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

畢業於空軍官校第24期、有韓國國父之稱的金九先生（1876～1949）次子、前韓國空軍參謀長（等同國軍之空軍總司令）、曾任駐中華民國大使的金信先生（1922～2016）在他的回憶錄《翱翔在祖國的天空》中透露，八二三砲戰的起因，竟是蔣中正貼身幕僚的太太到香港遊玩時無意中透露訊息給潛伏當地的共諜，進而導致中共強烈轟炸金門，想要利用砲擊來炸死蔣中正。

金信在《翱翔在祖國的天空》書中指出，中華民國撤退來臺之後，兩岸之間是屬於極度緊張的敵對關係，中共派出的間諜幾乎是全面監控臺灣。當時中共發現，臺灣官夫人經常到香港遊玩與購物，這就成為共諜竊取情報的目標，有次蔣中正重要的貼身幕僚太太到香港玩，無意中透露：「老公要到金門出差」；依照這個訊息，中共獲得情報，蔣中正將在8月23日到達金門，因此採取瘋狂砲轟方式，想要轟死蔣中正，不幸中大幸的是，蔣中正一到金門臨時有急事，就馬上搭飛機離開金門回到臺北總統府，僥倖逃過一劫……這類的洩密事情還包括了蔣緯國將軍的元配石靜宜女士，因此觸怒了蔣中正，最後遭到「賜死」的命運！

但當時擔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參辦室少校作戰連絡官的傅克毅將軍（畢業於陸軍官校第21期）所口述的《金門八二三砲戰五十週年憶往～傅克毅訪談錄》一文中則有完全不一樣的說法，傅克毅將軍說──蔣中正總統是在民國47年8月20日蒞臨金門。總統偕蔣經國副秘書長先赴馬祖，再乘陽字號軍艦於清晨抵達金門，一行人先赴駐紮於烈嶼（即小金門）的第9師視察，返回金門後再至古寧頭等地視察，晚18時召集團長以上幹部會餐，會餐完畢，蔣總統便立即搭乘陽字號至馬公後駛返回臺北。傅將軍所說的時間、過程與金信的敘述完全不一樣。

另外從美國已解密的第二次臺海危機資料顯示．砲戰開始的兩週內（8.23～9.5日），中共一共發射了127,973發砲彈，而國軍總反擊量僅27,381發，最糟糕的是其中有4天居然一發都未反擊。而在砲戰進行當中，許多潛伏在國軍中的共諜則利用各種通訊方法向中共報告目標，甚至以機槍曳光彈射擊指示方位，導致國軍死傷慘重。

【民國47年，國防部長俞大維至金門視察，由張國英將軍陪侍，右一為時任作戰聯絡官的傅克毅少校。】

巴巴拉•塔奇曼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一書的前言中很坦誠的說，她是以白修德在1948年10月出版的《史迪威文件（後被改名為「史迪威日記」）》為藍本，加上她補充了很多曾經參加過緬甸戰役相關人士的訪談紀錄，又經過費正清的指導與校稿才完成的。

當然只以一本書來作為歷史探索的材料，難免會受到批評，為此巴巴拉在書的前言中為自己找了許多藉口來開脫，她說：「《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巴巴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1946年出版了《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的《時代雜誌（TIME）》駐華特派員的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1915～1986）。在1948年得到史迪威家屬的同意後，整理出版了《史迪威文件／The Stilwell Papers》，書中內容多為史迪威私下的「發洩之語」。但不幸的是，這兩本書的出版上世，就對外宣告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Stilwell-White Paradigm）」這種中國近代史解釋系統的正式誕生。

這個模式的基本原則是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殘暴極權，既沒有正義，也沒有效率，已經喪失了統治的正當性；而「共產黨在和國民黨相形之下是光耀四射的」，延安的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欣欣向榮，得到了廣大底層民眾的擁護，而且他們並非蘇聯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工具，只是一些親美而和平的土地改革者。

因此這個模式的邏輯結果就是美國應當扶持中共而拋棄國民黨，如果毛澤東「一邊倒」效忠蘇聯——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那絕非中共的先天意識形態追求如此，而完全是華府一味不顧中國民意支持蔣介石乃造成的反效果。

這兩本書在當時就遭到了美國媒體界尤其是有駐華經歷的記者們的反駁，在指出書中大量與事實不符的錯誤之後，他們認為白修德「身上吸取了不少共產主義者的思想」，連一向善待白氏的老東家盧斯也破口大罵，說白是共產主義者和「狗娘養的的臭猶太人」。

《時代》週刊的書評則要溫和很多，雖然他們已經認定白修德是「左傾分子」，但還是委婉地說，作者在駐華報道中的滿腔激情「使他們義憤填膺，直到一怒之下出言不遜」。

這兩本書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影響，卻由費正清經過學術包裝和片面引用，形成了統治美國漢學界長達四十年的主流觀點，曾被中國民間學者揶揄為「白費史史觀」。直到1982年出版的費氏之回憶錄中，他還是堅持中共的興起是一種不可能被壓制的革命運動，中共的追求體現了農民的解放和五四以來所揭櫫的民主、科學等種種理想。

但隨著歷史檔案的逐漸解密，費正清不得不開始面對真相，重新修正他對於中國近代史的看法，並對「史迪威—白修德模式」做出了重大否定。在1991年9月去世前夕完稿的《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共的興起並非不可遏制，如果沒有日本的大規模入侵，國民黨及其國民政府也能引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書中他總結道：「蔣中正在歷史上的評價，還要隨著臺灣的中華民國一同上升。」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費正清「覺今是而昨非」，這最後的表態顛覆他堅持了五十年之久的對中共的同情立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的改變」。

或許，這也正意味著由白修德這位新聞記者所製造、散布的關於中國近代史的史學幻象，已經慢慢消散，而真相和真理離我們已經不再遙遠。

參見──

（Ⅰ）李君山：《中國駐印軍：緬北反攻與戰時盟軍合作》（政大出版社），p11。

（Ⅱ）國民通訊：《白修德：一位新聞記者的史學幻象》（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368）。

正值中華民國陸軍官校99週年校慶前夕，為你介紹黃埔軍校最悲壯的一期畢業生：黃埔軍校第十一期，他們沒有畢業典禮，才剛畢業就全數投入戰場，全期畢業生在三個月之內犧牲殆盡，全數陣亡於沙場。

黃埔軍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一期校址設立在南京市，在民國23年9月入學，但是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的轟炸機開始濫炸南京城，軍校學生的起居訓練受到影響，被迫遷到郊區的靈谷寺上課。

沒有畢業典禮的第十一期軍校生

民國26年8月27日的夜晚，黃埔軍校第十一期的學生接獲統帥部緊急命令，要求他們提前畢業，立即奔赴上海抗日前線作戰，這1,269名頭戴德式頭盔、德式裝備的最年輕黃埔生，由於臨時太倉促畢業，所以沒有畢業的慶功晚宴，也沒有父母及家人出席畢業典禮，大家悲壯的全副武裝準備次日凌晨從南京下關車站啟程到上海前線抗戰。

蔣中正向畢業生送別

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特別從江西趕回火車站與這群畢業生送別，蔣校長說：「我們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就靠你們這一屆了，要為中華民國抗日，要為國家犧牲，抗日是一件好事情，是我們的責任，不要退縮，以後的中國人會以你們這一屆黃埔畢業生為榮。」

第十一期的黃埔畢業生聽到蔣中正校長的講話，個個慷慨激昂，同學們相互擁抱道別，彼此有了男子漢的約定，他們相約在抗戰勝利凱旋回到南京之日，再好好相聚，重新舉辦風光的畢業典禮，為抗戰勝利痛飲一杯酒。

在陸軍軍旗引導下，大家各自歸建搭上各節車廂，畢業生到了上海後各自分開，升任基層部隊大家所謂最「菜」的少尉，做底層的軍官，也就是領導士兵拚殺最前線，所以他們是犧牲最慘重的期別，戰爭的慘烈早已超出我們的想像。

淞滬會戰又稱血肉磨坊

淞滬會戰爆發，國軍投入了七十多個師，約七十萬兵力，無奈敵我力量的懸殊，國軍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在會戰中國軍傷亡人數達三十萬人之眾，淞滬會戰被稱為「血肉磨坊」，因為每天國軍有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就全師陣亡。

淞滬會戰的國軍部隊，師長全是黃埔第一期，旅長、團長為黃埔第三期、第四期，營長、連長是黃埔第五、六期居多，黃埔第十一期都是底層帶兵的基層軍官，所以許多黃埔十一期剛下部隊報到後，立即接替火線上傷亡的排長職務，有的在連長、排長傷亡殆盡，甚至馬上接替連長職務指揮，指揮到士兵所剩無幾，直到以身殉國為止。最可嘆的是，很多黃埔第十一期剛下部隊後，軍銜胸章都來不及發，就壯烈犧牲了，連姓名都還沒造冊。

黃埔第十一期犧牲殆盡

黃埔第十一期是所有期別中犧牲最慘烈的期別，個個視死如歸，活下來的真的很少很少，有位倖存的黃埔第十一期呂傳鏞爺爺說：「我畢業那班能活下來的幾乎沒有，我是因為被派調回去搬兵增援，不然我也可能死掉了，想起來很可憐，就是靠這些人堅強抗日，才有中國抗戰的勝利。」

黃埔第十一期這群最稚嫩的官校畢業生，在上海淞滬戰場各奔東西，他們說好的凱旋之日重新再辦畢業典禮，這個約定只能爽約了，因為他們再也不能相見，淞滬會戰這三個多月這第十一期馬革裹屍，他們的青春身影陸續消失，離開這個他們才20初歲的人世間。

讓我們向黃埔軍校第十一期致敬！
這就是黃埔精神：犧牲、團結、負責。
犧牲自己青春，
團結奔赴前線，
負責保家衛國。

參考資料：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大是文化，2016。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納會戰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5月撤入印度。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ａ）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ｂ）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平滿納（Pyinmana）三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Google Map】

【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同古（現譯為：東吁）後，平滿納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平滿納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日軍主力──第55師團吸引至平滿納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平滿納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同古、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大陸網友金米團在《東敦枝沒有羅生門，平滿納會戰英軍沒有暴露遠征軍的右翼》一文中寫道－－在平滿納會戰前，英軍並未如國軍戰史紀錄所寫，擅自撤離東敦枝而導致會戰失敗……

我不知道金米團有沒有當年英軍在緬甸佈防的完整資料，所以才會下出那種似是而非的標題與結論，因為當時計畫「平滿納會戰」時的右翼英軍，除了佈防於東敦枝的（英緬印）第17師外，還包括佈防在馬圭的（英緬印）第1師，這兩地均位於緬甸馬圭省內，最重要的是──兩地需結成一線，才有能力防衛平滿納戰場的右翼……當然就距離來看，東敦枝的戰略位置的確是高於馬圭的，但兩地互為依託，缺一不可……

實際上在會戰準備前，兩地英軍早就被日軍攻擊而陷入完全隔離的狀態，最糟糕的是──英緬印第1師在遭日軍襲擊後就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之後日軍主力便繞過孤立的東敦枝，除了繼續追擊移往仁安羌的英緬印第1師外，也將英緬印第17師隔離在東敦枝周邊。這等於讓在平滿納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而這就是國軍戰史中所寫的──「失去右翼英軍的將可能導致平滿納會戰的失敗。」的原因！

當然整個會戰的失敗也不完全是英軍撤離的責任，當時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因防線過長──以營、連為單位分散配置在毛奇、保拉克、南帕、羅衣考、棠吉、他希、黑河等地──而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再加上唯一剩下的預備隊，駐防於曼德勒的新38師主力(113與112團)被調往仁安羌參與解救英軍的任務，如此一來，在中路平滿納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的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那會戰而往被北撤後，英緬印第17師直到4月25日才撤出東敦枝，轉移到默萊（Mahlaing）、扎耶特康（Zayetkon）一帶…………。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85。

不同於英軍的自述，在日軍的紀錄中：

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早期很多紀錄都稱「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原「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之前身，但劉鳳翰教授在他所寫的：《蔣中正學習陸軍經過》一文中則指出，這是遭到毛思誠（1873～1940，蔣中正的早期啟蒙老師和機要秘書）誤導所致。

因為──「毛思誠在民國15年（1926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談到『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即『保定軍官學堂』是也。以至於後人多以此為本，跟著錯記下去，也就是說──『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的前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兩校除皆在保定（府）外，並無任何實質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直隸總督駐保定，使得許多現代新式軍事學堂都設在保定，比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 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北洋新軍速成學堂、北洋陸軍師範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軍官學堂（即陸軍大學前身）……等。

保定軍校的設立是在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陸軍部為了培養陸軍基層軍官，在1912年6月，決定將前清陸軍兵官學堂改為陸軍軍官學校，1912年7月3日，陸軍部將校址移至保定原陸軍速成學堂內，這就是後來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