命取決於上帝的旨意,是否染疫也取決於上帝的旨意,因此不願注射疫苗。他們甚至認為疫苗是不自然的,是違背上帝旨意的,由此甚至衍生出疫苗有毒有害的很多傳言。這些造成歐美雖有充足的疫苗,但是疫苗的注射率不能達標。

抗疫的一個重要措施是避免群聚,然而宗教信仰卻常要求信徒群聚,例如信徒群聚參加佈道大會。由於宗教信仰的堅定以及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政府和政黨對於宗教信徒的群聚很難加以制止,甚至為了選票還要加以支持。於是宗教群聚活動時常成為傳播病毒的溫床,例如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南韓都曾出現多起宗教群聚活動的爭議 (群聚造成染疫,不准群聚則抗爭),而印度的四、五月疫情大爆發也與印度教大壺節的群聚活動頗有關聯。

現代化的世界可說起源於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該運動相信理性發展知識可以解決人類實存的基本問題。… 啟蒙時代不同於過往以天主教神學權威為主作為知識權威與傳統教條,而是相信理性並敢於求知,認為科學和藝術的知識的理性發展可以改進人類生活。」啟蒙運動讓宗教的關切僅限於人類的心靈,而把人類的實存問題交給理性、科學。這次疫情,很多國家都呈現出宗教信仰不利於抗疫,顯示其啟蒙仍不完足;即使歐美屬於啟蒙的先進國家,其抗疫仍頗受宗教信仰所干擾,而無法充分發揮理性、科學的優勢。

歐美經由啟蒙運動,花了約兩百年才擺脫宗教對於其生活、知識的大幅度掌控,進而產生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然而其啟蒙仍不完足,因此不利於抗疫。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世界仍相對落後,因為他們仍未充分擺脫宗教對於其生活、知識的掌控,而強烈的宗教信仰很阻礙他們的抗疫。中國幸運,也或許文化優異,其儒釋道糅合的信仰不像多數宗教信仰那樣強烈,因此能從後進國家迅速啟蒙,發掘理性、科學的優點,而快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又有優異的抗疫能力。

閒話南島語族 | 賈忠偉

考古學家以──距今約7,000年至4,700年之間位於今臺灣新北市八里區埤頭里公田聚落南方的大坌坑文化遺址來分析,在1,000年內大坌坑文化逐漸散播到整個南島語族的分布範圍,即北至夏威夷群島,東南至復活節島,西南至紐西蘭群島的三角形區域之內。學者認為大坌坑文化與大陸福建、廣東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賈德.戴蒙因此直言──臺灣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故鄉,目前世界所有其他的南島語,西起馬達加斯加島上的南島語,東到復活島上的,都是由臺灣出發的祖先群帶出去的。

《民族語》基於白樂思(Robert Blust,1940~,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語言學博士)1999年的新分類,將1,256種南島語言,分為10大分支(分群),是民族語有列出語系中,語言數目第二多的語系。而臺灣原住民說的26種南島語構成其中。

就因為南島語內部,包含上千種語言;因此一部分學界參照區分生物地理區域的華萊士線(Wallace Line),將南島語分別為東、西兩大支,即大洋洲語(Oceanic,含大洋洲波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三大群島語言,以及新幾內亞東部語言)與非大洋洲語(Hesperonesian,含馬來西亞語、印度尼西亞語、爪哇語、菲律賓語等)。臺灣原住民的語言,在語區上被歸屬為西支,但部分語言學家在與數百種南島語進行同源字鑑定與百分比計算、探求各語言之間的親疏關係後,有學者認為臺灣在南島語的源頭與擴散上具有特殊的地位,甚至有獨立為福爾摩沙支,與東西兩支鼎立的說法。

(Ⅰ)賈德.戴蒙(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文化),p373~377。

(Ⅱ)維基《中文百科》之【南島語系】(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E8%AA%9E%E7%B3%BB)。

(Ⅲ)《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2。

(Ⅳ) 詹素娟:《典藏臺灣史(二)臺灣原住民史》(玉山社),p16~17。

◆另根據《維基百科》與《百度百科》的解釋:波利尼西亞人(Polynesians)是大洋洲一系列族群的總稱,他們使用玻利尼西亞諸語言,屬於南島語系的一個分支,並居住在玻利尼西亞。即北至夏威夷群島,東南至復活節島,西南至紐西蘭群島的三角形區域,包括毛利人、薩摩亞人、東加人、吐瓦魯人、夏威夷人、塔希提人、托克勞人、庫克島人、瓦利斯人、紐埃人、復活節島人等10多個支系。以1978年的統計顯示,波利尼西亞人口總數約有90多萬人。

◆除了依據大坌坑文化遺址來判斷南島民族是如何移入臺灣的之外,也可以從山地陸稻(即旱稻)的移入路線來追蹤和推演臺灣原住民是從何移入的。目前已知,稻起源自長江流域,後來與山東起源的黍、稷一起往南方傳播,之後再隨移民進入臺灣,這個路線也許透露南島語族遷徙的線索……而從生物分類學來分析,陸稻和水稻其實是同一種(species),都屬亞洲栽培稻(Oryza sativa)。稻子既能生長在水田也能適應旱地,栽種在水田的叫水稻,種植在旱地的就是陸稻了。

根據南科文化遺址(臺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各個考古遺址的統稱)挖掘到的稻米化石,大約5,000年前,臺灣史前的原住民即以旱作的方式種稻,以作為日常食用的糧食。這個農耕生活的方式,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福建沿海一帶的漢人移民來臺,才引進「秈稻」和水田的耕種技術。

而這些經過千年環境演化,早已適應臺灣日照長度與溫度的山地陸稻,之後意外與日本的稻米品種--龜治和神力的基因混合,就孕育出適合臺灣氣候的「臺中65號」稉稻--即今日蓬萊米的祖先。

參見--《山地陸稻很有事!破解臺灣蓬萊米身世,發現南島語族遷徙線索》(https://research.sinica.edu.tw/hsing-yue-le-rice-gene-austronesian/)。

◆在追蹤山地陸稻之後,也可以從──雞、豬、狗、太平洋鼠(又稱玻里尼西亞鼠、緬甸小鼠、緬鼠,是世界上分布第三廣泛的鼠類,僅次於褐鼠,黑鼠)……麵包樹、芋頭、香蕉、構樹等70多種植物所構成的「農業包裹」來追蹤探討南島語族的遷移路徑與過程。這其中又以原生於東亞與中南半島的構樹最具代表性。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鍾國芳,透過分析──臺灣、大陸、中南半島、日本、菲律賓、印尼蘇拉威、新幾內亞及大洋洲島嶼,共計604個構樹樣本,在母系遺傳的葉綠體基因組ndhF與rpl32兩個基因間的DNA序列中,偵測到48個單倍型。其中分布在太平洋島嶼的構樹都帶有南臺灣構樹特有的單倍型cp-17,這可以證實太平洋構樹的起源地就是臺灣。而分布於北臺灣構樹的單倍型多樣性則較低,但幾乎都攜帶cp-1或cp-1衍生型的單倍型,cp-1是福建至華中一帶最常見的單倍型…由此可以推斷北臺灣帶有單倍型cp-1的構樹可能是南島語族「先祖」由福建從北臺灣登陸的證據。這樣的推論與臺北盆地五股13號鑽井中的桑科植物地質花粉出現年代,以及八里大坌坑文化遺址出土的有溝槽石拍打棒的年的相當一致,顯示構樹單倍型cp-1可能是南島語族的「先祖」、「出南中國」、「入北臺灣」的遺傳印記,而這樣的推論與近年來馬祖「亮島人」遺骸粒線體DNA分析結果也頗為一致。

此外,根據英國自然史博物館以及美國國家標本館於1959年和1964年採集自新幾內亞山區部落栽種的構樹標本,其中偵測到一株帶有cp-17、兩株帶有cp-34的構樹。由於cp-34是廣東至中南半島一代最常見的基因單倍型,最有可能源自於中南半島,暗示了「多元擴散路徑假說」的可能性。而同時發現cp-17與cp-34似乎又顯示,來自臺灣與中南半島兩股元素交會「入侵」了美拉尼西亞的新幾內亞海岸後,巴布亞人把此南島文化元素「整合」帶入新幾內亞山區,與「航海廊道整合說」不謀而合。

所謂的「基因單倍型」指的是,染色體上的DNA序列在複製的過程中偶爾會發生突變,造成了不同染色體間DNA序列的差異,這些位於同一染色體區位但序列不盡相同的DNA序列就稱為:「基因單倍型(又稱:單元型/haplotype)」。經過分析,單倍型之間的關係及演化途徑可藉由「單倍型網狀圖」呈現。染色體的某些區域中DNA中有較高的突變率,會產生較高單倍型多樣性,這些不同的單倍型隨著物種族群的消長而散布各處.而藉由分析單倍型地理分佈來檢視物種族群歷經傳播、擴張、隔離等歷史的研究領域,稱為親緣地理學。

參見──《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1~125。

◆人類首次運用語言來解決民族起源問題,其實是從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的研究開始的。早在十六世紀,人們就已察覺歐洲所使用的義大利語、凱爾特語、日耳曼語以及波羅的語、斯拉夫語,與遠在印度所使用的所謂「雅利安語」存在著相似性。英國的威廉•瓊斯 (William Jones)爵士在1786年第一個提出這些語言可能有共同的祖先,這就是所謂「印歐語系假說」……

臺灣的原住民在語言上是屬於南島語族,南島語系是西元1,500年之前世界上分佈最廣的語系,現在世界上講南島語的人口超過兩億,散佈在北到臺灣,西至馬達加斯加島,南至紐西蘭,東達復活節島之間的廣大地域。1600年,荷蘭商船在馬達加斯加島進行補給之後,一路航行至印尼,他們發現馬達加斯加島民所說的話與馬來語極為相似。後來學者又進一步發現西玻里尼西亞語也同馬來語類似。到了1838年,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了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一詞,來統括分佈於島嶼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的語言。1906年,奧地利學者Wilhelm Schmidt提議以Austronesian(意為南方島嶼)一詞取代原先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

有關南島語系的起源問題,臺灣的地位相當重要,因為有不少學者主張臺灣及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是南島語系的早期起源地,特別是澳洲的考古學者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1943~)。其他的語言學家也多有贊同此說者,如Robert Blust(白樂思)認為在大約西元前4,500年的時候,原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分化為臺灣和馬來--玻里尼西亞語(MalayoPolynesian),臺灣可能是南島語的起源地,至少非常接近這個起源地。澳洲語言學者Darrell Tryon則推測最早的南島語起源於華南,在5,000~6,000年前遷移到臺灣,再由臺灣東南部的阿美語族群遷徙至菲律賓,並進一步擴展至馬來半島、印尼及大洋洲。其他如Stanley Starosta(帥德樂)和Lawrennce Reid等語言學家也持近似的看法……

臺灣可能是南島語系起源地的說法,在語言學研究中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優勢的見解,但是最近遺傳學家所做的基因研究中,卻提出不同的觀點。像中國大陸的──宿兵與金力等學者就南島族群男性的Y染色體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東南亞才是南島民族的發源地。不過,看似較為「科學」的DNA分析也有歧異的研究結論,Terry Melton的基因研究就支持「臺灣南島原鄉論」的觀點,他推測臺灣為遺傳獨立區域,環太平洋地區的南島族群極可能自臺灣擴散出去。也有學者的DNA分析結論是認為:東印尼才是南島族群的原鄉,可能的地區為婆羅洲東南部及印尼東部的摩鹿加。另外更有學者指出從DNA分析來看,原住民在臺灣的歷史不是只限於最近的6,000年,而是更久遠,甚至早於12,000年。

針對語言學與遺傳學研究結果的歧異,大家都寄望於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已故的張光直院士曾提出臺灣北部的大坌坑文化(距今約7,000~4,700年前,為臺灣新石器時代)很可能是南島民族早期所遺留的考古文化,最近焦天龍先生在張光直先生的理論基礎上,提出大坌坑文化與大陸東南史前文化在特徵上表現出很強的共性,其發源地是在大陸東南沿海地區……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臧振華以考古證據提出一種綜合性的假說──《多元擴散路徑假說》,他認為南島民族是原居於大陸福建、廣東沿海的新石器時代居民,約在5~6,000年前開始向臺灣移民,而這批抵達臺灣的南島居民主要是在臺灣獨立發展,並透過海上活動與大陸東南沿海和東南亞的人群有所接觸,而可能受到若干影響,其間也有可能偶爾有來自華南及東南亞的少數新人群移入,結果才造成了現代臺灣南島語言和文化的高度複雜性。

參見--陳健文:《語言與民族起源及遷徙的關係~以印歐語言和南島語族為例》。

澳洲學者貝爾伍德提出的《南島語族出臺灣說》,則是整合了考古學、語言學、遺傳學等資料,貝爾伍德認為南島語族的「先祖」是新石器時代活躍於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民,在人口增加與土地需求的壓力下,在公元前4,000年前開始向外擴張,並於公元前4,000~3,500年間來到臺灣,距今5,000年前一部分南島語族人「出臺灣」向南擴散到菲律賓北部,到了公元前2,500~2,000年間,他們迅速擴張,取代了東印尼群島以狩獵和採集維生的原住民。距今3,400年前,南島語族進入近大洋洲,而到了公元1,000年前後,南島語族已拓殖大洋洲多數島嶼。紐西蘭考古學家葛林(Robert Curtis Green)強調南島民族的複雜性,以《航海廊道整合說》闡述南島語族由島嶼東南亞「入侵」近大洋洲後,「整合」了美拉尼西亞住民(美拉尼西亞人來自非洲,在遷移的過程中,曾先後和已經滅絕的──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混血過)在地的物質與技術,「創新」形成拉匹達文化(Lapita Culture),奠定了南島語族成功拓殖大洋洲的關鍵。拉匹達文化是在西元前1600~1500年的大洋洲新石器文化。

參見──《科學人博學誌:科學探險奇兵》(科學人/2019.11.29),p122。

◆宿兵(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博士、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所研究員)與金力(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生物醫學/遺傳學博士、現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分析了東南亞、臺灣、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波里尼西亞地區的36個族群,共計551位男性的19個Y染色體單一核酐酸多態型(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所組成的單倍體基因型(haplotype),發現臺灣南島民族(即通稱的臺灣原住民)普遍出現的Y染色體單倍體基因型,和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普遍出現的基因型差異極大:臺灣原住民的主要型態為H6至H12(但不同的臺灣原住民族群各有不同的基因型態),密克羅尼西亞、波里尼西亞為H1、H5、H6等,而美拉尼西亞則為H1、H5、H17。但在島嶼東南亞族群中,前述兩個地區的單倍體基因型都有出現,顯示島嶼東南亞可能是這兩個地區南島族群共同的起源地……

宿兵等人在這一篇論文發表之前一年,已經檢測東南亞地區34個族群925位男性的Y染色體單一核酐酸多態型,發現中國大陸北方族群的單倍體型式較少,且都被大陸南方族群的單倍體型式所包含,因而推測現代人在最後冰河期進入東亞後由南向北遷移(Su et al. 1999)。

而金力與宿兵甫於2000年11月份在Nature Reviews發表的一篇回顧論文中,更進一步確認現代智人種(homo sapiens)「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的理論(Jin and Su 2000),他們認為:現代智人種於六萬至一萬八千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最後一個冰河期間進入中南半島,其中一波由南往北遷移,形成現今東北亞的族群(日本、朝鮮、蒙古),另有一波則往南遷移,經過馬來西亞與印尼,並往東遷移至大洋洲。上述研究所包含的阿美、排灣、泰雅、雅美等四群臺灣原住民的血液檢體,係由1992至1996年中研院主題計畫「臺灣與東南亞南島民族的生物與文化類緣關係之研究」所提供。

這一些震撼臺灣原鄉論的資料主要來自遺傳基因的分析;但是並非所有遺傳基因的分析都指向這個結論。至目前為止,被用來探討南島族群起源地的基因資料,除了Y染色體之外,還包括紅血球血型、人類白血球抗原(HLA)、微衛星體 (microsatellite)、粒線體DNA(mtDNA)等。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不同的指標所得到的結論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

參見--陳叔倬、許木柱:《臺灣原鄉論的震撼~族群遺傳基因資料的評析》。

由疫情思考中西的歷史文化 | 郭譽申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台灣和大陸的疫情相對輕微,而歐美則嚴重得多,其染疫死亡者已經超過百萬。不過,西方人好像不怕死,很多人不僅不願戴口罩、打疫苗,還上街示威抗議政府所規定的一些限制自由的抗疫措施。

歐美抗疫的失敗與相對貧窮的國家不同,後者醫療資源不足,疫苗不足,而且貧窮的人民不得不冒染疫風險在惡劣的環境工作;對比之下,歐美醫療資源充足,疫苗充足,工作環境相對優良,照理其抗疫應能至少做到跟台灣和大陸差不多,但實際卻不然,因此這樣的抗疫差異應該是文化因素和政治體制造成的,而文化因素尤其關鍵,因為政治體制也多取決於文化因素。

既然文化因素很影響抗疫能力,則其影響不僅是現在,也很可能包括長遠的過去,因為文化是長久形成的,不會短期突然改變。換言之,歐美現在的抗疫能力比不上中國,很可能表示,歐洲過去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 (美國歷史短,無法談其過去)。

筆者研讀世界史時一直有個疑問:歐洲面積跟中國差不多 (歐洲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中國面積960萬 平方公里),為何自古至今的大部份時間,歐洲人口都比中國少?北歐嚴寒不大適合人居,同樣地廣大的青藏高原也不適合人居,因此中國與歐洲的自然環境其實差異不大。而近代以前都不講究節育,東西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為何頗有差距?這次疫情似乎提供了答案。歐洲的抗疫能力一向比不上中國,因此人口一向比中國少。古代的醫療水準比不上現代,因此瘟疫在古代對人類的衝擊和人口的減損超過現代。歐洲的抗疫能力不佳,造成其長期的人口增長低於中國。

瘟疫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減損和經濟的崩潰,曾經對人類形成重大的衝擊 (參見[1] [2])。歐洲歷史上有些種族和文化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因為可怕的瘟疫。而中國文明能夠長期存續和歷久不衰,其優異的抗疫能力應是原因之一。現代醫療大幅進步,瘟疫或許不再像古代那樣可怕,但是這次疫情仍顯示,中國文化導致的抗疫優勢有其重要性。

歷史的發展是吊詭的,大約物極必反吧。中國文化導致優異的抗疫能力,使其人口一向多於歐洲。中國人口多,人力價格便宜,因此沒有動機以機械取代人力。這是工業革命未發生在中國的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也間接造成中國近代的積弱。不過,這是中國文化的優點所導致的極罕見的不幸吧!

瘟疫長期對人類形成衝擊,中國文化比西方文化較能平衡個人與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有較強的抗疫能力,是中國的優勢。文化不易改變,因此即使抗疫失敗,歐美仍堅持其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美國甚至把其抗疫失敗甩鍋給中國。歐美不會改變,但是對於歐美和中國之外的第三者,中國文化的吸引力將會增大,而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將會減小,應該是肯定的。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時報出版,2019。

[2] William H. McNeill,《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天下文化,2020。

為什麼應該譴責余英時 | 譚台明

托克維爾說︰「國家最危險的時刻,不是來自「不改革」,而是來自開始改革。」這說明「改革」是極其凶險的事。不改革,一潭死水,生機消沈,所以不改革不行。但一旦開始改革,各路精靈全部釋出,妖魔與神佛齊飛,鬼怪與聖賢共舞,人馬雜沓眾聲喧嘩,一個小小的不慎或意外,都有可能造成全盤覆滅的結果。

李澤厚與劉再復寫了「告別革命」。不止他們倆,其實近數十年一個眾多學者的認識,就是激進的革命,正是毀滅革命理想的最主要原因。

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動蕩,走了不知多少彎路,現在總算走到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前景可期的境地,這個時候,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者,余英時,還要倡言革命、鼓勵所有的革命行動,那只能說,不是笨,就是壞。

也許有人會問,西方的民主自由,也是從改革與革命中來,為什麼人家沒有覆滅?好,這個答案,也早有無數學者研究過了。簡單的說︰

第一、西方是「帝國主義」先行,帝國主義為西方國家累積了遠遠高於其他地方的豐厚資源,經得起「民主化」的內部消耗,說得淺白一點,就是經得起折騰。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前無古人,所以可以慢慢試錯,逐步修正,徐徐進步。沒有人逼他一步到位。

第三、正因為前無古人,加上帝國主義,已經造成了西方成為世界最富而又獨強的國家集團,所以其民主化與種種社會進步的改革,都是內部自發的,可以自主的進程;所有異見與競爭,都可因接受反饋信息而自然調節以達到某種平衡。沒有外部資源的輸入,沒有外國的橫加干擾。

以上三點極其重要。反觀所有的民主後進國︰

第一、帝國主義被否定了,他們不能再走掠奪他國資源的老路。要累積國內的資源,比起西方先行者,是極為困難的。更何況西方國家已搶佔了經濟資源的戰略高地。

第二、他們被西方已創造出來的「民主」意識形態所綁架,失去了自行摸索、試錯、自我發展嘗試的機會。要創造適合自己民族文化與社會生態的民主形態,極其艱難。

第三、他們的民主,受到已經民主化的富強國家的強力介入與干涉,所以不能產生內部平衡。即如一缸晃動的水,從外插入攪混且不斷注入新東西,則這缸水永遠澄靜不下來。

以上三點,就是在西方以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民主化成功而進入富強之林的原因。也許有人不服,會說︰日本、韓國,還有台灣,就是民主化成功的例子,國家依然發展的很好啊!對不起,日本、韓國,不是正常國家。他們國內都有美國駐軍,國防軍事等國家生命線可以說都操在美國人的手裡。至於台灣,維基解密都公佈了,如果你不知道美國是如何控制台灣政治的,那就去讀一下吧!而且,我們都生活在台灣,如果你認為台灣的民主化是成功的,那我只能說,你對台灣的要求實在太低了,你真的不愛台灣。

歷史過了就是過了,一些國家靠蓄養黑奴、廉價且不人道地壓榨外國勞工、剿滅土著民族、對外侵略殖民而起家,搖身一變成為人權的護衛者。好,這也是一種進步,既往可以不咎。但在今天,拜科技發達之賜,世界已走向互聯互通,全球一體的時代。種種的問題,顯示這個世界正在呼喚一個更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而某些國家,與此歷史潮流相違背,仍然想要壟斷資源,透過金融主導世界的資源分配,透過軍事實力控制全球的所謂「秩序」,而最終,卻只是想維護自己國度,或自己同膚色人種國家的霸權地位,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是市井小民,不懂上述這些分析,僅著眼於表面,一味地羨慕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蔑視自己國家的落後與愚昧,則我亦不想苛責。但身為一個歷史學者,居然連歷史進展的基本知識都沒有,完全無視於歷史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艱辛歷程,只一味地大唱不切實際的高調,甚且是只知道將一切的過失歸罪於某個人或某個集團,以為打倒某人或推翻了某集團,就會天下太平,…而對其所在國家正在發生的罪惡則完全視而不見;則其見識,與郭文貴相去不遠。受到某些人士的肯定與歡迎,也就不足為怪了。

多年前,看過余英時為一本《一百年來的偉大發明》(書名記不清,大約類此)的翻譯書籍寫的序。他在序中讚美了這些偉大的發明,也不忘說到,這些對人類大有貢獻的發明,其中居然沒有一件是中國人的發明,中國人該深切反省云云。這是一個治中國思想史的學者該有的話嗎?你既然提到這一點,難道不該解釋一下中國人為何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缺少表現的原因嗎?就這麼一句不痛不癢的話,就算是他「勗勉國人」的表現?

余英時諸多崇外媚洋的噁心言論,大率類此。不痛不癢,作公平高尚的超脫之狀。

如果說,余英時史識史德就是如此,他怎麼就成為一個「國際知名」又備受兩岸三地學人崇敬的歷史學者?尤其還是一個思想史的學者?他的治學成績,能不受懷疑嗎?說實在,我雖也讀過一些他的書,但印象不深,一時之間也無暇翻出來再讀。照理說,我是沒有資格評論他的學問的。不過,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供各位有心人去追索。

余英時多次讚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他認為這是一本可以出數十個博士論文的大書,值得一讀再讀。竊以為,他在治學上若有點成績,或應是順著錢賓四先生的某些洞見向前深入挖掘。至於一些他自己獨自的東西,如寫陳寅恪、胡適、《紅樓夢》等,聰明當然是有,但稱不上什麼偉大的學術貢獻。而他的獨到學術見解,如「反智論」之類的,則根本可議。另外則是一些考證上的工夫,或也是有貢獻的,但問題是,這與「思想史」關係不大。

論人情,他剛死,本不該痛批。但余英時確實有許多低劣惡質的言論,事關大是大非,不能不趁此機會講明要點,以免一些人假借他的大名欺世惑眾,而使社會大眾不明就裡,盲目崇拜,造成未能深思的年輕人走上歪路,再陷國家於動蕩。區區此心,尚祈讀者諸君諒察。

余英時是學究,不是儒者 | 譚台明

余英時自己說︰「我的專業是思想史,儒家在歷史上的流變是我的研究重點之一。因此引起一種誤會,頗有人把我看作儒家,或「新儒」。其實,我的主要興趣根本在於研究工作,希望在所選專業的領域中取得一些真實的成績,對於同行們產生積極影響。」

他又說︰「我一直欣賞西方學術界流行的一句老話:一個研究工作者的最大榮譽是姓名能出現在其他學人著作的「腳註」中,Footnote,而不是在報紙的「頭條」新聞上,Headline。我自問生平志業即在追求中國思想史方面的新知識,絕無興趣作『公共知識人』,因此從未參加過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社會活動。我雖然在治學之餘,偶然發表一些有關世事的評論,那也不過是稍盡現代公民的言責,」

由此看來,他的志向在於作一個西方式的做學問的人,而非有傳道責任的儒者。這當然也沒問題,但既然如此,他對於「本職」以外的言論,如他對政治的評論,這其實已超出他的學問範圍,所以其言論就與一般的市井之見無異,還有特別的價值嗎?然而,現在所有的反中者,都舉者余氏這塊大招牌,用來引證他們反中的合理性。這其實是十分荒謬的。

余英時論時事,總以「這樣下去」之類的假設開始,然後當作事實,大發議論,大罵中共。比如,大陸搞了個「夏商周斷代工程」,他就大罵是與希特勒一樣搞歷史神話,要延長中國歷史,是妄自尊大等等。罵了一堆,結果呢,斷代工程的結果,周朝成立年代(比起《世本》的記載)是後退了,而非提前。更何況,這個「工程」初步結果提出來後,因為碳14的測定法受到一些質疑,所以最後並沒有提出正式的報告。這一切,都表明余英時的攻擊是子虛烏有的。

他的所有的「政論」,都是類似的風格,以「推想」代替事實,胡說一通,把中共罵的狗血淋頭,但沒有一項是應驗了的。一切反中派,都大捧余英時。但老共對他還是比較客氣,他的書照樣在大陸賣,大陸學者捧他的也非常多,只是不提他的荒謬的反共言論罷了。

我個人看法,你要反共是你的自由,你不分清紅皂白而把歷史的與現在的混為一談,則是老糊塗。要反現在的中共,也不是不可以,但總要講理。以學術權威之尊,發表不合事實、取樣片面的反共言論,個人成見根深柢固,意識形態先行,卻以學術大師的頭銜來包裝,根本是在作賤自己的學術身分,混淆大眾的視聽。

余英時的學生們,在編全集的時候,請千萬別漏了余英時在大紀元、美國之音上的一堆訪談與時評短文,一定要全部收錄,讓大家看看「大師」的「高超」遠見,到底料中了多少。

再說一遍,請余英時的弟子們注意,在為你們老師編全集的時候,他晚年的反共言論,時政短文,請一篇都不要放過,千萬不可以任何理由而不收錄,讓後人看清楚大師的高超見解,一窺大師的內心世界,看看他的學問到底為他的「知人論世」產生了什麼作用,也好為後世的學者立個「榜樣」!

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我同情余英時 | 張輝

余英時好大的口氣,不愧為中國史學泰斗,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率。但「我到哪裡 哪裡就是中國」卻是個大膽卻真實的話術。是每個中國人在海外都可以說出口,而令周遭的外國人接受的現象。

余大師反共,連帶反現代中國,對他及許多海外類似的中國人而言,是極為正常的,這也是人性,看看他所批判的中國政府和社會現象即知,他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兩蔣時國民黨人及美國共和黨右派如出一轍,甚至跟我們的李前總統及達賴都能相濡以沫,思想交流,結為莫逆。

這種人在美國待久了,在西方靠著中國的學問,由一批學者、名流、政客捧著,批判中國而博得盛名,也是好事一樁。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他不平叫屈,非常的同情他,他汙衊了孕育他給他滋養奶水的母親,而至死不能親近他的母親,無法回頭,更談不上有勇氣後悔。

報載:一九七八年,余英時以「美國研究訪華代表團團長」的身分,再度踏上中國土地。這趟返鄉之旅卻徹底摧毀了他記憶中的中國,「中國比之任何一個外國,給我的感覺都更像是外國。」六四之後,他更決意不再踏足中國。

中國大陸翻天覆地改革開放至今的那一段三十多年光陰,余英時錯過了,或故意忽視了,也許太執著於自己的判斷,也許他無法回頭檢討自己。

他在中國人心目中(包括我)成為近代海外中國人以西方/美國價值,批判母國而獲美國青睞的異議知識分子之一。

他傷了母親的心,或許,他早已不認這個母親了。

他和西藏達賴的歷史評價應該在同一個層次,是褒是貶?吾不予評論矣!

中國古代的儒醫一體 | Friedrich Wang

隨便聊聊中國古代的儒醫一體。古代的文人要讀的書非常多,甚至還包括了醫書,所以很多著名的文人也似乎都懂得醫術。

我們在他們的文集裡都可以看到他們給自己或者給親戚、朋友、學生開藥方的紀錄。比如說韓愈、後來的范仲淹、歐陽修、蘇東坡,再到明清時期的劉基、王陽明、曾國藩、晚清到民國的康有為、王國維等等。這些文人本身的國學造詣當然不用說,都是一代宗師等級,他們有能力為別人開方子,可見各種的古代醫學經典也在他們涉獵的範圍內。

甚至更有趣的,韓愈、蘇東坡等人還給自己或者別人做實驗,就是自己試著開發新藥方,然後喝喝看,或者給別人試用。這真的是太酷了!

不過這似乎也說明了一件事:中醫的基礎就是在文字記載的理論上,所以只要讀書識字的人,似乎讀了幾本這方面的書就可以為別人開藥方?而且中醫的書籍除了一些比較艱澀難懂的理論之外,大部分都是清楚明白的藥方,不外乎就是各種藥材要抓幾兩、幾錢、放多少水、煮多久、一天服用幾次、男女老少的份量又是多少…等等這一些不難懂的技術問題。

今天如果任何一個人就是讀了幾本這方面的書,然後自己開藥方給您,您敢喝嗎?除了一些補身體的之外,其他的筆者是不敢的。或者您相信,中藥的藥性溫和,就算喝錯了也無害?

不過這也有一個優點,在那個醫療資源不普及的古代,任何一個讀過這方面書籍的文人都可以掌握不少中醫方面的知識,在自己或者一般人身體發生問題的時候不至於束手無策。換個角度想,或許他們也因此而救了不少人。別人敢找他們看病,那肯定也表示他們可能有成功療癒過的紀錄。

儒醫一體,實在古代一種有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