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謊言與謠言製造的本土悲情 | 賈忠偉

一,葛超智~台獨悲情謊言的美國代言人!?

【George H. Kerr:《FORMOSA BETRAYED》之p136~137】

Crisis Behind the Scenes?

It had been obvious from 1941 to 1945 that the Chinese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alth and complexity of the island economy, and that our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island had directed Chinese attention to it and stimulated interest in the spoils. T. V. Soong was in wartime Washington occasionally, and his agents and lieutenants kept him well informed. It required some little time after the surrender, however, for word to spread through Chungking, Nanking and Shanghai that in Formosa China had indeed inherited “Treasure Island."

The only large-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in prewar Formosa had been a $25,000,000 bond issue floated by J. P. Morgan and Company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financ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dams and power stations at Sun-Moon Lake. The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d surveyed the power potential and upon White reports the Morgan Company had agreed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Late in World War II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 V. Soong (then Foreign Minister) was approached for assurance that American investments in Formosa would be respected in the event of 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Be that as it may, Soong had prepared well in advance of the Surrender at Taipei;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the J. G. White Corporation had a team based at Taipei to check the power situation and report on industrial potential.

Nothing long remains secret in China; we must presume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second White Survey report were fairly widely known early in 1946. The Government moved from Chungking to Nanking on May 1. About that time I was in Shanghai and found myself wined and dined by a number of major bankers and businessmen eager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Formosa. Questions and comments clearly reflected a keen but new interest in the island, its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current problems under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由陳榮成翻譯的:《被出賣的台灣》之p149~150】

幕後的危機?

事實很明顯,在1941~1945之間,支那人對台灣經濟的財富與其複雜性沒什麼了解;是美國對台灣的研究引起了支那對台灣的注意,終於刺激了他們分贓台灣戰利品的興趣。大戰期間,宋子文偶然會到華盛頓來,他的爪牙和手下讓宋子文對台灣的情形很清楚。不過終戰後的支那,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之後,在重慶、南京、上海,才慢慢發覺原來他們劫收的台灣是個「金銀島」。

戰前台灣的大宗外國投資只有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為日本植民政府發行2500萬元公債,用以建造日月潭的第一個水庫和發電廠。原來由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先做測量,並把發電的潛能作成報告,再寫成白皮書交給摩根公司,以促成這件工程。在二戰末期,宋子文是支那(重慶政府)的外交部長,可能是美國方面要他保證,萬一台灣的主權易手,美國在台灣的投資不受侵犯。這並非不可能。假設事實確是如此,那麼宋子文在台北早已有了準備。難怪幾天之間,懷特公司就派了一組團隊去台北調查電力情形,並提出工業潛力的調查報告。

【但在林蘭芳教授所寫的:《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民國 102年3月),p87~135),對於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來台則是照樣描述的】:

……(二)外籍工程師

在台電重用留用日人的同時,美方電力技術大廠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懷特公司)的工程師來到台灣,重估日本人留下來電力設備與諸種復興建設的規劃,可視為戰後復舊工作與規劃的技術指導者,他們也是美國工程師協助中國電氣修復事宜中的一環。資委會與懷特公司,雙方早在戰爭結束前不久的1945年6月22日就開始接觸,而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月後的9月20日簽訂合約,同年11月16日的書信往來,確定懷特公司工程師要在台灣工作。到1946年12月10日,該公司經理Gano Dunn提交資委會駐美辦事處文件,表示其成員已到台灣實地觀察並完成分析報告,調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備,以確立12萬KW供電的要求。關於懷特公司成員戰後在台灣的活動,依資委會的機關誌有以下的記載:(1)資委會美國顧問工程師一行5人,於1945年12月間飛赴台灣視察 電氣事業設備情形,並將協助計劃修復事宜。(2)1946年2月資委會為計劃發展大規模電氣事業,已編好「向美國訂購大型汽輪發電設備規範」一種,又為適應是項事業需要,續向美國J. G. White公司添聘電氣工程專家3人,其中1人已到台灣,另2人正待船來華。(3)1946年5月美國懷特公司電力專家3人前往台灣考察,並於4月5日轉往華北一帶工作。(4)再據1946年6月的報導,資委會為加緊復員及發展全國電氣事業,前在美洽請懷德(J. G. White)公司派顧問工程師一批,來華協助,該工程師等於1946年1月間曾赴台灣作初步觀察,在台工作次第完成,除Adkins及Snethlary二君仍暫留台灣,協助完成台灣天冷、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外,其他各員均已陸續返滬轉平,分往華北各地考察。

至於懷特公司工程師的實際工作,根據劉晉鈺、黃煇寫給資委會電業處長陳中熙的信函指出:美國懷特公司工程師5人,由孫運璿陪同視察台灣全島電力設備已完成,經會商今後工作計畫,台電要求其離台前完成下列2項工作:(1)第2期(1946年底止)20萬KW之修復計畫及所需之材料設備及人工等之詳細工清單及概算。(2)已進行中尚未完成之水力發電工程,如烏來、霧社及天冷(現為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等善後辦法及大甲溪整個開發計畫工程上及經濟上之審查……

……至於台電所借重的外籍工程師中,除美籍工程師外,德籍工程師主要是針對火力發電所的部份,如德籍工程師 Beyer,1948年他在台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對北部、高雄及松山三所火力發電所做詳細檢查,留有報告,於1948年 9 月2日搭法輪返德。而台電北部火力發電所發電機故障,亦由德籍工程師來台修復。1935年興建的北火,火力發電機是德國AEG電氣公司製作,經多年使用,機件故障,後商洽原製造廠家,同意派該公司德籍工程師阿爾明‧哈逖許 (Armin Hardisch)趕於1952年3月中旬以前來台協助修理事宜,估計留台四個月。亦有從日本來台的外籍工程師,如英籍工程師楊格(B.A.Younger),任職於日本橫濱東洋巴伯葛株式會社(Toyo, Bahooch kabu-shiki Kaisai),於1952年 8月間來台,主要目的是與台電從事技術性商討……

結論: 想要看看葛超智他所私藏的文件與檔案!

戰爭目標的迷霧:美國在伊朗戰爭中的戰略矛盾 | Friedrich Wang

最近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戰爭的發展,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美國對外呈現的戰爭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簡單說,目前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政治層面。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未來伊朗的國家領導人必須經過美國與以色列的同意。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並不複雜:如果直白地翻譯,就是希望改變伊朗目前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戰略。

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與五角大廈的說法卻明顯不同。軍方對外反覆強調,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尤其是三個方面:第一,終止伊朗的濃縮鈾與核武能力;第二,摧毀伊朗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基地;第三,削弱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

這兩種戰爭目標之間,其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如果戰爭目標是「政權更替」,那麼戰略就必然會走向全面政治戰爭。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軍事打擊,還包括支持反對派、影響伊朗內部政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地面部隊介入。
但如果戰爭目標只是「削弱軍事能力」,那麼這場戰爭就可以保持在有限規模,例如空襲、導彈打擊與海上封鎖。這種模式更接近所謂的「有限戰爭」。

問題就在於:這兩種戰略很難同時存在。

一、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原則

在戰略研究中,有一個幾乎被所有軍事理論家引用的原則,來自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
他在《戰爭論》中提出一句著名命題: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這句話經常被簡化理解,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軍事行動必須服務於明確的政治目標。如果政治目標不清楚,或者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互相矛盾的目標,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清晰方向。

這在戰場上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例如軍隊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必須知道最優先的目標是什麼:是摧毀敵軍的軍事力量?還是佔領領土?還是迫使敵方政權崩潰?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戰術行動的優先順序就會混亂。部隊可能同時執行多個互相矛盾的任務,導致整體效率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目前在伊朗戰爭中的矛盾,其實正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目標模糊」。
政治領導層與軍方之間,似乎對戰爭最終要達到的政治效果,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

二、歷史上的戰略錯位:越戰、伊拉克與阿富汗

如果回顧美國近代戰爭史,這種戰略矛盾其實並不罕見。
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美國政治領導層的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但又不願意全面動員戰爭資源。結果形成了一種長期消耗戰: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略方向始終不清晰。
在戰術層面,美軍取得過許多勝利,但在戰略層面卻難以改變整體局勢。這種政治與軍事目標之間的落差,最終導致美國撤出越南。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有類似問題。美軍在軍事上迅速擊敗薩達姆政權,但在戰後秩序的規劃上缺乏清晰戰略。原本的戰爭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這種戰略目標的變化,使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長期的不穩定局勢。

阿富汗戰爭則更為典型。最初的戰爭目標是摧毀基地組織,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逐漸演變為國家重建與民主化工程。這樣的目標遠遠超出軍事力量所能達成的範圍,最終變成長達二十年的消耗戰。

這些歷史案例說明一個基本事實:軍事力量再強,如果戰略目標模糊或不斷變化,也很難達成真正的政治成果。

三、伊朗戰爭的三種可能結局

如果從戰略角度推演,目前的伊朗戰爭大致存在三種可能走向。
第一種可能:有限戰爭。
這也是目前最符合軍方說法的情境。美國透過空襲與精準打擊削弱伊朗的核設施與飛彈能力,同時限制其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戰爭規模保持在有限範圍,最終透過某種外交安排結束衝突。
這種模式比較接近1980年代的「油輪戰爭」,當時美國透過有限軍事行動維持海上秩序,但並沒有試圖推翻伊朗政權。

第二種可能:政權崩潰。
如果戰爭對伊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加上內部政治矛盾擴大,伊朗政府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崩潰。但這種情況並不完全可控,新的政治力量未必會比舊政權更穩定。
中東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政權崩潰往往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長期消耗戰。
如果戰爭目標不清晰,而伊朗又持續進行不對稱反擊,例如透過代理人武裝或導彈襲擊,美國與盟友可能被拖入一場長期的地區衝突。
這種情況在戰略上最為危險,因為戰爭成本會逐漸增加,而政治目標卻未必能夠達成。

四、戰略清晰的重要性

從戰略角度來看,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終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那麼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方向。歷史上許多戰爭的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軍隊不夠強,而是因為戰略目標過於模糊。

對於伊朗戰爭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某一次空襲是否成功,而是華盛頓究竟希望建立什麼樣的中東秩序。
如果美國只是希望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那麼有限戰爭或許就足夠。但如果政治目標逐漸滑向政權更替,那麼整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最初的計畫發展。
對任何一個大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敵人過於強大,而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麼。

川建國的「殺豬盤」:一場關於政治信用與伊朗導彈的滑鐵盧 | 楊秉儒

這場局已經不是川普能單方面喊停的。當波斯大象完成了代際權力更替,且全球能源供應鏈開始集體休克時,這場『殺豬盤』的莊家,已經分不清誰才是那頭待宰的豬。

2026年初,當白宮僅用4小時便在加拉加斯總統府帶走馬杜羅時,那場「潑天富貴」成了川普政府最致命的麻醉劑。這種「斬首即勝利」的幻覺,讓決策層無視專業軍事將領對波斯高原的幾何級警告,像簽署一份併購合約般輕率地扣動了對伊發射鍵。然而,伊朗並非委內瑞拉,它是一個將164萬平方公里高原要塞化、並將革命衛隊嵌入國家命脈的韌性體系。當哈梅內伊在美式「政治殺豬盤」中殉道,美國親手拆掉了談判桌,卻意外激活了伊朗化整為零的「復仇者模式」,讓這場原本宣稱「48 小時解決」的閃電戰,演變成了一場公開的戰略處刑。

白宮預想中的政權崩潰並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指揮權全面下放、化整為零的三十多個獨立作戰單元。這種「去中心化」的不對稱反擊模式,讓美軍傳統的層級化防禦顯得捉襟見肘,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失去頂層統一指揮後,各單位沒有了層層請示的繁瑣流程,行動效率反而大幅提升,反擊變得更加直接且迅猛。伊朗的反擊戰術非常直接:只要有美軍基地,導彈與無人機就全線出擊。這種「復仇者模式」雖然引發了國際社會對誤傷平民的譴責,但對於長期處於反美情緒下的中東民間而言,砸向美軍基地的流星火光反而成了街頭歡呼的背景。

戰場的硝煙迅速蔓延。從巴林、卡達、科威特到阿聯酋,十多個美軍基地遭到前所未有的導彈飽和攻擊。第五艦隊司令部的燃料庫火光沖天,衛星影像顯示科威特的空軍基地幾近夷為平地,連美軍自己都不得不承認蒙受了「重大傷亡」。到了3月9日,「真實承諾-4」行動已推進至第30波飽和反擊,速度超過14馬赫、可攜帶重達2噸彈頭的「霍拉姆沙赫爾- 4」導彈與「海巴爾.謝坎」、「法塔赫」等多彈頭與高超音速導彈像暴雨般砸向以色列。

就在前一晚,3月8日,伊朗政壇完成了驚人的權力過渡,更為強硬的新任最高領袖賽義德穆傑塔巴.哈梅內伊正式掌舵,並隨即對以色列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清算。特拉維夫、海法,以及負責信號情報的8200部隊總部,皆在「伊瑪德」與「卡德爾」導彈的精準點名下化為瓦礫。3月9日最震撼的消息來自沙烏地:由於伊朗導彈精準命中了杜哈附近的通訊節點,美國駐沙烏地大使館已下令非必要人員緊急撤離;美軍也證實部署在中東的一處「薩德」攔截陣地在第30波攻擊中受損。

更令美、以盟友心驚膽顫的是,這場變局成了一面照妖鏡,照出了盟友們精緻利己主義下的崩潰眾生相。曾經的中東小霸王以色列,此刻正表演著一場「地堡外交」。納坦雅胡一邊在特拉維夫瘋狂逮捕拍攝伊朗導彈攻擊實況影片的以色列平民,用媒體輿論戰營造「攔截成功」的假象,試圖掩蓋「鐵穹」與「箭式」防禦神話破滅的真相,一邊熟練地開啟避難模式。以色列人驚覺,多年來耗費鉅款打造的防禦系統在飽和攻擊下就像一把漏水的雨傘,當領導人跑得比導彈還快,那種從內部瓦解的戰略自信,遠比硝煙更令特拉維夫窒息。

太平洋彼端的日本,則陷入了極度的精神分裂與絕望。作為一個95%原油依賴進口的國家,隨著霍爾木茲海峽流量驟降70%,那條生命線簡直是降維打擊。東京外務省發現,為了填補中東被擊穿的防空網,美軍正像拆家搬運工一樣,將原本用於亞太防禦的薩德系統與愛國者飛彈成批抽走。這讓東京徹底明白:在「美國第一」的帳本裡,盟友不過是隨時可被變賣或挪用的抵債資產。這種被極度輕視的悲哀,讓日本民眾不禁想起2014年那場荒謬的「全球鷹」軍購案:當時日本支付了數千億日圓,卻換來三架「到貨即退役」的過時廢鐵。如果說當年華盛頓是用一張紙(軍購協議)從日本納稅人手中憑空掠奪了數千億,那麼2026年的今天,美國則是用一張調令抽走了日本家門口的護欄。這再次戳破了所謂「盟友」的畫皮——在霸權眼中,日本從來不是客戶,只是個上貢保護費及隨時能被拆卸零件去修補主子地堡的戰略提款機。

與此同時,德黑蘭眼中最後的一絲幻想已被爆炸聲震碎,他們轉向與東方建立更為堅定的戰略鏈條。雖然3月7日晚上,美以聯軍襲擊了伊朗三個戰略油庫和一座煉油廠,試圖切斷波斯的戰爭血脈,但德黑蘭的報復沒有任何遲疑,作為對等清算,伊朗導彈反手精準命中了以色列北部的命門海法煉油廠,火勢之大,幾十公里外都能看到焚天烈焰。

即便在封鎖最嚴密的時刻,伊朗龐大的影子網絡依然支撐著能源與工業物資的循環,每天上百萬桶的原油輸出確保了波斯導彈工廠的二十四小時運轉。伊朗這頭「波斯大象」在戰火中展現出驚人的生存韌性,這種韌性讓美國的極限施壓徹底淪為一場無效的自我消耗,反而在全球引燃了從喀什米爾到土耳其多地的聲援抗議和、譴責美以行徑,以及從葉門首都薩那到倫敦美國大使館外的數萬人群反戰示威的反美浪潮,甚至迫使西班牙等歐洲盟友公開糾正華盛頓的「嚴重錯誤」。

然而,真正讓帝國感到痛楚的,是能源與政治信用的雙重血崩。伊朗並不需要物理性地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只需在公海進行幾次「開盲盒式」的無人機襲擊,便足以讓全球保險巨頭勞合社將保費調高400%。就在剛才,國際油價(WTI)一度飆升至118.88美元,全球航運巨頭馬士基(Maersk)宣布正式無限期停航所有經過阿曼灣的線路,美國國內多個州的加油站已經出現排隊搶油潮,這個承載全球20%原油運量的「世界油閥」在經濟意義上已經歸零。能源危機的火苗迅速傳導至美國中西部的加油站,川普承諾的「2美元油價」成了美國加油站前最黑色的幽默。當通膨的火苗燒回美國中西部的選民手中,曾經瘋狂喊著「MAGA」的川粉們才會發現,自己選出的是一群被軍工複合體綁架、且對「打完之後怎麼辦」毫無概念,也沒有答案的提線木偶。全美汽油均價的破底式飆升,正將經濟問題轉化為針對白宮的政治審判。

此刻,川普面對的不僅是中東的一鍋粥,更是國內政治信用的全線血崩。從曾經的鐵桿盟友塔克·卡爾森的公開炮轟,到民調跌破39%的心理防線,這場戰爭正將MAGA的旗幟撕裂。選民們開始意識到,那個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總統,似乎正被軍工複合體與他國利益所綁架。這場由傲慢開啟的棋局,正一步步走向一個無人能全身而退的滑鐵盧。

當3月9日傍晚的油價跳動在118美元的紅線上,當德黑蘭官方剛剛發布了新任最高領袖 賽義德.穆傑塔巴.哈梅內伊 的首份全軍動員令,強硬回應了川普之前「新領袖沒美國批准活不久」的言論,伊朗革命衛隊隨即宣布對海灣地區的美軍資產發動「無限期飽和打擊」,川普終於發現,這場殺豬盤不僅沒殺掉波斯大象,反而賠掉了美國最後的能源安全與盟友體系。

帝國的力量從來不只是軍事存在,而是對時間與秩序的掌控力。當白宮把戰略誤判為流量博弈,當資源被拆東牆補西牆地揮霍,時間便站在了不確定性的一側。這場衝突真正的考驗不在導彈準度,而在於美國是否意識到:強硬不等於穩定,震懾也不等於解決。如果接下來衝突無法降溫,這場行動將不僅是中東的硝煙,更會成為美國全球霸權信用崩潰的墓誌銘。

四年之後:烏克蘭戰爭的僵局、耐力與國際秩序的再塑 | Friedrich Wang

轉眼之間,烏克蘭戰爭已進入第四年。這場原本被部分觀察者預期可能在數月內分出勝負的衝突,如今不僅沒有落幕,反而逐步轉化為一場深度消耗戰。

去年秋季,在美國強力介入與戰場現實壓力之下,一度傳出烏克蘭可能被迫接受包括割讓部分土地在內的談判條件。然而,最近四個月戰事不但未見緩和,反而再度升溫,烏軍甚至發動春季反攻。這樣的發展,顯示出戰爭的邏輯早已超越單一國家意志,而進入多層次、長周期的地緣政治博弈。

首先必須理解的是,這場戰爭之所以難以收束,並非單純軍事問題,而是政治正當性與國際秩序的問題。對烏克蘭而言,若正式承認領土永久割讓,不僅意味著軍事失利,更將動搖戰時政權的合法性與民族意志的基礎。過去幾年的巨大犧牲與動員將失去正當性,國內政治壓力恐怕遠大於戰場壓力。因此,即便在外部調停之下,基輔也難以在沒有實質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接受「凍結現狀」。

另一方面,歐洲的角色在這四年間愈發關鍵。相較於美國逐步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歐洲對俄羅斯的安全焦慮更為直接且迫切。若俄羅斯以武力改變邊界而未遭實質遏止,整個歐洲安全架構將被重寫。這也是為何德國、法國、波蘭及北歐國家在軍事與物資援助上仍維持高水位支持。即便華盛頓在政治聲量上有所收斂,歐洲也有充分動機避免烏克蘭在戰略上潰敗。

美國是否轉向,是觀察此局勢的另一焦點。事實上,華府更像是在進行戰略調整,而非全面退出。美國國內對戰爭的疲勞感上升,加上財政壓力與軍工產能限制,使其難以無上限投入。但同時,美國也不能承受俄羅斯獲得明顯勝利的後果。因此,較可能的模式是:降低直接政治壓力,但維持必要軍援水位,以防止戰局傾斜。這是一種「防止失敗」而非「追求決勝」的策略。

至於俄羅斯,雖然承受巨大消耗,包括兵員損失、裝備耗竭與長期制裁壓力,但其戰時動員能力與社會承壓度仍不可低估。俄羅斯經濟已轉向戰時模式,軍工生產保持運作,能源出口在部分市場仍有空間。普丁的策略似乎在於撐過西方政治周期,特別是歐美民主國家的選舉節點。只要西方內部共識出現裂縫,俄羅斯便可在不敗中尋求有利停火條件。

那麼,俄羅斯是否能拉攏其他大國明確站隊?答案其實相當有限。中國在此議題上維持高度戰略模糊。一方面加強經貿往來與外交互動,另一方面始終未正式承認克里米亞併吞合法性,並在口徑上堅持「中立」。這種做法並非偶然,而是出於自身長期戰略考量,包括對主權與領土完整原則的維持,以及避免與整個西方世界形成直接對抗。印度則在能源與戰略自主間取得平衡,同樣不會為俄羅斯與西方撕破臉。北韓與伊朗雖曾提供部分軍事支援,但不足以改變整體戰略格局。俄羅斯在大國層面的實質支持仍相對孤立。

當前戰局呈現出典型的「消耗均衡」特徵:雙方皆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但也不願承認戰略失敗。外部援助維持最低續航,戰場形成拉鋸。這類衝突往往不以戰場決勝收場,而是以政治承受力耗盡為轉折。可能的結局包括一方內部出現重大變化、外部支持枯竭,或形成長期停火但未正式簽署和平協議的「凍結衝突」。以目前情勢觀察,第三種情境機率最高。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國際秩序的重塑。歐洲軍費長期提高已成定局,北約實質擴張,俄羅斯與西方的結構性脫鉤正在加速。能源與糧食供應鏈重新布局,全球南方國家在觀望中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場區域衝突,更是一場關於秩序與規則的測試。

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提供兩個重要啟示。第一,大國博弈往往超越道德敘事,最終仍回到耐力與承受力的競逐。第二,國際支持雖重要,但自身社會凝聚力與戰略清晰度才是長期安全的基礎。烏克蘭能夠撐過四年,既來自外部援助,也來自內部意志。

總體而言,烏克蘭戰爭已進入一種「沒有勝利者的僵局」。真正的轉折點可能不在前線,而在各國內部政治與經濟壓力的臨界時刻。這是一場耐力戰,而非閃電戰。若沒有重大的不可預期事件,僵局仍將延續。戰場的炮火聲,已不僅是東歐的回響,而是全球秩序調整的前奏。

伊朗戰況與伊斯蘭革命衛隊 | 楊秉儒

今天是2026年3月4日。從2月28日開始,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動了「狂怒史詩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已經進入第五天。從2026年2月28日開始,美以聯軍針對伊朗核設施及政府核心機構發動了大規模空襲。行動首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與其家屬,及多名高級官員即在襲擊中身亡。

隨著衝突進入第五天,伊朗已對美軍驅逐艦及以色列目標發動多輪反擊,波斯灣戰火持續蔓延,包括阿聯、卡達等鄰國亦受波及。而伊朗的堅定盟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與葉門所支持的「抵抗之弧」(Axis of Resistance)勢力已展開反擊。黎巴嫩真主黨已向以色列北部發動攻擊,隨後遭以色列空襲貝魯特作為回擊。同時,伊朗已宣佈封鎖荷姆茲海峽,試圖藉此掐住全球20%的石油供應,藉此向支持美以行動的產油國施壓。3月4日,伊朗發射的多枚飛彈精準擊中了以色列的「索雷克海水淡化廠」(Sorek Desalination Plant)並造成嚴重損毀;索雷克廠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海水反滲透淡化設施,供應了以色列約20%的民生用水。若損害無法短期內修復,以色列將面臨嚴重的供水危機。除了以色列的海水淡化廠之外,伊朗的飛彈與無人機也襲擊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杜拜機場,以及卡達和巴林等的波斯灣各美軍基地與關鍵基礎設施。

所以,哈梅內伊被刺殺,美國和以色列就真的贏了嗎?這種想法,不是天真,是壓根不懂什麼叫政治,更不懂什麼叫美式戰略的底層硬傷。
老美最擅長的那套「美式戰略」,核心邏輯就是商人邏輯:斬首、恐嚇、精準打擊。
這種劇本我們這幾十年看得太多,多到讓美國政府覺得只要把對方的領袖「點了名」,這場戲就能領到結尾的紅包,歷史就能原地轉場。
在川普眼裡,伊朗這國家就像一家公司,只要把董事長和高管全開除了,底下的員工不就得乖乖跪下求職?
對不起,這是伊朗,不是他在紐約的房地產公司。

問題就在這: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太習慣把一個國家理解成「一個人」,總覺得砍了腦袋,身體就必然動不了。可伊朗的國家權力結構從來不是一根直線,它是一張網,一張滲透進軍事、經濟與宗教血管裡的網。

哈梅內伊統治伊朗37年,他確實是一個時代的象徵,是那個把神權合法性與軍事骨幹緊緊焊在一起的靈魂人物。但很多人誤解了伊朗的權力邏輯,總覺得砍了腦袋,身體就必然動不了。事實上,伊朗的體制不是一根柱子撐起來的涼亭,而是一座地底根系錯綜複雜的大山。真正支撐這台國家機器運行的,是早已滲透進血管裡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革命衛隊的指揮鏈、資源控制與內部維穩能力,絕不會因為最高領袖的身亡就瞬間蒸發。只要這個結構還在,體制就還在。把「斬首」直接等同於「體制瓦解」,是對權力運作方式最天真的無知。
這幫人手裡握著伊朗40%的GDP,控制著伊朗約1/3的進出口貿易和能源出口,所有的軍武導彈工廠都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他們不是給伊朗政府打工,他們自己就是大股東。
你指望這幫手裡有槍、兜里有錢、腦袋裡還有宗教信仰的狠角色,因為「精神領袖」沒了就集體散夥回家?想得美。

更何況他們還有數以百萬計的「巴斯基民兵」。「巴斯基」(Basij)在波斯語中意為「動員」,是伊朗一支極其特殊的志願準軍事民兵組織。它隸屬於伊斯蘭革命衛隊,作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輔助部隊,成員深入社會各階層,在幾乎每個城鎮、學校、大學及政府機構都設有支部。被視為政權維持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

現實是,老美這枚炸彈,直接把這群伊斯蘭革命衛隊還有巴斯基民兵惹火了。
這就是現在最滑稽的地方: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事實獨立」了。
這幾天,伊朗外長在國際上表現得像個受氣的小媳婦,說願意談判,說要降溫。
可回頭看看戰場呢?導彈像不要錢一樣往美軍基地砸,把大半個中東都捲進去了。伊朗外長兩手一攤:「不好意思,伊斯蘭革命衛隊不歸我管,他們在按照預設程序執行任務。」

根據最新消息,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已經啟動了所謂的「馬賽克防禦(Mosaic Defense)」,將全國拆解成31個獨立作戰單元,由基層指揮官按預設指令行動。這種「無人駕駛」的報復,反而讓局勢變得更不可控。

這就是老美戰略最打臉的地方:你把能談判的人都殲滅了,留下一群只會開火的機器。
哈梅內伊生前早就安排好了,只要高層「點名」,全軍自動切換到「死手模式」。
現在川普想找人停火,發現根本找不到人。你跟溫和派談,他們管不住槍;你想跟拿槍的人談,發現他們散成了幾十塊,每塊都在按原定計劃射導彈,而且根本沒人想叫停。

真正掌握武力、控制產能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本來就不完全服從伊朗政府,而是服膺伊斯蘭教的宗教軍隊。他們有一套運作了幾十年的組織邏輯。這種體制的韌性,絕不會因為宗教精神領袖的消失就自動蒸發,反而更團結奮進。你看,斬首之後,飛彈還是成批地發射,行動依然有節奏、有後勤,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對方的「大腦」雖然不在了,但其分散式的「神經系統」還在運轉,當聖戰指令一發動之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就在聖戰這個目標下按原定計劃作戰。

很多人會安慰自己說,沒關係,慢慢耗,他們總會垮。這句話聽起來更耳熟了。當年的伊拉克戰爭、利比亞內亂,初期誰不覺得勝負已分?誰不覺得時間站在自己這邊?但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從不因為我們期待一個結局,就乖乖朝那個方向走。薩達姆.海珊倒下後,伊拉克迎來的是十幾年的權力真空與動盪;穆安瑪爾.格達費死後,利比亞至今都還沒整合好。

空襲確實能把建築炸成廢墟,能震撼輿論,但它接管不了地面,也創造不了秩序。如果你沒有一套實質的接管方案,那麼所謂的「推翻」,其實只是把原本還能談判、還能預測的對手,變成了一堆散落在164萬平方公里高原山地裡、隨時會爆炸的變量。

接下來的情況才是最棘手的。有人看到伊朗射的是「舊式飛彈」與「便宜無人機」就覺得他們撐不久。這種分析只看了型號,卻沒算過帳本。美、以攔截一枚飛彈或無人機的成本,往往是對方來襲成本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當衝突進入這種消耗階段,勝負不再看誰的武器更先進,而是看誰的庫存更耐打、誰的財政更撐得住這種「金額不對稱」的自殺式消耗。如果伊朗用便宜的舊武器逼你消耗昂貴的愛國者三型或鐵穹防禦系統,用時間來拖垮你的國防產能,那麼勝負的標準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悄悄改變。到時候,標準不再是誰的武器更先進,而是誰的庫存更耐打,誰的社會承受力更強。阿富汗戰爭打了二十年,最後結果如何?大家心裡都有數。

其實,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往往不是報復,而是那種「失去控制的無序」。當一個體制失去象徵性核心,權力未必會消失,它只會分散。一旦分散,談判的空間反而會變得更狹窄,甚至連可以站出來代表談判的人都沒有。
所以,問題最後還是會繞回到那個最冷的核心:誰來收尾?

如果最後發現局勢變得更複雜、成本更高、時間拉得更長,那麼川普政府與支持者們當初慶祝的那些「歷史性突破」,很可能只是一種昂貴的政治宣傳和自我安慰。真正的勝利從來不在爆炸那一刻,而在爆炸之後,局勢是不是真的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穩定了下來。如果那一步沒發生,那麼一切,都還談不上結局。

沒有接管能力,就注定沒有終局能力。如果你不敢派海軍陸戰隊這樣的地面部隊登陸作戰,或是登陸之後沒辦法控制局面,那所有的戰術火光都只是過眼雲煙。很多時候,宣佈勝利確實很容易,發布幾段爆炸畫面、做幾次演說就能讓支持率上升,但建立真正的穩定卻難如登天。最危險的並不是暫時的挫敗,而是過早地相信自己已經贏了。

我在想,如果這種「斬首成功」最終卻換來一個更混亂的中東,這對誰才是真正的勝利?進一步想想看,如果美國真的避開地面戰,他們還有什麼手段能處理這種分散式的「權力碎片」?經濟制裁+金融封鎖?繼續對伊朗進行政治分化?長期圍堵式戰略?或者承認無法改變體制,轉為「管理衝突」?但這每一種都比單次毀滅性導彈空襲要複雜得多。

真正殘酷的現實是,戰爭從來不是靠斬首結束的,而是靠接管與重建結束。沒有接管能力,就注定沒有終局能力。把希望寄託在一場空襲就能改變體制,是把戰略問題交給了情緒處理。這種做法不是強硬,是輕率;不是決斷,而是賭博。

所以真正的勝利從來都不在你丟下炸彈而且成功擊殺對象的那一刻,而在局勢是否真的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穩定了下來。如果那一步沒發生,那麼這場所謂的「狂怒史詩行動」,留下的絕不是什麼「新秩序」,而是一個更混亂、更不可預測、也更難收場的戰場。

伊朗能否抵擋進化的帝國主義?哈米尼殉教殉國 | 郭譽申

去年6月,美國和以色列大舉攻擊伊朗,但只打了12天就收兵,主要僅是轟炸伊朗的核設施。現在伊戰再起,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一下就被斬首,戰爭會不會像去年那麼快結束?美、伊談判了一陣子,不合川普的意就開戰,真是帝國主義。現在的帝國主義已經比18、19世紀進化很多,伊朗抵擋得住嗎?

在18、19世紀,西方列強憑藉帝國主義和船堅炮利就能輕易殖民全球,因為當時非西方世界尚缺少民族主義,多數人民沒有抵抗列強的強烈決心。進入20世紀後,民族主義在全球興起,列強即使仍有船堅炮利,終無法阻擋其殖民地脫離殖民母國,而獨立建國。這時列強的帝國主義逐漸演化進步為不僅憑藉船堅炮利。

美國為首的列強不僅有船堅炮利,更是相對富裕的國家,現在的帝國主義於是較少使用武力,卻多憑藉其富裕而經濟制裁不遵從的非西方國家。譬如伊朗、古巴、委內瑞拉等都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長期經濟制裁。長期的經濟制裁比使用武力更厲害,武力攻擊會激發受攻擊國家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抵抗情緒,使列強即使戰勝也有不小損傷;非西方國家受到經濟制裁,會使人民生活非常困苦,但較少激發民族主義,而多激起人民對自己政府的不滿,國家於是接近瓦解,使列強幾乎可以予取予求。

伊朗長期受到經濟制裁,經濟瀕臨崩潰,不久前還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國家的狀況當然不好,削弱其軍事力量,但別忘了伊朗是面積164萬平方公里,人口近9千萬的產油大國,雖然軍力遠比不上美國,不可能毫無抵抗和還手之力。美國去年轟炸伊朗的地下核設施,歸於失敗,川普這次於是無恥的以談判掩護美軍發動斬首偷襲。

川普得意洋洋的宣佈已斬首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但筆者卻認為,哈米尼是求仁得仁,決意以身殉教殉國。伊朗的地下藏得了大量的核設施,怎會藏不了哈米尼?必定是他不願躲藏。哈米尼是虔誠的伊斯蘭教領袖,寧願選擇成聖上天堂,而不要沒意義的壽終正寢。哈米尼已安排好繼任者,他的犧牲有助於平息伊朗人民對政府的怨氣,也能激發人民強烈的反美、反以抵抗情緒,使伊朗更堅強,也會驅使伊朗發起對美、以的全面報復攻擊。我不贊成神權統治,但還是尊敬哈米尼的殉教殉國精神。

川普的基礎目標是藉伊朗戰事拉抬他低落的民調支持度,推翻伊朗的宗教政權和銷毀核設施則是進階的目標。基礎目標容易達成,進階目標則不容易。他本來可以掌控戰事規模,先達成基礎目標,然後視情況調整決策,見好就收。現在他無恥的以談判掩護美軍發動斬首偷襲,造成哈米尼以身殉教殉國,這戰事於是將完全超出他的掌控,很可能沒完沒了,對世界造成重大損害,對川普在政治上也多半不利。

斬首無法解決伊朗戰事 | 楊秉儒

伊朗國家電視台正式宣布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已經身亡,證實稍早之前美國總統川普與以色列媒體的說法。輿論場立刻有人斷言伊斯蘭共和國走到終點,中東將迎來新秩序,美國與以色列將完成歷史性戰略突破。
這種說法不是大膽,是草率。

哈梅內伊統治37年,確實是一個時代的象徵。他接班自Ruhollah Khomeini,將伊朗塑造成一個以神權合法性為核心、以軍事力量為骨幹的體制。
但伊朗從來不是單點控制政權。真正支撐國家安全與對外打擊能力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革命衛隊的指揮鏈、資源控制與內部維穩能力,並不會因為最高領袖身亡而瞬間蒸發。只要這個結構還在,體制就還在。把斬首等同於體制瓦解,是對權力運作方式的無知。

歷史已經多次證明這種無知的代價。
Saddam Hussein被推翻後,伊拉克沒有迎來穩定秩序,而是權力真空與長期動盪。
Muammar Gaddafi死後,利比亞至今難以整合。
政權可以在幾週內倒下,但國家結構的重組往往需要十年以上,甚至永遠無法完成。
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只要「斬首成功」就等於戰略完成,那是在用二十年前已經被證偽的理論,為今天的政治情緒背書。

再談軍事。

伊朗在最高領袖身亡後仍然保持對外打擊節奏,持續對以色列、約旦、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卡達、阿聯酋、巴林和科威特領土發動高強度打擊,對多個美軍目標造成損害。這代表什麼?代表它早就為極端情境設計了接替機制。任何成熟的強硬政權都不會把所有控制權押在單一人物身上。

至於飛彈消耗,有人看到舊式武器就下結論說伊朗撐不久。這種分析只看表面型號,不看成本結構。
以色列的鐵穹(Iron Dome)與美軍部署的愛國者飛彈系統(Patriot missile system),攔截成本遠高於來襲飛彈成本。當衝突進入消耗階段,問題不再是誰技術先進,而是誰的庫存更耐打。

如果空襲真能推翻政權,那阿富汗戰爭不會拖二十年。伊拉克戰爭也不會留下長期結構性後遺症。
空襲能摧毀建築,不能接管地面。空襲能震撼輿論,不能接管權力真空。真正決定政權存亡的,是地面控制與合法性轉移。

伊朗國土164萬平方公里,高原與山地縱深極深,不會因為幾輪精準打擊而歸零。若目標是推翻體制,最後只有一條路,地面佔領。
問題是,美國敢不敢?
阿富汗的教訓還在,中東民意風險還在,財政壓力還在,全球戰略分散還在。

如果不派地面部隊,那麼所有「推翻政權」的豪語,從一開始就是政治宣傳,而不是可執行戰略。
戰略的衡量標準很簡單。能不能改變誰在掌權。
如果做不到,那就不是勝利,只是聲量管理。
爆炸畫面可以剪接,勝利宣言可以發布,支持率可以短期上升。
但政權如果還在,指揮鏈如果還在,軍事能力如果還在,那所謂的歷史性打擊,就只是歷史性自我安慰。

真正殘酷的現實是,戰爭從來不是靠斬首與空襲結束,而是靠接管與重建結束。沒有接管能力,就沒有終局能力。
把希望寄託在一場空襲改變體制,是把戰略問題交給情緒處理。
這種做法不是強硬,是輕率。不是決斷,是賭博。
如果最終沒有地面行動,沒有權力轉移,只有幾輪高強度互射,那這場衝突留下的,不是戰略突破,而是另一個未完成的戰場。

海鯤潛艦不用潛太深? | 楊秉儒

台灣海峽只有50公尺深?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
台灣海峽平均深度約60公尺,最深處約150公尺。的確,台灣海峽過淺,本來就不適合潛艦長時間部署,但這不是海鯤號可以不用具備深潛能力的理由。

深度50公尺是什麼概念?
定置漁網大家都知道吧?定置漁網通常設置於水深約20至60公尺的沿岸海域,網具垂直架設,長可達數百公尺,依靠海底地形與等深線配置。

這意味著什麼?
如果一艘潛艦的有效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在水下幾乎沒有任何機動縱深。它會長時間處在:
.海底地形限制
.漁具與障礙物密集區
.反潛聲納最容易掌握的水層
.水面與海底雙重夾制的區域
換言之,問題根本不是「會不會卡到漁網」,而是這種深度,根本不具備現代潛艦應有的生存條件。如果一艘潛艦的戰術活動深度只有50公尺,代表它幾乎沒有任何水下機動縱深,不但容易受海底地形、漁具、反潛障礙物限制,也極容易被聲納與反潛手段掌握行蹤。

潛艦從來不是在台灣海峽作戰,這是多數討論最大的誤解。
既然台灣海峽的深度並不適合潛艦攻守部署,那中華民國海軍的潛艦戰略又是什麼?
中華民國海軍潛艦的核心任務從來就不是在台灣海峽活動,而是守護關鍵補給線。
例如:
.東部太平洋航道
.巴士海峽通道
這些才是維繫能源、物資、盟友支援的生命線。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目的正是確保來自與那國島、宮古島方向,以及雅米島、菲律賓方向的交通線安全。
海軍現役潛艦長期部署於花蓮、蘇澳等東部港口,戰術目標是迅速進入深水海域活動,而不是在淺水區與對手糾纏。
花東外海,才是真正的潛艦戰場。

而花東外海的水深變化有多劇烈?
花東海岸屬於陡降型大陸棚,離岸數百公尺水深即可達數十公尺,離岸約1公里水深可達百公尺以上,數公里外即迅速進入數百至上千公尺的深海區域,並直接銜接黑潮主幹道深水帶。
也就是說,潛艦一旦出港,很快就能進入具備完整戰術縱深的深水海域活動。在這樣的海域中,潛艦若沒有足夠的下潛深度,就等於主動放棄最重要的隱蔽優勢。
如果海鯤號的最大潛深不足400公尺,那未來它在這種深海環境中的戰術生存能力與隱蔽能力,勢必會受到極大限制。

再回頭看看中華民國現役潛艦。
海獅、海豹於1973年服役,屬於美國茄比級潛艦,是目前全球服役時間最久的現役潛艦之一,公開推估的安全潛深約在200至300公尺區間。
海龍、海虎於1987、1988年服役,屬於荷蘭劍龍級潛艦,最大潛航深度超過300公尺,經升級後其耐壓與性能均有所提升。

海鯤號公開資料中,預期最大潛航深度為350至420公尺。
但真正關鍵的不只最大潛航深度,還包括:
.水下自持力
.靜音能力
.電池效能
.戰鬥系統整合
.長時間潛伏能力
常規動力潛艦依賴電池與柴油機,水下續航通常為4至7天,低速巡航可延長至10天以上;若具備AIP系統可達2至3週。這些都是潛艦是否真正具備戰力的核心指標,而不只是「能不能下潛」。

所以真的不用太著急。
「台灣海峽很淺,所以潛艦不用潛太深」這句話,從戰術到戰略都站不住腳。
正因為海峽太淺,潛艦才必須在深水區作戰;正因為任務在深海,潛艦才更需要深潛能力。潛艦不是看宣傳,而是看最終測試數據與服役表現。
就讓時間來證明,海鯤號是否真正達到一艘現代潛艦該有的水準。時間,會給出答案。

張又俠落馬事件與中國的軍事改革、以黨領軍 | 郭譽申

中國大陸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和討論。這是因為,張是僅次於習近平,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而且習還有黨、政和國際的重要工作,張甚至可能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若這樣看,則張的地位極重要,而張的落馬影響極大。是否如此?

張又俠有多重要?首先,他絕不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解放軍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在習近平推動下進行了自1949年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軍事改革。核心目標為「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致力於從「大陸軍主義」轉向聯合作戰體系,調整指揮體制,建立現代化軍事力量。 這麼深廣的軍事改革只有最高領導人習才能夠推動執行,當時協助習的主要是現已退休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范長龍,還輪不到張(只是中央軍委委員),現在軍事改革已接近完成,張只是蕭規曹隨而已。所以習是親自掌管軍事改革和軍事實務的,而中央軍委是其參謀和助手(「軍委管總」正是此意)。

張又俠不那麼重要,也因為中國大陸一向奉行「以黨領軍」或「黨指揮槍」的原則(始於毛澤東在1938年寫成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以黨領軍」是指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解放軍實行絕對領導的政治制度,該制度透過團級以上有黨的政治機關、各級政委制度(政委負責政治工作,與軍事主官同級)及中央軍委掌握最高軍權,確保軍隊忠誠於黨國。中共曾有短時間的黨內分裂,卻不曾出現過軍隊奪權,可見「以黨領軍」的功效。

軍中的政委,雖然名義上與軍事主官是同級,卻更受重視(這很合理,因為軍事行動本質上是達成特定政治目標的手段),譬如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是革命時期的高階政委,不是軍事主官。軍事主官若能勝任政治工作,也可以轉任政委,則有更大發展空間;但張又俠在其五十多年的軍旅經歷中幾乎不曾負責政治工作,是他的弱點,因此限縮他的影響力。

張又俠落馬事件引起許多意見和討論,有些人甚至認為會延遲或加速對岸統一台灣的軍事行動。筆者的研判是,雖然張是僅次於習,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他沒有那麼重要,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因為他不是中國極重要軍事改革的主要協助者(習是主導者),也缺少「以黨領軍」制度下的政治工作資歷。張的落馬幾乎毫不影響中國的軍事發展和政治決策。

從張又俠落馬傳聞,看懂一件外界可能誤判的大事 | 楊秉儒

那天氣氛先變的,其實不是在北京……。近日關於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出事」的傳聞,在台灣媒體圈,罕見地引發了明顯緊張與嚴肅討論。這個現象,本身比消息真假更值得分析。

幾個長期以戲謔口吻談論解放軍高層人事的評論節目與社群版面,語氣忽然變得收斂、嚴肅,甚至帶著一點難以言說的不安。
過去幾年,只要哪位解放軍上將落馬,畫面往往是調侃與奚落:「你看,他們自己都亂成這樣。」但這一次,關於張又俠的傳聞一出來,氣氛變了。
這個變化,本身就很值得玩味。
因為如果只是又一個貪腐將領出事,根本不值得這樣的情緒轉折。真正讓人心裡一沉的,不是「又有人被查」,而是——怎麼會輪到這個人?

一、張又俠不是一般的上將,這不是反腐新聞,而是軍權新聞。

張又俠是什麼樣的人物?
張又俠的父親張宗遜是開國上將,官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張宗遜與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之父習仲勛同為陝西人,且曾經在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共事。而打過「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的張又俠本身是中國現今僅剩的一位還有「戰功」的大將,有實戰軍功,軍中資歷極深,代表著解放軍傳統「將軍治軍」年代的權威,這是為什麼他過去能在中央軍委副主席的位置上。他不是技術官僚,不是裝備系統出身,也不是後勤與軍工體系的將領,而是實兵系統的象徵。

過去幾年落馬的軍委,多屬以下幾類:
1. 火箭軍與裝備體系
2. 後勤與軍工鏈條
3. 專業與技術官僚系統

但張又俠代表的,是另一種東西:
資歷、威望、老軍頭權威與實兵傳統的結合體。
如果連這樣的人物都會被動到,那意義就不完全只是在打擊軍中貪腐,而在於重塑軍權結構。

二、外界長期誤判的一件事:把「公布」當成「開始」。

許多軍事與政治評論習慣認為,中國共產黨公布某人出事,代表調查開始。
但真實規律恰好相反。
在中國共產黨的軍事與政治體系裡,公布,往往是最後一步。
真正的流程是:
人消失 → 秘密查核 → 指揮權悄然交接 → 新體系穩定運作 → 才對外發布。

原因很簡單:
中國共產黨無法容忍的不是新聞真空,而是權力真空。
位階越高,前置佈局時間越長。到了軍委副主席這種層級,若真有問題,背後必然是長時間的靜默安排與無縫接替。
這也讓整件事透露出一個令西方陣營不安的訊號:
這不是「解放軍亂了」,反而可能是「解放軍已經不亂了」。

三、為何近年大量上將落馬,卻遲遲不補滿?

這個現象外界很少深入思考。
如果只是反貪腐,那中箭落馬的位置應該迅速補人。
但現實是:許多上將位置長時間空缺。
這透露出一個更深層的轉變:
北京並不急著讓「上將集團」回到權力核心。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改至今大略可分三步:
2015軍改砍軍區、建戰區,是結構重組;
之後打貪腐、清山頭,是權力清場;
而近年悄悄發生的,是第三步——
削弱資歷權威,讓實戰與技術將領成為主體。
如果張又俠真的出事,代表這一步,已經走到最後。

未來真正主導解放軍的,不再是資歷最老的將軍,而是以下這幾類:
1. 正在第一線帶兵的中、高階軍官。
2. 負責演訓與裝備運用的中高階軍官。
3. 對最高軍事意志高度穿透服從的中高階軍官。
今後無論涉及「台海戰爭、中美軍事對抗、中、日、菲的南海軍事壓制」,都直接由那些正在各軍區實質於基層指揮、研發、應用,且極度渴望立下戰功,忠心耿耿的少將或中將為主力,中國人民解放軍需要真正的指揮、真正的投入、真正的清廉、為了國家民族真正的全力以赴,而不是「掌握權力,進而貪腐」。這其實是2015軍改走到今天的最終形態。

四、為何這讓部分台灣與西方評論者突然感到不安?

因為長期以來西方陣營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敘事基調一向是:
解放軍腐敗、山頭林立、戰力堪憂。
但如果山頭真的被清空,腐敗鏈條被拆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輕、更實務、更直接服從的指揮體系,那過去建立在「他們會先亂掉」之上的判斷,會瞬間失效。
一支更乾淨、更有效率、內部更一致的軍隊,遠比一支貪腐內耗的軍隊更具威懾性。

五、真正值得注意的:北京近三年的重心,並不在「如何開戰」。

從政策、學術研究、法律制度與行政準備,我們可以看到另一條線索:
2022年之後,大量出現的不是戰術研究,而是在地方基層的治理上:
1. 融合治理
2. 基層網格化管理
3. 數位社會治理
4. 行政、戶籍、金融、社保制度銜接研究
5. 對台融合發展示範區的具體化
這些東西不是為了打仗,而是為了:接手一個具明顯差異性的社會並進行治理。
當外界還在推算你到底「何時動手」,北京投入的資源,卻更像是在準備「如果局勢改變,如何接手」。這意味著,在北京的規劃裡:「戰後」的準備,可能比「開戰」本身更早被投入資源。

六、為什麼習近平的權力看似不穩,卻始終無人能撼動?

外界對中國大陸常用的邏輯思維通常是:
經濟差 → 中產不滿 → 政權不穩。
經濟壓力在上升,中產焦慮擴大,地方財政吃緊——這些都是真的。
但另一件事也是真的——底層沒有被放棄。

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偏鄉大規模扶貧、教育、基礎建設與階層流動敘事,形成了一個極關鍵的效果: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兵源與基層社會,仍然與國家敘事高度綁定。
這使得發動軍事政變的社會民怨基礎幾乎不存在,連西方想要進來搞顏色革命都難上加難。
連地方財政困境,都因此強化了中央的控制力。人民不會因為吃太飽而造反,反而會因為吃不飽、穿不暖而揭竿起義。當地方必須依賴中央兜底,而中央又確實能照顧到地方,地方對中央的忠誠與服從反而提高。這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反而是強化中央集權的常見機制。

結語:若此事為真,它代表的不是混亂,而是完成。

張又俠若真的出事,意義不是「解放軍要出大問題」,反而可能是「解放軍完成最後一輪權力重組」。
從「將軍治軍」轉為「指揮體系直接服從最高軍事意志」、從「資歷與山頭」轉為「實務與效率」。從「依賴威望」,轉為「依賴服從」。這當然會讓西方世界感到不安,因為:
一支更乾淨、更年輕、更直接、更有效率的軍隊,比一支貪腐內耗的軍隊,更具現實威懾力。
也難怪,這一次,某些還算看得清楚事實的評論者語氣悄悄變了。
因為如果這些變化是真的,那麼北京真正長期準備的,可能早已不是「何時開戰」,而是——一旦局勢改變,如何接手並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