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北大張維迎迷信自由和西方文化的講話 | 譚台明

張維迎:中國人基因有問題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進步是一日千里,不過有些人仍不滿意,還是覺得西方的月亮比較圓、比較亮,北大的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可說是代表人物之一。筆者完全贊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狂妄自大」,但是對張教授迷信「自由」和西方文化實在無法苟同。

一、(政治社會的)自由,不是「有與無」的問題。是「多與少」的問題。這是最基本的認識,而這位老兄忽略了。

二、在科學方面,過去500年,中國人不是一點貢獻也沒有。但多與少,不是用國家來比,是用文化體系來分。歐美都是一個文化體系,在近代為世界貢獻了科學;但中國這個文化體系,則為世界貢獻了偉大的哲學與不依賴「神」的理性宗教精神。這一點,因近代西方人的自傲與中國人的自卑,被多數人忽略了。

三、中國用40年的時間,走過西方400年的路(略有誇張),與我們用3個月,搞懂牛頓30年的發現,不是一個概念。後者,是純個人思維活動,前者,是社會變化,所以不能類比。社會變化,有一定的適應期,一定的反應規律,不是想縮短就能縮短的。中國能縮短,雖然是有「前例」可循,可以少走彎路的關係,但還是很了不起。其他非西方民族,沒有一個可以縮短的。唯一可以的,就是日本。但日本規模小,且在文化與民族精神上向西方投降了。

四、中國在近二、三百年,科學確實落後。但這因素很多,並非單一的「自由」問題。否則,民國時期,在某些人眼中,不是比現在自由嗎?(報紙、出版,都沒有管制)科學又好在那裡?

五、如果中國現在就如歐美一般自由,知識分子與文化人是開心了,但學痞與文痞更開心。你想到嗎,不夠自由(再強調,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不是「有與無」的問題,不要偷換概念)雖然壓制了好人,但也限制了壞人。等你所希望的自由降臨,是好人得利,還是壞人更得利?請看台灣便知。

六、回到現實,中國如果現在就像歐美一樣自由,則必定社會動蕩。所有對中共毛時代的新仇舊恨,全部總爆發。請看一個死了二千人(姑從眾)的228,就可以把台灣撕的四分五裂,則反右、文革死了多少人?爭論起來,中國至少三、五十年不得平靜;再回到左右對立的動蕩時代,不是不可能。

七、更多的自由不是一定不好,而是要看到,在不同的環境下,更多的自由可能更壞。沒有這個「大局」的認識,只知一味要求更多的自由,則是執一廢百,為一時之快而壞國家民族(也就是所有中國人)的百年大計。

八、當外國「先進」力量再不能夠干擾中國社會的發展時,即中國的國力強於歐美時,中國人必定可以享有比現在更多的自由。不必急。

九、如果現在就實行與歐美一樣的社會政治制度,則中國文化就死絕了,頂多就是博物館的標本,如古埃及一般,不可能再在精神價值方面走出一條新路。則世界文化不再多元,走向單極。這對全人類來說,也不是好事。雖然在某些人眼裡,「中國文化」是死不足惜的。但凡有良知血性與對中國文化有真知實感者,是不可能同意的。

十、西方文化,因宗教精神的衰落及科技瓶頸等限制,正走向集體衰落。此時向西方靠攏,是自尋死路。

城隍爺為何轉業 | 丁紹傑

《說文解字》:「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所以城隍就是城池的意思。中國在上古時代,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樹有樹神,城隍就是守護城池的神,古代天子為感謝城隍神守護城池,於每年春秋二季親臨祭拜城隍,那時候城隍是「自然神」,沒有神像也沒有廟宇,只是在土壇上祭祀。

由漢代開始,城隍的祭祀活動不斷提升,更尊封已死功臣為城隍,其中以紀信將軍為代表,當時的紀公廟在鄭州市西北26公里的紀公廟村,從此「城隍」開始人格化,由「自然神」轉為「人格神」。

清朝孫承澤撰《春明夢餘錄》書中有:「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西元二三九年)間」,「蕪湖」在安徽的江南,「赤烏」是三國時代吳王孫權的年號,這是有關「城隍廟」最早的記載,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由此可知,在三國時代城隍己成為民間的信仰。

唐代祭祀城隍為求晴祈雨、招福避禍禳災諸事,已出現《祭城隍文》,其中有韓愈、杜牧和李商隱等人的作品。宋代以後,城隍開始更加人格化,將去世後的英雄或名臣奉為城隍,其中忠臣文天祥最為著名,現在的杭州城隍就是文天祥。宋歐陽修所寫的祭城隍文:「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愧斯民」,顯示了當時官吏們對城隍的敬重和互賴關係。其後的元朝,除在京都建城隍廟外,更封城隍為「佑聖王」。

元朝文宗天歷年間,朝廷更體恤城隍一人主事,難免孤獨寂寞,乃配享夫人,城隍由此得享人間溫情,於是「城隍爺」就有了「城隍娘」,官位在「縣城隍爺」之下的「土地公」於是雨露均霑的有了「土地婆」。

明代崇拜城隍達到極盛,明太祖朱元璋年少遇上大瘟疫,父母雙亡,孤苦無依下只好入寺為僧,後寺中缺食,才在遊方乞食中投入軍隊,他經歷過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所以即位後對百姓比較厚寬,由於他當過和尚,懂得「輪迴思想」及「神鬼之說」,為了統治這麼大的國家,他大幅改變了城隍廟的功能,藉著「輪迴思想」及「神鬼之說」,教化先民,以安定社會。

明太祖曾親詔劉三吾:「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鑒察民之善惡而福禍之,俾幽明舉,不能倖免。」更冊封京都、府、州、縣四級城隍,縣以下不設城隍,由土地公來管理。各級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飾,各地最高官員需定期主祭。

明太祖曾就「治國之道」對大學士宋濂說:「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從此城隍爺從城池守護之神,變成掌管凡人一生善惡記錄,並做審判及懲處之神,於是所有的城隍廟都變成陰森肅穆,除了判官巡撫,還有牛頭馬面等勾魂拘魄等鬼神,一如陰間公堂,堂上高懸著「爾來了」匾額,使先民心中生畏,不敢造次。清朝時代,對城隍的崇信更是有增無減,清初,通令各省、府、廳、縣建造城隍廟,並列入國家祀典。

若說古代縣太爺是陽官,管理人間政務,那城隍爺就是陰官,管理陰間政務,為了達到明太祖所言:「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所以城隍爺每年都要出巡轄區,美其名是替地方驅除兇神惡煞,其實是帶著一高一矮、一白一黑的七爺八爺,以及手持手銬腳鐐的牛頭馬面,「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輔助縣太爺(陽官)轄區平安。

而今,政治人物每為證明自己的決心或清白,往往會到城隍廟斬雞頭立誓,請城隍爺做見證以取信大眾。由此可見,陰界的城隍廟遠比人間的司法單位更具公信力,民眾對城隍爺的信任度也勝過司法官員。

由上觀之,城隍的職能隨時代變遷,城隍爺從「自然神」變成「人格神」,城隍爺從「無廟」到「有廟」,再由「陽廟」變成「陰廟」。在廣大老百姓的心目中,城隍爺仍然是一位賞罰分明、正直、無私的正義使者,他不但是護國保邦、剪惡除凶,告誡世人不可為非作歹,否則死後也難逃陰間法律的制裁,因此,城隍深得民眾的信仰和敬畏。

無論如何,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在治國方面採「政教合一」,並把「城隍廟」從「陽廟」轉變為「陰廟」,這是歷史事實,也証明了宗教常是政府治理國家的工具。

後記:筆者撰寫的《台灣現代化之父劉銘傳 vs 八田與一》,許多人按讚。今早突然有個想法,想發起及籌建一個以劉銘傳為城隍爺的「台灣城隍廟」。

盡信命則無運—答黃君琪 | 尹章義

命理學四要素:「命,運,遭,逢」。

一,黃君琪告訴我一個故事:他常去一家麥當勞吃蘋果派,某日,他沒去,發生了爆炸案。他說,他的運氣真好!

二,這類的故事不少,尤其是空難和戰場。

三,少年時代,命理學三位大師都說我是「敗家子」,父母親也深信不疑。

四,自從我受到兄弟們的激勵,考上大學之後,深信人有自主性。

五,兄弟們的激勵,起了作用,我也適當的回應,果然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是不爭的事實。

六,因此,大一那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五術」,才知道傳統命理學有四大要素:命、運、遭、逢。

七,說來話長,簡單的說:

1. 「命」是「定數」。
出生的父母、時間、地點、DNA、智商…都改變不了!

2. 「運」是可變動、操作、使用的際遇。
有了機會(走運了)就好好把握,努力學習……所謂改變運勢,其實是自己運作的結果。比如:相信一個假神、命理師,他連自己的命運都改變不了,如何改變你的?

3. 「遭」是對碰。
遇到壞人壞事不要糾纏,閃一邊去,情緒不受影響,就自救了!省下的時間、精力就能改變命運了!

4. 「逢」是牽連,遇上了。
飛機失事不是每個乘客都命中注定,正好搭上那班飛機,受牽連了!社會上牽連的事很多,繞道前行是上策。

八,運、遭、逢三字都是辵部,辵是乍行乍止,幹不幹,都是自己選擇和努力的結果。

九,命沒有因果。
相信天命的官二代、富二代,不種因就不結果,有命而無運!
運、遭、逢都有因果,自己種的因,一定找得出源頭,自己修正,不要怨天尤人。

十,怨天尤人,又種下了因。生成的果,當然是自己的報應,自己吞下去,了卻因果!

(歡迎分享,引述)

中國人包括台灣人的小農性格 | Friedrich Wang

兩個問題:一、為什麼許多人對軍公教退休待遇削減鼓掌叫好?即使這麼做對自己沒有甚麼好處?二、為什麼當年賴清德一上台,就有那麼多活靈活現,甚至讓人頭暈目眩的所謂神蹟出現?您或許會覺得奇怪,這兩個問題有何關聯?但筆者告訴您,這兩個問題都是一種思維習慣的具體反應,兩者完全同根同源。

先說答案,這代表不管是大富大貴,還是小家小戶,中國人,尤其保持最多傳統性質的台灣漢人,在本質上全都是小農。更具體一點說,都是前現代化的人民。

毛澤東在1926年《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描述農民的性格非常生動:小器、自私,只管眼前、不管結果;沒有組織,迷信,喜歡貪圖小利,容易被煽惑、收買,膽小怕事,欺善怕惡,甚至根本上就反智,討厭一切的改變,除非能讓他馬上得到一點點的蠅頭小利。

所以很清楚,就是見不得人家好。儘管人家的收穫(如軍公教退休待遇)是辛苦賣命得來,或者靠著自己力爭上游,通過層層考試而來,只要我沒有,那就是不正義,除非我也有,否則別人通通不許有。所以,管你服務幾十年,管你有多少的犧牲與血汗,我都不接受!

這是典型的小農性格的表現,也是這麼多人看到別人一生心血被莫名削減後額手稱慶的根本原因。至於以後政府會不會也把你的利益比照辦理,勞保勞退都削減呢?管他的,那是以後的事。

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中的看法基本相同。農民性格之下,最在意的就是怎麼給自己與家裡的孩子搞些好處。所以,親屬關係的紐帶貫穿整個中國社會的政經結構之中,非親非故者,很難打進所謂的圈子之內。所以,不論別人怎麼努力,只要成果不是我家的,或者沒讓我沾到一點好處,那肯定想盡辦法把你弄掉,除非你願意分些好處給我。更下流者,若不能喬到讓我滿意為止,甚至整碗都把你搶走。

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研究中國農民的迷信心理,有很清楚的結論。迷信為的都是自己家裡的小事,生兒子、傳香火、賺點小錢、頂多發家致富,甚至還有些只為了下點詛咒,讓別人家得不到好。這基本上稱不上是甚麼宗教信仰,而是一種自私自利的心態體現而已。但是,又因為無知,所以對於超人性格者與所謂的天命,有一種莫名的畏懼。會相信真命天子,相信天神投胎下凡,但不相信法律與公義,不會自律自愛,只懂得自私自利。所以,會想像一些神蹟去自我安慰,甚至自我恐嚇,感覺上好像是一種善良,其實是可悲,讓自己的懦弱與不反抗合理化,甚至自我催眠之所以會這麼做,是為了服從天命,不是無知無能無恥。

這種小農性格,是不可能建立現代化的公民社會,所以這幾年台灣一堆人喊著公民、公民的….在筆者看來,就像一群猴子說自己很會用火一般,呵呵,真是好笑。

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也有過描述:散漫、自私、沒有組織的中國農民,不可能推動甚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連修一條溝渠、建一座小橋,若沒有土豪仕紳出面強制,甚麼都做不起來。台灣不也是一樣嗎,要拆屋重建,要土地重劃,要修建公共設施,….對不起,我要分得最多,起碼要比左鄰右舍多,否則大家就耗著,甚麼都不必做。公共利益,那是甚麼東西?又關我甚麼事?

孫中山不也說過,中國社會一盤散沙,就是指的這種小農性格的人民,他在民國成立後致力於宣揚《民權初步》,地方自治六原則等等….就是發現這種性格與習慣不革除,革命永遠不會成功。

所以我告訴您,不要騙自己了,甚麼台灣人有濃厚的海洋性格,甚麼台灣是華人世界中的第一個民主公民社會….。這些都是自己想像出來的神話,用來自爽一下還可以,沒有什麼事實基礎,也禁不起檢驗。那,就拜託不要拿出來騙人又丟人了。

從語文的功能看廢考國文廢除古文 | 王韜

討論時事之前,先說一段故事。

那年,我高二。導師是教公民課的老先生,據聞還是國民黨的組織幹部。某回上課,從北大聊到咱建中的民主自由風氣,老先生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敝校某屆學長曾因老師不適任,憤而投票罷免老師,並要求教務處換人。那位被罷免的老師是如何地不適任,老先生並未多言。不過當他說完這則軼事,我明顯感覺到班上有幾位同學表現出躍躍欲試的姿態。果不其然,不出一個月,同學在國文課上發難了。

國文老師是位五十多歲的女性,學問頗好,教學也認真,但就是言辭犀利了些,年輕學子未必受用。那天,在解釋一個詞語的時候(又是文言文惹的禍!),一位同學倏然起立,手指老師大嗆:「你說錯了!」老師也不甘示弱,反詰:「你說我哪裡說錯了!」

正當雙方激烈交鋒之際,幾位同學轉頭看我,要我查查是怎麼回事。原來當時我自學四角號碼,隨身攜帶一本四角號碼字典,於是當大家遇到甚麼疑難字詞,就會想到我。我趕緊翻開字典一查 ── 老師說的沒錯啊!是同學無理取鬧了。但是既已發難,豈有挽回之可能?只見發難者的語氣更高亢了,甚至近乎人身攻擊。那堂課,就在極其尷尬的氣氛中不歡而散。

隔週班會,發難者果真提案罷免國文老師,附議者一副來勢洶洶,勢不可擋的模樣,顯然是經過組織串謀的。最後投票表決,不同意罷免票不足十票,罷免案高票通過。面對這樣的局面,教務處也只能「順應民意」,給我們換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國文老師。

基於前車之鑑,新來的國文老師講課講得謹小慎微、底氣不足,但至少還能和同學相安無事,直到畢業。至於新老師的學問如何呢?一次上課途中,只見她款款走下講台,搖到我身邊輕聲細語:「幫我查看看,這個字這樣念對不對?」我幫她查了。此後我再沒有認真上過一次國文課。

卅年過去,我始終認為,我們欠被罷免的那位老師一聲道歉。

故事說完了。但我要討論的,不是不值一提的中一中事件,而是關於「國文」這檔事。(蛤~)有點違和是吧!那又有甚麼關係呢?反正看了那麼長的故事,來到這裡,也該好好「休息一下喘口氣,讚嘆自己不容易」呵呵。

就功能論,語文可以概分成兩種,一是「思惟語」,一是「工具語」。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所以每一種語言,都可以說是「工具語」,但凡日常生活或職場交際的溝通語,都是。而「思惟語」就不一樣了,它除了做為「工具語」使用之外,還要做為更深層次的邏輯思考表達的語言,「思惟語」掌握得愈好,就愈能支撐思惟和表達的深度。也即,語言學習至少要能掌握一種「思惟語」,而且要達到「精熟」的程度,才能對深度思惟有所幫助。

所謂「精熟」,不單單是聽說讀寫而已,而是對該語言的歷史文化背景要有深刻的認識與理解,不僅能掌握各種典故和語意,還要能感受隱含於文字背後的種種細緻幽微……

甚麼樣的語言適合做為「思惟語」使用?當然是最熟悉,而且文化背景最貼近自己的語言最適合。以臺灣的現況而論,大多數人的「思惟語」,就是國語或漢語方言(閩客語)。(國語不等同北京話,這是常識,此不贅言。)

主張廢除古文或者廢考國文者,基本上都是一種把「思惟語」降格成「工具語」的手段,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舉措,無異於胎兒在母體裡自斷臍帶。他們所謂「難學」或者「無用」之說,其實只是凸顯自己沒有抓住學習目的、學習方法和要點,應該反省自己為什麼學不好,怎麼會是因為自己沒學好而主張不必學不必考呢?

至於要橫柴入灶,把英語做為官方語言,進而提升為「思惟語」,這對多數國人來說,恐怕也是奢談。畢竟臺灣未經英語系國家統治,欠缺那樣的文化底蘊,能將英語學到「工具語」的程度就相當花工夫了,更何況對英語的歷史文化與各種語文掌故的掌握,可達到精熟的能有幾人?

當一個人失去了「思惟語」而只有「工具語」的時候,這個人就只能做些普通層次的思考,比方說要吃甚麼?要去哪兒玩?等等,一旦面對公共議題、國際情勢之類需要深層次思惟分析探討的主題,就會顯得捉襟見肘,或者拾人牙慧人云亦云,然後自我感覺自己的思考能力良好。

所謂「理盲」、「民粹」,就是失去深度思惟能力時表現出來的典型症狀。而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失去「思惟語」的能力時,又將會是怎樣的景況呢?

正本之道,愈是要做為「思惟語」使用的語言,愈要強化學習。要將更多的「工具語」提升為「思惟語」當然很好,但對多數人來說,至少要培養一種相對熟悉的語言成為「思惟語」,並盡可能精熟。至於外語則只要以「工具語」為基本目標即可,行有餘力再往上進階學習。在沒有多語言文化底蘊的環境中硬推雙語學習,並試圖以相對陌生的英文取代中文,只怕最後是「刀切蕹菜兩頭空」,落得中英文都學不好的地步。(啊~我沒有暗示甚麼喔,別給我文字獄!)

語言學習是一回事,語言政策是另一回事。邯鄲學步的夢想很美,但是不切實際,只怕徒增笑柄而已,神仙祕寶丹也難救。

好了,狗吠火車,完畢。

中國半個優點也沒有嗎? | 譚台明

中國半個優點也沒有嗎?一個「細思極恐」的現象。

打開西方的媒體,看到的全是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兩年前疫情初發,我仔細算了一下,光我看過的《紐約時報》上二百多篇有關中國的報導,沒有一篇是有半點肯定的。(唯一有一點點的,是在採訪世衛專家的報導中,經由該專家之口,對中國的防疫做了一些正面的描述。)

想想非常可怕。自四年多前,美國朝野上下開始團結一致地視中國為敵人後,從此再無半篇有關中國的正面報導。連帶的,有關華人與中華文化的正面敘述,也消失的無影無蹤(本來也不多)。我怕是我的偏見,特別詢問在美國的友人,而他的印象也一樣如此。

中國在十九世紀受到西方碾壓式的欺侮,但當時郭嵩燾使英,薛福成使法,降至曾紀澤等,對西方制度與文化,均有很多十分正面的表述。即如早期的魏源,對西方也是肯定的多。當然,當時西方確實在很多方面都令中國人大開眼界,西方的優秀表現是任何有理性的中國人所不能迴避的。

相對而言,今天的中國在西方人眼裡,則僅僅還是在後面追趕,不過追得快些,還稱不上領先,更不能算是優異,所以西方人不可能如百年前中國人看西方那樣地看得起中國;這也不違情理。但問題是,中國從一窮二白的世界最大窮國,三、四十年間,居然以如此高速地「超英趕美」,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難道就沒有一點值得注意、值得肯定之處?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從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到開眼看世界,到尊敬、模仿、鑽研、吸收西方文化,知道崇敬西方偉大人物,追求源自西方的精深科學、學習欣賞西方的豐富文藝,乃至信奉西方傳來的宗教…,更不要說全民努力學習西方語文。然而,相對的,西方人對中國近乎一無所知,但我們卻從未引以為怪。因為我們知道,是我們要向西方學,而非西方人有求於我們。我們還沒有耀眼的東西可以獲得西方人的青睞,我們引以為寶的東西對西方人來說也沒有急迫性,他們不懂也不想懂;他們沒正眼看我們,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這三十年來,中國的急速發展,不得不謂是工業化以來世上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從正常的人性來說,西方人應該好奇,這個號稱有五千年歷史連綿不斷,將一種迥異於西方的文字使用數千年而不變的民族,是否有異於我們西方之處?他們縱然不必覺得尊敬,但難道不該有點好奇心嗎?不該想多了解一點這個民族及其歷史文化嗎?但很不幸,這樣的情景並未發生。西方人學中文的多了一點,但那多半出於實際的需要,且幾乎沒有進入正規的教育體系。西方人知道孔孟老莊李白杜甫的,不會比三十年前多出多少。

當然,一定會有有心人發現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劍橋教授馬丁.雅克先生。透過網路,很多人都看過他那《中國是一種文明偽裝成一個國家》的著名演講。但是,即便是這樣非主流的聲音,在隨川普而起的全球(西媒影響下的)反華聲浪中,也早已被主流媒體淹沒了。

那麼,在主流媒體上呈現的中國是什麼樣呢?如《紐約時報》上的種種像模像樣的專論,全部都是基於文明衝突理論而將中國視為西方文明威脅的論述。先是批評政府、制度,最近再到人民、民族性等。所謂研究,都是出自敵對戰略意圖下做出的「分析」。等而下之,就認為中國的成就全是靠偷竊來的,是我們西方人大意了,好心對待他們卻遭到反噬;中國人是沒人性只知道賺錢的工作狂;中國人是沒有信仰與高尚精神文明的鑽營者;中國人是沒有禮貌又服從權威的下等民族;中國人的極權政府想要統治世界,催毀人類文明,奴役全世界……。

坦白說,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如果我是西方人,光看媒體的報導,透過記者與學者專家來認識中國,我真的會相信中國就是個黑暗而邪惡的龐大勢力,完全是個大號的傅滿州,他們是人類文明的威脅,真的不該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我可能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或律師,但我會認為我的中國印象是洞燭機先的真知灼見。

這就是西媒(代表西方上層精英)想要給他們國民的中國印象。這是上層精英刻意造假,還是他們內心的「真誠」認知?我不得而知。但其結果是一樣的可怕。(當年日本勢力崛起時,美國的媒體好像也不提早就歸化日籍的英國人小泉八雲曾經說了些什麼。以西媒無所不知的能力,你說這是故意還是真心?)把另一個民族當作是賤民,並認為他們不該存在於地球;若此觀念真的普遍形成了,那將會發生多麼可怕的事?我不是說現在的大多數西方人已經這麼看了,我只是覺得有這個趨勢;因而感到「細思極恐」。

沒有什麼比民眾之間的仇恨對立更可怕的事了。民族之間形成了「世仇」,如西方宗教間的對立,不是到今天還在影響我們的世界嗎?中國人愛說「冤家宜解不宜結」,「和為貴」…,今天凡仍有理性者,當致力於民族間的友好,盡可能化解誤會,促進理解,而非火上加油。

最近有個「大翻譯」運動,將中國大陸網上的仇外言論(那一國沒有?)截圖並翻譯再貼到西方網站上。這事外國人幹不了,能做這事的無非是台灣人、香港人與海外民運華人。

所謂「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我不知這樣做是何居心?難道嫌世界不夠亂,仇恨不夠大,戰爭不夠多嗎?挑撥事端,蓄意製造仇恨,只為一時之快,殊不知埋下卻是最終同歸於盡的導火線。希望深陷於仇恨之中的人,能盡早有所覺悟。

中國重建歷史上的羌族-一窺其少數民族政策 | 郭譽申

中國大陸現在有55個少數民族,包括特別受外界矚目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少數民族一般比較弱勢,國家如何對待少數民族,因此時常是敏感的人權議題。歐美一再指控中國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強迫勞動,使我更關心大陸如何對待其少數民族,於是一口氣讀完中研院院士王明珂關於大陸少數民族之一羌族的著作[1]。本文是筆者對[1]的讀後感,著重於大陸如何對待羌族。

羌人很早就出現在中國歷史,譬如南朝劉宋時的《後漢書》裡就有《西羌傳》,相當詳細地記述羌人自古到東漢的歷史。簡單說,羌人自古就是居於華夏核心地帶西方的游牧民族,曾經相當強大,而與華夏民族進行長期的鬥爭和融合。隨著華夏民族的壯大和擴張,羌族曾出現多個分支,並經歷多次的遷徙,最後主要遷居於華夏領域的西南邊緣地帶。隋唐之後,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羌族夾在強大的吐蕃和華夏民族之間,其領域和人口於是愈益萎縮。到明清時期,羌人多已不自覺為羌族,並難以被辨認了。

清末民初,在國族主義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建構了羌族史;大約同時間,一些中國和西方學者根據史料、地方志和田野調查等尋訪仍存的羌族,他們的研究辨認出,羌族主要分佈在四川省岷江上游和其支流的流域,以及一山之隔的北川地區,這些區域現在都屬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人口約30萬,他們多居住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高山間的深谷裡(被稱為「溝」),形成許多村寨。

羌族經歷了「民族化」。在民族化以前,他們大多不自覺為羌族。他們雖然有一些相似的風俗習慣,但是由於溝與溝的交通不方便,他們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例如有不同程度的「漢化」或「藏化」,因此沒有多少一體感。他們甚至彼此看不順眼,有所謂的「一截罵一截」。

民國時期倡導「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但因為戰亂,沒有執行多少少數民族政策。中共建政之後,積極進行民族識別工作,陸續識別出55個少數民族,羌族就這樣獲得「民族化」。不僅有民族認定,政府也大力推廣羌族史,先教育羌族知識分子,再由他們把羌族史介紹到羌族民間,使得羌族現在普遍以他們是炎帝和大禹的後裔(古代史家如此記述)為榮,近年還舉行一些紀念大禹的活動。政府和民間也合作進行羌族文化的恢復或再造,例如慶祝羌族的節日、鼓勵羌族舞蹈和羌族婦女服飾等,這些都有助於羌族民眾的一體感,也促進羌族地區的觀光產業。

很多國家裡的少數民族都受到多數民族的不公平對待,甚至壓迫、迫害。有些人不管有無證據,就認定中國大陸以「強迫漢化」企圖消滅其少數民族。[1]告訴我們恰恰相反,大陸不遺餘力地推進羌族的「民族化」,同時也強調羌族與華夏民族的歷史上淵源。王明珂院士是台灣的頂尖學者,他不可能刻意討好中共。大陸這樣善待羌族,怎可能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強迫勞動?

[1]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聯經,2003。

王安石營救政敵蘇軾的一段佳話 | 蘇樂明

北宋神宗時宰相王安石推動變法革新,未見顯著成效,可謂失敗,退休後選擇住在南京。

變法運動使北宋朝廷分裂為「新派」與「舊派」。宋哲宗繼神宗位之後仍極力推動新政,卻感到阻力重重。「新派」認為不除掉「舊派」不足以成功,於是決定「殺雞儆猴」,擇定除掉舊派中威望足以影響時政的大臣。當時舊派人物以司馬光及蘇軾為代表。司馬光為元老重臣,威望令新派不敢攖其鋒,於是將目標鎖定於舊派第二號人物蘇軾。

蘇軾向來喜歡玩文弄字,曾發表許多諷刺朝政的詩辭文章,新派廣為蒐集,企圖扣上「謀逆」的罪名,向御史台告發。哲宗的意向在於推動新政,蘇軾處境堪危。他的弟弟蘇轍將家產全數變賣換得7,000兩銀錢,試圖為乃兄脫罪,但未見效果。

此時已退休在南京家裡的王安石出手相救。王安石為推動新法的主持人,新派以其為師尊。蘇軾為舊派的代表人物,是新派亟欲除去的死敵。王安石拋開兩人之間的恩怨,他頻頻上書哲宗及哲宗的母后,稱蘇軾為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不可絲毫有所損傷,因此蘇軾得以脫離險境。這段冤情,史上稱為「烏台詩案」。「烏台」指的是御史台,因為御史所着官服都是黑色,所以稱御史台為烏台。

蘇軾脫險後舉家大小23人來到湖北黃崗長江東畔的小山坡墾殖,在那裡他自命為「東坡居士」,蘇東坡的名號便是由此而來。在那裡他寫下「赤壁賦」、「念奴嬌」等千古絕句。在那裡秦少游、黃庭堅、米芾等人是東坡居士的常客。

蘇東坡於冤案澄清後親往南京拜謝王安石,他在王安石家中作客達一個月之久。兩位才氣縱橫的文人,曾為死對頭的朝廷命官得以日夕相處,把酒言歡。蘇東坡離去時,王安石親送至長江岸邊,為南京留下一頁千古佳話。

人生坎坷的天才:王洛賓、蘇東坡、王勃 | 盛嘉麟

中國最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王洛賓先生,他作的民謠歌曲,幾乎沒有中國人不會唱,在有華人的地方就會聽到「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達坂城的姑娘」…..

可是王洛賓先生的一生貧困潦倒,妻離子散,三次入獄長達20年,共產黨說他是軍閥餘孽,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共產黨再說他是國民黨。一個只想著音樂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不得安生立命。王洛賓先生的歷史,我毎看一次淚盈眶一次。

除了王洛賓先生,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蘇東坡先生,一個只想著文學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朝廷充軍流放,一生貧困潦倒,最後一次流放到海南島。宋朝時代的海南島就是一個蠻荒瘟疫的天涯海角,朝廷就是要蘇東坡先生去死的意思,只差沒有處決他。有一次在海南島參觀蘇東坡先生的紀念館,導遊說宋朝的朝廷如此對待自己民族的瑰寶,如果沒有蘇東坡先生,中國的文學不可能如此燦爛,說得遊客有人落淚。

寫《滕王閣序》一舉成名的罕見奇才王勃,他的父親王福疇遠謫到南荒之地,被貶為交趾縣令(現在的越南)。王勃自己兩次被貶,貧困潦倒,在赴交趾探望被流放的父親時,路經南昌,意外的機會寫了《滕王閣序》,意外的遇到愛才的都督閻伯嶼,欣賞王勃的才華,選為滕王閣的序文,我們才有機會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只應天上有的美麗文字。寫完《滕王閣序》,王勃赴交趾探望父親後,回程翻船去世,得年27歲。

幸而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能夠享受「在那遙遠的地方」、「莫聽穿林打葉聲,一簑煙雨任平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果少了三人中任一人,中國的文化就會大幅失色。



儒家如何成為中國正統的思維-我個人的觀察 | 張復

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王何必曰利」(見下面的附錄)雖然在儒家的傳統思維上有了一些突破(它提醒君王不要只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還要遵從某些普世的價值),但對於政治領導人不會有太多的吸引力。

比較有吸引力的應該是互利的想法。也就是說,如果君王提供服務來幫助人民增加所得,那麼他的政府將獲取更多的稅收。這種互惠的作為其實在戰國時代已經實現了。李冰父子在秦國的四川領土上建設灌溉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子,無怪乎秦國終於一統天下。另一個互利的作法則是,君王鼓勵人民從事商業行為,並且排除了在其管轄區內通商的障礙,因而可以從商人那裡收取額外的賦稅,可能遠比從農人所得到的多。

這些作法是儒家根本沒有看到也沒有想過的,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的思想沒有受到任何君王的重視。然而,為什麼儒家在後來的中國反而成為最受推崇的思想呢?

上面所說的「興利以強國」的思想在多國角逐權力的局面下比較有意義,然而中國重新成為統一國家以後,它的價值就不再那麼重大。相反的,秦國雖然使用了這個政策而一統江山,但它不知有所節制的作法反而為自己的快速滅亡鋪路。因此,到了漢朝以後,人們的直覺是不要繼續遵循秦朝的路線,應該走回周朝的老路,而這正是儒家所主張的。

儒家其實並沒有太完整的治國方案,也沒有太深刻的政治學理念。它只是一種直覺的想法,那就是,和平遠比紛亂可貴;而要做到長期的和平,人們必須懂得珍惜國家統一的局面,而維持這樣的局面就必須對執政者(天子)的權威有某種敬意,而且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關係也要有敬意。於是,儒家的想法將政治理念與倫理理念結合在一起。

這種相當靜態的哲學思想十分能夠配合漢朝以後的局面:中國已經大一統,唯一的敵人在北方的邊境之外,這可以使用比較優勢的武力將他們阻擋於外(而不一定要加以滅絕),國防對於國家財力的要求就不一定那麼巨大(不像宋朝所面臨的處境那麼艱困)。因此,靜態的儒家思想配合了靜態的中國政治形態,成為一個相當可行的思想模式。

後言:讀了一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後,我才對於現代國家如何發生有了概念。用這些概念去重新反省中國傳統的思維似乎更能夠明白它的意義以及侷限。

附錄:《孟子》〈梁惠王上〉原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