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是表面上的整齊清潔，生活安順
日本的退休老人許多是無以為生
有的退休後打零工，打到遲遲行走的七八十歲
有的故意犯下商店行竊的輕罪入獄，換得免費食宿
有的在郊野處搭建蓬屋居住，成為流浪族
被稱為「下流老人」，指經濟上的下端貧困

不過比起美國的街頭流浪漢，帳蓬族
1）他們隱藏在郊野，不在城市大街上
2）他們談吐彬彬有禮，沒有美國流浪漢的粗暴危險
3）他們的帳篷比較寬敞，勉強像個貧民戶

看起來中國真是比較安康的國家

去了趟日本，走走停停，沒有跟團，感覺很輕鬆，異國的氛圍，會有著不同的思維，就我個人的觀察，淺談一下，日本的一些面相。

日本這個民族，感覺上，表面應對有節，彼此客客氣氣，微笑著招呼，表現的含蓄而溫柔。而在內心深處，卻又呈現著傲慢和不屑，也許正嘲弄著打招呼的你，他們的禮貌感覺只是個形式，做作又執著，久了就不會感動。

日本人，由於氣候的變化無常，地形的崎嶇貧瘠，生活的掙扎奮進，天生的傷感不安，對生命短暫的無奈，像櫻花的綻放，在最美的刻時凋零，是他們的嚮往。我們從他們的文學中，可以感受到對死亡與美的歌詠與追求。

然而日本人卻又好鬥而自大，桀驁又叛逆，我們從他們的歷史中，戰國大名間的征戰，豐臣的侵略朝鮮，軍閥的發動二戰，可以看出其窮兵黷武，狼子野心的另一面。

這種矛盾的雙重性格和強烈的壓抑，對命運的無常和不安，註定了悲劇的旋律吧。

日本人多禮，這是公認的事實，然而過度就成了矯情，法國漫畫家皮爾畫的日本風情，就有這樣的情境。兩個日本人道別，互相90度的彎腰鞠躬，走了幾步，又回頭彎腰，再來個90度的鞠躬，如此走走停停，最後最誇張，竟然，互相用望遠鏡遙望，然後再90度彎腰鞠躬…這是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如此的多禮，令人莞爾。

日本多禮的延伸，就形成他們的特殊的曖昧文化，過份的替對方想，不直接的表達或拒絕，不會說「不」只說「沒有很好…」聽他們說話不能單從字語中來了解意思，必須觀察他們的表情和眼神，才能判斷真正的意向，與日本人交朋友真的很累。

據說，在自殺率最高的日本，就是看透了生命，選擇結束人生，也要選搭星期五的最後一班夜車，去赴死亡，為了怕影響白天的正常上班。如此替人設想的日本民族，可謂將「多禮」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日本這個民族也有很多的優點，值得我們學習，像對文化古蹟的保存，無論城市鄉村，乾淨整潔，日本人的守法，也是令我們感佩。而無論在捷運或餐廳，處處可見拿著書本，安靜閱讀的人們，耐心排隊守秩序的人龍，更是令人感動的景象。

日本的茶道花道，都細緻而有法度，有其風格和傳統，但總覺得過度的注重細節，過程太繁文縟節，而忽略了飲茶、賞花的本義了。

中國人講中庸，無論喝茶賞花，皆師法於自然，寓禮於生活，注重本質而不講虛飾，還是中國的自在從容、雍容大度的好，我是這麼的認為。

說真的，要觀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其實並不容易，我也只是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膚淺的說說自己的一些看法，貽笑方家勿怪，就當做茶餘飯後，博君一笑吧！

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在白宮舉行高峰會，聲明強化美日軍事同盟應對中國的挑戰，並關心台海的和平穩定。日本跟定美國對抗中國，頗符合日本媒體人和作家野島剛出版的《中國的執念》([1])一書的內容。

書中大肆批評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大陸對台灣和香港的態度和作法，並且主張日、台、港，和整個亞洲，都應該同聲一氣，跟隨美國對抗中國。中文書名裡用了「執念」一詞，筆者認為應該回敬給作者和日本，適合表達他們對兩岸三地的偏執態度。

全書的主旨為，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後獲得日本和世界的青睞，持續發展進步，但是從大約2014年開始，中共對台灣和香港愈來愈獨斷及使用國家暴力，使得大陸和台、港的心靈距離愈來愈遠，而中國不再受日本的歡迎。

中共對台、港的政策取決於彼此的互動，作者全歸咎於中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假使不是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並且「去中國化」、「倚美謀獨」，大陸何須軍艦軍機不時環繞台灣警告台獨？假使不是香港人搞出類似「顏色革命」的「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尤其後者用上很多街頭暴力，大陸怎會制定《香港國安法》用上國家暴力？

台、港和大陸的心靈距離本來就很遠，不必歸咎於大陸政策，因為台、港的最近一次大量移民大多因為逃避中共而來，而每個地方的教育和媒體都有封閉性，因此意識形態是不易改變的，反共一直是台、港的主流。現在香港正重建其教育和媒體環境，二十年後將能與大陸心靈融合。至於兩岸的融合，還難以開始啊！

日本人大多變得不再喜歡中國，中共對台、港的政策只是次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逐漸強大讓日本人感受壓力，以及在中美競爭之下，日本人相信其主子美國對中國的抹黑。

對於台灣，作者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曾統治過台灣，卻避而不提，二戰後日本把台灣交還給繼承清朝的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被聯合國認定，繼承中華民國的中國政府，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擁有台灣的主權，是有根據的。

對於香港，書中說「香港就歷史學的角度來看，遠遠稱不上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理由是「香港開始被認知為香港，是在1842年因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之後的事情。」確實香港在割讓給英國之前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但即使沒有名字也不影響它是廣東的一部份，屬於中國已經上千年。

作者的說法與台獨、港獨類似，卻聲稱：「本書不是鼓吹台灣獨立或香港獨立」，是自欺欺人，還是欲蓋彌彰？

美日峰會和野島剛的書呈現日本跟隨美國對抗中國的執念。1980年代後期，美國在盟邦日本背後插刀，一舉搞垮當時如日中天的日本經濟，讓日本失落三十年（參見《日本失落三十年－美日同盟如何互相對待》）。日本不記取教訓，仍要做美國的走狗對抗中國，準備作砲灰嗎？這樣的國家看不出有何前途可言。

[1] 野島剛《中國的執念：日本資深媒體人野島剛解讀習近平強權體制下的台灣及香港》今周刊，2023。（新中国論：台湾．香港と習近平体制，2022）

台獨把中華文化完全等同於專制和權威，慶幸台灣在日本現代化的統治和教育下，清除了陳腐的中國封建遺毒。

其實日本自己國內教育的核心精神是〈教育敕語〉，充斥著所謂「克忠克孝、仁愛信義、皇權一系、遵憲守法、恭儉律己」的「皇國之道」，強調「絕對服從的品行」，等於就是青出於藍、紅得發紫的中國封建思想的鞏固版。

日本規定台灣要與日本一樣，把「御真影」（天皇夫婦的玉照）與〈敕語〉共同擺放在學校的「奉安殿或奉安室」。師生早晚要向「御真影」與〈敕語〉行最敬禮，背誦「我們為大日本帝國之臣民，誠心感謝」之類的語錄。

在國定紀念日的儀式中須指派專人（通常是校長）先把〈教育敕語〉與「御真影」高舉過頭表示尊敬，接著必須以捧讀方式宣讀一遍。

即便在戰爭末期台灣受到空襲時，學校首先必須要保護「御真影」、〈教育敕語〉與其他天皇詔敕的謄本，其次才是學生們的安全，即使是小學孩童。

1898年後藤新平任台灣的民政長官，是總督兒玉源太郎倚重的得力助手，對他言聽計從。後藤新平就主張：「對新附民（台灣人）漫然輸入文明，養成動輒議論權利義務之風，會招致不測之弊害。」

日本對台灣人的教育，在表面上是要同化台灣人，但實質上並不想使台灣人成為日本人。而是從兒童開始，透過所謂「修身課」的講授和灌輸，貫徹〈教育敕語〉的旨意和目的，使台灣人成為勤勉服從，「敬拜天皇，義勇奉公」的附庸民。

台獨卻五體投地歌功頌德，感恩日本帶給台灣進步的現代思想。其實台灣所接受的思想只是現代生活上的規矩，僅是表面形式，為了便於日本順利進行殖民統治而已。毫無半點反傳統、反封建，自由民主的現代內涵。

比之中國古代的尊君思想，日本人把天皇當神拜的封建程度可說是強烈到了極點。難怪在「修身課」的奴化洗腦下，會產生認日本為祖宗，在二二八的反華暴亂唯恐後人的許多青年學生和台籍日兵。

總之，台獨為了媚日反華，曲解真相變造歷史不遺餘力，顛倒是非、拜鬼為神，連日本酷烈至毒的封建思想都能美化為現代文明。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石川縣的縣廳所在地是金澤市。
八田與一是金澤人，
在台灣做了什麼？怎樣的傷天害理。。。可能得到這樣的報應。。。？

日本人相信怨靈，如貴族平將門之冤，學問之神菅原道貞之冤
台灣人當年在嘉南大圳建設上的怨靈有多少。。。
八田與一啊，這個金澤人。。。與其所出身的，那廣大無知的金澤的、石川縣的人們，如果這大大地震是報應，真是太可憐了。。。

當年，八田在我們島上為了充分宰制我先民
先後在桃園台地與嘉南平原
就是當年曾經發生北埔革命事件與焦吧哖革命事件的兩地區
選定砂質不適合大圳建設的兩地區，開設大圳

建築期間強制運作，土地無償徵收，沒有作物補償，更強制收取五年水租，完工後，日警透過保甲連坐法強制我農民負責所有圳道每天的清淤工作，因而形成「大圳咬人」與「大圳吃人」的慘事。。。也就是我們至今仍然流傳於社會的，那條讓農民深沉哀傷的「透早就出門…為著顧三頓」的『農村曲』。。。

當年報章上曾留下無數的悲慘報導──在「台灣新民報」之新聞頗多，例如，
「組合只懂收水租 那裡管到田無水」〈1930/9/6〉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為對抗嘉南大圳 將組織地主會」〈1930/9/27〉
「善化六分寮業主 抗納嘉南大圳水租」〈1930/9/20〉
「嘉南大圳水租的繳納成績依然不好」〈1931/2/28〉
「嘉南大圳處置不平，關係地主提出訴願」〈1931/4/11〉
「憤理事者亂暴，大圳議員組懇親會，嘉南大圳前途黯淡」〈1931/6/13〉
……等等。

至今還留下了我島農村地主所怨訴的──
『開工之前，我們就先被徵收五年水租，做為建設烏山頭堰堤的經費，水還沒看到就先繳錢。直到……大圳完工，又得在各地挖小圳，水租仍一直徵收，到那時魚塭送日本人都不夠繳租了。大圳啟用之後，日本……下令凡魚塭地都填起來種稻，本來我家的地都是魚塭地，多少都還有收成，一改成種稻，以前沒有經驗……就歉收，延續好幾年都如此。就這樣又要繳水租，漁塭填成稻田也要花錢請工人……家道逐漸中落。』可參見於「侯吉定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五，中研院近史所，頁385~386。

偉大的大圳完工之後，宣傳很偉大；然而，完工的次年，我島上的平均死亡年齡卻下降到日殖五十年來的最低點21.5歲；既使後來1939年號稱產業進步，我島平均死亡年齡也只有22.7歲；距離1908年的平均死亡年齡27.2歲，低落近4.5歲。。。那是多少人被冤死，我島增加多少冤靈的結果。。。？

我們深刻同情石川縣的無辜死者們，受難者們；建議東京與金澤的當事者，深刻檢討當年那樣讓我島民成為冤靈的政策，鄭重向我悲慘的先民致歉。。。

您的朋友，關心中日友誼，同情日本冤靈的公民教師譽孚敬白

前幾天看到一些有趣的，關於一些中國與日本歷史人物的身高。

日本戰國時代的紀錄，大部分都說織田信長身材高大，所有的人見到他都讚嘆宛若巨人。但是我們根據今天他所留下的鎧甲、衣物等等來進行推估，他的身高最多就是170。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像當時日本人的身高到底是怎麼回事。另外，同一時期的將領，例如本多忠政，竟然身高只有145。

山本五十六，這位留學美國哈佛的日本聯合艦隊提督，也被當時許多記錄稱之為相貌堂堂的大丈夫。但是根據他在日本海軍士官學校所留下的體檢紀錄，他的身高只有159。你就可以想像，當年他擔任日本駐美武官時期的好朋友，後來的對手尼米茲（日耳曼裔）身高將近190，這兩個人在一起的畫面真的很有趣。不過，戰後日本的身高急遽攀升，現在20歲的男人已經到了174，可說改良成功。

後藤新平。這位對台灣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日本殖民地官員，當時在日本政界有一個綽號「長腿」。可是，大家知道他的身高多少嗎？164。所以在當時的日本社會，164的男生就已經是標準的高個子。如果，在今天的綽號，恐怕就是短腿。

近代的中國人物身高如何？大部分也不高，孫中山留下的紀錄大概就是160，但是他跟當時的人的合照，感覺也不算矮小，那時候的男人平均差不多就這樣。黃埔軍校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胡宗南將軍，當初差一點因為身高不夠，無法進入黃埔軍校，身高158。民國時期的狗肉將軍張宗昌，綽號長腿，身高超過180，這就是標準的山東大漢，還有另外一個北方人祖籍河北的張作霖卻只有156。而南方的重要人物，例如籍貫浙江的蔣百里，身高166，在當時來說已經是很標準的。不過，在晚清高個子的代表是安徽人李鴻章，綽號雲中鶴，根據洋人的目測至少180，所以他跟身高190的俾斯麥站在一起，並沒有遜色多少。

那國民黨跟共產黨的人物呢？汪精衛的身高也不突出，在照片中跟孫中山差不多，頂多就是160多一點，與蔣介石站在一起顯得非常矮小。那老蔣多少呢？他在日本讀軍校的紀錄是169.5，這個在當時中國已經算是高個子了，不過後來他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期的身高紀錄是172，大概當年在日本的時候測量的年齡是19歲，然後又長高了一些吧。而毛澤東的身高過去大陸官方的宣傳是183，但是只要拿在重慶時期與蔣介石的合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應該跟他身邊人的回憶差不多，頂多175左右，這在當時已經算是鶴立雞群。所以老蔣與老毛，在當時的中國都算是高個子的男人。至於，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鄧小平先生，根據他身旁的人說大概不到155。

最英俊挺拔的，筆者認為還是擔任過清華大學籃球隊隊長，也是當時中國男籃代表隊的成員之一，孫立人將軍。他的身高是182，標準的帥哥。

日本媒體將李登輝列為中國歷史人物。李老先生的女兒李安妮女士為何要對此感到生氣？

日本的官方立場從來都很清楚，那就是一個中國政策，而李老先生活著的時候最高職務是中華民國總統，開始公開鼓吹台獨是在總統卸任和組建台聯之後，那怕1999年的兩國論實際上只是打擦邊球而已。1996年當選總統，還在說自己是中國人，要完成中國統一。他，在位期間實際上連喊台獨的勇氣都沒有。

李老先生死了，還要葬在五指山國軍公墓。以李家的財力，難道連塊墓地都買不起嗎？還要繼續埋在中華民國國軍的國立墓葬區，那不是中國人，又是甚麼人？在位時不敢喊台獨，下台後鼓吹台獨還被陳水扁嗆「辦不到就是辦不到！」，真是他這一輩子沒有中心思想下的鮮明寫照。

事實上，安妮女士最該抗議的，應該是日本人何以不將李登輝列為日本歷史人物？照李的理論，台灣人1945年之前算是日本人，所以他自己也說是日本人。結果，今天日本人不要他，這才是真正的悲哀。

李老先生說，他的哲學之一是「我是不是我的我」。其實，自己是什麼，自己應該是很清楚，不過是不敢面對罷了。他少年時想當日本人，後來出賣中共當了中國人，然後取得大位又開始認為自己只是台灣人，然後又偶而意淫一下日本人。儘管他只要說到日本就會深情款款，無限依戀，但在死了之後，日本人卻不要他，又把他打回去做中國人。

過去，筆者也多次論述過李登輝。他在精神上是舊日本帝國的最後皇民，他有比當今日本人更古樸、原始的日本人的驕傲與認同。但悲催的是，這個舊日本已經在1945年灰飛煙滅，甚至連幾縷幽魂都日漸消散，只能在歷史的塵埃中供人憑弔。李老先生的負隅頑抗，不但救贖不了自己，實際上也把台灣帶上一條虛無主義的道路，貽害無窮。

所謂的「和制漢語」完全是台獨日奴編造的謠言。

1607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的《幾何原本》，首先釐定了“幾何”這個科學名稱，並創制了諸如“點”、“線”、“直線”、“平面”、“曲線”、“對角線”、“並行線”（平行線）、“直角”、“鈍角”、“三角”、“面積”、“體積”、“相似”、“外似”等等新詞彙，引進了西方科學的新概念；《幾何原本》也列入在康熙帝的《古今圖書集成》中。

1613年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也創制了如“平方”、“立方”、“開方”、“乘方”、“通分”、“約分”等等新詞。

1602年利瑪竇為李之藻印製的《坤輿萬國全圖》撰寫的總論和各部分說明，釐定了“地球”、“南北二極”、“北極圈”、“南極圈”、“五大洲”、“赤道”、“經線”、“緯線”等等一批地理術語。

利瑪竇和李之藻合著的《渾蓋通憲圖說》中出現了“天體”、“赤道”、“子午規”、“地平規”、“天地儀”、“地球儀”等天文地理術語。

1627年葡萄牙人傅訊際和李之藻合譯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名理探》就出現了“明確”、“解釋”、“剖析”、“推論”等詞。

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於1623年譯著的《西學凡》和《職方外紀》二書，已經創制了諸如“原罪”、“采取”、“處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學”、“地球”、“大西洋”、“熱帶”等詞彙。

在中國人士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馬禮遜、丁韙良、傅雅蘭等譯著了諸如《萬國公法》、《佐治芻言》、《微積溯源》、《三角數理》、《電學》、《聲學》、《光學》、《以太說》、《地學淺釋》、《化學鑒原》、《公法總論》、《幾何原本》後九章等等西方書籍文獻。

美國傳教士丁韙良譯著，於1864年刊行的《萬國公法》，就釐定了遺產、慣行、關涉、管制、限定、權利、交戰、固辭、國權、遵守、臣民、專管、宣戰、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誼、維持、異邦、會議、管轄、議定、權威、權利、公法、國政、國法、國民、戰時、戰爭、法院、盟約等新詞，並傳入日本，被日本視為國際公法範本。

之後日本於1866年出版的《畢灑林氏萬國公法》和1868年出版的《泰西國法論》採用中國《萬國公法》相同的法律詞彙術語達250餘例。

傅雅蘭等譯著，並由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於1885年出版的《佐治芻言》，創制新詞涉及面頗廣，如數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等學科名稱至今仍被沿用，創作了“執照”、“國債”、“銀行”、“資本”、“價值”、“物價”、“公司”、“股份”、“工資”、“巡捕”、“空氣”、“機器”、“鐵路”、“汽車”、“紡織機器”、“煤氣”、“自來水”、“自來水公司”、“自來火”等等詞語。

《佐治芻言》也首次提出了“動產”、“不動產”的概念，稱“動產”為“能移動之產業”，“不動產”為“能傳授之產業”，並多次採用了“資本”這個詞，提出了“資本”的概念：「所謂資本者，不弟錢財已也，凡值錢之物，如舟車、房屋、鐵路及寶石之類，皆可謂之資本。」可當時“資本”一詞並未被國人採用，嚴復、梁啟超等均採用“母財”，後來才被傳到日本的所謂日源漢字“資本”所取代。

《微積溯源》中釐定了變數、函數、微分、積分、系數、極大值、極小值等術語。《電學》釐定了電極、電線、電鐘、摩擦生電等。這些書籍都傳到日本，其中的漢語新詞也隨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語中去了。

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創建的墨海書館，中外人士合作譯著刊行了《大美聯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編》（1855年）、《續幾何原本》（1857年）、《植物學》（1858年）、《代微積拾級》（1859年）、《代數學》（1859年）、《全體新論》等書籍，釐定了圓錐、曲線、軸線、代數、微分、積分、系數、橢圓、級數、常數、變數、植物學等等一批術語，並傳往日本，為日本人所採用。

1844年美國人在澳門開設的花華聖經書房，1845年遷往寧波，1860年遷至上海，改名美華書館，印刷出版了幾十種自然科學書籍，如《萬國藥方》、《格物質學》、《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心算啟蒙》、《五大洲圖說》、《地理略說》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書會，為當時諸多大學堂編譯教科書，如《圓錐曲線》、《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學揭要》、《西學樂法啟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學衛生論》、《熱學圖說》、《植物學》、《代數備旨》等。

1822年出版的由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纂的《華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經將“使徒”、“鉛筆”、“消化”、“交換”、“審判”、“法律”、“水準”、“醫學”、“自然的”、“必要”、“新聞”、“風琴”、“演習”、“半徑線”、“精神”、“單位”、“行為”等詞彙與英語進行了對譯。

之後，1844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編纂的《英華韻府歷階》將“文法”、“新聞紙”（到現在日本的報紙還稱為“新聞紙”）、“金剛石”、“內閣”、“領事”、“碼”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48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編纂的《英漢字典》將“直徑”、“本質”、“知識”、“機器”、“幹事”、“物質”、“平面”、“白金”、“偶然”、“教養”、“交際”、“天主”、“默示”、“同情”、“小說”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

1869年間出版的由德國傳教士羅存德編纂的《英華字典》將“園藝”、“侵犯”、“蛋白質”、“陽極”、“映像”、“副官”、“銀行”、“麥酒”、“公報”、“想像”、“碳酸”、“陰極”、“克服”、“保險”、“白旗”、“自由”、“文學”、“元帥”、“原罪”、“受難”、“原理”、“特權”、“宣傳”、“右翼”、“法則”、“記號”、“隨員”、“寒帶”、“熱帶”、“噸”、“戀愛”、“讀者”等等詞匯的漢英對譯。

1872年美國傳教士盧公明編纂《華英萃林韻府》將“電報”、“電池”、“光線”、“分子”、“民主之國”、“地質論”、“物理”、“光學”、“理論”、“動力”、“國會”、“會議”、“納稅”、“函數”、“微分學”、“代數曲線”、“沿海”、“羅盤”、“閃電”、“午線”、“拋物線”等等詞彙的漢英對譯。這些辭典都東傳日本，被日本各種英和、和英辭典的編纂所借鑒，為日本學習西方的思想、科技，創造新詞彙，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自己開辦翻譯機構，如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海軍衙門、稅務總司、京師大學堂編譯館、上海的南洋公學、湖北官書局、北洋官書局等。據統計，僅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從1855年（咸豐三年）到1911年（宣統三年）近60年間，共有468部西方科學著作被譯成中文出版。其中總論及雜著44部，天文氣像12部，數學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譯之書內容廣泛，包括算學測量、汽機、化學、地質地理、天文、航海、博物、醫、工藝、造船及水陸兵法等共180種。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學名詞，都是江南製造局及翻譯館最初定下來的。

日本目白大學陳力衛教授也證實：「當時日本外務省官員柳原前光曾將江南製造局所譯的書籍十數種購回日本，用作教科書和同類學科書籍翻譯時的參考。」「據調查僅19世紀出版的漢譯西書就有155種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過加注釋、加日文翻譯解釋等程序後，其中的‘漢語’詞便也隨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語裡去了。」

事實證明許多所謂的“日語外來詞”，都是“出口轉內銷”的“中國產品”。即使沒有日寇的日語外來詞，中國人照樣可以翻譯西方科學文獻，中國人照樣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照樣可以做實驗報告、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