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李登輝身上，有如下的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竟然就認同了該說法，視其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當年的史實為何！

真相是日本當局竟完全沒有依照國際條約的規定，本是「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兩年之內，日本國准割讓地方人民願遷居割讓地方之外者，任其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 ；哪裡有「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那樣惡霸引申的道理。

請考察我們先民對於當年史實的描述──
「我民俱思清官已去，唯望平治，盡皆歸降。不意此賊大非人類；任意肆虐，無大小之最，無善惡之分，無黑白之辨，唯肆殺戮；拏之即決，燒庄燬社，淫辱婦女，種種非法，難以盡擬，本總統…與伊抗拒……誓欲滅彼……實為我生靈，並非希圖漁利也。」

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甚至，當年乃木總督也承認──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且進而表示──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

關於此情況我們可由當年松芳內閣關於「台灣實況」的史料來理解──
「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
難怪乃木總督有所謂「官民之中，往往有誤會以為日本政府意欲使台民遷出，而代之以內地人民，或以為綏撫方針於國家不利，有出言論，或出諸行為者，以此殊屬違背帝國政府之大方針，切宜加以注意。」 之說。

由於李登輝是基督教徒，此引當時日本基督教傳道局派遣來台的日本人大儀元一郎曾坦白地如是描述隨日軍來台的13,000位平民，指出──
「他們來到台灣後，比在內地時更像受到誘惑而墜落的奴隸，他們好像是為做壞事而來台灣的。我們比教化當地台灣人，更需要先教這些日本平民接受福音。」
「1893年9月，馬偕返國休假，此時北部教會已有教堂六十，傳道員六十名，信徒兩千六百四十一名。但甲午戰後，日本接收台灣，教會受到擾亂，北部約有二十座教堂被日軍占用，信徒在政權交替期間被殺及失蹤者約七百三十五名。」
作為基督徒的李先生，都沒聽說過嗎？

因而，儘管到1898年，日方報章仍然努力自我粉飾這段其自知醜陋的史實，公開有所謂：
「自28年〈1895〉6月至29年〈1896〉3月30日期間，實際無任何措施，除取締製樟腦之外，專以綏撫人民為事。……內閣閣員責之以無政績可言。輿論主張懷柔主義對內地人不利，甚至咒罵未採取驅逐本島人以內地人取代之策。雖其議論之狂妄本不足取，但當時俗論之盛，風靡於世。」
的混淆自欺之詞。

但是來到1902年，我島上民間的報紙還曾如此描述當年的情況──
「卑劣之醜行助長種種惡風……當時冒險投機之空想逐漸發生，僥倖射利之心理不分官民支配全部在台之內地人。同時，另一方面引來奢侈、虛飾、輕浮、放蕩等惡風，厚顏無恥，道德敗壞、荒淫無度等卑劣行為亦在『台灣不同於內地』之所謂台灣精神驅使下，使在台內地人思想甚為墮落腐化。……彼等所蓄之金錢即所謂泡沫錢，以只知今日有，不知明日如何為常事。故彼輩此項積蓄之使用不過如下二途，獲悉用之於非生產性消費，餘者亦用之於賄賂……一時，台灣之中心台北自不待論，連以台中、台南為首如埔里社、台東、花蓮港以至番界，悉被奢侈淫靡之惡風所席捲。隨之，都暴露出道德敗壞、寡廉鮮恥四處流行。或揮霍委託資金、詐欺騙錢、偽造私人文件、恐嚇斂財等事，……民間之主要惡風摘記若干：因雇員盜用公款而造成非常之損失；用報紙、雜誌等文明之利器作惡，道德敗壞，居間抽頭；為僧侶、傳道者陷入墮落醜行；擁有堂堂招牌之商人陸續失敗，對損失與不講信義，毫不介意；半官半商之徒，欺瞞土著居民，貪圖不義之富貴；甚而因寡廉鮮恥罪而入獄之罪人在青天白日之下被邀出席歡迎之宴；藝妓娼妓之操賤業者，亦在嚴肅之會議儀式上橫行等等。」

而我島史界人物則仍然以如此的某種總督府的史實而陳述之──
「6月17日，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始政紀念典禮後，雖經五個月，總督府仍未公布台灣住民可以行使國籍選擇權，箇中原因，後來總督府文件記載說是由於叛亂陸續發生之故。……」

大約也正是類似原因，我們島上以研究「台灣第一」聞名的我們台灣史專家對於這段歷史能充分把握者已經很少；像可敬的、以研究「台灣第一」著名的莊永明先生，在其回憶錄中，對其阿公莊老先生，竟似全不知體恤地責其尊長者為「頑固」；其所批判的理由是──
「1895年，台灣政權轉移，日本憑著和清廷簽訂的『馬關條約』接收台灣，那年阿公正是四十歲盛年。他害怕異民族的統治，會將他辛苦了半生的儲蓄給沒收，而且台灣總督府又頒布台灣住民有二年選擇國籍的權利，不願做『在台的日本人，可以自由離去』。於是他下定決心，返回老家去。」
身為文史專家的莊先生竟似不知道本研究前所指出種種史實，那樣的史實之下！那樣的抉擇真有錯嗎？莊先生那樣進出台灣史，真的曾經理性地探討嗎？

當年台灣總督府實際頒佈國籍選擇權時，已是1896年11月之後；莊老先生若真是當時離台，那時已經是日人在我台展開其毒辣的「攘逐殺戮的排除政策」後，是否極可能阿公與阿嬤當年曾耳聞或親歷前述乃木總督與立見軍務局長所承認的日軍那讓人沒齒難忘的惡行；如果老人家因而對於日人統治不能信任，那怎能只說我們的長者離台是一種「頑固」啊。這是本研究覺得很感驚訝的問題，簡直是個不應該發生的問題。

李登輝學童的遭遇，如所見，確實是李總統當年受訪時所親自描述的，可想而知，也是當時多數年輕人的遭遇，因此對台灣人的被殖民心態影響深遠。這個問題，本研究稱其為「李登輝問題」。

1987年反共戒嚴令解除。在此前後，伴隨著澎湃洶湧的政治、社會運動，台灣民眾才敢打破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禁忌，針對228事件與50年代白色恐怖，展開重新尋回被湮滅的歷史記憶的運動。

二戰結束後中國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的繫獄倖存者也在林書揚等人串連推動下成立了最早的政治犯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是，因為長期的嚴密監控，多數成員幾乎都是「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時期總動員法」罪名下服刑的政治犯或其家族，潛在的警戒心理仍未全消，所以仍然在章程中十分慎重含蓄地以「共同認識」（而不敢用「行動綱領」的條目）泛泛地表示：「促進中國統一，台灣自治，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信條。然而，面對國家安全法的反共基本國策、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反中脫中的分離運動，以及朝野勢力共塑的反共民意結構等三大因素制約，該會的活動多以維繫會員聯絡和生活互助為目標。

1988年，李登輝在兩代強人長期主斷國事所造成的混亂殘局中登上執政黨主席和台北國府元首的職位。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並以「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取捨原則」頒布特赦復權令，在衆多受害者之間，僅對具有「造勢效果」與「宣傳意義」的少數「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採取特赦；對其餘數十年來在惡法苛政下的上千犧牲者，則因其「無爲我用」或「弱勢無用」而棄之不顧。就其内容來看，這份特赦名單其實只是作為他與在野黨進行「政治交易」的一張「政治犯牌」而已。

5月30日，「跨黨派立委七人小組」在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行一場名爲「特赦及減刑」的公聽會。一九五〇年代曾經在懲治叛亂條例的羅織下被判入獄，經歷過鐵窗歲月數年、十數年、數十年，而倖存於世的所謂叛亂犯出獄者，以互助會會長林書揚為代表，公開質疑此一特赦令。他們指稱，特赦復權令認為「二二八事變中民衆在槍林彈雨中的自衛行爲，或一九五O年代軍法大審時期的上萬蒙難者對國家統一和社會正義的深切企盼」，「屬於永無可赦的罪」；這種「心態不能不説是一種嚴重的階級歧視，甚至近乎法西斯的理念立場。」據此，他們向李登輝提出三條建議：
一、凡所有政治犯不分黨派或有無黨派一律特赦復權，包括工作權。
二、在動員戡亂時期未正式宣布終止以前，應先行凍結國安法第二條全條，不可僅廢除其中有關主張分裂國土之一段。
三、凡在軍法、司法審判中所造成的所有冤案錯案、假案，一律平反。

1991年，台灣當局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邏輯上不再視中共為國內叛亂團體，實質上卻是為了將大陸地區外部化、「敵國化」的法理準備。也就是說，它既是島內民主化進程的必然，更是「切斷兩岸過渡性和連結性的信號」。

1992年，李登輝為了拋棄歷史包袱，也為了拉攏在野黨，終於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向228受難家屬致歉，並成立中央跨部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與「二二八賠償辦法」，開始辦理補償等等事宜。然而，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雙戰架構下產生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卻沒有受到台灣社會官方與民間的相對重視，而遭受「階級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4)

台灣近50年真正的政治精算師是李登輝。基本上，他所擬定的本土化路線，以及獨台的國家定位，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任何人可以打破。這可以說是一種中間路線，會與中國大陸保持距離，卻又不會被找到武力攻台的理由。

李登輝唯一算錯的事情，他認為中共政權會跟蘇聯與東歐一樣，走向瓦解或者變天。事實上，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幾年，中國大陸的確非常困難。一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狀況才逐漸好轉。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WTO，更是完全搭上了全球化的列車，在往後的18年之中高速成長。

其實已經開始重新洗牌。川普的貿易戰，以及歐美、日本最近這五年從中國大陸的迅速大批撤資，可以算是全球化退潮的重要訊號。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能不能在短期之內找到與西方、日本關係的重新定位，就顯得非常重要。高速成長已經是過去，產業結構必須調整，對廣大嗷嗷待哺的基層民眾也必須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這些，都是重大的挑戰。

不必對中國大陸的前途感到過分悲觀，雖然短期之內會有很多困難。但是，中共的體制雖然存在許多腐敗與低效，一個龐大的技術官僚群體仍然健全，高層的權力結構這幾年也會開始調整。許多人認為大陸過去的改革開放已經結束，筆者以長期在大陸生活的台灣人的觀察心得認為不可能。因為，中國社會已經開始變形，不可能再回到毛時代的狀況。這一點，中共高層也很清楚。所以，中共政權勢必將被中國社會給推著走。

再回到台灣。李登輝路線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其實，已經跟中國大陸這五年以來的狀況類似，也到了必須要做改變的時候，而這也是國民黨的機會。國民黨是否能在島內年輕世代渴望找到一個發展的新天地，因為對中國大陸抱有期待的情況下，重新找回一個適當的中國論述，讓國民黨可以帶著台灣的青年世代去大陸找到新的機會。這一點，國民黨應該責無旁貸。

簡單說，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人類的生產力將會重新噴發。兩岸的領導人應該要看清楚這個現實，適時調整國家定位，建立新的互動模式，將會是未來20年兩岸是否能夠共同迎向繁榮的關鍵。

我的好朋友何老說，傅崐萁的形象有爭議，對國民黨不好。
這個前半段對，後半段不對。

政治，是打群架，要打群架，沒有個龍頭招呼，就成了蝦兵蟹將，要當龍頭，那可不是選模範生。
我們曾經有個模範生當總統，結果如何，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幾近滅亡。

李登輝會做道德文章嗎？其實就是演說鬼扯一下，唬爛媒體，他的生活奢糜腐敗，住豪宅，吃豪華餐飲，台灣政治腐敗風氣，就是他開始。但，李登輝能夠給國民黨立委東西，不管你高不高興，大家為了有糖吃，就追隨他，雖然這個黨在李登輝當家後，就沒有了靈魂，沒有了黨性，可是仍舊苟延殘喘了十多年，才讓民進黨當了家。
1990年國民黨大老向李登輝輸誠，也無非就是圖一己之小利，不見中國歷史之大義，這就是政治現實。

2000年國民黨垮台後，就再也沒有好過了，模範生當家那幾年，根本管不住調皮搗蛋的人，如果沒有王金平看著，可能更慘，王金平終究離開立法院了，那麼總要有人幫忙顧著這個局面，立法院不需要模範生，如果是王建煊那樣的模範生，是沒有辦法打仗的，因為不會有人跟著他打群架。
呼群保義，不是用喊的，要有感情，要讓人覺得你對人真誠，甚至認為追隨你有機會發展，簡單說，政治上，有利可圖。

朱立倫學經歷都比出身不高的傅崐萁要強多了，但國民黨有更好嗎？政治不是這樣搞的啦，很多人推崇美國甘迺迪，但甘迺迪是個大色胚，這如何呢？甘迺迪關起門來摸奶，站在講台上給你願景，當年的媒體不會揭露他私底下的荒唐。

傅崐萁不需要什麼虛偽的美國博士學位，或者某某知名學校畢業，他高中就念了好幾個，可是他是個與民呼吸的人，他與現實是貼近的，不是高來高去。衝著他出身不高，我就覺得這像個人樣，不用假惺惺什麼美國名校，或者羅斯福路的大學，這幾個羅斯福大學的總統，有讓你覺得更好嗎？

國民黨若是少了這樣一個可以帶頭打群架的人，怕是亡黨滅黨不遠了。

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種種未被重視的我先民所遭遇的史實資料，透過我們對於這一真實歷史的研究，從此不僅將能夠獲得它們應該被重視的地位，並且也能幫助讀者對於往後史實發展的理解。

例如，本期的史料之被抹煞或扭曲所影響的，請看1930年代曾真實發生在我們一位台北三芝地方一位台籍學童身上的如下故事──

「日本老師聽後大發雷霆的說：『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公元1895年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明定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當時台灣人就應該離開台灣返回大陸；可是，你們台灣人不走，不走就須歸日本統治，日本人叫你們怎麼樣，就需怎麼樣，沒有你們的自由權和選擇權，更不許提出疑問和反抗。』，自此以後，日本老師便藉故打我、罵我，更在以後的日子裡壓迫我……」（引自「我特別敬重小學老師與護士」，李登輝著，收入《細讀李登輝》，章益新主編，許蓉華輯，中央日報出版；頁89。）

據稱，真的我們那位台籍生李登輝從此就認同了該說法，視為自身不可違抗的命運──他完全不知道日本帝國憲法第二十二條中明白地載著，「日本臣民，於法律範圍內，有居住及轉居的自由。」，故這位日籍教師的話，根本是違憲的。這應該也與其家族曾獲得鴉片販售執照與其令尊當時已擔任日本警察的助手，以及他在1929年入公學校之時 竟然是以日本姓名「岩里政男」入學有關吧──當年一般我島民要到1939年前後才「被迫」改為日本姓名的。

可憐的他，只知努力改變自己，在其青少年時代，皇民化政策正式展開之前，就大力讓自己認同於殺戮者、攘逐者的文化與哲學，接受自身卑屈的族群地位；往後，這個無限容忍自身被高度壓迫下卑屈成長的人格，雖有最好的學、經歷，最好的發展機會，從屬於殖民者的雁形體系的經濟發展論永遠成為其認同的最高宿命，從而深深斲傷了我們整個島嶼發展的大好機會……

這是一個讓筆者痛心的例子，也是我重視日殖時期的台灣教育史的一大原因。

日本媒體將李登輝列為中國歷史人物。李老先生的女兒李安妮女士為何要對此感到生氣？

日本的官方立場從來都很清楚，那就是一個中國政策，而李老先生活著的時候最高職務是中華民國總統，開始公開鼓吹台獨是在總統卸任和組建台聯之後，那怕1999年的兩國論實際上只是打擦邊球而已。1996年當選總統，還在說自己是中國人，要完成中國統一。他，在位期間實際上連喊台獨的勇氣都沒有。

李老先生死了，還要葬在五指山國軍公墓。以李家的財力，難道連塊墓地都買不起嗎？還要繼續埋在中華民國國軍的國立墓葬區，那不是中國人，又是甚麼人？在位時不敢喊台獨，下台後鼓吹台獨還被陳水扁嗆「辦不到就是辦不到！」，真是他這一輩子沒有中心思想下的鮮明寫照。

事實上，安妮女士最該抗議的，應該是日本人何以不將李登輝列為日本歷史人物？照李的理論，台灣人1945年之前算是日本人，所以他自己也說是日本人。結果，今天日本人不要他，這才是真正的悲哀。

李老先生說，他的哲學之一是「我是不是我的我」。其實，自己是什麼，自己應該是很清楚，不過是不敢面對罷了。他少年時想當日本人，後來出賣中共當了中國人，然後取得大位又開始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然後又偶而意淫一下日本人。儘管他只要說到日本就會深情款款，無限依戀，但在死了之後，日本人卻不要他，又把他打回去做中國人。

過去，筆者也多次論述過李登輝。他在精神上是舊日本帝國的最後皇民，他有比當今日本人更古樸、原始的日本人的驕傲與認同。但悲催的是，這個舊日本已經在1945年灰飛煙滅，甚至連幾縷幽魂都日漸消散，只能在歷史的塵埃中供人憑弔。李老先生的負隅頑抗，不但救贖不了自己，實際上也把台灣帶上一條虛無主義的道路，貽害無窮。

有大陸朋友問關於李登輝，筆者對李的看法，簡單的總結就是一句話：賭徒。他把所有的籌碼都押上，只為了賭一件事：中國崩潰。他不只一次公開以及在著作中說：中國不可能富強，更不可能走向民主，只有崩潰，他認為中共政權必然跟九零年代的蘇聯一樣，最後一聲巨響，轟然倒塌。

那全部押上的賭注是什麼？就是台灣人民的幸福，以及身家性命。簡單說，一定程度上李登輝跟希特勒有一點完全相同：要不然命運就全部照我所想像的來，要不然就是毁滅，只有零分與一百分，絕對不選擇中間跟妥協。

李的第一步，先要鬥垮國民黨內仍抱持中華情懷的分子，以及改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與民族信仰；第二步要扶植台灣本土政治勢力，其實就是民進黨；第三步削弱並且分解國民黨之後，讓所謂的本土勢力能永遠執政。

島內改造完畢，就是加強與美、日的連結，全力對中國大陸進行鬥爭，無論是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一直到任何一方走到崩潰為止。所以，台灣人不要糾結在經濟成長、國民所得、物價，或者所謂的生活水準能否提高等等這些小事情上，這些小事情都不重要，因為重要的是實現上面的理念，「戒急用忍」的核心含義就是在此。

他是舊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地球上的最後代表，也是最後的武士道信仰者。對他來說，這是一種天命，必須要加以實現，否則台灣人就沒有生存的價值與需要，台灣人必須要為這一種信仰殉道犧牲。所以他不斷強調台灣人必須感謝日本在殖民時期所謂的現代化，必須要對日本感恩，其實言下之意就是台灣人必須要完成當年日本帝國所未完成的夢想。這個夢想是偉大的，日本帝國已死，但是這個夢想不能死，台灣人必須奮力一搏，必要的時候要有決心全體以身殉道。

他比新潮流有信仰，後者是赤裸裸的貪腐，而他是真正在為一種價值努力，不惜犧牲所有的人，這一點與希特勒非常類似，「日耳曼民族若不能消滅布爾什維克，那沒有生存的價值，就走向滅亡吧！」對他來說信仰比別人的生命都要重要，不為信仰而犧牲的人基本上沒有生活下來的價值，隨時可以去死。

台灣人選擇跟隨他，無論懂事或不懂事，多數民意是如此，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都走他的路線，就是所謂的台灣主體性。那我們就來看，最後上天是覺得到底誰該贏？誰必須走向崩潰或者被毁滅？

有些藍營的政治人物常被罵為「藍皮綠骨」，地位特別高的如李登輝、王金平、侯友宜等等都被很多人這樣罵，但綠營的政治人物卻極少被罵為「綠皮藍骨」。其實政治人物「由藍轉綠」及「由綠轉藍」的都有，為何只聽到罵「藍皮綠骨」，而沒有「綠皮藍骨」？「藍皮綠骨」幾乎搞垮國民黨！

最大尾的「藍皮綠骨」無疑是李登輝。李在國民黨裡待了30年，扶搖直上，當了12年總統，在任內卻暗中扶植民進黨，等到卸任之後，就與國民黨分道揚鑣，而其言行更加偏向綠營，因此被評為台獨教父、民進黨義父。李的「藍皮綠骨」讓藍營的損傷無與倫比，因此痛心疾首多年，至今無法去除心中的陰影。這大約是一些藍營政治人物會被指控為「藍皮綠骨」的主要原因。

僅次於李登輝，過去最常被指為「藍皮綠骨」的是王金平。王擔任立法院長長達17年（1999－2016.1），這期間他與民進黨的立委相當友好，就好的說是調和鼎鼐，使立院議事和協，就壞的說是挾寇自重，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重要性，但都算不上是「藍皮綠骨」暗助綠營。王卸任立法院長後，在2020總統大選全力支持韓國瑜，最近又全力支持侯友宜，更顯示他絕不是「藍皮綠骨」，而是被寃枉了。（筆者並不喜歡王，但不能寃枉他「藍皮綠骨」。）

近年總有少數政治人物「由藍轉綠」或「由綠轉藍」，是否表示必有一些「藍皮綠骨」或「綠皮藍骨」？其實「由藍轉綠」或「由綠轉藍」一般僅發生在職位較低階的政治人物，而職位愈高的政治人物愈不可能「由藍轉綠」或「由綠轉藍」。

政治人物的職位愈高需要更多選票支持，轉換到敵對陣營後需要選票跟著轉換陣營，或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者。這都是困難到不可能的工作，幾乎必定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因此沒有職位高的政治人物會轉換到敵對陣營。換言之，職位高的政治人物都「藍是藍」、「綠是綠」，不會「由藍轉綠」或「由綠轉藍」，也不會有什麼「藍皮綠骨」或「綠皮藍骨」。

李登輝的「藍皮綠骨」完全是一例外。李1971年正式加入國民黨，因不久前得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學位，而迅速獲得重用（1972年即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對政治有興趣和抱負，而當時反對國民黨的勢力還非常微弱，因此他加入國民黨，幾乎是環境使然而別無選擇，雖然他對國民黨早已有些不滿，並且對台獨有些嚮往。換言之，李的「藍皮綠骨」是當時的環境使然，而非他主動為之。等到民進黨崛起，藍、綠逐漸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就不再有那樣的環境了。

現在的政治環境早已與李登輝當年不同，有志政治的人可以自由地選擇參加有前途的政黨，而「藍皮綠骨」和「由藍轉綠」都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利，尤其對職位高的政治人物更加不利，因此職位高的政治人物更不會是「藍皮綠骨」。

可嘆很多藍營支持者不明此理，時常懷疑及指控某些藍營政治人物為「藍皮綠骨」，造成藍營的不團結甚至分裂，這樣只會搞垮國民黨，怎可能贏得總統大選？

李登輝路線所帶給國民黨的，就是一種中心思想的缺失。國民黨將中華民國憲法帶到台灣，可是李登輝卻將國民黨解釋成「外來政權」。這一個定性，將國民黨30年徹底打趴在地，永遠挺不起腰桿，只能卑微殘存。所以這30年，國民黨已經失去了靈魂，只能不斷隨著民進黨的調子起舞。

在李登輝之後的國民黨領袖，最重要的事情應該是擺脫李登輝路線，重新拿回中華民國憲法以及論述。但是連戰雖可能不是壞人，卻領導力薄弱，連重新整合藍營，將國民黨再度合一都辦不到，儘管手上有大量的黨產資源，但是依舊欲振乏力。在意識形態上，幾乎完全空白，儘管國民黨的組織在當時依舊龐大。

馬英九擁有很好的機會，在選舉中獲得大勝，但是這個人私心自用，只看到自己的團體，卻不顧及整個黨的利益；只想到自己的歷史定位，卻不想想中華民國的前途。所以馬英九一上台，就向李登輝路線輸誠，將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以及意識形態的教育部長的位子，都給了綠色人，並且幾次親自登門拜訪李，日後絕口不敢說一個字。所以，馬英九有權力的時候，是將整個國民黨機器晾在一旁，他的行政院長不是中常委，他所有重要的幹部大多不來自國會。簡單說，馬英九的八年並不是國民黨執政，而是馬團隊執政。

所以這樣看來，一個沒有中心思想，喪失靈魂的政黨，如何能再回中央執政？最多就是在地方選舉以及議會層級有一些斬獲。國民黨2024之後，很可能將確定「去中央化」，以後只是一個鬆散的地方結盟，不再有執政的能力。

民進黨長久執政的格局，實際上就是台灣本土化的最終結果。但是很不幸的這種本土化，是本土化的可行方案中最不健康的一種，因為是建築在族群主義之上，而非真正的公民社會以及中華文化的土壤。故其內核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幽靈，而外部則完全服從美國帝國主義的領導，一切以美國的利益為依歸。再說明白一點，民進黨的長久執政，也就是開啟台灣第二次殖民時代，只是這一次在島上有一群代理人，不需要美、日在明面上派一個總督，如此的差別而已。

台灣再次的受到殖民，由殖民的代理人，也就是綠色政府，來負責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