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25年10月中共將包括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在內的9名上將因貪腐的罪名開除黨籍軍籍，前兩天中共宣佈正在對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軍委委員、解放軍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進行調查，兩人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習近平對中國軍事高層的整頓真是非常嚴厲。

「嚴重違紀違法」是很籠統的罪名，對於張、劉這類案件，大陸官方一般不會說明內情。這不難理解，高階將領犯錯很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而且對國家不是體面的事，何必多說？此外，士可殺不可辱，高階將領都曾對國家有貢獻，更不可辱。公開他們犯錯的內情，他們恐怕難免受辱，因此不可取。雖然內情不會公開，張、劉的垮台多半仍是因為貪腐（大陸社論透露可能也有政治原因，張又俠似乎不遵從習的領導，違反了中共的黨指揮槍原則，在此不論）。

習近平主政13年，打擊貪腐和推動依法治國是他的重要工作，然而反習者或反中者總指控他藉打擊貪腐之名，清除權力的競爭者，及培植自己的勢力。這些將領大多是習提拔上來的，可說屬於「習家軍」，他們一旦犯錯，立刻受到懲處罷黜，顯示習並無私心（尤其張又俠和習是世交，两人的父親都是中共高幹，革命時曾共事），用人唯才唯德。習藉打擊貪腐之名，清除權力的競爭者，及培植自己勢力的指控，於是不攻自破。

解放軍貪腐為何如此普遍？不僅軍，須與黨政、社會一起考慮貪腐的難題，至少有3個原因：

中國的軍事單位在1998年以前曾廣泛經商並開辦大量公司，主要隸屬於解放軍各軍兵種、總後勤部等。著名的例子包括保利集團、中國新興集團、中國聯合航空公司等。1998年後，中央下令軍隊停止一切經商活動，這些企業才與軍隊脫鉤並重組成為國有企業。 當年軍事單位開放經商是「開放改革」的一種嘗試，因為國家窮，難以為軍人加薪，希望軍人在本薪之外，能得到經商的紅利。然而軍人見慣了經商的紅利後，就容易與商人掛鉤，開啓了貪腐之門。

筆者看過一齣大陸反貪腐的戲劇，一位中高階的地方官員原來是廉潔節儉的，他的兒子想要出國留學，他負擔不起，因此收了廠商的紅包，從此就淪落了。這樣的貪腐不會發生在比較富裕的國家，因為富裕國家的中高階官員大多負擔得起出國留學的費用。一般而言，富裕國家較少貪腐，因為官員幹部的收入較高夠用，於是不願冒貪腐被抓的風險。大陸社會離富裕國家還有一段差距，因此貪腐較多。

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在野黨為了爭取執政，有強烈動機監督揭發執政黨的貪腐（但也會有政黨惡鬦、寃案錯案、執政黨利用司法迫害在野黨的缺點）。中國大陸沒有在野黨監督揭發貪腐，打擊貪腐於是多半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決心和政策，習近平以前的最高領導人都對打擊貪腐不夠積極（因為打擊貪腐可能得罪自己人），因此使貪腐普遍蔓延。

貪腐是大陸多年來累積的難題，習近平鐵面無私的打擊貪腐，是他執政最大的貢獻。

川普贏了，贏了全世界。不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過去這一年，天天都圍繞在川普身邊。他才不管什麼支持或反對，只要以他為中心，爭議不斷，就是他要的，這樣他就贏了。若是理都不理他，也不用罵他，就算500%關稅也當他是空氣，他就發瘋了。

所以川普贏在全世界當他是一回事，才讓他贏的。最不理他的是中國，但還是六根不淨。例如川普要組什麼和平理事會，交十億美金就是永久會員，根本不要理他就對了，何必聲明「接到邀請」。當他是空氣，即使有記者問，也一概不答。關稅也好，十億和平理事會也好，訪華也好，只要涉及川普的，永遠「沒有可以提供的訊息」，你看川普要不要發瘋！

川普只是個不要臉的沒種笨流氓。最拿手的一招就是漫天要價，五千萬的房產，他開一億，討價還價到七千五百萬成交，他就贏了。他需要的是比他更笨更沒種的客戶，偏偏到處都是，於是才成就了這隻大尾鱸鰻。他上台打出加拿大、巴拿馬、格陵蘭、迦蕯，共四個目標。迦蕯不是國家，是最軟的柿子，最先落袋。

他說加薩戰爭真的要結束了，「我骨子裡是個房地產人。你們看看這樣的海邊，以後那些生活貧困的人將會過上好日子，而這一切都始於我這裡。」但是，原來住在這裡的人被趕跑了，將會過上好日子的人是侵入此地的戰爭勝利者，是以「交易式外交」與「實力」為基礎的占有者。

他打格陵蘭，不管結果如何，迦蕯這隻煮熟的鴨子，已經沒人在乎了。若是迦蕯能滿足他，歐洲現在巴不得請他笑納，好好經營海灘別塾，忘了格陵蘭。他若真要拿下格陵蘭，下回會打加拿大，不管結果如何，沒人在乎格陵蘭了，若是格陵蘭能滿足他，大家巴不得請他笑納，好好經營稀土，忘了加拿大。這就是漫天要價後再小退一步的伎倆。偏地都有更笨更沒種的客戶。依此類推，等到他開口要歐洲的時候，歐洲就會請他笑納加拿大了。

普丁打烏克蘭，歐洲說不能讓，一讓就是慕尼黑協定。其實普丁打烏有其歷史因素，川普並沒有千百萬「海外美國住民」需要保護。真正跟希特勒一樣什麼都用安全因素一路走到底的正是川普。結果全世界對川一讓再讓，從沒想到慕尼黑協定，正所謂到處都是比他更笨更沒種的龜孫，他們在培養希特勒二世。果真拿下格陵蘭後，川普可以用同樣的安全原因拿下中國或俄羅斯。你叫他拿拿看啊！

川普的第二招就是既不要臉又沒種的唾面自乾。拿不下來的都是「他是個好人，我們是好朋友，我們的關係很好。」完全矛盾的講法，他都能泰然自若而面不改色。所以他上一句「我們關係很好」，可以無縫連接下一句「你偷了我的東西」。所以他在公開表態親密時，還可以在暗裡捅刀。所以他說他唯一的制約是他的道德，而他的道德是零，所以他無所制約，自由自在。所以最佳應對就是拿他當空氣，跟你碰到詐騙集團一樣，只要理他就沒完沒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掉進了陷阱。完全不要理他，讓他拔劍四顧心茫然，他就瘋了。

短期利益導向的國際社會中，信用是不存在的。但在維繫長期關係中，最稀缺的信用又是最有力的。西方帝國主義崛起以來數百年，CEO式短期利益導向掛帥，國際間信用早已蕩然不存。所以在現實上，或在課堂上，都不諱言要靠strength, force, power講話。川普可謂此類文化集大成者，弱者上了菜單，完全沒有發言權。但這種情況理論上會造成眾叛親離的，為什麼跟糞便周遭一樣，還有一大堆蒼蠅簇擁著呢。川氏和平理事會居然有20個創始會員國。還是歸結到更笨更沒種嗎？(人家損十億就是永久會員國，永遠的台灣捐五千億還咬不到一口大便)。

有這麼好康的生意，為什麼除了川普就沒人敢作莊收錢呢。進入新世紀，不同文化的東方大崛起，這個同樣具有strength, force, power的強者能不能移風易俗，建立信用；或是沿襲西方老路走下去，加盟那更笨更沒種的俱樂部？亂世將來，撥亂反正的契機值得我們觀察與期待。

近日，圍繞格陵蘭的爭議出現了明顯變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公開表態，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國領土索求，並呼籲歐洲國家支持丹麥；英國下議院亦有執政與在野黨的重要議員，接連對美國在格陵蘭問題上的言行提出強烈批評。這些反應顯示，格陵蘭已不再只是美、丹之間的雙邊議題，而是觸動了整個歐洲對戰後秩序與盟友關係的集體神經。

從川普過往的行事模式來看，他對格陵蘭的態度並不令人意外。先以挑釁、偏激甚至近乎恐嚇的語言，製造議題與壓力，拉高談判籌碼，逼迫對方讓步；一旦引發過大的反彈，再視情況修正說法，宣稱「只是談判策略」或「媒體誤解」。這套方法，他過去用在北約分攤軍費、對墨西哥築牆、對中國貿易戰，甚至對台灣半導體產業，幾乎如出一轍。

從這個角度看，格陵蘭風波，很可能只是川普「交易式外交」的又一次操作，而非真正準備動用武力或進行領土吞併。但問題在於，他低估了這一次的對象。

格陵蘭並非一般的談判標的。它牽動的是歐洲國家對主權、安全與尊嚴的底線認知。對歐洲而言，戰後秩序的核心並不只是美國的軍事保護，更包括一項默契：盟友之間不以強權方式，公然討論對彼此領土的索求。一旦這條紅線被踩過，無論最後是否真正付諸行動，信任關係都已受到不可逆的傷害。

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歐洲在軍事與能源上仍高度依賴美國，卻仍選擇在此刻集體發聲。這並非單純的反美，而是一種被迫的自我定位：如果連盟友的主權都可能成為交易籌碼，那歐洲就必須開始思考自身在國際秩序中的位置。

從較為現實的角度來看，美國未來並非完全無法在格陵蘭擴大影響力。以1951年《美丹防務條約》為基礎，美國透過增加軍事設施、科技投資、航道與能源合作，完全可以在不改變主權歸屬的前提下，取得相當程度的戰略利益。這樣的作法，既符合冷戰以來的制度框架，也較能被歐洲所接受。

但若進一步訴諸「領土併吞」這類主權主張，成功的可能性幾乎微乎其微。這不只是國際法問題，而是政治後果過於嚴重。那將迫使歐洲國家在安全依賴與政治尊嚴之間做出選擇，而這種選擇一旦被公開化，反而會加速歐洲的團結與自主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川普的強硬語言，反而在客觀上促進了歐洲的凝聚。

對台灣而言，這場風波尤其值得冷靜觀察。台灣長期處於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對於「盟友是否可靠」的問題並不陌生。格陵蘭事件再次提醒我們，大國的戰略行為，往往以自身利益為優先，盟友關係並非建立在情感，而是建立在計算與制度之上。當制度被動搖，信任就會快速流失。

以川普的個性來看，未來他極可能選擇降溫處理，宣稱這只是談判語言，重新強調美歐友誼，試圖讓事件淡出焦點。但即使如此，裂痕已經存在。這場爭議真正留下的影響，恐怕不在於格陵蘭的歸屬，而在於它讓歐洲意識到：在後全球化與美國政策高度不確定的時代，歐洲必須學會以政治主體的姿態，回應來自盟友本身的壓力。

川普或許終將成為過往雲煙，但他所帶來的震盪，已經深刻改變了大西洋兩岸的心理距離。對台灣而言，理解這一點，遠比急著選邊站，更為重要。

西安事變並非偶然的「逼蔣抗日」道德事件，而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並試圖清算東北軍與西北軍將領所引發的政治爆炸。其核心邏輯在於「退路被關閉後的被迫行動」，而蘇聯的干預，則在關鍵時刻避免了局勢的全面失控。

這一歷史教訓深刻揭示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蘊含的高度風險——它不僅無法帶來穩定，反而會不斷累積不確定性，最終將事件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一、西安事變的核心真相：蔣介石的「清算倒數」與張、楊的「生存抉擇」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張學良、楊虎城在政治生命與軍事權力即將被剝奪的絕境下，為阻止既定清算程序而採取的極端手段。根據史料，1936年12月，蔣介石對張、楊已提出「二選一」方案：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被調離西北，蔣已作出如下決定：
人事清算：透過《大公報》密囑發布消息，擬以蔣鼎文取代張學良之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職務（1936年12月9日密囑）；
軍事接管：調動中央軍（蔣鼎文、衛立煌等部）全面接管西北，並計畫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往福建、安徽等地，實質上解除其對原有根據地的控制。

上述措施並非「風聲」或「試探」，而是已進入執行倒數的實際決策。對張學良、楊虎城而言，其含義十分清楚：
若服從「剿共」命令，將繼續淪為剿共工具，並逐步失去對部隊的實質控制；
若拒絕「剿共」，則勢必被解除兵權、調離根據地，最終遭到中央軍清算。

正如周恩來所言：「蔣介石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這樣就逼出來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本人亦明確表示：「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回答他（蔣介石）。」因此，12月12日的兵諫行動，其本質並非奪權或叛亂，而是張、楊在生存退路被封死的情況下，為阻止清算、保留抗日力量而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二、蘇聯的「踩煞車」：避免全面內戰的關鍵外部因素

西安事變之所以未演變為全面內戰，並非因為國民政府制度成熟，而是源於蘇聯的強力干預。當時蘇聯的核心戰略目標是「聯蔣抗日」，以避免日本與蔣介石結盟，從而使蘇聯陷入腹背受敵的局面。因此，蘇聯對西安事變持明確反對立場：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將西安事變定性為「叛變」，批評其「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
史達林親自草擬電報，要求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理由在於「打倒蔣介石將引發內戰，有利於日本」；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孔祥熙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並向中共施壓，要求其停止支持張、楊。

蘇聯的干預，本質上是基於自身戰略利益，強行阻止中國內戰擴大。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的：「若沒有蘇聯的『踩煞車』，西安事變極可能演變為全面內戰，中國的抗日進程亦將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三、歷史教訓：拖延聯合抗日的「慢性逼迫」與「失控風險」

西安事變所揭示的核心教訓，在於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帶來的結構性危險。蔣介石的「拖延聯合抗日」政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 政治層面：堅持「剿共優先」，拒絕與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合作，導致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持續激化；
2. 軍事層面：試圖透過「調虎離山」之策，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離西北，削弱其抗日實力；
3. 人事層面：以密囑方式解除張、楊兵權，實質上將抗日將領推入「要麼反抗、要麼滅亡」的絕境。

這種「拖延」，並非中性策略，而是將問題懸置、同時累積壓力的過程：
對張、楊而言，「承諾不兌現」（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壓力不消失」（仍被迫進攻紅軍），使其完全看不到可預期的未來；
對抗日力量而言，「動員持續」，卻「退路被關閉」，最終導致「行動提前發生」，即兵諫。
正如材料所指出的：「拖延意味著問題被懸置，但動員持續；承諾不兌現，但壓力不消失；關鍵角色被要求『顧全大局』，卻看不到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這不是治理，而是慢性逼迫。」

四、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西安事變的歷史邏輯，清楚展現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深遠後果：
對被統治者而言：拖延不斷累積不確定性，迫使其採取極端行動（張、楊的兵諫，本質上是「再等就會被犧牲」的理性選擇）；
對統治者而言：拖延將導致退路被關閉，最終失去對事件節奏與方式的掌控權（蔣介石因此失去選擇時間與手段的主導權，甚至一度命懸一線）；
對國家整體而言：拖延將大幅提高失控風險，極可能引發全面內戰或更嚴重的災難（若非蘇聯介入，西安事變的走向恐難以收拾）。

因此，西安事變留給後世的最冷酷教訓在於：
拖延並非謹慎，而是一場將未來主導權主動交付給突發事件的賭博。
歷史沒有義務在下一次重演時再次給出煞車手。
而這樣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總結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的政策，將張學良、楊虎城逼入生存絕境後所引發的極端行動。蘇聯的干預，避免了全面內戰的爆發，但這種「幸運」並非歷史常態。歷史反覆證明：凡是拖延重大政治問題者，最終只會累積不確定性，並將局勢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西安事變的核心警示正在於此：
問題若不被正視與及時處理，終將以更劇烈、更失控的方式爆發。

近年來，川普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一系列言行，愈來愈難用「個人風格」或「政治秀」來簡單解釋。無論是他毫不掩飾與普京之間的特殊互動，圍繞過去「通俄門」的長期疑雲，抑或是強迫烏克蘭接受帶有屈辱性質的停戰方案，再到近期在格陵蘭議題上對丹麥與歐洲盟友的強硬與輕率表態，這些事件共同指向的，已不只是政策分歧，而是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也許，川普的政治生命終將結束。他的任期，從歷史的尺度來看，不過短短數年。然而，他所造成的衝擊，卻極可能成為後繼者在相當長時間內都難以修補的戰略傷口。
這個傷口，不在於哪一項政策被推翻，也不在於哪一紙協議被否定，而在於盟友對美國「可靠性」的根本信任，已經動搖。

一、問題不在「親俄」，而在於對盟友的冷漠

不少評論習慣將川普的外交風格歸結為「親俄」或「通俄」。這樣的說法雖有其政治吸引力，但在分析層次上，卻容易遮蔽真正的核心。
川普對普京的態度，與其說是親近某一個國家，不如說是一種對強人政治的本能欣賞，以及對交易型關係的偏好。在他眼中，國際政治不是價值共同體，而是談判桌上的籌碼交換。

相對地，他對歐洲傳統盟友所展現的，則是一種近乎赤裸的輕蔑與不耐。這種態度，並非偶發，而是一以貫之的。
強迫烏克蘭在戰爭壓力下接受條件停戰，讓歐洲感受到的，不只是戰略上的焦慮，而是一種被「繞過」的羞辱；而在格陵蘭議題上，川普以威脅、挑釁甚至半開玩笑的方式對待丹麥主權，更是直接踩踏了歐洲國家對尊嚴與盟友情誼的底線。
這已不是單純的政策分歧，而是一種對盟友心理與歷史記憶的無視。

二、真正受損的，是不可逆的信任流失

政策可以修正，條約可以重簽，軍費分攤可以重新談判，但信任一旦破裂，卻不會自動復原。
川普外交最深遠的影響，正是在於他讓歐洲、甚至整個世界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
美國並非制度性地「永遠可靠」，而是取決於當下掌權者的性格與計算。

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認知轉變。
對歐洲國家而言，真正令人不安的，已不只是川普此刻做了什麼，而是未來他所開啟的先例——
如果今天可以是川普，那麼明天是否可能再出現另一位同樣否定同盟價值的美國總統？
一旦這個問題被提出，它就不會消失。

三、川普留下的是「不穩定的示範效應」

從歷史角度來看，川普最大的影響，也許不是他個別政策的成敗，而是他示範了美國可以這樣行事，而且並未立即承擔毀滅性後果。
他向世界展示了三件事：
第一，美國總統可以公開質疑既有的集體安全體系，而不必立即付出制度性代價。
第二，美國可以將長期盟約視為短期交易，甚至作為談判籌碼。
第三，美國國內對此並非全然排斥，甚至存在相當程度的民意支持。

這對歐洲、對東亞、乃至於整個戰後國際秩序而言，都是一種長期震盪。
即便未來的美國政府試圖回歸傳統路線，盟友心中也將永遠留下一道陰影：
這一切並非制度保障，而只是暫時的政治選擇。

四、這不是反美，而是冷靜的歷史判讀

必須強調的是，對川普外交路線的批判，並不等同於反美。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對美國作為戰後秩序核心國家所承擔責任的嚴肅期待。
問題不在於美國是否仍然強大，而在於盟友是否還能合理地相信，美國在關鍵時刻不會背棄自己親手建立的體系。
川普也許終將成為歷史中的一個段落，但他撕開的裂縫，卻未必會隨著任期結束而癒合。對歐洲而言，這意味著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架構；對東亞而言，這同樣是一個值得高度警惕的訊號。

結語：真正的遺產，是心理層面的改變

歷史往往不是由單一人物決定，但人物可以加速某些結構性的轉變。川普所留下的，不只是爭議與混亂，而是一種深層的心理改變——盟友開始思考「沒有美國，或者美國不可靠」的世界。
這個問題本身，或許比任何一項政策後果，都來得更加深遠。

台灣與大陸已經相持對峙77年，台灣早已沒有光復大陸的雄心，大陸卻從未消減收復台灣的決心，而且愈來愈強大，逐漸有實力解決台灣問題，即使美國有意介入。兩岸的現狀顯然不可能永遠維持，最後將如何終局？近年的國際局勢和川普的一些作為讓台灣的終局方式逐漸浮現。

首先，對岸一再「圍台」演習，卻不實行武統，因為武統收復的台灣將很殘破，又造成台灣同胞的死傷，並且難免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經濟制裁，損害大陸經濟。換言之，武統的成本很高、收益不高，不如和平統一，因此不是優先選項；中共寧願優先建設大陸，期待延後收復台灣將使收復台灣更容易。（參見《對岸為何一再軍演卻不實行武統？》）

2025年底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在全球戰略布局上，是基於川普的「美國優先」，援引「門羅主義」，將西半球也就是美洲區域，置於華府最優先關注的戰略焦點，其後的重要性依序為亞洲、歐洲、中東與非洲。這大致吻合川普1年來的作為：逐漸從俄烏戰爭脫身、對伊朗僅點到為止、突襲抓捕委內瑞拉總統、企圖奪取格陵蘭（格陵蘭在北極，可算屬於歐洲，也可算屬於美洲）。這些都呈現美國的戰略收縮，收縮到以美洲為主，也顯示美國國力的衰退。

世界強權，中美是2G，俄羅斯可算是0.5G。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製造業的實力超越美國，幾乎是唯一能與川普高關稅對抗的國家，而其軍事力量近年的增長讓美國承受壓力。俄羅斯的GDP雖然遠遜中美，它在俄烏戰爭中對抗美歐對烏克蘭的大力支援而仍保戰場優勢（中國對俄羅斯的協助很有限），顯示它是僅次於中美的強權。

現在美國基本上同意俄國對烏東地區的占領，中俄對美國在委內瑞拉的侵略行為少有抗議，而中國為了「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言論，逐步升高經濟制裁日本，美國幾乎袖手旁觀。這些顯示：中美俄三強權在其地緣區域內逐漸形成各自的勢力範圍，而都彼此尊重，譬如川普對習近平和普丁的友好可說是溢於言表。

美國逐漸尊重台灣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是國力和地理位置決定的，即使川普卸任後這趨勢也不會改變，所以美國的政要都心知肚明，台灣遲早將被中國統一。為了避免台灣領先世界的半導體產業全部落入中國之手，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最近的美台關稅談判中透露，其目標是將台灣半導體業產能的40%轉移至美國。換言之，台灣的終局方式大約是：將40%的半導體產業轉移至美國，然後美國就可以放心的放棄台灣。

台灣這樣的終局方式也不算太壞，美國逐漸收獲夠了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就會放棄台灣，两岸因此不會有大戰（登島戰），而只有封島戰（參見《比較台海的登島戰與封島戰》），台灣將會明智的在短時間内放棄無望的抵抗，損傷於是不會太大。但可惜的是，台灣若更明智，及早與對岸協商和平統一，就根本不會有損傷，也不會失去40%的半導體產業。

這些年來，因當前政府的有意引導，談「南島語系起源」很容易被拉進政治戰場中鬥爭，更因相關內容已被放到各級學校的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更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變得爭鋒相對：有些人會把「臺灣起源論」講成臺灣在史前時期就自足生成與自成一隅，藉此「天然」支持某種國族想像；有些人則反過來宣稱「臺灣起源論」已經被打破，好像只要證明有人群來自大陸，就能否定臺灣作為「原鄉」的任何意義。

這兩種說法乍看針鋒相對，其實常犯同一個錯誤：把「語言的原鄉」硬拗成「民族的原鄉」，再把學術模型當成政治口號來做背書。如果我們願意回到考古學的發掘環境，釐清跨海人群史的細節，反而會看到一幅更連續且更相容的圖像：臺灣或許有可能是「南島語系共同祖語」的起點，但臺灣並不是「南島民族最早祖居」的起點，這兩個論點同時成立。

先拿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東夷人來說，更能看出這裡面的政治敘事。「東夷」在先秦與兩漢的文獻裡，通常被視作「華夏視角的外稱」，但其不只內涵極其複雜，更對於華夏長年產生千絲萬縷的交互影響。這一概念的指稱，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而移動其認知；不只涵蓋山東沿海，更能涵蓋範圍更廣的中國東部各族群。把東夷人直接等同「某一個語族」或「某一個民族」，本來就像在把某個模糊的地緣標籤當成精準的族群類別。正因為概念本身具有伸縮性，後世學者更容易將其拉去填補各種「祖源敘事」的空白：例如大陸學者吳安其曾主張在「東夷語」的底層可見南島語族特性，這常被引用來指稱「東夷—南島」相互連結的線索，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但問題出在「東夷」正如同「華夏」，其人群各自長期都是種文化認同凝聚出的政治聯盟，並不是固著的語族與民族。

語言學家沙加爾（Laurent Sagart）則在西元一九九〇年提出「漢人—南島語系」這一高層親緣假說，並進而推測山東半島史前可能存在「前南島語」，使得「東夷所在的東方沿海」被納入更大的起源討論。這些說法有其學術脈絡，但同時提醒我們這件事情：文獻概念與語系推論間隔著很長的論證鍊條，然而，考古學真正提供的證據，其實不是一錘定音的口號，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走廊。在福建省平潭市發掘出的殼丘頭遺址，考古工作已建立距今約七千五百年至三千年的文化序列，讓我們看見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相當早就出現相當穩定的海洋生業（生計，subsistence strategy），從而出現靠海生活的聚落，由於不只是「東夷」，「南島」這一概念同樣有著模糊性，因此，當年東南沿海島嶼地區人民不論是否被稱作「南島語族」，這都是我們此刻討論早期跨海互動的重要支點。

殼丘頭遺址存在的關鍵意義，不見得其已完全證實是「南島語族的終極原鄉」，畢竟原鄉的指稱範圍應該要更大。重點在該遺址把臺灣海峽兩側的史前世界拉回到同一張地圖：海不是牆，反而更像通道；沿海島嶼不是邊陲，而是早期人群實踐其族群生存而不斷移動的前線。殼丘頭遺址能被放到兩岸史前互動的核心來談，並不只是因為其「地在福建」，而是因為就器物與人骨兩大層面來看，該遺址確實提供能和臺灣新石器早期文化互相對話的線索。從器物面看，福建殼丘頭文化會被拿來與距今約六千年至四千五百年的臺灣大坌坑文化相互比對，兩者在陶器製作與裝飾語彙都能看見一組「可理解的相似性」：如夾砂陶的製作，或器形如繩紋表現，讓我們能合理推論「臺灣海峽東西兩側在相同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觀點」展開「圈內交流」，這反映從大陸到臺灣，通過臺灣海峽展開往返，甚至出現移居的現象。

從人骨面來觀察，殼丘頭遺址出土可供討論的骨骸與牙齒，並有直接測年可推至距今七千三百年前後的個案，這使得平潭不再只是「器物風格的比較點」，而成為能被放進「史前人群史」這一框架內檢視的節點。相對來說，臺灣東側的大坌坑遺址同樣並不是只有陶片可談，早期新石器的人骨研究與墓葬材料，使得學者觀察社群身體實作與群體標記，例如包含拔齒這類牙齒改造風俗在內的文化實踐。當器物傳統呈現可比性，且兩岸同時出現可供比對的人骨，「東南沿海—臺灣海峽」就更像一條連續的史前互動帶：其讓我們更有理由把「臺灣早期新石器的形成」放在更大的沿海遷徙與交流背景中理解，而不必把臺灣想成一座從來自足生成的孤島。當我們從考古學角度認清這樣的事實脈絡，纔能避免被利用來展開政治正確的敘事，竟將臺灣原住民當真視作生物學角度的「原生物種」（indigenous species）。

這件事情還有更堅強的考古證據。把時間再往前推，福建省連江縣的馬祖亮島出土的兩具人骨，其時間最早可達距今約八千二百年左右，並在研究中被用來思考臺灣南島語族與大陸東南沿海間更深層的連結。亮島人的一號和二號，其人骨萃取出粒腺體氧核醣核酸（DNA）進行序列比對，結果發現亮島人一號與台灣的泰雅族和阿美族有著共同的母系血緣，推論亮島人有可能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亮島的位置很敏感：其不在臺灣本島，更不在大陸內部，而是正好置身在「跨海可達」的節點上。這類材料最能支持這樣的命題：在新石器早期，臺灣海峽周邊確實存在相互往返與移居的人群網絡；臺灣本島人群史與東南沿海人群史，很難割裂成兩段互不相干的故事。據此，就算亮島人是南島語族的最早祖先，都只能從考古學證明「福建起源論」，意即福建是南島語族的起源地點，而不在臺灣。

到這裡，或許會有人立刻想追問：既然有這麼早有關「東南沿海—臺灣海峽」緊密交流的證據，那「臺灣起源論」是不是就站不住了？我們其實應該要甩開「政治思考問題」的慣性，不需要急著用一個敘事去消滅另一個敘事，因兩者談的並不是同一件事。從生物學來說，並不存在所謂的「原鄉」，從考古學來說，原鄉的依據就是目前實物的出土證據。但，語言學在說其「原鄉」（linguistic homeland）的時候，通常指的是某個原始語（例如「原始南島語」（Proto-Austronesian）這一概念）在演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前，大致在哪裡被使用，尤其在哪裡展開最早的分化，這就是其原鄉。臺灣常被視作南島語系的語言學原鄉，最早可追溯到法國語言學家奧德里古（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在西元一九六五年指出臺灣原住民語在南島語系中具有特殊地位，並提出將這些語言獨立成高層分支的構想。

其後，美國語言學家白樂思（Robert Blust）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使用更完整的比較法與分支樹重建，系統化論證臺灣具有多個一級分支，而臺灣外的大多數南島語言則同屬一個大分支。這種「核心區分歧多」而「外圍分歧少」的樹狀結構，讓許多語言學者傾向把「最早分化中心」放在臺灣，這描寫的是語言樹的根部如何分叉，不是宣稱人類或族群在臺灣「憑空生成」。大致在同一時期，澳洲考古學家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把考古證據與語言模型結合，提出後來廣為人知的「出台灣」這一擴散框架；而臺灣語言學者李壬癸透過長期田野調查與語料整理，把臺灣南島語的分支多樣性，其歷史層次更具體呈現在學術領域與社會大眾面前，這就使得「臺灣起源論」與「福建起源論」各自在不同學術領域同時成立。

我們要抵抗政治挪用的歷史敘事，按照學術脈絡提供的多數證據，將這個事實呈現出來：在距今八千餘年前的「東南沿海—臺灣海峽」這一條廊道上，存在著一批擅長沿海生活，經年累月累積出航海技能，並懂得善用島嶼資源的人群；其中有某些支系，數度規模不等的由福建遷移到臺灣來生活，使得臺灣在新石器時期變成「人口匯入，在地發展，彼此隔離，偶有往返」的四重場域。當臺灣島內的社群在地化與分散化，產生各種部落語言，在相對長的時間裡更容易產生深層分歧，於是「原始南島語」在臺灣形成並分化成多個一級分支，其後才在下一波擴張中，往南進入菲律賓與整個東南亞，最終抵達更遠的太平洋。這條敘事的重點：原住民族的遠祖在考古學脈絡的人群史上與大陸東南沿海史前人群具有相同血脈，但南島語系作為語言家族的最早原鄉可能在臺灣，這兩者並不衝突，反而高度互補。

而且，「臺灣起源論」會被質疑不是沒有原因，譬如美國考古學家索海姆二世（Wilhelm G. Solheim II）自西元一九六四年起就已提出，並在西元一九八四年與一九八五年發展出「努山多海上網絡」（Nusantao Maritime Trading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NMTCN）這一構想，他不使用「南島語族」，而特別拿「Nusantao」 這個詞（源自東南亞語彙裡對島民的意涵）來指稱有一群擅長航海、捕撈與交易的社群，在很長時段裡沿著海岸與島鏈移動，意即不是說絕對沒有從臺灣向外擴散的現象，而是說：即便有擴散，可能是在原本就高度互通的海上網絡中發生，這反映出人口、文化、語言的變化，並不是單向與單源這麼簡化的說法。英國學者奧本海默（Stephen Oppenheimer）更在一九九八年提出「巽他古陸」這一視角，主張冰期後海平面上升，可能重塑東南亞的人群與文化擴散。

當基因研究開始發展，葡萄牙學者索亞雷斯（Pedro Soares）於二〇一六年使用粒線體的資料指出，東南亞存在更早的譜系，四千年前左右來自臺灣的遷移訊號在某些基因模型中可能只占部分比例，並提出「小規模遷移搭配語言轉換」的可能。這些反思並不必然否定「臺灣作為南島語族原鄉」的意義，目的旨在提醒：把史前史理解成單一與單向的遷移，往往會過度簡化。這正是破解政治敘事的關鍵點：政治口號喜歡把事情割裂成「唯一」；學術證據卻常呈現「多階段」與「跨地域」的問題有不同層次的答案。當政治人物把「臺灣是南島語系原鄉」直接轉譯成「臺灣因此天然屬於某種國族」，其實省略最重要的中間環節：語系構成語族，但語族不是民族，語言分化是自然現象，這與血緣起源無關，就算語言學把其南島語系的原鄉放在臺灣，都不能推出「臺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這一政治結論。

癥結就在於舉目臺灣外，目前根本不存在「南島民族」這種政治認同。

如果我們願意用這種寬闊的視野來談不同「原鄉」，就能同時抵抗兩種有關文明議題的挪用：既不把臺灣神話成「自足生成的文明」，更不會把大陸美化成「單向回歸的文明」，因為既有「語言學認同的臺灣起源論」，更有「考古學認同的福建起源論」，真要說原鄉，兩個地點，從不同學術角度來說，都是原住民的原鄉。但這件事情本身極有意義，使得我們生活在臺灣，不能常習慣說「只有原住民是天然的臺灣人」，因為臺灣原住民同樣有其來自大陸的源頭。這就是為什麼平潭在西元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開館的殼丘頭遺址博物館，頗值得我們將其視作高度象徵性的事件：其把散落在學術論文與考古坑位裡的材料，變成可讓社會大眾從觀看中展開詮釋的「公共舞臺」，六百餘件出土文物展示的敘事，讓殼丘頭作為理解東南沿海南島語族人類的史前海洋生活的重要窗口，從此公開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從政治口號拉回到學術證據，就會更容易開展族群和解而不是族群對立的思維。考古發掘出的人群史反覆證實：臺灣原住民與後來的漢人移民，並不是兩條在歷史上完全隔絕且互不相涉的生活線；經由長期的移動、通婚與交換，從而產生的文化，早就讓彼此處在不斷重疊的歷史網絡中。原住民同樣來自於大陸，如果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框架來理解，原住民族與漢人各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都應該被視作同個共同體內的多元成員，這種共同體不應該蓄意抹平差異來當作和解，而應該尊重差異，承認彼此有著不同的來源與脈絡，在族群平等與社會正義的基石上，重新架構出更深刻的族群互信。我們能相遇於臺灣，來自我們的祖先從未停止交流，認識彼此交流的歷史，就要讓每個族群生活的記憶與尊嚴都能被看見與被聽見，共同承擔更成熟與更包容的未來。

附註（一）：本文屬於《族群和解共生藍圖：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四十九篇，歡迎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解共生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中華文化的眷村社團」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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