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馬前總統的一封公開信 | 談璞

馬前總統您好,我是一個在上海執業的台胞中醫師。2008年及2012年曾回台投票給你。

我自幼生長在台灣,四十歲後才來到上海,至今十餘年。

在這裡,我參觀過洋山港不止一次,也搭乘高鉄數次,深知它們的便利。如我這一代民國五十多年出生的台灣人都該很清楚,這其實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東方大港」和「全國鉄路網」的計劃。我人住在浦東,每天劃一劃手機,就能買到東北産的大米或山東的花生油,不消幾天就能送上門。這就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説的「貨暢其流」。

您現在也看過了洋山港,也搭乘過了大陸高鉄了,應該明白我的感受。

每當我前往上海市的孫中山故居時,都會在心裡默禱向他報告:「您老人家的夢想計劃,現在都實現了!」雖然,是用了跟當初預想的不大一樣的形式。數年前當我聽到習主席說出「我們是孫中山精神的正統繼承者」時,心裡真的很高興。

我從來沒入過任何黨,充其量只是個欽佩孫中山先生的仰慕者。

在台灣時,我親眼見過國民黨分裂出新黨,然後又分出了親民黨。雖説是分家,但也沒有敵對到不能談和合作的地步。
畢竟原本都是一個團體,景仰追隨過同一位精神領袖。
回顧歷史,共産黨與國民黨之間又何嘗不是如此?

人微言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而已。
但幾百萬藍營選民裡,有類似我這種看法的,肯定也不會少。


寫給反共藍和華獨的支持者 | 林羽成

我的身份是中華民國國民,一個普通百姓,無任何公職在身的被統治者;我沒台胞證,至今為止從未去過中國大陸。

我知道在反共藍和希望永遠維持現狀的你們之中,有很多人非常討厭中共甚至很恨中共,可是我不明白的是,是甚麼原因造成了你們產生這樣的情緒?照說一個人如果會對某人、某團體或某件事情產生喜惡的情緒,大多是因為有過相處接觸或經歷後才會發生的心理反應,可是在台灣的我們大多數都沒有和中共接觸的經歷,更沒被統治過,那麼這個厭、恨從何而來呢?難道學校教育和媒體長期的反共洗腦真的有這麼大的影響嗎?

可是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似乎卻又並非如此。我50年次屬牛的,今年60歲了,是一個從小受蔣介石反共愛國教育,在眷村長大的外省二代;也曾被灌輸過中共曾經發生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等壓迫百姓的事件,以及大陸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裡等待我們解救等等這些洗腦資訊;六四更是在國際上被每年拿出來複習”萬惡的中共政權”;及至今日諸如大陸人沒水準(大聲喧嘩、隨地吐談、上廁所不關門…)、大陸貨沒品質(假貨、山寨、偷工減料、豆腐渣工程)、中共獨裁專制、高官貪汙腐敗、沒有民主選舉、沒有言論自由、沒有人權法治…等洗腦訊息,依然在台灣民間社會廣為流傳;而我並沒有因此就厭恨中共,我還是愛用華為手機,還是會上淘寶買東西,還是愛看陸劇、聽隔壁老樊的歌。那是因為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都是過去的事了!

今日的中共政府和大陸人民經過多年的努力,從一窮二白、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很快依序超越當時領先世界的諸多經濟強國,加、意、法、英、德、日,成為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他們已經改善了、進步了,甚至超越了我們和許多歐美先進國家。我相信其實你們也幾乎都知道,只是嘴上不願承認罷了! 

至於說中共沒有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我認為每個人的想法和需求不同,而我只是一個普通小老百姓,我不認為它們是生活必需品。況且當今的民進黨和美國川普的作為,早已把自由民主神教的虛偽外衣扒光了,你們還認為它們是所謂的普世價值,每個國家都該奉為圭臬膜拜他們嗎?再退一步來說,兩岸統一施行的是一國兩制,台灣地區依然可保有你們嚮往的現行民主自由制度,不是嗎?這可是中共對台灣百姓政治上的尊重與善意,實在不應成為你們產生厭、恨的原因呀!

或許你們有些人的祖輩父輩曾經受到過共產黨的迫害,因此對中共產生了恨意,可是畢竟這是國共內戰造成的大時代悲劇,且並沒有對你們本人有過直接傷害;當大多數的加害者與受害者都已逐漸凋零了,我們還要把祖輩父輩時的仇恨延續下去嗎?

以我父親為例,他十來歲時,在江蘇老家是國民黨剿匪部隊和共產黨部隊你追我跑、你走我來的情形,他曾被共匪(父親改不了口)鬥爭,也曾被拉去陪斃(應斃三人,拉七人排列,槍響後才知誰是死刑誰是陪斃),這個陰影使父親在開放大陸探親好幾年後才敢成行,後來親人相見,對共產黨甚麼仇恨都沒了。我因為工作關係從未陪他回去過,只能聽父親回來敘述親人相擁而泣的情景,頗感遺憾。

再強調一次,我們只是普通老百姓,中共從未統治過在台灣的我們,也就是說我們所知道的中共暴政從未加諸在我們身上。今天大陸百姓95%滿意他們的政府,而我們卻在仇視中共政權真是不知伊於胡底。

如果你們厭恨中共是因為你們認為,中共要消滅你我所熱愛的中華民國,那我想請諸位先回答自己两個問題:1.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鬥爭是中國內戰還是外國入侵?2.你認為你應該参與這場鬥爭嗎?如果1的答案是"内戰",那2的答案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不應該"。所以很明顯的,你我所謂的熱愛中華民國其實是築基在外國入侵時,如日本侵華我們會羣起抗戰,而對國家內戰,身為百姓的我們絶對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既然如此,只是一個普通百姓的你我,為何要去仇視厭恨內戰中的另一方中共政權呢?當內戰結束、國家統一,大家還要携手一起共同重整家園,不是嗎?

以上拉拉雜雜的寫了那麼多,無非只是想向在台灣的普通百姓述說一個概念:國家統一才能成就我們百姓所希望得到的最美好幸福!請想想,如果今天两岸統一了,我們會被强迫吃到萊牛萊猪嗎?統一很好,一點也不需要恐懼!

看《覺醒年代》的悲痛 | 盛嘉麟

看完《覺醒年代》共43集,每集會自動接下一集,受益良多,尤其是對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等幾位主角人物有了更多的認識,尤其補充了對陳獨秀、李大釗過去認知的不足。看完後去研究了這些人的生平,倍感悲痛。

《覺醒年代》: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1jWWSnBYMY&t=780s

陳獨秀熱愛國家,恃才獨行,注定了他不可能成為有權勢的政治領袖。他在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之間翻來覆去,一度又成了蘇聯共產裡的托洛斯基派,一度奉令加入國民黨,變化太多,樹敵太多,指責太多,一生坎坷起伏。最後他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的共同敵人,1932年以「危害民國罪」判刑13年,囚禁在南京。1937年抗戰爆發後提前獲釋,不久貧病交加的陳獨秀在四川江津病逝,享年63歲。

(在習近平任內,陳獨秀已經平反,追認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物之一,功在國家。2013年,習近平說,陳獨秀大力宣傳並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

更悲痛的是陳獨秀的兩個優秀的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和父親一樣的熱愛國家,廿歲時雙雙以勤工儉學留學法國,都加入共產黨擔任重要職務,兩人都被國民黨逮捕殺害,得年只有29歲、26歲,怎不令人落淚?

李大釗如此勇敢、愛國、優秀、有學問、有領導力的社會運動領袖,北大圖書館主任,竟然不容於軍閥張作霖,以莫須有的罪名絞刑處死,得年僅僅36歲。

看到今年共產黨建黨100年帶給中國的強大盛世,百年前這些英勇共產黨人的犧牲奮鬥,不負他們堅持的信仰。

陳獨秀、李大釗

中共建黨百周年紀念日 | 謝芷生

筆者每週四至五都會為讀者寫一篇有關兩岸的拙文。剛好這個星期四是七月一日,碰上了中共建黨百周年紀念,這在大陸是個重要的節日,會舉行一連串的紀念活動。為什麼大陸人民會如此重視這個日子呢?這不僅是因為“逢百”這樣一個重要的數字,而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有著緊密關係。

大陸有首幾乎人人都會唱的歌曲,叫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詞令人不禁進一步想到,若沒有新中國的成立,今日的中國人民會是什麽處境呢?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了西方帝國主義的欺凌壓迫,可謂水深火熱,暗無天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社會主義的引入,改變了中國與中國人民的命運,因此它是有著特殊意義的。如果新中國的成立與否,根本不關中國人民的痛癢,那麼它就與歷史上出現過無數次的改朝換代,沒有什麼兩樣了,如此則中共的建黨,也就沒有什麼值得慶祝的意義與價值了。

最近筆者一口氣把大陸拍的一部電視連續劇:“覺醒的年代”看完了。原並不想花太多時間去看連續劇,但這部片子看了個頭後,就被吸引住了,要想停止不看,已感欲罷不能。片子敘述的內容,筆者並不陌生。許多還是筆者常在拙文中提起過的,然而仍發現到一些過去並不完全瞭解的史實。筆者必須說,一部歷史片,還帶有政治性,能拍得如此生動感人太難得了。片中的每個角色都演得很好,哪怕是一個小小的配角都很稱職,確實可喜可賀。

這部電視劇介紹了“五四運動”發生,與中共建黨前後的時代背景。許多重要歷史人物,如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等,即使對來自臺灣的人,也耳熟能詳。尤其鑒於存在於台大與北大間的歷史傳承,使人對當年發生在北大的歷史事蹟,頗感親切。而曾擔任過臺灣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去世後就葬於該院旁邊。在看完整部電視劇後,筆者才發現,自己過去對陳獨秀的認識還是不足的。希望讀者們也能抽時間看看這部電視劇,就當著學習歷史吧,是很值得的。

不論我們的觀點如何,對本片中的歷史人物,只要是參加了新思想的啟蒙者,對中國脫胎換骨的追求者,或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奮鬥者,不論他們當年的主張有何不同,都是值得後人欽佩的。我們又何忍再對他們評頭論足呢?最可悲的,還是那些對國家民族前途既無感又不關心的人。

筆者對中共與大陸的好感,非自今日始,已有相當時日了,甚至在離開臺灣前就如此了。為什麽會這樣,筆者也說不清楚,或許是出於第六感吧,也為此付出了不少代價,包括對家人的牽連。

筆者有位台大的老同學、好朋友,我們幾乎是同時到德國留學的。他就是胡適的崇拜者、信仰者,對筆者支持大陸的立場很不理解。1973年春筆者與幾位保釣同學同去大陸參訪,令他受到很大刺激與震動。回德後我們曾有過一次長談,他無法說服我,我也無法證明,我的主張是正確的。當時尚處於文革期間,大陸種種確是乏善可陳。他不但是胡適,還是去世多年美國總統甘迺迪的崇拜者,他信仰的還是西方民主法治人權的那套理論。後來他回到台大教書,可惜英年早逝。我是多麼希望,他能看到今日大陸取得的成就,尤其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他應會同意,我的認識與主張還是正確的,即只有中共與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也有人說,筆者對中共與大陸的認識是偏頗的,把它們理想化了。其實以筆者的年齡,早已過了浪漫幻想的階段了,即使迫切希望國家能儘快富強起來,也不至於用幻想來美化它,以求自我陶醉。我們對中共與大陸的觀察認識,是從實際出發,以動態的方式,不但從縱的方向、也從橫的方向去比較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因此確認了它所做出的貢獻。

駁《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 | 郭譽申

朱敬一是經濟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並曾擔任不少政府高職。2021年1月20日,他在上報yahoo!新聞同時發表《朱敬一:誰在為中國共產黨搽脂抹粉?》,文中點名批評另一位中研院院士、政治學者朱雲漢在為中共搽脂抹粉,形成令人矚目的院士交鋒。

朱敬一院士在經濟學方面的能力和貢獻令人欽佩,但是他這篇文章卻多基於個人的意識形態和成見,而缺乏學術的客觀和嚴謹。

朱敬一院士的意識形態和成見清楚呈現在:『民主國家隔離防疫,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但是中國的防疫,是為了「維穩」。所謂「維穩」,又是一個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其實是維持統治者權力、利益的穩定。』

同樣要防疫,朱院士認為,民主國家的居心是好的,是為了提升人民福祉;中國防疫的居心則是壞的,是維持統治者的權力、利益。這樣說有何公正性、客觀性?誰能看透政治人物的內心?政治人物都自稱要提升人民福祉,但也想要維持自己的權力、利益,不是嗎?評斷政治應該看政策內容和執行成效,而不是任意揣度其居心。朱院士不可能不了解這點,只是意識形態和成見太深所致啊。

中國大陸最先使用「維穩」一詞,「維穩」於是被反共反中者汚名化。「維穩」是維持社會穩定。哪個國家不想維持社會穩定?尤其疫情使很多國家都人心惶惶,經濟瀕臨崩潰,社會動盪不安,此時「維穩」當然有益於人民福祉,怎會是與人民福祉無關的假目標?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土改、鬥爭、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躍進、土法鍊鋼、文化大革命,加總起來人民死亡至少六千萬人。』

中國大陸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這三十年間所推動的政策是好是壞,各人觀點可能不同,但是要說多少人死於這些政策根本是無稽之談。除了極少數人被政府處決,或許可歸於政府政策,絕大多數人的死亡都不可能被判定及記錄是否歸因於政府政策,這樣如何能統計出多少人死於政府政策?朱敬一院士隨意指控中共政策造成至少六千萬人民的死亡,只顯示他的意識形態和成見。

其實這三十年間,中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大幅提升到接近67歲(如下圖,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因此朱院士的指控更是令人難以相信啊。

中國的效率勝過歐美,而防疫更遠勝歐美。朱敬一院士不得不承認這點,但是堅持效率不重要:『一個組織架構除了「效率」面,還有本質面、目的面等更基本的問題要關照。就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所說,「要不要為經濟政策效率而犧牲自由」是個錯誤的問題,因為「經濟政策的目的就是幫助人民實踐自由」;實踐自由是目的,發展經濟其實是手段。』

朱敬一院士的說法真是強辭奪理、不知民間疾苦。像印度那樣貧窮又沒效率的國家,人民(除了少數富人)有何自由可言?2019年,中國國內旅遊人數達60億人次,而入出境旅遊總人數達3億人次,中國人不自由嗎?中國人所擁有的自由與歐美或許有些差異,但是差異實在並不大。

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在八十年代末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資本陣營」已獲得勝利,而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然而2014年,福山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對其先前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上「國家治理能力」。「國家治理能力」或「效率」怎會不重要?朱院士基於意識形態,就是要貶低中共而已。

朱敬一院士是優秀的學者,面對學術問題時他無疑是客觀理性的,然而面對對岸政治時他就被意識形態所左右,與一些偏激反共的網民無異啊!中共執政多年,不可能沒有缺失,不是不能批評,但是批評要公道,不應基於意識形態和成見。

不識五千年和文明,咋知中共黨中國事? | 天人合一

中國,國家、人民、黨,三位一體。

我共,不僅是一個組織,更是一種理念,是五千年和合文化、民本訴求、治理文明,及近百年人民革命鬥爭經驗教訓、改革開放選擇吸收成果的綜合體。

西方,尤其是不少美國政客,兩百歲見識,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況且以己度人,自然不解中國、中共、中國人長期穩定迅猛發展瞬間崛起之謎底!

台島,有太多政客,不解中共,魔化中共,甚至以否定、批判、調侃中共為能事。讓人噴飯,讓人憂心。

島內,有人反共一輩子,對共黨真認識?
在下,中共黨齡四十多年了,尚在不斷認識、反省、反思、深化、昇華中!

一群螞蟻,向油鍋狂奔。
幾隻螳螂,向坦克奮拳。
奈何!奈何!

當今中華和平復興與美國無良霸權者無理強力打壓的爭執,
或是人類文明中的負面退步返祖因素—西式叢林哲學、弱肉強食惡俗、單贏獨佔欲望,
與人類文明中的正面進化因素—中式和合、大同、共贏、共和文化文明的較量。

我相信:
人、人類,不會返祖回到山洞,
人、人類,會進化得更有益社會共和共存。
中式「和」文明,會補救、導正、同化西式「爭」惡習。
人性,去獸、勝魔,文明必勝!

我的兩岸觀點 | 薛祺雲

我會形成現在對中國與中共的認同,是用對歷史的理解,不含對錯,也不含對正朔的執念與想望。共產主義在中國會茁壯萌芽,一定有當時存在的土壤,不是用專制奪權的單一概念就可以解釋,也不是資本家、地主、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可以左右。

發展中國家一定要經歷數次殘酷的戰爭才能從殖民地或封建社會中真正解放出來,將資源國有化。用協商或選舉的方式,只能和稀泥,頂多交易出有限的政治主權,但失去更多的是經濟主權。南非曼德拉時期就是如此。印度儘管披著民主外衣,但骨子裡卻不脫封建遺緒,更多的經濟利益掌握在跨國資本手裡,跨國資本也一定程度可以左右政治實體。

當年蔣介石不過是大軍閥心態。他抗日、親美都只是壯大國內自己勢力的過程與手段。只是他沒料到,最不起眼的對手共產黨最後讓他丟盔卸甲,狼狽出逃台灣。

共產黨的目的就是奪權,古今中外,那一次政權交替不是奪權?孫中山也是奪了清廷的權。在奪權本質上,孫中山與毛澤東並無二致。

民國時期的中國人,恐怕沒有太多國家觀念,頂多只是基於鄉土親族的情懷。至於政治傾向,許多人只求糊口過日子。誰當家都行,只要不是拆了自己家就都不是事。否則,皇協軍、僞軍如此離譜的認同如何會存在多時?國府與國民黨這麼多「知識份子」與「賢達」,有做什麼來改善這種困境嗎?還是盡出汪精衛這類的敗類呢?

中共讓中國走了不少彎路,但現代中共與中國卻是密不可分。只有共產黨徹底將中國人改造成認同國家,而非只有親族的地域概念;也只有這樣,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現在的中國還嚮往民國派或仍然奉中華民國為正朔的人就是為裂解中國提供養分。如同說愛中國,卻恨中共一樣的道理。這是西方顏色革命分化執政體系與人民一貫的伎倆。這也是西方喜聞樂見的。

對民國的虛幻憧憬,只是對小資作派、中產生活、十里洋場的惺惺作態。這種幻想,不是中國當時佔90%文盲、80%農民的嚮往。

對於民國派,我只想說:「中共並不完美,中國也存在許多問題。但與其將個體的不滿,投射到一個虛幻縹緲,行將就木的偏安僞中華民國。你們將如何面對十四億的中國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不是正史道統?你們又如何對得起建立新中國的先輩?還是希望像台灣人一樣,對帝國主義的殖民殘羹奉為佳餚珍饈?終日唯唯諾諾卑微的苟延殘喘?」

目前中國少不了中共,中共也離不開中國。只有中共在質與量上持續正增長,中國才能真正復興。我不認為有任何單一勢力可以取代中共,成為中國邁向偉大復興的引領者。如果有個人或組織說他們可以,那就是奪權,那就是叛國,沒有例外。

中華民國變成了台灣?! | 杜敏君

二蔣時代,提到中國與祖國,義正詞嚴的認為是中華民國。每到十月旗海飄揚,普天同慶,四海歸心,全球華僑如倦鳥歸巢般的飛回自由祖國,與我們分享中華民國的榮景。當大會國歌聲起,全場民眾肅立致敬,宏亮的歌聲響徹雲霄,感動的淚水含滿眼眶。

如今榮景不在,何故?是中共所逼嗎?外交友邦斷到不忍卒睹,也是中共打壓?
全球的瘟疫也是「中國」武漢病毒造成,我們不是中國人,所以與我們無關?
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的罪過!中共成了我們的替死鬼,這顆棋子還真好用啊!
為什麼二蔣時代與現在的人民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呢?
國人有深切檢討嗎?
以色列受到周邊阿拉伯異教徒國家的包圍,處境比我們更艱危,他們不是傲然挺立嗎?

自辱然後人辱,自尊然後人尊。自己都內爭不斷,相互撻伐、殘害,自己不站起來,仰賴虎視眈眈的狼犬虎豹的保護求生存,反而與自己的骨肉同胞砲口相對,狐假虎威,怎能不亡?
自己都不承認中華民國了,反而怪大陸打壓中華民國?自己都以身為中國人為恥,竟以日本為祖國,還要怪大陸同胞歧視我們,合邏輯嗎?合理嗎?

我在民國72年便為文在中華日報文化版刊出《注意正名》。
當時發現有媒體公然稱國家為「台灣」,就怕久而久之成為風氣,但是人微言輕,未起效用,今天果然約定俗成,不只積重難返,已被日殖竊國政權刻意操縱成獨立台灣國。

現在熱愛中國的大陸同胞看見祖國的台灣深入險境,能不出手嗎?如果讓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而視而不見,將是中國人的奇恥大辱,永揹歷史罵名。

中共實現孫中山政治理想 | 杜敏君

我對台灣的假民主選舉制度已不抱希望,弔詭的是學生時代為了反共救國而讀軍校,四年的軍校生涯讓我知道國共兩黨都是一丘之貉的難兄難弟,平分秋色的列寧信徒。
毛、蔣互爭領導位置罷了。

最後中共知道反省檢討,回頭是岸,脫胎換骨,改頭換面,搞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致使中國人能揚眉吐氣,傲視全球。只是為了面子問題,不便公開承認罷了。
大陸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專政,是集體民主,是有組織的民主,是代議政治的民主,不是票票等值的假民主。

國父將平等權分成三類的等級來說明,即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
天生的不平等,如聖、賢、才、智、平、庸、愚、劣。
如何票票等值?社會的賢愚是寶塔形式,智力低層具絕對多數,如何分辨參選人的優劣?台面上的政客如過江之鯽,偶爾有幾位謙謙君子的瑰寶,又受到眾政客之圍剿,無技可施,政風怎麼會好。
票票等值就是齊頭式的平等,是假平等。

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黨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欲參政必須有黨的政治背景,經過共青團的嚴格考核,擇優加入共產黨接受教育及考核,通過檢驗才能成為正式黨員,然後再逐層篩檢,從政同志個個菁英,然後經過人代會通過,才能肩負國家的領導重任。

在各級黨組織裡面,會議討論中,代表基層人民的意見,提出探討,首先由黨員輪流做自我檢討報告,並由黨員公正批評,提供改進。
會議中心中有話,合盤托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達盡善盡美的地步。這才是真正的民主,黨以服務人民為宗旨,絕不可為私人利益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會受到黨的嚴厲制裁,黨代表了人民的旨意,黨的專政,就是人民自我專政,這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才是國家主人。
人民的基層聲音透過組織層層反映到中央,作成總結,形成政策,再貫徹下去。
這就是庶民專政,能說中共不民主嗎?

國父還提到社會階級的不平等,在古代是公、侯、伯、子、男、民。
但是有科擧制度做配套補救,可以從布衣透過考試成為國之重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一人得道,鷄犬升天。
國父參考中國的科擧制度及監察御史制度,將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加上考試、監察成為五權分立制度。
使我國的政治制度更趨完美。
政府公務人員透過各領域專長考試、普考與高考,晉用人才,公務人員缺員,依名次先後遞補,無關說、人情干擾,做到公平公正,這項制度在李登輝時代破壞殆盡,蔡英文更是違法亂政,完全不顧考試制度,御用私人,酬庸同黨,廣設組織,竟倡言廢止考試、監察二院,根本是太上皇。

目前最迫切的是先下架叛國賣台的亂黨。
然後再廢棄藍、綠兩個蹂躪中華民國人民的爛黨,由庶民選出真正造福人民的總統,代表人民處理國是。

中共集體領導的制衡 | 郭譽申

中國大陸實行黨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既要黨內民主,又要黨內權力的集中,而實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形式是集體領導。共產黨從上到下各階層的領導者都不是個人,而是一個委員會,重要決策須由所有委員議決(多數決),因此形成集體領導。委員會的召集人通常稱為書記,一般是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者,但議事時,書記與其他委員的權力一樣,只有一票,並且沒有權力撤換其他委員。(大陸的黨政制度請參考《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 很多人認為中共獨裁,缺少制衡。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制衡,綜觀中共歷史,集體領導時常是有效的制衡機制。

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於1921年,第一任的最高領導人是領導創黨的陳獨秀,當時的領導集體包括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1923年共產黨進入與國民黨合作階段,1927年蔣介石突然「清黨」,殺害許多共產黨人和親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共產黨受到重創,陳獨秀因此在中共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而隨即去職。創黨的最高領導人並沒有獨裁的絕對權力。

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第一次國共內戰,照理戰時很需要權力的集中,但是共產黨一直是集體領導,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瞿秋白、王明、博古、毛澤東、項英、張聞天等(此名單多半不完整而有遺漏)都曾進入最高階層的領導圈,但是多數時候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最高領導人。十年之間,出現這麼多的最高階領導人,可見領導權的競爭和制衡。

1935年「長征」中的共產黨在貴州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毛澤東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最高領導圈的一員。此後毛的卓越政治和軍事才能逐漸讓同志折服,到1945年,共產黨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正式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瀕臨消滅的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之下,順利度過抗日戰爭,隨後擊敗國民黨而奪得政權。共產黨雖然是集體領導,但是毛的功勞太大,人人都信服他,因此毛在世時實際沒有任何制衡力量,令人感覺共產黨像是獨裁體制。(以毛的無比功勞和威望,任何政治體制恐怕都不可能制衡他!)

毛澤東去世之後,共產黨的集體領導重新發揮功能。華國鋒(1976-1981)、胡耀邦(1981-1987)、趙紫陽(1987-1989)先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但是他們的威望和見識不足,因此最重要的決策多取決於最有威望的鄧小平。集體領導是多數決,當多數委員都信服鄧,支持鄧的決策,最高領導人必須遵行。這是正確的管理模式,鄧小平年紀太大,不可能掌管日常的黨政事務,由較年輕的最高領導人掌管日常黨政事務,而由鄧掌握國家的大方向,是適當的分工。大陸的「改革開放」就是這樣開始而有成的。

回顧中共的歷史,集體領導很有競爭性。毛澤東的權力獨攬是不可能再現的例外,而毛之外的最高領導人,都受到不少制衡,很多甚至無法順利完成其任期,如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毛以前的許多最高層領導人(但幾乎都全身而退,不會為政治競爭而流血)。政治有競爭和制衡是好事,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實比很多國家的總統受到更多制衡,例如美國總統川普撤換了不少高階閣員,而習近平是無權這樣做的,撤換大陸的高階閣員需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才行。有些人戲稱習為「習皇帝」,或許是不了解中共的制度,或許是有意的抹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