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時間之七 | 杜敏君

言論起舞。然而每個人的角度不一,扮演的角色有別,而得出不同的結論,絕不可要求別人的意見與你完全一致,因而民主社會之可貴就在於它對不同意見之包容力,「雖然我不完全贊成你的意見,但是我尊重你發表意見的權利」,如此作良性的溝通,彼此存異求同,而得到最大公約數,而求取共識,便不會有肢體衝突和語言暴力的亂象發生了,因此在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是不可能出現一言堂現象的。

譬如持台獨立場的人,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即「身在台灣,就應該是台灣人,就應該講台灣話」,我們客觀思考一下,這個命題符合邏輯嗎?

身在台灣的人,必須是台灣人嗎?在國民政府時期,中國行政區域共有三十五行省及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播遷台灣省,隨政府來台的同胞,包含各省,怎能說居住在台灣的都是台灣人呢?憲法規定,凡中華民國的國民有遷徙的自由,難道不是台灣省的人就不能在台灣居住嗎?

抗戰八年,政府遷都重慶,為何四川人沒有提出「身在四川,就應該是四川人,就應該講四川話」呢,當初有許多台灣省籍的愛國同胞亦遠赴重慶,投入抗戰行列,並未受到四川人的特別待遇,四川人亦未有川獨運動,亦無稱國民政府是「外來政權」的說法,只是上下團結一致,發揮勤儉克苦之重慶精神,艱苦抗戰八年,終於得到最後勝利而還都南京,在四川的各省同胞,依依不捨的揮別同生死、共患難的四川友人,淚如雨下的感人場面至今難忘。

再說「外省人到台灣四十年,為何不說台灣話?」這個問題就命題而言更是不週延,第一,並無官定的台灣話,台灣話何所指?是閩南話?客家話?亦或原住民話?若是指閩南話,其原因是閩南人數佔多數,豈非犯了沙文主義?憑什麼強迫原住民去學非本島的外來語?

其次,今天在台灣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以降,根本已很難分清是那裡人,他們已能說著流利的閩南話,反而有些住在都市的年輕閩南人說著一口標準的國語,說起閩南語來反而深澀且不自在呢!

說穿了,其實語言只是人與人間的溝通工具,只要彼此在交換意見或聊天時,大家都能瞭解對方的意思便行了,說那一省的話,並不重要,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都是政客為了爭取選票而刻意挑撥分化,造成族群對立,以從中謀取利益的策略,實際上有許多高唱台獨的政治人物,其最親蜜的枕邊人就是外省人,更有重量級的台獨人士,已來往兩岸,且會見中共重要官員,因而我們實在應該好好思考,不可被政客們玩弄於手掌之上,被出賣了尚不自知。

再談李登輝刻意強調「本土化」,我們已身在台灣,每天吃台灣米,喝台灣水,過著台灣的民俗生活,不是本土是什麼呢,實際上除了原住民外,所有台灣同胞都是來自大陸,所不同的只是來台時間先後罷了,大陸才是我們的本土,若按語意學說,「本土」反而應該指大陸,「本土化」之真正含意是不要忘記中國文化,豈非違悖了李登輝提倡本土化之用意?

除以上總總似是而非,導誤民眾的觀念外,尚有一個更嚴重的錯誤觀念,必須澄清,即所謂的「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其實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是那裡人並不重要,政治人物之所以要如此宣示,只是為了討好選民,以贏得選舉而已。

以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贏得台灣青年的認同 | 王永

近20年,兩岸關係的疏密,竟是與大陸的富強進步呈反比。許多朋友為此大為不解,為什麼大陸國際地位越提昇,台灣人心卻漸行漸遠?大陸當局越是經濟讓利,台灣新生世代越是感到疑慮與恐懼?

其實這問題不難理解。我曾在《正視台灣自發的紅色新生力量》一文中指出,「新一代的台灣青年,……誕生在資本壟斷形成、社會階層固化的時代,面對既有的政治社會體制,很容易產生相對被剝奪的無助感。權貴、黑金、特權是剝奪他們的天敵,平等、公平、正義是他們渴望獲得的社會環境,於是,代表這些價值的社會主義,在同儕的口耳相傳中,成為多數人朦朧的憧憬。」只可惜,他們所看到的諸多兩岸交流現象,卻正好與他們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大陸的港台工作有個共同點,就是太著眼於上層社會關係,2008年之後的台灣尤甚。於是在一片喧騰熱絡的交流聲中,基層尚未蒙利,不利的謠言卻已衍生而來,充斥於市井網路。說什麼在兩岸龐大資本聯手的操控下,薪資將砍半、房價會狂飆,青年將永遠淪為「中國老闆」的廉價勞工…。無人出面澄清的流言蜚語越演越烈,終於在2014年的春天,當一群激進青年,在有心人士的接應下意外闖進立法院的時候,青年們激動的情緒有如炸開的燜鍋,一呼百應,大學裡成班成系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都奔向了街頭,這就是大家記憶猶新的「太陽花事件」。事件一出,兩岸關係再也停滯難行。

所幸2016年以來,大陸對台工作有所調整,繞過綠藍政黨直接訴諸台灣人民,逐步給予等同於大陸人民的待遇,正因方向正確,在台灣社會已經引起一股暗潮,這將是量變到質變的開端。我們必須認清,台灣無論綠藍兩黨都是統一的阻礙力量,對待他們要嚴防、觀察、考核,必要時還得敲打兩下。但是對人民要寬待、柔和,有慈悲心,畢竟那是不可分割的同胞,雖然現在多數台灣人對大陸抱有蔑視、疑慮,甚至敵意,但這是受到綠藍政客長期迷惑欺騙,在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所造成的。我們籲請祖國要有信心、耐心,直接給予好的政策去感動他們,促使他們儘早覺醒。

大陸經過30餘年的改革開放,雖說與國際接軌,對資本主義的手段搞得風生水起、駕輕就熟,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沒變,一旦有了條件,是「不忘初心」的。在政治上,有能力不受資本家的制約,不搞西方式少數人的民主,而是堅定「協商民主」的發展;在社會上,推出一項又一項照顧廣大群眾的政策,例如目前在50個城市逐年落實的公租房政策,以及研議中、具有社會主義創新思維的「共同產權房」,都已經引起部份台灣青年的關注。其實這都是「共享單車」、「共享汽車」一系列「共享」思維下產生的創新發明,將來人們就會通過「共享」的道德提昇,慢慢進化接受「共產」的觀念。

我們已然預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將是解決台灣新生一代困境的良方,也必將受到台灣青年的歡迎與推崇。

 

 

孟晚舟事件觀察 | 郭譽申

就在川普與習近平簽訂90天貿易戰「停火協議」的同時,12月1日,中國科技龍頭企業華為的首席財務長孟晚舟,也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卻在溫哥華遭到加拿大執法部門的逮捕,理由是美國指控孟違反美國法律向伊朗出口違禁品。目前孟晚舟被重金保釋及受到嚴格監控,而美、加之間正進行孟的引渡法律作業。中國的回應除了動用外交途徑對美、加抗議外,還逮捕了二名在中國大陸的加拿大公民作為報復,也等於是人質,其中一位還是前外交官。

美國未揭露孟晚舟的明確犯罪證據,就算有憑有據,孟被指控的不是觸犯一般民、刑法,而是違反美國法律向伊朗出口違禁品,也就是傷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美國是不管人權、法治的,這種罪名最常見於指控敵方的間諜,雖然孟晚舟連商業間諜也算不上。以此角度看,中國逮捕加拿大公民作為報復和人質,理所當然,你抓我的人,我當然也抓你的人,你不講究人權、法治和證據,我只好照樣幹。以綁票對綁票,看要不要肉票換肉票?兩個加拿大公民成了美國利益的犧牲品。

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既不符合人權,又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筆者預期中國將會持續增加對加國施壓,若加國執意把孟引渡給美國,加國將須承擔嚴重的後果,例如中國不僅不放人質,還取消某些訂單或禁止國人赴加旅遊等。美國若非要孟晚舟不可,則也會對加國施壓,並可能私下許諾加國一點利益,以彌補加國可能遭受中國報復的損失,但當然彌補不了。加拿大夾在兩個強國之間,兩個都得罪不起,是左右為難,大約不會很快決定是否引渡孟晚舟。

蔡政府實行「親美反中」的政策,總想拉攏美國,對抗中國大陸,該從孟晚舟事件學到教訓。加拿大擔任美國的「馬前卒」,得到什麼好處?兩個加拿大公民成了美國利益的犧牲品。中、美兩強都對加國施壓,加國是有苦說不出啊!加拿大距離中國遙遠,都要承受中國的龐大壓力,台灣就在大陸旁邊,大陸要施壓、整治台灣更容易得多啊!中、美都有核子武器,雖然彼此對抗,都會適可而止,但是對付對方的馬前卒,卻不見得會「打狗看主人」!

華為是極少數在智慧手機和通訊設備都擁有一席之地的企業,近年它的5G通訊技術更是領先全球。華為的技術和行銷都極成功,卻未股票上市,因此外界對華為的營運內情了解不多。雖無證據,美國一直懷疑華為與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甚至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

5G通訊是影響層面非常廣的關鍵技術,美國無論如何不願5G通訊技術落入競爭對手的掌控,因此近年美國早已展開打壓華為的行動,包括本身及盟國不購置華為的通訊設備,禁止華為併購一些關鍵科技公司等(華為自己擁有堅強技術,因此美國無法像對付中興通訊那樣對付華為),美國企圖逮捕孟晚舟不過是企圖削弱華為的眾多手段之一而已。美國總聲稱支持自由競爭的市場,這樣對付華為,算得上自由競爭嗎?所幸華為人才濟濟,美國的多方打壓,加上逮捕孟晚舟,根本傷不了華為,就像貿易戰阻擋不了中國大陸崛起一樣。

 

北京遊記 道路工程 高速公路 高速鐵路 | 盛嘉麟

今年十月間和友人作北京遊,前八天參加台北出團的旅遊團,然後我們脫隊作五天的北京自由行,一共十三天,感嘆祖國一日千里的進步,歡呼祖國萬歲。

從台北松山機場起飛兩小時左右就降落天津濱海國際機場,機場不大,新穎美麗,在天津玩了一天,天津是渤海邊上的工商業大都市,完美保持了當年各國租界美麗歐式的建築物,成為景區,着名的海河貫穿市區,海河兩岸的公園、綠樹、花草、步道、路燈,感人的美麗。

第二天去北京,兩地相距170公里,巴士走了兩小時,在北京遊玩故宮、天壇、紫禁城、天安門、長城….行禮如儀,無需描述。然後巴士帶去承德、山海關、秦皇島及老龍頭(長城入海處),值得一提的是承德、山海關、秦皇島這一段新建的高速公路。

由於中國道路工程技術領先世界,隧道架橋施工快、成本低,所以道路工程的設計概念不再逢山開洞、遇水架橋、在地面鋪建,而是直線式的隧道進、高架出,高架完、進隧道,高架不是跨河的橋樑,而是跨越農田、村落、城鎮、河流的高架,不再佔用農地,徵收民房,從天而過。但覺巴士平穩前進,很快到達目的地,不再翻山越嶺、左轉右彎、上坡下坡。

不但公路平直先進,途中的休息站,廁所煥然一新、清潔不染,完全是世界水平,速食店、小超市、加油站….還有台灣少見的汽車充電站,一應俱全,非常令人感動。


旅遊團最後一天,和團隊在天津告別,他們飛回台北,我們搭高鐵回北京,繼續我們的北京五日自由行。台北出發前我對大陸高鐵購票取票的細節不熟悉,曾經上網查詢,台灣的網友把大陸高鐵的購票取票的細節形容得不堪入目,譬如說人潮洶湧、不守秩序、你搶我奪、一票難求,而安檢費時,必須兩小時前趕到車站,把我們嚇得忐忑不安。所以把天津、北京之間的往返高鐵車票都委託旅行社以台胞證代購妥當。

那天告別了旅遊團,我們叫了計程車,趕到天津東站,只見大廳門前一排電腦機器,每台機器前面只有兩三個人在排隊,井井有條,電腦機器操作簡單明瞭,你把台胞證放在玻璃平板上,銀幕出現「買票」、「取票」兩個選擇,按下「取票」,銀幕出現旅行社購妥的天津、北京往返高鐵車票,再按下要取的票,馬上天津、北京往返高鐵車票印妥後從出票口吐出來,前後不到一分鐘。大陸高鐵的車票網路實名制訂票,在全國各地的車站都能憑身份證取票,一次取、分次取,隨你選擇。

大陸的鐵路及高鐵呈現網狀,不像台灣只有北上、南下這麽簡單,從天津出發及到達的火車來自全國各地,你只要把搭火車想成是搭飛機的概念就對了。不管大廳像飛機場這麽複雜熱鬧,你只要看清楚車票上的gate是幾號,直接找到gate,在附近椅子上等着開柵剪票,找到月台號碼,列車車廂節數,上車就安啦。

我們買的是一等票,台幣$440,座位寛大舒服是二二分佈,二等票台幣$220,座位是三三分佈,大概擠一點。還有特等票台幣$800,沒有去看。天津、北京170公里,巴士兩小時,高鐵35分鐘就到達北京南站,特等、一等、二等意義不大。

台灣網友對大陸先進狀況的污衊,誤導第一次去的人,實在有失厚道。讀者看到我這篇文章應該有所糾正,大陸公路、鐵路的先進早已超過台灣。

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藍圖 | 郭譽申

最近讀完Robert D. Kaplan的近作《重回馬可孛羅的世界:戰爭、策略與21世紀的歐亞大陸新變局》(譯自《The Return of Marco Polo’s World: War, Strategy,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Kaplan是資深記者及地緣政治專家,曾擔任美國軍方顧問及參與一些美國智庫,因此此書可以視為作者建議給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藍圖。

簡單說,作者認為,21世紀的歐亞大陸將重新回到類似13世紀末《馬可孛羅遊記》所描繪的世界狀態,歐亞國家透過「絲路」(一帶一路)彼此交往,也彼此衝突。「隨著歐洲消失,歐亞合而為一。這塊超級大陸將成為流動的、可理解的貿易與衝突的單位,而隨著《西發里亞和約》締盟諸國的老化,皇朝遺國如俄國、中國、伊朗、土耳其則日趨顯要。每一次的世界危機,從中歐到漢民族華人的心臟地帶,如今是息息相關的。世界只有一個單一的戰埸。」(1648年的《西發里亞和約》被視為西方民族國家興起的開始)

書中有一章「注定為王」,陳述美國的地理優勢,命中注定要領導世界。「美國的地理環境在舉世當中得天獨厚。美國不僅受到兩大洋和加拿大北極群島的保衛…還擁有優越的內陸水運航道,綿延數英里比其他國家總和加起來都長。」「這一切的結論昭然若揭:美國注定起而領導。那是地理的裁決結果。」

作者在書中回顧及推崇三位美國的著名戰略思想家:季辛吉、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和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顯示作者服膺他們的「現實主義」戰略思想。例如:杭亭頓的《軍人與國家》:「美國的自由化社會需要一個專業軍事機構,深植於保守的現實主義,來加以保護。為了維持和平,軍事領袖必須將人性的非理性、懦弱和邪惡視為理所當然」。米爾斯海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強調「攻勢現實主義」:「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標就是要在西半球成為一方霸主,並且防範在東半球出現相似的霸權。」

近年美國升高對中、俄、伊朗等國的對抗,介入歐亞大陸的紛爭,但是盡量不投入地面部隊,都符合作者在書中的建議。Kaplan是民族主義者,無條件地支持美國的民主制度,也相信西方民主的優越。然而他卻承認及接受歐洲的漸趨衰弱,實行類似民主制度的歐洲走弱,西方民主真那麼優越嗎?美國有兩大洋的保衛,就能避免西方民主的弱點嗎?美國仍是世界第一的強權,難免讓民族主義的作者過分樂觀。

作者在書中不只一次提到,中國大陸的最大弱點在於新疆、西藏、內蒙等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矛盾。他的說法部份正確,但是他忽略了中國有55個少數民族,絕大部份的少數民族都與漢族相處融洽,這表示中國有強大的民族融合的能力,假以時日,隨著經濟和民生的改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矛盾看來不是無法克服的。對比之下,美國的白人與黑人、有色種族間的不平等和衝突問題根深蒂固,未必比較容易解決。

野心勃勃的中國太空計劃 | 盛嘉麟

神舟計劃--這是載人上太空的計劃,已經發射到神舟十一號,把兩位太空人送進了太空工作站,再帶回來。

天宮計劃--這是建造有人常駐的60至180噸級的大型太空工作站,2011年已經發射了天宮一號,2016年發射了天宮二號,預計將於2020年由天和一號完成太空工作站核心艙。

天和計劃--2018年前後,將完成研製並發射「天和一號」空間站核心艙,這是中國太空工作站建造的重要起點。

天舟計劃--這是用於往來補給太空工作站的無人貨運飛船,天舟一號於2017年從海南島文昌航太發射場,使用新一代的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發射成功,完成太空工作站的對接,並為其補給燃料。

嫦娥計劃--這是登月的太空計劃,2003年開始,嫦娥一號二號三號都順利成功,嫦娥四號於12月8日發射升空,登陸月球的背後地面。最後為運輸機器人上月球建立觀測點,並且採取樣本返回地球,整個計劃將會歷時20年,並為載人登月的長期目標作出準備。

北斗計劃--這是2000年中國開始構建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北斗一號由三顆衛星提供區域定位服務。北斗二號含16顆衛星的區域定位服務。2012年11月,北斗二號系統開始在亞太地區為用戶提供區域定位服務。北斗三號含35顆衛星的全球定位服務。2018年11月已按照計劃,覆蓋了所有「一帶一路」的國家,2020年將完成覆蓋全球提供全球的定位服務。更大的北斗計劃是在2035年建成以北斗為核心的綜合定位、導航、授時體系,為全球用戶提供最高品質的多項服務。

螢光計劃--這是中國的火星探測計劃,螢火一號 2011年用俄國火箭發射失敗。中國將於2020年從海南文昌太空發射場由長征五號大型運載火箭發射螢火二號,計劃一次完成繞飛、著陸、(用赤兔號火星探測車)巡視三個步驟。螢火三號計劃於2028年至2030年左右從海南文昌太空發射場發射,在火星表面採集岩土樣本,帶回地球。

夸父計劃--這是中國的一個太陽監測衛星,專為觀測太陽系的空間風暴、極光和空間天氣的探測計劃,原計劃於2012年至2014年太陽活動異常強烈時期,發射三顆衛星:夸父A、夸父B1、夸父B2。其中,夸父A將固定在離地球150萬公里的地球與太陽之間的引力平衡點,用以全天候監測太陽活動的發生及其伴生現象。夸父B1和夸父B2衛星將組成綜合觀測系統,在地球極軌大橢圓軌道上飛行,用以監測太陽活動導致的地球近地空間環境的變化,以及地球極光分佈等。

結論:

中國大陸共有八項偉大的太空計劃(神舟計劃、天宮計劃、天和計劃、天舟計劃、嫦娥計劃、北斗計劃、螢光計劃、誇父計劃 ),以及數不清的各式各樣的專業用途、軍事用途的衛星,目前中國總共有192顆工作的衛星,居世界第二位(美國590顆,俄羅斯136顆,其他國家總共539顆)。

美、俄太空計劃起於1957年,中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起於1970年,所以美、俄有許多累積的老舊衛星,中國衛星從2000年以後才開始進入現代化,2010年以後技術猛進,衛星數量幾何級數增加。所以中國先進科技的衛星有質量的優勢,未來更有數量的優勢,譬如2018年中國發射34次,美國30次,俄國13次。

中國的太空計劃有世界上最充沛的資金預算,最充沛的年輕優秀的科學家工程師,最廣泛的相關產業的支持,最野心勃勃的政府五年計劃,這是美、俄無法比較的優勢。

凡是中國與西方合作的太空計劃通通失敗,譬如:
中國投資參與歐洲的伽利略全球定位導航計劃,被排擠失敗退出,自己另起爐灶打造北斗計劃成功。
中國申請投資參與國際太空站計劃,被美國排擠拒絕,現在自己另起爐灶,打造天宮計劃、天和計劃、天舟計劃,打造中國自己的太空站,進行順利。
中國的螢火一號 2011年用俄國「天頂-2SB」運載火箭發射失敗,失去聯絡。中國以後應該自主進行火星探測,螢火二號預定於2020年7月至8月間由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從文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
中國的夸父計劃原有德國、法國、比利時、奧地利、加拿大等國10多位著名太空科學家共同參與,由於加拿大和歐盟的歐空局財政狀況不佳,紛紛取消研究計劃,使得夸父計劃面臨擱淺。

 

植樹造林的研究 | 盛嘉麟

中國大陸土地沙化嚴重,印象中植樹造林一向是中國政府林業部不懈的努力,如今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是 21.63%,低於世界平均值 26.19%,仍然算是森林小國。我們一般人常有錯誤觀念,以為經過努力,國家可以透過植樹造林擴大森林覆蓋率,而且綠化造林絕對是好事,有助於環境保護。但是進一步的研究才知道不是這麽簡單。植樹造林有許多限制,有許多目的,也有許多對自然環境的傷害。

植樹造林的研究1

首先各種森林植被都有許多限制,歸納為幾個基本規律:

一,年降雨量低於400mm的地區是是森林生長的底線,低於這個值,樹木就不能生長了。當然還要看日照強度、刮風強度及流經的河流,因為蒸發的強度會影響降雨量的實際功效。

二,平均年降水量低於200毫米,就連草也無法生長,只能是荒漠了,無法支撐任何植被,當然蒸發的強度會影響降雨量的實際功效。

三,人工植樹造林必需服從以上的規律,在年降雨量400mm以上的地區才能植樹造林,在年降雨量200mm以上的地區只能種草,形成植被固定流沙。

四,如果在400mm以下的乾旱地區強行灌溉造林,可以達到初期效果,樹木成林,樹林枝葉加大了該地區的水氣蒸發,樹根深入地下吸取了地下水,降低了地下水位,一旦停止灌溉,樹林慢慢枯死,已經降低的地下水位補不回來,造成嚴重環境傷害,浪費了寶貴的水資源。

五,凡是能長樹的地方,樹都會自己長出來,即使人類把這個地方的植物群落全部剷除,經過一段時間,大自然還會重新造出與原來相同的群落。比如一片森林,被人類砍伐了,只要給予足夠長的時間,這片森林還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六,人工植樹造林只能在規律下,把被人為破壞的地區加速植物森林的恢復,如中國執行的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或者在沙漠荒漠的邊緣地區,加強森林植被的生長,阻止惡化。或者為了商業目的改變樹種及林相。

植樹造林的研究2

由於特殊的目的,國家可以違背基本規律執行人工植樹造林:

一,維護公路鐵路的行車安全,保護交通投資,中國在西北沙漠荒漠地區的道路兩旁,沿線種植數百公尺寬的綠帶樹林。

二,改變沙漠城鎮的生活環境,中國在全國城市執行植樹植花的綠化政策,美化了城鎮的面貌。

三,保護特殊的工廠、礦場、農場、牧場、野生動物區….的防風防沙的需要,強行植樹形成防風林防沙林。

如果為了一般目的的生態造林,違背了基本規律,不但是水資源的浪費,更是環境的破壞。

中國從1949年建國以來就重視植樹造林,投下了鉅額的金錢及人力,但是當年缺乏森林知識,缺乏植樹造林的經驗,加上好大喜功,許多計劃是失敗的。譬如說,1979年設立「植樹節」,迄今已經29年了。依據官方數據:以2007年植樹22.7億株作為平均數,29年應植樹658.3億株了,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應該已超過國土面積的40%了,而如今只有21.63%,可見失敗率非常高。

在自然界,無論是沙漠、荒山禿嶺,還是草地、灌叢和森林,都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有著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謂中國的沙漠化固然一部份由於人為濫伐濫墾的破壞(這部份可以重建),但是大部份是氣候的變遷造成的(這部份不可能重新植樹造林),我們只能在邊緣地帶加固防範,遲延惡化。

如今中國大陸林業知識發達,已經知道植樹造林要考慮資源投入的成本及收益,有的沙漠只能固沙已足,有的沙漠只能種植趴地植物,只有條件優越的才能植樹造林。不可冒進強求。

植樹造林的研究3

植樹造林的研究4

綠營圍剿吳寶春 | 郭譽申

曾獲世界麵包大賽冠軍的吳寶春在上海開店,被大陸網民指為台獨,吳發表簡短聲明澄清,聲明文中提到「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身為中國人是我的驕傲」、「我…生於中國台灣」等。這些言詞深深觸到了綠營的痛處,一天之內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就從綠營湧出,讓我這樣的旁觀者都覺心驚。

綠營圍剿吳寶春的原因很明顯。吳不僅說出綠營不喜歡的「九二共識」和「兩岸一家親」,又說「身為中國人是我的驕傲」和「我…生於中國台灣」,等於是說「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台灣人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和綠營的台獨信仰完全衝突,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綠營雖然不喜歡、不接受「九二共識」和「兩岸一家親」,兩者仍有模糊空間,並且早已被藍營和白營接受;對比之下,「中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台灣人是中國人」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幾乎沒有模糊空間,幾乎就是接受對岸統一台灣,而台灣主要政黨從未如此主張。這樣的新說法遠比「九二共識」和「兩岸一家親」更傾向中國大陸,難怪令綠營暴跳如雷。

銷售麵包這樣的消費品需要博得消費者的好感,而吳寶春的統獨態度會影響部份大陸消費者的好感或惡感,因此吳發表聲明澄清台獨指控,事屬正常,多半與大陸政府無關。這就像廠商若在網路被指控「黑心」,也會趕快發言澄清,與政府有什麼關係?綠營政治人物為此事件猛烈抨擊大陸政府,不過是「逢中必反」,製造民眾的「反中」情緒而己。綠營政治人物逢中必反,已經行之有年,邊際效用遞減,從上個月的選舉看,「反中」已經少有作用了。

雖然部份台灣人不滿吳寶春說出「身為中國人是我的驕傲」和「我…生於中國台灣」,綠營排山倒海地圍剿吳,實在是以大壓小、不成比例,讓很多人反而同情吳,並且再次感受到綠營的「只拼政治,不拼經濟」。吳不過是一不懂政治、無意政治的麵包師傅,他犯了什麼天條,值得綠營這樣全面圍剿?吳原來可能迫於形勢發表聲明,並不完全認同其聲明內容(聲明內容為其合伙的新加坡人擬定),綠營的圍剿恐怕反而促使他更認同中國啊。

在綠營猛烈圍剿吳寶春之下,韓國瑜出面力挺吳,與吳一起開記者會。韓的說法很簡單,高雄市長要支持高雄的商家,吳是高雄的商家,又是得到世界金牌獎的台灣之光,台灣人應該珍惜。韓的作為與他「拼經濟,不拼政治」的主張很一致,也顯得非常有情有義,看來只會強固韓粉對他的支持,並且讓綠營無法對他貼「賣台」標籤。

韓國瑜破除民進黨仇中魔咒 | 張魯台

仇中魔咒首次瘖啞 

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高雄市市長獲勝,不僅讓國民黨起死回生,更深層的意義是破除民進黨「仇中」魔咒,韓國瑜批評民進黨治理2-30年的高雄又老又窮,而韓國瑜許給高雄的願景是「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在民進黨新南向政策破產之際,大家都知道「東西賣得出去」是指高雄農產品能夠賣到大陸去,「人進得來」是指大陸觀光客能到高雄觀光。對於韓國瑜的競選主張,民進黨竟然無法回應,在以往民進黨只要嘲諷一番,指控那個是「中共同路人」,票肯定還是民進黨的,這一次民進黨居然不敢祭起「引清兵入關」的「仇中」魔咒,表示現實狀況下的高雄確實是金玉其外,民心求變了,解決辦法除了韓國瑜所提主張之外,彼等也找不到其他方法,仇中魔咒首次無法祭出。

無來由的仇中心理 

民進黨支持者中的仇中份子與中共並無血仇,這一點與老一輩國民黨人截然不同,這種仇中情緒完全是被強制灌輸進入心底了,早在戒嚴時期就有「仇匪恨匪」教育,在「萬惡共匪」進入聯合國,接著日本、美國相繼「與匪建交」,「仇匪恨匪」教育在無血債為培養基下,轉化成難以啟齒的心理恐懼,深恐共軍渡海而來,讓自己與家人賠上性命與財產,此種心理恐懼,反過來落實了仇中心理,但是仍然是一種無由仇恨。

因國共鬥爭引起的仇恨心理,卻隨著時間而逐漸淡去,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後,中共即不再提「解放臺灣」,轉而思考新的兩岸關係,1981年葉劍英發表談話,「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鄧小平總結這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台灣方面則是回敬「三不政策」,1991年才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李登輝在執政基礎穩固後,更加明顯的朝台獨方向前進,陳水扁繼之,馬英九則是走獨台路線,不畏成為歷史罪人,蔡英文執政後,兩岸關係更從冷和倒退至冷戰狀態。

親美媚日其來有自

美國一直在兩岸關係中操控取利,卻被大多數台灣人視為保護者,擁有眾多趨附份子;日本官方對台灣政局一直謹言慎行,絕不輕易表達態度,但是在台灣民間,日本商人、顧問/教師群與前皇民,一同在政治操作上起了很大作用,卻是隱祕而從不喧嚷,1990年林洋港棄選總統就與此勢力運作有關。

馬英九深陷國共恩怨泥淖

「戒嚴時代的『仇共』教育,在李登輝至陳水扁共20餘年任期內轉變成『仇華』教育」,馬英九任內雖然減少仇中宣傳,但是馬英九本人是仇共份子,對20餘年的仇中教育,並沒有任何導正作為,並且放任民進黨繼續仇中宣傳,還拿香跟拜的主張「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但是也未能洗白他的香港腳,在仇中選民的爭取上,還是輸給民進黨。

在崇美媚日上,馬英九為崇美派,為了「他的高度」也有媚日行為,如祭拜八田與一等等,但是在媚日選民心中,這絕對不夠,因此在爭取媚日選民票上「毫無建樹」,馬英九僅僅在崇美圈中小勝民進黨,但是遠不足補上仇中、媚日者的選票差距,這是國民黨在2016大選中慘敗的主因之一。

觀察2016與2018的選舉,發現國民黨候選人中,有獨台、媚日、仇中傾向的候選人,大多是慘敗下場,這一點可供國民黨從政人士參考。國粉選民也應該思考一下朱立倫在2016、陳學聖在2018是如何敗下陣了。

韓國瑜破除民進黨仇中魔咒

圖:讓朱立倫在2016選舉得到三百多萬票的口號

比較兩岸的官員 | 郭譽申

最近筆者去北京旅遊,在一個台灣人的晚宴上,初次接觸到「國台辦海峽兩岸交流中心」的苗副主任。苗副主任看來四十多歲,身形微胖,似乎是典型的中級官員。他致詞時,從熱烈歡迎,說到期待兩岸合作,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雖然講得頭頭是道,卻未引起我的注意。國台辦本就是對台灣的統戰單位,他的致詞大約是千篇一律、老生長談嘛。然而當他說擁有法學博士學位,很多有關兩岸的法律都是他在進入「兩岸交流中心」之前參與制定的,立刻引起我的關注。

隨後苗副主任歡迎與會的台灣人對關心的「國台辦31條惠台措施」提問,他即席回答了許多問題,都能以淺顯易懂的語言,釐清提問者的疑惑。他還簡單剖析了大陸從中央到地方各種法律、條例的位階關係。最後,他提到參與了廈門供水金門的籌辦會議,金門代表提出需要修改台灣方面三項法律才能實現供水,而修法非常曠日費時,當時的他以其法律專業背景,當場回應金門可以制定供水的專法,專法優先於一般法,就不需要修改舊法了,因此加速實現了廈門供水金門的善政。

苗副主任不僅有豐厚的法律學養和經驗,也很接地氣。在晚宴的後半娛興部份,他唱了一首常聽到的台灣歌,內容包括「乎乾啦」之類的。他的籍貫是哪裡,筆者不記得,但是絕不是台灣或福建,他唱台灣歌,當然是為了刻意拉近與台灣人的距離。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中級官員,假以時日,很有潛力成為棟樑之才啊!

台灣很少有像苗副主任這樣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因為擁有博士學歷者很少願意擔任常任文官。在台灣,擁有博士學歷的專業人才若對政治有興趣,一般有兩條路:其一,在正常工作之餘,參與藍或綠的政治活動,並對政黨提供支持,例如在媒體替政黨或政策背書、幫腔,等支持的政黨獲得執政權,就有可能被延攬進入中央政府的大內閣或地方政府的小內閣。其二,不論是否加入政黨,直接以高學歷的專業形象參與選舉,例如先參選地方議員,再參選立委、縣市長等,而逐漸升級。無論採取哪條路,高學歷專業人才的從政之路多缺乏紮實的施政實務經驗。

台灣很少有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官員,顯然因為台灣區別負責決策的政務官和負責執行的常任文官。常任文官除非被選舉獲勝的執政者延攬入閣,不可能成為政務官,而永遠要聽命於政務官,因此常任文官雖算得上「鐵飯碗」,是沒有政治前途的,高學歷的專業人才自然不願屈就。

大陸不區別政務官和常任文官,官員只要表現好,都有機會升上高階決策階層,因此很多高學歷人才都願意擔任文官,循序漸進,累積施政實務經驗,終能成為學養和實務經驗兼備的政治幹才,難怪大陸一直在快速進步。對比之下,台灣官員很少兼具學養和實務經驗,內閣閣員多有高學歷,卻缺少施政實務經驗,因此施政常荒腔走板,搞得民眾怨聲載道,內閣於是經常異動,這樣國家如何能上軌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