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學期的「愛情學」通識課，我有一個比較嚴格的新規定，就是要求同學上課絕對不能看手機。之前也有過相同的要求，但無法嚴格執行，因為所有老師都知道，你上課時不可能同時「管理」學生，否則上課的氣氛就被破壞，而且講課也無法連貫。
本學期，我採取了一個特別的辦法，就是上課前先預錄影片，上課時就播放自己講課的影片，而我就可以像監考一樣在教室裡走來走去，藉以遏制同學看手機。當然，我也在聽自己上課，必要時，還是會按下暫停，做一點補充。
這個做法，使上課氣氛有點嚴肅，同學的表情都很僵硬。所以，我也有一點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過當？不過這學期的教學內容，影片都是新錄製的；內容方面，我個人覺得比之前的更好。
看到學生的期中報告，我非常意外，這是多年來最好的一次，認真寫的、將上課內容聽進去的學生變多了，至少是之前的兩到三倍。但同樣的，不來上課，不交報告的人也變多了，大約全班三分之一。
由此，我也預測到，期末同學對我的教學評量一定也會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但總的來看，我覺得這個「教學創新」還是值得肯定的。
憲法法庭判決「死刑合憲」，但是設定判死七關卡，等同「實質廢死」。其背後理念就是李念祖律師所說，沒有人有殺別人的資格。以此理由「實質廢死」，正是保障了那些惡人「有殺別人」的資格。
我們說，你不可闖紅燈，因為會被開單。你不可搶銀行，因為會被關。你不可殺人，因為會被判死。現代刑事學已經摒棄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主義，但仍不得不就每一犯罪行為定其負面價值，而讓行為人買單，以維護整體價值與秩序的運行。刑罰只是犯罪人就其行為付出的代價而已。
你有沒有聽過，每年開出上千萬乃至上億的紅單，還是有人超速闖紅燈，證明開單效果不彰，所以應改弦更張，不開紅單了。
你有沒有聽過，小偷進進出出監獄好幾回，照偷不誤，證明入監效果不彰，所以別關了，開放「零元購」反而能有效減少竊盜案。
誰告訴你死刑不能遏止犯罪就該廢死？
主張廢死者大概認為，沒有一種犯罪的負面價值大到必須判死。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包括殘酷剝奪他人的生命，都無須以犯罪者之生命來買單。
李念祖表彰的並不是「沒有人有殺別人的資格」，而是「惡人有殺別人的資格，好人沒有」。小朋友問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政府官員說，兩者我都可以開課教學，而且都可以引經據典。我想李念祖和憲法法庭也可以，這就是律師和台灣司法。
9月9日美國蘋果（Apple）公司推出其最新的手機iPhone 16，中國華為公司幾乎在同一時間（北京時間9月10日）也推出其最新的Mate XT三摺疊手機，挑戰蘋果的味道很明顯。美國自2019年就對華為開啟技術封鎖的行動，後又聯合其盟國，技術封鎖中國的整個半導體產業。在這樣不利的環境，華為竟還能挑戰蘋果的手機霸權！
美國的技術封鎖曾使華為受傷不輕，但華為自去年已重回手機市場，開始挑戰蘋果的霸業。華為2023年9月推出Mate 60系列，2024年4月推出Pura 70系列，都是與蘋果的iPhone 15系列（2023年9月上市）、iPhone 16系列（2024年9月上市）同等級的產品。
華為的Mate系列向消費者傳遞出高效、穩定的商務形象，適合在職場上奮鬥的商務人士，而Pura系列則迎合年輕人對個性化和時尚設計的追求。這樣的雙系列戰略，似乎比蘋果的iPhone單一系列更能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
目前摺疊手機的市場占整個智慧型手機市場不到1.5%，然而摺疊手機展開的螢幕是一般手機的兩三倍，能克服手機螢幕小的弱點，當然是值得追求的重要功能；又由於摺疊螢幕現在售價高、易損耗、維修率高，正是技術競爭的熱點。華為的Mate XT是全球首款的三摺疊手機，售價高達19999到23999人民幣，正是對創新者的獎勵。據說Mate XT的預購量遠超過華為的備貨量，因此Mate XT最終會賣出多少頗難預估，但是無疑展現了華為在手機領域的先進性，至少能贏得市場上的聲望。
根據蘋果官宣，iPhone 16系列比iPhone 15增加的主要功能是AI（人工智慧）。AI是技術而不是使用者能直接使用的應用軟體，iPhone 16裡並沒有什麼應用軟體因AI而了不起，因此其AI功能對使用者是空洞的，不能成為亮點。
iPhone曾是智慧型手機的第一領導品牌，但是近年似乎頗有持盈保泰的老大心態，既缺少創新的亮點，技術進步也顯得遲緩，其在全球市場的占比和聲望於是有下降的趨勢。相比之下，華為手機的晶片運算力受限於美國的技術封鎖，卻能以其他方面的創新彌補運算力的弱點，而仍能挑戰iPhone的霸權，真是不簡單！
智慧型手機之外，蘋果和華為都投入電動車領域，企圖以其專業能力，既促進電動車的機電系統的最佳化，也推進電動車的無人駕駛和全面資訊化。蘋果的電動車計畫投入了十年的努力，耗費十億美元資金，今年卻決定失敗放棄。華為則推出DriveONE智能電動車平台，並且在8月與北汽集團聯合發布了其首款電動車—Stelato S9，前途不可限量。
華為勇於挑戰市值巨大的蘋果公司，還居於上風，真不愧是中國之光！
1964年9月，台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聲稱「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呼籲台灣人民團結起來，推翻蔣中正政府並建立新國家。
最近賴清德出席〈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六十週年活動，讚揚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在六十年前「專制、獨裁、戒嚴的黑暗年代」推動自由、民主、人權；賴清德也說，六十年前他們揭穿了「反攻大陸的騙局」，六十年後必須揭穿「共產主義的騙局」。
無論是「台灣人民自救運動」的發起者還是賴清德本人，他們既曲解了戰後台灣的發展歷程，也不明白國際政治局勢的演進。
賴清德經常說兩蔣時代是「專制、獨裁、戒嚴的黑暗年代」。但賴清德沒有提及的是，台灣實施戒嚴，是在美蘇冷戰和國共對峙的背景之下，兩大陣營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互相對抗，都希望掌握第一島鏈以取得競爭優勢。為了防範中共滲透，避免當時大陸激進的政治運動影響台灣發展，於是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戒嚴以整肅共黨人士；特別是1949年到1950年代是台共活動的高峰，台灣隨時有被中共拿下的可能，當時政府對此相當敏感。
今天來看，當時非共黨人士的冤案必須要被平反，但也須正視有相當大比例是共諜的情形；民進黨政府一邊反共，一邊不分青紅皂白地為過去的共諜平反，相當矛盾，如何說服民眾拒絕「共產主義的騙局」？
與此同時，兩蔣時代並不是台灣的「黑暗年代」，而是發展的黃金時期。在政治上，中華民國政府廢除了日據時代的差別待遇政策，大幅提升台籍人士在公務部門中的比例；在實施戒嚴的同時，也從1950年起實施地方自治選舉，使台灣人得以選舉縣市、鄉鎮長和地方民意代表。在教育上，大幅提升台灣人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機會。在經濟上，從資源委員會修復台灣工礦業開始，經過土地改革、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科學園區一連串的措施和建設，使台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人民生活大幅提升，奠定今天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
至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聲稱的失業人口「至少在一百萬人以上，約佔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支出超過產業投資等說法，實在是缺乏可信的統計數據。
蔣中正的反攻大陸，屢次受制於美國的阻撓而沒有成功，這是事實，但〈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主張的建立台灣新國家可行嗎？該宣言聲稱許多國家都開始接受「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實際上後來1971年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決議中，美國提案的「兩個中國」，以及沙烏地阿拉伯提案的「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皆被壓倒性多數否決，2758號決議已經確定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認同。
台灣所謂的抗中保台，只有美國及其少數盟友會支持，俄羅斯和大部份亞非拉國家多半支持中國大陸，甚至民進黨政府積極援助的烏克蘭官方，也聲明支持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抗中保台顯然是行不通的。由此可以看到，更需要被揭穿的，反而是「台獨的騙局」。
沒人喜歡戰爭，但若台海戰起，我倒真想看看在沒有強制軍令下，有幾個人會自告奮勇拋頭顱灑熱血執干戈以衛社稷。抗戰時期，中國人前仆後繼，壯懷激烈，因為面臨國家社稷生死存亡。台海戰爭是屬於同一個國家社稷的內戰，沒有國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問題，只有權力爭奪的問題，與絕大多數的平民百姓無關。
真正會走上戰場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真正把形式上的台灣獨立視為追求的理想。但這種想法一點也不實際，追求形式上的獨立並沒有造福群體的實質意義，卻保證帶來群體滅頂的災難（參見《民族復興是實質的，台灣獨立是形式的》）。這種反智的理想性不會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浩然正氣，既不具有對外號召力，也不能讓自己堅持到底。我相信台灣人絕大多數都不會像烏克蘭人一樣執迷不悟，甘願拿身家性命與子孫福祉為政客而戰。
另一種人可能會堅持到底，因為已無路可走。那就是上了終身究責黑名單的台獨頑固分子。這些人多是既得利益者，為逞其割據一方之私利而驅民於水火，傷天害理，罪無可逭，天涯海角，無處可藏，恰如過河卒子，只有向前。所有綠營政務官及側翼工作者都要注意了，老共《懲獨意見22條》的14、15條遞出的橄欖枝是最後的救贖。一旦進入台獨頑固名單，如吳釗燮者，大奸巨惡，回頭無路。
海峽河口水漫漫，一片白旗掛滿山。
四百年來初夢醒，玉山高處有龍盤。
讀到朋友傳來退休者的感慨，年輕時拼命工作賺錢，把錢存起來，準備退休後有足夠儲蓄讓自己到處遨遊，可是退休後身體老化，甚至疾病纏身，美好的夢想變成遺憾。
許多人長期生活節儉，辛苦攢錢自己都捨不得用，卻是子女甚至孫輩在消耗，偶而到餐廳一看，你會發現滿座盡是年輕人，懷疑花的是父母的錢。更有許多大戶身故，沒見子女哀傷，反爭搶遺產，在法庭爭論。看到這種種現象忍不住問，西方人為何不儲蓄，是否中國人犯傻，有什麼好處？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以擁有多少土地以及種植多少糧食來衡量財富，然受四季旱澇影響，農作收成不定，有時甚至斷糧，所以須儲蓄糧食以備不時之需，一代傳承一代於是養成習慣。耕種需靠人力，所以講求子孫眾多家族成群，因為需要靠人多來耕耘，更需要年輕勞力來增強生產力，所以講求養兒防老。所謂士農工商，工商被看輕，因為非迫切需要，士是用來管人的，因此高居首位，農人居於次位，特別是富農或地主，是典型的貴族。
有朋友年過六十，卻失業多時，到處借錢度日，勉強做個大樓管理員，卻又體弱多病，雖有兒子卻自顧不暇無力回顧，觀看台灣這種事例多多，再想到大陸的父母，到老還得顧慮兒子結婚的住家車輛，不但為自己奔忙還要為兒女勞碌。儲蓄是種前瞻的見識與經驗，因不如意十常八九，人不保證永遠處於順境，所以需儲存錢糧以備不時之需，倘若一味花費，遇困時到處借錢或企求他人幫助，心靈的折磨和現實壓力，會讓人生不如死，甚至犯下嚴重錯誤。
儲蓄本是居安思危的智慧，中國人幾世代的砥礪和磨練，締造屹立數千年的教養，所以雖朝代更替，百姓堅忍而太平時期居多。然而也不可過猶不及，因過度強調儲蓄，變成吝嗇或守財奴，錯過該有的享受，反讓子女奢侈浪費。蓋因財富數字引誘子女覬覦，不知粒粒米飯攢來皆辛苦，更不知上進，致使荒唐墮落。
人民若懂儲蓄，國家背後有堅強財力支撐，就可以發展經濟和科技，強化建設和國防，等如補足營養，因民富而國強，既存錢又蓄積國家整體的力量。
美蘇冷戰已經過去了30多年，但是人們大多仍記憶猶新。現在美歐日與中俄對峙，甚至衝突，是否又一次冷戰？哥倫比亞大學教授Michael W. Doyle出版《冷和平》（[1]），區別熱戰、冷戰、冷和平和暖和平，並主張新冷戰正興起，因此提出建議，以避免新冷戰，趨向冷和平。
「戰爭」是為了削弱敵對方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和平」則是相互接受彼此的政治獨立和領土主權；「冷」意指非武裝衝突，「熱」則是武裝的動態衝突。
「冷戰」不直接使用武力，而主要通過政治和經濟行動、宣傳、間諜活動或代理人戰爭來實現目標。
「冷和平」是簽訂協議/妥協方案，建立一個禁止使用武力的體系，體系之中的各方能確保基本合法性，儘管其合法性仍存在重大差異。不像冷戰，冷和平不包括代理戰爭、祕密破壞等。
作者提出的俄烏戰爭停火後的妥協方案主要包含：
在國際監督下舉行克里米亞公投，以決定克里米亞屬於烏克蘭或俄羅斯。
烏東的頓巴斯地區屬於烏克蘭，由當地的自治政府治理。
美歐將解除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烏、俄及北約建立一賠償委員會，評估民眾和民用建築的損害，並安排由俄羅斯支付賠償。
作者提出的對台海两岸的妥協方案主要包含：
中國和美國共同公開承認台灣領土地位的「建設性模糊」，亦即雖是中國的一部份，卻保持自治的現狀。
中國明確保證，只要台灣不宣佈獨立，中國將不使用武力統一台灣。
美國、中國和台灣將禁止海軍船艦及軍用飛機進入台灣海峽。
書中提出的妥協方案，如上述，顯然大有利於美歐日而不利於中俄，是不可能被中俄所接受的。雖然在談判前提高自己的要求條件，在談判中等對方慢慢殺價，是常見的談判策略，面對這樣一廂情願，只顧美歐日利益的要求條件，中俄根本不可能坐上談判桌。作者期盼避免新冷戰，趨向冷和平，因此完全是空談。
其實新冷戰根本是美國挑起的，譬如：美國主導北約一再東擴，威脅俄羅斯的安全；美國聯合其盟國封鎖中國獲得半導體產業的先進製造設備；美國制裁很多的中俄企業；美國多方妖魔化中俄政權。面對美國的咄咄逼人得寸進尺，中俄不得不互相合作、奮起對抗，於是形成令世界不安的新冷戰。
美國挑起新冷戰，顯然因為它想要保持它的長期全球霸權。這動機難免很強烈而不易改變，因此新冷戰幾乎是無法避免的，雖然美國口頭上總說無意進行新冷戰。就像美蘇冷戰，新冷戰大約會持續很多年，比一般的熱戰長得多，直到美歐日與中俄有一方倒下為止。
[1] Michael W. Doyle《冷和平：冷戰、熱戰之外的第三條路，台灣該如何選擇？》明白文化 ，2024。（Cold Peace: Avoiding the New Cold War, 2023）
台灣曾被叫做「福爾摩沙」？其實不對。「福爾摩沙」一詞音譯自拉丁文及葡萄牙文的「Formosa」，均為「美麗」之意。15世紀以來，自大航海時代開始，葡萄牙人在全球開闢新航線後，世界各地都有「福爾摩沙」的稱呼，包括海灣、海灘、島嶼、山脈、河流、湖泊、城市等。所以「福爾摩沙」是形容詞，不是名詞，更不是地名。
明朝萬曆三十年底（西曆1603年初），福建福州連江人陳第隨沈有容（明朝將領，在澎湖有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追捕倭寇至臺灣安平外海，歸後作〈東番記〉。文中提到「大員」，為福建省府福州語音。其後文獻中的「大圓、台員、台灣」等，都是閩語發言，在17世紀指的就是台灣南部的一個圓形的內海或大潟湖，稱「臺江內海」。目前台南市内的「大灣」及「灣𥚃」（我小時候常去），這兩地就是當時「臺江內海」邊的地名，也是現在台南比較會淹水的地區，學者翁佳音先生也是這樣認為。
清軍入關後，荷清雙方的文書中，「Tayoan、臺灣」應該指的是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而「Paccan、北港地方」應該是指今天的臺灣全島。1661年鄭氏攻台之後，鄭成功將「熱蘭遮城」改為他的故鄉地名「安平」。之後「臺灣」逐漸成為台灣𡷊的正式稱呼，其他同音詞（大員、台員、大圓）逐漸消失。
兩個月前就報名今天這場活動，當時只含糊地告訴我們是到復興鄉體驗部落的活動。我抱著高度的期待，以為可以體驗到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或簡單的狩獵觀摩。
七點半出發，九點半左右抵達溪口部落停車場，再走約10分鐘到那山聚落。我們報名時繳了500元，在車上發給我們300元抵用券和闖關卡一張。
活動在十點準時開始，安排了泰雅族的祖靈祭，主持人高聲嘶喊，拜託群眾在儀式進行時能安靜，但是群眾都拿著抵用券採購，一直到儀式進行了幾分鐘，群眾才把目光聚焦在舞台上。儀式進行約15分鐘，便結束了，接著安排泰雅兒童表演濃厚的民族風格，演繹原住民往昔生活情境的舞蹈。在此同時，已經有許多群眾在闖關了，因場地並不寬廣，所以混亂中卻顯熱鬧。
闖關活動接近尾聲，舞台上開始安排薩克斯風演奏，接著原住民歌者演唱，許多散客早已離開，團體也只剩下大溪救國團，如此一直拖到下午一點四十分左右，男性歌者用幾首快旋律曲子把群眾的情緒燒起來，主辦方見勢可為，便要大家圍圈跳起原住民舞蹈來，若不是最後這二十幾分鐘的團體歌舞，今天的活動算是很單調乏味的。
主辦方安排的攤位，幾乎沒有原住民的風味，也沒有安排認識部落的行程，殊為可惜。若不是獲得四個地區救國團的力挺，可能會出現攤位及工作人員比遊客多的現象。
這類政府花大錢辦的活動，不管是用閩南、客家或者原住民文化作號召，若不是靠地方社團動員，大概都會很難看。
我們的學界竟把日殖時期的伊澤修二學務部長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在此「新教育」指「西式」或「近代」教育。其實台灣在日殖時期之前至少已有兩例「西式」或「近代」教育：
一是劉銘傳時代已有西學堂之設立，其畢業者可以考入電報學堂。日人千夫長在其「征台日誌」中曾紀錄：「就人智言，臺北由於教育之道稍已開啟，乳臭未乾的孩童，多數也能寫、能讀；甚至物理知識也已有概念，此乃得自著名的劉銘傳，在臺北築鐵路、開礦產，經營文明的實業，讓一般民眾在昏昧中醒覺所致。」似正可以做為日殖前已經發動了真正近代教育之證詞。
另一是英國長老教會在台南早已有兩級教會學校之設立，那是在伊澤來台之前的設施，也有被稱為「新教育」之起始者。
相對言之，我們根據伊澤當初所設計的教育，如其所自白，是「低一級」的（一級，這形容詞是多少程度？），且當年我們的學生感受其教育是「馬虎、不嚴格」的，甚至是「最低程度就好」；因此，儘管我們已發現伊澤與其同路人在朝鮮已經提出改革朝鮮教育的計畫，並不能就視為他在台的實際作為；我們的學界怎能把伊澤推為島上「新教育」的創始人？
然而，除非我們認為先民沒有資格接受「不低級」「不馬虎」「非最低程度」的教育，否則這種把伊澤部長視為「新教育」的創立者之觀點，是否是極不恰當的認知──若非我們認為我台人自身真是應該低一級，或低幾級的，並且應該接受那後來到後藤民政長官時代，更是退步成為「無方針」的教育的話──這種「西式教育」只是「『稀釋』教育」吧，這真應該被「美稱」為我們島嶼「西式教育」的「開始」麼？！
至於，要說「近代」或「現代」教育 ，日本本身的文化在許多方面就並不具有人性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近代性」（或稱「現代性」）；因而，日本自身的學校教育當初就並不真正追求那樣的「近代性」；例如，當年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是由軍人擔任，可以相當說明其偏頗；而其「維新」以來絕少批判自身神話性的歷史，可說更是徒具「近代化」的形式而缺乏近代化所應有理性批判的內容，那真的可以算是「近代化」嗎──或者那充其量只是日本種「劣質」的「近代」吧？！──這樣的殖民主所帶來的、高度「稀釋」或「變種」的教育，真也可說是「近代化」或「西式」的教育嗎？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