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左派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陳儀、吳石、李友邦的悲歌 | En Chen

他們曾忠於國家,也曾忠於理想,卻在歷史洪流中被時代殺害。這是對國民黨左派將領的回顧,也是對民族未來的提醒。

一、序:三地血脈的呼應

在滿清帝國的版圖上,浙江、福建與台灣,曾同屬「閩浙總督轄區」,是帝國南方的政治、軍事與文化重鎮。浙江,是科舉仕宦與文人官僚的搖籃,承載著中國傳統治理的智慧;福建,面對波濤,自古為海防與對外貿易的前線,養成了敏銳的戰略意識;台灣,雖為邊陲之地,卻是帝國意志向南延伸的重要一隅。

三人地域不同,卻共享一種歷史血脈與責任感:對民族的忠誠、對國家的理想,以及對民生與正義的關切。

陳儀,浙江紹興人,不僅主政過台灣,也曾於1935年至1937年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負責戰前福建的軍政與海防事務。他的一生,橫跨浙、閩、台三地,既是文人官僚,也是戰時改革者,其治理思維深受傳統經世理念與近代國家建設理想影響。

他們的血脈,連結的不只是地理,更是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主義精神。

二、過去:理想的火焰

陳儀,浙江紹興人,兼具文人氣質與治事才幹,熟讀經史,深信「制度為國之根本」。他於1935至1937年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戰後主政台灣(1945–1947)與浙江,致力於推動地方治理現代化,試圖以文官體系與廉能政治扭轉社會積弊。

吳石,福建閩侯人,出身軍人世家,卻有著超越時代的信念。作為抗戰時期的情報將領,他不僅英勇抗敵,更在戰後看透國共內戰的無義與政局的腐敗,毅然選擇站在民族大義的一方。他冒著生命危險,秘密提供關鍵軍事情報,企圖阻止戰火蔓延,減少生靈塗炭。

李友邦,台灣台北人,是台籍抗日先驅。早在日治時期,他就組織「台灣義勇隊」,奔赴大陸參與抗戰,高喊「光復台灣,統一中國」。他心中所燃燒的,不是仇恨,而是兩岸同胞攜手,共赴民族復興的熱望。

他們都曾身處國民黨體制之中,卻始終不曾放棄對改革的信念,在腐敗與權謀的夾縫中,守護著那份對國家與人民的初衷。

三、現在:忠誠者的孤獨與犧牲

然而,歷史從未對理想主義者溫柔以待。

陳儀,因相信共產黨也能改革,並試圖與之接觸以謀求和平,被當局指控「通匪」,於1950年6月18日在台北馬場町刑場遭槍決。他所代表的文官精神與制度改革夢想,就此被政治恐懼吞噬。

吳石,同樣於1950年6月10日,在台北馬場町英勇就義。身為國民黨高級將領,他卻選擇忠於民族大義,秘密協助中國共產黨,提供關鍵軍情。他被貼上「叛亂」的標籤,直到多年後才被追認為「對岸諜報戰中的無名英雄」。

李友邦,則於1952年,病逝於綠島「新生訓導處」。官方說法為「急病身亡」,但普遍認為與其長期遭受政治打壓有關。他至死未能再公開談論他的信念——那關於台灣與中國未來的統一夢想,以及改革與正義的不懈追求。

他們的死亡,象徵了國民黨左翼改革力量,在恐懼與猜忌的政治結構下,徹底瓦解。

四、歷史的回聲與反思

多年後,歷史終究還原了部分真相。吳石被追認為情報戰中的隱形英雄,李友邦的抗日身影也逐漸清晰。他們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冰冷名字,而是有血有肉、有信念與情感的真實人物。

他們分別來自浙江、福建與台灣,承載著中國南方與邊疆對民族命運的深刻關懷。他們提醒我們:忠誠不該被簡化為政治立場,理想也不該因時局動盪而消亡。

五、未來:歷史的召喚與民族大復興

陳儀、吳石與李友邦,是悲劇,也是警示。他們用生命守護的,是民族統一的可能、國家尊嚴的底線,以及人民福祉的初衷——這些,正是今日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所必須重新拾起的精神基石。

歷史的傷痕不可抹去,但記憶可以療癒,理解可以團結。唯有尊重多元、包容理想,民族才能真正強大;唯有記住那些曾為這片土地奮鬥與犧牲的人,未來的路,才能走得更加堅定而溫暖。

他們跨越了浙、閩、台的血脈與歷史,留下了一曲左翼的悲歌,也留下對民族未來的深刻叮嚀:大復興,不只是經濟與武力的崛起,更是對歷史正義與理想主義的承擔。

禁封小紅書是民進黨最昏的昏招 | 劉莞

禁封小紅書,這真是有史以來我見過的民進黨最昏的昏招了。小紅書是一個分享生活、友善交流的地方,友善到什麼程度呢?至今在小紅書上看不到罵民進黨的內容,只有網友們互相安慰、共情、善意調侃的內容。如果是政治爭論的網站,不讓民眾接觸還情有可原,可是完全與政治無關的網絡區域,民進黨非要涉足進去橫插一腳,就是在給自己挖坑埋雷。

橫亙在兩岸之間的第一座大山固然是政治敘事,但是並不是人人都對政治感興趣的,從台灣各類選舉的投票率可以得知,有相當數量的人,連投票都懶得投:誰愛上台誰上台,反正也不會對我的生活有太大的改變。所以,你對這些人說兩岸的政治啊、經濟啊、文化啊,什麼血脈相連或者互不隸屬,他們是不關心的:「這些東西關我屁事?」

但是人要活著,不能不穿衣吃飯啊,不能不關注自己的小確幸啊,那麼我自然想知道衣服怎麼搭配更好看,哪間餐館更好吃,出去旅行怎麼獲得更好的體驗感。小紅書恰好就是這些信息交流最好的平台。所以,小紅書的存在邏輯並不是什麼「兩岸交流的窗口」,而是「我的生活必需品之一」。我可以不去關心對岸的人生活得怎麼樣,他們的社會好不好,但是我要關心我的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所以民進黨不是關閉了什麼兩岸交流渠道,而是砍掉了其所治理下的民眾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孟子見梁襄王時說:「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乾旱的禾苗需要雨水,一旦有雨水,它就會迅速生長。民眾對於衣食住行的需求,就是乾旱的禾苗對於雨水的需求,這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的。民進黨企圖來阻擋,就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我在Instagram上面看到一些台灣的年輕人表達對民進黨這一行為的厭惡,很多對政治冷感、對小紅書粘性高的女性,硬生生被迫收到來自民進黨的惡意。這些用戶並不是因為小紅書是「中國製造」才選擇使用的,就像臉書當年為什麼風靡全球?只是因為它符合了大家的社交需求,並不是因為「它是美國爸爸創造的,台灣要完成追隨美國的政治任務」。同理,台灣用戶選擇小紅書,只是因為它好用,只要它好用,爪哇國發明的也要用啊。因為是「中國製造」就放棄自己的實際使用體驗,那不是有病的人才會做的嗎?

還有人一本正經地說,民進黨政府是因為小紅書沒有在台灣設置法律代表人,並且對於政府發函在20天之內沒有回覆,所以「依法禁封」。這理由聽起來有理有據的,但是仔細想想也是很好笑。一方面小紅書上面的詐騙跟臉書比起來遠遠不成比例,臉書有設置法律代表,所以就可以「依法詐騙」了?臉書上的詐騙案有多少得到了有效解決?另一方面,這個禁封程序是否真的百分之百「合法」?政府有沒有懶政的嫌疑?置300多萬的本地用戶於不顧,在短時間內就如此一封了事?政府不通過行政程序去竭力解決問題,直接以損害用戶利益為代價,達成其懶政目的。如果這是美國APP,怕是他們會有上百種方法去斡旋。

總之,民進黨此舉不能徹底禁封小紅書,因為用戶下載個VPN或者修改DNS就能聯網了,卻得罪了一批本來不關心政治的人,並且促進了兩岸用戶的同溫層:大家都是用上VPN的人啦,把人與人的距離拉得更近了。

損失台灣300萬用戶,對於3億用戶的小紅書來說,可能沒差。損失300萬選票,不知道對民進黨政府來說有沒有差呢?

可以批判不要「反」 | 郭譽孚

最近,在我們的網路上,還是有些關於『反共』的說法,
認定『反共』應該是我們社會發展的主調,
認定『反共』仍然應該繼續指引未來,
也因此不肯放棄往日心中的圖騰。

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教師,個人的觀點是──
『反共』,確實應該已過時了;
因為今天普遍的教育水準相當高,
而且各方面都有相當的餘裕。

我們實在不應該提倡以「反」的,非理性的態度來看事物;
任何事物只要曾經存在,就有其存在的理由,所謂的「存在即合理」,就是。
也就是事物都有其兩面性,不肯下功夫研究與調查,只知道『反』,必然會如哲學家所謔笑的,『倒髒水,就把自己的愛兒,也倒掉了。。。』

就以孫中山來說吧,孫在敘事中,有批判,絕對沒有『反』;
例如,對於傳統文化、五四年代西化派的反傳統,他只是理性的說「過去放在道德範圍,如今要放在知識範圍內來講」,他講馬克思,說他是病理學家,說列寧是革命中的聖人。。。

看當年與孫先生同輩的尤列,如何談論國民黨的「清黨」;這位四大寇說,清黨是對的,但是他認為就國民黨革命的歷史言,黃花崗起義犧牲者最多,但是從此投身視死如歸者更起,清黨是否對共產黨有類似的作用?也是就事物的兩面性來思考問題、檢討問題。。。
可惜,往後這種態度似乎並沒有在其法統或是道統中傳承下來。。。

希望大家就現實來想想,當前對岸發展的狀況,以及我們島上無論藍綠白陣營是否都有相關的企業在對岸發展,我島有多少人口時常往來兩地?不肯下功夫研究、調查,任由政客翻雲覆雨,會不會真的最後竟然落入烏克蘭式、永難救贖的大悲劇之中。。。

希望我們的兩岸問題,要能有如此的思想深度與開闊度。。。
未來必然不難走到雲開霧散、柳暗花明的境地。。。

您的朋友,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封小紅書―自己不如人,不是去改進,而是與世隔離 | Friedrich Wang

小紅書被封。據說今年在台灣就增加了1百萬的用戶,筆者也是在今年夏天才開始玩,而且並不常用。小紅書,這個媒體平台表現出的自信超過了抖音,因為它連海外版都沒有,可以說完全對全世界開放。這幾個月偶爾刷的結果,感覺主要是以文化、電影、旅遊、影劇等等內容為主,在政治性上遠比抖音要低。

那為什麼綠色政府還是要把這個給封了?前天在歷史哥的節目,筆者給的答案:恐懼。因為對岸已經敢用自己的軟實力來接觸全世界,相反的過去以自己軟實力為榮的台灣,卻已經被遠遠拋到後面去了,這讓綠色人無法接受。

這些人的悲哀就在於:發現自己不如人,不是去改進,而是乾脆與世界隔離。

據說理由是小紅書上有詐騙。台灣現在一年的詐騙金額已經超過80億台幣,實際上可能更多因為許多人根本沒報案。而小紅書不過2億多,實際上各種詐騙案件最多的是臉書,佔了3分之2以上,為什麼沒人敢去動呢?這個大家就心照不宣了。另外,手機App的Line,也是詐騙重災區,相信很多朋友都遭受過類似的狀況,何時看過政府出來處理?

這個時代把媒體平台給封鎖,其實就跟1980年代把一間報社關掉是一樣的。民進黨所標榜的百分百言論自由,恐怕他們自己都已經忘記了?或者從來就是個謊言?

小紅書在台灣的用戶,絕大部分都是35歲以下的青年族群。所以,民進黨這樣做,可能沒有考慮到這個風險:等於向台灣的青年族群宣戰。上一次選舉大量的青年票已經跑到白色,這些人到底還有什麼自信8年級以後的一定會投給他們呢?在下次選舉我們就可以驗證一下。

荒謬的年代,我們什麼現象都會看見。

禁小紅書―兩岸都要翻牆,就是實質統一 | 劉莞、陳復

我使用小紅書超過三年,一直覺得這裡是兩岸和諧得不可思議的地方。其他的網絡平台,比如微博,動輒充滿了謾罵了戾氣,在小紅書上則到處都是兩岸網友互相分享真實的生活樂趣,與政治絲毫無關。

即便是現在民進黨禁封了小紅書,大陸人也沒有謾罵民進黨,而只是關心台灣朋友的心情,分享「翻墻」的攻略,依然看不到戾氣。這麼充滿人情味的場景,就是民進黨所害怕的:「你們都沒有情緒,我怎麼操控政治炒作啊!」

民進黨再也沒有一絲絲的資格批評大陸的民主自由,他們自己就是最短視最專制的。沒關係,反正台灣下載VPN是自由的,民進黨禁得了網絡,禁不了人心。這裡有最有用的各種生活攻略,以及真實友善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真不知道這個當局在想什麼鬼點子,什麼不禁,竟然去禁小紅書?經由學生推薦,我買個VPN就立馬回來了,註冊、繳費到連線,前後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但,正就是這三分鐘,讓我對你心灰意冷到極點,你說這裡詐騙多,但我怎麼至今沒有被騙,反而在臉書,我竟然已經幾度網購買精裝書卻收到影印書?

你說這裡充滿著危險,我卻在這裡感受到來自人的溫暖與關懷,我在這裡看見的知識訊息量有如宇宙大爆炸,但我在臉書常看見充滿偏見與對立的訊息。

我無意做比較,但我不得不說,你的作風很反智。世間始終最禁不住的就是人心,當我們都要突破城牆才能看見世界的樣子,其實兩岸已經實質統一了。

你讓我喜歡的社會變成笑話,然而,小紅書中卻沒人笑話這件事,我只看見很多人在幫忙想辦法。你活成自己最討厭的樣子,這是我沒有辦法幫你的事。

两岸初導入現代醫療和公共衛生二三事 | 鄭明翔

1. 台灣公共衛生建設歷史沿革的一個重要概括,特別強調了戰後國民政府建立專業衛生體系所帶來的顯著成果,例如根除瘧疾。

這段文字總結了幾個關鍵歷史事實:
日據時代的體制:公共衛生業務當時由警察體系兼管,被認為效率不高。
戰後體制的建立:1949年後,國民政府建立了現代化、專業化的「一條龍」衛生行政體系,包括省衛生處、縣市衛生院/局、鄉鎮衛生所。
重大成就:光復後二十年內成功根除瘧疾,並獲得聯合國認證。

2. 日據時代下水道並沒普及

日據時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為了改善環境衛生和預防傳染病(如霍亂、鼠疫),由英籍技師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等人設計並開始建設現代化水道,包含自來水與部分排水設施。然而,這些建設主要集中在少數主要都市,如台北、基隆、高雄等,且普及率相對較低。到1930年左右,下水道(含雨水與污水)的普及率才接近百分之十。

兩蔣時期及其後:戰後,尤其是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和都市人口快速成長,政府才逐漸重視污水下水道建設。內政部營建署(現為國土管理署)自民國81年(1992年)起開始推動全國性的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這時期的建設規模和普及速度遠超過日據時代,儘管過程緩慢且需投入龐大經費,但至近年普及率已顯著提升。

總結來說,日據時代奠定了現代水道建設的基礎,但下水道真正開始大規模普及則是在台灣經濟起飛、人口增加,以及政府長期投入大量資源的兩蔣時代後期及解嚴後時期。

3. 大陸地區基本上並不落後,同時有中醫跟西醫

西醫的傳入:西方醫學傳教士在中國設立醫院和醫學堂,培養了一批本地醫護人員,並逐漸展示了西醫在手術和治療傳染病方面的優勢。

檢疫制度的建立:瘟疫流行(如 1873 年的霍亂和 1894 年的鼠疫)促使清政府在海關和口岸開始引入檢疫、隔離、清潔和消毒等現代防疫措施。

官方醫療和公衛體系的建立:晚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建立北洋海軍時,開始配套建設西醫學堂和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首個中央衛生行政機構的雛形出現。

標誌性事件: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大流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清廷起用西醫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並成功控制疫情,這不僅展示了現代醫學的有效性,也推動了公共衛生體系在中國的建立和發展。

數位科技和AI加重貧富不均及損害民主制度,美國要如何? | 郭譽申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 Acemoglu和S. Johnson出版《權力與進步》([1]),審視歷史上科技進步與經濟繁榮之間的關係,其結論是,科技進步未必造成經濟繁榮,有可能只造福少數有權力者,而並不惠及一般大衆,假使科技的進步方向不適當。現代的數位科技就是如此,既加重貧富不均,又損害民主制度,而發展中的AI可能使情況更惡化。

歷史學家曾認為,5世紀西羅馬滅亡後約1千年的歐洲中世紀是黑暗時代。不過20世紀的研究逐漸扭轉這認知,發現歐洲一直有不少科技進步,直到18世紀中開始工業革命,迎來科技的大突破。雖然持續有科技進步,造成生產力的提升,但增加的產出大多由貴族和教會所獨享,而平民的收入少有增加,還生活在被工業破壞的都市污染環境中,直到19世紀中,平民發動很多抗爭,逐漸獲得政治權力,生活才逐漸獲得改善。歐美人民大幅改善生活是在二次大戰前的20年和戰後30年。

進入數位和網路時代,歐美人民已經大致擁有平等權力,但貧富不均卻愈趨惡化,因為數位科技大多被用於自動化以節省勞工,及監控勞工以增加其產出,而較少用於產生新的工作和應用,及增加勞工的知識和生產力。發展中的AI科技更強調自動化,看來很可能使情況更惡化。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在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主張放鬆管制、支持大企業、壓制工會的發展,而企業以削減成本和追求利潤為無上的目標。

互聯網和社群平台在初興起時,被視為有益於選舉民主制度,能夠促進政治討論,及集結群衆反對不民主的政權,「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些實例。不過後來情況翻轉了,不民主的國家監督及整治其互聯網和社群平台,於是不受其害。民主國家的社群平台上卻充斥大量的虛假資訊、極端言論,並且形成排他的同溫層群體,導致政黨間的衝突加劇,民主制度於是很難運行。這些是因為社群平台的主要收入是廣告,而虛假資訊、極端言論、衝突性言論能增加點閱數和廣告收入。

書中建議要讓數位科技重新導向,以改善上述的不利現象,包含三方面的努力:
一、改變敘事觀點及價值規範
二、培養制衡力量
三、提出政策解決方案

近幾十年,美國的貧富不均愈來愈嚴重;近十幾年,美國的民主制度是每況愈下。這段時間正是數位科技的時代,因此作者主張,美國的數位科技發展加重了貧富不均及損害民主制度,似乎不算新鮮。書中提出不少具體的建議以重新導向數位科技和AI,但現在的川普政府顯然不會採納(川普基本上贊成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而只能由民間推動,則進展必定有限而緩慢,美國於是只能繼續承受貧富不均及民主崩壞的折磨!

[1]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權力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天下文化,2023。(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2023)

為何公知都相信美國是「善霸」? | 譚台明

為什麼公知都相信美國是「善霸」?(有良心的公知,也不好否認美國是一「霸」。)因為美國的政策,是符合公知的根本需求的,那就是「言論自由」。因為公知與普通人不同,他們是靠講話吃飯的。不能暢所欲言,那就是要了他們的命。

美國為什麼鼓吹言論自由而中國為什麼限制呢?因為美國政權的由來與維護,就靠強大的言論場。而中國政權的由來與維護,則基本靠一些與民生有關的實事。這二者有衝突嗎?有的。

當你有一個言論自由的大環境背景,做事情就首先注重利益均衡分配,因此就千難萬難。看看美國今天的基建與製造業,可思過半矣!但美西方早年為什麼不受此限?那是因為地廣人稀(美國),且有帝國主義的紅利(西方)。而且,美西方都是在剝削完成之後,才建立起人權的壁壘(用言論自由來建立),於是堵死別的國家仿效美西方的「剝削」式的發展之路。美國對外要主張人權外交,基本思路如此。

公知們不懂嗎?有些傻公知確實不懂(像龍應台),但像王志安這麼聰明,怎麼可能不知道?但對公知來說,這個不重要,言論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義無反顧地支持美西方。對他們來說,言論自由就是「善」,所以美國是善霸。那怕這個「善」在實質上是堵死別人的進步與發展,但不管。誰會為還沒有的東西(尚未開發出來的繁榮)叫屈呢?不會,也不可能。但對眼前的「不公」叫屈,則太容易了。這就是公知自以為正義的地方。將自己的利益與「正義」結合,分不清是為了正義還是利益,真是可悲!不是公知可悲,而是人性的可悲!

可悲,是以悲憫心看待世界的意思,不同於公知以批判心看待世界。(很多愛國黨也是以批判心看世界,我以為也是錯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批判之外,要有悲憫。更何況真正的批判,不是高高在上指手畫腳地批評,而是「斟酌衡定」的意思。這是牟宗三說的。

台灣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 劉廣華

晨起閱報看到清潔隊員因熱心,將資源回收僅值32元的電鍋轉贈拾荒老婦,卻遭判刑,後續更可能因此遭免職而損失退休金;同日報導中油天然氣接收站工程爆發採購浮報百億弊案,據說有政治人物介入。

兩案當然不能直接比較,一案一審判決,另一案則有可能是冤枉的;不過,想到曾經有政治人物在高鐵上遺失300萬現金引發貪汙行賄爭議,卻全身而退,更有前國家領導人雖是貪汙弊案纏身,則依舊悠遊法外指點江山,就感到小民百姓的遭遇真是令人不勝唏噓!

想到《莊子》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意思是說,偷腰帶帶鉤的人要被誅殺,但篡國奪權的人反而能成為諸侯。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意思說白了就是,越是出大事越沒事,越是出小事越有事;但這話的重點並不在嘲諷,其核心意義在於,因為制度與權力的不對等,使得罪行的判斷並非取決於行為本身,而是取決於身份與利益結構。

或有曰,現代社會法律制度講究人人平等,小民百姓當然也是保護對象,遠非戰國時代可比,但現在跟戰國時期這2500年的距離真有那麼遠嗎?越是出大事越沒事,越是出小事越有事的底層邏輯在於:

首先,案件定罪的證據門檻有別;小案往往從人、事、時、地、物到證據都清楚分明,容易獲得;而大案則往往籠罩著層層迷霧,需從金流、帳務、標案規劃、關係人、會議紀錄、口供等等層面切入,要穿透披著諸如合約、變更設計、程序文件等合法外衣,或是不合法的洩密、密室協商等層層的阻攔中找出決策脈絡或弊病,很難定罪。

其次,小案案情單純,也經常是個別的小民百姓所犯,罪責分明,無從推諉;而大規模的貪汙,或大型工程弊案則常常牽涉廣泛,集體決策,個人責任被稀釋,同時也可能出現「你簽我核、我核你辦」的分工,讓究責更難。

再者,因為權力與資源的不對等,小偷小摸的小案被抓到也就被抓到了,一翻兩瞪眼,沒啥可說;大案則可能出現律師團的動員,媒體的操作,政治力的影響,人脈網絡的掩護等等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外人根本難窺其豹,真相都模糊不清,更談不上破案了。

換句話說,有罪無罪先不談,光是制度與現實因素的存在就會讓一些大案不容易有結果。
更何況,大人物權力在手,即便貪腐,也往往因為與立法、監察與司法體系有連結而獲得保護,或是因利益牽動太廣,反而形成大到不能倒,或是不便查、不敢查的困境;小人物則一抓一個準。

再回到32元回收電鍋的案子來。
法律當然要守,但在小額、無獲利動機,或具明顯善意的情境中,司法體系更應善用比例原則做出裁量。
畢竟,執法不是只為了遵循法條規定,而是為了完成正義。

應該以『和平』的觀點,來取代『戰爭』的觀點! | 郭譽孚

果然,劉寶傑與黃暐瀚,大約你們都不是中國人?
所以,你們認為會攻台!

劉寶傑:兩岸不能被定調是內政問題
黃暐瀚/劉寶傑:兩岸不能被定調是內政問題

但是,就個人的理解,真正的中國人不會攻台;
因為中國人的歷史文化都長期教誨著,
中國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也是反對侵略戰爭的國家;
對比於西方世界,近兩百年來,西方學者也逐漸發現,
中國絕無如西方之侵略者。。。

尤其,以時代言之,使用政治經濟或者社會的手段都能達到的,
為何要使用戰爭的手段。。。?
有沒有聽過?兩位真的完全不記得了嗎?『善戰者服上刑』!『攻心為上』!
不都是追求和平的態度嗎。。。

不過,到此,我願與兩位談談關於和平的,個人覺得應該釐清的概念;
甚至,建議大家以『更和平』的概念來取代『戰爭』的概念。
這應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想。

在這當局者似乎無意和平的現況下,
個人曾嚴肅地考察,
和平兩個字,就名詞言,他是一種各自心裡的感受,
因各自的閱歷不同,可能人言人殊,很難討論。
但是,
它最常被使用的型態應該是形容詞;做為形容詞的特色,不是幼稚的二分法,
中間有很多灰色地帶;
因而,關於和平,其實只有如何可以讓大家「更為和平地」相處,
尤其,不要竟因不必要的誤解而衝突,
雖然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和平,除非我們都進入死亡那個絕對平等的世界。。。
所以,我們對於未來所應該追求的是如何「更和平」,
不要像今日的大環境中,似乎當局很不希望和平似的。

因而,對於兩位所謂的
『不能被一個中國的框架框住,如果台灣自己都接受一中,接受兩岸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不干涉內政」原則。台灣只能在沒有外援的幫助下,單獨面對中國。這時候你是中國,你會不攻台嗎?』。。。

簡直是完全自外於『中國人』的觀點──
以一個長期批判國民黨政權的公民教師言,顯然我又有了可以批判國府當局的立腳點;當年兩位先生所受的中國人的教育,其時的當局,是哪幾位教育部長不應該深自檢討嗎?──如果國民黨還有機會當政的話。。。

最後關於劉先生的大標題『兩岸不能被定調是內政問題』,
真是這樣的嗎,國際社會是可託庇的嗎?
在這美國都自身難保之際,個人無意落井下石,數落其國勢;但是卻想起當年西方國際秩序形成國際法時,面對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的國際秩序締結,教皇依諾增爵十世那冷眼熱心地感嘆語──
『「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因而,對於今日兩岸關係,是否當局應該追求一種『更和平』的關係?例如,就像中印邊境,長期設立一片可用為『石頭戰』的領域,尊重我島上或對岸的民意中的對立者的民意表達,如此是否是一種『更和平』的典範?

我是五十多年前,曾經在「台大哲學系事件」中,斷然割喉、割腕,書寫「和平、奮鬥、救中國」,向當時國府抗議,而竟獲餘生的師大學生,忍看到今日此岸局勢竟受美國黑手操弄。。。深深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