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一是經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曾擔任不少政府高職。2021年1月20日,他在上報 和yahoo!新聞 同時發表《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文中點名批評另一位中研院院士、政治學者朱雲漢在為中共搽脂抹粉,形成令人矚目的院士交鋒。
朱敬一院士在經濟學方面的能力和貢獻令人欽佩,但是他這篇文章卻多基於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成見,而缺乏學術的客觀和嚴謹。
朱敬一院士的意識形態和成見清楚呈現在:『民主國家隔離防疫,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所謂「維穩」,又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
同樣要防疫,朱院士認為,民主國家的居心是好的,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中國防疫的居心則是壞的,是維持統治者的權力、利益。這樣說有何公正性、客觀性?誰能看透政治人物的內心?政治人物都自稱要提升人民福祉,但也想要維持自己的權力、利益,不是嗎?評斷政治應該看政策內容和執行成效,而不是任意揣度其居心。朱院士不可能不了解這點,只是意識形態和成見太深所致啊。
中國大陸最先使用「維穩」一詞,「維穩」於是被反共反中者汚名化。「維穩」是維持社會穩定。哪個國家不想維持社會穩定?尤其疫情使很多國家都人心惶惶,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此時「維穩」當然有益於人民福祉,怎會是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政策是好是壞,各人觀點可能不同,但是要說多少人死於這些政策根本是無稽之談。除了極少數人被政府處決,或許可歸於政府政策,絕大多數人的死亡都不可能被判定及記錄是否歸因於政府政策,這樣如何能統計出多少人死於政府政策?朱敬一院士隨意指控中共政策造成至少六千萬人民的死亡,只顯示他的意識形態和成見。
其實這三十年間,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大幅提升到接近67歲(如下圖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因此朱院士的指控更是令人難以相信啊。
中國的效率勝過歐美,而防疫更遠勝歐美。朱敬一院士不得不承認這點,但是堅持效率不重要:『一個組織架構除了「效率」面,還有本質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問題要關照。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所說,「要不要為經濟政策效率而犧牲自由」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民實踐自由」;實踐自由是目的,發展經濟其實是手段。』
朱敬一院士的說法真是強辭奪理、不知民間疾苦。像印度那樣貧窮又沒效率的國家,人民(除了少數富人)有何自由可言?2019年,中國國內旅遊人數達60億人次,而入出境旅遊總人數達3億人次,中國人不自由嗎?中國人所擁有的自由與歐美或許有些差異,但是差異實在並不大。
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在八十年代末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陣營」已獲得勝利,而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然而2014年,福山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其先前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上「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能力」或「效率」怎會不重要?朱院士基於意識形態,就是要貶低中共而已。
朱敬一院士是優秀的學者,面對學術問題時他無疑是客觀理性的,然而面對對岸政治時他就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與一些偏激反共的網民無異啊!中共執政多年,不可能沒有缺失,不是不能批評,但是批評要公道,不應基於意識形態和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