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伊朗戰爭始於美國和以色列突然發動斬首空襲，炸死了伊朗的最高領袖和多名政軍領導層，然後双方就展開多輪的空襲攻擊，伊、以當然都是空襲的目標，伊朗的飛彈和無人機打不到美國本土，就攻擊美國在中東的許多軍事基地。美國可說是一軍事基地帝國，有何優勢和劣勢？伊朗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有何影響？

《基地帝國的真相》（[1]）是少有的，介紹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書，筆者當年讀完後寫下文摘《美國基地帝國的真相》，選錄部份如下：

「根據最近公佈的數字，官方統計，美軍目前在全美五十州及華府特區之外仍有686個「基地位置」(base sites)。」「基地太多了，連五角大廈本身都搞不清楚真正的總數。依我的估算，800個上下跑不掉。」「如果我們把住在這些基地的所有部隊及其眷屬，以及基地文職職員及其眷屬統統算起來，超過五十萬名美國人以海外基地為家。」

「美國維持海外軍事基地的花費是天文數字，而且很難精確估算。五角大廈每年會向國會報告「海外費用摘要」，例如2012年的總額是226.7億美元，然而作者在書中列舉許多漏列的項目，根據作者的保守估算，海外軍事基地這一年的實際花費至少約1687.7億。」

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基地，因此能把軍事力量投射到任何地方，要打哪裡就打哪裡，如攻擊伊朗，這是其他國家，包括中、俄，都沒有的優勢；若沒有軍事基地提供後勤補給，即使有強大的艦隊、戰機，艦隊、戰機也走不遠，只能在國境附近巡弋。不過，建設和維護大量軍事基地的花費非常高，如上述。

美國擁有很多軍事基地，雖然是其優勢，這次戰爭顯示也是其劣勢。軍艦、戰機是機動的，不容易被飛彈和無人機擊中；但軍事基地是固定不動的，很容易被擊中，即使有反飛彈系統也防不勝防。軍事基地裡面通常會存放一些備用的武器和軍需物資，而大型的軍事基地裡面甚至有速食店、運動設施、購物中心、醫院、學校等，就像一個「小美國」。這次美國在中東的許多軍事基地受到多輪的空襲，損失一定相當大。而且鄰近伊朗的軍事基地失去功能，美國的艦隊、戰機等只能從較遠的軍事基地獲得後勤補給，補給線越長，成本就越高。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都座落於與美國友好的中東國家，伊朗空襲這些軍事基地，難免也炸到軍事基地外的鄰近地區，造成這些中東國家的損失。這些國家原以為，容納美國的基地能夠獲得軍事保護，現在卻被美國連累而遭受池魚之殃，而川普還提出要這些國家分攤軍費。這些中東國家恐怕會重新評估是否要與美國走得那麼近，於是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1] David Vine《基地帝國的真相－走訪60多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對其歷史、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再思考》八旗文化，2019。(Base Nation：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2015)

清朝真的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嗎？這幾年談中國歷史、民族問題與邊疆治理時，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清朝之所以版圖遼闊、疆域廣大，顯然是因為它比漢人王朝更懂得治理邊疆。這個說法表面上看似有道理，因為拿地圖一比，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確實遠大於大多數中原王朝；它控制的民族更多，區域也更廣，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再加上台灣，的確構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帝國。

但如果稍微冷靜一點，把問題放回制度與歷史脈絡裡看，我認為這個判斷其實並不準確。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清朝不是特別「會治理邊疆」，而是它治理邊疆的方法，和多數漢人王朝很不一樣。而且，如果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衡量——例如看它是否真正完成了穩定整合、是否成功把邊疆轉化為可靠的內部、是否能夠抵禦外力長期滲透——那麼清朝的邊疆治理，恐怕不但談不上特別成功，反而留下了很多後患。

一、漢人王朝處理邊疆，基本邏輯是「內地化」

無論是漢朝、唐朝、宋朝的局部經驗，還是明朝對某些邊區的經營，中原王朝對邊疆治理最典型的邏輯，大致都是：把邊疆逐步變成新的內地。 這種方法的核心工具，不外乎幾個：
• 郡縣設置
• 移民屯田
• 軍事駐防
• 交通與行政建設
• 推廣漢文制度與禮法秩序
也就是說，漢人王朝對邊疆的根本想像，不是讓它永遠作為一塊外圍隔離區存在，而是希望在條件成熟之後，把它轉化為與本部接近的行政、人口與文化空間。

你如果看西漢對河套與河西四郡的經營，就很明顯。它不是只在那裡駐軍，而是透過設郡、屯田、移民、修築交通與邊塞體系，把原本的邊地慢慢推進成國家的一部分。明朝對遼東、雲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採取類似方式。哪怕過程很慢、阻力很大、成本很高，但方向是清楚的：讓邊疆不再只是邊疆，而是未來的內地。這種治理方式的優點，是一旦成功，整合度很高。它的缺點也很明顯：推進慢、成本高，而且在多民族區域常常會遭遇強烈反抗。

所以不能神化漢人王朝的邊疆政策，它們也有失敗，也有反覆，但至少其邏輯比較清楚：不是永遠把邊疆視為異質空間，而是努力把它納入一個逐漸同構的政治秩序之中。

二、清朝的邊疆治理，更像「帝國式分區控制」

清朝則不同。它的成功，不在於比漢人王朝更會把邊疆內地化，而在於它作為一個征服王朝，更擅長用帝國式分區統治的方式，把不同區域暫時壓在同一個框架裡。換句話說，清朝的邊疆治理邏輯不是「盡快把邊疆變成內地」，而是「讓不同區域用不同方式存在，只要都服從中央就可以」。

這一點非常關鍵。清朝不是急著把新疆、蒙古、東北、西藏、台灣都變成和直隸、江南、湖廣一模一樣的地方。相反地，它在相當長時間裡有意識地保留這些區域的特殊性，甚至刻意維持它們與內地、與漢人社會之間的距離。這種做法有幾個典型特徵：

1. 限制漢人移民
這一點是最直觀的。東北、新疆、蒙古，長期都有限制漢人移民、禁止隨意開墾或嚴格控制進入的政策。就連台灣，在相當長時間內也不是一塊鼓勵全面移民開發的新天地，而是被清廷帶著戒心經營的海上邊區。
這與漢人王朝常見的「移民實邊」邏輯恰好相反。漢人王朝往往希望透過移民來填實邊疆，清朝卻常常害怕漢人進入太多，反而破壞原有的統治平衡。對清廷來說，東北是「龍興之地」，不能隨便讓漢人坐大；蒙古是戰略緩衝區，也不能輕易農墾化；新疆是軍事屏障，優先考慮的是安全，不是內地化；西藏則更涉及宗教與地緣政治。這些地區在清朝眼中，首先是帝國外圍的戰略結構，其次才是一般行政治理。

2. 分區治理，而非一體治理
清朝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制度：蒙古有盟旗體制，西藏有駐藏大臣與宗教上層結構，新疆長期帶有軍府性質，東北則有旗地與封禁區性格。也就是說，清朝不是把一套單一制度從北京一路平推到邊疆，而是讓整個帝國維持一種多層次、多法統、多行政類型並存的狀態。從帝國維持的角度來看，這確實很有效率。但從整合的角度看，它其實意味著：不同地區服從的是同一個皇帝，卻未必進入同一種國家。

3. 族群隔離本身就是統治邏輯
清朝不只是對邊疆做隔離，它對帝國內部本身也有很強的區隔意識。滿城與漢城、旗民有別、長期限制通婚與交往，這些都說明了一件事：清朝的統治邏輯不是以融合為先，而是以分類、管理與防範為先。它當然不是完全拒絕交流，但它的根本精神不是「大家慢慢變成一體」，而是「各自待在各自位置上，中央來統馭你們」。所以如果一定要簡化成一句話，那就是：清朝擅長的是帝國式控制，不是國家式整合。

三、台灣是最能說明清朝焦慮的一個案例

台灣特別值得拿出來講，因為它最能說明：清朝限制漢人遷入邊疆，並不只是一般性的政策保守，而往往帶有明確的安全焦慮。台灣在清初不是普通領土，而是鄭氏政權的基地，帶有非常鮮明的反清復明記憶。這使得清廷對台灣始終心存戒備。它擔心的不只是移民太多，而是這塊地方會變成：
• 會黨滋生地
• 海上勢力據點
• 流民與地方豪強結合的反叛基地
• 反清政治象徵的延續空間
所以清朝對台灣的治理，很長時間都帶著一種很矛盾的態度：戰略上不能不要，行政上又不願意深度投入；知道它有經濟價值，但又始終不放心。

結果就是，台灣長期處在一種半防半管的狀態。移民有限制，開墾有限制，治理也不夠深入。可另一方面，人口仍然持續進入，地方社會快速成長，宗族、分類械鬥、民變與地下力量反覆出現。於是對清廷來說，台灣幾乎一直是一塊麻煩的地方：不一定每次亂得很大，但總是反覆出事；而且每次出事，都得從大陸調兵，非常耗費資源。這就說明，清朝對台灣不是治理得多成功，而是長期處於一種「怕它亂，又懶得徹底整合」的狀態。

四、清朝版圖大，不代表邊疆整合深

很多人之所以覺得清朝治理邊疆很成功，最直觀的原因就是地圖。可是，版圖大和治理成功，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治理成功，至少應該包括幾件事：
• 邊疆能穩定進入行政體系
• 人口、經濟與制度持續整合
• 地方不只是服從中央，而是對國家有穩定認同
• 外力不容易長期插手
• 一旦中央衰弱，地方不會立刻鬆動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清朝其實問題很大。東北、蒙古、台灣、新疆，這些地區真正開始較完整的省制化與內地化，大多已經很晚，往往要到清末新政前後。這本身就說明，清朝前中期的統治更像是「把它們壓住」，而不是「把它們消化掉」。而且更尷尬的是，很多這些地方到了晚清，部分被割讓、部分被列強長期控制、部分深受外力滲透，這也證明其整合基礎其實相當脆弱。

換句話說，當中央權威一鬆動，這些外圍區域並沒有因為早已內地化而自然穩住，反而非常容易出現外力介入與認同鬆動。這就很難說是什麼成功治理。更準確地說，清朝成功的是：曾經維持了一個龐大帝國的表面穩定。但它失敗的地方在於：始終沒有把很多邊疆真正整合成一個牢固的國家結構。

五、這種治理方式，在帝國時代有效，在民族國家時代就出問題

這裡要替清朝說一句公平話。它不是笨，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內地化的好處，而是它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征服帝國，它最優先的考量，不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整合，而是帝國安全。從這個角度看，清朝的做法有其合理性：
• 防止漢人過度坐大，反過來吞沒滿洲根本
• 維持蒙古作為北方屏障
• 確保新疆、西藏不成為外敵進入中國本部的跳板
• 以差異化治理降低短期成本
也就是說，清朝這套做法在「帝國時代」未必失敗，甚至可以說頗有技巧。

但問題在於，十九世紀之後世界變了。民族國家、現代行政、邊界主權、外國列強、近代交通與資本，都改變了遊戲規則。這時候，原本那種靠隔離、分類與象徵性服從維持的帝國秩序，就顯得越來越脆弱。 因為一旦帝國衰弱，你才會發現：很多地方其實並沒有被真正整合。它們服從的是皇權，不一定認同國家。它們接受的是帝國秩序，不代表它們願意和內地形成深層共同體。這也是為什麼晚清、民初，邊疆問題如此棘手。某種程度上，這不是新問題，而是清朝治理邏輯本身留下來的後果。

六、結語：清朝不是更會治理邊疆，而是更會維持帝國外形

所以，回到最開始的問題：清朝真的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嗎？我的答案是：未必。如果你的標準只是看版圖有多大、帝國撐多久，那清朝當然很驚人。但如果你問的是：它有沒有真正把這些地方穩定整合進一個牢靠的國家結構？它有沒有讓邊疆不再只是邊疆，而是變成內部的一部分？它有沒有在中央衰弱時，仍然讓這些地方保持高度穩定？那麼答案恐怕並不樂觀。清朝擅長的是用差異化方式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表面穩定。它不急著內地化，而是選擇隔離、分類、控制。這在帝國強盛時很有效，但一到晚期，問題就全部浮現。

所以更準確的總結應該是：清朝看起來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不是因為它更成功，而是因為它更善於用帝國方式維持邊疆；可一旦進入近代，這種低整合、高隔離的治理模式，反而暴露出其深層脆弱。說得更簡單一點：清朝把邊疆管住了，但沒有真正把邊疆變成自己。而這，也許才是它晚期最根本的問題之一。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而當下中國的影響力，就像一杯水滿了，正不斷溢出填滿了落後之地，西方不解兵形象水，欲抽刀斷水，結果不言而喻。

當下美、以氣勢凌人，但早在幾年前伊朗已準備面對美、以蠢動了。在這輪衝突當中，伊朗展現出的反制分量，正是其反制裁戰略的現場驗證。這幾年中國為伊朗，已構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反制裁體系，而且關鍵作用正在被充分驗證。

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套成熟的霸凌公式，就是先在金融上封殺，再在物流上封死，最後在民生上拖垮，三步連鎖反應下來，很多國家很難扛住。而中、伊合作架構，剛好在這三個環節，築起了防火牆，逐一擊破。

首先，伊朗已有跨境人民幣結算通道，徹底繞開了美元體系。美國慣用的手段，凍結海外美元資產、切斷金融往來。但當伊朗的核心貿易不再依賴美元路徑，這一招就沒了殺傷力，金融窒息的邏輯就失效了。

第二個關鍵，是物流維度。中國已打通中亞陸路通道，為伊朗創造了暢通的物流。美海軍可威脅海路，但無法切斷其陸路生命線，讓伊朗的原油出口、民生必需品進口，即便在局勢緊張時，依然能夠維持運轉。

第三點，則是民生維度。中、伊協議裡關於糧倉建設、藥品與日用品穩定供應的安排，是一層底線防禦。西方過去干預他國，常常先製造民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而當基本生存物資有長期保障，外部制裁就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社會失控，大幅增加了伊朗的抗壓韌性。金融不被卡死、物流不被封死、民生不被拖垮，美國落伍的制裁組合拳，在這套體系面前，效果被大幅壓縮。

這次局勢，是去美元化合作模式的實測。不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用本幣結算、陸路互聯，用不受第三方金融霸權左右的平行世界與現有國際體係並行。也就是中國正在新興的平行世界引領全球走出單極世界、殖民世代，用真全球化取代西方的偽全球化。

對於眾多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防禦性佈局樣本，在面對貨幣與地緣風險時，如何提前築起自己的安全邊界。

在當前島內政治氛圍高度情緒化、輿論風向快速變動的環境下，政治人物往往容易被短期聲量與選舉利益牽引。然而歷史一再證明，真正能在時代中留下位置的政治力量，從來不是那些只追逐選票與權力的政黨，而是能夠承擔歷史責任、守住民族方向的政治力量。

因此，我們給鄭麗文主席訪陸會習近平喝采，期待她能夠秉持民族的初衷與歷史視野，不被島內政界、學界與媒體所塑造的短期風向所帶偏。選舉的利益，終究只是暫時的、局部的；而民族的利益，則是長遠的、整體的。政治人物若只在意一時的選票得失，而忽略歷史與民族的長期利益，最終往往會被時代的洪流所淘汰。

回顧近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孫中山創立革命運動的初衷，並非為了建立一個只為權力而存在的政黨，而是希望透過政治組織實現民族獨立、人民權利與社會民生的理想。這也正是他提出三民主義的歷史背景。早期的革命者之所以願意投入這場艱難的運動，正是因為他們相信政治不僅是權力競逐，更是民族命運與歷史責任的承擔。

此後，中國國民黨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無論是在抗戰時期維持國家政權的運作，還是在戰後承擔治理與重建的任務，這個政黨都曾經以「國家與民族的代表者」自居。這段歷史或許有成功，也有失敗，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曾經試圖承擔超越政黨利益的歷史使命。

然而當政治逐漸被高度選舉化之後，一個政黨很容易陷入只計算短期政治利益的困境。政黨若只關心如何在下一次選舉中取得更多席次，如何在輿論場中獲得更多掌聲，卻不願面對更深層的歷史問題與民族課題，那麼它最終可能只會變成一個缺乏方向與信念的選舉機器。

歷史對這樣的政黨從來不會太過寬容。近代中國政治史上，許多曾經顯赫一時的政治力量，正是因為失去了歷史使命感，只剩下權力計算，最終被人民與歷史所淘汰（如袁世凱）。政治人物或許可以在短期內贏得掌聲，但若無法回應時代真正的問題，就很難在歷史中留下正面的評價。

因此，對任何自認繼承中山精神的政黨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不是如何在下一次選舉中多拿幾席，而是如何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重新理解自身的使命。政治可以有競爭，但不能沒有方向；政黨可以追求權力，但更必須承擔責任。

如果一個政黨只圖權力，不願擔當；只願意拿到政治上的好處，卻不願承擔歷史與民族的責任，那麼它終究會再次成為被歷史批評的對象。反之，如果它能重新找回最初的理想與責任，或許仍然有機會在新的時代中重新贏得社會的信任。

對任何政治力量而言，選舉利益是一時的，而民族與歷史的利益，才是長遠的。真正的政治家，需要能夠在兩者之間做出更高層次的選擇。

這場戰爭，表面上在炸中東。但真正被消耗的，可能根本不在戰場上。
當油輪開始繞路、保費開始暴漲，有些國家的代價，才正要開始計算。當飛彈劃過夜空，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爆炸點，但真正決定勝負的，往往不在火光之中，而在油輪、保險單與航道風險的陰影裡。

而當這些看似「金融化」的成本開始浮現，一個更深層的現象也隨之出現：戰場在中東，但壓力，正在精準地向東方擴散。

軍事戰略圈中一直有種說法，認為這是一場「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戰爭。表面上是美國與伊朗的軍事衝突，實際上卻在系統性地消耗中國。這種說法不再只是陰謀論，因為市場訊號與物理打擊正同時發生。

隨著霍爾木茲海峽的風險被重新定價，全球航運業迅速進入高度緊繃狀態。一艘價值約3億美元的超大型油輪（VLCC），單次航行保費已從戰前的60萬美元跳升至數百萬美元等級。更關鍵的是，當沙烏地阿拉伯試圖透過延布（Yanbu）與東西向輸油管來「繞道」分散風險時，相關節點卻反而成為打擊目標。

這讓問題不再只是航道是否可用，而是「替代方案是否仍然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更直接的手段開始顯現——不只是封鎖，而是讓所有繞行選項同時失效。
這是一把「硬斧頭」：它不只封鎖了海峽，更物理性地粉碎了所有試圖繞行規避風險的希望。

然而，當物理封鎖與風險上升同時發生時，另一種更隱性的工具也開始浮現。
在這柄硬斧頭劈開舊秩序的裂縫中，另一把「軟刀子」正悄無聲息地切入。

當西方船隻因為拒保與天價成本而止步於海峽之外時，德黑蘭卻對特定的8個國家遞出了橄欖枝——只要石油貿易改用「人民幣結算」，便能換取通行特殊航道的安全保證。這不再只是能源供應的問題，而是一場關於「交易定義權」的政經突襲。

問題不在於油「有沒有」，而在於油「能不能安全地運到」，以及「用什麼貨幣買到」。對一個有四成以上原油進口需經過荷莫茲海峽的龐大經濟體而言，這是一場結構性的壓力測試。原本帶有折價優勢的伊朗原油供應雖受阻，但透過這把「人民幣結算」的軟刀子，部分獲准通行的船隻正沿著伊朗沿岸的影子航道，在美元體系的窒息區外獲得一線生機。

於是，一條新的現實逐漸浮現：能源不再只是供應問題，而是被重新包裝成結算與體系競爭的一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產線之外展開——那是庫存與貨幣的雙重博弈。外界普遍估算，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可支撐數月進口需求，但在這場「硬斧頭」與「軟刀子」的配合下，每一桶被消耗的庫存，背後都隱藏著一場去美元化的豪賭。

不過，如果只把這場戰爭理解為針對單一對象的戰略行動，仍然無法解釋另一個更現實的變化。

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專門針對中國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美國或許能承受一時的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失控且長期化、甚至讓美元霸權在能源市場邊緣化的中東戰爭。當法國等北約盟友公開拒絕為這場戰爭護航，反映出的是盟內對戰略成本與金融風險的不同判斷。

真正正在發生的，並不是單點對抗，而是多方在不同成本曲線上的重新排序。

這也意味著，戰爭的核心不在於「打擊誰」，而在於「誰能撐得更久」。

當這場戰爭進入第20天，博弈已不僅僅停留在保險單與人民幣結算上。隨著以色列轟炸伊朗的南帕爾斯氣田，以及伊朗報復性襲擊卡達的LNG設施，這場衝突開始從「流通層」向「生產層」延伸。

換句話說，問題開始從「油能不能運出」，轉向「油還存不存在」。

當這些位於源頭端的設施遭到破壞時，供應鏈本身的穩定性開始動搖。大型能源設施所依賴的關鍵設備高度專業化，一旦這些核心組件損毀，其修復週期往往以年為單位，遠超地緣政治能提供的緩衝時間。

這使得能源市場的風險，從原本的「物流中斷」，進一步轉變為「供給能力下降」。即便航道恢復通行，如果產能尚未修復，市場仍將長期承壓。

於是，這場戰爭同時在兩個層面施壓：一端是航道與保險構成的流通壓力，另一端則是設施破壞帶來的供給壓力。

當能源同時在流動與生產兩端受限時，危機的性質也隨之改變——它不再只是價格問題，而是整個能源體系是否仍能維持運作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另一種更隱性的博弈同步展開。航運成本上升、風險增加，使得結算方式與貨幣選擇成為新的競爭場域。能源不只是商品，更是金融體系的一部分。當交易方式改變，權力的分配也隨之重組。

於是，一場隱性的消耗戰在工廠與金融市場之外展開——那是庫存、供給與結算體系的三重博弈。

最終，所有這些層層疊加的變數，仍然會回到同一個問題。

但如果因此認定這是一場單一方向的戰略圍獵，仍然過於簡化現實。

美國或許能承受短期高油價，但難以承受一場長期化、且可能削弱美元在能源市場地位的衝突；而其盟友體系內部，也開始出現對戰略成本的不同判斷與分歧。

問題從來不是「美國是不是在打中國」，而是——真正正在發生的，是一場關於「戰略耐力」的極限競賽。

當戰爭同時影響航道安全、能源供給與結算體系時，所有依賴能源運作的經濟體，都被納入同一個風險網絡之中。問題不再只是誰能打贏局部衝突，而是誰能在長時間的不確定性中維持自身體系的穩定。

當這場戰爭無法快速結束，誰的國力，會先在保險單與儲油槽的此消彼長中被消耗殆盡？是守著高昂保費與美元信用的西方，還是正試圖在斷裂的傷口上，用人民幣縫補出一條新的路徑的東方？

時間，才是這場戰爭裡最昂貴、也最殘酷的資源。
當戰爭開始消耗時間，它就不再只是前線的勝負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為此共同付出的代價。

而真正殘酷的地方在於——
這場代價，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民國103年7月，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將軍以96歲高齡重返抗日戰爭現場。回國後由郝將軍口述，天下文化出版社出刊專書，報導他拜訪太原會戰「忻口」戰場的場景。

民國26年9月中日兩軍在太原展開大戰。當時我民族已形成全國不分南北，不分省份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一致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全黨會議決定「共赴國難」，原「紅軍」換穿國軍制服，捨五角星帽，換戴青天白日軍帽，整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第18集團軍，太原會戰起受命在長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

去年秋天我前往山西省北部接近內蒙古地區感受「胡地」氛圍（漢朝初期匈奴經常南下侵犯此邊疆地帶）。太原會戰主要戰場即位於這個地區的「忻口市」，在太原東北方向，距離約120公里。

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張家口，旋即集中兵力沿同蒲鐵路南犯，企圖奪取太原。國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定名將衛立煌率西北軍、四川軍、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所屬）、中央軍及18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等總計約28萬兵力迎戰日軍。日軍由寺內壽一大將率領第5、第10、第20、第108、第109等5個師團，加上偽滿軍1個師，總計約20萬人發動進攻（日軍師團番號數目字愈少者實力愈強，第5、第10兩個師團隔年是進攻台兒莊的主力）。

戰事自26年9月起，至當年11月下旬結束，太原淪陷。國軍𡚒戰達成軍委會要求堅守1個半月的目標，傷亡約12.9萬人；日軍傷亡約2.8萬人。國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獨立第5旅旅長等3位將軍於戰地陣亡。

郝伯村將軍親臨現場緬懷英烈並建置紀念碑告慰英靈。戰爭時，第9軍參謀長郭寄嶠10餘年後隨同國軍撤退至台灣，曾經擔任國防部長，他是郝伯村將軍的岳父。

共產黨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所屬第115師在師長林彪指揮下奉命在長城關口「平型關」附近埋伏，平型關距離指揮中心「忻口」約171公里。當年9月25日日軍精銳第5師團所屬補給支隊進入伏擊區，該地兩側均為幾近垂直的斷崖，高約35至40公尺。日軍進入該地，共軍團長李天佑（共軍名將，國共內戰擔任共軍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司令，屢建奇功，中共建政時晉封上將）率部以急襲火力加以攻擊，半天時間全殲日軍約1000人，擄獲步槍、軍馬、被服等等甚多，此即所稱的「平型關大㨗」。

該戰役給予國人同胞極大的鼓舞，打破日軍戰無不敗的神話。迄今中國大陸每逢慶典或大閱兵時，遊行方隊都安排「平型關」或「第115師」於陣中，其來源即在於此。

根據後冷戰時期、美國新保守主義奉行的「混沌理論」：
霸權為了在新時期鞏固權力，並取得更多利益，必須把一個個對手削弱、肢解、原子化；同時，儘管認識到，民主、宗教俱為畫餅，西方領導者（自詡的「精英」）必須善加利用，以達到擴張目的。

如何利用？首先，借「文明衝突」理由，讓盎撒新教福音派勢力與猶太勢力集合一道，削弱東正教、儒家文化圈與伊斯蘭世界；借「普世價值」輸出，推行民主革命、顏色革命；除此，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擴大金融市場、減輕資方負擔、消減社會福利，由是催生了全球性的兩極化。

數十年來，建構此「後冷戰國際秩序」過程中，出現的最大失算就是：金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西方傳統產業的偏廢與萎縮；以及，讓中國順勢獲得巨大的產業投資與技術轉讓，得以迅速坐大。

鑑於此，美國國防部（戰爭部）分別於去年底、今年初，推出的兩份「國防戰略」報告的共同主旨便是：
將過去數十年追求單邊主義、單極框架的戰略考慮，改變為以退為進的「新門羅主義」。這意味著，美國今後將專注於美洲的經營，並藉此養精蓄銳。

至於不得不接受其「國際大玩家」地位的俄、中兩極，則必須想方設法「既抽象接受，又具體地預埋地雷」，使其無法對美國構成挑戰與威脅。而其具體措施則是：削弱該兩大勢力的一系列天然盟友，如敘利亞、伊朗、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並使其成為中、俄兩國的沈重經濟包袱。

與此同時，將阻止歐洲的「北大西洋勢力」（指歐盟與北約的歐洲成員）與斯拉夫民族及東正教文化圈之間，重修舊好、破鏡重圓，融合為「大歐洲」的「老歐洲勢力」。

至於當前烽火不絕的中東，則會誘使盡量多的「區域性玩家」，如土耳其、海灣石油國家，陷入一場西方極右勢力主導下的「政治、軍事海嘯」。一旦此動盪激化出一場全球性經濟崩潰，則正是盎撒/猶太資本迅即入場抄底的最佳時機。

至於東亞，也將會積極誘導北京對海峽彼岸發動軍事攻擊，並引起一場區域性武裝衝突，以及計畫中的「國際對華制裁」。

大體而言，無論歐洲、中東，均已先後陷入困境，難以自拔。至於中國，不言而喻，正處於一個世紀性的戰略機遇期。當下中方的自我克制，不只是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讚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與蘇伊士運河的緊張局勢，已造成大體唯有中國能夠獲得自由航行的安全保障。

這意味著，短期內，正是中國的龐大海航隊伍，將波斯灣的石油、油氣導出；同時間，將波斯灣迫切需要的生活物資與基建物資導入的千載難逢機遇期。該舉措，不僅僅會給國家帶來巨大財富，也肯定大大提高國家的聲譽與國際地位。

至於北京當局，是否能洞察美國埋下的戰略部署伏筆，還有待觀察。

楊虎城與李虎臣「二虎守長安」，功在北伐，卻因後來的「西安事變」，這段歷史被國民黨抹殺，在台灣被忽略。今年是「二虎守長安」百年，值得紀念其功績，傳承其精神。

一、「二虎守長安」的歷史背景與過程

1926年，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北洋軍閥吳佩孚為擴充勢力範圍，企圖攻佔西安以控制關中地區。4月2日，吳佩孚任命豫西鎮嵩軍首領劉鎮華率10萬大軍西入潼關，圍攻西安。此時，西安城內僅有國民軍將領李虎臣（國民二軍第十師）、楊虎城（國民三軍第三師）率領的不足1萬守軍，形勢岌岌可危。

面對敵眾我寡的絕境，楊虎城臨危受命，於4月16日率部進駐西安，與李虎臣部會合，史稱「二虎守長安」。兩位將軍率全城軍民堅守孤城8個月，期間經歷了無數次血戰，鎮嵩軍多次發起強攻，均被守軍擊退；圍城後期，城內糧盡彈絕，軍民只能以野菜、樹皮充飢，甚至殺馬分食，但仍堅守陣地，未放棄抵抗。

11月28日，馮玉祥率國民軍聯軍從綏遠五原誓師南下，與西安守軍內外夾擊，終於擊潰鎮嵩軍，解西安之圍。「二虎守長安」之戰，以不足萬人的守軍牽制了10萬北洋軍，為北伐戰爭贏得了寶貴的戰略緩衝，成為北伐時期最慘烈的守城戰之一。

二、「二虎守長安」對北伐的戰略貢獻

「二虎守長安」之戰雖然發生在西安，但其影響遠超地域範圍，直接服務於北伐戰爭的整體戰略：

1. 牽制北洋軍主力，減輕北伐壓力：鎮嵩軍是吳佩孚的精銳部隊之一，「二虎守長安」將其10萬大軍牽制在西安城下達8個月，使其無法參與北伐戰爭的正面作戰，極大地減輕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壓力。

2. 保衛西北革命根據地，鞏固北伐後方：西安是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二虎守長安」保住了這一重要根據地，使國民軍聯軍得以在西北地區獲得兵源、物資補給，為北伐戰爭提供了堅實的後方支持。

3. 推動北方國民革命運動，呼應北伐大局：西安解圍後，陝西地區的群眾革命運動空前活躍，成為全國大革命運動最發達的省份之一，與廣州、武漢遙相呼應，形成了「南有武昌，北有長安」的革命格局，有力地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發展。

三、楊虎城在北伐中的後續功績

「二虎守長安」後，楊虎城繼續率部參與北伐戰爭，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重要將領。1927年，楊虎城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任軍長，率部東出潼關，參加北伐中原的戰鬥。在隴海路戰役中，楊虎城率部與直魯聯軍作戰，屢立戰功，為北伐軍佔領河南、山東等地奠定了基礎。

此外，楊虎城在北伐期間，始終堅持與共產黨合作，支持羣眾革命運動。他的部隊中，有不少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為北伐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四、「二虎守長安」的後世紀念與精神傳承

「二虎守長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精神一直被後世銘記。1927年3月，為紀念守城死難軍民，于右任、馮玉祥等帶領各界人士修建了西安革命公園，園內有「革命亭」「東西大冢」等紀念建築，楊虎城將軍題寫的「繼續堅守西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石刻，成為公園的精神象徵。

近年來，西安革命公園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憑弔。2025年，西安畫院畫家吳康創作的國畫《二虎守長安》，以藝術形式再現了當年的戰鬥場景，成為傳承「二虎守長安」精神的重要載體。

2026年是「二虎守長安」百年紀念，西安革命公園計劃舉辦系列紀念活動，包括歷史展覽、學術研討會、文藝演出等，旨在弘揚「二虎守長安」的犧牲精神與愛國情懷，激勵後人銘記歷史、奮發圖強。

結語

「二虎守長安」是楊虎城將軍一生中的重要功績，其對北伐戰爭的貢獻不可磨滅。這場戰鬥不僅體現了楊虎城將軍的軍事才能與愛國精神，更彰顯了中華民族在危難面前團結一心、頑強抵抗的意志。百年過去，「二虎守長安」的精神依然激勵著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西安古城牆

柯文哲因京華城貪污案被一審重判17年徒刑，執政黨普遍贊同判決，而在野黨則多認為司法不公、政治迫害。貪污案若成立就是重罪，若不成立就是無罪，有天壤之別，因此必須證據非常明確。這審判結果無法獲得大衆的共識，損害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感，對國家社會都不利。

柯案的主要貪污證據在於帳冊上記錄有「小沈1500」和京華城的業主沈慶京指令手下匯入民眾黨210萬。前者被檢方認定為收到沈慶京的賄款1500萬，但法官認為證據不足而不採信；後者則被法官認定為賄款，但柯和沈都主張是沈捐給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區別賄款還是政治獻金，是貪污案判決常見的難題（也是選舉民主制度的一大弱點）。

本案另一很大的疑點是，京華城容積率放寬，業主獲利超過百億，若是行賄獲得通過，賄款應該至少數億，甚至數十億，210萬和1500萬都太少了，不成比例，不像賄款。
贊同判決者主張，210萬和1500萬只是前金或部份賄款，其他的賄款尙未查到，甚至可能經由國外，因此查不到。
反對判決者主張，假使有上億的賄款，若在國內，不可能查不到；若在國外有安全的行賄管道，何必在國內搞出210萬或1500萬？

本案的法官認定210萬為賄款的前金，卻不管主要的賄款或後謝在哪，又欠缺沈慶京與柯文哲期約放寬容積率的證據，其推論有明顯的漏洞，簡直是不管證據、全憑臆測。法官這麼武斷，如何能讓人心服？

根據已有的證據，筆者提出簡單並符合邏輯的推論：
沈慶京捐給民眾黨210萬的政治獻金，以博得柯文哲的好感，使沈有機會遊說柯。民衆黨是新成立的政黨，必定很需要錢，沈的捐助政治獻金，讓柯對沈另眼相看，願意聽沈的說辭。
沈遊說柯，京華城容積率放寬，不僅有利於業主，也有利於台北市民。柯有利國利民之心，又有些剛愎自用（也可說是敢於力排衆議），終於同意沈的說法，於是裁定放寬京華城的容積率。

根據以上的推論，柯文哲沒有收賄款，因此沒有貪污罪，但可能有圖利罪。京華城的業主沈慶京由於容積率放寬，顯然獲得巨大的利益。柯放寬容積率是否違法？主要是《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條例》。若違法，則構成圖利罪；若不違法，則不構成圖利罪。法官應該詳細探討柯是否觸犯圖利罪，才是正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