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部高雄二二八悲劇核心之二,高雄第一中學畢業生柯旗化與余仁德的故事|郭譽孚

前面,我們探究了當時民軍領袖與要塞司令之間的問題,已作相當完整的論述;

現在,我們要考察,高雄二二八悲劇中,另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是當年皇民青年的言論與行動問題。。其史實概要如下:

柯先生是一位教師,也是長期暢銷的「新英文法」之出版者。在日據末期曾在高雄第一中學受日本教育,「二二八」時就讀台北師院〈今天台灣師範大學〉的英語科,動亂中未涉案,但是在後來的白色恐怖中,自稱先後兩次受入獄之冤,由於親身經驗與牢獄中聽來的種種黑暗,出獄後成為強烈的台獨論者。熱心參加各種活動。

本研究前段以近史所「口述歷史」的「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與柯氏生前以日文出版,病中由友人中譯,在病逝後出版的回憶錄「台灣監獄島」中的相關部份比較。

一、由「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到 「台灣監獄島」

壹、動亂中的經驗

「可能偶而有人由山下向山上挑釁地開一兩槍,而龜山上的海軍部隊就日夜不停地向山下開槍掃射。」〈該書,頁237〉
抵達家門後,日夜都可聽到從附近龜山陣地朝下面田野射擊的槍聲。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台灣監獄島,頁77〉

上段原本口述歷史為1991年訪問,至1992年回憶錄出版,究竟何者為先,則還不能確定;後者沒有了可能引起海軍部隊自衛動作的挑釁射擊,卻增加了強烈嘲諷的「可能是膽怯的中國兵為擺脫恐懼感,不斷地盲目射擊。」,何必如此扭曲對手?何以不虛心檢討「挑釁射擊」之不智?是皇民化教育中一貫輕蔑中國,以致於讓受過良好教育的作者出現如此虛浮的現象?還是由於當年他的個人某些遭遇,使他不能不出現如此的思考?還是其中譯出版時才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們都不能確定,但是我們看到今天流傳坊間的回憶錄是明顯地煽情的。指向流行的某種意識形態。

貳、究竟雄中被包圍了幾天?

「至於當時外省人都被集中在雄中旁邊的倉庫內……因為當時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打,……這也算是對外省人的集中保護。」〈口述,頁238,下10行〉
同時,雄中也被包圍了好幾天,學生丟出手榴彈才迫使中國兵不敢靠近,……」〈口述,頁238,下4行〉
如上兩段所示,動亂開始,當時的民眾看到外省人就打,一般言,自三月三日起,至七日止,三日晚警察局長逃往要塞司令部,行政院版的「二二八研究報告」中稱,四日全高雄除左營壽山鳳山軍械庫及整編21師某營駐地外,國軍不見蹤跡;五日,要塞始砲擊市體育場示威,至六日下午二時要塞兵下山,七日晨,要塞兵到高雄第一中學,其中已空無一人,何來「雄中被包圍了好幾天」?
顯然,史實是最多被包圍兩天吧,為何要強調「好幾天」?這是什麼意識下的產物?

參、友人余仁德之死

余仁德先生,是在高雄中學高柯二屆的學長、就讀於台大法律系,柯氏在岡山站內曾把學生證交給柯先生,請代辦註冊;其後,就與他分手永別了。他懷念學長是人情之常,但是,我們看他的記述:
〈一〉刑場
根據一位當時剛好正牽著牛去吃草而路經現場的小女孩目擊說,行刑當時天還沒有亮〈透早〉,而那時余仁德可能先被子彈打中胸部,並沒有倒下……」〈口述,頁240,下9行〉
「現場附近剛好有一位放牛的鄰居女孩目擊槍殺場面,急忙趕回家通知余仁德兄的家人。據說他胸膛挨了槍,卻沒有馬上倒下……」〈台灣監獄島,柯旗化著,頁78〉
比較兩版本,「透早」的能見度,原說「可能」,其中包含「可能沒看見」在內,在後出的「台灣監獄島」一書中,把傳神的臺語「透早」兩字拿掉,改成了高度肯定,卻不需負責的「據說」兩字;何必如此更動?這是什麼意識在作祟?

〈二〉死因

當時岡山正在舉行里民大會,他也去參加了,由於當時的大學生很少,所以別人就請他上台演講,仁德兄就是因為在台上批評政府而被抓。」〈口述,頁240,下10行;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
小鎮地方沒有幾位大學生,他被群眾推舉站在台上抨擊軍隊和政府。就因為這件事,不久他就被國民黨軍逮捕。」〈台灣監獄島,柯旗化著,頁78〉

只是因為在二月底 寒流來襲那天 你挺身抗議……就這樣你便一去不復返……」〈新詩──母親的悲願〉〈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67〉

另聽說雄中學長余仁德〈岡山人〉在二二八時領隊要攻左營。」〈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郭拔山是省籍耆宿郭國基之子,所說與柯氏所記不同;另外,依據安全局檔案,在余仁德罪名欄內所記是「策動青年暴動,參加攻打高雄壽山,事變後被捕槍決」 ;由被動的悲情抗議與英勇的行動差距太大,究竟何者為真實?

柯氏名作是根據其自身的「悲情」印象入詩,詩名為「母親的悲願」,頗為引人同情,甚至有人代為譜曲,傳唱其悲情於各場合;如果史實是郭拔山所稱,他當時是死於「領隊要攻左營」,或「攻打壽山」,不是死於「便這樣的」一次講演,是否余先生的故事就會比較讓人冷靜與理性,而不會那麼悲情了?為什麼要這樣呀?

肆、在「口述歷史」的圖版說明上:

這是純就中研院「口述歷史」的兩個版本的比較。
柯氏的照片說明,原在「口述歷史」中,是「柯旗化先生,雄中畢業,耳聞不少二二八事件時雄中同學動態。」〈該書,頁237〉
對照「高雄市二二八人物訪問紀錄」的照片說明:
二二八後不到四年柯旗化即嚐到白色恐怖的滋味,1952年被逮捕,前後在獄中十七年。」〈頁262〉

原來「口述歷史」,「照片」的說明,其中有「耳聞」兩字,表現其對同學之關心,但對相關實況,並不曾肯定;下段的說明,刪除了這重要的「耳聞」兩字,卻改為強調作者的沉痛生平;在號稱要追求真相的訪問紀錄中,這也何必如此呢?

不過,最讓人遺憾的,應該是在2007年印行,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的「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中,我們讀另一種應該更為真實的余仁德的故事──那是據長榮中學四年級時成為志願學徒兵的陳淇澤先生回憶,在二二八事件中,就讀台大的他曾被捕,與岡山同鄉余仁德同關一處,據指出,余當時被軍事法官詢問的情況是──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陳淇澤先生訪談紀錄」,收入「二二八口述歷史補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彙編,2007.12,頁106。〉

總之,如果史實真是如此地,原來還不只是那一次演講,還有這樣的最後情境。。。

柯旗化先生,其沉痛生平,我們確實已可以體會其某種仇恨;但是,看到2007年公開的這段當年的資料之後,再回頭看以上兩資料的明顯出入,讓我們對於他所提供的資料真不能不出現懷疑──對於沒有資料可以比對的一般讀者言,是否可能有太過煽情的問題?
然而,僅僅是曾受皇民化教育就足以讓一個有良好資質青年如此偏執地衊華,讓有律師素養的公眾知識份子那樣嘲弄要塞司令嗎?那麼皇民化教育是怎樣的一種教育?

我是深深慨歎的。。。也因此我有強烈意圖理解日殖時期教育的真相。。。

南部高雄「二二八」的悲劇核心之一──民軍領袖涂光明、要塞司令彭孟緝之間|郭譽孚

南部高雄「二二八事件」之悲劇核心 ──反抗軍領袖涂光明、要塞司令彭孟緝之間與余仁德與柯旗化之間,,,, 

研究1947年在高雄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很像研究台中二二八事件,不能不研究吳振武先生,我已研究過吳振武先生的事蹟,經由其事蹟讓我們能深入地見到二二八史實中常常被隱諱的重要問題。
本文的研究,也是想利用「二二八事件」中高雄涂光明與彭孟緝兩先生的經歷,再幫助我們認清一些被過去研究者所隱諱的問題。

讓我們引幾段關於高雄二二八事件的資料,讓我們先理解研究「高雄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性:
首先,高雄「二二八事件」的國府鎮壓行動,始於1947年3月6日,是全台最早的國府軍攻擊行動。我們要問何以提早?
當日,陳儀長官還在晚間八時,

再向全省民眾第三次廣播。他在廣播中表示要『開誠佈公』和民眾談一談自己的想法」

「強調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陳翠蓮著,頁334,時報出版1995年印行,〉

但是,3月6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與上山談判的民軍代表涂光明等衝突後,就已派軍下山攻擊。
今天坊間諸所謂「學術著作」,對此事多不真實深入探究,僅稱「設計」或「預謀提前」者;換言之,以其長官還在主張「寬大」之際,高雄地區竟違令行事,如果,動亂若未擴大,主事者所犯也將是「違反軍令」的極嚴重軍法處置。「設計」或「預謀提前」似不足以解說其當時的行動。況且,如果他的舉動竟成為引爆更大動亂的引信,則他的罪過就更大了。也因此,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當時的作為就更為應該研究了。此試就當時史實加以探究:

依據頗有學術外貌的「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所著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其中對於此問題也有類似之提問──「何以彭必須違背陳長官以和平解決之命令,貿然下山平亂?」──其自答略為下列四點,即
「彭氏由廣播中知悉正召集中的原台籍日本兵,若集合起來有十餘萬人,要塞兵力僅兩千,寡不敵眾;」 
「附近五塊厝軍火庫是全省最大軍火庫,有失,要平定則難上加難;」 
「外傳原住民與潛匿的日本人將在六日到達高雄,將奪取左營及壽山要塞基地」 
「來自警總的壓力,要彭出兵救援台南、屏東、嘉義,若不先內安高雄,那有辦法攘域外之亂事。」 

最後,結論出
「因此彭藉和談不成,將『頭目』都扣押在山上而出其不意地出兵,倒也是擒賊先擒王的辦法。」 
把此一重要的過程用上述四項理由來描述,讓人覺得彭似已有理由下山,尤其當其籠統以「藉和談不成」五字處理,把事態發展直接模糊成彭氏無力判斷上述四項理由,因而只好出兵,其下筆之技術實在有很高的專業水準,然而,該說法或可作為學子背書應考之用,但若要作為我們後人研究史實,以記取先民血淚教訓之用時,則不能不問所謂「藉和談不成」之「和談」的真相究竟?因此,我們要繼續探究下去:

其次,我們的問題是,所謂「和談」中,要塞司令彭氏與反抗軍領袖涂光明各自的角色如何?從而希望充分判斷「和談不成」之責任問題。
細讀各方面資料,關於涂光明有如下描述:

「祖父為澎湖白沙大赤崁人,祖母鄭敬,也是澎湖人。父親出世後先落腳在台南,後移居高雄。」〈涂光明先生次子,涂世文先生自述,「涂世文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3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有人說涂光明是學生軍的領導者,因為當時並沒有固定的領導者,是屬於集體領導,涂光明可能是領導者之一吧。」〈口述歷史,第三輯,頁239,柯旗化先生訪問紀錄──柯是當時高雄中學學生〉

「涂光明與父親熟識,他所創的自由日報就是以我家為事務所,因此他認得我,……涂光明由大陸回來,人長得高大英俊,皮膚又白,常戴著黑色禮帽,拿支拐杖,一副英國紳士作風。」〈王受葉、王瑞霖母子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26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涂光明,軍人出身,由大陸回台後在日產清查室當主任,……一直想要有作為,…因此常主動喊上喊下,……但他為人較具草莽氣,在大會發言較為激動,主張要『燒』,此種態度也有一點好處,比較具戰鬥氣氛,一方面使彭孟緝畏懼,後來才以民眾要『燒山』為藉口而出兵。」〈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9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光復後,台人為報復,四處抓日本人,涂光明曾抓一日本人至竹子門打死。涂身材高壯,我看見他身上帶著兩支槍。〈按照史,「民主鬥士──郭國基」一文,載:「當時,特高事件的罪魁禍首仲井清一,適任潮州郡警察課長。他一手羅織南部四大冤獄,被逮囚禁者1300餘名,經不起拷打死亡者13名,自知處境危險,雇用柔道劍道高手為保鑣,但郭先生仍派人將他抓回高雄,即在半屏山對面的竹子門橋下打死。」〉〈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5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在日據時代時在西子灣幫人照相,政府勝利前,跑去大陸當軍人,光復後,回到台灣時已是少校〈或中校〉,有許多民眾去車站歡迎他。‧‧‧涂光明為人悍悍的,在開會時隨身帶有手榴彈,身上披了整排子彈,開會時常搶著發言……大家也不當他一回事,不理他也不和他說話,一般人對他風評不好。……在三月六日早上開會時,學生軍推選他當人民代表,而我們開會決定要由市長、議長和幾個區長,大概有七位代表去談判,他們搶著要去……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一把槍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時,他只繳了一把。在別人與彭司令談話時,一言不合,就將手伸到胸前拔槍,手一伸後面的士兵就上前挾住涂雙手,……」〈口述歷史,第三輯,中研院近史所,頁206,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二二八期間,市民派任之高雄市警察局長,自述親見涂被處決,上引資料與「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內所記,有更動。〉
由以上資料看,雖然涂先生與彭司令在和談中的衝突,還不能斷定真假,並且,當時他可能不是唯一的領導者,但是作為一個「較具草莽氣」、「喜歡攝影」、有「反日」背景的傳奇式英雄人物,膺任人民的談判代表,已顯示了他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相對的,彭孟緝司令之處境,是否其主要考慮,就是前述在「李登輝時代」撰成的該重要官方報告中,所提及的四項問題?下面,我們看關於彭氏出身及其所屬部隊的描述。
民國三十八年,台大與師範學院鬧學潮,台大學生打警察……台大校長傅斯年得來找我,又怕見我,……那時,黃仲圖是台大總務長,他說『彭孟緝這個人是很好的, 可以去找他。』所以他來找過我,以後傅斯年成為我的好朋友,每星期五到我住所講授幾個鐘頭的歷史。……我原是中山大學的,在中山大學同學會會員名冊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後來我在台大也唸過三年的書,後來因和我一起讀的胡璉將軍死了,覺得孤單,便沒去了。」。〈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現在我正式來談228,我要說明的第一點是要塞司令部的職務直屬於國防部並不管地方事務,就算民間鬧得天翻地覆也是不管的,只要你不來犯,陳儀下不下令,我都不管的」〈同上註〉

「未出事以前,對彭孟緝印象還不錯,……」〈孫太雲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下冊,頁2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當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警察局長童葆昭曾向彭孟緝借軍隊,彭孟緝不答應,他認為:『治安是警察的事,與軍隊無關』,所以堅持不借軍隊。」〈黃厚忠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中冊,頁10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由以上資料看來,赴日本學軍事的彭氏應屬有相當現代觀念的將領〈當時其兵種是砲兵,官階已是中將〉,尤其,儘管,他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58~59〉

他的應對是冷靜的──「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 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

以及受辱退席後,他「接到第二總台部的報告,該部所屬上午派至橋仔頭的採買被暴徒擲石受傷數人,並謂軍人代表國家,無故受辱,擬派隊前往彈壓,我為遵守上級命令,力勉彭總台長啟超鎮定忍耐,聽候命令。」〈此前兩段,同上註〉,顯示他並非一介武夫。
再看當時在三月五日竟有另一重要資料,由涂光明副手曾豐明的友人蔡銘傳所提出者,其內容如下:

3月5日,在高雄市政府的社會人士們想想此事不宜擴大,商議派代表上壽山要塞司令部找彭孟緝談判……這一天,這些代表上山以後,彭孟緝請他們第二天再次上山,豐明下山後到我家來,談及此事,豐明告訴我們說彭孟緝曾辦桌請客,招待他們這些代表,並邀他們第二天再上山談判。」〈蔡銘傳先生、王麗容女士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4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由受訪者蔡氏自述「無論如何,此一事件對社會對我家人對我個人都造成無比的傷痛,這也是……我至今仍不太會講國語的主因。」〈同上註〉看來,這3月5日彭孟緝曾有一頓請客,似乎無捏造此事的理由。一般研究都不談此事,但是,這實在正合了彭氏在回憶錄中所自述「我明知和他們商談,不會獲致任何結果,但因為我正在暗中加緊準備,決定在七日拂曉開始全面行動。……」;如此看來,「和談不成」的責任歸屬,似乎就應該是在彭司令這邊了。
然而,是什麼使得事態急轉直下的?──就實務言,只要該行動計劃尚未執行,打消該計劃仍應屬可能之事──況且,如彭氏回憶錄言,當時,陳儀長官是主張政治解決,反對其軍事行動的。

讓我們來看是什麼使得事態急轉直下,不可挽回的?
首先,當時所謂「談判」,其內容是什麼?我們知道有民軍向要塞軍方提出已擬好的所謂的「和平九條款」,略為:

1‧……各處軍隊全部停戰撤退。2‧第105後方醫院由本會接收。3‧五塊厝倉庫由本會接收,軍火由本會保管。4‧市民死傷應負責賠償,開槍士兵應予極刑。5‧治安恢復前,外省人不得下山,蔬菜、油、鹽由本會供應。6‧高市外軍隊,不得進入高市。7‧被捕民眾立刻由本會帶回。8‧雙方如有不法,軍民共同嚴辦。9‧此次事件關係人員,事後不得追究。」〈依「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中研院近史所,頁67~68;他處未見,在前引「陳浴沂先生訪問紀錄」中陳氏有討論及。〉

此外,看當年在警局擔任刑警,後來成為南部政治界重要人物的王玉雲先生的回憶:
「當初確實有一些浪蕩囝仔圍在山腳下,說要燒山。我曾騎摩托車去看……」〈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21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當時高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員每天都在市府內開會,那天聽到有部份人士主張要用消防車載汽油放火燒高雄壽山之際,我就覺得事態嚴重,……。」〈陳亮谷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80,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我們再看彭孟緝氏多年後的回憶:
「他們徹夜圍攻要塞,我也僅命令士兵朝天開槍;他們要放火燒山,準備用澆上汽油的稻草绳燒山,你們想山上都是樹木,一旦延燒起來,我要塞就完了。」〈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配合再看當時彭孟緝所駐守要塞的情況,情況如何?可能影響其判斷?當時擔任要塞班長陳錦春先生的回憶是:

「我們在要塞上吃的是倉庫的糙米,沒油、沒鹽,連電線也被剪掉,無法用大電鍋煮飯,只好用木柴燒飯,吃糙米和白水。」〈陳錦春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67,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以及彭氏的回憶,除了上述採買人員被打傷的描述外,其結果是:
「當時我的士兵都拿鹽水泡飯吃,沒有菜吃,他們不敢出來,一出來就被打。」〈同上書,頁100,〉

換言之,當時壽山要塞內部的生活條件顯然不佳,外部又有民軍可能要用火攻的消息,以及彭氏面對民軍提出,彭氏視為「叛亂」,難以接受的九項條件:這才是促使彭氏派兵下山的計畫提前14小時實施的理由。

然而,本文所指出的「「二二八事件」在高雄之悲劇核心──反抗軍領袖涂光明與要塞司令彭孟緝」,其中實在仍有重要疑點,應該解決,即:民軍領袖在劍拔弩張的局勢前,怎會在3月6日中午輕身涉險?是純粹輕敵?還是別有蹊蹺,彭司令才可能引君入甕?

史實究竟如何?

換言之,輕身涉險,固然可能由於「藝高人膽大」之自信與表達「玉石俱焚」之決意,但是,豈可將數十萬生靈性命授之敵人,豈非應該有萬全不得已之設計?此則計謀為何──是否欲效勝海舟之親身見西鄉隆盛以保全江戶城故事?──外以火燒山,攻要塞,為萬無一失的後盾,內以涂氏雙槍挾持彭氏,與萬不得已時,親信兩人手榴彈引爆為號,而市長與議長、電力公司負責人相陪則表民軍之誠意──應該是事前考慮週到,細心推敲認為可行者。
相對的,民軍此設計,雖或非萬無一失之謀畫,但是,3月6日,其一旦推出,轉頃之間,彭氏應該立刻如何應付,方能不致失手,實在困難──就人情言,彭氏身曾居中國砲兵總監之高位,豈會是畏難怕事之人,況且,親信左右應該知曉其被輕視辱罵之事,想必早已義憤填膺,非有所作為,何以服眾;而在此情形下,要能臨時適切反應,實非易事。

就已知的史實言,彭氏的作為不論下述三種中的那一種:

「涂光明偷藏了兩把槍,一把槍在後面,另一把藏在胸前,上要塞要繳械時,他只繳了一把。在別人與彭司令談話時,一言不合,就將手伸到胸前拔槍,手一伸後面的士兵就上前挾住涂雙手,……」〈前引「郭萬枝先生訪問紀錄」〉

「以涂光明為首領,脅迫高雄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副議長林建論、電力公司經理李佛續等,同來壽山司令部找我商談『和平辦法』,他們要求我『無條件』撤去守兵,……中間放一小圓桌……這種彷彿出自戰勝者口脗的條件,我看完了之後,就怒不可遏的光起火來:『豈有此理,這簡直是造反!』衝口而出,就在這俄頃之間,涂光明已探手脅下,拔出手槍向我射擊;副官劉少校眼明手快,自後撲向涂匪使力抱住……。涂是日據時代放逐廈門有名的浪人頭子,據說其手槍射擊技術是指雀打雀,指雞打雞的……」〈前引「台灣省二二八事件回憶錄」,彭孟緝著,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頁68;〉

「他們上山後,──當時我們也太疏忽並未檢查,因為他們是以和平名義上山來的──大家圍坐討論時,我僅帶了一個副官在身邊。……涂光明提出條件,他所提的條件就是軍隊繳械,你們想一個軍人,當時我已是中將司令,他們要我繳械,等於是要我死嘛!……這種要求等於造反。我不理會他們,這時涂就掏槍,被我副官一把抱住,就把他弄出去了。一旁的市長講:『他們三個都有武器』,於是我們撿查其他兩個人,發現曾豐明、 范滄榕兩人各掛了兩個手榴彈。所以市長跟我講:『這三個人你要扣留。』。」〈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101、102,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上車時並無人脅迫催促,……房間不大,……桌子約有1.5公尺┼3.0公尺……大家開始談話並無衝突,由市長拿出一份書面的請求給彭司令看,……正在市長與彭司令就書面相談時,眾人目光都望向他們兩人。突然間聽見士兵警衛高喊『有刺客』、『有槍』,後面的士兵全擁向涂光明,外面的士兵也進來一起把他拖出去,大喊『槍斃他』『竟然帶槍要打彭司令』等,當時並沒有開槍,……接著一夥士兵擁入喝令『不要動』,並逐一搜身……」〈李佛續先生訪問紀錄,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冊,頁30~31,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實在難以判斷其真正的情境為何?只知作為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悲劇核心的兩位角色──人民英雄式的傳奇人物涂光明失敗了,忍辱負重的彭司令驚險地成功了。
然而,在上述不同的「方桌」與「圓桌」、「有脅迫」與「無脅迫」,「市長」或「涂光明」與彭氏對談,難以分辨之外,我們竟然發現了新的資料。那是由日本人處轉來的關於涂光明的資料。

「當時在潮州郡警察課服勤的台灣人刑事呂萬莊,後來也在台灣現時的警界供職為刑事,於我前往台灣旅行這一年退休,目前正在待業中。和這為呂萬壯刑事見面時,他流著眼淚對我說,他替仲矢課長報仇了!」 
殺害仲井課長的兇手是名叫杜光明的澎湖人,於日本人回國後,在地方上淫威甚大,1947年2月28日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全島陷入暴亂狀態時,曾經參加襲擊高雄監獄,知道杜光明為此一暴動事件主謀的呂萬壯等人,遂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將杜光明與其胞弟射殺了。」〈台灣特高警察物語,寺奧德三郎著,日本文教基金會著,文英堂出版,頁132〉

這「杜光明」的故事,豈非就是涂光明之誤?依據該日人書中自述:

「於戰後混沌期之1946年1月,高雄州高等警察課特高股之仲井清一警部,由自宅被穿著中國陸軍制服之男子帶出,於數日後赤裸裸慘殺屍體被發現。 殺害這位仲井警部的兇手原來是於日本人全部回國後,出馬競選台灣省省議員並且當選的名叫郭國生的人。郭……於競選時曾公開承認參與這起慘殺事件之事。……〈註:依據居住佐賀市之福岡初雄氏之台灣視察報告,殺害仲井警部之兇手為澎湖島人杜光明,三島五二次氏之情報則斷定郭國生為兇手。實際上,這起事件之兇手有複數,因此兩者之情報應該皆正確才對。原譯案,「郭國生」之狀況,判係「郭國基」〉」〈同上書,頁167~168〉

顯然「涂光明」在該日人口中誤為「杜光明」;換言之,該所謂「台灣視察報告」,爲我們前述所疑惑的問題指示了極重要的方向。即,涂光明先生之事敗,極可能早有日本特高警察之皇民餘孽深涉於其中。

也就是該曾在潮州郡警察課服勤的台灣人刑事呂萬壯,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在高雄二二八事件中,混入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俟機製造各種消息或將訊息走漏給兩方面,或者,是在群眾中鼓動藝高人膽大的涂氏,使其輕身涉險?
換言之,以涂氏之高壯,加以隨身友人曾、范二人,若是真挾槍械與榴彈而來,未經事先通報設計,要想順利制伏,實不可能;若以火攻為後盾,發動起來,要塞必然化為灰燼;否則,就是「具草莽氣」的涂氏身受激將,輕身涉險,才致勝手轉成敗局。

結語
最後,細看該書所描述,所謂「他流著眼淚對我說,他替仲矢課長報仇了!」及「遂夥同當時的有關人員將杜光明與其胞弟射殺了。」,竟有似皇民餘孽刑事親身行刑的情形。探索至此,我台灣史中當年原本可以尊嚴談判之一頁,竟然於此出人意表地在皇民餘孽的攪局下敗壞成殘酷的對決!此後,那殘酷的高雄對決,是否也相當程度地觸動了整個台灣命運的歧途?
相對於此,今天藍綠對決與兩岸之衝突,又有多少皇民餘孽敗壞於其中?

餘音

皇民餘孽之刑事,由法西斯日本轉投於當年國府幕中,其影響是如此地延伸與展開入於我們戰後台灣史的?
該皇民餘孽刑事的特色,可由該書中所公開者呈現於讀者之前:

仲井課長在舊共產黨的毒爪下成為犧牲品」〈該書頁154〉
──把自己所欲攻擊的對象,說成是共產黨。

此處,我得赤裸裸地披露幾樣在當時台灣,特高所使用的偵訊方法。……刑訊變成唯一良法,刑訊的一般方法是由偵察官輪流徹夜進行。…到第三晚就會開始露出疲態,因睡意難耐而臉色蒼白,並且連連表示痛苦。…打起瞌睡,偵查官就頻頻戳他……此法由於不在嫌犯身上留下外傷,所以算是相當有效的刑訊手法。」「其次是水攻法。……將布巾等薄布蓋在臉上,而後將水潑到臉部,嫌犯由於無法呼吸而苦不堪言,……這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該書頁78〉

「再來就是使用……井字架刑具……坐到這架子上的人頂多能熬30分鐘……最後非得吐實不可。……」

「另外一個方法是……吊起嫌犯,然後剝光衣服,燒其陰毛。此外還有浸水通電等等方法,而採用這些方法時,偵訊官都得格外小心。搞不好因此而使嫌犯喪命的話,……反倒成為刑法上的罪犯。」
〈該書頁79〉──戰後台灣政治犯難怪要繼續受這類的刑訊吧。

刑訊方式我們當然使用所有的方法。」〈該書頁108〉
──對採用刑訊逼供的問題,皇民餘孽刑事竟有如此「理直氣壯」的說詞。

在落後的中國,當年各種作為的能力都不及先進的列強;在這方面,許多戰後的酷刑,就似乎都是出自這批皇民餘孽了。。。?

 

 

 

中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真實面相 ──由台中「吳振武事件」探索|郭譽孚

中部「二二八事件」的一個真實面相

──由台中「吳振武事件」探索

個人研究台灣歷史,基本的態度是探索真相,尤其,力求呈現歷史悲劇的真相。

我拒絕政治正確的「一言蔽之」……

希望我們先民的悲哀,不只成為政治陣營可以定期炒作的資產,

希望我們共同看清整個悲劇的來龍去脈,它將有利於讓我們的子孫跳脫歷史悲劇中,那屬於命運撥弄的枷鎖。

今天關心二二八事件的人不少,但是真知道吳先生的人,似乎不多。

吳振武先生在二二八事件時,是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下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在其前,國府海軍總司令桂永清[1]已面請吳氏擔任中國海軍陸戰隊的組織者。

 

首先,讓我們根據日據時台中州州立台中商業學校畢業,曾為台中的和平與安全盡力的,二二八事件後入中國海軍擔任吳振武先生副官的李碧鏘先生之回憶,來理解吳氏的重要性。

他對於吳振武先生的描述是這樣的:

「日據時期,受日本教育的台灣同胞對唯一考取大日本帝國海軍兵科預備學生,而後升為海軍大尉的吳振武咸認為是最光榮的事‧…。他是日本東京高等師範體育科畢業,…二次大戰時,被調派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任海軍中尉,終戰前升為大尉,為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日人士官士官長們看到吳中尉卻不敬禮,於是吳中尉就把日本下士軍官叫來左右巴掌打過去,這一打吳中尉就出了大名‧……台灣同胞都刮目相看吳振武,並稱許這一掌真有歷史意義。」

「吳振武在館山砲術學校接受嚴格鍛鍊,畢業前,校長與教務長要求他改日本姓名,理由是他畢業就成為日本的軍官,而且還要指揮日本官兵,面對此一問題,吳振武回答道:『讓亞洲各國人民知道台灣人也能成為日本海軍軍官,這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本人認為沒有更改姓名的必要。』……在日本海軍日本長官面前做以上的答覆需要很大的勇氣,因此,日本長官對於吳振武的勇敢與認真,苦笑著說:「好!好!這樣也對,司令部方面就由我傳達好了。」〈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386〉

「日本戰敗後,駐於海南島的日軍司令官向吳振武說:『據說,中國方面認為台灣同胞為漢民族卻淪為日本軍的爪牙,迫害中國人,身為領導者的你可能被當做漢奸、賣國賊遭槍斃。所以你來我們日本人的收容所,將來好一起回日本。』吳氏聽了之後,凝視司令官答道:『把將近一萬的台灣同胞帶回台灣是我的責任,我不能只為一己的安危而置他們於不顧,否則我將遺臭萬年。如要判刑,我只有在軍事法庭上據理力爭,縱遭處刑也不後悔。』……振武先生一生不屑辯解,清者自清,濁者自濁……。」

「終戰後,……二二八發生的1947年一月左右,中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將軍來台灣視察……發現如是卓越人才……二二八剛發生,台中市鬧得天翻地覆,吳振武被認為是首謀暴動份子,陳儀下令通緝;桂永清知道後至急來電吳振武「來京一見」,並另通知國大代表林朝權及台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設法將吳振武送回南京海軍總部。吳振武報到後,隨即被任命為海軍少校參謀。」〈同上書,頁387〉

由上述可知,他應是個在實際戰事中有領導能力,且具有領導地位的重要人物。如果他真的以其威望領導台中地區的武裝起事部隊,確實可能造成更大的局面。那也就難怪當時他被槍傷住院的事,我們要稱為「吳振武事件」了。

當然,史實,應該只有一個,但是其主要的流行說法卻有四種,

一、 周明談吳振武槍傷。

謝雪紅與楊克煌確有過這樣的猜測。……三月四日,謝曾派兵逮捕了三十多名正在密謀暗殺她的cc份子,三月五日,我從台北來到台中,第一次在作戰本部見到謝時,有三四個彪形大漢……謝神色緊張對我耳語:「你別離開我,顯然這些人想對我下毒手。」大約是三月六日下午,謝雪紅、楊克煌和吳振武同車出巡,謝對吳講了許多深明大義的話,吳終低頭不語,直到臨別時才說句:「謝先生我以前不認識您現在我對您有所理解了。但我有難言的苦衷,對我今後的行動請您諒解。」就在這天晚上,吳受傷了。謝楊兩人根據這些前前後後的事實推斷吳可能奉命暗殺謝,但聽了謝的一番話後不忍下手,……為了搪塞他的cc派上司,便以受傷掩人耳目。〈葉云云編寫,證言二二八,人間出版社〉

二、 經李筱峰、李喬、張炎憲三位文史學家

修改後的小說體傳記〈辛酸60年,上冊,鍾逸人著〉裡的吳振武先生。

「吳振武,高雄旗山人,乃十幾年前曾經『爲台蕉輸日盡瘁』,卻換來『金碗事件[2]』轟動台日兩地的男主角吳振瑞之弟。『體專』畢業後參加日本海軍陸戰隊,在海南島屢建戰功,由海軍少尉升中尉,戰後未回來台灣以前它也曾經為國府立過不少汗馬功勞。……」〈辛酸六十年,上冊,頁465~467〉

「請吳振武先生擔任我們的隊長,我則自任參謀。……吳隊長不肯就任,一再推辭。其理由是,…他是出外人,對台中人地生疏,再者他從海南島回來不過半年多,有很多事情還都摸不清,……我緊接著向大家宣佈:『……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我並未具備實際作戰經驗,我過去在日本陸軍,也不過當一名陸軍囑託,我怎麼可以擔任作戰部隊的隊長呢。……吳振武終於勉為其難地接受擔任『民主保衛隊』隊長。」〈頁467~468〉

「他自從3月3日下午脫離民主保衛隊,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有人甚至說他與陳儀軍暗通款曲,這似乎不大可能。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簡直不可思議。這種中傷毀謗,實在可怕。不過他行蹤神秘卻是事實也許因此才引起部份人士的猜忌與誤會。」

『你想看他麼?』廖老師問我。……躺在病床上的竟是吳振武。奇怪!身體那麼強壯……他慢慢地坐起來回我說:『前天晚上,大概兩點左右,忽然聽到碰的一聲槍響,以為附近發生了什麼便停下來掃視周圍,因為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又起步趕路回學校,忽然發覺右大腿有點酸痛,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中槍,原來是自己遭人暗殺!』等他說完,我又詳問他:『可能是那一方面的人幹的?……』他都說沒有,不知道。」〈上冊,頁531~532〉

三、未註明修訂者的鍾逸人著〈辛酸60年〉下冊。

「1955年,……一位姓施,操著泉州腔,『二二八』中在台中師範將中槍負傷的吳振武用擔架送往台中省立醫院的少年……將八年前發生在中師的槍擊事件內幕,一五一十告訴我。……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他們最後見到吳振武時,彷彿是『二十一師』進駐台中的五天前晚上十點左右。吳振武表情凝重……以一反往常的嚴肅,改用輕鬆口肳叮嚀大家:『今晚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希望同學到時別驚慌……如果我身上發生什麼,悄悄用擔架將我扛到省立醫院某棟病房,交給某某醫師即可‧…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大家……將他扛往省立台中醫院。經手術治療後,當夜又轉送……佑吉外科醫院。』

「由海南島被遣送返台還不到半年,在二二八中夾在聽命警總柯參謀長的直接長官洪炎秋校長與紅色人民協會派──謝雪紅等人之間,又有從海南島回來即面臨失業和饑餓,及腐敗無能的政府。而夾在蠢蠢欲動的老戰友們之間的吳振武,的確承受很沉重的壓力。況且,急欲建立『中國新海軍』的桂永清已透過台灣省體育會總幹事林朝權的管道向他招撫……採取舉槍自傷的苦肉計,以便接受國府的招撫,勿寧是較合情理。」〈辛酸六十年,下冊,頁248~250〉

四、即前述二二八事件中與吳振武相識,二二八事件後,避入中國海軍擔任吳振武先生副官的李碧鏘先生之回憶: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390〉

然而,其史實應該是什麼?

第一種說法,周明是當年「第八部隊」隊長鍾逸人的副官古瑞明〈「第八部隊」即後來的「二七部隊」,根據「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408,「二七部隊」之警備隊長黃金島之用語。〉的化名,延平大學畢業,是台灣共產黨名人謝雪紅麾下大將。其所提供資料自稱來自謝雪紅,聽來神奇,真是那麼樣的嗎?事件當事人已故去,無法求證,似乎只能擱置。而這「第八部隊」之名如何而來?是否與紅色的「八路」有關,與本題無涉,不論。

第二種說法,鍾逸人該回憶錄上、下兩巨冊,內文1000頁以上;是當年黨外民主運動散播台灣二二八事件的「聖經」〈上冊,1988出版,日據時代到二二八被捕判刑間的回憶,〉〈下冊,1995年出版,獄中回憶〉,鍾氏在獄中被國府因他是二二八事件中的武裝部隊部隊長而關了17年出獄;1978年,在作家李喬的懇切請求下寫出該自傳,其在二二八事變後30年,還能記錄得如此詳盡,真是不得了;而據該書鍾氏自序稱「尤應感謝李喬、張炎憲、李筱峰三位先生百忙中替我推敲校訂」,我們不知三位堅強的獨派大將,根據他們的「政治目標」,推敲校訂了多少真相,「改正」了多少面目?

第三種說法,在「辛酸60年」下冊中,對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記載又是怎麼回事?

──不過,更重要的是,鍾逸人巨著中有在台中師範組織「民主保衛隊」一段,自稱由鍾召集學生隊推薦吳振武為隊長而自居於「參謀」,其後,據其說,「隊長吳振武……就一直未見回來。遍找無著,不知去向。整個民主保衛隊群龍無首」,吳真是不負責任!?

然而,曾在日本海軍兵學校作吳之學弟,自稱先在謝雪紅處組織隊伍,後來轉到台中師範戰鬥隊,最後又隨吳入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楊子榮的回憶中卻是如此的「三月一日〈星期六〉早晨,黃演廣〈前海南島吳振武部隊的通譯長〉趕到……仍稱吳氏為隊長,並且告知可趁機報海南島之仇,等不及吳氏回答,它便飛奔出去招募弟兄了。翌日為星期日,……從南洋返台有實際作戰經驗的青年……陸續不斷的聚集……人數已近兩百人,因此吳振武就叫他們進入禮堂,…他們自行選出小隊長及分隊長,……吳氏上台大聲宣布:『現在任命戰鬥隊隊長之人選。站在台上這一位〈按:指楊子榮本人〉是戰鬥隊隊長,一切戰鬥任務由他負責執行,本人則為總隊長,負責對外之交涉。』」及「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吳氏……一直說:『……此後隊上的事要全交給你了』」「後來,我得到一個情報,……我又往李外科,與吳氏徹夜討論,兩人討論的結果意見一致,……當前已達到某一程度的目的,不能再讓今後肩負建設台灣重任的台灣青年平白犧牲,因而我們決定解散戰鬥隊。三月十二日,早晨,我叫戰鬥隊450名隊員全部在操場集合,整隊之後即宣佈解散。」;這裡說的過程,最後吳氏把責任交給楊,楊與吳氏「徹夜討論」,明顯是負責到底,與鍾所述完全不同。〈上引文見於「口述歷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研院近史所印行。可印證在李碧鏘的文中,楊是治安維持隊長,吳是治安維持總隊長,也沒有「民主保衛隊」之名〉

加上,印證鍾逸人在後來「二七部隊」的警備隊長黃金島的筆下〈黃氏,日本海軍出身,服役於海南島,因參加二二八事件而逃亡,後避入吳振武所部海軍陸戰隊〉,卻說「古瑞雲任鍾逸人的副官,他……人相當活潑,體格也不壞,所以大部份事情由他發落,以致鍾逸人反而不知在做啥事?」〈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頁408〉──那麼看這位鍾逸人在上、下兩巨冊的話,研究者又該如何採信呢?

第四種說法,與本文開始探究吳氏的地位時,所提供的可敬資料,都是吳振武先生的崇拜者李碧鏘、黃金島的回憶。當時李並不在現場,當然只能當做參考。

然後,我們要指出的:

首先,可注意的,是鍾逸人的回憶錄在對於吳振武相關問題上,有時十分粗糙而模糊,不像校訂者李喬〈文學名人〉、李筱峰〈政論名人〉、張炎憲〈史學界名人〉過去處理資料的專業形態;

例如:在吳先生值得崇拜的表現上,李碧鏘列出四項吳氏出類拔粹的可敬表現,鍾氏與其校訂者僅以粗糙、模糊而跡近胡扯的「在海南島屢建戰功,由海軍少尉升中尉,戰後未回來台灣以前它也曾經為國府立過不少汗馬功勞。」一句話,就想當然爾地帶過。是鍾氏真不知吳氏可敬的這一面,還是他與其校訂諸名人絕不認同於這可敬的一面?

其次,再看離奇的,是鍾氏與其校訂者對於吳氏受槍傷冷嘲熱諷的處理,竟是那樣「努力」,以本文前及的資料看其成果:

1、 在介紹當年的吳氏時,為何以取那發生在本事件後20多年的家族事,來調侃吳氏的重要經歷?其所謂「乃十幾年前曾經爲『台蕉輸日盡瘁』,卻換來『金碗事件』轟動台日兩地的男主角吳振瑞之弟。」

與當年的吳氏何干?同時,又將吳氏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體育科,說成是「體專」,是由於鍾氏本身考上過東京外語學校法語科,就能如此輕蔑於人麼?

2、 在第二段引文中,由所謂

「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有人甚至說他與陳儀軍暗通款曲,這似乎不大可能。」

先說得像是真很信任吳氏,但是話題一轉,由褒揚的「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竟轉出重大的罪名,所謂「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簡直不可思議。」然後再轉出具有尖刻猜忌的同情,那所謂「這種中傷毀謗,實在可怕。」以及再引讀者可能強烈猜忌的所謂

「不過他行蹤神秘卻是事實,也許因此才引起部份人士的猜忌與誤會。」

其行文轉折三次,然後落實其所欲導引人們對於吳氏「與陳儀軍暗通款曲」的猜忌。真是努力得十分辛苦,也實在很有成績。只不知這是坐牢17年的日本外語學校法語科的鍾氏之文筆,還是三位校訂名人的精心業績。

可惜,如果沒有上面李碧鏘為我們列出的四項可敬的表現,我們幾乎真要接受他們所製造的罪名。但是,讓我們知道吳先生有那樣高潔的人格,我們怎能相信他們草率羅織的罪名?

其三、在「辛酸60年」下冊中,對於吳氏遭槍傷竟是學生參與其事的新解。

在談此事時,我們要先想像自傳的傳主,寫作時應該對所有過去經歷的事都已知道,怎可能上冊寫到吳振武受槍傷時,不提另一已聽說的重要說法〈如其所說是1955年得知〉卻將此說法放到1955年的時刻才敘述?因而,讀者應可合理的懷疑,該資料不是鍾氏於1955年得知的,而是在上冊出版後,自身〈包括三位校訂名人〉對於該問題的處理深度不滿,因而再行處理的段落。

同時,我們再檢視,該新說法中的疑點。

1、 施姓少年當時何以會如此重視吳振武的行蹤?否則怎會有所謂

「……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

是每天學生都會如此注意教師的行蹤嗎?──讀來只覺得是為了順著上冊鍾氏的所謂「他自從3月3日下午脫離民主保衛隊,我在三月六日傍晚……瞥他一眼以後,就一直沒有看到他的蹤跡,……他的行蹤很神秘。」說法而已──

2、 至於,對吳氏受槍傷事件經過,在下冊中別出新裁的描述:

彷彿是『二十一師』進駐台中的五天前晚上十點左右。吳振武表情凝重……以一反往常的嚴肅,改用輕鬆口肳叮嚀大家:『今晚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希望同學到時別驚慌……如果我身上發生什麼,悄悄用擔架將我扛到省立醫院某棟病房,交給某某醫師即可‧』…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

真有這樣的可能嗎?在傳說陳儀已派出許多武裝國特到台中,且部份已被捕的情形下〈請參看「辛酸60年」上冊,頁481~482對此事件的說法〉,吳氏怎可能把這樣自行槍傷的大事,就透露給學生們,在各方對立中,不怕走漏消息?如果透露給學生,那是為什麼?有此可能嗎?據說,吳氏曾為了部份學生兵,只有14、5歲左右,很像娃娃兵。看到這些娃娃兵,就把他們集合起來。訓斥道:「你們都是小孩,武器操作都不懂,怎能作戰?」吳即命令解散,要他們回到父母身邊。〈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頁391〉;如此照顧學生兵的吳氏,會把如此重要的事,扯上年紀也比娃娃兵大不了幾歲的中師學生嗎?

3、 對於受槍傷後的處理,在下冊中別出新裁的處理是:

「果然,十點一刻不到,從鄰室──舍監室傳來砰然巨響。原來吳振武右大腿『中槍』。學生們進去的時候,他已彎著腰雙手掩住傷口。大家……將他扛往省立台中醫院。經手術治療後,當夜又轉送……佑吉外科醫院。」

卻是和在上冊中與鍾氏親身聽自吳氏自白的:

「前天晚上,大概兩點左右,忽然聽到碰的一聲槍響,以為附近發生了什麼便停下來掃視周圍,因為沒有發現任何異樣,又起步趕路回學校,忽然發覺右大腿有點酸痛,用手一摸才知道自己中槍,原來是自己遭人暗殺!」

在時間上全不能相合,換言之,若吳氏真如施姓少年所稱是在該時間動手,在向鍾氏自述槍傷時,何必偽造時間,由十時至午夜兩點之間,近四個小時,倘有人看到吳行蹤,豈不壞事?更何況,就所知吳氏是一六呎高的魁梧壯漢,學生扛他七手八腳,趕赴醫院,怎會是好的安排?

因而,我們乃更能肯定前面懷疑的合理性,認為該資料不是鍾氏於1955年得知的,而是在上冊出版後,自身〈包括三位校訂名人〉對於該問題的處理深度不滿,因而再行處理的段落。其中充滿了處心積慮的醜化與攻擊的痕跡。

探索初步結論

而相對於此,我們乃能以上引的第四種說法為主軸,引出吳氏受槍傷過程最合情理的說法,即:

「三月六日晚,治安維持隊總隊長吳振武從家裡要回師範學校,走到一條人煙稀少的小徑時,忽聞一槍聲;當時也沒感到身體怎樣,過了一會兒,它的腳筋慢慢隱引作痛,只有忍耐著痛苦走回學校。這時他的副官黃演廣〈吳在海南島時海軍陸戰隊通譯長〉看見吳很痛苦,馬上扶他坐在沙發上,吳呻吟按住自己的大腿說「腳脛被打傷」。這時正好國大代表林朝權進來,大吃一驚:「快送去醫院……」,於是兩人合力把他抱進校長公務車,送到台中聞名的李佑吉外科醫院。」

不過,參考前吳振武在海軍兵學校的學弟,自稱因吳氏而由謝雪紅處轉至台中師範吳振武麾下,任戰鬥隊長,後來隨吳至中國海軍服務的楊子榮的簡單回憶:

「當晚,吳振武擦槍,突然轟然走火,……我和黃副官一同送他到李祐吉所開的外科」

因為,李當初不在場,同時黃副官一人不可能把高大的吳氏送醫,以隊長與副官送總隊長就醫,應屬合理。

而二二八當年還是相當禁忌,林朝權原與國府關係很好,人在大陸,與吳也有舊,但楊在台,若牽出謝匪的關係是很危險的,雖知道楊恐怕也會迴避,以維護之。所以,傳述時林朝權將楊子榮轉為自己是可以有若干理由的。

此外,確實不少當年不同陣營的相關人士,都將該槍傷視為擺脫困境的苦肉計,而居住美國的吳振武先生自身又不肯說明,因而,我們應可將事件釐清到吳氏應該是自傷由楊子榮與黃演廣送醫住院的程度。〈按,自傷應確是最安全的擺脫困境的方式〉

深入探索的問題──動機問題

上述的探索,雖然,為我們把事件進行的過程,由「辛酸60年」一書所造成的迷霧中,大要地廓清了出來,但是,就整個問題言,還沒有處理大家所關心的關於吳氏的動機問題。

其一,真的可能是第一種說法嗎?──因為,謝雪紅的自認為「大義懍然」。〈記得嗎,黃金島居然說「二七部隊」原稱為「第八部隊」,台北公車號數雖多,永遠沒有八號車。〉

其二,真的是第四種說法嗎?──因為牽涉在紅藍的壓力之間,難以自拔?

其實,細看以上兩種理由,何其相近──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接近宗教的世俗理想,確實可能出現這樣的道德場景。謝雪紅的自信,永遠存在於若干激進的理想主義者之間,因而,謝氏對吳說教,非不可能,效果如何,則不可知。而二二八的情勢,何其複雜,吳氏以其在本文初段所表現的風格,他會希望為自己維持自身的處事原則,是可以想見的;在此,鍾氏在其下冊的回憶錄中,把複雜的情勢提出來強調是對的,但是,史實應該更為複雜──似乎,鍾氏與其校訂者諸名人,如前所及,他們只想自身的目的,並不想真的呈現全部的真相〈例如,美國與日本與二二八的關係皆無提及,即其一例〉。

更複雜的是什麼?

請審視以下相關的前引資料:

「我是顧慮內外情勢,及看在吳先生過去在日本海軍的一段寶貴經驗,以及它所具備在海南島回來這一群台灣青年中的號召力。」

依施俊龍的記憶,彷彿是1947年三月三日下午,民主保衛隊成立,……次日過午後始發現吳振武已在中師禮堂,另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吳振武被推派為隊長的原因,確是他在海南島的歷史經驗,但是,為何他又要成立一支「沒有他校學生和社會青年〈包括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其中的純『中師學生隊』」?

是否,這其中應該以些什麼特殊的歷史經驗,使得他不想把「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參雜進入「純『中師學生隊』」裡?

如果,我們擴大取材範圍,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與戰後海外回來的退伍軍人〈尤其與由海南島回來的退伍軍人〉的相關資料:

上引二七部隊警備隊長黃金島的回憶中曾及:

「在二二八中領導民軍與國軍作戰的,大多是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

在吳濁流的回憶錄中有:

「失業者非常多,而從海外回來的青年幾乎完全失業。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並且經過了非常困難才回到台灣。」〈吳濁流,無花果,頁190〉

「一群青年……迅速地把市內警察局的武器接收下來了,這批青年主要是以前的軍夫、軍屬、志願兵等,他們手無寸鐵,竟能那麼勇敢地解除了警察的武裝。」〈台灣連翹,頁179〉

由上述資料看來,一面讓我們看到了「日本兵退伍的台灣同胞」,在二二八事變史實中,所處的重要地位;是否也就凸顯了吳振武在戰爭期間的崇高地位,如果此時登高一呼,確實其意義絕非凡響──於是,關於吳先生自行槍傷的動機問題,倒像是回到了頗類鍾逸人在其「辛酸60年」上冊中所曾提出的疑問:「像他這樣的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會不珍惜自己的過去,甘願作個三腳仔出賣自己的同胞?」

然而,史實究竟如何?有著崇高風格的吳先生,首先,被鍾氏逼成隊長的他,有「出賣自己的同胞」嗎?他脫離「治安維持隊」及解散「治安維持隊」,使台中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創較少,加上,如黃金島所稱「我在二二八後過著流離逃亡朝不保夕驚惶的生活。而投靠吳振武的海軍陸戰隊,到了左營兵營後發現,到那裡報到的,有不少人是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他能算是「出賣同胞」嗎?

換言之,到此為止,由他接納「參加二二八的逃亡犯」的動機看,至少是「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參加者,這與前引其「愛台灣」的態度,是一貫的。因而,才願意以其自身特殊的地位,甘冒被牽連的危險,而加以庇護。

不過,既然願意為自身的同胞承擔那麼大的責任,又為什麼當初寧願「自行槍傷」,也要擺脫當時為自己同胞迎接新時代的大責任?──只是當時判斷錯誤麼?──是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他作出那樣的判斷?──據說,他的海南島軍中同袍確如前引我們台灣文學家吳濁流所說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那麼,何以,他拒絕成為領導者,成為摩西帶領其子民出埃及?──只是桂永清先生已答應重用他,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就妥協了?

史實是什麼?可能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但是,當歷史的種種資料不斷浮現時,史實確會往往越來越清楚。那是在海南島曾經發生的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故事,身為海南島日本海軍海南警備府直屬第16警備隊大隊長,是當時台灣人最高的軍官,相信他一定也會知道我們台灣人士兵間的重大故事。

那是在受了皇民化教育與軍事訓練後的台灣人中,有人曾經在海南島對於當地被輕視的「支那人」發生了悲劇。據一位軍屬所描述,其史實如下: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

「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這些,具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應該一定知道。自己的同胞呵,他一定深惡痛絕。因為,出身於教育專業的他,東京高等師範的素養,一定知道日據下台灣被吳濁流稱為「完全和訓練狼狗方式相似」的軍事訓練〈台灣連翹,頁95〉──所謂:

把公學校畢業生全部納入青年團的組織,加以訓練;……每週舉辦一天,……訓練都是軍隊式,天天都毆打喝叱,教員室成了刑事審問室。……這種情形不久便影響到學校教育,那種殺伐野蠻的作風也肆虐到純真的兒童們的身上。」〈吳濁流,無花果,頁82〉

也一定知道這種軍國主義極致的教育,其宰制到可同情的極深程度──可見於下例:

「對老師的尊敬程度,從我下面說的這件事就可見一斑。有一位日本軍事教官,非常嚴厲,……日本剛投降時,許多台灣人會去打有宿怨的日本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也計畫去找這個日本教官算帳。剛看到他一個人在園子裡種菜,卻突然有一位同學大喊:『敬禮!』於是我們大家都列隊站好敬禮。教官就說『好好……過來幫我種菜吧!』我們幾個同學本來要去修理教官的,結果反而幫他去種菜。……」〈台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張豐緒,頁52〉

在那樣的軍事訓練下,有些台灣人極可能在某種命令或暗示下,實在已到了別無選擇的悲慘地步。

更悲劇的,以他的身份也一定知道,另有一群群的台灣人,則以自身的生命做了相當崇高的選擇:

例如,有位我們台灣人警察的回憶是:

「日本軍人對海南島我同胞實在太殘暴而沒人性,每當我以警察身分出面干涉,不但無效而且連我自己都要被日軍毆得遍體鱗傷;其次,是日人如要殺人,不問青紅皂白,祖國同胞不知多少人枉死……我和同班台籍志士三人起義,逃出後在山區迷路,日軍動員四千人圍捕,幸被游擊隊保安七團救援,始免於難。……游擊隊特別宰豬表示歡迎我,並命我當中尉排長,後來並代理連長,繼續從事對日諜報及滲透工作。」

另有位被派到海南島農場指導員的農校畢業生的經歷是:

「接獲日本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命令,派任海南島農場指導員……每天辛苦勞動十小時以上,隨時都要遭受日本人的打罵,而且伙食是分明的,日本人食好的、住好的,講究衛生,台灣人食的是爛魚白菜湯,既不營養又不衛生……(1940年)農場突接日本海軍命令……令我負責先行調查市場狀態,從此可以整天在外廣泛的與中國人接觸,……雖然初見,但彼此都很信任,這大概是由於血管裡流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液吧……經過無間斷與台籍軍警人員秘密聯絡結果我們的反抗力量逐漸有了規模;日本軍營中高通譯、歐通譯,特務部的林通譯、楊阿香、廖雲、周順,日本國際電信局何阿木等同志,均同意參加我們的抗日陣營。」

這些,對於品格受景仰的吳先生,會是怎樣的衝擊?然後,他經歷了日本投降後,在海南島與廣東,那段吳濁流先生所提起的「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的日子──他一定比許多人,對於那個時代裡,我們台灣人被撥弄的種種,有著更深刻的重要感觸。

是否,因此,在他處於那個新時代既將來臨的環境裡,雖然,有一些子弟兵已挺身站上的時代的第一線,他卻在那似乎極重要的時刻,以極不得已的自傷行動,作了他慎重的抉擇──為了理想中只有強盛,才能避免被撥弄的祖國,他斷然行動,把當年在海南島,他沒有機會實現的,可以拒絕被撥弄的理想,這次在現實中正式作出他的抉擇。

相對於此,二二八事件,在族群問題上,我們見到了當年一個台灣族群被強烈撥弄的面相。因為,如果我們看到了其他方面的資料,例如:

以批判日本據台史著名的戴國暉教授,童年親聆鄉人所傳達的慘劇可見:

我們村子也被拉去一人當軍伕,記得他大概幹了一年多吧,……拿了一個八等瑞寶勳章退伍下來。我的父親為了給這位歸來的軍伕洗塵,特地請他到我家來吃晚飯。……目的是想聽聽……報告他在廣東的所見所聞。………良久,軍伕壓低了聲音,慢慢地開始細訴日本兵在我們家鄉幹的種種暴行,如何慘絕人寰,如何動人心魄,其中包括獸兵強姦了我們中國婦女之後,還用刺刀從陰部把他捅死……當時,在蚊帳裡偷聽大人講話的我,突然爬起來大聲說道:『日本軍是皇軍不會幹出那種壞事!』這事發生得太突然,以致大人們全給嚇得面無人色……

此外,後來成為人權工作者的林歲德先生,在南京附近所經歷的屠殺:

「1938年夏天,我被動員參加南京周邊的討伐戰役;……某日我和古參一等兵一同進入村中,進行民宅搜索。……我從右側進入,發現有一名老太婆藏在屋內。不良於行的老太婆抱著五個月大的嬰兒,磕頭如搗蒜,哭著哀求我『救命』,一陣迷惘間,那老太婆抬起頭,使我大吃一驚,……她的面貌和我母親太相似了。於是,我隱瞞關於老太婆的事,……但走出房子沒幾步,嬰兒突然哭出來,一等兵立即回頭,發現了老太婆與嬰兒。他當場將我打倒在地,雖然我咬牙忍耐,但仍遭痛毆。我對他說:『這老婆婆不能走路,嬰兒也不會成為我們的敵人。』結果又招致一頓毒打。他大吼:『你是台灣人,才會想放過他們,這老太婆可當連絡員,這嬰兒長大後會變成八路軍。』於是一等兵便用刺刀把老太婆和嬰兒刺死。……殺了老太婆及嬰兒後,一等兵餘怒未消,又用槍扥毆打我……當晚我在懷恨中哭了一整晚,……」

加上,當年,大戰結束後,身在國府的台灣人丘念台,美國軍方竟然直接對他傳話:

「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

在台灣,則美國著名的台北副領事,海軍情報官柯爾在其名著「被出賣的台灣」中,則描述了當時美國撥弄的作為:

「舉例來說,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

這些,以吳振武的身份,我們不知美國是否也有人向他接觸,或者他曾經讀過那些小冊子,在1946年初,美軍情報人員,公開在路上,透過譯員訪問民眾的政治傾向的往事,他一定也聽人家談論過,而有深刻的印象吧。

況且,還有雖然名為「無條件投降」而離開台灣,日人除了留下皇民化運動的種種「問題」外〈可參看吳濁流之台灣連翹,頁193、196〉,日本殖民統治所留下的臨去伏筆更是不少,例如,由時人所謂:

「最麻煩者為日產家屋租用問題,善鑽營者,與日人勾結,租用即成事實,以期獲得優先權,並向各方活動,余亦感覺煩惱,利之所在,鮮有不趨之若鶩者。」

加上更有將應該充公的日產轉移給過去相親近的台灣人,自然更引起其他台灣人的不滿,當國府尚未來台前,爭奪日產的衝突,已為我們社會埋下了不安的因子。即其一例。而為我們台灣人所不知道的惡毒暗招,例如,威逼林獻堂先生不准出席1945年9月9日南京舉行的中國受降大典,當天林先生的財經顧問陳炘也未出席。加上其前威脅林先生擔任「台灣自治運動委員長」,種下兩岸的誤會;其他,如,與上述南京受降同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親自由東京押運一飛機台灣銀行大額鈔券抵台,以發給欠薪與預發半年薪資與退休金為名,散入台灣市場,吸取大量物資,造成我們台灣社會金融,在國府來台前就已有潛伏之巨大通貨膨脹,而外表則作出投降者讓人同情與敬佩的掙扎苦況;其實情,此地不一。

唉,那是怎樣一個被撥弄的時代!有崇高風格的吳先生怎會甘心被撥弄。

至於,歷史的悲劇當然不應是冤冤相報;但是,人類並不是全然理性的。例如,國府當年的問題實在不少,應該負起其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歷史悲劇的真相,並不容易犁清。

以吳振武先生言,處在被撥弄的大環境裡,他付出相當的代價,成功地跳出被撥弄的情境;想來,後來在「二二八事件」後,他以中國海軍少校身份,負責返台召募海軍陸戰隊隊員,又見到參加二二八事件的同袍而決定加以庇護時,他對於自己竟不僅能拯救自身,更能拯救那些被撥弄的同袍的事,一定是極為快慰的吧。

但是,他怎知道美蘇冷戰的棋局已經逐漸成局?自己所跳脫的,只是一時的、一地的那個現實。那時白色恐怖所撥弄的巨大幃幕正在形成,二次大戰後,海峽兩岸分離而受撥弄的另一段不幸歷史,再度展開。直到6000億軍購的今日。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上等兵退伍 泥土敬撰於2004、8、8

修訂於2005、12、24

 

[1] 桂氏,黃埔一期生,東征、北伐中身先示卒,受賞識,曾奉蔣之命往德國留學軍事;返國後負責處理德國軍事顧問來華訓練國軍事宜;發起並出任蔣嫡系的「復興社」之中央幹事兼訓練處長,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據稱所訓練的軍隊雖少,但在守南京中山陵時,曾擊敗日軍,表現頗佳;但1938年「蘭封會戰」,雖親赴前敵,未能達成蔣當日取勝的軍令,因失守而被撤職返任軍委會戰幹團教育長,極受指責;1940年奉派駐德武官;1944年為駐英武官,軍事代表團團長;1945年,任海軍副總司令,負責整頓海軍三派系;1947年,任海軍總司令。1954年,卒於參謀總長任上。〈中山陵之事,見於「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陳慈玉、莫寄屏訪問,陳南之、蔡淑瑄、潘淑芬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印行,頁12〉

[2]這是當年大案,吳振武之兄,即高雄青果合作社負責人吳振瑞,被揭發於1969年以大小金碗賄賂眾官員;據稱,其中內政部長徐慶鐘曾來電以操守自清,未被揭發;其他高官如徐柏園、蔣彥士皆赫然在列;此案,該社23人被處徒刑。該案主嫌吳振瑞後人曾於解嚴後,意圖翻案,稱「多數農民則不管相信與否,都對吳存有好感。因為在他主持高雄青果社的十年間(1960─1969)台灣香蕉一片榮景,蕉農確實賺了一些錢,自然要心存感激了。」〈見於「為蕉界功臣吳振瑞冤案平反 憶往(上、下)」,馮清春著,「台灣公論報」2004/7/29~30〉,然,張憲秋在其「農復會回憶」稱,「農林廳、農復會、青果合作社與省農會在蕉農謳歌聲中快速動作,合作無間。香蕉於1963年出口值僅約700萬美元,1964年增至2,900萬美元,1965年增至4,900萬美元,1967年達最高峰約5,200萬美元;其後因美國自厄瓜多爾輸出香蕉至日本,後更在菲律賓大規模植蕉輸日,台蕉輸日乃漸減。」〈該書,農委會印行,頁68〉;可見所謂「十年榮景」,應屬有誤;其他,有攻擊李國鼎之弟或有政治鬥爭之說;最近日人有老記者談日本右派發展與其掌握輸日香蕉特權有關,因而該案或有值得再研究之處;但該書中故意在此提吳振瑞的案子,實在有任意牽拖之嫌。〈可見於「日本政界的台灣幫」,本澤二郎著,吳寄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北部「基隆二二八」,極悲慘的,人類精神墮落之研究 ── ──由鍾肇政大老的資料研究 | 郭譽孚

這是我不能不貼出來的,尚未充分完成的 關於「基隆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報告 忍痛掙扎著,忍耐多年了。。。

問題絕非只是「有」或「沒有」的是非題啊

請大家認知到,它雖然未完成,然而,我是真誠的。。。

年輕時,我曾經願意奉獻出我的生命給社會

如今,為了我們社會的前途,我不能不把我不成熟的作品提供出來,一如我當年獻出我的生命之嚴肅。。。

請大家沉思 以下,是我的未完成的研究,我敬愛的基隆的朋友們,如果有人讀到此文,能提供資料,讓我們看到當時更多的真相,讓我們今天的社會,能夠避開許多原本不必要的衝突,那將是我們社會怎樣的福氣。。。

個人謹在此向您們叩首感謝。。。

關於「基隆二二八」,極悲慘的,人類精神墮落之研究

                                             ──由鍾肇政大老的資料研究

在關懷與研究二二八事件的情境中,「基隆二二八事件」是我最感沉重的一部份,因為,在所有「二二八事件」中,基隆二二八事件可能是死傷最多,也是最殘酷悲慘的一部分,我名之為「人類精神的墮落」。

我所得到的解讀訊息頗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雖然很有力,但是,它指向一些我無法追究的間接來源。以我過去研究的態度言,我不會加以公佈,但是在今天二二八事件一再被炒作,某電視台甚至特別製播「基隆二二八」的部份悲慘記憶之後,為了及早澄清這個慘案的面貌,我認為慢慢的抽絲剝繭已是緩不濟急,所以,我決定先把我已發現的資料公佈,請關心史實全貌的各界朋友能一起提供各自的訊息──還給社會真相吧──

為了我們社會共同的未來。

在一般研究中,對於「基隆二二八」的悲劇,藍營可能由於無法面對那可能是先人的錯誤,而有矇混過關的傾向,綠營則對之理直氣壯,痛心疾首,高張悲情幾至無以復加的程度;筆者沒有藍綠色彩,坦誠其悲慘確實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然而,那些慘事,不只有類似日軍在華所做的,以鐵絲貫掌後,送到海邊槍斃或投海,更有讓人髮指的,死者竟有被切除生殖器官者,這簡直無人性的慘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覺得那才是更重要的,我們應該重視的問題。因為在事件後六十年的研究,絕不只是為了替死者伸冤,也不是為了找出那些可能已經亡故的加害者;而是為了弄清楚悲劇之所以發生;人的精神何以竟能扭曲到那樣殘忍的程度?我們作為那悲劇歷史的傳承者,我們能夠把過去的歷史當做教訓而理智地避免悲劇的重演嗎?否則,族群問題的巨大陰影怎可能自行消除?

以下,本文就為了處理上述「基隆二二八事件」裡該一重要問題,將先提出四項重要資料;

其一,也是最重要的獨派大老鍾肇政在其大作「台灣文學十講」中所提二二八事件中的周金波問題〈我讀到的時間大約是2005年前後〉;

其二是基隆地方人士的奇怪說法〈我讀到的時間是「基隆雨港二二八」與「八堵車站二二八」出版後的不久〉;

其三是本人過去所獲得的,過去從未聽說的一項新資料〈我聽到時,是1997年,當時,我妻病故不久,我去妻的學校辦手續,他的一位同事告訴我的〉;

其四,再研究周金波本身的特殊身世背景問題,

其五,最後,雖還得不到答案,卻可試著由某些交集,剖析這些資料對於該問題的意義──

以下,就由鍾大老所提問題開始我們的探究。

其一    台獨大老鍾肇政提供的周金波問題〈周金波就是周振才的長輩?〉

此是由有「台灣文壇之鬼」之稱的鍾氏在該書中所提供給我們的研究線索;看來除了他沒有理由造假之外,更應該不只是來自第一手的,更是絕對可信資料。 鍾氏,在該書中提到,關於基隆地方重要文學代表人物──留學日本返台的周金波的一段往事;他是如此說的:

「有一個很有名的皇民作家周金波,戰後他隱姓埋名了差不多四十年。……戰後二二八的時候,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該書,頁228〉

「可是文學方面,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怕人家知道……他姓氏也換掉了,幾年前他突然出現,……他被邀去演講。他把藏了四十多年的內心裡面的話通通透露出來,而且堅決表示是無怨無悔的,他寫一些皇民作品,他絕沒有後悔。〈同上〉

「……他是不是到現在還有那個皇民思想呢?我是不太清楚,不過他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什麼翻悔意思,他認為他那樣做是對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該書,頁229〉

讀了以上的敘述,您是否與我一樣好奇,這位周金波究竟是做了什麼「激烈的反抗活動」?
為何在該書中,我們完全被鍾氏隱瞞了,沒有見到任何描述;為何鍾肇政要隱瞞,但是筆下卻一再地以曲折的周氏「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翻悔的意思」與「認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來表示平素極為同情皇民文學的他,似乎自身主觀上也對周氏的作法難以認同?

在此,讓我們試考察一下,鍾氏是台灣文學界獨派大老,眾所周知,當國民黨時代,他在台灣文學巨擘吳濁流名下,主持吳氏的「台灣文藝」;深受各方器重,曾經屢獲國府文學大獎,在黨外民主運動時代,才漸轉型為獨派大老;他自李登輝時代以來,高據資政地位,平素對於國府可說絕無寬貸的表示。那麼,這位台獨大老是知道了什麼真相,他隱瞞了什麼讓他也不敢說出口的激烈史實,什麼使他似乎難以認同?鍾肇政先生的這一重要資料,是我們在過去所見的各種二二八研究中所從來沒有被觸及過的新資料,它讓我們似乎有了進一步探究的線索──前一資料所謂的「激烈反抗活動」,可能是什麼?

其二     地方人士提供的特殊線索──

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即有前述之慘況,大概人人知其嚴重性,非有親見目賭者,不敢傳述吧。不過,確有若干間接的抱怨式的說法,與鍾大老所表達的,似乎恰巧相反,前者不可說,後者似乎不少人知道;值得我們研究時參考。例如,「基隆二二八事件」受難人林清泉之妻林溯涼說:

「他們也沒有目標,都是亂捉;我也什麼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糊里糊塗被捉。真正的流氓他們不去捉,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無罪的人反而被捉走。……」

當時基隆深澳坑的里長江萬成所說:

「說到二二八事件,本人從頭到尾身歷其境。……本省人稱外省人阿山自始就看不起他們。緣接收台灣之國軍無論軍容與軍紀皆差於日軍故引起鄙視。後來變成要打阿山實在是台灣人不好,於是變成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最大的污點是真正的壞人走了,好人被冤枉而死。」

當時省訓團結業的翁來所說:

「當時在安瀾橋要塞司令部抓了不少人,其實抓來之人,不全是壞人,當時壞人大都已經逃走躲起來了,…… 」

以上三方面的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在基隆「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中似確有某些未能到案者,其身份似乎是大家都知道,他們做了某種易於被判斷為「壞事」的行動,但是似乎沒有人敢說出來的──是真的嗎?為何給我們如此的印象?

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我們來看二二八事件前後在基隆曾經發生過什麼重要活動,又正好與周金波有關,是否有任何「激烈反抗活動」──我們確實看到了,那是皇民作家周金波於1992年受張炎憲等訪問時的自述:

「1946年5月4日,……這是台灣第一次遊行。……友仔〈筆者按:流氓〉…學徒兵…一般市民…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水產學校、光隆商職、基隆中學……以日本留學生為領導中心……我是押隊,走在最後……。」

「二二八時,我弟弟是在寶公學校當教員;……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那時我當里長,我父親楊阿壽是市參議會議員;……三月初八以前,路上有台灣人打外省仔,至於有沒有台灣人搶警察局的武器,我並不清楚,我沒有出門……」

周氏在1993年對日本學者演講時,其所描述內容則有重要的不同:

「1946年5月4日這天,……這時,以學生和青年們為中心的抗議行動,秘密醞釀進行。由於我家與廟庭相連,因此成了集合地點。……隊伍後方突然騷動了起來。我跑去一看究竟,原來抗議的群眾正和警察鬥毆起來,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就抓住我不放。」

以及他在該示威後他被逮捕後的不幸遭遇;其所謂:

「我被脫得精光,遭到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戰爭期間,我曾經驗過坐潛水艇奔逃,在疏散地遭受飛機的機槍掃射,但就是沒有刑求拷問這樣恐怖。」〈此段與後面日警刑求相關,故此強調〉

他在對日本學者描述時,似是有意隱匿掉了自身作為「領導中心」的日本留學生與押隊者身分的重要地位,可能只是為了讓日本學者更同情自己吧,似不足深究;但這卻顯然相當證實了鍾肇政所透露的內情可能有極高的可信度,它顯示了周氏在當年是個深涉時代動亂的皇民青年;然而,我們卻並沒看到似乎能被鍾大老稱為「激烈抵抗」,並且顯然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它雖是個應為社會廣泛知曉,但是並不是個值得大驚小怪保密的往事。

另一值得提出的,是周金波當年在日據下的成名作「志願兵」,是在大東亞侵略戰爭時期,由於鼓舞我台人從軍而獲得當局最高榮譽的小說。

其三      外省○先生的噩夢似的回憶 ──

此是光復初期來台,在基隆從事印刷業的○先生,於八、九年前,去世之際,於病榻上對子女談及二二八那年代,告白他曾槍殺一個舉槍瞄準著的青年,那有如噩夢的往事。

○先生之本省籍、他的老妻在旁,為榻前子女證實其所言;此資料由當時在榻前的其子某君,是我的著作「自惕的主體的台灣史」的讀者與亡妻當年的同事,親口告我。這一聽來的事件,我沒有在它處見到或聽到;也沒有它與前兩事件直接相關的任何線索;但是,據說,它確實是當年發生在基隆的悲慘事件,因為它似能接近鍾大老前所謂「激烈抵抗」,或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因而在此提出參考。

事發當時,從事印刷業的外省○先生,屬年輕知識份子,與台籍女子剛結婚,妻子已有身孕;駐基隆的來台國軍,某年輕尉官也屬知識份子,負責軍中文書工作,由於教育程度相近,在工作連繫外,自然,例假也時相過從,連絡頗為親密;某日,○先生有事約了該尉官,不知為何平素往來密切的對方,竟爽約未至;雖經聯絡其單位,甚至找人打聽,也全無消息,但覺其聯絡時,回應氣氛有異平常;○先生由於關切,更親循軍營內關係查究,才知有一批軍人竟在前一休假日外出時,被害於鐵道旁私娼寮內,死狀甚慘,連那話兒也被割下;該年輕尉官竟正在其中──

於是,他也備了自衛的槍支。然後,在其後的一次動亂中,他由自家窗角射殺了街上一個持槍射擊的青年。那外省老者垂死時描述著,他的省籍老妻則在榻旁肯定其回溯情境皆是真實的。當然,此事的意義,除了對這家人真是噩夢般的悲劇外,當然也波及那持槍射擊而被射殺的青年的不幸家族。 然而,可能更讓人遺憾的,是個人推想,該消息在軍中可能難於封鎖;所有在台無眷官兵,此時,長官都不能不告誡官兵,那過去休假時的重要去處,如今已是一個危機重重的可怕絕地!那對於眾多在台無眷官兵們,會造成怎樣的壓力?這樣的情事發生,對於軍人心理會造成怎樣的反彈──這與,二二八事件後,國軍21師登陸平亂時引發的「基隆二二八事件」之似乎特別悲慘,是否有其實際的關係?! 由以上三項資料,我們似乎並不能就發現太多有利的線索;下面,為了更深入此一問題,我們就由鍾肇政大老為我們提供的研究對象周金波做進一步的探索──

其四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周金波研究

如前文所見,我們已發現到「基隆二二八」的史實,其中應該確實有很大的疑雲;然而,如前及,顯然研究已無法在那個方向繼續進行下去;現在本文改由另一個方向,看是否能夠幫助我們對於當時事態的理解──就是我們現在一起來研究皇民作家周金波──那位前述獨派大老鍾肇政在其「台灣文學十講」中為我們提供線索,我們才發現的地方重要人物。以下,我們就把周氏的家世、成長背景與社會關係分別概要簡述如下:

一、家世、成長背景──

周金波是基隆楊阿壽之長男,生於1920年的基隆;其周氏家族曾長期從事貿易業,楊氏家族則從事齒科診所業務;楊阿壽自身則除在1920年代留學日本學齒科,還曾參加代表台灣社會進步力量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各種活動,交遊廣闊 。 周氏出生後,隔年即隨母赴東京依靠在日留學的楊阿壽;1924年,返台;據說,在周家扶養長大,但其就學時,

「爾後周金波輾轉就讀桃園、新竹、基隆的公學校,因為不太會說台語而飽受欺負。」

1933年,再隨父赴日,入中學、大學,習齒科;有藝文天份,在大學期間學習音樂,又入舞蹈研究所,並參加右翼壯士劇的演劇研究會,可是個有能力編劇與籌備演出的專業人了;其整個人格成長的少年與青年時期都在日本順利渡過;到1941年,大學畢業才返台。

以上,周氏在日本的成長時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昂揚,左翼「轉向」 的時代;我們由他在返台的第一年〈1941年〉就發表了他的成名的小說「志願兵」,鼓吹殖民地台灣青年應該為天皇流血犧牲;我們可以想見他返台時,其個人應該已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反華與衊華觀點的影響。 至於,他對於台灣的感受,他曾對自己的成名作「志願兵」的內容,自行坦承:

「我實際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不過十年,……14歲時重返東京,必須再學日語,隨著日語的精進,台語也就慢慢地淡忘了。因此,我和台灣社會一直有段距離,即便有接點也不緊密,無法看出真實的一面;……寫文章不是我的本行。所寫、所講的,真的沒有人共鳴,是好是壞大家也不敢說,反應甚是冷淡。…」

多年後,在日本學者訪問他,請他談當年「老人層對徵兵制認識的態度」時,他的回答竟似完全不知道當年老人們受過日人大屠殺的故事,以及日據下島上產業雖然進步但是我台人並沒有改善生活的實況 ,卻以為── 「六十歲以上的人一定會確實地感受到現在的聖恩。相反的,四十歲、三十歲左右的人反而只因不知道領台前的樣子──因為太習慣了領台以後的幸福,感激就可能減弱了‧‧‧」

換言之,他在戰後的二二八事件前後,基本是延續著其上述的特殊身份和那樣的歷史認知而涉足於社會公共事務上的。

以上,我們已由其成長背景與其回答日本作家的訪問,可以看出周氏當年寫作該鼓吹志願兵的作品時,其無知的精神樣貌。

二、周氏的社會關係與其運作

如前所及,他的社會身份,主要可分為三部份:其一是皇民作家;其二是市參議員、擁有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發出的第八號黨證 的楊阿壽之子周金波;其三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及基隆地方里長楊金波 ;

以下,就由此三方面來看這位讓獨派大老驚訝的人物:

一〉 皇民作家身份與齒科醫師── 在日據台灣,他是罕見的皇民作家,一回台就擔任文藝家協會的劇本部理事,參與策畫皇民化青年劇 的指導,其劇本的選定和演出,還曾得所謂「文藝台灣賞」,因此成為許多媒體報導的對象〈他參觀過志願兵訓練所、國民練武場、生產機構等,並還跟隨台灣安藤總督考察南北攻防演習〉,這使他在社會上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在涉世未深的年輕皇民中有一定的號召力;但是他的齒科醫師證書上的名字卻用的是1944年的新名字「宮口博」;因而他可說至少有這三個名字──皇民作家周金波、議員楊阿壽之子曁里長楊金波、齒科醫師宮口博。

二〉 市議員楊阿壽之子周金波── 如前述,其父楊氏曾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應是有相當進步性的知識份子,曾經留學日本,甚至與蔡培火、連震東類,參加國民黨,曾數度受老蔣總統召見;為齒科醫生,曾任基隆牙醫公會理事長,擁有國際戲院,其更能連三屆擔任基隆市參議會議員而後1958年退休,當然在地方上有相當影響力;實際則不僅於此,更早年基隆民間結社分西皮與福祿兩派,以運河為界,據稱,其周姓曾祖父,家住西皮區為保正,所經營的貿易行則在福祿地區,在過去曾有統領兩派的地位,而他幼時曾在周家長大,因而與地方勢力可說極有淵源 。周氏於1941年返台接掌家族齒科醫院,應該透過這些家族背景取得相當的社會地位與資源;而如其自述,周妻親族,那總和周氏一起行動的蔡先生又擁有基隆另一家戲院的經營權 ;如此,更加上前及皇民作家在年輕皇民中的號召力,這些都應該使得周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必然頗有可觀。

三〉 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與里長楊金波── 這是極為耐人尋味的轉變,堂堂皇民作家,鼓吹軍國主義,辱華、衊華的激進法西斯青年,戰後搖身一變就成為當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文化工作負責人。同時,他在地方基層不僅擁有地方自治上的「里長」據點,並且據周氏回憶當時採取的是四里聯合辦公的形式運作,那應該是一個官方指揮體系的重要末梢;他以深具社會實力的市參議會議員之子,基隆三青團文化部長與其在年輕皇民間的號召力而匿身其中,應該是會銷聲匿跡,以求安全吧──不過,這時他的名字已不是「宮口博」,也不是有赫赫聲名的「周金波」,而是改名為罕為人知的「楊金波」了

四〉社會關係的實際運作      原來,周金波的父親姓楊,他本應姓楊,但本省婚姻中,男方早逝,女方難於謀生而再嫁時,有「抽豬母稅」習俗 ;周金波就是因此得母親原夫的周姓;因而,他確實合法地具有兩個姓氏;也因此,戰後,當他體會到自己的處境說,「在戰後會被批判成軍國主義者,中國國民黨來台接收時,即盛傳檢舉漢奸的流言。」 ,他就有了躲避撿舉的良好條件。也因此,我們乃能揣測,他應該是在這類的顧慮下,「以楊金波之名當選里長 」,不但改名以避人耳目,並根據「越危險的地方越安全」的原則而轉入官僚體系與三民主義青年團吧。

同時,由前述他參與「領導中心」並「押隊」的「五四示威」隊伍中,不僅「三民主義青年團」赫然成為前驅,並動員了不少學生與流氓,應可謂正是他在地方勢力上的實力之展現;那所謂:

日本在戰敗後把『鱸鰻囝仔』都放出來,他們也自行組織『省修會』,各地方都利用這些友仔維持治安。……我的一個親戚是『省修會』的頭人,……我被當成『首謀』,當成登記的『無業流氓』

及詳看他自述「五四示威」的組成份子──

「那時中國人來了,省修會 的友仔〈按:流氓〉閒下來,學徒兵也從海外回來…一般市民、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水產學校、光隆商職、基隆中學……以日本留學生為領導中心……我是押隊,」

我們才能拼湊出這「周金波」或「楊金波」在當時的完整社會面貌。 應該是如此地,他的社會實力不僅在往後讓他躲過了二二八事件後的軍方或情治單位的反撲,還讓他躲過了以後多次的查緝──仍然是齒科醫師,也仍然是影劇文化界重要人士;1959年,正式回復當年的姓名周金波;1960年代,曾長期擔任基隆市牙醫公會理事長;但在1996年歸葬於他心靈的祖國──日本。

其五   以上資料中的交集與推敲──

上面我們是否可以發現某種有意義的重要交集?

首先,這位神通廣大,少年與青年其都在日本成長,愛好演劇,以「志願兵」一文獲得文藝台灣賞,並獲選代表台灣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戰後卻改姓楊,隱身於三民主義青年團,於是日據的皇民典範竟立刻成為地方的里長並兼任該團基隆分團文化部長的周清波先生;家中開設戲院,其父的國民黨黨證為第八號,並且與地方流氓關係似乎良好的他──在獨派大老鍾肇政所記錄下,我們可知他自承幹過某種讓鍾大老也感到嚴重,不敢提筆記錄的事;但我們不知是什麼的事‧‧‧

其次,前及某位外省人臨終時噩夢般的回憶,那個失蹤的少尉軍官的下場,和前及有青年學生被國軍切除生殖器官的史實,兩者是否有太離奇的接近;而這樣的死亡方式,簡直正是一種讓人很難容受的「壞事」,正似可列入如鍾大老所難以清楚描述的,但是卻必須主動為他辯解說明的那類「嚴重的錯誤」──讓我們回看那所謂

「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

它們之間是否有一種交集,讓我們不能不推測──尤其,鍾大老還描述說,

「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

也就是在二二八事件以前有激烈行動,之後也有行動──由其自述的二二八前的活動看來,他確是有行動能力的;是否二二八事件中,他才做了那鍾大老所謂「他內心裡面認為……不算嚴重錯誤」的行動──雖然他曾經自稱「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 ?

其三,請看,奇怪某些地方人士似乎都能呼之欲出地說:

「真正的流氓他們不去捉,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無罪的人反而被捉走。……」

「其實抓來之人,不全是壞人,當時壞人大都已經逃走躲起來了,……」

然而,在敘述中她們所呼之欲出的「壞人」或「壞事」,那些消息素來靈通的情治單位真的會不知道麼‧‧‧否則究竟是為什麼給地方人士這樣的印象?

最後,那個與「友仔」關係密切的皇民作家周金波,到底當年在「基隆二二八」前後,究竟做了些什麼?──雖然在張炎憲教授的訪問中,周金波的太太李寶玉說:「我們是齒科醫生,又是里長,教育程度那麼高,怎麼會做壞事。」〈「基隆雨港二二八」,頁75〉

但是,獨派大老鍾肇政所謂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是否某些事,確實在鍾大老所提,是在某種心理下,可能就不是「壞事」了 。

而最新的資訊,則是來自2001年2月28日,周金波的長子周振英在自由時報的一篇投書,他以基隆市二二八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身份,提出了下列的資料──

「父親周金波執業齒科醫,清鄉時被押入憲兵隊,幸經中國兵出入之私娼寮斡旋,以當時可以購買十幢房屋的台幣八萬元贖回生命。」

這是我最近上網才發現的新資料──「私娼寮」三字震撼了我的眼簾,因為我想起了前述軍官橫屍的場所,如果一般人怎會有這樣的關係去斡旋,以及怎會把大筆的金錢信託給這樣的關係?同時它也讓我們想起了我最關切的精神墮落問題──兇手是誰似乎已然不是那麼重要‧‧‧

代結論──真相是如此展開的嗎‧‧

由於,時至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本文研究這問題的目的,不是為了追究任何兇手──而是為了探究人類精神的動態與它可能的墮落過程;否則這怎是一個人類的世界──我想。 能否不再苦苦追究兇手而直接拼湊真相?──因為我沒有把握獨派鍾大老會把他所親耳聽到的第一手資料,曝露出來;而要求周金波先生那已歸化日籍的公子周振英的口中,會說出鍾大老所說的「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的錯誤行動,那更是我不敢想望的──但是我們社會真是需要對於這樣的精神精神墮落現象,充分理解,以獲得充分的療癒啊‧‧‧

以下是我的努力拼湊‧‧‧寄望於它能有助於族群精神的療癒‧‧‧

1941年,學齒科的周金波返台,在台灣就讀公學校時,因不會台語而飽受同學欺負的他,卻在日本渡過少年與青年快樂成長期的他,懷著前述「完全不知道當年老人受過大屠殺的故事,以及島上產業雖然進步但是我台人並沒有改善生活的實況」,以及如他所述的經歷,

「儘管我身在異國,但我自覺到無論在環境、人生知遇上都受恩惠,因此我暗自使用了周惠太郎這個名字……已感到戰爭勢必到來,但從來沒想過日本會打敗仗,……有段時期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頭來!我呢,則因為是自由業,對這點不太在意。」

\因而,他才會毫不猶豫地寫了他的成名作「志願兵」,熱烈地鼓勵台灣青年透過像天皇獻身來改造自己,成為「真正的日本人」,被日本官方選為皇民化的典範──他是以「已非吳下阿蒙」的心態,來指導當年曾經欺負他的同伴與那個讓他飽受同學欺負的社會的。

然而,不幸的,他以為絕不會戰敗的日本軍人竟然戰敗了。他或他的父親懂得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周金波就改姓楊,不但以家族深入黑白兩道的地方勢力把自己放進地方基層官僚體系中,並且還成為呼應國府先遣來台的第一批社會精英,成為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團文化部長。 由於他是標準的皇民化知識青年,不僅無知於前述日據初期的歷史,認同於皇民化對於台灣的醜化,對於中國充滿了輕衊;更由於其家族於1945年年底才由避難的雙溪搬回基隆,對於國府接收前,日人運來整飛機鈔券破壞台灣經濟的作為毫無所悉,而他遂領導了1946年5月4日的基隆「五四示威運動」。

我們不知該運動內情究竟如何,但該事件就其所稱,有兩千人的規模,在那年代,應該確是會被情治單位追究的事件;他因該事件被捕。我們同情他痛苦的回憶:「我被脫得精光,遭到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戰爭期間,我曾經驗過坐潛水艇奔逃,在疏散地遭受飛機的機槍掃射,但就是沒有刑求拷問這樣恐怖。」

但就所知,光復後,台灣警局的正副主管皆外省人,但其他人等皆日據下的舊台籍員警,似無可能立刻有所謂「中國人特有的刑求」出現,而日本刑事的刑求是有名的,在著名的東港事件的日本特高警察之回憶錄中,已是民主時代,該回憶錄中曾坦述其所謂──

「刑訊方式我們當然使用所有的方法。」〈「台灣特高警察物語」,頁108〉

「此處,我得赤裸裸地披露幾樣在當時的台灣,特高所使用的偵訊方法。……刑訊變成唯一良法,刑訊通常是由偵查關輪流徹夜進行。雖然如此,最初的兩晚嫌犯由於昂奮而相當頑強,但到第三晚就會開始露出疲態,因睡意難耐而臉色蒼白,並且連連表示痛股。然而,坐著打起瞌睡,偵查官就頻頻戳他,以執拗的態度繼續審訊。此法由於不在嫌犯身上留下外傷,所以算是相當有效的刑訊手法。其次是水攻法……再來就是使用在往昔戲中常看到的井字架刑具……做到這個架子上的人頂多能熬三十分鐘……另外一個方法是將繩索掛到偵訊室天花板上,用以吊起嫌犯。然後剝光嫌犯衣服,燒其陰毛。此外,還有浸水、通電等等方法……日本人普遍的情形是被刑求到某個程度就會招供,而台灣人卻是被整到半生不活地步也堅決地說『沒有』。這種倔將心理,日本人是很難理解的。」〈「台灣特高警察物語」,頁78~79;

還有其他刑求法,可見於該書,如,為嫌犯打鹽水針就是〈頁108〉〉

故周氏在那動亂的時期,受到酷刑或是極有可能的──但是他所謂「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如果他過去沒有見識過那位日本特高警察所及的刑訊之所有方法,該論斷顯然缺乏根據,應是偏見居多──不知道,他的子女,所聽到其父所受的酷刑,他說的「脫得精光‧‧‧‧」後面沒有寫出的,是否就是在前述日警的回憶錄中那「吊起嫌犯,然後剝光嫌犯衣服,燒其陰毛」之類。。。。至此,本研究的拼湊,是周氏在此酷刑後,依其所認知的「中國人特有的刑求拷問」,自覺有理,動員其所有社會關係和本身的能力做強烈的反擊;這也就是鍾大老所謂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 會不會如此──鍾大老不敢直說的

「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那周氏親口說出的,正是像前述軍人「假日被閹死私娼寮」一類的「激烈反抗行動」‧‧‧

這裡我們真的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斷定,說該案就是周氏所為或指使,但是就研究者所知,若有的話,那應該是當年最激烈的反抗行動。

會不會也因此──前面我們所及地方人士對於情治單位處置該事件的說法,只是無知的印象,他們私下風聞了「壞事」「壞人」,但他們不知道真相的複雜性;這一複雜性,我們就以周氏為例:周氏除了前述「五四示威」那一次被警方逮捕外 ,其實更有其所謂:

「事變處理中,我三次被捕。一次是憲兵隊,第二次是警察局,第三次是要塞司令部。」

所以,一是官方並非沒有抓這個「壞人」,而是這個人,社會關係良好,或有些特殊的運氣,看周氏家屬自述如下──

「父親周金波執業齒科醫,清鄉時被押入憲兵隊,幸經中國兵出入之私娼寮斡旋,以當時可以購買十幢房屋的台幣八萬元贖回生命。」

「我父親被逮捕了三次,好在第一次的憲兵隊,母親託人探問,掮了一大包現金去求命,中國人的軍統機關互相牽制,以後的警察局及要塞司令部來逮捕時,反而受了憲兵隊的救命,說憲兵隊已調查清楚不必再審,而由上司派一名憲兵去討人回來,被派來的憲兵二次討回父親,憲兵名叫楊容標,是單身在台……因為同為楊姓,我們稱他『同叔』。」

此外,前面既稱其第一次的「五四示威運動」中是被警方逮捕,怎會又稱「第一次是憲兵隊」呢?應該這正顯示了那時社會的混亂與動盪,以及其子所告訴我們的「中國人的軍統機關互相牽制」──應該是當時憲兵隊有權力到警察機關討人,他的家族是以金錢和中國人重視同宗的關係而獲得了護身符吧──周氏能夠取得這樣的護身符,是否還有別人也可能獲得這樣的護身符──對於不知情的外人,就會產生前及那怎麼「真正有參與的他們不去捉」的印象了。

至於,最後,真的有類似如此曲折的過程麼,剩下唯一的問題,可能就是當進行這類激烈行動時,是否就像周氏自稱他當初寫作「志願兵」鼓吹我台青年從軍時,對於日本戰敗的可能性,完全不曾考慮過──他真相信皇軍能「武運長久」──他也沒考慮過該激烈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麼‧‧‧那是因為他成長初期在公學校期間的飽受欺負的緣故?加上確實他覺得不夠皇民化的台灣人,就是不值得存在的台灣人麼?──真是讓人遺憾,研究者魯鈍,所以,本文還是不能充分探究出全部真相。

由周氏在當年五四示威運動裡具有重要地位上看,周氏在「二二八事件」時,是否真如他所說「二二八我們都沒有參加」;此外,在日本講述時,他為何不但把自己的重要地位和「友仔」〈流氓〉都隱瞞起來?或者說,如果真如他所說沒參加,那麼問題就讓我們又回到鍾肇政所隱瞞的,究竟什麼才是他所涉及的能被鍾肇政稱為二二八前的「激烈抵抗」到顯然可被稱為「嚴重的錯誤」的活動?這些都是研究者無能處理的問題。

然而,所幸地,整個探索的過程中,似乎已讓我們看到了整個二二八事件裡,一個特殊的精神墮落的過程;一個青年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成長,對於自身島嶼的歷史與社會的疏離,可能對於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就研究所知,由於當時日據統治下島上有嚴酷的不平等,不少上層社會精英將子女送到日本本土,以取得較佳的生活品質;其中少數更是整個成長期都在日本渡過如周金波者,理解這樣的情境之特殊性與其悲劇性,雖然本研究並沒有解出鍾大老所隱瞞的真相,但是是否已可以略為消除我們對於這段時期人類精神墮落的擔憂呢。 ,,,,,,,,,,,,,,,,,,,,,,,,,,,,,,,,,,,,,,,,,,,,,,,,,,,,,,,,,,,,,,,,,,,,,,,,,,,,,,,,,,,,,,,,,,,,,,

下面是有一位學者研究光復初期的基隆性產業之論文題目,

性產業工作者與基隆社會的互動〈終戰前後〉──鄭文彬 經國學院通識中心

我讀到其相關資料時,我興奮極了,那個題目,如果沒有特殊事故發生,有什麼值得探討的?

我極盼能得該資料。我過去曾努力尋找,但該文沒有上網,論文集也找不到;後來才看到該文出現在網上,但已不知是否即當年發表之論文。不過,若找到該教授應該請教。不過,如研究所見,由於周楊家在基隆勢力不小,怕教授不肯談該段史實──想知道當時是否真有那個關於私娼寮的殘殺事件──為了解開這個可能導致島內永遠動盪的問題啊。

個人衷心地期望,基隆當年發生的慘案,我的研究看來,極可能來自那個少尉慘死於私娼寮。。。該案與在日本受教育的周氏極可能高度相關。。。如果今天的慘案只公布民眾受害的一面,而隱匿了另一面,以致於造成未來另一次社會的慘劇。。。人們是否將虔誠地咒詛被隱匿的那另一面,將永受厲鬼纏身。。。

研究者郭譽孚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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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圖像裡可能有文字
圖像裡可能有一或多人、大家站著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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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份1947年1月史料 與美國傳統戰略高度 探索二二八悲劇的緣起|郭譽孚

關懷這片土地至少五十年了,當年牯嶺街的舊書攤上,還不時可見到各種各樣的舊資料;今天我要談的問題,來自於當年購自該處的一份舊資料──那是1947年一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合作事業管理委員會印行的一册小書──「合作農場須知」;在當年原來有這樣的事業正在籌劃進行。

該書的序言,是陳儀當年對於政策說明的言論──如下貼圖──

「日本佔領時代,政府及各會社〈如墾殖會社、糖業會社等〉各移民村,各私人佔有的土地,特別是耕地與將來可耕的土地,須依據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分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但除小塊土地外,以輔導農民用合作社方式,組織合作農場,由農民自己共同經營為原則。政府經營的農場,需限於『試驗』『示範』兩者,不要多佔土地。為輔導農民經營合作農場,關於機器、技術、資本、運銷等,政府須予幫助,必要時可特設指導農場的機關,訓練招集,確能刻苦耐勞、曾受農業與合作教育的青年,到農場去為農民服務,總之,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改善人民生活,而改善農民生活,首先須改善土地分配。」。。。「公地及日人私地,需分配給耕者,但以輔導農民用合作社方式組織合作農場,由農民自己經營為原則。。。。不過這樣的合作農場,在中國是創舉。究應如何組織,事前須有詳細計畫。」

然而,當年史實可能是如何的情景?

查考我手邊能夠看到的相關資料不多;似乎很少主流學者關切;我只看見兩種代表不同背景的紀錄;謹此紀錄於下:
首先,看來自美國著名的二二八經典「被出賣的台灣」,我們可見到這樣的一段否定的描述──

「二月一日,陳儀又給台灣人的希望帶來了第二次的打擊,……幾乎沒有一個台灣人有辦法以現金或信用的方式與中國人競爭購買。……在台灣,傳統的中國地主制度是眾目昭彰不受歡迎的,很清楚地,比較有效率的日本地主三井、岩崎及皇家經紀人等不久將被孔、宋、蔣三家取而代之。因此民眾向行政長官請願,要求改變拍賣計畫讓台灣佃戶優先購買……陳儀似是而非地辯稱,時代的潮流需要大機械來耕作大田地,台灣人與中國人應該經營集體農場。當民眾繼續反對時,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長官指責台灣人之批評土地政策是『無道德』的,他忿然地拒絕任何爭論。」〈被出賣的台灣,頁245〉

但是,在當年我島上的記者徐瓊二的「談談台灣的現狀」中,則可見到一段該記者關於失業問題的這樣美好紀錄──

「俗話說,『耕者有其田』,據說陳長官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發表:『應該像一般省民開放日人時代的台拓所有地及其他國有土地,或者依照某些規定,公布給予各種耕作機會的處理辦法。』,這一辦法果真實施的話,一定會救濟許多失業者,其家庭也會隨之得到好處。假如農業發達起來的話,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業也會隨之發達。老百姓過去沒有拿過鐵鍬,就未必不會幹農活。重要的是,要從事一份與自身體格、智能程度相合的工作……這是新台灣,不,應該說是新國家產業建設的很好榜樣。」〈原書收入「台灣光復後的回顧與現狀」,下部,「談談台灣的現狀」,頁20〉

當年二二八事件之前,曾經發生了許多問題,真真假假,很多人關切,但是為何這件事很少看到學者專家提及?

我想到的是為何美國方面持如此否棄的態度?而我們台灣記者的態度完全相反──由該小冊子刊行於1947年一月,正在二二八悲劇事件之前,思考當年的此事態會不會有特殊的意義?

當年的史實是二戰結束前,美國已經覬覦台灣;除了1942年由美國著名的生活、時代、幸福三大雜誌聯合提出「太平洋關係備忘錄」,公開要求國府把台灣交付「國際共管」 外,駐華美國新聞處長還曾在1944年前後,要求中宣部的陶希聖向蔣轉達美軍將順利攻略各島,包括台灣,戰後所有島嶼美國都有託管的責任;要求陶轉告蔣;陶以1943年開羅宣言已定歸屬,拒絕傳達該美國新聞處長說詞。〈見於「從美國片面費約探討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意圖」,潘承佑著,戰略季刊,1980.3.10〉

戰後,美軍戰略諜報小組率先來台,由1945年9月1日起分三批抵達;向日方提出各種情報要求,受到日方全面的應和,包括日籍女子的性招待;其中也包括調查台灣民情、社情與政治現勢,並自日本憲兵隊手中接收了各類情報資料;往後更曾公開進行其所謂「台灣歸屬美日中的調查」,並在媒體刊出其相關資料‧‧‧聲稱,我台人希望由美國託管‧‧‧甚至美國新聞處運來大批鼓舞青年學習「一七七六年精神」的小冊子。。。〈可見於「狗去豬來」與「被出賣的台灣」〉

這些都是二二八悲劇以前發生的事。

美國可能獲得的日方情報為何,我們不確知;但是我們可見到台灣軍留下的若干線索,例如,其有所謂──

「作戰情報主要為情報班〈甲〉」……設置情乙的目的則是要在美軍登陸後由島民確保情報據點、暴動組織以及高砂族游擊隊的組訓,…查察島民的反戰行動等。……老鰻的閱兵,七月初,我受邀去主持老鰻的閱兵時帶去三包糖……一年前組訓它們,賦予淡水河舟艇隊名稱,準備在美軍登陸後從事情蒐工作…我覺得他們的訓練很徹底,想到若能利用他們於實戰必很有趣……水上閱兵結束後,在流氓老大的地盤大稻埕辦酒宴,個個流氓都露出興奮的表情。……」〈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

另,大家都知道,光復之際,就有日本情報部少壯軍人中宮悟郎、牧澤義夫與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共謀以駐台近20萬日軍與10餘萬日人與部分台灣皇民結合,公開以台灣未受戰事的軍火實力為後盾,推動所謂「自治運動」;消息流布迅速,台灣總督安藤雖然於1945年8月20日根據東京天皇命令公開禁止它們的活動;但是,日本浪人素有「替天行道」的「天誅」傳統,在日軍內部往往表現為「下剋上」之歷史傳承,因而他們對於「自治運動」之推動,其下級可能並未停止。

9月9日,日人鹽見俊二〈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由東京空運來台灣巨量台銀鈔券〈整個機艙,鹽見氏睡在鈔券上〉,以發放對於總督府人員欠薪,預支薪金至1946年2月,並藉退休、退職金之名,大量散發鈔票給員工;並且在公營機構清償對民間協力戰事者之所有欠款,還將各國策會社清算,將資產分發所有相關台籍人員 ;這時,國府接收人員還未抵達。

這是否可視為「自治運動」原定的步驟?

不過,上述戰後美日接觸與自治運動應該只是重要的背景;

真正具決定性的,

卻可能是前述的美國的東亞戰略安排已定,看前述美國副領事、情報員柯喬治在「被出賣的台灣」中的觀點與我台記者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們是否可以想見陳儀這合作農場的計畫,如果真的進行起來,對於美國的東亞戰略會起怎樣的影響──除了美國拿不到台灣之外,合作農場代表的是一種社會主義──無論是近於俄式的還是德式的,都不是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那會是他們所能容忍的嗎──如果在台灣,如該記者之盼望其成功,而真的成功了,新中國還會是他們能支配的嗎。。。事後之明──戰後日本的土改是否也將受衝擊。。。

以上都是推敲與猜想;

最後,太湊巧的是,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們島上當年最親美關係最深的領導人,留美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倆人都剛好離開台灣,訪問上海。。。正好不在血腥的悲劇現場
以及,近幾年來,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等一連串美國所主持的動亂,讓我們不能不把東歐過去的,甚至中南美洲的政治動亂的血腥都串連起來,甚至想到中國當年的種種悲劇。。。是否都是在這類戰略的設計下潛行的。。。

以上是本年由於網上有人主持關於二二八的資料展,我由自身收藏的資料而想到的,一個似乎應該重視,但是被長期忽略的問題。

朋友,您是否與我一樣,受到衝擊──原來當年陳儀有這樣的計畫,而民間已經有人知道,並且盼望其真能實現,以解決當時艱困缺乏物資的社會狀況?而我們長期視為客觀的第三者,美國老大哥卻是完全根據美國利益。。。

時至今日,我們是否該深思自身的處境──美國還會為了美國利益,日本為了日本利益。。。我們是否已經臨近了另一次悲劇的開端。。。我們能否避開另一次悲劇的命運。。。
或者任由另一次血腥悲劇再籠罩我們的子孫幾十年。。。

譽孚歎曰

坦然面對二二八 才是化解仇恨療傷止痛的正途(一)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2.19
關鍵詞:政治 時評 二二八

奮起網站用4

 二二八事件爆發地點——天馬茶房(左圖)門口,原建築物現已拆除改建如右圖。

一、 前 言

  近幾十年來,隨著民進黨與台獨勢力崛起,「二二八」也變成一個沒完沒了的政治操作,以及無限膨脹的歷史謊言。

  打著「正義」的旗號,高喊「揭發真相」、「加害者的後代應該永遠不停地道歉」…的這群人,真的願意坦然面對、釐清真相嗎?真的願意弭平仇恨、促進和解嗎?當然不會!他們正是藉由不斷扭曲歷史、加碼謊言、擴大族群鬥爭的手段,才能如願攫取各種政治利益和社會資源,並成功洗腦下一代。將好好一個寶島台灣以及兩群歷史機遇雖未盡相同、命運卻同樣坎坷的同胞,硬生生撕裂為對立的兩群人——一群是自青春年少就為國族存亡九死一生奮戰,再從唐山天南地北過海來台灣,枕戈待旦的大時代難民及其後代;另一群則是剛被前面那群人從異族殖民統治解放出來的台民同胞,其中一部分台民轉眼就成為製造謊言、煽動暴亂者,惡意加害那群解放他們的大陸同胞,並蒙騙、鼓動眾多台民參與暴動。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71周年。為什麼說它是「沒完沒了的政治操作」呢?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本是查緝販賣私菸引發的警民衝突,之後演變成大規模民變,台共謝雪紅再趁亂於台中起事,意圖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顛覆國民政府。事態一發不可收拾,最終蔓延全台,各地暴民四出獵殺「外省人」,風聲鶴唳。這整起事件的處理過程有哪些違失?本是值得詳加檢討,做為後事之師的。但幾十年下來,經有心人持續炒作,仇恨並未因政府一一落實發放賠償金、建紀念館、官方道歉……等弭平傷痕的施政作為,而有任何緩解跡象,對立反而不斷遭激化、擴大。這不是政治操作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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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南榕基金會副會長李勝雄

  這套政治炒作模式,先是每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後,主辦策劃的團體會邀請所謂的「受難者家屬」出來,對著媒體和攝影機哭訴一次;在見證、評論這起歷史事件的相關論述方面,逐年增加不實情節,受害人數也不斷膨脹;2017年2月11日,鄭南榕基金會舉辦「破除言論禁忌-鄭南榕X二二八」特展開幕式上,副會長李勝雄呼籲228事件的加害者趕快出來道歉,甚至說:「台灣比較寬厚,沒有報復活動,但加害者的下一代如果知道他的父執輩是加害者,要出來說明情況,最少要道歉。…」(註一)而另一位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致詞時,則說:「一個人的歷史如果被改變,就會敵我不分,就會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朋友,一個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朋友的人,他的身邊就會永遠充滿敵人,一個不知道誰是他真正敵人,他的身邊都是敵人,民主一定被消滅,他就一定會被殲滅。」(同註一)這段話話的弦外之音為何?!

鄭南榕基金會特展開幕式,林宗正牧師致詞

 長老教會牧師林宗正

  在這個扭曲歷史的論述過程,蔣公先遭汙衊為「二二八元凶」,再因國民黨懦弱、無遠見和睿智的領導階層,只想以模糊是非來息事寧人,甚至有意無意地附和「二二八事件」炒作者的部分說法,為其謬誤背書來懷柔示好(註二)。因此,蔣公為「二二八元凶」的罪名,在完全沒有史實證據之下,於焉成立。

  接著,幾位台獨極端分子開始逞英雄,冒險破壞蔣公銅像,當政的國民黨和地方行政主官(管)一味體察上意,予以姑息縱容。禁忌打破又創下「政治正確,犯法無罪」的惡例之後,類此行徑無疑受到鼓勵而形成「破窗效應」,誘使人們爭相仿效,變本加厲。蔣公不僅成了國民黨懦弱、無能的領導者之代罪羔羊,更因此坐實了「二二八元凶」的罪名。

  等到民進黨完全執政、大權在握之後,更藉「轉型正義」之名,欲強行拆除中正紀念堂。…事情發展到這裡,還沒完結呢!「二二八事件」當時,因殺人害命遭懲治的暴徒,其後代也領到了「二二八事件受害者」賠償金!整個「二二八事件」無限上綱,成了台獨集團的提款機。

  不過,民進黨與台獨集團還是不放心。因為揭示真相的歷史文獻始終存在,只要有心,想拆穿謊言並非難事。於是,民進黨使出殺手鐧——綠委陳其邁以「正義」之名,擬提案修法,凡扭曲或粉飾二二八歷史真相或「羞辱受難者人性尊嚴」之人,將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註三)。所幸臺灣的中道良心力量尚未完全崩潰,如此大開民主倒車的「文字獄」條款,終究未能通過。

  因此,本人將善用這最後一丁點的言論自由,深入解析「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因素。一則,透過各種史料的比對研究,重建那個時空環境真實的社會現況和一般民眾的處境,對「二二八事件」或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二則,以史為鑑,深切反省如何避免重蹈歷史悲劇之道。

  唯有從各種角度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才能還原客觀的史實,讓無恥政客無從炒作。而共同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族群,才能從仇恨中解脫出來,走上療傷止痛的路途。

( 未完待續 )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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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一:詳請參見

1. 2017.2.11 風傳媒 / 陳耀宗 二二八將滿70年 鄭南榕基金會呼籲加害者下一代勇敢站出來

2. 2017.2.21 新頭殼newtalk | 林朝億 長老教會發表228呼籲函 掃除全國蔣介石銅像

註 二:相關新聞參見

1. 2017.2.28 聯合報 / 記者王寓中 綠喊去蔣…馬談228「蔣中正當然有責任」

2. 2017.2.27 關鍵評論網 The News Lens 馬英九:二二八事件,蔣中正「當然有責任」

註 三:相關新聞參見 2016.2.25  中時電子報 綠擬修法228有不同見解要罰 廖元豪:醜化與清算工具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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