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殖民 | 管長榕

「很多亞洲學者對西方出版物有一種奴性依賴,他們熱衷引用西方的出版物、西方的思想、西方的事物。的確其中有很多想法在過去是舉世無雙的,但是現在,坦率地說這些思想已經不再厲害了,也不再適用於一個從單極變為多極、從單一文明變為多元文明的世界。亞洲人必須放棄對西方的心理依賴。」(新加坡馬凱碩)

莫道不疑美,勿以西為貴。一個人壞事做絕,仍然可以天天高喊:「公義使邦國高舉」。唸聖經不會成為聖人,人們不該拿名言裝飾自己而洗腦人民。筆者行年古稀,聽爛了許多名言,心下不以為然,就此舉例做點反思。

我不贊同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意見的權利

這類話常常被解釋為我們應當尊重別人的意見,我實在不能同意。「意見」和「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兩碼事,人們應當尊重後者,無需尊重前者。碰到那些狗屁意見,我決不會說「我不贊同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捍衛你的意見」。

其次被人誤解的是這話代表完全的言論自由,我也不同意。不用多說,聽聽這句就知道:「我不贊同你造謠,但我誓死捍衛你造謠的權利。」別再說謠言止於智者,那會侮辱到每一個人。

法國查理週刊遭受恐攻,引發世人同情,但也有沈默的旁觀者,他們並非害怕恐攻報復而沈默,他們只是不願誓死捍衛週刊的意見,也不會誓死捍衛週刊侮辱他人的權利。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不知道誰先說的)

即便同為經濟學家,對於未來的預測,也往往南轅北轍。決策形成的當初不會沒有道理的,而決策的錯誤每每肇因於未來的變數,較少肇因於無知,更非肇因於故意,可以說近乎天災。貪污卻是主觀上有意為之的犯罪,藉政策來貪污更是百分百的人禍。尤其不同在於決策的錯誤可以改弦更張,設法補救;貪污卻是食髓知味,愈演愈烈。「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是在淡化貪污的罪惡,也在培育「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官僚怠惰,不足為訓。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那是在西方文化下得出的結論。西方講法治,不講人治,而法律卻是道德的最底線,所以一旦執政的道德觀止於不觸法,即無所謂道德可言,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權力越大越容易避免法律,甚至立法、修法以得免,例如總統有權無責,任用行政院長不經立院同意,都是靠絕對權力修法而來。所以在一味標榜法治而不重視道德的西方,權力使人腐化。政治獻金、遊說團體、智庫、基金、旋轉門,NGO,在美國都已明火執仗的「腐化法制化」了,落實了民免而無恥。(川普及柯林頓夫婦的基金都已關門,他們卻一點都不會臉紅)。美國人均律師是全球均值十倍,其故在此。

但在一向以儒家民本思想為正宗的中國,追求道德與人治的「開明專制」,就不能驗證「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以小蔣的權力,貪腐怎麼會輸給阿扁?差別在於有恥無恥的良心罷了,「非不能也,不為也」。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明罵死王朗,郭台銘罵不死民進黨,其理亦同。中國傳統對於絕對權力要求的人格境界,豈僅限於「不觸法」。

程序正義:毒樹毒果原則

非法取得的證據及其衍生證據都不能被採用。電影The Rainmaker裡那本保險公司內規明明是真的,但因屬於非法侵占得來的,所以法官要求陪審團對那本內規視而不見,不能做為證據。那末如果一位警官因為刑求而得知嫌犯埋屍地點,起出被害人屍體,是不是陪審團也要對屍體視而不見,不得做為證據呢?

此即美國法官發明的程序正義凌駕實質正義的理論,認為路走錯了(不正義),結果就是錯的;只要路走對了(正義),結果就是對的。所以走上對的路就算達標,否則否之。數十年間,流行全球。

不知道世人為什麼願意接受這種荒謬。對於程序不正義,我們大可訂立反坐的嚴厲罰則,怎麼可以漠視事實的存在呢?程序正義是為了追求實質正義,怎麼最後反而喧賓奪主、捨本逐末呢?怎麼可以用擴大不正義來懲罰不正義呢?

台灣最近有次警察臨檢搜出毒品,移送三人到法院,結果全部當庭釋放,因為找不到嫌犯同意搜索的錄音記錄。程序不全,大可將本案不列入員警的查案考績,甚至無功有過,加記警告。但事實歸事實,一碼歸一碼,怎麼能有案不辦,當庭縱放呢?我們原本屬於追求實質正義的大陸法系,就是因為亦步亦趨不疑美,邯鄲學步的倒向海洋法系了。恐龍由此而來。

思想殖民-對民主的反思

兩岸出版管窺 | 藍清水

日前應天龍圖書公司沈榮裕董事長邀請,出席「第七屆大陸優秀圖書臺灣高校巡迴展」開幕儀式。到場的都是出版界人士,沈董事長是我的世新學弟,而我開過出版社,所以把我也算在內。

臺灣在民國65年至75年左右,忽然捲起一陣四折書的風氣,後來競爭劇烈變成三折、兩折書,斯時在學校附近、在市集都能看到這類書攤。當年投入折扣書的出版商、書攤對臺灣讀書風氣(或者說買書風氣)的提升可是立了大功的。

沈榮裕也是這波浪潮的推動者之一,當其他折扣書商早已被浪潮捲得不知去向,他卻從折扣書商成功轉型在重慶南路上開了天龍書局。幾十年過去,當傳統的知名書局都不敵書市的衰落而紛紛退出市場時,天龍書局轉型為專賣大陸簡體字出版品,仍屹立於重慶南路上,不得不佩服沈榮裕對市場的敏銳與轉型時機掌握的恰當。

臺灣因為人口相對較少,加上閱讀紙本書的人愈來愈少,願意掏錢買書的更是少,所以出版商很難為,據說現在一版只印1000本,不具知名度的作者則掛出版社之名卻自費出版。其中屬於小眾市場的考古、藝術、醫學、書法類更是乏人問津,以致臺灣本地的出版社均卻步。

大陸則因人口多,且出版都是由官方主導,沒有盈虧的顧慮,所以上述的小眾市場的書籍都非常發達,所以現在臺灣許多教師不得不採用簡體書作為教材或參考書。目前的天龍書局備足了舉凡考古、金石、雕刻、繪畫、書法、中醫、養生的簡體書,為臺灣藝術、書法類教師、學生提供了許多方便。至於其他類的書也是供應充足,且折扣低,每次去天龍書店,都看到讀者是一袋一袋地買,可見需求殷切。

臺灣的出版界較之大陸相對自由,所以在意識形態、思想、哲學類方面可以大鳴大放,這是大陸所無法企及的。若兩岸出版、文化界能進一步交流、合作,臺灣出版界至少可以在出版的冊數上可以多一點,這對出版社的財務應該會有所助益,對於創作者而言則可以獲得大陸廣大市場,而兩岸合作除了可以掌握全球華文市場之外,也可進軍國際市場。

為了抗中,文化部訂定條款限制大陸書籍進口,以防止中共的統戰。其實以現在資訊流通管道如此多元,能擋得住嗎?文化部此舉不但低估了臺灣人民的智識水準,且讓人看出政府的恐共心態而已,實屬不智。

此刻,在兩岸政治上一時沒有好的解決方案,但至少在民間的交流可以擴大,或者文化、藝術可以合作。歷史上從未有用對抗而贏得勝利的,合作才能消除敵意,互補才能壯大自己。臺商進軍大陸這幾十年,不但解決了臺灣產業沒落的問題,還因此提升了傳統產業的能力,更賺進大筆的外匯,便是明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聯 | 殷正淯

我最近剛好在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且我跟一位大陸的學者型官員討論過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大陸要推動的,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出可以重新詮釋屬於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觀。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退到參考性問題上。老黨工一直以為大陸信奉的是馬克思與列寧主義,但毛澤東只是拿這兩塊招牌完成打倒國民黨的目的,實際上目的達成之後,這兩塊招牌什麼時候要卸下來,就是個說法的問題。

所以鄧小平思想中就提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什麼叫作「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可以類比為佛教中國化。現在中國的佛教信仰,跟原始印度的佛教已經有很大的差別,精神是一致的,本質上也沒有矛盾,但要說中國的佛教就是那個原始的印度佛教,我想兩邊都不太同意。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就是看看馬克思主義中有什麼思想是中國人可以認同的,例如社會共同體的思想,在中國有沒有?有啊,天人合一概念。天不是宗教的天,在這裡「天」是指超越的、至高無上的,對應到現實世界就是萬事萬物中,中國人本來就有超越的物我兩忘的思想,那麼社會共同體的概念,就可以從道家的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理論切入,也可以從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去討論社會共同體。

又譬如平等,這部分中國哲學中有莊子的《齊物論》,物與物之間,若從存在本質來看,都是一樣的,各自有各自的存在本質意義,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有價值觀的差異,有職能上的不同,可是我們可以從本質性看待人與人,甚至人與物間的平等,打破階級的差異而保存存在的差異。

這些都是立足中國,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切入點。馬克思主義又如何?馬克思客觀的來說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以他的哲學思想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全是這個世界的存在現象,有什麼不可以呢?唐朝之所以偉大,不正是因為包容各種價值觀嗎?宋明之所以衰弱,不就是因為狹隘的本位主義嗎?中國文化的特色,不就是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嗎?

陰陽家思想盛行於漢朝的原因-與荀子無關 | 殷正淯

兩漢,特別是西漢,的思想家受到陰陽家思想影響,這問題怪不到荀子。只要認真詳讀《荀子》就不會有這樣的誤解。

那麼西漢思想家的陰陽家思想部分是怎麼來的呢?這與漢朝皇室與建國統治集團的出身有關。西漢皇室與統治集團本就是楚國人,深受楚國文化影響,而且還不是楚國的貴族文化,是民間文化。建國之初的統治集團,是以粗通文墨的人為主,類似張良、叔孫通的人並不是主流。從漢景帝與劉賢下棋起了衝突就能輕易殺人便能看出,這時候的皇室教育還不完善,不論諸侯王或者皇子、儲君等,行為都很沒規矩,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多為庶民的文化。

無論古今中外,庶民文化中鬼神思想都具備強大的穿透力,這並不是說貴族或世族文化圈就不信鬼神,一樣信,只是上層貴族比較做作,沒這麼直接。除此之外,楚文化多玄幻、神異,宗教色彩更濃厚,這也是漢朝皇室偏向鬼神文化的原因之一,且是兩個主因之一。綜合此二者,要說服漢朝皇室、皇帝與統治集團,採用某些政治決策時,難免要用他們聽得懂的語言勸說他們,這時候陰陽家的思想就很容易帶入到儒家思想,這是社會變遷的過程的必然。

雖說漢初的儒學大家與荀學關係密切,不是荀子的學生,就是荀子的徒孫,但我都不能保證我兒子的思想跟我有高度同一性,更不要說我的學生或徒孫,畢竟誰知道他們成長過程中,會不會接觸或遭遇到什麼,改變了他的立場。將漢儒受環境影響援用陰陽家思想的帽子扣在荀子頭上。要不是有這想法的人不讀歷史,再不然就是他沒念過《荀子》。

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如何 | 徐百川

在UDN的部落格看到兩位網友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見解,深不以為然,但是他們的看法很有代表性,普遍地流行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對此,我將我的不同看法,發表於下,敬供大家參考,共同切磋。

1:儒家「民為邦本」的思想從來不為君主所喜所用?《商君書》的幽靈從未離開過華夏大地?此網友的觀點是:中國的歷朝歷代所奉行的都是「外儒內法」,商鞅、李斯他們「君王至上」的法家思想,才是皇帝統治中國的實質。

答覆:事實上,綜觀中國歷史,實際上歷代皇朝大都是太平安樂,長治久安的。除了五胡亂華之時亂七八糟的二十幾個短命王朝,中國的王朝治世是常態,亂世僅是短暫現象。中國皇朝的覆亡大都由於武力衰弱,遭受外族侵襲所造成。這不是「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政治理想,使得皇朝顧及民生,使得中華文化綿延不絕?

2: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問題,西方人的思想最終產生民主自由的果實,中國人的思想產生獨裁專制,或者不是產生,而是本身就是。

答覆:當耶穌尚未出來宣揚博愛之前,中國有位皇帝王莽嚴厲斥責自己的兒子殺死一個奴僕,並逼其自殺謝罪。當時中國幫富人種田養豬的窮人家兒子都可以當上宰相,老百姓過著天高皇帝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日子。

而一千年後,英國的采邑領主對農奴的新婚妻子有初夜權,領主寒冬狩獵,有權砍開農奴的腿腳,放血溫暖自已的雙足;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農奴,有義務在夜裡拍打城牆壕溝的草地,以制止春蛙的鳴叫,使堡內的貴族得以安眠。

成為民主濫觴的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當初也只不過是封建貴族為了確保與君王分食農奴膏血的權益,逼迫君王所立下的一份對自己的權利保障書。

西方要到十八世紀在伏爾泰對中國聖王政治的極力鼓吹下,才興起了開明的君主專制。一直到十八、九世紀,西方都還存在著固化的世襲階級制度,在改革主義的浪潮下,農奴制度才逐漸在各地廢止。

在西方現代化之前,西方人民一直在思想、人身、經濟、政治上受著層層的深重桎梏,嚴酷的程度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他們現在極力頌揚自由、人權,其來有自,有他們飽受束縛壓榨的歷史背景,並非是他們對人類文明的特殊貢獻。中國與西方在政治制度的發展不同,並非源於固有思想,而是歷史背景不同,自由民主是西方歷史的「物極必反」逼出來的。

—————-

茲摘錄一段網路所見的他人精闢之論,佐證我的觀點:「儒家文化也許開不出完全平等的社會,但漢唐以來,平民有機會入仕和為相,貴族社會與平民社會的這一份公平,也算儒家文化的影響和力量。」

孟子不是儒家 | 殷正淯

鮑鵬山教授:「我覺得,先秦諸子中對後來的中國政治影響最大的,確確實實是法家,以及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建立的秦朝。秦制確立了君主獨裁的制度,漢代以後,信仰上雖然奉行儒家,政治倫理上雖然皈依儒家,但這個“儒家”和先秦孔孟儒家是不同的,更多是荀子之儒,乃至於是混雜了陰陽家尤其是法家的“新儒家”。孔子的形象只是一個道德信仰,而政治體制和政治操作上實行的確確實實的是法家,也就是秦制的那一套,中國歷史和社會的許多黑暗都與此有關。」

南宋以前,孟學一直被放在冷凍庫保存,原因何故?熟讀孔(不是論語,而是春秋)孟的人便知,孟子根本不是儒家,孟子對於性與氣的詮釋與孔子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只能說孟子很推崇孔子,但未必傳承於孔學。相反地,荀子思想與孔子的思想內在邏輯與理論概念都高度一致,這也就是為何自孟子百年之後,除東漢趙岐之外,孟學無人問津,原因就在於孟子思想與孔學無關,另外還有內在邏輯混亂,概念不清。

孟子不是儒家,就跟宋明理學跟儒家無關一樣,不是說都引用同一個文獻,就是同一個門派,內在邏輯不一樣,思想門派就不同了。六經思想對先秦諸子都有非常深的影響,他們的理論建構也都會援用這些思想,特別是易經,但各自受到所屬環境、成長經驗,與本身的性格等因素影響,產生出的思想結果就不一樣。荀子的學生有漢代的特殊環境因素,他們援用陰陽家的思想也是大勢所趨。

有時候表達方式之外,還要深入底層理論建構的邏輯去分析一個思想家的內在思維方式。以董仲舒為例,他雖然採用五行終始的方式,但內在邏輯還是非常儒家的,五行終始在董仲舒的語境之下,只是「天」、「命」關係的另一種符號。他要闡述的依然是主政者要順應客觀世界的趨勢發展,即便在政治上擁有絕對的權利與權力,可是人的意志不可能超越客觀世界的運作軌跡,主觀意志不能凌駕客觀規律。只是用了陰陽家的語言說了儒家的話。

說孟子不是儒家的人是不多,但他很明顯不是儒家。九流十家這分類,是在史書上整理先秦思想時的便宜之計,老子跟莊子差距也很大,只是沒有孔孟差距這麼大。比較正確認識先秦思想家的方式,就是單獨分開來認識,歸類之後,就容易被制約,反而不能準確掌握思想家的思想核心。

南宋以前,孟子連進孔廟的機會都沒有,孟子有今天的地位,還不到一千年。在此之前,儒學繼承人都是荀子。我基本上不信宋明那幾個腐儒,除了邵雍,他們的後學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我更相信兩漢經學家們的判斷,畢竟,漢初時期的那幾個大師離那個時代更近,看到的相關文獻比我們多更多,也更能判斷出誰更接近孔子。

對了,最近又要公佈新的論語內容了,絕對會讓世人驚艷,因為內容與現行版本差距非常大,而且還是年代最早的版本,有趣的是,出土的地點在湖北荊州,楚國的核心地帶而不是三晉或齊魯儒家傳統盛行地區。這多少顯示出,當時的思想傳播與影響,比我們想像更活躍。

中醫治療新冠 | 談璞

中醫治療新冠就只有「連花清瘟」膠囊或台灣「清冠一號」這兩招嗎?當然不是。現在是因為在網上聯繫的患者,我在既見不到人也把不到脈的情況下,要推薦買中成葯,那就只好推薦這些。

如果是當面看診把脈的話,就我自己在台灣的一家人幾乎都得過新冠的經驗來看,我會開出的葯方絕對不只這兩種。銀翹散、小柴胡湯、柴葛解肌湯,荊防敗毒散、半夏瀉心湯、四逆散、升陽益胃湯…該用什麼葯就用什麼葯,絕不能拘泥於一兩種方葯。

中醫是「辨証論治」。「証」是類似「症候群」的概念,一組有關聯性的症狀可視為一個特定的「証」。即使是同一個病,不同體質的人發病症狀不同。在同一個人身上,在不同病程階段表現出的症狀也未必相同。既然表現出的「証」不同,斷無同一副葯吃到底的道理。此即「一病萬方」。

相對的,即使是不同的病,若表現出來的「証」相同,就可以考慮用一樣的方葯。此爲「萬病一方」。

同樣是新冠,中醫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特效葯,而是有一堆各種不同的方葯,就是為了對應不同體質的病患,以及不同病程下的各式各樣不同的症狀。「連花清瘟」或「清冠一號」都只是這些方葯中比較常用的而已,不代表「是新冠就要吃它」。甚至網路上流傳許多靠食物、運動治療的方法,我也不會説它們是錯的,只要對証了就是對的。

「辨証論治」才是重點。

中華文化在兩岸 | 楊改之

有件事說來心酸,也是心疼,同時也有欣慰!

大叔小時候,學的是《詩經》、《論語》、《孟子》、《古文觀止》,乃至於五四文學、近代文學!

同時期的對岸青年,正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推倒孔家廟,破除舊思想!

及到成年,兩岸接觸後,大叔到大陸從事兒童教育工作,發現對岸年輕人竟對《三字經》、《弟子規》、孔孟思想或一無所知,或視為陳腐封建,甚至嗤之以鼻!

在當時市場上一片「西日兒童教育方法」為主導的情況下(西如蒙特梭利,日如巧連智巧虎),我本著從小學習根深蒂固的「復興傳統中華文化」的底層核心理念,總是在教材或作品中植入中華文化啓蒙教育,如《弟子規》、《三字經》、《朱子治家格言》等內容!但市場上並不買單!

至後來,習近平上臺,大力推廣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工作之後,瞬時間,各種教授書法,《弟子規》等等的學院、書院、私塾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大叔卻沒跟上這波浪潮,此時忙著另一個項目!但是大叔心裏仍舊欣慰!畢竟,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華文化是被撿回來了,宛如死裏逃生的小種子,被小心翼翼的栽進土裏,細心灌溉!

如今又過數年,大叔因疫情回台,慢慢瞭解了台灣的教改、教材等等相關問題!對於在政治對立、台灣本土化、去中化、親日意識等改造的教育內容,大叔內心不禁發出深沉的嘆息!

果然此一時,彼一時!心痛的是,曾幾何時,我滿懷驕傲,並且努力耕耘的「中華文化」種子,在對岸發芽茁壯了!卻在我的家鄉枯萎了!欣慰的是,他畢竟一直延續著,總有發揚光大,光耀寰宇的那一天!

ps:當年花絮一則

當年(2012)跟編劇討論題目「兄則友,弟則恭」的內涵!
他回:我們一胎化,沒有兄弟姐妹,這個題目他不會寫,而且在內地沒有意義!
我說:師兄弟(學長學弟)不是兄弟嗎?朋友不是兄弟嗎?
他回:那就看是非對錯,不分長幼,對就對,錯就錯!何必恭謙謹讓?
又回:你教小朋友這些,什麼「出則告,反必面」,這都什麼年代了,還來這一套,這是封建迂腐的糟粕!
然後…
然後我就請他打包回家了!

陳映真簡介-創作是為了保衛我所見到的這些人 | 王永

陳映真,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臺灣戰後深具影響力的作家、思想理論家。

1937年生於新竹州竹南郡竹南街(今苗栗縣竹南鎮),60年代以小說創作聞名於文化界。
1968-1975年遭到監禁,出獄後長期主持「文季」、「夏潮」等雜誌。
1985年創辦《人間》雜誌,開創台灣報導文學先河;1988年擔任中國統一聯盟創盟主席;同一時期,也實際投身各項社會運動,整合工運人士,先後創建工黨、勞動黨。
2006年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任客座教授,同年9月因中風長期住院就醫,2016年病逝於北京。

陳映真由於他的政治理念,在台灣備受當權者詆毀打壓,但是他的影響力卻猶如穿過重重黑幕的陽光,受到慧眼行家的讚譽:

歷史學家徐復觀稱譽陳映真為「海峽東西第一人」。

白先勇形容,陳映真始終在基督教與社會主義思想中擺蕩,前者超越世俗,後者以理性否定神的存在,「中間的衝突矛盾造就了他這位藝術家。」

林懷民17歲時初次接觸陳映真的作品《將軍族》與《淒慘無言的嘴》,深受感動,他說,至今依然「就像按鈕一般,每讀必哭。」2004年,林懷民的舞蹈作品《陳映真‧風景》,素材就是來自陳映真的小說《將軍族》、《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山路》、《雲》等,他期盼能舞出陳映真筆下的時代人物。

上海著名作家王安憶說:「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王安憶的小說《烏托邦詩篇》、散文《英特那雄耐爾》的原型,就是陳映真。

「創作,是為了保衛我所見到的這些人。」-陳映真

國寶播遷血涙史 | 姚雲龍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清遜帝溥儀依然住在紫禁城內。北洋政府曾對庫房國寶進行清點,並且將瀋陽故宮及熱河避暑山莊的國寶一併搬入北京紫禁城庫存。這段期間宮內人員不斷將國寶偷運出宮,溥儀本人也做這種勾當。為了掩飾偷盜,宮內人還故意製造大災。1918年,故宮歷史館籌備處遷入故宮,對寶物的保管才上了軌道。

1931年,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進逼華北,故宮的國寶安全堪虞。1933年山海關失守,國民政府決定將故宮寶物南遷。當時整理了19690箱,共62萬件,分5批運往上海法租界及南京。到1936年上海、南京也受到威脅。政府只好把這批寶物循水路運到長沙,再轉運到貴陽。旋因對日戰爭情勢所迫,又將這批寶運到四川大後方,分別藏放在樂山和巴縣。

1945年抗戰勝利,政府打算把這些寶物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館。當年先把寶物集中到重慶,再循長江運到南京,打算由鐵路運送回北京。無奈國共內戰,鐵路中斷,繼之華北失守,政府只好把這批寶物中最精華的部分用軍艦和商船運到臺灣來。當年運到臺灣來的只有2972箱。想想看,這一段的輾轉水陸運輸,都是在烽火連天的戰爭中完成的,其中的多少血淚豈是外人所能知道的。

寶物運到臺灣後,先存放在台中糖廠庫房,再轉到霧峰北溝依山建築了庫房和防空洞。寶物是不可以受潮的,要經常搬出搬進的曝曬,非常辛苦。1965年臺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館」建成,這批寶物才算有安身立命的處所,並且經常展出,對發揚中華文化貢獻極大。

我曾到故宮博物館參觀兩次,最後一次是2015年。那天剛好有一批大陸遊客也去參觀,我聽到身邊的一位大陸年輕人對另一個年輕人說:「幸虧蔣介石把這些寶物運到臺灣來,如果留在大陸早被紅衛兵砸了。」另一位頻頻點頭。我還把這件事記在當天的日記上。

政黨輪替民進黨當政了,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對國寶不知珍惜,隨意外借展出,最近還把三件寶物砸破了。我看了這段新聞心癰不已。蔣公泉下有知更無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