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 徐百川

郝柏村任行政院院長之時,1992年行政院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做出死亡人數逾萬的結論,研究報告由行政院遴聘的一些學者花了約一年的時間撰寫完成,經由郝柏村批准核定,於是「二二八的死亡人數逾萬」至此成為「定論」。

郝柏村當時還曾請當時的內政部「慈祥地」清查戶籍(即是從寬認定,寧可多不可少),最後吳伯雄部長查出結果,非正常死亡及失蹤人數爲500餘人,一律視同二二八受難者,予以撫慰補償,作為對死者的實質認定和撫償。

可是1995年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實行以後,多年來卻不及一千人的家屬出來登記申請。

加上郝柏村過去令吳伯雄比對戶籍得出的數字僅爲500餘人。日據時代的戶籍制度一直很嚴密,記載的也很詳細,包括童養媳、婚嫁等的戶籍移入移出筆筆分明,刑事入獄、民法上的一些行為都有記錄。二戰期間要憑「家甲簿」(現稱戶口名簿)去領配給物資,當時物質緊張連農戶養的豬隻數目都要登記的。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戶籍繼續沿用,受害家屬不必需要政府的二二八檔案紀錄,靠戶籍記載就可證明親屬在二二八失蹤或死亡的。

於是郝柏村質疑原先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二二八紀念碑、以及自稱「歷史不是替政治服務」的薛化元,在其所主編的三民版歷史課本,受難者逾萬的說法都是有誤的。

郝柏村質疑後立刻招來排山倒海的辱罵,如:冷血、沒有良心,睜眼說瞎話、不尊重史實,反民主、反台灣、反人權,等等。
台獨駁斥郝柏村,堅持死亡有逾萬的一個理由居然是「共識」!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表示,死亡逾萬人這是研究二二八的學者專家、受難家屬們多年來的共識,這已是幾十年來的說法了,因此教科書及二二八紀念碑宣稱死傷逾萬人,毫無更改的必要。
也就是相傳已久的傳言,由於深植人心,就可以不經過查證直接認定必是史實無疑。

對僅約千人的家屬申請死亡與失蹤的補償,參與過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的吳文星解釋說:
有人因為不滿政府的處理態度,未提出申請;也有人還是有疑慮,不敢提出申請;有的人是沒有後代,或後代沒在台灣,自然無法申請;而申請補償需有具體事證,有的人生死不明,無法申請,也有人是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都不一致,無法證明死於二二八。

這才是睜眼說瞎話了!
二二八的補償認定極為寬鬆,還總共等了十二年,又有代位繼承,即是若死者無後,死者的兄弟姊妹均可申請,若無兄弟姊妹,則死者的姑姑阿姨叔叔舅舅,這些旁系親屬的後代都可依順位的次序出來認領,死亡的人有幾個是沒有後代,既無兄弟姊妹又無姑姨叔舅?死者家屬會遺忘這麼深重傷痛的記憶嗎?如果真有兩三萬,這些死者的親屬繁衍到現在也有數十萬了,即使資料被銷毀,證據已湮滅,如此眾多的家屬就甘於沉默,忍氣吞聲,連提出申請也不願?也不敢?這也未免太過有違常情了!
況且死者的家屬有600萬元可領。

一位網友說得好:「能領600萬而被刁難領不到,在台灣這種抗爭成性,找民代出頭的社會,特別是228這種刺心的事,早就把228基金會的門給拆了」。如此眾多的家屬居然毫無動靜,寂然無聲,沒有匯集成共同訴求,向政府爭議、抗議,這太不尋常了吧?

台獨還可笑地提出玩弄數據的人口統計,即是從1945到1949二二八那年1947的前後兩年,以這幾年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做出比較之後,聲稱他們「科學地」「合理地」推估約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之間。

事實上這段時間前,出征的台籍日軍有20萬人之多,陣亡的有3萬人,這不會影響台灣的婚嫁與生育率?光復後又有大量日人陸續返日,這段期間的人口變動數,有可能正常嗎?
這種依據不正常情況所作出的人口統計有何意義?別說正確,根本很容易拼湊出一個所想要的數字。

台北二二八紀念碑的碑文在定稿之前,草稿中原有21師登陸「肆行殺戮」「由北而南,肆行掃射」「任意株連,殃及無辜」等字句,起草小組(藍綠都有)覺得帶有主觀判斷,或刪或改,但受難者家屬的代表當時執意不得更改,認爲「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

事實上,二二八發生後的3月1~8日是暴民亂打濫殺大陸人,3月9日國軍21師登陸,暴民聞風四散逃逸,軍隊從北到南,一路直下毫無抵抗,幾無丁點戰事。
劃了7個綏靖區,每天的戰報也不過1區死3、4人,唯一的一支二七部隊逃入山區,追捕時只死了7人,最後的總戰報加起來全台灣只死了43人。

師長劉雨卿就說:「說軍隊殺了很多人,根本是沒常識的說法,只有兩軍對壘,才可能有大量死傷。我軍入台,街頭走避一空,作亂者都躲藏起來,沒有戰鬥,哪來死大批人?」

當年21師的營長賈尚誼的追述:「3月8日在基隆登陸後一直到8月多,戰備結束,台灣完全平靜,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他們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再說,二二八事件成為言論禁忌是老蔣遷台以後的事,在二二八發生之後,對二二八的報導是不受管制的,當時毫無隱瞞死亡數字的必要。公佈的死亡數字還要上報中央,膽敢不實嗎?
更何況如果隻手遮天,公佈與實際相距過遠的數字,在當時不就成了台灣人嘲笑的世紀大笑話?假數字行得通嗎?

然而在台獨的宣傳中卻幾乎都是國民黨軍隊在二二八的姦殺擄掠,諸如:「沿街見人便殺」「沿戶屠殺、強姦、虐殺。」「由北而南,肆行掃射,殺得痛快淋漓」,「慘絕人寰、人神共憤的歷史浩劫」…等等。

難怪綠營會有「死亡逾萬」「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的這些「共識」,並且有不少言之鑿鑿的目擊者,說他看到什麼、什麼的殘忍景象,見到上千、數千的死屍。
這主要固然是惡意居心的造謠,但是必然也有人並不是存心說謊,而是他們的的確確相信這些事曾經發生過,為了支持自己所信的事,如同相信自己是神、耶穌、被魔鬼附身的精神病患的心理,所以就說他親眼目睹過,希望大家也相信。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會被提出來,就是因為台獨都相信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至少一兩萬,如果有一兩萬的受害家屬站出來,造成人神共憤的爆發效果,國民黨不就一刀斃命?台獨就建國必成了!
沒想到他們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反而卻使真相大白。

為了使台獨建國神話的聖火繼續照亮台灣,只有繼續盡力捍衛台獨的鎮國之寶「二二八大屠殺」,以凝聚人心共同團結。於是以相信傳言的「共識」都作為理由,荒唐離譜地聲稱受害家屬無法提出申請,又不怕貽笑大方地拿動亂世局的人口統計都當作科學的證明。
還想要立法不准任何人質疑「二二八大屠殺」,比照德國對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二八前是否言論自由? | 徐百川

台獨宣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暴政」下,台灣毫無言論自由。
事實上陳儀是開明的民主派,台灣當時的言論是100%自由,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媒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後來在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

除了皇民與共黨不斷發表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
地方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唯恐錯失光復後政治窄門突然大開的良機,爭搶選舉各類地方代表的空位,許多人譁眾取寵天天罵政府。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
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二二八之前報導和言論的氾濫情形,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
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
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陳儀卻毫不干涉言論自由,自認公道自在人心,任譭任謗。當年刊載的這些捏造和攻擊,就白紙黑字,被後來的台獨引用為「史實」!

分析二二八事變 | 盛嘉麟

二二八事變起於多種原因:

*台灣地區人民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不但失去中國意識,而且日本情結和反華意識濃重。
*日本戰敗撤退之際,趁局勢混亂,預留爛攤,包藏禍心。
*二十多萬台籍日軍自南洋撤退返鄉,直接拋入台灣社會,日本毫無安頓計畫,製造社會動亂。
*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如謝雪紅,也參與部份活動。
*台灣地區慘遭美軍轟炸,日軍需索,經濟蕭條,民生凋疲,正是社會動亂的溫床。
*國民政府只顧國共內戰,無暇他顧,對台灣沒有完整的接收計畫,台灣更非國民政府的重點接收地區,接收作業疏忽草率,不得民心。
*陳儀在台灣實施無為而治,缺乏應有的警覺,為了支援國共內戰,後來更調走了當時駐防台灣僅有的兩師兵力(70軍、62軍),使事變發生之初,缺乏治安力量,無法迅速擺平事端,以致曠費時日,釀成嚴重暴亂。
*暴亂開始以後,台灣沒有正規兵力鎮暴,唯有零星地方警力憲兵,和各軍事基地、海港機場的守備軍力,只能緊守自衛,完全無法出動鎮暴,台灣浪人打劫殺害台灣各級政府人員及家屬,毫無制約,形同無法無天,暴亂立刻波及全省。

以上潛在的八大原因,同時存在,待機而發,缺少了任何一項就不會有二二八事變,或者事態就沒有那麼嚴重。至於台北街頭的緝菸傷人事件,只是導火線而已。

二二八事變失敗於事後一連串的處理不當

*台灣政府當時一面向大陸告急求援,一面向島內廣播示警,陳誠的部隊已經自上海出發,緊急來台維持治安,請求台灣浪人放下武器停止暴亂。但是台灣浪人一向藐視國軍,根本不相信國民政府有什麼武力足以鎮壓他們,暴亂繼續擴大。數日之後國軍到達基隆、高雄,面對國軍軍艦,港區碼頭仍然繼續暴亂,國軍強行登陸以後,便以粗暴的武力,不問青紅皂白,格殺勿論、強力戒嚴,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以暴制暴,平息二二八事變。

*數年之後,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局勢飄搖,有如驚弓之鳥,根本無暇對二二八事變迅速展開調查,公佈案由,懲處失職的軍政官員,法辦打家劫舍殺害政府人員的台灣浪人,褒揚出力維持秩序的台灣精英,以及撫恤所有的受害遇難人員。反而坐失良機,封閉案情,嚴禁討論,強壓民怨達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以後,李登輝政府開始調查二二八事變,強人政權和白色恐怖的時代相繼結束,台灣進入民主開放的時代,雖然二二八事變已經事過境遷,但仍然不失為平反案情,還我公道,安撫民心的又一次大好機會。不幸李登輝只是出於選舉考量的民粹煽動,無意於誠意公正的審理解決一件歷史的遺憾事件。所以李登輝民粹式的解決方案是,只要是台灣人,不分精英、流氓,不論因何喪生,一概捧為精英烈士,統統平反理賠,由國家賠償每人八百萬元。而當時台灣各級政府受害人員及家屬,所有的外省籍受害人,則一概不聞不問。把一件重大的歷史案件的處理,視同兒戲,進而故意加深台灣族群之間的裂痕。

二二八事變的處理,是一連串的失敗,最初的失敗是以暴制暴的鎮壓手段,這是出於沒有妥善的鎮暴作業計畫。繼之的失敗是封閉案情、嚴禁討論達四十年之久,不聞不問的忽視歷史案件,冀望歷史案件會隨著時間逝去。而最可恥的失敗是李登輝政府出於選舉考量的民粹煽動,不但加深了二二八事變歷史的創傷,進而故意加深了台灣族群之間當前的裂痕。

二二八事變處理的歷史檢討

*二二八事變已經事隔半個世紀,如果我們基於這是同胞之間的不幸事件,有杯酒泯恩仇的胸襟,消案不提,讓不幸事件隨著時間逝去。未來的歷史至少會尊敬台灣尚有同舟共濟、團結一致的民氣。可惜李登輝要利用調查二二八事變,煽動民粹,選舉獲利。

*如果我們要面對歷史,討回公道,安撫民心,全力公正的調查二二八事變,懲處失職的軍政官員,法辦打家劫舍殺害政府人員的台灣流氓,褒揚出力維持秩序的台灣精英,以及賠償所有無辜受害的台灣人、外省人。未來的歷史會尊敬台灣勇於面對歷史,賞罰分明,重建公道的決心。可惜李登輝方式的調查二二八事變,台灣人不論精英、流氓,統統平反理賠,外省人所有生命財產的損失,則一概不聞不問,煽動民粹,挑起省籍情結,居心險惡。

*如果我們真的要面對台灣的歷史悲情,激勵台灣發奮圖強的意識,發生於1930年的霧社抗日事件,遠比二二八事變慘烈。日本軍隊以現代化武器,配合毒氣,來對付生活尚在半原始狀態的台灣原住民,更在事件平定之後屠殺起義原住民的所有家屬,屠殺整個原住民的村莊,其死傷之慘烈為台灣歷史上所僅見。這樣壯烈的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霧社抗日事件,只比二二八事變早了十六年。如果二二八事變記憶猶新,那麼霧社抗日事件就不可能毫無記憶。可惜我們卻看不到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府對這一段歷史悲情有一絲追究平反、索賠安撫的關注。李登輝及民進黨只追究對中國的悲情,不願追究對日本的悲情,居心險惡,只能激起海峽兩岸的敵對,無助於激勵台灣發奮圖強的意識。

*馬英九原來有機會進一步澄清二二八事變真相,為外省受害者討回公道,進一步揭發霧社抗日事件,為原住民受害者討回公道,可惜馬英九懦弱屈膝,年年隨民進黨跪拜二二八事變受難者,反而助長了民進黨歪曲歷史、假造悲情的氣焰,造成島內更多的對立與不平。

 

日本與李登輝 | 杜敏君

日本這個海盜國家,是地球上的雜碎,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就像強盜流氓,對付他們,只有武力比他們強,就喊你爺爺、奶奶,不知羞恥,毫無人格,請你饒了他,一旦來日他再度比你強了,又忘了過去的教訓,故技重施,以殘忍的手段來欺負你。

日原爆倖存者促認錯? 美原子彈製造者即拒絕: 不可能!該道歉的是你!

看看今天台灣的日裔倭奴的島國民族性,真是倭寇的真傳,要辨明誰是泱泱大國遷移寶島的中國血統,誰是東洋鬼子的倭奴,很簡單,就看是否有島國民族的性格便判定了。

以李登輝做例子吧,在經國先生身邊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腰幹撐不直,說話總是「是!是!是!」也就是日軍的「咳!咳!咳!」
未得勢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說了260多次的「他不是台獨」。
但是等他黨政軍權力掌控到手後,那付深藏不露、不可一世的嘴臉曝露無疑,我就是台獨,釣魚台是日本的,台灣與八年抗戰無關,台灣的祖國是日本,不然你要怎樣?這就是政治流氓。

暴徒先殺了外省人,想圍攻南部彭孟緝的軍事要塞,可以裝備3個師的裝備,如果讓他們得逞,國軍還能順利接收嗎?
國軍來台壓制是平亂,恢復社會安定,維持國家安全,竟然成了國軍的暴行,變成二二八事變。先屠殺外省人的暴行就不提了。
李登輝正式當選第一任直選總統,首要做的大事竟然是交待邱創煥內政部長完成二二八真相調查的歷史文件。
真相報告粗糙而不公正,當初的施暴者成了受害者,對接收人員及眷屬甚至連小孩都不放過,其兇殘的程度與日本兵如出一轍。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完結篇)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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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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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三)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17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

光復後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我們可從下列幾個面向來分析:

(一) 認同錯亂

抗日戰爭的勝利,固然讓全中國人歡欣鼓舞,但對台籍人士而言,除了深具漢文化認同與民族主義情懷的仕紳之外,其他台灣人的感受,就比較複雜了。

在接收初期,一般台灣人民對分離了50年的祖國之政權,或許因為陌生自然心存疑慮;而皇民、漢奸們呢,當然是以抗拒甚至敵視的態度來看待國民政府;至於那些為數不少、從小就被殖民政府灌輸「皇國」教育的台民同胞們,他們長大之後,甚至成為台籍日本兵,遠赴南洋為所效忠的天皇打仗。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傳來,對他們而言,宛如晴天霹靂。當「天皇御音」透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這些台籍日本兵還如喪考妣般跪地痛哭。這種因殖民統治50年造成認同錯亂的一群人,是埋藏在「二二八民變」群眾中的地雷與炸彈,掀起暴亂、製造慘劇的首要份子。

(二) 社會階層架構的異常

日本殖民的50年間,台灣的中、小學及職技教育體系雖然普及,但其目的在提高勞動素質,予台籍人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十分稀少。「台北帝大」是全台唯一一所大學,其中95%都是日本人,台人僅佔5%。此外,殖民政府禁止台人研讀政治、法律等科系,故台籍菁英所學,均以醫學、商業等領域的專業為主。

台灣地處大陸邊陲,清代的移民以底層社會勞苦群眾為骨幹,常民文化是主流。日據的50年間,台灣社會遭日本高壓統治,有意識地壓制台民精神文化,清洗漢文化的影響。因此之故,當時台灣的社會結構和「民心」,處於一種異常狀態——除了日本統治階層與皇民份子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屈服於日人高壓統治的下層勞苦農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維繫中道價值與精神文明的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崩陷了。

(三) 「鱸鰻、狗鯊」與日本浪人

佔台灣人口多數的基層民眾,除了保留移民墾拓時期的草莽遺風之外,當中有一小部份人,又耳濡目染日本的浪人文化與習性,最終產生一撮結合中、日惡劣文化的壞份子。我童年時期,還經常從我母親口中聽到一個形容這類人士的生動名詞「鱸鰻、狗鯊」(註一)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政府將一批原先在日本集中管束的約4000多位甲級流氓釋放,遣送回台。這些人與前述的「鱸鰻、狗鯊」、部分認同錯亂的台籍日本兵、滯台日本浪人,以及潛伏伺機而動的共產黨(註二),四者合流形成「二二八事件」禍亂全台暴民的主體結構。

倘若不是這幾類本具犯罪組織雛形的暴民趁亂起事,一樁偶發的民、警糾紛,何以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佔領電台,向全省廣播鼓動暴亂,並率眾砸毀學校、醫院……等完全無辜的機關和人員?

(四) 日人長期教育台灣人民鄙視中國

在日本殖民者血腥高壓統治的50年當中,一方面塑造了台灣人民「畏懼嚴刑峻法」的屈從人格;另一方面,因日本人對中國人長期的詆毀與醜化,加上甫掙脫帝制桎梏、現代化較晚的國府公務員,其工作態度與效率,確實不如日本殖民統治官僚。

因此,兩相對照之下,遭洗腦的台灣人,面對光復後來台、不以威壓方式統治的內地公務員和警察,漸生藐視;許多皇民份子,更產生「復辟」之妄想。整體而言,他們認為中國人懦弱、怕死,不能打仗,故而相信,這場武力叛亂會成功的。

實際上,當時來台的國府公務員,是一批素質高、有理想性的菁英,對於受日本殖民50年的台灣同胞,滿是憐憫之情。而通過抗日戰爭血戰的淬煉,出生入死的國軍是不屈不撓、能戰敢戰的。這些都與日本殖民政府灌輸給台民的偏見和形象,有很大的差異。

以上,是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真實狀況,也是國民政府要面對處理的種種難題。雙方存在的這些問題以及相互期待的落差,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釀成毀滅性災難的溫床。

 

四、日產糾紛才是引爆全面性民變的關鍵因素

瞭解光復後台灣社會的現狀,大致可以體會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素。然而,如果沒有更大的內在動力,未必會發生這場大規模的不幸事件。因為影響人類行為的重大動力,除了價值信念之外,就是利益了。「二二八」固因查緝私煙過程執法不當,引發鬥毆騷亂,但要釀成延燒全台民變,龐大的日產利益糾紛與爭奪,才是重要的內在動力!

日本戰敗投降之後,台灣、澎湖歸還中華民國;所有北緯16度以北日本佔領區上的一切物資,盡由國民政府接收。因此,為了處理臺灣地區原屬日本政府或日本人的財產,國民政府成立了「日產接收委員會」。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屬於日本政府的所有財產,一律規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2. 屬於日本私人財產,一律公開標售。

公開標售之目的,第一是為了公平;第二在於「藉此收縮通貨,抵償物債以平抑物價,減輕一般人的負擔」(註三)。所謂的「日產標售」,是指被沒收的日產;對於原先台人財產中產權清楚者,並無影響。而標售的日產當中,凡公務員居住的房屋,由公署收買後,仍租與原住職員居住;多餘的,再移交市府出售或出租。

依據日產接收管理委員會的實施細則規定「原住戶可以優先購買日產,並享有百分之二十的優惠」,也就是說,得以用八折價格優先承購日人留下來的房產。倘若「原住戶無力購買必須遷出者,則可申請修繕補償」。由此看來,整個日產標售相關法令,可謂十足通情達理,並兼顧弱勢人民的處境。那麼,為什麼還會產生糾紛呢?

我們都知道,日本天皇向同盟國宣布無條件投降,是在1945年8月15日。原屬戰敗國日本在臺灣的一針一線、一磚一瓦,投降日之後都歸中華民國所有,應移交國民政府接收。因此,陳儀規定「1945年8月15日之前的買賣合約有效,8月15日之後的買賣無效」。而就在日本投降直到同年10月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這段期間,有長達兩個月的空窗期。許多原屬日本人的私有財產,就在這兩個月的空窗期,遭各地皇民份子與地痞無賴迅速強佔。強佔之後,他們再偽造買賣契約,企圖申請過戶,當然未獲國民政府核准。

其實,就算1945年8月15之前的買賣契約,很多也是偽造的。因為戰爭末期,盟軍轟炸四起,房屋毀在旦夕,此時逃命都來不及,誰還會進行房地產買賣?但無論如何,政府僅針對8月15日之後的契約不予核准。這些強佔日產並偽造文書的漢奸、無賴,遂與國民政府百般糾纏。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這種抵制與抗拒仍持續進行中。

二二八民變的導火線,固然是因為大稻埕地區寡婦林江邁販賣私菸被沒收,雙方復因言語不通產生爭執和誤解,拉扯之中,員警傅學通以槍托打傷了林江邁。旁觀者群情激憤,在眾人鼓譟之下開始圍毆傅員,最後發展成暴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幾個現象實在耐人尋味——

1.旁觀者何以能迅速聚集?在一陣鼓譟之後,暴民不僅開始動手圍毆、追打員警,尚且沿路盤查、打殺無辜的外省人,甚至強姦凌辱外省婦女同胞。他們更占領新公園,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二二八公園」,攻下廣播電臺之後,開始對全台進行廣播「放送」,鼓動全省大規模暴亂。

2.暴民具有組織與動員能力,不但快速攻下各地警局與軍事要塞,還攻擊學校、醫院、臺電……等機構。如果說僅是仇恨外省人的話,很多學校根本連一個外省人也沒有,仍難逃遭暴民打砸、燒殺。何況,在暴民瘋狂砍殺外省人的過程中,就連嬰幼童都不放過。當時很多倖免於難的外省人,都是受到一般見義勇為的臺灣人之營救庇護。如果真的是「官逼民反」所造成,或是國府外省人真的未善待臺灣人,何以暴民之外的多數台灣人,在緊急危難關頭,多願意冒險伸出援手保護外省人?

因此,暴民集團根本就不能代表整個台灣人!

依據可靠的資料顯示:暴民成員當中,除了滯臺的日本浪人之外,還有國族認同錯亂的臺籍日本兵,以及原本就存在社會底層,遊手好閒或失業遊民等「鱸鰻、狗鯊」;再來,就是那些強佔日產的漢奸與無賴群體了。就是這群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迅速聚集作亂,才形成遍及全省的民變。

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政府的威信和顏面盡失。又因戰後臺灣社會受創過鉅,政府對於日產過戶的審查,更難堅持原先的合情合理原則,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意放水了。

經過了70多年,當年強佔日產的漢奸、無賴,無人追究;如今,國民政府反成了遭人誣賴的對象,遭有心人說成是「『接收大員』手腳不乾淨,強佔臺灣人的財產」!

事實上,二二八事變當時,根本沒有「接收大員」這款人物。整個「日產接收委員會」的事務官,固然是國民政府所派,但掌握實際權力的委員,都是臺籍仕紳與政要,若真有甚麼假公濟私的行為,也輪不到沒有實權的事務官吧?做賊的喊捉賊,以致最後捉賊的事務官和國民政府遭誣賴為賊,應該是整個日產糾紛與二二八事件當中,最令人氣結的事了!

看了這些事實,大家會覺得吃驚嗎?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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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在商業發達、經濟貿易活動熱絡、人口密集的城鎮社區環境當中,有從事正當且利潤豐厚行業的人家,有靠專業技藝和技術謀生的人家,有靠勞力吃人頭路、賺辛苦錢的本分人家,也有以賭場、妓女戶、嗎啡館……等不良行當營生的人家。在這塊資源豐沛的沃土上,當然也會有游手好閒、不務正業或無業遊民之輩藏身、寄生其間,伺機伏擊身邊過往者,或偷盜、勒索、打劫財物,或尋覓幸運的翻身機會,或純粹窮極無聊找刺激……等等。自然形成一個黑白混合、龍蛇雜處的複雜生態系統。

在我母親的娘家台北大龍峒社區,鄰里親族口中的「鱸鰻狗鯊」一語,就是專指寄生、藏身台北城鎮社區的那些不務正業、遊手好閒又心術不正者。這類人的習性與喜歡藏身的環境,簡直和「鱸鰻狗鯊」相同。

鱸鰻、狗鯊的習性和棲息地生態環境——

鱸鰻是一種生命力強大的動物,什麼環境都可以活得下去。鰻苗來自深海,一邊沿溪流上溯,一邊尋找砂泥河床深潭棲地獵食與生長。牠們生性隱密,幼鰻白天經常全身躲藏在溪底泥沙中,只露出頭部呼吸。成長後,則喜歡躲藏於石堆、洞窟、深潭之中,定點伏擊獵食魚類、蝦、蟹;到了夜晚出遊覓食,神出鬼沒的習性給人許多想像空間。鱸鰻的皮膚亦有輔助呼吸的功能,能夠離開水面短暫活動。

狗鯊體型雖小,仍屬兇猛肉食性魚類。肉少味道又差,是一種低級的食用魚,故台灣有「貪俗買狗鯊」的諺語。主要棲息在沿海礁、沙混合,且海藻叢生的海床,行動緩慢。有隱居的習性,常藏身礁石灘和岩縫中,以底棲無脊椎動物及小魚為食。性情兇猛,靠嗅覺找食物,會欺侮魚伴。狗鯊的生命力十分頑強,脫水2-3個小時都不會死亡。

註 二:參見拙作 2017.2.13〈「二二八事件」因何而起?謝雪紅為何趁亂起事?〉一文

註 三:陳儀於民國36年2月24日上午八時,在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國父紀念週會」中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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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從日本遣返之甲級流氓借端煽動暴亂,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並焚毀其儲存物資。

二、 國府何以諱言二二八?

有關「二二八事件」,我有一連串問號埋藏內心多年——如果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的處置上,並不像台獨集團抹黑的那樣不堪的話,何以它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始終是一個禁忌話題?直到民進黨崛起的這30年間,「二二八」才逐漸掀開神秘而敏感的面紗,討論、質疑的音量漸次增大。如果國民黨沒幹甚麼見不得人的事的話,何以要遮遮掩掩、諱莫如深?

我曾將這個疑問,就教於專門研究「二二八」議題的民間史家武之璋老師。武老師指出「國府從未刻意隱瞞相關細節,所有史料都放在國史館中,供人查閱與研究」。不過他也說:「政府之所以不願多談,實因這是一起撕裂族群的不幸事件,有其敏感性。為了社會和諧,所以避諱主動談起。」

「事涉敏感」這個理由或許可算原因之一,但是經過有心人多年的炒作下來,早把國府治臺的形象徹底扭曲破壞,這個論點很難再說服一般人。因此,在爬梳「二二八」事發因素和過程時,我仍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並歸納出另外幾點——

(一) 國府對「有為數不少的臺民同胞認同曾殖民統治台灣、侵略中國的日本」此一現象,感到顏面無光

對所有內地的中國人而言,抗日勝利是一件普天同慶的頭等大事,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人會不開心。但對於受日本半世紀統治的台灣同胞來講,滋味比較複雜。

基層民眾苦於戰後現實生活物資的匱乏,處境艱難。「回歸祖國」到底好不好?很難說得清楚。「養家活口,解決溫飽的生存問題。」才是他們首要的考慮。只要國民政府能讓他們填飽肚子,把他們當人看,不像日本警察那樣暴虐無道,多數人也樂於接受「臺灣光復」。例如我伯公與外公們,就屬於這一類民眾;對於懷抱漢民族認同的臺籍仕紳,當然欣見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可是,那些受日本教育影響較深的皇民家庭、既得利益者,以及台籍日本兵而言,感受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那麼,相較於內地的萬眾歡騰迎光復的情景,臺灣社會竟然存在那麼一群為數還不在少的「前朝舊貴」,因為「光復」而陷入失落,既失落了過去,也失落於茫然的未來。一個發生在台北大稻埕因查緝私菸販賣而起的警民衝突偶發事件,經過「一群失落的圍觀者」之鼓譟和奔相走告,彷彿將這群人內心失落的幽靈召喚出來,他們渲染不安,抗拒「光復」,想走回過去,擁抱「前朝」和說日語的「同胞」。他們失去了「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卻在大稻埕製造、參與了這場民變,唱著不成曲調的片尾曲。這對浴血抗日終獲勝利,並光復了臺灣的國民政府而言,實感顏面無光,將之視為禁忌,不願主動提起,也是人之常情。

(二) 民變與內戰相混,更是有理說不清

爆發二二八事件時,臺灣地區最高領導是「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陳儀。陳儀原有左傾思想,素來極其同情勞工大眾;又基於對台灣人民被日殖民50年的同情,以致誤判情勢,非但遲遲不動用武力平亂,還釋放了許多打、砸、燒、搶的現行犯,並准許百姓組織處理委員會,做為合法談判代表,由各級民代擔任處委會的當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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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領導長官陳儀

陳儀這些善意懷柔之舉,當時卻遭長期處在日殖高壓統治下的臺民視為懦弱,同時也讓暴民誤以為「武力推翻政府」是會成功的。這些都是導致事態擴大蔓延的原因。到了「二二八」後期,陳儀眼看自己的善意換來亂局失控,最終也同亦必須出兵平亂、以軍法審判人犯了(註一)

陳儀是二二八事變中的關鍵性人物。他的從政經歷中,即有著剛強獨斷的作風,也有任俠尚義的性情,是個毀譽參半的人物。這樣一位對臺民抱持同情與寬容的長官陳儀,最後的下場是在內地遭到槍決。他被槍決的因素,與「二二八」完全無關,而是在那個動盪的時代,因選擇投共,遭到舉發而遭制裁。

國共內戰中,陳儀因投共被槍決了。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更加的有理說不清。為什麼呢?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這場鋪天蓋地、死傷遍野的「內戰」,究竟因何而起,當時應該沒有幾個臺灣人搞得清楚。對絕大多數的臺灣人來講,如果陳儀是好的「長官」,他為什麼被槍斃?若槍斃陳儀是正確之舉,那就表示陳儀不好!

如此一來,70多年歲月當中,台獨集團對國府當時的處置所進行各種扭曲與醜化,便很難解釋與澄清了。「陳儀被槍斃」這件事,也是謊言可以無限膨脹的重要基礎之一。

事變中,臺共謝雪紅在台中趁亂起事,同樣也使得「台灣民變」與「國共內戰」攪和在一起;「平亂」與「清鄉」性質混淆,同樣也造成國府有理說不清的窘境。因此,大陸發生的國共內戰,可說是二二八事件難以言明的關鍵因素。

謝雪紅

 站在毛身後左一的即為台共謝雪紅

(三) 冤枉與錯殺

既然事態擴大了,處理起來不但棘手,也更容易產生冤枉與錯殺。以醫師出身的國大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先生為例,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漢民族主義者。臺灣光復後,更寫信要求三個在偽滿州國行醫的兒子回台,一同參與國民政府、建設台灣。這樣一位民族情感濃厚的台籍客家仕紳,竟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兩個兒子一起遭到槍決!有學者指出,張七郎係因被人挾怨誣陷而遭害。然而,那些陷害他的,就包含了臺籍人士 (註二)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

 花蓮縣議會議長張七郎(右一)一家

二二八事變時,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僅一年半,地方根基薄弱。混亂當中,不論是「平亂」還是「清鄉」,都得仰賴當地人密報。這時,臺籍的富貴菁英自然易因遭忌而被藉機誣陷了。

此外,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倘若有人因受牽連入獄,其家產也可能被地方豪強所侵奪,導致家道中落。今天,這些被奪家產者的後代,不會去追究誰誣陷了他的先人、誰強佔他的祖產?而是將這些老帳,一股腦都算在國民政府頭上。但反過來講,這群人今天若享有富裕的生活,絕不會感激國府保衛台海、興辦各級教育、提供公費留學,或者實施各項建設,讓大家有安定的環境可以經商致富、升學、任教、行醫…,從事各種生涯發展。他們會認為,這都是他們聰明、努力挣來的。

總之,錯殺了不該殺的人,也是讓國府啞巴吃黃蓮的關鍵因素之一。

儘管如此,二二八事件中,撇開罪證確鑿者不說,像張七郎這樣真正無辜遭害的人數畢竟有限,許多人實際上是受到「波及」而非「冤枉」。例如吳念真在其電影「多桑」中,就提到她父親因二二八期間為死難者燒紙錢,被中藥行老闆解雇。如此一件事,就可以讓吳大導演將他父親好賭成性的浪蕩一生合理化,透過電影創造悲歌,彷彿一切都是國民黨害的…。這種哭調仔,幾十年間無限流行,成了二二八論述之主調。

然而,這種「只看到人家對不起自己的一面,對於自己所獲得的一切福祉,不但視為理所當然,還倒打一耙、反咬一口;被暴民殺害、沒沒無聞死於荒煙蔓草之中的受難外省人,彷彿從未存在」的現象,就是二二八集體症候群。他們甚至從來沒想過,如果事變的原因,真是為了反抗政府「殘暴統治」的話,為什麼暴民要去砸毀學校跟醫院?許多學校,甚至連一個外省同學都沒有啊(註三)

接下來,就要剖析二二八發生的時代背景與內外因素了。

(未完待續)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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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21-23 台北市:風雲時代。

註 二:2009年,中研院研究員許雪姬依據相關檔案指出: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密報,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至成執行秘密處決。其中,張文成是來自福建的官派縣長,而林頂立則是台籍人士。

註 三:參閱武之璋《二二八的真相與謊言》(2017) 頁4 台北市:風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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