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成功? | 徐百川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

228兒時回憶 | 盛嘉麟

因為家父通日語,民國34年底就從大陸直接派來台灣,參與接收郵局的工作,那時台灣街頭全講日語。
我生於民國32年,那時才三歲,略有記憶。
首先我們來台灣搭的輪船,旅客很少,船上住寬敞的客艙,都在漂亮的餐廳吃飯,聽到後來民國38年撤退逃難來台灣的親友的經驗,有天壤之別。

228事變在民國36年,我已經五歲,記憶更清楚了。
起先家父的團隊接收屏東郵局,日本叫郵便局,我家住在屏東勝利路一棟日式房屋,院子很大,有花樹有竹林,馬路對面住一家開碾米廠的台灣人鄰居姓林,那時只能用日語溝通,林媽媽和我媽媽變成好朋友。其他家父的同事都不會日語,一時交不到台灣朋友。

因為日據時代規定日本人上午買菜,台灣人下午買菜,讓日本人先挑好的買,林媽媽一輩子都是下午去買菜,不敢上午去,媽媽跟她說沒聽過這樣的事,就硬帶她早上去市場,果然沒事,林媽媽高興的說中國人來了真好,不用怕日本人了。

那時候聽家父說郵局的日本職員非常猥瑣膽小,深怕生命不保,對來接收的中國人卑恭屈膝,在做郵局財產清冊準備交接的時候,關照說可以把你們現住的房屋產權登記為你們的名字,房產就是你們的,家具桌椅更是隨便拿回去用。有些中國人就貪了好處,這是貪污的開始,但是大多數人覺得頂多一年半載就回大陸去了,懶得弄什麼房產,家父才20歲出頭,有宿舍住就好,毫無房地產概念,理都不理。好笑的是不久就來了大颱風,把房屋吹壞得很慘,圍牆瓦片玻璃窗都嚴重受損,我家住宿舍,郵局總務處馬上派工人來修,貪污變私產的人家,只能自己找工人來修,所費不貲。兩次颱風以後,貪污的人又拜託總務處把房產回歸郵局。幾十年以後,當家父輩都成老人以後,長輩們回憶起來都把這件事當笑話來看,如果當年貪污到底,如今就多得了一筆財產,可見古人說「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真是靈驗。

當時外省人很容易分辨,穿正式衣服,有鞋有襪,頭髮有型,皮膚細嫩的大人小孩一眼就看出來,當時台灣人誇讚我和妹妹長得可愛漂亮,有鞋有襪,就說「你們是日本孩子」。228事變期間街上很亂,很多台灣浪人流氓搶外省人打外省人,我們全家就躲住到對街林媽媽家,受他們保護,家父的一兩家同事交不到台灣朋友,也過來躲住林家。常有浪人流氓來騷擾都被林伯伯趕走,因為林伯伯開碾米廠也認識不少人物,浪人流氓知難而退。

躲住到台灣人家的外省人最好躲在屋裡,不要在院子裡走動,被人看到這麼多人會起疑心,所以屋裡滿是人,我常在窗戶裡偷看對街自己的家,有好多次看到有浪人流氓進到空屋,拎著我的小三輪車、洋娃娃、妹妹的玩具、收音機、鍋碗瓢盆、窗簾布、電燈泡、手電筒、小桌椅…..公然搶劫,我們那敢出聲,命都不保,顧不了這點身外之物。

家父弄來一件破舊的日本軍官制服的上裝,套在身上,鬍鬚頭髮帶點蓬亂,看起來真像在台灣本地等候回國的落魄日本人,所有同事夫婦孩子十來人只有家父一個人敢出門上街,替大家去買菜買米,去郵局領薪水,去打探馬路消息,買報紙(反中的台灣組織的報紙傳單及日文雜誌)。路上遇到浪人流氓,聽不懂台語沒關係,家父就用日語講回去,那些浪人流氓馬上知所退讓,十分尊敬,有幾次從日本人在街上出賣家當準備回國的地攤上,買回來一些極為便宜的好東西,引得同事及太太們萬分羨慕,愛不釋手,有時就讓給他們,可見等待遣返的日本家庭也很可憐。

這樣過了好一陣子終於等到國軍開進屏東,浩浩蕩蕩的大卡車車隊從勝利路的一端慢慢開過來,車隊兩旁的士兵端著槍非常戒備的走過來,卡車上的大喇叭用國語台語吆喝大家走出屋子站在前院等候檢查,到了林家一個年輕帥帥的軍官拿出手槍對著林家十幾個大人小孩,其餘的士兵端著槍進屋裡,再到後院及防空洞各處搜查,我非但不覺得害怕,反而覺得這是我們的軍隊。

這時父親已經和軍官用國語聊開了,還互相握手,同事長輩都非常高興,只記得軍官說「我們來了,你們不要怕,大家趕快回自己家」。林家夫婦小孩不懂國語,站在一邊非常害怕,林媽媽一直嚇得又抖又哭,我看到媽媽幫國軍介紹他們是保護我們外省人的好人家,一面叫林媽媽不要害怕不要哭。軍人離去繼續搜索下一家,我們才敢走上勝利路走回自己家,有重見天日的感覺。從此所有的浪人流氓忽然都不見了,真是不可思議。

我還記得媽媽用粗話駡這些浪人流氓把我家偷搶一空,不留一點東西,電燈泡全被卸下偷光,連木屐都一雙不留,米缸茶葉,玻璃杯…..全偷光光,可見浪人流氓也是窮苦人家。

等到我家漸漸恢復正常,我們家又搬到高雄,家父參與接收更大的高雄郵局,才慢慢走出228的陰影,過正常的生活。不久我進了高雄大同國小、高雄中學、成功大學,一路到美國,如今已是垂垂老人,真是人生如夢。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 徐百川

郝柏村任行政院院長之時,1992年行政院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做出死亡人數逾萬的結論,研究報告由行政院遴聘的一些學者花了約一年的時間撰寫完成,經由郝柏村批准核定,於是「二二八的死亡人數逾萬」至此成為「定論」。

郝柏村當時還曾請當時的內政部「慈祥地」清查戶籍(即是從寬認定,寧可多不可少),最後吳伯雄部長查出結果,非正常死亡及失蹤人數爲500餘人,一律視同二二八受難者,予以撫慰補償,作為對死者的實質認定和撫償。

可是1995年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實行以後,多年來卻不及一千人的家屬出來登記申請。

加上郝柏村過去令吳伯雄比對戶籍得出的數字僅爲500餘人。日據時代的戶籍制度一直很嚴密,記載的也很詳細,包括童養媳、婚嫁等的戶籍移入移出筆筆分明,刑事入獄、民法上的一些行為都有記錄。二戰期間要憑「家甲簿」(現稱戶口名簿)去領配給物資,當時物質緊張連農戶養的豬隻數目都要登記的。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戶籍繼續沿用,受害家屬不必需要政府的二二八檔案紀錄,靠戶籍記載就可證明親屬在二二八失蹤或死亡的。

於是郝柏村質疑原先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二二八紀念碑、以及自稱「歷史不是替政治服務」的薛化元,在其所主編的三民版歷史課本,受難者逾萬的說法都是有誤的。

郝柏村質疑後立刻招來排山倒海的辱罵,如:冷血、沒有良心,睜眼說瞎話、不尊重史實,反民主、反台灣、反人權,等等。
台獨駁斥郝柏村,堅持死亡有逾萬的一個理由居然是「共識」!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表示,死亡逾萬人這是研究二二八的學者專家、受難家屬們多年來的共識,這已是幾十年來的說法了,因此教科書及二二八紀念碑宣稱死傷逾萬人,毫無更改的必要。
也就是相傳已久的傳言,由於深植人心,就可以不經過查證直接認定必是史實無疑。

對僅約千人的家屬申請死亡與失蹤的補償,參與過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的吳文星解釋說:
有人因為不滿政府的處理態度,未提出申請;也有人還是有疑慮,不敢提出申請;有的人是沒有後代,或後代沒在台灣,自然無法申請;而申請補償需有具體事證,有的人生死不明,無法申請,也有人是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都不一致,無法證明死於二二八。

這才是睜眼說瞎話了!
二二八的補償認定極為寬鬆,還總共等了十二年,又有代位繼承,即是若死者無後,死者的兄弟姊妹均可申請,若無兄弟姊妹,則死者的姑姑阿姨叔叔舅舅,這些旁系親屬的後代都可依順位的次序出來認領,死亡的人有幾個是沒有後代,既無兄弟姊妹又無姑姨叔舅?死者家屬會遺忘這麼深重傷痛的記憶嗎?如果真有兩三萬,這些死者的親屬繁衍到現在也有數十萬了,即使資料被銷毀,證據已湮滅,如此眾多的家屬就甘於沉默,忍氣吞聲,連提出申請也不願?也不敢?這也未免太過有違常情了!
況且死者的家屬有600萬元可領。

一位網友說得好:「能領600萬而被刁難領不到,在台灣這種抗爭成性,找民代出頭的社會,特別是228這種刺心的事,早就把228基金會的門給拆了」。如此眾多的家屬居然毫無動靜,寂然無聲,沒有匯集成共同訴求,向政府爭議、抗議,這太不尋常了吧?

台獨還可笑地提出玩弄數據的人口統計,即是從1945到1949二二八那年1947的前後兩年,以這幾年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做出比較之後,聲稱他們「科學地」「合理地」推估約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之間。

事實上這段時間前,出征的台籍日軍有20萬人之多,陣亡的有3萬人,這不會影響台灣的婚嫁與生育率?光復後又有大量日人陸續返日,這段期間的人口變動數,有可能正常嗎?
這種依據不正常情況所作出的人口統計有何意義?別說正確,根本很容易拼湊出一個所想要的數字。

台北二二八紀念碑的碑文在定稿之前,草稿中原有21師登陸「肆行殺戮」「由北而南,肆行掃射」「任意株連,殃及無辜」等字句,起草小組(藍綠都有)覺得帶有主觀判斷,或刪或改,但受難者家屬的代表當時執意不得更改,認爲「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

事實上,二二八發生後的3月1~8日是暴民亂打濫殺大陸人,3月9日國軍21師登陸,暴民聞風四散逃逸,軍隊從北到南,一路直下毫無抵抗,幾無丁點戰事。
劃了7個綏靖區,每天的戰報也不過1區死3、4人,唯一的一支二七部隊逃入山區,追捕時只死了7人,最後的總戰報加起來全台灣只死了43人。

師長劉雨卿就說:「說軍隊殺了很多人,根本是沒常識的說法,只有兩軍對壘,才可能有大量死傷。我軍入台,街頭走避一空,作亂者都躲藏起來,沒有戰鬥,哪來死大批人?」

當年21師的營長賈尚誼的追述:「3月8日在基隆登陸後一直到8月多,戰備結束,台灣完全平靜,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他們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再說,二二八事件成為言論禁忌是老蔣遷台以後的事,在二二八發生之後,對二二八的報導是不受管制的,當時毫無隱瞞死亡數字的必要。公佈的死亡數字還要上報中央,膽敢不實嗎?
更何況如果隻手遮天,公佈與實際相距過遠的數字,在當時不就成了台灣人嘲笑的世紀大笑話?假數字行得通嗎?

然而在台獨的宣傳中卻幾乎都是國民黨軍隊在二二八的姦殺擄掠,諸如:「沿街見人便殺」「沿戶屠殺、強姦、虐殺。」「由北而南,肆行掃射,殺得痛快淋漓」,「慘絕人寰、人神共憤的歷史浩劫」…等等。

難怪綠營會有「死亡逾萬」「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的這些「共識」,並且有不少言之鑿鑿的目擊者,說他看到什麼、什麼的殘忍景象,見到上千、數千的死屍。
這主要固然是惡意居心的造謠,但是必然也有人並不是存心說謊,而是他們的的確確相信這些事曾經發生過,為了支持自己所信的事,如同相信自己是神、耶穌、被魔鬼附身的精神病患的心理,所以就說他親眼目睹過,希望大家也相信。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會被提出來,就是因為台獨都相信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至少一兩萬,如果有一兩萬的受害家屬站出來,造成人神共憤的爆發效果,國民黨不就一刀斃命?台獨就建國必成了!
沒想到他們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反而卻使真相大白。

為了使台獨建國神話的聖火繼續照亮台灣,只有繼續盡力捍衛台獨的鎮國之寶「二二八大屠殺」,以凝聚人心共同團結。於是以相信傳言的「共識」都作為理由,荒唐離譜地聲稱受害家屬無法提出申請,又不怕貽笑大方地拿動亂世局的人口統計都當作科學的證明。
還想要立法不准任何人質疑「二二八大屠殺」,比照德國對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二八前是否言論自由? | 徐百川

台獨宣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暴政」下,台灣毫無言論自由。
事實上陳儀是開明的民主派,台灣當時的言論是100%自由,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媒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後來在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

除了皇民與共黨不斷發表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
地方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唯恐錯失光復後政治窄門突然大開的良機,爭搶選舉各類地方代表的空位,許多人譁眾取寵天天罵政府。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
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二二八之前報導和言論的氾濫情形,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
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
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陳儀卻毫不干涉言論自由,自認公道自在人心,任譭任謗。當年刊載的這些捏造和攻擊,就白紙黑字,被後來的台獨引用為「史實」!

分析二二八事變 | 盛嘉麟

二二八事變起於多種原因:

*台灣地區人民受了日本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不但失去中國意識,而且日本情結和反華意識濃重。
*日本戰敗撤退之際,趁局勢混亂,預留爛攤,包藏禍心。
*二十多萬台籍日軍自南洋撤退返鄉,直接拋入台灣社會,日本毫無安頓計畫,製造社會動亂。
*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組織,如謝雪紅,也參與部份活動。
*台灣地區慘遭美軍轟炸,日軍需索,經濟蕭條,民生凋疲,正是社會動亂的溫床。
*國民政府只顧國共內戰,無暇他顧,對台灣沒有完整的接收計畫,台灣更非國民政府的重點接收地區,接收作業疏忽草率,不得民心。
*陳儀在台灣實施無為而治,缺乏應有的警覺,為了支援國共內戰,後來更調走了當時駐防台灣僅有的兩師兵力(70軍、62軍),使事變發生之初,缺乏治安力量,無法迅速擺平事端,以致曠費時日,釀成嚴重暴亂。
*暴亂開始以後,台灣沒有正規兵力鎮暴,唯有零星地方警力憲兵,和各軍事基地、海港機場的守備軍力,只能緊守自衛,完全無法出動鎮暴,台灣浪人打劫殺害台灣各級政府人員及家屬,毫無制約,形同無法無天,暴亂立刻波及全省。

以上潛在的八大原因,同時存在,待機而發,缺少了任何一項就不會有二二八事變,或者事態就沒有那麼嚴重。至於台北街頭的緝菸傷人事件,只是導火線而已。

二二八事變失敗於事後一連串的處理不當

*台灣政府當時一面向大陸告急求援,一面向島內廣播示警,陳誠的部隊已經自上海出發,緊急來台維持治安,請求台灣浪人放下武器停止暴亂。但是台灣浪人一向藐視國軍,根本不相信國民政府有什麼武力足以鎮壓他們,暴亂繼續擴大。數日之後國軍到達基隆、高雄,面對國軍軍艦,港區碼頭仍然繼續暴亂,國軍強行登陸以後,便以粗暴的武力,不問青紅皂白,格殺勿論、強力戒嚴,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以暴制暴,平息二二八事變。

*數年之後,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局勢飄搖,有如驚弓之鳥,根本無暇對二二八事變迅速展開調查,公佈案由,懲處失職的軍政官員,法辦打家劫舍殺害政府人員的台灣浪人,褒揚出力維持秩序的台灣精英,以及撫恤所有的受害遇難人員。反而坐失良機,封閉案情,嚴禁討論,強壓民怨達四十年之久。

*四十年以後,李登輝政府開始調查二二八事變,強人政權和白色恐怖的時代相繼結束,台灣進入民主開放的時代,雖然二二八事變已經事過境遷,但仍然不失為平反案情,還我公道,安撫民心的又一次大好機會。不幸李登輝只是出於選舉考量的民粹煽動,無意於誠意公正的審理解決一件歷史的遺憾事件。所以李登輝民粹式的解決方案是,只要是台灣人,不分精英、流氓,不論因何喪生,一概捧為精英烈士,統統平反理賠,由國家賠償每人八百萬元。而當時台灣各級政府受害人員及家屬,所有的外省籍受害人,則一概不聞不問。把一件重大的歷史案件的處理,視同兒戲,進而故意加深台灣族群之間的裂痕。

二二八事變的處理,是一連串的失敗,最初的失敗是以暴制暴的鎮壓手段,這是出於沒有妥善的鎮暴作業計畫。繼之的失敗是封閉案情、嚴禁討論達四十年之久,不聞不問的忽視歷史案件,冀望歷史案件會隨著時間逝去。而最可恥的失敗是李登輝政府出於選舉考量的民粹煽動,不但加深了二二八事變歷史的創傷,進而故意加深了台灣族群之間當前的裂痕。

二二八事變處理的歷史檢討

*二二八事變已經事隔半個世紀,如果我們基於這是同胞之間的不幸事件,有杯酒泯恩仇的胸襟,消案不提,讓不幸事件隨著時間逝去。未來的歷史至少會尊敬台灣尚有同舟共濟、團結一致的民氣。可惜李登輝要利用調查二二八事變,煽動民粹,選舉獲利。

*如果我們要面對歷史,討回公道,安撫民心,全力公正的調查二二八事變,懲處失職的軍政官員,法辦打家劫舍殺害政府人員的台灣流氓,褒揚出力維持秩序的台灣精英,以及賠償所有無辜受害的台灣人、外省人。未來的歷史會尊敬台灣勇於面對歷史,賞罰分明,重建公道的決心。可惜李登輝方式的調查二二八事變,台灣人不論精英、流氓,統統平反理賠,外省人所有生命財產的損失,則一概不聞不問,煽動民粹,挑起省籍情結,居心險惡。

*如果我們真的要面對台灣的歷史悲情,激勵台灣發奮圖強的意識,發生於1930年的霧社抗日事件,遠比二二八事變慘烈。日本軍隊以現代化武器,配合毒氣,來對付生活尚在半原始狀態的台灣原住民,更在事件平定之後屠殺起義原住民的所有家屬,屠殺整個原住民的村莊,其死傷之慘烈為台灣歷史上所僅見。這樣壯烈的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霧社抗日事件,只比二二八事變早了十六年。如果二二八事變記憶猶新,那麼霧社抗日事件就不可能毫無記憶。可惜我們卻看不到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政府對這一段歷史悲情有一絲追究平反、索賠安撫的關注。李登輝及民進黨只追究對中國的悲情,不願追究對日本的悲情,居心險惡,只能激起海峽兩岸的敵對,無助於激勵台灣發奮圖強的意識。

*馬英九原來有機會進一步澄清二二八事變真相,為外省受害者討回公道,進一步揭發霧社抗日事件,為原住民受害者討回公道,可惜馬英九懦弱屈膝,年年隨民進黨跪拜二二八事變受難者,反而助長了民進黨歪曲歷史、假造悲情的氣焰,造成島內更多的對立與不平。

 

日本與李登輝 | 杜敏君

日本這個海盜國家,是地球上的雜碎,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就像強盜流氓,對付他們,只有武力比他們強,就喊你爺爺、奶奶,不知羞恥,毫無人格,請你饒了他,一旦來日他再度比你強了,又忘了過去的教訓,故技重施,以殘忍的手段來欺負你。

日原爆倖存者促認錯? 美原子彈製造者即拒絕: 不可能!該道歉的是你!

看看今天台灣的日裔倭奴的島國民族性,真是倭寇的真傳,要辨明誰是泱泱大國遷移寶島的中國血統,誰是東洋鬼子的倭奴,很簡單,就看是否有島國民族的性格便判定了。

以李登輝做例子吧,在經國先生身邊時,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腰幹撐不直,說話總是「是!是!是!」也就是日軍的「咳!咳!咳!」
未得勢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說了260多次的「他不是台獨」。
但是等他黨政軍權力掌控到手後,那付深藏不露、不可一世的嘴臉曝露無疑,我就是台獨,釣魚台是日本的,台灣與八年抗戰無關,台灣的祖國是日本,不然你要怎樣?這就是政治流氓。

暴徒先殺了外省人,想圍攻南部彭孟緝的軍事要塞,可以裝備3個師的裝備,如果讓他們得逞,國軍還能順利接收嗎?
國軍來台壓制是平亂,恢復社會安定,維持國家安全,竟然成了國軍的暴行,變成二二八事變。先屠殺外省人的暴行就不提了。
李登輝正式當選第一任直選總統,首要做的大事竟然是交待邱創煥內政部長完成二二八真相調查的歷史文件。
真相報告粗糙而不公正,當初的施暴者成了受害者,對接收人員及眷屬甚至連小孩都不放過,其兇殘的程度與日本兵如出一轍。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四  完結篇)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3.28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五、光復前後台灣的貨幣與經濟狀況

台灣光復之初,曾一度發生米糧危機,國民政府於1946年5月發行的舊台幣也隨之大幅貶值,造成社會恐慌,對貧苦人家的生計有如雪上加霜。之後台獨學者誣指當時台灣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是受大陸金圓劵貶值的波及以及吏治敗壞所致。這種「由於受中國拖累,才引發經濟災難,使得台灣民眾受苦受難」所引起的普遍不滿,逼使台灣民眾起而反抗,經台北的「二二八事件」一點火,就引爆全台民變,這就是他們所謂的「官逼民反」。

然而台幣貶值引發的經濟災難,真的是受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拖累,或是因國民政府施政錯誤造成的惡果嗎?

二戰後,因戰爭造成社會與經濟系統的廣泛破壞,大多數國家都陷入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糧食危機。不僅英、法……等歐洲強國經濟一片慘澹,東歐國家貨幣貶值的幅度,更高達數萬倍至數十萬倍之鉅。台灣本即為稻米盛產地區,物價雖受通膨波及,所幸並未出現因此餓死人的記錄,較之前述國家算相對穩定的;同一時期的中國內地,因無糧果腹而餓死的人,所在多有。再看當時的台灣社會,雖然免不了因貨幣貶值,導致物價波動劇烈,而有短暫的糧食危機,但究其成因,恰與台獨集團所誣指、宣傳的相反!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戰爭,全面侵略中國。這場侵華戰爭,不止耗盡了日本本國的財富,更搾乾殖民地台灣的一切資源。台民辛苦種植的米糧,遭日本強制收繳,自己只能吃蕃薯籤度日;此外戰爭期間,日本殖政府還強迫台民購買天文數字的國庫債券,台灣銀行資產被淘空。因此,日本人在台灣所發行的貨幣「台灣銀行券」,在戰爭結束之前早已嚴重貶值。

戰敗的日本,其殖民政府在撤離台灣之前,一面大肆印行台灣銀行券,一面解除戰爭期間採取的米糧管制措施。日殖政府濫印台灣銀行券,雖未必出於有深層計畫的惡意,只是為了解決給公職人員發放薪資與退休金,方便其返鄉等問題;況且日本既已戰敗,必須歸還殖民地,沒必要再實施米糧管制了。因此在日本離台前後,公權力幾乎是真空狀態,「貨幣浮濫」與「解除米糧管制」這兩項措施的後續效應,使得台灣出現通貨膨脹、米糧危機,社會秩序也益形惡化。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上述兩種台灣光復初期出現的通貨膨脹和米糧危機現象,根本不是台獨集團含血噴人所指控的「陳儀政府貪府」,或是「受大陸金融危機波及」!日本政府因戰爭需求竭澤而漁,淘空殖民地的台灣銀行,大量發行貨幣,並開放米糧管制措施,才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經濟與社會失序的真正元兇!

1945年,二戰暨抗日戰爭勝利,國民政府於8月15日代表盟軍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回祖國懷抱。同年10月,國民政府派員接收台灣。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禁止大陸的金融貨幣系統進入台灣,阻絕了台灣遭大陸經濟問題波及的可能性。1946年5月,國府發行舊台幣,為了不使台灣人吃虧,便以「一比一」兌換台銀券。然而,戰後的全球局勢,經濟殘破,百廢待興,國府因缺乏足夠的強勢貨幣(如美金)做支撐(註一),台銀券與舊台幣仍持續貶值。最後,舊台幣竟然貶值到24萬元兌換一美金的慘況。

在此前景黯淡的處境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與國民政府聯手推出貨幣改革方案,國府特從中央銀行提撥了80萬兩黃金,做為新台幣發行的信用保證,使得新台幣幣值從一開始就十分穩定。 1949年6月,「新台幣」誕生了。當時,舊台幣兌換新台幣為4萬比一,是依據舊台幣對美元、新台幣對美元,這樣的三角兌換關係計算而來的。絕非台獨份子惡意潑糞所說的「欺負台灣人」、「吃台灣人夠夠」。

1949年年底,國府撤退來台徐圖中興,帶來更大量的黃金與各業菁英人才。

200萬來自大陸各省、與各行各業的軍民同胞,急速遷來台灣,在人口激增下,貨幣需求量也陡增。然而,有鑑於大陸淪陷前金圓券崩潰的慘痛教訓,國府對「新台幣」的發行印量極其謹慎;不但先成立「貨幣發行委員會」統籌規劃,甚且規定「每次發行新台幣,不得超過兩億」,而貨幣發行之前,須經貨幣委員會審議通過。決議定案之後,還要登報公告周知,以昭公信;同時,中央銀行也必須提撥等值的黃金放入專庫,做為發行貨幣的信用保證。

因此,「新台幣」的發行從誕生迄今,是世界上信用最佳、最穩定的貨幣之一。如今,凡我中華民國國民仍受惠「新台幣」的發行甚深!了解了這段歷史和國府決策過程,對於台獨人士惡意扭曲真相、含血噴人、擾亂國家社會的相關行徑,豈能不痛心疾首、悲憤莫名呢?!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一窺國府接收台灣之初,夾在二戰後全球經濟殘破與大陸本土的內戰當中,仍一意維護台灣的民生,是多麼不容易!在這個過程中,卻發生了「二二八」的憾事,如果一味聽信台獨所捏造的謊言、謠言,而不釐清事實的話,就無法從歷史中得到教訓,轉化為正面效應。還違背正義,撕裂族群,讓紛亂持續糾纏不去,永無寧日!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略「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美國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打從1853年美國人用船堅砲利打開日本大門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從未放棄控制臺灣的野心(註二)。因此,在台灣光復前後,美國人在國際間就扮演見縫插針的角色。例如後來著有《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在臺人員Geogre Kerr(柯喬治/葛超智)等人,便是關鍵人物。詳細情形,因篇幅所限,本文暫不深談。

 

六、「二二八事件」的省思

「二二八事件」帶給我們很多省思。除了當時特殊時空環境,釀出了這個不幸之外,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與台灣從未間斷的野心,直到今天都值得我們警惕與思考,兩岸之間還要繼續讓帝國主義見縫插針、敲骨吸髓,做次殖民地而永無翻身之日嗎?

再來,重點要放在「二二八」期間冤案的探討。

民變擴及全台後,暴民攻擊對象不僅是一般外省人了,他們打砸燒毀機關、學校,並強佔各地要塞與軍火庫;其次,本地皇民化之仕紳菁英因民族認同為日本而非中國,眼見亂事擴大,非但未扮演應有的協調角色,反藉機要脅,企圖推翻國府統治。再加上台共謝雪紅在台中叛亂,欲赤化台灣,「民變」與「內戰」便攪和在一起,部隊上岸後,「平亂」與「清鄉剿共」也無法截然劃分了。

至此,國民政府對整個二二八事件,懲治對象除了殺人放火的暴徒之外,又包含了:

1.趁機要脅政府(甚至暗殺要員),不斷加碼喊價的皇民化台籍菁英;

2.含內地與台籍同胞在內,欲顛覆國民政府的共黨份子。

以上均指有確切證據者而言。然而,事態既已擴大,亂局中不免波及無辜;而上岸平亂的國軍,對台灣本地所知有限,要捉拿「暴民領袖」與「共黨份子」,便須倚賴情治人員及當地人密報,這就更進一步產生了冤枉錯殺的情形(註三)

因此,「冤枉錯殺」可以說是處理二二八事件中,最極端、最不幸的狀況了!就以張七郎父子三人遭槍決慘案為例,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二二八」這個歷史事件。

前面提到,張七郎先生是一位台籍知識菁英與民族主義者。基於民族的深重感情,他對國府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二二八爆發時,張七郎貴為花蓮縣議會議長,其社會地位不可謂不高。晚近,學者依據相關資料指出「張七郎慘案係因政敵誣陷所致」。由於張七郎議長在議會剛正不阿,阻擋了不當利益,再加上民間聲望高,後勢看好因而招忌。父子倆就遭有心人羅織了「組織暗殺團」、「背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與共黨有關,煽惑高山族暴亂」……等罪名,經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送交情報,交由抵台鎮壓的廿一師獨立團第五連連長董志成執行秘密處決。

張七郎父子罹難後,張家家道中落,幸賴兩代孤寡堅苦卓絕、奮鬥不懈,終於苦盡甘來,打出一片天。然而,深重的冤屈,也讓張氏家族與國民政府自此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張七郎遺孀張詹金枝女士曾說:「張家子孫一定要想辦法出國,縱使做奴才、乞丐,也不要留在台灣當紳士,給國民黨軍隊殺……」

張七郎事件可算是千古奇冤,受難家屬有這樣的創傷與情結,乃屬人之常情。但不可否認,張七郎之冤,是以下狀況的總和——「時任花蓮縣議會議長的張七郎,與擔任鳳林初中校長的三兒張果仁,都因職務因素,阻擋他人不當利益,遭到嫉恨與報復」;加上「上岸國軍未查明真相,草率處置」。二者相加,鑄成了彌天大錯與遺憾!

1947年4月,張氏父子罹難時的台灣局勢,因之前發生了共黨叛亂,軍隊除了「平亂」外,又加入了「清鄉」剿共的行動;其次,張七郎的冤案,並非普遍狀況,而是極端之例。倘若將這樣極端冤案,無限推演為「中國軍隊專門屠殺百姓」、「中國政府殘暴不仁」,「到海外作乞丐也比留在台灣被國民黨殺好」…,顯然違反事實。這種邏輯如果能夠成立,對於二二八事變期間殺害許多外省人的暴民,是否也可以擴大解釋為「台灣人民都是兇暴殘酷」,進而得出「應予全數消滅」的結論?顯然不能!

然而很不幸地,台獨集團在「二二八」論述時,就是經常使用這種無限上綱的邏輯。無辜冤死的外省人,湮沒在荒煙蔓草中,不僅屍骨無存、無人紀念,更遑論親族可獲得任何賠償與道歉!但他們遭受的冤屈,與張七郎父子並沒有本質上差別,都是無辜喪命啊!

對張七郎家屬而言,因刻骨銘心的悲痛而有那樣的反應,不難理解,也很令人同情。但後世研究「二二八」的學者與文人,若刻意從這個角度來談問題,就令人質疑其居心叵測了!

其次,大家都知道戰爭的代價很大,而政權更迭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與混亂,其實風險也不小。台灣從二戰導致的殘破,到光復後國府接受台灣,不但百廢待興,社會各個層面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在這當中,發生了「二二八」這件蔓延全省的不幸事件。此事也給了我們一個省思:在兩岸問題上,積極有為的和平談判與兵臨城下的武統,哪一種選項造成的社會衝擊較小呢?

面對「整天叫囂台獨,揚言不惜一戰」與「動不動喊著要中共武統台灣」的兩種極端勢力,各位良知之士與務實之輩們,我們該如何抉擇?

 

 

注  釋

—————————————

註 一:二戰後,希臘通貨膨脹數萬倍,共產勢力蔓延希臘。為防止希臘遭到赤化,波及歐洲其他國家,美國派去專家營救希臘經濟,並緊急借貸三億美金給希臘,遂穩定了希臘貨幣。民國35~36年間,國府尚未發行金元券之前,央銀總裁張公權(嘉璈)先生,即建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向美國借貸10億美元,專門做為穩定法幣發行之儲備貨幣。但當時因史迪威事件,中美關係惡化,未能獲得美方貸款。國府破於無奈,1948年發行金圓券最後雪崩,直接導致大陸江山易手!

註 二:請參考旅居維也納的國際政治評論專欄作家俞力工之《「一中」是個老問題、大問題  各表則是可以輕易解決的小問題》一文

註 三:台籍作家吳濁流在遺作《台灣連翹》一書中,就揭露了背後隱藏的一段「台祕辛」。當時一些戰後從中國大陸歸來的台灣人(被稱為「半山」),不但沒有向台灣人告知中國的實際政治情況,反而為私利出賣本省人,向國民政府的情治單位,提供台籍菁英名單,藉此消滅對手,以求飛黃騰達。 

在《台灣連翹》 一書中,吳濁流直接點名了一些台灣政客,但由於這些人當時都還擔任政府要職,因此吳生前交待,等十年或二十年以後,方能將此書內容公佈,以免遭到報復。 

但當時還是有些「半山」極力營救台籍菁英。例如丘念台(丘逢甲之子) 積極向政府諫言,釋放政治思想犯。並透過公論報批評時政,倡導自由民主,當時雖受到迫害,卻始終不屈。

 

延伸閱讀

—————————————

 

 

本系列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