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2026年了，還把1950年代艾森豪那位昏庸的老人所提出的骨牌理論當神主牌，這不是蠢，那就是故意愚弄大家。

骨牌理論主張不在越南打仗，將來就要在加州打仗。結果這種事情從未發生，美國卻白白犧牲了幾萬美國青年，而且大都是出身中下階層家庭的孩子，幫美國權貴送死。

1975年越戰結束了，寮國與高棉的局勢也都穩定了，越南與高棉有衝突，但沒有擴散到中南半島之外，骨牌理論證明是冷戰期間，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維持殖民利益所偽造出來的理論。

到了2026年還有人扯，誰若拿下台灣，旁邊的國家就會倒楣，這就是呼應了冷戰時期西方帝國主義的骨牌論點。

香港是英國主動歸還給北京的，柴契爾很聰明，知道港九問題如果只處理新界，置香港島於不顧，必然衍生更多問題，英國無力對應這種局面，務實地將過去掠奪自中國的香港主權，歸還北京，才是長治久安之道。港澳回歸就是收回中國的領土主權，但僅只於此，並未擴及其他地區。

北京除了在朝鮮半島，與美軍、南韓打了一仗，後來與印度（1962年）、越南（1979年）打了有限度的戰爭，除此之外，可有境外戰爭嗎？沒有。

兩岸問題，是中國內戰分裂的問題，外國要介入，那是誰也擋不住，但是介入中國內部的兩岸問題，是否符合其本國的自身利益，代價有多高，才是真正的思考重點。

台灣並不是那個聖杯，人人都要來爭搶。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未來，由兩岸的中國人共同找到合理的方式解決，以最小的代價解決，這才是正道。

228事變的爆發和鎮壓，造成無以數計民眾的死傷及其家屬內心長期的怨悱，使得一部分人對中國和民族事務產生了挫折與離心，長期傷害了台灣內部的民族團結。廣大的台灣知識青年大多對國民黨所代表的「白色祖國」絕望而一度陷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他們苦苦地思索著台灣往何處去，終於通過對內戰中國政局的進一步認識，與新的歷史、社會理論的探索，建立了明確的社會階級立場，轉而擁護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肯定中國大陸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迅速投入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為志向的中共台灣地下黨組織，在台灣社會各階層中，廣泛而緊密地展開反帝、反內戰、反腐敗運動。

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新中國。流亡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則針對正在全島各地蓬勃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各條戰線上的愛國人士，全面展開一場秘密的政治大逮捕。與此同時，美國策謀台灣與中國分斷，阻止大陸對台灣的流亡潮，扶植親美反共的所謂「台灣自主分子」；或由美國直接佔領台灣；或經國府同意以聯合國名義佔領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並在這些條件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援助台灣。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反共戰略利益的考慮，干涉中國內政，派遣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世界兩極對立的結構形成。歷史的進程改變了軌道。台灣與大陸在短暫五年的復合之後再度分隔。

1951年，美國違背1942年華盛頓會議「決不單獨與徳、日、義軸心國媾和」的宣言，在兩岸中國均未獲邀參加的情況下，簽定了《舊金山對日和約》，刻意模糊處理台灣主權歸屬，製造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
1952年，在美日威脅之下，台北國府接受了以這個帝國主義條款為基礎的《中（台）日和約》。
1953年，韓戰的停戰談判展開。

1954年，台北國府與美國簽定所謂的《中（台）美協防條約》。台灣被納入美國全球性的反共大協作體系，台北國府在大量美援之下，鞏固和發展了「一個反共、親美的資本主義化的基地政權」。台灣與大陸的分隔，也因為美國霸權的干涉而固定化與長久化。

就在這個歷史階段，通過出賣民族主體性而重新獲得美國有條件（不准「反攻大陸」）庇護的蔣介石政權，在全島展開徹底的清共肅共行動。在「反共」的「神聖使命」下，一整個世代（不分省籍與性別）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工人與農民，紛紛被冠上「匪諜」、「潛匪」、「共匪同路人」、「資匪者」的「紅帽子」而鋃鐺入獄。據估計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仆倒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後來就在國民黨當局刻意加以掩蓋扭曲的政治控制下逐漸失落了。在嚴厲反共的社會氣氛下，為了生存，大部份當年倖存的受害者也都刻意遺忘那段被侮辱與被傷害的歷史記憶。這樣，在反共社會的台灣，再加上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洗腦，反共親美的意識形態隨著歷史的進程成為台灣民眾的主流價值觀。因此，承續著日據以來反帝、反資、追求國家統一的50年代受難者們的價值觀，也就更加不能被當代台灣的一般民眾所接受。那段不契合當代意識形態主流的歷史也就漸漸地不被人們所知。台灣社會也因此成了一個對歷史集體失憶的病態社會。(《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2)

美歐一向以其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自豪，似乎成為世界各地的主要政經模式，但其實有很多例外，如所謂的「特區」。《黑暗資本》（[1]）介紹世界各地的很多特區，書中說全球有超過5400個特區，因此被稱為碎片化的資本主義（英文標題Crack-Up Capitalism）。

『「特區」是被一個國家劃分出來的飛地，不受一般的規範限制。在這些「特區」的範疇內，國家下放一般的徵稅權力，讓投資人高效地自行決定規則。「特區」是準境外的概念，制度上隸屬於母國，但又與母國截然不同。』特區有百百種，比較有名的有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對外貿易區、避稅天堂等等。我們熟悉的香港和新加坡都被視為特區。書中介紹了很多各地的特區（在特區總數中當然是少數），但並不著重其成效如何，大概是各有優劣吧？

有少數人，主要是資本家和一些學者，質疑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模式。這些人認為，美歐的資本主義大多被民主制度所框限和束縛，因此無法達到高效率；他們於是主張極端的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並且要逃離民主制度和政府的規範。這些人被稱為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以區別於一般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有些人更激進一些，就被稱為無政府資本主義者。他們都主張小政府，甚至無政府，政府的功能/服務盡量交給私人企業，個人因此不繳稅，但付費給提供服務的私人企業。自由意志主義學者可以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1974）、傅利曼（1976）。

一般的國家幾乎都不符合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自由市場和小政府要求，他們於是常找機會建議各國的執政者，在國內區隔出「特區」，以發展符合他們要求的高效自由市場經濟。

『特區到處都有，但和大力鼓吹者不同調的是，特區看來並沒有創造出脫離國家政體的自由島嶼，反而是國家政體把特區當成達成自身目標的工具。』所以作者的結論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要脫離國家的約束是不實際的，資本主義還是要在國家政體內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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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名意指，黑暗資本和自由經濟似乎構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這歪曲了本書的主旨，進入特區的資本未必都黑暗，而書中根本沒有提及，眾多的特區和居少數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無政府資本主義者是否構成民主社會的威脅。

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行不行？還很難說，但沒有政經制度是完美的，包括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此外，書中出現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大多是美國的資本家和學者，他們都堅決反對社會主義主張的工會制度和二次分配等機制，這大約是美國非常貧富不均的部份原因。

[1] Quinn Slobodian《黑暗資本：自由經濟，是如何變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平安文化，2025。（Crack-Up Capitalism: Market Radicals and the Dream of a World Without Democracy, 2023）

近年來，「中等國家的危機」逐漸成為國際政治中的顯學。加拿大總理、法國總統先後公開呼籲中等國家必須團結，歐洲多國也開始重新思考自身的戰略定位。這並非偶然，而是一個更深層結構變化的結果——世界正在快速離開以規則、制度與多邊合作為核心的秩序，重新回到以力量、利益與壓迫為主導的強權時代。

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變化並不遙遠，甚至可以說格外切身。

什麼是「中等國家」？
所謂中等國家，並非單純以人口或經濟總量劃分，而是指那些在科技、經濟、制度與國民素養上已達高度發展，卻因體量、地理或安全環境的限制，無法單獨決定自身命運的國家。
歐洲多數國家、日本、韓國、加拿大、新加坡，甚至台灣，都屬於這個範疇。它們往往擁有不錯的科技實力與治理能力，卻必須在大國之間周旋，仰賴外部秩序維持安全與繁榮。
問題在於，這個「外部秩序」正在瓦解。

強權回歸，秩序退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對盟友施加關稅壓力，甚至逼迫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讓步，這些事件都清楚顯示：過去被包裝為「規則維護者」的大國，正在越來越赤裸地追逐自身利益。
對小國與中等國家而言，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1940年的法國，直到戰前仍普遍相信德國不敢動手；烏克蘭在克里米亞遭併吞後，也曾期待俄羅斯就此止步。歷史反覆證明，對強權意圖的誤判，往往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中等國家真的能團結嗎？

加拿大與法國所提出的「中等國家團結論」，在方向上並無錯誤，但實際操作卻面臨三重困難。

第一，利益結構高度分歧。
台灣科技強、軍事壓力大；法國軍事自主度高，但能源與安全仍需美國支撐；加拿大資源豐富、人口稀少，製造業與國防能力有限。這些差異，使得中等國家很難形成一致的戰略優先順序。

第二，文明與意識形態差異。
歐洲與北美尚能共享相對一致的價值觀，但若將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甚至土耳其納入其中，對死刑、人權、威權治理的看法便出現巨大落差。這使得「價值聯盟」在實務上充滿裂痕。

第三，缺乏公認的核心領導者。
英國自顧不暇，德國背負戰敗國原罪，法國立場搖擺，日本外強中乾，加拿大受制於美國地理與經濟壓力。誰有資格、也有能力領導這個集團？這個問題至今無解。

歷史的回聲：上世紀的警訊

類似的困境，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就已出現。保羅・甘迺迪在《霸權的興衰》中指出，一戰後的英、法表面仍是殖民帝國，實則外強中乾；日、德、義則在內外壓力下走向極權化，最終以戰爭收場。
今日的中等國家，所面對的能源壓力、關稅衝突、地緣風險，與當年並非全然不同。不同的是，這一次沒有殖民體系可以榨取，也沒有尚未開發的世界可以轉嫁成本。全球化的紅利正在消退，強權開始重新計算「誰能被犧牲」。

後殖民世界的中等國家困境

二十世紀初的英法，至少還能仰賴殖民地維持金融與原料供應；今日的中等國家卻身處一個高度競爭、彼此牽制、資源緊繃的後殖民世界。能源、糧食、關鍵礦產、半導體、航道與數據，全部被重新納入國安框架。
這意味著，中等國家不再只是「選邊站」的問題，而是是否會被迫承擔強權衝突的成本。烏克蘭是最慘痛的例子；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的無力反應，也已讓歐洲各國心知肚明：即便是盟友，在關鍵時刻也可能被強迫讓渡主權與利益。

台灣：小型文明體的現實處境

台灣在這個結構中，既不是旁觀者，也無法自外於風暴。台灣擁有全球領先的半導體產業、穩定的社會制度與成熟的公民文化，卻同時承受極為沉重的地緣政治壓力。
美國不會對台灣手軟，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壓力也不會停止。這並不是情緒性的判斷，而是結構性的現實。

對美國而言，台灣是戰略資產，也是談判籌碼。軍售、科技合作、供應鏈重組，從來不是慈善行為，而是利益交換。當美國自身財政赤字高企、產業競爭力下滑、內部政治極化時，向盟友與夥伴施加壓力，幾乎是一種必然選擇。這一點，丹麥在格陵蘭問題上已經感受得非常清楚，歐洲各國也正在重新計算代價。

而對北京而言，台灣問題牽涉的不只是領土與民族敘事，更是政權合法性、歷史敘事與大國地位的象徵。即便短期內不採取激進行動，長期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壓力也不會消失。

換言之，台灣所面對的，並不是「選錯邊」的風險，而是無論站在哪一邊，都必須付出代價的現實。

中等國家的生存策略：不是對抗，而是延緩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若一味以道德姿態自居，或將希望寄託於某個大國的善意，都是極其危險的。歷史一再證明，小型或中等政治體的生存關鍵，從來不是正義是否站在自己這一邊，而是能否延緩衝突、分散風險、爭取時間。
戰國時代最弱小的韓國，並非靠軍備競賽生存，而是在申不害任相期間「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在列強之間維持微妙平衡，換取十餘年的和平發展。南宋之所以能延續一百五十年，也並非因為軍事強大，而是善於拖延、轉移重心、等待國際結構變化。這些經驗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對中等國家而言，時間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

成熟的公民社會，才是最深層的安全保障

軍事、防務、外交固然重要，但對台灣而言，真正決定命運的，仍是內部的制度成熟度與社會韌性。一個動輒以情緒取代理性、以誅心代替討論、以道德壓迫掩蓋現實成本的社會，是無法在風暴中站穩腳步的。
1940 年的法國，並不是輸在武器，而是輸在集體判斷的崩潰；烏克蘭的悲劇，也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整個安全假設被推翻的結果。今天台灣若要避免成為下一個被犧牲的對象，就必須深化制度、強化科技與經濟競爭力，培養能承受壓力、理解代價、願意面對現實的公民文化。

在沒有規則的世界裡，守住自己的文明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規則快速崩解的時代。強權不再掩飾自身的貪婪，秩序不再提供保證，盟友關係也變得充滿條件。
在這樣的世界裡，台灣既不能自亂陣腳，也不能自我感動。更成熟的做法，是對外保持務實、低調、堅忍，對內持續強化制度、教育與公共理性，在夾縫中爭取呼吸的空間。
這條路很辛苦，也很不浪漫，但歷史告訴我們：文明之所以能延續，往往不是因為勝利，而是因為撐得夠久。
台灣能否做到，沒有任何人能給出保證。但至少，我們應該清楚自己正站在什麼樣的世界裡。

萊爾校長在記者會上很自豪的說「日本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1.8兆台幣、韓國今年的國防預算高達1.4兆台幣、我們才8千多億啊！」

萊爾校長會說謊，但數字不會說謊。有錢上供美國爸爸？怎麼不拿這些錢來照顧人民？這邏輯就像就像所有人都拿 iPhone 16 Pro Max，但身價上億的富豪是拿零花錢的零頭買的，一般人是打工一個月薪水買到的，然後跳出來說「富豪跟我花差不多的錢欸！」

日本GDP約135兆台幣，年度總預算26兆台幣，年度國防總預算1.8 兆台幣，約佔總預算的7%，GDP的1.3%。

韓國GDP約59兆台幣，年度總預算16.7兆台幣，年度國防總預算1.4 兆台幣，約佔總預算的8.4%，GDP的2.4%。

台灣GDP約25兆台幣，年度總預算3兆台幣，國防預算8,000億台幣+特別預算1,562億台幣，約佔總預算的31.8%，GDP的3.8%。

以上數據均已用兩套以上的AI核實過，這結果鶄蟾羆們已經不知道怎麼抝，就說人家把1.25兆特別預算都算在同一年，不是哦！不是這樣子哦！

人家早就把1.25兆分成8年，所以每一年是1,562億，8,000億本來就是今年的國防預算。就算只算那8,000億的國防預算，這樣也佔了總預算的26.67%，GDP的3.2%啊！

萊爾校長這群鶄蟾羆們的數學是于北辰教的嗎？

海外（含台灣）的愛國人士都反台獨、愛中國，但其中有不少人覺得習近平很糟，覺得大陸經濟不行，社會危機重重，政治在崩潰的邊緣。與台獨和反賊不同的是，他們憂心忡忡（而非幸災樂禍），但對現實的認知卻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認知是從那裡來的？顯然不是從反賊或台獨的宣傳來的，因為他們也討厭台獨與反賊。他們如此認知，多半是他們在中國國內的朋友告訴他們的。而他們的朋友又是誰？多半是大學教授、中級政府官員、成功商人等。總之，就是他們這幾十年來所來往的政商名流、社會精英。簡而言之，就是他們的朋友圈，異口同聲，使他們相信這是大陸真實的狀況。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點，他們的這些朋友，都是習近平反腐打貪的受害者。
中級政府官員，不用說，恨死習近平了。不但難以貪污受賄，就連灰色收入都沒有了。雖然加了薪，但那一點點「養廉銀」，杯水車薪，根本就是個笑話。但他們總不能說「習打貪太壞了」吧？只好拐彎抹角找各種理由說習的壞話，包括「小學生」之類的。
與之相同的是中間等級的商人。以前與官員勾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營商環境更公平了，但問題是，他們是「不公平」的受益者啊！他們喜歡這個「公平」嗎？這不是很容易理解嗎？
最後，就是知識分子。問都不用問，知識分子（教授、記者、文藝工作者等等）肯定都討厭習。坦白說，如果我生活在大陸，在大陸的大學教書，說不定我也討厭習，因為習收緊了言論尺度。但你想想，習為何這麼做？那還不是因為反腐！反腐真的太難了，這點就不多說了，不明白的人，我只能說你歷史書讀得太少。反「反腐」的力量無比強大，而他們當然不會明目張膽說「我要腐」，而是利用反腐輿論來個「把水攪渾」。也就是漫天造謠，破壞反腐節奏，讓你疲於奔命，讓民眾真假莫辨。為了對付這群人，只好「管制言論」。那麼首先受傷的，就是知識分子。（當然，應該管得更細緻，而不是「一刀切」；但這說來容易做來難。）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這三類人，他們怎麼可能有習的好話？

那麼，該怎麼判斷大陸經濟好不好呢？當然，不是很好，但與世界各國相比，也不是很壞，遠遠沒有到要造反，要改朝換代的地步。

首先看各種數字，GDP、股市、進出口、採購經理人指數、還有「李克強指數」等，以及基尼係數，綜合判斷，就知道經濟不算太差。房價當然是個大問題，在高點買房的人，我不相信他們不恨習近平。但你有統計過房價平穩的城市與腰折或六、七折的城市各有多少嗎？新聞只會報後者，不會報前者。你要實地探訪，或閱讀真正可靠的研究分析資料，才能得知實情。只看新聞，會有以偏概全的偏差。

有人透過在大陸搭計程車的經驗來看大陸經濟。但計程車、網約車司機一旦知道你是海外來的，那肯定對習也沒好話，因為他們知道要迎合客人的胃口。但你不但要聽他們抱怨的是什麼，還要自己去想有什麼是他們沒抱怨的。後者也同樣重要，卻是很難抓到的部分。

要知道，學生很少不罵老師的，因為罵老師可以顯示學生的厲害，當乖乖牌豈不是太沒有意思了？但學生罵老師，就真的代表這老師不好？你得會聽，自動補足他沒有說的部分。之前有學生在網路上罵我，說我的考題居然考「某某詩句是出現在課本的第幾頁？」你看了是不是覺得這個出題老師簡直是個神經病？但學生沒有告訴你的是，我的考試是開書考試，沒帶課本的還允許借。有課本在手，這樣的題目就是再簡單不過的送分題；但就是有人連某某詩在課本何處都找不到，故而上網罵我。

過去貪腐盛行，但經濟高速發展，錢好賺，人人充滿希望；現在經濟發展趨於平穩，錢不怎麼好賺了，人們自然易有怨言。但如果再加上貪腐情況和過去一樣，那局面會如何？你想過嗎？而經濟發展趨於平緩，是因為習打貪之故？還是說，經濟在高增長之後必然趨向平緩，而習的打貪是及早化解了一場大危機？你認為哪個對？（當然，還有打房的問題。習打房對不對，這是更難討論的問題；但不論如何，你都不能說他犯了幼稚的低級錯誤。）

道隱於無名。老子說，反者道之動；應於無聲之處聽驚雷。在看得見的枝枝葉葉上品頭論足，已落入下乘。更何況，追本溯源都接錯了線，尋錯了根脈，那判斷就完全失準了。

中央軍委從七人變到只剩二人，這是習權力穩固還是不穩固？智者自知，就不再討論了。當然，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含藏危機，這也是肯定的。唯此中因果，不能顛倒。

個人淺見，在習任上，中國應是穩定向好發展的局面，應無疑問。比較有疑慮的，還是「接班」問題。習在此問題上是否有所「制度創新」？此事還在未定之天。若能有一個制度性的設計，並且能平穩運行，則其功當不在「國家統一」之下。畢竟全世界古往今來的「非民選」制度中，都還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至於言論自由云云，我想只要反腐取得階段性成果，在習卸任的前後，一定會放寬的。

讀《明史‧恭閔帝》本紀第四，深感朱元璋殺盡功臣，同時間卻大封宗室（尤其是自己兒子）做藩王，同意其各擁私人軍隊，再立朱允炆做皇太孫，本來朱元璋的如意算盤是讓宗室藩王能做朱允炆的屏障，沒想到卻替其種下尾大不掉的禍根，當朱允炆覺得事態嚴重想要「削藩」，卻因欠缺政治經驗，作法毫不細緻，大張旗鼓打草驚蛇，引發各藩王唇亡齒寒的效應，反而讓燕王朱棣先發制人。

當朱棣出兵「靖難」時，已經沒有幾位具備豐富軍事經驗的老將能輔佐朱允炆，倖存的老將耿炳文只因堅守城池不出而被撤換，卻任用被朱棣嘲笑是「趙括第二」（該人讓戰國時期的趙國在長平戰役中幾乎滅國）的李景隆出征，李景隆統領五十萬兵馬卻屢戰屢敗，最終在朱棣兵臨南京都城時投降，朱允炆則在大火中「不知所終」。從術數角度來觀察，當真應驗其名字「炆」，全部文治大業付諸於大火。

朱允炆很像其父親朱標，是個飽讀聖賢書的理想主義者。他由衷相信的大臣只有三人：齊泰、黃子澄與方孝孺，這三人全都是儒者，不具有軍事經驗，卻替朱允炆的軍事部署出謀畫策，當決策圈太過狹窄，很容易就會出現訊息偏差，帶來重大的戰略失誤。朱允炆統治明朝四年，其「詔行寬政」，讓諸衛軍全家都在伍的人免除一人回鄉，或其單丁者放為民，囚犯人數減至洪武時期的三成左右。

朱允炆減輕江南重賦，針對蘇州與松江兩府進行稅制改革，避免區域賦稅失衡。這不禁令我有此想像：朱允炆有意調整明朝的立朝路線，改採更寬大懷柔的態度來治國，可惜最終無此因緣大破與大立。明太祖設立的《皇明祖訓》禁止設立丞相，使得朱允炆雖然倚重前面三人管理朝政，讓其實際行使丞相職權，卻因六部沒有統轄與協調的機構，當明朝發生緊急事變，嚴重耽誤決策的效率。

南平先生曰：朱允炆因四叔朱棣的靖難，始終忙於戡亂疏於治國，使得其本來想偃武修文的理想無法貫徹實施。朱元璋愛屋及烏，基於對長子朱標的情感而讓孫子朱允炆繼位，但朱允炆二十一歲即位，畢竟過於年輕，生命毫無歷練，同樣重視儒家思想，朱標能服四弟，允炆卻不能服四叔，這與李景隆無能於治軍是同樣道理，帶兵不能看著兵法帶，治國不能看著儒書治，靈活運用纔能自如。

地理大發現使歐洲的進步逐漸加速，終於迎來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的大突破，導致全球富（強）國與窮（弱）國長期明顯的區隔。直到21世紀，很多窮國逐漸脫貧，現在中國和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於是大幅縮小了。

二戰後，富國形成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如G7、北約；冷戰後，窮國大致以中俄為首，卻沒有形成明顯的集團。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縮小導致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

富國的經濟成長停滯因為其過去工業革命的優勢已經將近耗盡，而人力成本高於窮國。然而富國的政客為了選票，不願承認經濟停滯的真正原因，而總歸咎於窮國的不公平競爭、來自窮國（合法或非法）的移民搶走工作等，富國因此加緊壓制窮國，使窮國更加艱苦，而不得不勉強反擊，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或鬥爭於是加劇。富國加緊壓制窮國的實例包括：以北約東擴逼迫俄羅斯，造成俄烏戰爭；企圖壓制中國的半導體和電動車產業等。

川普也有上述的富國思維，但又認為美國可以獨大，及很多富國長期占美國的便宜，他因此對很多富國課徵高關稅，逼迫富國增加軍費自我防衛，並聲稱要併吞加拿大、格陵蘭。川普的言行當然破壞美國與富國的關係，使部份富國轉而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如最近有多位富國元首造訪北京，而富國集團的壓制中國電動車產業出現不少破口，如中國電動車在歐洲的銷售超過預期、加拿大開始進口中國電動車。難怪中國大陸網友笑稱川普為「川建國」。

美國與富國集團的裂痕會持久和擴大嗎？應該不會，最多只是在川普的任期內。富國集團形成於二戰後，已歷時80年（部份富國甚至在二戰前即已結盟），受到美國的支助而能在戰後很快復興，又在美蘇冷戰時與蘇聯集團對抗並獲勝。這長期合作的經歷使富國集團不太可能瓦解，至少在川普卸任後就會重歸於好（但未必事事聽命於美國），富國集團容忍美國對以色列的袒護和對委內瑞拉、伊朗的不當行為，就是徵兆。

川普使富國集團離心離德，確是「川建國」。近幾年中國大陸面臨房地產崩盤、外資大量撤出和工業產品削價競爭，正是最脆弱的時候，川普暴走造成富國集團不團結，未趁機全力壓制中國，讓中國有了喘息和恢復的時間，因此能夠度過難關，浴火重生。

富國過去工業革命的優勢已經將近耗盡，導致富國與窮國的國力差距縮小，及所有國家之間的競爭加劇，這狀況特別考驗各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富國大多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國家由富裕轉為不富裕，容易滋生民怨、貧富不均、政黨惡鬥、民粹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等等，使富國的國家治理非常困難，民主制度甚至瀕臨失敗（美國為例）。對比之下，中國的經濟雖然不如以前強勁，卻穩定增長，社會也相當安定，其國家治理看來優於富國，並且很可能長期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