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記憶-快到選舉,重現二二八、白色恐怖 | Friedrich Wang

大概因為選舉快到了,最近又有很多人出來回憶或者是聽說自己的親戚朋友當年遭受二二八或白色恐怖。

很奇妙的,這些人大多非常年輕甚至有些是八年級以後,不但他們的父母並沒有經歷過,甚至連他們的祖父母當時都只是小屁孩,結果今天他們自己卻能夠活靈活現,說的好像是身歷其境一樣。

記憶的確是可以製造的,而且在大腦中的強度甚至會跟自己親自經歷的差不多。這就是為什麼,柯文哲一說到比自己出生還早9年就去世的阿公,當年被國民黨抓去警察局審問的事情就會痛哭流涕;我們的天主教聖騎士陳建仁更棒,親自見證了在他出生前4年就已經發生過的二二八事件,而且還說得眉飛色舞、栩栩如生,表情非常自然,讓人無法懷疑其真實性。

這一點也不奇怪。當年納粹德國時期,一堆德國人都出來回憶自己遭受過猶太人的壓榨,要不然是破產,要不然是男人的老婆被猶太人給搶走,要不然是女人年輕的時候被逼到走投無路只好獻身給猶太人老闆。反正突然之間,所有的德國人都被猶太人給壓榨過,只要是猶太人就跟魔鬼一樣可恨,每個德國人似乎都有一段非常可怕的回憶,講起來也都是痛哭流涕。

但實際上,想要給猶太人壓榨,還不是每個人都有資格。你沒有相當的財富以及社會程度,還真是沒資格給猶太人壓榨!最後,就是歇斯底里地把猶太人送入毒氣室,只剩下一堆又一堆的白骨。

就好像1950到60年代的中國大陸也是類似如此。突然間憶苦思甜,好像所有人都當過佃農,每個人都被地主階級給壓榨過?沒有被壓榨過似乎就沒有資格說自己是新共和國的國民?結果,就是一團又一團血腥,連結十年浩劫的破壞。

上述當年德國與中國大陸的狀況,就跟戒嚴之後,尤其是最近這20年的台灣完全相同。好像只要親朋好友之中沒有經歷二二八事件就沒有資格當台灣人?前述的聖騎士更妙,自己的老爸明明是國民黨的走狗,幫忙國民黨在地方上喬事情,最後一路爬到縣長,全家都受到國民黨的照顧提拔,結果竟然可以在腦海中建構出一段感人肺腑的受迫害家族故事。您說,是不是很讓人感動?

這種荒謬的故事今天在台灣又上演,實在是讓人覺得非常難受。或許,這就是人類吧?啟蒙運動時期的理性主義認為,每個人類都該有一種理性與節制的靈魂,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

不說了,越說越悲哀。

對皇民化欲語還休,為何? | 徐百川

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書中,雖然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他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時,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並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傷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或許戴國煇因此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葉明勳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可能原因: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從皇民嘴臉思考二二八 | 徐百川

皇民精神就是崇日反華。台獨的主張出現後,台獨份子心中潛藏的皇民思想得到大解放,台獨刊物上崇日反華的言論觸目皆是。發表這些言論的,幾乎全是李登輝那一代的皇民餘孽,公然表露皇民思想的內心告白,極其肉麻露骨,赤裸裸的皇民情愫躍然紙上,昭昭至明。

藍營人士可說是根本不看台獨的刊物,因此也就阻隔了從皇民後遺症探究二二八的認知能力。據我所知只有僑居紐約的台灣人劉添財(自由撰稿人後改筆名阿修伯),雖對二二八著墨不多,他專注於批判台獨崇日媚日的賤人心態,以揭露皇民嘴臉為終生職志。然而在戒嚴時期對二二八的言論禁忌下,他當時許多批判皇民的文章未能在台灣發表。茲舉數條他所轉錄的,最令人驚嘆的台獨觀點:

台裔日本作家黃文雄(不是在紐約刺蔣那個)在其《締造台灣的日本人》一書,顛倒真相視日本人如救世主:「過去半個世紀裡,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的日本人,為台灣的近代化犧牲奉獻。」「日本國民成為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肥了台灣,好了台灣。」「國民黨的教育…,把土匪當做民族英雄祭拜,遮住雙眼捏造歷史。」(日本的教科書說台灣的抗日先人是土匪)

早年的台獨大老黃昭堂(1932-2011)曾自訴心聲:「自己才接受六年日本教育,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甚至還曾發願要去做少年航空兵,與英美決一死戰。」對於台人「懷念」日本殖民,過度吹捧日本殖民成就的說法,黃昭堂有著如此的觀察。他說:「與其說台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莫名的好感和懷念,不如說台人的那些好感,是來自於他們求學時期對日本老師和日本同學的懷念。」

1936年底日本推動皇民化,日本人開始拉感情麻醉台灣人。黃昭堂在皇民化兩三年後進小學,他若早生五、六年,絕不會對日本作如是想。

有一陣子台灣掀起了慰安婦的爭論,為了支持日本人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說法,台獨企業家蔡昆燦說:「台籍慰安婦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是為了出人頭地。」曾任建國黨主席的畫家柯文杞也宣稱:「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亦無怨尤」。

看看一位台獨皇民是如何如泣如訴,吐露他對日本的依戀:「我們只知道日本政府守法清廉,看不到他們殖民台灣的真面貌。」「十年前我再度到日本去,沿路我一直流淚。」「走過當年的明治橋(現在的中山橋),…五、六十年前,多少台灣人從這裡走上「台灣神社」去參拜「大魂國命」。」(皇民化開始後,中、小學生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

「大約是兩年前,一位年輕的朋友找我到體育館欣賞日本的神鼓童。節目完畢後,藝員在台上手舞足蹈、敲鑼打鼓、來回穿梭的當時,全場數千觀眾幾乎一致,合著他們的旋律拍手附合…,越拍越起勁,如醉如痴。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熱淚盈眶,終於霍地站起來,衝上台去擁抱他們。」「這是另一個我的母親,我想他擁抱的恐怕不只是藝員,還包括挫折、失去的童年!(日本戰敗,皇民化功敗垂成)」

在日本的灌輸下,皇民餘孽認為:「中國近代文化一無是處,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學者研究,對當今的社會已無實用價值」。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擔任過新北市明志工專校長的留美博士程萬行,他嘲笑中國人誇耀的發明-紙、指南針、火藥都是自吹自擂。理由是:「因為紙和火藥的發明要有化學的知識;指南針的發明要有物理方面的磁鐵知識。中國…只有四書五經,沒有科學、數理的觀念和知識,那裡談得上科學方面的新發明呢?」

從台獨如此根深蒂固的皇民心態看來,就足以佐證光復之時年輕這代人的皇民熱夢是不可能戛然而醒的。後來大陸人的表現又讓他們瞧不起,心中的皇民熱自然是餘溫猶存,有的甚至是更加熾熱的。因此,從思想上來講,光復後到二二八短短不到一年半,政府又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許多青少年銘刻腦際的皇民思想是不可能清空抹淨的。從行為上來講,若非皇民化,即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何至於演變成反華的種族仇殺?

再看看台獨主張出現後,皇民化的後遺症立時大爆發,美化日本、醜化中國的皇民論調,舉不勝舉。可見自日本投降後,皇民化的影響必然是一脈相連從未中斷過。可見,正是皇民化使得台灣青年失去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才導致了二二八的暴亂。

然而台獨全然否認自身的皇民化,再扭曲真相編造事實,說「狗去豬來」…等等中國落後的惡劣統治激發了二二八的抗暴。然後倒果為因,聲稱台灣人(其實只是皇民餘孽)復甦的日本精神,完全是國民黨殘暴腐敗的統治所壓逼回來的。台獨否認了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於是二二八被美化成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而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皇民思想成了台獨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自李登輝開始利用國家財力與政府力量,發動教師和文人致力歷史教育和文學創作,「將台灣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滄桑串連成民族史詩,喚起深層的台灣意識的覺醒」。所走的台獨路線,不僅「去中國化」,還要「再皇民化」。

二二八的主因是青年的皇民化 | 徐百川

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響應的僅是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但是台獨以抗日先人的熱血、歡慶光復的熱淚,用來移花接木,魚目混珠,掩飾洗白當時青年的皇民化。

台獨否認了皇民化,於是「官逼民反」就成了二二八最合理的解釋了。「官逼民反」具有造反有理的正義性,這樣一來,二二八暴亂的罪惡就被淡化了,反過來還可以顛倒是非,誣指鎮壓是不公不義的屠殺。台獨就可以振振有詞地說:二二八從頭到尾,一切就都是錯在萬惡的國民黨。

楊亮功對二二八的監察院報告,明確指出「台省同胞年在五十歲以上者,不乏國家觀念濃厚之人士,然中年以下之同胞,在此五十年中,一切文化教育,均受日人之麻醉,…。」

光復前後活躍政界的台灣大仕紳林獻堂(1881-1956)也說:「實由過去日本亡國化政策,…,對此輩青年宜從教育上糾正其錯誤心理。」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投降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的問他的阿爸:「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

人的思想不會遺傳,完全是後天的環境和教育所形成的,光復時李登輝那一代的多數青少年,他們的國家認同已經與老一代人截然相反。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1918-2019,本名施朝暉),他檢討了二二八失敗的原因,就發現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持著中國意識,以至於未能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結果史明竟然痛責老一輩的人還「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說這是「觀念的、幻想的、不切實際的、虛偽的、甚至是罪惡的」。

種種事實加起來推論,日本對青少年皇民化的成功,是明確的事實。二二八的起因固然有官民衝突,以及美國、共產黨、日本的鼓動因素。然而就如內有大量易燃物的建築起火後,就立即烈焰沖天,迅即燒毀。易燃物並非起火的原因,但卻是建築燒毀的成因。當時青年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會席捲全島的成因。以日裔、日雜泛指作亂的台灣人來形容二二八,是失實而無力的。區別年齡層次才能清楚地指出當時青年的皇民化,找到二二八暴亂的真正主因。

讓台獨逃脫皇民化的因素,我們再如何辯解陳儀是如何好、軍紀沒這麼差、貪汙僅是極少數官員…等,都是有理說不清,難以駁斥「官逼民反」的說法。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被刪改陷害蔣介石 | 徐百川

吳俊瑩在2016/4/29發表《你看的真的是行政院版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嗎?》。以下節錄部份原文:

行政院版的二二八報告1992/2/22日正式公布。但是這份報告乃至十冊的檔案史料集,當時並不容易看到,現在也是。

目前坊間容易入手,也是學者引用最多者是1994/2/20日由時報公司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這本書封面掛上「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直覺地會以為這就是行政院版的報告。

〈時報版〉與〈行政院版〉約間隔二年,前研究小組委員兼總主筆的賴澤涵,在〈時報版〉序中提到:

報告公布後,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書籍、回憶錄和論文相繼問世,『執筆人已參考相關資料對本報告加以修改或補充,因之本稿文字較公佈時略有增刪,惟解釋與觀點並未因之而改變,特此聲明。』

但是執筆人究竟增刪什麼內容?沒有比對,不得而知。

〈行政院版〉提到蔣介石的「責任」問題,有以下結論:

【無疑地,蔣主席在平息「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是眾所矚目的問題。身為國家元首,蔣氏對叛亂活動,自有派兵鎮壓之職權。然而,此項決定有無瑕疵、執行過程有無弊端,卻也不容忽視。據各項資研判,處委會之所做所為充其量只為求高度自治,並無反叛中央之意,但蔣氏因軍務倥傯,無暇查證,又過度信任陳儀,接受其請兵之要求,不能不說有失察之疵。

其後,蔣氏亦了解真相,但歷史的錯誤已鑄,難於挽回。其次,在執行綏靖任務時,報復、違紀事件不少,亦一憾事。固然蔣氏的確曾一再嚴申紀律、禁止報復,但終未能防止弊端之發生。而在事後,臺籍官僚(如丘念臺、蔡培火)曾建議懲治失職者,以平民怨,他也未能接納,以致留下長期的社會傷痕,確有考慮未週之處。】

這段內容竟然在〈時報版〉完全刪除,一字不留,取而代之的是換上一段〈行政院版〉報告所無之內容:

【「二二八事件」誠然為近代台灣史上之重大悲劇,而此悲劇的造成,乃為諸多因素交互激盪的結果。台民在殖民統治下五十年,日人處心積慮所設計的隔離政策,造成台民對祖國的隔閡,更何況在日人有心的教育下,台民的認知和價值觀,已與大陸民眾有明顯的差距。

相對地,大陸民眾及政府官員對台灣的情形,亦非常陌生;加上當時大陸戡亂情勢日趨惡化,政府自無心力對台灣付出更多的關懷,而主政者不能體察民情,反在政治上打壓台籍人士。再者官員無能,貪污情況嚴重,更加深人民對政府的不滿。

惟台灣在二次大戰時曾遭到嚴重的破壞,中國大陸又因政局動盪,戰亂不絕,無力支援台灣,復原工作自非短期所能達成,此項客觀適時始終未能普遍為當時台民所了解。故悲劇的發生實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行政院版〉與〈時報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時報版〉刪除了「蔣氏的確曾一再嚴申紀律、禁止報復」。這個命令關鍵到所謂「大屠殺」的責任歸屬,顯然地,〈時報版〉之所以刪除,欲陷蔣介石於不義的用心昭然若揭。

雖然〈時報版〉的結論是「悲劇的發生實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但是對發生的因素,指出的有「在日人有心的教育下,台民的認知和價值觀,已與大陸民眾有明顯的差距」,可是,什麼樣的「認知和價值觀的差距」,卻是語焉不詳。

然而明確指出「主政者不能體察民情,反在政治上打壓台籍人士。再者官員無能,貪污情況嚴重」,導向官逼民反的含意不言而喻。

二二八的偽悲劇與歷史重複鬧劇 | 路況

又到了二二八政治提款機的自動提款紀念日,簡直比大陸的雙十一光棍節更好提款更吸金!

偶然讀到德國存在哲學家雅斯培的《悲劇之超越》(Tragedy is not enough):

「悲劇成為少數權貴分子的榮耀—在這場災難裡,其他人必須知足於無關輕重地被剔除。悲劇變成少數人獨裁政策,而非全體人類的特徵。作為榮耀的戮記,這個哲學變得妄自尊大與可厭;它以誘拐我們的自尊來安慰我們?」

雅斯培這段話意指德國納粹的偽悲劇哲學,尤其是對華格納歌劇與尼采悲劇哲學的濫用誤用!但置於今日台灣,怎地竟有似曾相識的強烈「既識感」(Déjà vu)?只須給「悲劇」冠上「二二八」,把「人類」改成「台灣人」:

「二二八悲劇成為少數皇民權貴分子的榮耀—在這場災難裡,其他人必須知足於無關輕重地被剔除。二二八悲劇變成少數皇民的獨裁政策,而非全體台灣人的特徵。作為榮耀的戮記,這套偽悲劇哲學變得妄自尊大與可厭;它以誘拐台灣人的自尊來安慰台灣人?」

二二八正是一場純屬杜撰虛構的偽悲劇!二二八的真相與本質就是美日帝國勢力在背後操縱的「皇民化復辟,三腳仔反撲」,少數皇民地主甘為殖民帝國之漢奸走狗,煽動唆使皇民化教育之台籍青年、退役皇軍遺孽、日本浪人、地痞流氓,加上美國長老教會神裩牧師與CIA之插花,夥同造反復辟,挑釁濫殺外省人與國民黨,企圖恢復三腳仔的漢奸買辦利益與魚肉鄉民的黃金歲月!

可誰想得到半世紀之後,史明、李登輝等皇民遺孽竟公然扭曲顛倒史實,恬不知恥地做賊喊捉賊,作亂殺戮者反過來佯裝成被殺害者喊冤哭訴,瞎掰鬼扯編造出一套「外省人打壓屠殺本省人,中國人打壓屠殺台灣人,東方專制野蠻打壓屠殺美日現代文明」之假台灣人悲情的皇民復辟史觀!

馬克思在某個地方說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歷史總是重複,第一次作為悲劇,第二次作為鬧劇!」

二二八的偽悲劇可反證馬克思與黑格爾都錯了!二二八作為歷史事件的「第一次」根本就不是什麼狗屁悲劇,而是一場皇民倭奴三腳仔反撲惡搞的鬧劇,而且是一場愚昧血腥至極的殘酷劇場,如斯賓諾莎所說的「野蠻中的野蠻」、「終極野蠻」!

什麼是二二八的歷史重複呢?當然就是太陽花!太陽花就是在重複二二八偽悲劇之皇民化復辟之歷史鬧劇,蔡英文與民進黨在重複皇民地主三腳仔充當美日帝國爪牙之漢奸走狗,太陽花學生在重複皇民化青年的認賊作父、自我殖民倭奴化,馬英九則是在重複陳儀的迂腐偽善、姑息養奸、誤判形勢、縱容邪惡、誤國誤民!

歷史作為鬧劇式重複,當然不只一次兩次!從二二八到太陽花的歷史重複鬧劇,還可加上老蔣對皇民漢奸的以德報怨,輕輕放過,未執行歷史轉型正義之清算懲惡!(乃有蔣公紀念歌搞笑版:「總統 蔣公,您是皇民的救星,您是台獨的國父」)以及小蔣誤信拔擢皇民遺孽李登輝之「你等會」笑話!

太陽花與馬英九對二二八與陳儀的歷史重複,當然更是鬧劇中的鬧劇,愚昧中的愚昧,野蠻中的野蠻:它以誘拐台灣人的自尊來安慰台灣人並出賣台灣人,使台灣人被當成豬賣掉還幫著數鈔票,被強迫吃毒豬核食還感恩不已?

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成功? | 徐百川

說到台灣人的皇民化,這是一個籠統而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日本統治五十年後,被皇民化的只是台灣光復時年輕的一代,如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那代人而已。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學生和舊日的台籍皇軍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結合,加入「打阿山」的「革命起義」,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他家從收音機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起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地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兩代人國家觀念的差距已是全然相反。

在台灣光復後不久,台灣愛國作家鍾理和就記述過他在北平時,在報上看到一個叫作張四光的台灣人發表了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指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對這種情形鍾理和亦覺十分感嘆唏噓。

總的說來,許多台灣青年的祖國觀念薄弱無根,不少人是對失去日本統治感到如喪考妣,難過無比,光復時熱情歡迎祖國的實際上僅是台灣老一輩的人。通觀世界殖民史,只要統治上了軌道的殖民政府稍加懷柔,就會起著同化作用的效果,然而何以同樣受日本殖民,韓國的青年卻沒有像台灣青年這樣徹底的皇民化?二戰後有位台籍皇軍就述說道:「日本戰敗,台灣隊員都與日本人同樣流下悔恨的淚水。沒想到朝鮮隊員…,甚至毆打日本人…,以戰勝國國民的姿態仗勢欺人。」

與台灣不同,日本統治韓國時,韓國人還有韓國本國史的歷史課,保持了所有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而台灣人受日本統治時,並未讀到完整的中國史,台灣青年對中國的認識不但是一知半解,而且任由日本統治者醜化和污衊,心靈和意識完全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

因此,對韓國人來講,認同日本就是等於拋棄自身的民族尊嚴和驕傲,自甘低賤地向日本曲膝臣服作亡國奴。而台灣人卻有衰亂落後的祖國作為唾棄的對象,自身像是處於第三者的地位,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作出選擇,認同日本即是等於去舊迎新、登高遠卑,民族尊嚴和驕傲由是於焉而得,於是皇民化就成功地教育了台灣青年會鄙視仇視自己的祖國,以作日本人為榮。

台灣青年的皇民化很像日本「脫亞入歐」的再版,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成功,就是因為中國文化並非日本的固有文化,中西文化對日本人來說都是外來文化,他們只是第三者,只需作出擇優去劣的選擇而已。「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在十四、五歲不解事的少年時期學了幾年漢學,十九歲後就潛心西學,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可說只是皮毛。他對儒家政治上的民本理想,個人道德上的人本根源,根本未入堂奧,對中國文化自然也就棄如敝屣了。

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主張。

福澤諭吉對中國的觀點,正就是皇民化的台灣青年所接受的核心思想,尤其是受過中學以上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在長久的薰陶下,更是根深蒂固。而這種全盤徹底否定與詆毀被殖民者的文化和傳統的作法,日本在韓國是不敢做也做不到的,這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獨一無二,這就是台、韓皇民化的不同之處。

當時青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一片空白,而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連自己的台灣抗日先人都視之為「土匪」,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在日本教育的灌輸下長大,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拜日本,鄙棄中華的價值觀。

二戰的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更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為了能夠擺脫自己「支那人」的劣等地位,他們競相響應皇民化,熱衷於成為日本人的「皇民煉成」。日本在二戰敗於美國並非敗於中國,戰後日本的迅速復興,更驗證了日本的優秀和堅強,以至於直到今日,這代人仍然陷於感性積累的崇日死結而不知自解。

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那)」「替天征討不義之徒」,在中國耀武揚威,與日本人同惡相濟。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光復後國民黨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統治,以及台灣人與大陸人因習性不同的磨擦,更使得原本就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這些皇民青年的反華心理火上加油,二二八事件就是出自皇民情結而爆發出來。繼之而起的台獨再編造出「日本殖民統治的德政」、「二二八大屠殺」、「國民黨是殘害台灣人的政權」、「台灣四百年來追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這些竄改史實、顛倒是非的「佐證」,以說明台灣人理該應當媚日仇華,就是現在台獨史觀的內容、文化台獨的本質、「天然獨」的思想養份。

至於「反共」,是屬於大陸以外一般華人的共同心理,這是鑑於毛共殘民以逞、倒行逆施的極權暴政所導致。台獨別有用心,將之引申為中國文化是低劣殘暴的證明,反共是台獨反中的附加理由,媚日仇華才是台獨思想的主根。大陸人跟台獨說破了嘴,告訴台獨現在的中共已經是如何如何的轉變,都不會讓台獨改變反中的立場的。


註1:
日本當局在皇民化運動中開啟「內台一如」(日本內地與台灣一樣)、「皇民煉成」之門,宣傳只要人人自我 「煉成、精進」,就可以鍛造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註2:
以前台灣稱大陸是唐山,是以光復之後台灣稱呼大陸人為「阿山」,現在改稱「阿陸」。

註3:
共產黨在二二八是隨後跟風,而且主要是日本那一派系的共產黨,順勢組成了「二七部隊」,僅在台中的局部山區軋了一角,對全局而言只是小配角,二二八與中共無關。

228兒時回憶 | 盛嘉麟

因為家父通日語,民國34年底就從大陸直接派來台灣,參與接收郵局的工作,那時台灣街頭全講日語。
我生於民國32年,那時才三歲,略有記憶。
首先我們來台灣搭的輪船,旅客很少,船上住寬敞的客艙,都在漂亮的餐廳吃飯,聽到後來民國38年撤退逃難來台灣的親友的經驗,有天壤之別。

228事變在民國36年,我已經五歲,記憶更清楚了。
起先家父的團隊接收屏東郵局,日本叫郵便局,我家住在屏東勝利路一棟日式房屋,院子很大,有花樹有竹林,馬路對面住一家開碾米廠的台灣人鄰居姓林,那時只能用日語溝通,林媽媽和我媽媽變成好朋友。其他家父的同事都不會日語,一時交不到台灣朋友。

因為日據時代規定日本人上午買菜,台灣人下午買菜,讓日本人先挑好的買,林媽媽一輩子都是下午去買菜,不敢上午去,媽媽跟她說沒聽過這樣的事,就硬帶她早上去市場,果然沒事,林媽媽高興的說中國人來了真好,不用怕日本人了。

那時候聽家父說郵局的日本職員非常猥瑣膽小,深怕生命不保,對來接收的中國人卑恭屈膝,在做郵局財產清冊準備交接的時候,關照說可以把你們現住的房屋產權登記為你們的名字,房產就是你們的,家具桌椅更是隨便拿回去用。有些中國人就貪了好處,這是貪污的開始,但是大多數人覺得頂多一年半載就回大陸去了,懶得弄什麼房產,家父才20歲出頭,有宿舍住就好,毫無房地產概念,理都不理。好笑的是不久就來了大颱風,把房屋吹壞得很慘,圍牆瓦片玻璃窗都嚴重受損,我家住宿舍,郵局總務處馬上派工人來修,貪污變私產的人家,只能自己找工人來修,所費不貲。兩次颱風以後,貪污的人又拜託總務處把房產回歸郵局。幾十年以後,當家父輩都成老人以後,長輩們回憶起來都把這件事當笑話來看,如果當年貪污到底,如今就多得了一筆財產,可見古人說「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真是靈驗。

當時外省人很容易分辨,穿正式衣服,有鞋有襪,頭髮有型,皮膚細嫩的大人小孩一眼就看出來,當時台灣人誇讚我和妹妹長得可愛漂亮,有鞋有襪,就說「你們是日本孩子」。228事變期間街上很亂,很多台灣浪人流氓搶外省人打外省人,我們全家就躲住到對街林媽媽家,受他們保護,家父的一兩家同事交不到台灣朋友,也過來躲住林家。常有浪人流氓來騷擾都被林伯伯趕走,因為林伯伯開碾米廠也認識不少人物,浪人流氓知難而退。

躲住到台灣人家的外省人最好躲在屋裡,不要在院子裡走動,被人看到這麼多人會起疑心,所以屋裡滿是人,我常在窗戶裡偷看對街自己的家,有好多次看到有浪人流氓進到空屋,拎著我的小三輪車、洋娃娃、妹妹的玩具、收音機、鍋碗瓢盆、窗簾布、電燈泡、手電筒、小桌椅…..公然搶劫,我們那敢出聲,命都不保,顧不了這點身外之物。

家父弄來一件破舊的日本軍官制服的上裝,套在身上,鬍鬚頭髮帶點蓬亂,看起來真像在台灣本地等候回國的落魄日本人,所有同事夫婦孩子十來人只有家父一個人敢出門上街,替大家去買菜買米,去郵局領薪水,去打探馬路消息,買報紙(反中的台灣組織的報紙傳單及日文雜誌)。路上遇到浪人流氓,聽不懂台語沒關係,家父就用日語講回去,那些浪人流氓馬上知所退讓,十分尊敬,有幾次從日本人在街上出賣家當準備回國的地攤上,買回來一些極為便宜的好東西,引得同事及太太們萬分羨慕,愛不釋手,有時就讓給他們,可見等待遣返的日本家庭也很可憐。

這樣過了好一陣子終於等到國軍開進屏東,浩浩蕩蕩的大卡車車隊從勝利路的一端慢慢開過來,車隊兩旁的士兵端著槍非常戒備的走過來,卡車上的大喇叭用國語台語吆喝大家走出屋子站在前院等候檢查,到了林家一個年輕帥帥的軍官拿出手槍對著林家十幾個大人小孩,其餘的士兵端著槍進屋裡,再到後院及防空洞各處搜查,我非但不覺得害怕,反而覺得這是我們的軍隊。

這時父親已經和軍官用國語聊開了,還互相握手,同事長輩都非常高興,只記得軍官說「我們來了,你們不要怕,大家趕快回自己家」。林家夫婦小孩不懂國語,站在一邊非常害怕,林媽媽一直嚇得又抖又哭,我看到媽媽幫國軍介紹他們是保護我們外省人的好人家,一面叫林媽媽不要害怕不要哭。軍人離去繼續搜索下一家,我們才敢走上勝利路走回自己家,有重見天日的感覺。從此所有的浪人流氓忽然都不見了,真是不可思議。

我還記得媽媽用粗話駡這些浪人流氓把我家偷搶一空,不留一點東西,電燈泡全被卸下偷光,連木屐都一雙不留,米缸茶葉,玻璃杯…..全偷光光,可見浪人流氓也是窮苦人家。

等到我家漸漸恢復正常,我們家又搬到高雄,家父參與接收更大的高雄郵局,才慢慢走出228的陰影,過正常的生活。不久我進了高雄大同國小、高雄中學、成功大學,一路到美國,如今已是垂垂老人,真是人生如夢。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 | 徐百川

郝柏村任行政院院長之時,1992年行政院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做出死亡人數逾萬的結論,研究報告由行政院遴聘的一些學者花了約一年的時間撰寫完成,經由郝柏村批准核定,於是「二二八的死亡人數逾萬」至此成為「定論」。

郝柏村當時還曾請當時的內政部「慈祥地」清查戶籍(即是從寬認定,寧可多不可少),最後吳伯雄部長查出結果,非正常死亡及失蹤人數爲500餘人,一律視同二二八受難者,予以撫慰補償,作為對死者的實質認定和撫償。

可是1995年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實行以後,多年來卻不及一千人的家屬出來登記申請。

加上郝柏村過去令吳伯雄比對戶籍得出的數字僅爲500餘人。日據時代的戶籍制度一直很嚴密,記載的也很詳細,包括童養媳、婚嫁等的戶籍移入移出筆筆分明,刑事入獄、民法上的一些行為都有記錄。二戰期間要憑「家甲簿」(現稱戶口名簿)去領配給物資,當時物質緊張連農戶養的豬隻數目都要登記的。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戶籍繼續沿用,受害家屬不必需要政府的二二八檔案紀錄,靠戶籍記載就可證明親屬在二二八失蹤或死亡的。

於是郝柏村質疑原先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二二八紀念碑、以及自稱「歷史不是替政治服務」的薛化元,在其所主編的三民版歷史課本,受難者逾萬的說法都是有誤的。

郝柏村質疑後立刻招來排山倒海的辱罵,如:冷血、沒有良心,睜眼說瞎話、不尊重史實,反民主、反台灣、反人權,等等。
台獨駁斥郝柏村,堅持死亡有逾萬的一個理由居然是「共識」!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表示,死亡逾萬人這是研究二二八的學者專家、受難家屬們多年來的共識,這已是幾十年來的說法了,因此教科書及二二八紀念碑宣稱死傷逾萬人,毫無更改的必要。
也就是相傳已久的傳言,由於深植人心,就可以不經過查證直接認定必是史實無疑。

對僅約千人的家屬申請死亡與失蹤的補償,參與過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報告的吳文星解釋說:
有人因為不滿政府的處理態度,未提出申請;也有人還是有疑慮,不敢提出申請;有的人是沒有後代,或後代沒在台灣,自然無法申請;而申請補償需有具體事證,有的人生死不明,無法申請,也有人是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都不一致,無法證明死於二二八。

這才是睜眼說瞎話了!
二二八的補償認定極為寬鬆,還總共等了十二年,又有代位繼承,即是若死者無後,死者的兄弟姊妹均可申請,若無兄弟姊妹,則死者的姑姑阿姨叔叔舅舅,這些旁系親屬的後代都可依順位的次序出來認領,死亡的人有幾個是沒有後代,既無兄弟姊妹又無姑姨叔舅?死者家屬會遺忘這麼深重傷痛的記憶嗎?如果真有兩三萬,這些死者的親屬繁衍到現在也有數十萬了,即使資料被銷毀,證據已湮滅,如此眾多的家屬就甘於沉默,忍氣吞聲,連提出申請也不願?也不敢?這也未免太過有違常情了!
況且死者的家屬有600萬元可領。

一位網友說得好:「能領600萬而被刁難領不到,在台灣這種抗爭成性,找民代出頭的社會,特別是228這種刺心的事,早就把228基金會的門給拆了」。如此眾多的家屬居然毫無動靜,寂然無聲,沒有匯集成共同訴求,向政府爭議、抗議,這太不尋常了吧?

台獨還可笑地提出玩弄數據的人口統計,即是從1945到1949二二八那年1947的前後兩年,以這幾年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做出比較之後,聲稱他們「科學地」「合理地」推估約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之間。

事實上這段時間前,出征的台籍日軍有20萬人之多,陣亡的有3萬人,這不會影響台灣的婚嫁與生育率?光復後又有大量日人陸續返日,這段期間的人口變動數,有可能正常嗎?
這種依據不正常情況所作出的人口統計有何意義?別說正確,根本很容易拼湊出一個所想要的數字。

台北二二八紀念碑的碑文在定稿之前,草稿中原有21師登陸「肆行殺戮」「由北而南,肆行掃射」「任意株連,殃及無辜」等字句,起草小組(藍綠都有)覺得帶有主觀判斷,或刪或改,但受難者家屬的代表當時執意不得更改,認爲「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

事實上,二二八發生後的3月1~8日是暴民亂打濫殺大陸人,3月9日國軍21師登陸,暴民聞風四散逃逸,軍隊從北到南,一路直下毫無抵抗,幾無丁點戰事。
劃了7個綏靖區,每天的戰報也不過1區死3、4人,唯一的一支二七部隊逃入山區,追捕時只死了7人,最後的總戰報加起來全台灣只死了43人。

師長劉雨卿就說:「說軍隊殺了很多人,根本是沒常識的說法,只有兩軍對壘,才可能有大量死傷。我軍入台,街頭走避一空,作亂者都躲藏起來,沒有戰鬥,哪來死大批人?」

當年21師的營長賈尚誼的追述:「3月8日在基隆登陸後一直到8月多,戰備結束,台灣完全平靜,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他們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再說,二二八事件成為言論禁忌是老蔣遷台以後的事,在二二八發生之後,對二二八的報導是不受管制的,當時毫無隱瞞死亡數字的必要。公佈的死亡數字還要上報中央,膽敢不實嗎?
更何況如果隻手遮天,公佈與實際相距過遠的數字,在當時不就成了台灣人嘲笑的世紀大笑話?假數字行得通嗎?

然而在台獨的宣傳中卻幾乎都是國民黨軍隊在二二八的姦殺擄掠,諸如:「沿街見人便殺」「沿戶屠殺、強姦、虐殺。」「由北而南,肆行掃射,殺得痛快淋漓」,「慘絕人寰、人神共憤的歷史浩劫」…等等。

難怪綠營會有「死亡逾萬」「沒有殺戮,哪來二二八!」的這些「共識」,並且有不少言之鑿鑿的目擊者,說他看到什麼、什麼的殘忍景象,見到上千、數千的死屍。
這主要固然是惡意居心的造謠,但是必然也有人並不是存心說謊,而是他們的的確確相信這些事曾經發生過,為了支持自己所信的事,如同相信自己是神、耶穌、被魔鬼附身的精神病患的心理,所以就說他親眼目睹過,希望大家也相信。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會被提出來,就是因為台獨都相信二二八的死亡人數至少一兩萬,如果有一兩萬的受害家屬站出來,造成人神共憤的爆發效果,國民黨不就一刀斃命?台獨就建國必成了!
沒想到他們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反而卻使真相大白。

為了使台獨建國神話的聖火繼續照亮台灣,只有繼續盡力捍衛台獨的鎮國之寶「二二八大屠殺」,以凝聚人心共同團結。於是以相信傳言的「共識」都作為理由,荒唐離譜地聲稱受害家屬無法提出申請,又不怕貽笑大方地拿動亂世局的人口統計都當作科學的證明。
還想要立法不准任何人質疑「二二八大屠殺」,比照德國對否認納粹屠殺猶太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二八前是否言論自由? | 徐百川

台獨宣揚:在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的「暴政」下,台灣毫無言論自由。
事實上陳儀是開明的民主派,台灣當時的言論是100%自由,光復時台灣只有一家報紙,一年後開放到36家報紙跟雜誌,媒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當時台灣等於到了言論浮濫的地步,經歷過光復接收和二二八的葉明勳先生,在其《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中說:
「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二二八的風暴,這種潛在因素,也就成為誤導的激盪力量了。」

對二二八有深入精闢的研究的戴國煇,在其論及二二八的書中也說:「然而當年台灣的若干報紙,卻意圖刺激讀者,使群眾心理日趨不安。」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該史料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左翼份子如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台共蘇新,就參與了《政經報》、《人民導報》、《臺灣文化》等刊物的編輯任務。皇民精英如後來在二二八時認為加諸大陸人的暴力是合理表現的林茂生,在1945年10月創辦了《民報》,極力攻擊陳儀政府。

除了皇民與共黨不斷發表反政府的煽激文章,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推動地方自治,全省掀起從政熱、做官潮。
地方上想靠政治飛黃騰達的野心家們紛紛而起,唯恐錯失光復後政治窄門突然大開的良機,爭搶選舉各類地方代表的空位,許多人譁眾取寵天天罵政府。

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在二二八之前有一次到台北,看到那時的《民報》畫了一個陳儀的像,手上抱的是元寶。
當天見了陳儀,他就講:「報紙這樣登,長官,您要疏導」。陳儀說:「你不懂政治,你不管政治,這些事情與你不相干,不要管」。大概陳儀以為台人對他自由開放的民主作風,會非常感佩和讚賞。

二二八之前報導和言論的氾濫情形,例如「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軍警橫蠻無天無地,人民痛苦烏天暗地」。
「轟炸驚天動地,光復歡天喜地,接收花天酒地,政治黑天暗地,人民呼天喚地」。
以「五子登科」(房子、車子、金子、婊子、位子)挖苦接收官員荒淫腐敗的生活。
教室的黑板或車站的看板上,出現「三民取利,吾黨所宗」。
各種不利官方的謠言不時傳出,但也無從證實只是謠言,而人民喜歡聽、喜歡傳,假新聞成了真有其事。

陳儀卻毫不干涉言論自由,自認公道自在人心,任譭任謗。當年刊載的這些捏造和攻擊,就白紙黑字,被後來的台獨引用為「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