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史繼承了兩大傳統：日據時期的台北帝大，以及光復後的北大五四思潮（影響更深遠的是後者）。這兩種學術傳統的匯合，形塑了今天的台大。台大可以說是見證台灣近代史的縮影，一路走來到今天，有成就也有挑戰，有的台大人真正做到了「敦品勵學，愛國愛人」，也有的台大人成為了社會的反面教材，本文在此提出反思。

隨著日本戰敗、日籍教職員的撤離，大陸各名校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北大學者就成為台大的骨幹，使五四思潮成為台大最重要的思想靈魂。他們是受五四思潮洗禮的知識份子，有相當的民國認同，但批判蔣氏威權和當權者作對，如傅斯年前校長即是這樣的例子。這促使黨外具有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色彩的知識份子相當活躍，成為社會上重要的監督力量。

兩蔣時代的台大，從來沒有絕對服從於兩蔣，只需要遵守合理的原則，就像現在不需要絕對服從於民進黨政府，是同樣的道理。管中閔前校長在校長遴選事件中的據理力爭說明了：台大必須要挺住大學的脊梁和風骨，而不是淪為獨裁者的傳聲筒（不論何者皆如此），才能真正對得起辛勤耕耘台大的五四前輩。

現在台大面臨的兩大危機是：一是社會公眾對台大的信心下降，二是台大學生的品德問題。攸關台大的公信力和競爭力，應對兩大危機刻不容緩。

社會公眾之所以對台大的信心下降，一是由於近年來發生的學術倫理案件（論文抄襲），這部份校方已有更嚴格的把關。二是懷疑台大受到政治操縱，在野黨支持者認為民進黨勢力滲透進入台大，民進黨及其側翼也懷疑台大有「中共同路人」的存在。實際上，台大的價值觀光譜是多元的，藍綠統獨等派同時存在，並不是像外界部份人士所臆測的都是向特定陣營一邊倒。在現在台灣的大環境下，當前教科書論述的話語權把持在民進黨政府手裡，108課綱造成學生價值觀念的混淆；台大也面臨了這樣的問題，受制於當前的教育體制，需要社會共同思考整體教育的解決之道。

台大學生的品德問題在於，現在不是所有同學都能落實「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精神。校內當然也有好人，但也有些人失去了台大人應有的風骨：盲目追求和崇拜物質利益、對資本主義社會缺乏反思、對別人的標準異常嚴苛（但對自己未必）、缺乏對弱勢群體的同理心、對其他學校投以學歷歧視的眼光等等。有些人身上根本就看不到「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個字，如去年某科系的學生會選舉政見出現針對性別和原住民的歧視字眼，參選同學在社會輿論壓力下道歉。若這些根本問題不解決，只是單純灌輸工具性的知識，或是「抗中保台」等等的政治狂熱，做人失敗也是枉然。

許多台大生對未來充滿茫然，不僅是對人生的意義、未來生涯規劃，在當今社會混亂、兩岸和國際形勢混沌不明之際，也不知道台灣將何去何從，此時更需要彰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精神。傅斯年前校長在1949年校慶，時值美蘇冷戰、國共衝突大時代的動盪，勉勵台大學生「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堅定志向，發揚自身所學，貢獻一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語出自斯賓諾莎），給台大學生指引了明確的方向。相信傅斯年前校長留下的這番話，能讓後來歷屆台大的莘莘學子有所啟發，也希望台大和台灣社會能一同撥亂反正，為兩岸的和平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最近這幾年很多人主張所謂的內亞史觀，刻意將亞洲內部的遊牧民族加以美化，好像他們是新文明的創造者，還促進歐亞大陸各民族之間的交往，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一定程度上，筆者也不完全否定這個說法，但這恐怕是避重就輕，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種太主觀的看法。

不必長篇大論，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當年蒙古第三次西征，統帥旭烈兀在經過慘烈的戰役之後，攻下巴格達，是將這個一千零一夜的繁華城市怎麼處理。其中，皇家圖書館內部典藏從古代西亞到希臘時期的各種珍貴圖書20多萬冊，在歐洲大部分已經失傳，蒙古人是怎麼處理這一座圖書館的。而整個巴格達，又面臨怎樣的浩劫。

而當年突厥人進入印度半島，佔領了玄奘法師所留學的納蘭陀寺。這裡面可以說是古代印度文化的聚集地，玄奘法師在這裡翻譯了數百部古代印度的典籍，並且抄寫帶回了100多部。而這一座寺院圖書館典藏40多萬部圖書，可說是古代印度文化之大成，突厥人又是怎麼處理的，裡面那一些學問僧以及學者又被怎麼處理。我們今天為什麼對古代印度文化知道的這麼模糊？甚至於很多部分都已經失傳。

上述兩個例子，是不是人類文化莫大的損失？筆者很反感，那一種只為了某些意識形態服務的歷史學。歷史不是不能翻案，但是必須有客觀的史料基礎，以及正確的治史態度，否則這種視而不見的情況，只會讓歷史陷入虛無主義的深淵。

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的吳慷仁，因為簽了大陸經紀公司的約，這幾天遭到大批青鳥的出征。他當年是公開支持太陽花，還親自到現場去聲援，如今也只能受到這樣的對待。

還記不記得，幾個月前新竹市長的助理們，也因為幾百塊錢的差距，所以遭到重判，其中一位女性接受訪問的時候聲淚俱下「我當年也是參加太陽花」。

我們或許都可以理解這些人當年都是希望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台灣社會，但是驀然回首，如今也只能這樣。

從野百合、太陽花、到今天的青鳥，一代又一代的台灣年輕人前仆後繼，為民進黨的側翼背書。他們或許懷抱著很好的理想，甚至願意燃燒自己。但最後的結果，是自己的膏油被燃燒殆盡，照亮了綠色政客的前途，留給自己的是一個更加不堪的台灣。

當年太陽花的時候，有許多以前的學生，甚至於不惜與筆者割袍斷義，莫名其妙的出言不遜，惡言相向。如今，這些人回顧當時，幾乎不是選擇性遺忘，就是恍惚不語，好像一切都不關他們的事。

當雪崩發生，沒有一顆雪花是無辜的。記得當時有一個學生指責我，「你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真的，真的，其實她說的很好，筆者從小就不喜歡起鬨，更不喜歡做夢，哪裡人多就不想去，喜歡在旁邊冷眼旁觀，不讓別人牽著自己走。因為不做夢，所以也不購買別人販賣的夢想。

台灣的年輕世代，無論在哪個時代都是可悲的，這不只是在說他們，也在說自己那已死去的青春。

我現在仍住在距離景女不遠的文山區，常常會看到若干黃衫客的身影。
景美女中，過去曾是前三志願的女校；我們家三兄弟與我家的兩個兒子，都是男生；自然我們跟該校難有啥關係；但是，我們家的五個男丁，都是自景美女中隔鄰的初中/國中畢業的；所以，人不親土親，自然有一份親切。

尤其是我，我是個喜歡大自然、喜歡足球與釣魚的男孩；個人讀那裡時，是我島還有初中的時代，也正值該校正式動工之際；我們同學都注意到不遠的田間，如何樹立起一個頗新穎的建物，聽說是個留學返來叫做修澤蘭的女建築師設計的。

很難描述當時的景觀，附近只有幾間農舍點綴的平疇，綠色一直延伸到道南橋；夏天的颱風暴雨，每每給我們的校舍牆上留下幾道淹水的水漬線；但是我們的操場上每天下午都會出現滿天的蜻蜓，各式各樣的。而那棟白色似乎象徵著生命的活力與花朵將綻的建物，就逐漸在我們校舍不遠的綠野中完成。

尤其，當夏日的雨後，我最喜歡透過蜻蜓的羽翅與耳邊那精靈振翅的聲音，欣賞田野中那時未完成的、整個校舍的建物啊；另有不可忘記而應該提起的，是天空往往竟然還有雨後的霓虹高高出現啊；是在那樣的情境中，那棟某種理性與感性、自由與自制兼具的建物，當年給一個年輕人的想望。

後來，看到公車上出現黃衫客，相對於綠衫客，我這個喜歡自由與理想的青年，就別有一種理性與感性交融的欣然；那樣的，該校名列第三志願，不是很自然合理的嗎。真沒料到會有今天這樣的狀況出現，據稱這是當前補習界的落點資料。

讀者們，可以想像七十六歲的我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提筆寫作這篇文字的嗎？實在對於這個學校有著某種特殊的感情啊。

網路與媒體上，談起它時，只見到美女校友；是的，我當然也注意過，她們是景女出身、燦爛光彩的；但是，我不免遺憾，那應該不能代表其全部──如前述，景女應該是擁有許多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英雌的群體，不應該只是某些由於坊間流行缺乏生命張力與韌性的「小確幸」，於是年輕人就失去了抗擊命運、堅持理想的心臟與肩胛？

我所知道的景女，至少有兩位校友，值得在此處提起；都不只是以感性的美女校友身分登台而能有一番事業的。

一位是莊淑芬女士，根據《維基百科》稱──其略歷是：
「莊淑芬（1951年—），生於臺灣，台灣實業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系講師、資深廣告人。她是奧美廣告大中華區的執行長。2013年，她被富比世亞洲稱為 “Women in the Mix"。
其簡要學歷是：
「1969年景美女中畢業，1973年東海大學歷史系畢業。學校畢業後曾從事貿易工作、當過記者，在台灣廣播公司做過國外部的英文助理及AE。也曾在聯廣、博達華商廣告、國泰建業廣告等台灣本土廣告公司工作。……」

個人很欣賞她對於「言論自由」所說的，「我們要學習不被自由綁架」，以及「創意人才，一定要混血」之說。她差一點就轉業進入政治圈，成為台北市的副市長。是否可能更適合感性與理性兼具的理想校友特色？

另一位是紀欣女士，雖然，我認識她很早，是在她的景女時代；當時是透過校刊的走訪而認識的；但是交往不多，認識也不深。其事蹟在維基百科無專條；其略歷，經過網路搜尋，可說是特立獨行的我島政治邊緣的統派要角──

「紀欣 1952年高雄出生，台灣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赴美留學，1979年4月在美國受邀參訪大陸，後來她拿到美國法學博士在加州成為執業律師，當年底美麗島事件後她曾返台觀察。1987年正式返台任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並投入婦女運動，1994年成立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創會理事長。1996年代表新黨當選第三屆國大代表；2003年進《海峽評論》；2005年出任新黨任務型國大、2009年出任統盟主席，現在是統盟執委、《觀察》雜誌社發行人。」

透過她所描述的──
「對於投入兩岸和平統一工作的原因，紀欣表示，1979年4月她在美國留學受邀赴大陸參訪。當時她立了二個志願，一是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國家富強，二是希望兩岸和平統一；她所學不在理工科，無法參與國家富強，卻因法律、史學背景，讓她認為做為一個知識份子，至少可以寫寫文章、宣揚兩岸和平發展，從此投入相關工作。」
「她指出，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後，曾返回台短暫觀察後返美，1987年台灣解嚴，隔年她正式返台任教並投入婦女運動，後來因為新黨邀她參選國大，她才因為從政的緣故，告別社會運動領域；在新黨全盛時期擔任國大代表期間，受到很多從政上的歷練，有助於她日後擔任統盟主席，如今轉戰傳播界，也希望獲得支持儘快站穩腳跟。」

顯然，紀欣與莊淑芬是兩類的不同人物，然而，應該都不是以美女校友型態來表現自身的例子；關於所謂第三志願與第二十八志願之差別，真的值得討論嗎？在我們這個確實社會已經相當多元化的時代。

該校校長以純女性的結構與交通問題為理由，個人以為能考上第一志願者，通常原本分心少，才有機會，第三志願分心者較多，似乎很自然；而在真實的多元分趨下，第三志願者分心的機會更大；此外，確實如其校長所言，單一性別的學校，可能對於青春期前後的考生言，是少了些吸引力。

但是，是否另外還應該加上「小確幸」的社會風氣下，年輕人可能喜歡一動不如一靜，那不爭先恐後的心態，卻可能使得交通便利難免成為學生考慮的因素。或者這個流俗的因素更為重要？
但是對於不同於流俗而有相當主見的女青年來說，則未嘗不是一個能夠充分尋求自我成就的難得機會？

年輕的黃衫客們，不要被坊間的標籤輕易聳動了您們的心靈，激盪起您們的意志，您們將比任何其他學校更能迎向多元時代的挑戰，祝福您們。

憲法法庭判定死刑「有條件合憲」，因此設定判死的七條件/關卡，等同於「實質廢死」。台灣多年來的多次廢死民調，反對者都超過八成，憲法法庭顯然違反台灣民意。

民主是國家由人民做主，即政府應該遵照民意施政。憲法法庭違反民意，因此是司法侵害民主，也是司法侵害立法權，因為廢死涉及修法，應屬於民意機關立法院的權責。

「實質廢死」不是司法侵害民主的首例，2017年大法官釋憲認定《民法》未讓同性建立婚姻關係違憲，也是類似情況，蔡政府跳過立法院的民意討論和立法/修法，通過大法官釋憲，直接強制人民接受同性婚姻等同異性婚姻。

眾所周知，廢死和同婚都是歐洲價值，是由歐洲帶起來的「人權」風潮，但未普及全球。大法官和政府不遵從台灣民意，卻去遵從歐洲民意，真是奇怪！去過歐洲的人大概都知道，歐洲的大部份國家不如台灣治安良好，不大不小的違法案件相當多。我們幹嘛學治安不如我們的歐洲司法？

台灣的大法官任期八年，不得連任，是愚蠢的設計，導致現任的大法官全由蔡英文提名，因此完全傾向民進黨和賴清德，而毫無公正客觀中立可言（如阻擋「國會改革法案」）。大法官堅持「實質廢死」，違反民意，侵害民主，人民應該把罪責歸於大法官背後的民進黨和賴總統。

對於廢死和同婚，两岸的民意大致類似。自詡民主的台灣違反民意，達成實質廢死和同婚合法；而被視為不民主的大陸卻遵從民意，不搞廢死和同婚合法。這真是相當諷刺！

不久前柯文哲因京華城案被大肆搜索和迅速羈押，也是執政者利用司法侵害民主的案例。台灣的檢察系統屬於行政院法務部，法務部的政務官是所有檢察官的長官，能決定檢察官的升貶，因此檢察官聽命於執政者，乃是人之常情。北檢在似乎未查到金流下就大肆搜索柯的住處和辦公處所，隨後並在偵訊中加以逮捕和羈押，看來就是缺少證據、押人取供、程序不合法，卻有效地重挫柯和民眾黨的支持度。執政者這樣迫害在野黨，當然是侵害民主，不論柯未來是否被法院判決有罪。

現代的獨裁者都知道要和顏悅色地呈現親民愛民的形象，同時要掌控司法，利用釋憲建立「合意的」法治架構，並利用司法「合法地」處置異議者和在野黨。賴清德雖主政不久，看來頗有當獨裁者的天賦能力（參見《賴政府的百日「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