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日本勸業銀行後－－日本「勸業銀行」是在1897年（日明治三十年）所成立的日本本土銀行，而「勸業」兩字，日文就是「提倡實業，獎勵產業」之意。1923年（日大正十二年）正式在臺灣臺北開設第一家分店，以提供農業開墾、灌溉、水利開發之長期融資為主要業務，是當時唯一辦理不動產及拓殖金融的銀行。最初在臺之業務均委由臺灣銀行代辦，隨著業務拓展，1933年（日昭和八年）和1937年（日昭和十二年）分別在臺北及臺南興建大型銀行廳舍。
臺灣光復後，陳儀即將勸業銀行位於臺灣的5個分行改組成為──「臺灣土地銀行（Land Bank of Taiwan，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改組後的臺灣土地銀行仍然與日據時期的勸業銀行一樣，繼續肩負調整農業金融之責，扮演全國農、漁會信用部業務的上層銀行，不同的是，土地銀行為政府機構，肩負更為重要的責任。
臺灣光復之初，百廢待舉，要解決戰爭時期所累積的問題，只能靠時間一步一步慢慢來，在現實世界是沒有仙女棒和神燈精靈的！
從歷史事實來看，臺灣光復之初，不管是米還是糖，幾乎都面臨了產量不足，或是無法生產的困境，再加上大戰之後，必然面臨的貨幣貶值與復員（如臺籍日本兵退伍、難民返鄉）重建壓力……
●所謂的糖輸出…
臺灣光復之初，原來日據時期留下來的42所製糖工廠，其中有34所遭盟軍轟炸受損，僅存8所未受損害。當時擔任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為了實現「工廠不停工」的承諾，兩年間幾乎讓所有製糖工廠恢復生產。1946年臺糖工廠復工後，陳儀給中央十萬噸糖，在當時發揮了保護臺灣經濟穩定的作用。因為陳儀擔心法幣會影響臺灣穩定，因此才給了十萬噸糖做為四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來臺人員與物資的補償…
參見 糖業文化的建構刻不容緩
●所謂米輸出…
臺灣在光復之初，會缺米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在受戰爭末期，臺灣遭到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每次談「二二八」，我都會很傷感，因爲我也是事件的間接受害人。
我母親的姊姊，即我的姨母王碧霞女士，是嫁給呂鐸先生，我稱姨夫。呂鐸在民國35年被派來台接收公路局的台北單位，他任材料科科長，他夫婦二人住同安街公路局宿舍。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敎徒，屬敎會聚會所，平日生活清淡，家中讀物僅中央日報和聖經一本而己。
二二八事件期間，我姨母受到大驚嚇，患上重度失眠症，日夜都無法合眼，服藥無效，幾次嘗試自殺，姨夫不得已，只有將她送入精神病院。
由於他們二老沒有孩子，我於民國43年從香港來台就讀台大，是他們唯一的晚輩親人，常被喚去照顧她。
第一次她是被送入永和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接受電擊治療，我要在晚上陪伴她，病院設備不好，燈光昏暗，半夜裡風聲、步履聲、病人的嘆嘶聲，那種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第二次是送入三張犂山上的公立醫院，環境較好，但那裡只准短期留住，不久就被迫退房。
第三次是送入信義路巷子裡的一家病院，從此她就沒有活着走出來，據說是自溺於浴缸。
那一天我被通知去醫院接親人，當她的大體從三樓被白布包住抬下來的時候， 我只有痛哭跪倒在地，她的人生太悲慘了。
她葬在安坑基督敎墳場，有一次我去掃墓，下山的時候有一隻烏鴉跟着我從一顆樹跳到另一顆樹，向着我叫，彷彿向我訴說，她有久久的苦情。
往事已矣，我相信她這個外省人在受難時曾有許多好心的台灣人保護她，不然她不會還多活了那些年，我也相信台灣人裡面好的比壞的多很多。我想要說的是，如今我也有些年紀了，在我還能寫作之日，我呼籲，好人要勇敢地團結行事，這個社會上公義方能高舉。
抗中保台不靈了，民進黨把重點放在炒熱二二八大屠殺與白色恐怖，以民主對抗專制鼓舞士氣。
蔡英文25日在臉書表示，這個週末可欣賞《悲情城市》《天馬茶房》《流麻溝十五號》，「一起守護我們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
23日賴清德特別南下觀看《悲情城市》33周年特映會，又再重申「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回到過去專制獨裁時代，…特別是面對外在集權主義威脅」。
台獨宣傳的死亡人數有逾萬，甚至數萬這麼多，今年賴清德還老調重彈「因為二二八，台灣一整個世代的菁英都不見了」。
如果真是「逾萬、數萬」「一整代的菁英」，每年的二二八紀念日，為什麼都只是同樣的那一小撮二二八受難家屬，同一批戲班子在上演哀悼儀式？
而且去領600萬補償金的人中，台獨能夠提出來炒作的「菁英」，怎麼就只有那二、三十人？其他這麼多領不到600萬補償金的家屬，竟然都甘於沉默，寂然無聲？他們都忘了家族中有人在二二八被殺嗎？
二二八的補償有代位繼承，只要民法上的任何親等的血親，或這些血親的合法繼承人，依順位的次序都可求償，也就是當無直系親屬時，受害者的兄弟姊妹、伯伯、叔叔、舅舅、嬸嬸、姑姑的後代，依順位繼承都可領取補償。
二二八的補償包括移居國外的受害人家屬，總共等了十六年(1995~2011），認定寬鬆，寬鬆到自然死亡或意外死亡的人，只要有人出面作證是死於政府的殺害，都可混充冒領。
最後的人數僅比頭一年的679人死亡，174人失蹤多出幾人而已。這個數字與當時唯一有統計能力的政府報告也相若。而且二二八成為禁忌，是在蔣介石遷台之後，在此之前毫無隱瞞死難人數的必要。
2013年，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建立了「無名英雄廣場」，紀念846位當年在台灣被國民黨政府以匪諜罪名處決的「隱蔽戰線烈士」。這846名中共烈士，與我們政府所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名單，有許多姓名相同（註1），這846名中共烈士的真實性是如何，對岸會不會造假？我們看下去～
對日抗戰期間，台灣反日人士在重慶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由宋斐如、李友邦等人，先後擔任領導人，對台灣的戰後地位，與國民政府有不同的見解，希望由台灣人當家作主，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台灣省政府。
二二八期間，宋斐如進入行政長官公署工作，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在老台共蘇新的邀請下，創辦了左傾報刊《人民導報》，宋斐如擔任社長，台共蘇新擔任總編輯，並接受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的指導。《人民導報》因刊登國共和談敏感文章以及批評陳儀施政，引發當時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要求宋斐如辭去社長，宋婓如辭去社長之後，由王添灯接任。
二二八事變中，宋斐如與李友邦二人都沒有親自參與「二二八事變」，但李友邦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有許多成員參加了台中謝雪紅以及嘉義張志忠的武裝部隊。
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宋婓如被不明人士，用黑布蒙上雙眼，押上黑色轎車，遭到特務殺害，但宋婓如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的王添灯，被冠以「陰謀叛亂首要」，遭到特務逮捕後殺害， 但王添灯沒參加共黨組織，沒有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李友邦被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通匪與幕後鼓動暴動罪名逮捕，並解送南京監禁3個月，經過其夫人嚴秀峰至南京向蔣經國辯解，李友邦才被釋放，返臺時在基隆港碼頭受到熱烈歡迎。
1952年，李友邦被以涉及朱諶之匪諜案之通匪罪名，遭中華民國政府處死，李友邦曾參加共黨組織（註2），故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以上，我的推論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即使參加了左派活動而受難，只要沒有參加共黨組織，是不會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而列名者多是中共的烈士，這點爭議不大，大陸有官方資料，未來可以証實。
註1，丁窈窕、李媽兜、施水環、林日高、湯守仁，吳麗水，林瑞昌、高一生、陳顯富、陳智雄、高執德…（太多了，沒空查）。另外，大陸的中共烈士漏列二位重要人物，一位是中共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他發行的，另外一位是張志忠的妻子季澐，張志忠是中共台灣省委副書記兼武裝部長。
註2，李友邦，台北人，黃埔軍校二期，深得孫中山和廖仲愷器重。1927年，因蔣介石進行清黨，李友邦於杭州結交了許多左翼人士。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入獄，至西安事變第二次國共合作後才正式被釋放。
按人民日報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組織史資料》透露，李友邦於1929年在杭州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並曾在杭州藝專秘密發展團員。
1938年夏，李友邦在浙江金華與中共黨員駱耕漠相遇，向駱耕漠暢談了他擬籌建「台灣義勇隊」的計劃，駱耕漠將此計劃向中共浙江省委作了彙報。中共浙江省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中共黨員張畢來去金華，幫助李友邦籌建台灣義勇隊。
1939年3月，周恩來到浙江金華時，曾對台灣義勇隊作重要指示。台灣光復後，李友邦返台，與老台共謝雪紅聯絡，之後台灣地下黨領導人張志忠，向謝雪紅證實李友邦的政治背景。
【譚兵讀武EP140】陳儀之死三大謎團 蔣介石手諭「槍決可也」盼解228民怨？
這一期的【譚兵讀武EP140】講到陳儀之死與三大謎團，蔣介石手諭「槍決可也」，非常精彩。讓我們進一步瞭解228事件以及陳儀將軍這個人。我略加補充如下：
陳儀將軍遭到蔣介石手諭批示槍決可也，和他的民族主義、性格剛烈，勸說湯恩伯放棄沒有意義的保衛上海戰，卻被湯恩伯賣師求榮報告了蔣介石，早期福建省主席任內得罪了軍統的毛人鳳（陳儀處決了抗戰時期棄職逃亡的軍統金門縣長鄺漢，以及在福建籌建軍統武力的張超），拒絕寫道歉信或悔過書給蔣介石等等，都是促成了被槍決的命運。
蔣介石格局低下，用人只講愚忠，不講才幹，不講愛國，像陳儀將軍這樣難得的將才，竟落得「槍決可也」。難怪成不了大局大事，敗落台灣，擁抱美國生存，形成今天台灣甘為美國鷹犬對抗中華民族的漢奸政權。
我對陳儀將軍十分尊崇，他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台灣原有兩支接收台灣的武力，62軍及70軍駐防台灣，但是陳儀將軍把台灣人想成是中國同胞，不覺得需要兩個軍的武力部隊鎮守台灣，同意讓這兩個軍於1946年調回大陸參加國共內戰，造成台灣軍力空虛，不幸1947年爆發了228事件，島內沒有部隊維持秩序，任由228歹徒燒殺打砸，漫延全島，局勢不可收拾，最後大陸緊急派出21軍來台鎮壓暴徒。如果陳儀將軍能夠有防範之心，留住62軍及70軍駐防台灣，就不會有228事件，所以許多事冥冥之中都是宿命。
陳儀將軍是中國極少數日本陸軍大學的畢業生，因為成績出眾，各科学習成绩均是第一，因此深得日本教官的青睐，娶了日本教官的女兒。也因為娶了日本妻子，在擔任台灣行政長官時，許多在台灣的日本人想保住財產留在台灣，不願意回到千瘡百孔的日本，就組團向陳儀的日本妻子求情，陳儀就沒有執行當時日本人全部遣返日本的國家政策，包庇了約二三十萬的日本人，改名換姓，冒充中國人，留在台灣，造成今天民進黨台灣人有許多是日本人的後裔，媚日舔日的惡形惡狀。
陳儀將軍不但是湯恩伯的恩師，是陳儀亟力栽培提拔湯恩伯，官至上將的恩人，湯恩伯還是陳儀的女婿，這樣的親密關係竟然出賣了恩師、恩人、岳父，人性的醜惡真是不可思議。陳儀將軍1950年67歲行刑以後，湯恩伯在1950年企圖脫逃日本，被蔣介石拉下飛機。1953年經友人協助，舉家遷居東京。1954年，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醫院治療胃疾時逝世，享年54歲。
再補充三支駐防台灣軍隊的悲慘命運：
62軍，1945年由越南開赴台灣，接收台灣南部的日軍及裝備，1946年奉命開赴大陸參加國共內戰，在平津戰役中受到重創，部份部隊在北平隨傅作義投降共軍，其餘的一路敗退海南島，被共軍韓先楚全殲。
70軍，1945年由大陸開赴台灣，接收台灣北部的日軍及裝備，因為軍容不整，在基隆下艦登岸時讓兩萬多台灣的歡迎民眾失望。1946年奉命開赴大陸徐州，參加國共內戰，在淮海戰役中被全殲，1949年在江西重建第70軍，未幾參加廣東戰役，在英德再次被殲。
21軍，1947從上海緊急開赴台灣，在基隆高雄分別登岸，弭平了228事件。1947年再調回上海參加上海保衛戰。1949年上海保衛戰失敗，全軍被殲。
最後，【譚兵讀武EP140】一再提到毛森，他是軍統的高幹，毛人鳳手下的紅人，當時擔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後來來到台灣，因為和蔣經國不合，1968年全家移居美國。他有兩個留學美國的兒子，毛河光是地球物理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是研製人工鑚石的專家，我在美國見過他；毛漢光是歷史學家，曾任職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二二八緝菸衝突救了台灣，否則在1948年8月國民政府空軍逐漸退守台灣之前，台灣已經淪陷。
我的分析是，中共攻台的策略，首先是「調虎離山」，結果陳儀聴從身邊匪諜的建議（註1），1946年10月將駐守台灣北部的第62軍調回大陸，在華北地區與中共作戰，次年1月將將駐守台灣南部的第70軍調回大陸參加山東省巨金魚戰役（註2）。
就在第70軍調回大陸的隔月27號，台北圓環發生了緝菸突發事件，由於當時駐台國軍兵力僅有5,000人（註3），分散在全台灣的港口、機場、要塞，整個台北的守備只有200多人，根本無法壓制暴亂，加上電台播出負面消息，不久全省暴動四起。
這突發的緝菸事件，並不是駐台共產黨所籌劃的，按中共「趁虛而入」的計劃，引爆中共「起義據台」的時間，應該是1948年11月29日國共平津會戰的同時，因為平津會戰涉及共軍南下渡江，大陸國軍在「分身乏術」之下，沒有多餘的兵力可調回台灣。
二二八事變距離平津會戰，相差一年九個月，這一年九個月就是中共「起義據台」招兵買馬的時間，由於在台共黨少了這21個月的就緒時間，否則當時的台灣已經淪陷（註4）。
綜合以上，二二八緝菸衝突導致台灣免於淪陷，是合理的判斷，間接證明當時全台充斥中共地下人員，二二八前後就是國共戰爭的一環。
註1，上海大學（1922-1927）是共產國際為滲透中國與國民黨而興辦的紅色培訓基地，于右任被聘為校長，充當門面，校政由中共骨幹把持，沈仲九不僅在上海大學任教，還參與中共在上海的創黨活動。
1945年，胡允恭在沈仲九的推薦下，開始潛伏在陳儀身邊，為了討好陳儀，胡允恭甚至在其建議下，在福建時改名為胡邦憲。陳儀到臺灣任職時，胡邦憲與沈仲九等人就一起跟隨陳儀進入臺灣。陳儀把沈仲九帶在身邊，當作高級顧問，對陳儀的決定影響很大。
另，胡邦憲曾透露：在「1945年冬，我同中共福建省委城工部負責人孟起，談起陳儀邀我去臺任職事，孟當卽指示我以『特派員』的秘密身分去臺任職。到臺後，我被陳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特別通行證。不久，孟起也到了臺灣，從事黨的地下活動。我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掩護孟的工作」。
註2，1945年，國民政府派國民革命軍第70軍、第62軍駐紮台灣整編戰力。當時處於國共內戰的年代，1946年末至1947年初，中共在東北逐漸坐大，相比交戰激烈的東北戰場，孤懸海外的台灣可謂風平浪靜，自然不需要那麼多部隊駐守。於是陳儀順應中央命令及需要，將第70軍、第62軍調回大陸。因為陳儀認為：「駐台軍隊太多，軍費就要增加，我這是減少開銷；何況這兩支部隊非我嫡系，不聽我號令，留了也沒意思。」
其實當初中央在調用駐台部隊時，就有詢問陳儀：「要不要給你留下一個師的兵力？」陳儀的部屬也擔心部隊太少不利台灣治安的維持，可能陳儀對台灣治安太有自信，回覆說：「不必，兩個師都可調走。」這就是國軍駐台兵力不足的原因，而這些錯誤的決策就是陳儀身邊匪諜鼓動的結果。
註3，1993 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出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當時駐台國軍兵力僅有5,000人，因為這是政府版的研究報告，受到各界重視及引用。
註4，據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蔡孝乾透露：他於1946年7月返台潛伏，在6個月內已招募了70位台灣人加入組織，受到228事件的影響，組織快速擴大，到了1948年，組織已掌握約285位特務。到了1949年底，組織已掌握約1300位特務，另外可動員5萬多名反政府份子，這些人可以用來發動罷工、抗議遊行以及校園暴動。
所謂糙米指的是──僅磨去最外層的稻殼，仍完整保留米糠和胚芽的粗米。早期坊間流傳，臺灣在光復之後會缺米，是因為被國府搜購（強徵）至中國大陸支援國共內戰所導致。實際上臺灣在光復之初，缺米主要原因是受到戰爭末期盟軍密集轟炸、日本大量徵兵入伍、海運遭到盟軍封鎖……結果造成──肥料不足、人工缺乏、水利設施遭破壞……最後導致耕地荒廢所致，再加上1945年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北部發生寒害，南部出現旱災，第二期作又遭遇颱風，致使1945年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不及1938年總生產量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
另外在陳儀主政下的臺灣省政府，政府收購價格遠低於生產成本，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導致大部分的米糧都流向價格較高的黑市，糧食市場出現供需失調現象，糧價開始劇烈波動，這自然會引起城市消費者的恐慌，人們出現囤積糧食的非理性搶購潮；相對地，產地民眾因糧食短缺的焦慮而產生反市場的行為，開始以武力阻止區內糧食外流，形成以區域內糧食自給自足的「地方圈」。因此，在產地的農民不願意拋售糧食的情況下，使得產地的米糧輸出不多，最後導致消費地的配給米糧供應減少。城市地區的消費者因政府無糧配給，於是轉而包圍縣市政府或糾眾聚集糧食局索糧，糧食市場逐漸失序。民眾無法從配給制度獲得足以維生的米糧，逼的轉向求助於黑市，這又助長了黑市的交易，使得米價日趨騰漲。（註一）
為了解決缺糧問題，陳儀最初計畫從福建輸入米糧，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糧食局也在1946年開始推行「田賦徵實」政策，即將原本繳納現金的田賦改為繳交稻穀，並派調查員到全省各縣市徵糧，總計這項田賦實徵政策一直實施到1987年才停止。再來則是制定第一次五年糧食增產計畫（1946～1950），即──獎勵春耕、籌購肥料、復興水利。到1950年，糙米的生產量達142萬餘公噸，達到戰前（1938年）最高產量近20,000公噸。（註二）
而在日本投降後傳出所謂國軍搶米的情節，則是有心人在長官公署實施「田賦徵實」政策下所刻意製造的假歷史，當時軍方拿的實際是官方在更早就徵收、存放在農會的米，以1946年為例，政府依法徵得的米穀僅佔年收穫量約5％左右，遠遠比不上黑市走私的量（由於鄰近之福建、浙江期糧價高出臺灣很多，導致跨海走私猖獗）。簡單的說，當時許多人私下拿米穀走私出省、賺取法幣、日圓、乃至黃金或以物易物，就希望能規避當時戰敗日本的貨幣（台灣銀行券、日本銀行券）下場未定的風險。（註三）
【日本投降之初、屏東民代表要求緊急救濟食糧的陳情書（註四）】
參見：
（註一）參見──曾獻緯：《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臺灣文獻第66卷第3期／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註二）參見──陳怡行：《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p14。
（註三）參見──張若彤：《廢除米糧配給制度的原因》（https://n.yam.com/Article/20230119375785）。
（註四）參見──陳怡行：《食光．時光～臺灣飲食檔案故事》（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p16。
現代的政治動亂有政治意識的主義之爭，馬克思的「宣傳鼓動」與美國的「顏色革命」都是透過意識型態的洗腦，以煽動人民推翻政權的典型例子。因此人民造反的政治動亂，是不能以物腐而後蟲生之類的陳腔濫調，依照古代民不聊生的「官逼民反」作為唯一模式來解釋。
光復時台灣的青少年從幼童一直到青年，都是日本對台灣的治理上了軌道之後所成長的人，對中國歷史文化與日本先前統治的兇狠殘暴都一無所知。思想都是在鄙視中國、崇拜日本，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皇民教育下洗腦長大。他們的心理格局就鑄造定型，根深蒂固了。
中共現在明白了香港的暴亂是青少年在反中親英的教材所誘導出來的，新疆暴亂也是毒教材所滋生，近來又爆出了小學教材被慕洋犬竄控，植入病態觀念毒害幼童心靈的嚴重後果。
從這些透過教育操控思想的實例，這下子中共應該可以由此聯想到二二八發生後，國民政府聲稱原因是：「台胞青年在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的影響下，受人煽惑而妄動盲從的叛亂」，此言非虛吧？
台灣光復時並非「全民歡慶」，二二八事件也並非「全民皆反」，當時的青少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大都對日本戰敗如喪考妣，光復對他們有何「歡慶」可言？二二八之時起而暴亂的台灣人也就僅是這些學生和軍人。
二二八如果是「官逼民反」，那應該是全民起義，怎麼會只是那些學生和軍人在作亂？其他的人不但連一點精神鼓勵和物質支援都沒有，對他們還避之唯恐不及，這與當時在大陸各地發生的「民變」相同嗎？
二二八發生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X那，於人類毫無損失」，二二八之時反的就是整個中國。到現在台獨歌頌日本殖民，凡是中國元素都反，厲行「去中國化」，這些反中思想從何而來？根源都是出自日本的奴化教育和皇民化的思想改造。
因此從教育對思想和心理的影響來分析，再證諸自幼受日本殖民教育長大的台灣人（即李登輝那一代）的言行表現，足證國民政府指稱二二八是受日本奴化的青年的暴亂，並非出於推諉掩飾政府錯誤的官方立場，而是認真追究責任，經過嚴肅的調查所得的事實。
雖然顏色革命的出現晚於二二八與台獨思想的開始，它們都是透過意識型態的洗腦，以煽動人民推翻當時的政權，本質上並無不同。
台灣藍營的人大都是不分年齡的把所有台灣人歸為一體，把熱烈歡慶光復的情境都看成是愛國同胞，是以認為必然是先有民怨的累積，才有二二八的爆發。鼎鼎大名的二二八研究學者王曉波就認為二二八純粹是官逼民反，更別提對二二八毫無研究的一大票國民黨頭面人物了，馬英九就是突出的典型代表。
在是非與正義的思想力量上落了下風，國民黨就跟著台獨的節奏宣稱要「永遠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站在一起」，追悼、反省、道歉、紀念…，失去民心也失去自己的黨魂。面對有目標、有動力、齊心協力的民進黨，就像國共內戰之時士氣渙散的國民黨，重蹈了在大陸離心離德、土崩瓦解的覆轍。
中共則一直封閉僵化在國共相爭時期反蔣的二二八宣傳八股，把事變中極少數的反蔣愛國的左翼人士視為代表整個二二八的屬性。事實上左翼份子為數不多，勢單力孤，除了起了搧風點火的作用之外，在二二八是完全被邊緣化，毫無作為可言。
加上蔣介石是殘暴腐敗的政權，已經是大陸人根深蒂固的成見，而且對不了解日本殖民台灣史的大陸人看來，崇日反華的皇民心理太過逾越常情常理，超乎一般人的經驗之外，難以想像。官逼民反就成了發生二二八與台獨的唯一合理解釋。
時至今日，台獨的皇民嘴臉暴露無遺，中共竟然還是完全看不出或是不提二二八的皇民漢奸本質。最有代表性的是2017年新華社發表的文章，對二二八的定義是：「反對專制統治、要求民主自治」，「台灣同胞光榮的愛國愛鄉傳統」，「就是官逼民反」，「是台灣同胞的愛國正義行動」，最可笑的是這句「所蘊含的，是台灣同胞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
今年2022年台盟主席蘇輝在二二八座談會上，依然宣稱二二八是：「台灣人民反抗當年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愛國民主運動」。
台獨利用「官逼民反」「中國人迫害台灣人」的二二八悲情，並且惡魔化中國，建立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來凝聚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向心力。中共美化二二八是「全國同胞反抗專制腐敗政權的愛國民主運動中不可磨滅的一頁」，根本是表錯情的丑表功。
二二八就是皇民復辟的叛國運動，中共、國民黨以「官逼民反的起義抗暴」紀念二二八，就是讚美台奸、歌頌漢奸！等於承認台獨意識的正義性、合理性。國、共絲毫不自覺這是在一面反台獨，一面卻為台獨加油打氣，成了助長台獨意識的幫兇。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