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調,不只測量選情,也是製造選情? | 楊秉儒

在台灣,「選舉民調」這套遊戲規則運作多年,早已發展成一套高度成熟的「選戰心法」。
當民調擺脫單純的科學調查角色,躍升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時,它對選戰節奏所造成的影響,恐怕遠比單純的「自我感覺良好」複雜得多。

因為民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原本只是拿來「描述選情」。
但當候選人、媒體、支持者、地方組織甚至游離選民都開始相信那個數字時,民調就可能從「描述者」變成「參與者」。
這就是民調文宣化之後真正有趣的地方。

催化「棄保」與危機感:
民調數字從來不只是給支持者看的,更是給游離票與小黨支持者看的。
當一份民調不斷塑造出「某人領先、某人落後」的局面,選民思考的問題就可能從「我最支持誰?」逐漸變成「誰最有機會贏?」
所謂的「西瓜靠大邊」,其實就是這種心理的極端表現。
一方面,領先者可以利用數字營造「勝券在握」的氣氛,吸引中間選民靠攏;另一方面,落後者則可以不斷製造「選情告急」,刺激原本懶得出門投票的基本盤。
於是,一張民調圖表,開始不只是反映選情,而是在改變選民的選擇。

鎖定資源與地方派系:
選舉是一場非常現實的戰爭。
除了選票之外,還需要資金、組織、人脈與地方動員。
所以一份「看起來會贏」的民調,真正的使用者從來不只有一般選民。
金主會看,地方派系會看,地方人士會看。
那些還在觀望「到底要押誰」的人,更會看。
因為派系看重的不是候選人講得多漂亮,而是誰的勝率比較高。
一份漂亮的民調,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張「勝選預告書」。
而一旦地方勢力開始依照這張預告書重新分配資源,民調的影響力就不再只是輿論層次,而會逐步進入真實的選戰結構。

這裡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於:
「民調原本是在預測誰會贏,最後卻可能開始幫助某個人贏。」

主導媒體議題設定:
政治新聞最喜歡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數字。
「逆轉!」
「領先!」
「差距拉大!」
「民調曝光!」
這些標題永遠比「雙方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更容易吸引眼球。
於是一旦一份民調拋出「A領先B」的結果,接下來幾天的政論節目、新聞報導與社群討論,很容易全部圍繞著這個數字打轉。
大家開始討論:
為什麼A突然領先?
B到底做錯了什麼?
是不是中間選民開始轉向?
是不是棄保正在發生?
原本應該討論政策的選戰,最後變成討論民調。
更麻煩的是,落後的一方還得花力氣證明「這份民調不準」。
結果對手只需要發布一張圖表,就成功逼著另一方進入防守。
這就是典型的議題設定。

說到底,這就是一個選舉生態系。
民調機構發布數字,媒體放大數字,政黨引用數字,候選人利用數字,支持者轉發數字,地方勢力研究數字,最後選民再根據這些數字重新判斷自己的選擇。
這整個循環跑久了,民調就不再只是「測量選情」的工具。
它逐漸變成一種政治心理戰,也變成一種情緒商品。

有人看到領先數字就信心大增。
有人看到落後數字就開始焦慮。
有人因此決定棄保。
有人因此決定歸隊。
有人因此開始押寶。
而媒體則得到一個可以連續炒作好幾天的故事。
說穿了,只要選民依然習慣「只看圖表標題、不看方法附錄」,這種「數字遊戲」在台灣的選舉舞台上就永遠有市場。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可能從來不是:
「這份民調到底準不準?」
而是:
「當大家都開始相信這份民調之後,它還只是民調嗎?」

媒體應求證民調母體是否被操控 | 馬自恆

台灣的媒體酷愛民調,每當有新民調出爐,總會引來大批電視名嘴的熱情分析。吊詭的是,台灣的民調向來不準,大家也都知道。根據歷史的經驗,主持民調的機構的政治傾向往往是決定民調數據的最大因素。但是今年出爐的各種民調結果,更是令人有霧裡看花的感覺。

首先是一再更改遊戲規則,推遲民調日期的民進黨總統初選,最終以出奇一致的數據,讓蔡英文以大幅度的優勢贏得黨內提名。但是許多賴清德的支持者對這樣的結果表示難以置信。而在2018年以超高人氣當選高雄市長的國民黨總統提名人韓國瑜,在政治環境沒有重大變化下,短短一兩個月中,和蔡英文對比的民調支持度由領先降到落後,落差高達20%左右。而且不論藍綠背景的機構得到的數據都大致相似。不由得令人懷疑是不是賴清德事件的翻版。

最近也有一些學者專家對當下令人意外的民調結果提出解釋,但都像隔靴搔癢。盲點在於大家都想保持中古世紀的騎士風度,不願意質疑皇后的貞操。其實對民調大逆轉的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政府動用國家機器操控了民調的抽樣母體。支持這個大膽指控的依據是我們在皇后寢宮前,看到太多光屁股的漢子進進出出。如果這時還是無動於衷,那就不是貴族騎士,而是用手矇住自己眼睛、耳朵和嘴巴的傻猴仔了。

這些光屁股漢子都是什麼長像?就拿最近的記錄來說:南澳斷橋事件發生後,民意代表要求調閱橋樑檢測報告,政府竟宣稱橋梁檢測資料涉著作權保護無法提供。蔡英文的學歷被懷疑是偽造的,而能夠幫助釐清真相的政大升等資料和相關公文,一夕間都被當成國家最高機密封存。而最近監察院公布了對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開票過程的糾正報告指出:台北市選委會對於為什麼需要好幾個小時才將眾多投開票所的數據輸入電腦的異象提不出任何解釋,也悍然拒絕提供監察院要求提供的非機密文件。這些動作都明白地告訴我們,當今的政府為了保有政權,是不惜非法操控國家機器的。

胡適教導我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要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要想求證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動用了國家機器操控民調母體非常容易。只要找一家具有公信力的民調機構,請他們取一份樣本依慣例做民調。然後就同一份樣本,將其中每一個電話號碼隨機更改一個數字,產生一組新樣本,再進行一次民調。當然,被更改過的那組電話樣本可能會偏離原來的抽樣準則,但不會造成統計上太大差異,因為更改每一個電話號碼,對一方有利或不利的機率是相同的。如果發現兩次民調產生巨大差異(例如10%),我們就可以判定政府提供的抽樣母體是被操控了。

面對當下公然違法亂紀的政權,想要撥亂反正,不能寄望媒體和政治人物的智慧和品格,而要靠那一點點不甘做寒蟬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