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耀史冊的我華夏民族之氣節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7.31

關鍵詞:對日抗戰

台兒莊

  1938年4月3日晚,日軍一度佔領台兒莊四分之三的區域,面對兇殘的日軍,中國軍隊為奪回陣地,組織多批敢死隊,手持大刀沖向日軍陣地。

  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初期可說是用人肉築盾牌,去抵抗侵略者的槍砲子彈。其犧牲之慘烈真是驚天地,泣鬼神。

  在我中華民族國族史上,唯有南宋抗金、抗元之役差可比擬。看看蒙古王朝西征,一路如摧枯拉朽,所向披靡。1258年,旭烈兀西征時,強大的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在頃刻間覆亡。積弱的南宋,一直抵抗到1279年的崖山海戰,宋軍終遭元軍擊潰,忠義大臣陸秀夫不降,護幼主趙昺投海殉國。南宋至此才正式滅亡。

何以如此?我華夏民族之氣節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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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軍隊以簡陋的武器抵擋着日軍瘋狂進攻,以血肉之軀保衛華夏的血脈,捍衛我中華民族的尊嚴。歷經十四年慘烈的戰鬥和犧牲,最終贏得了勝利。整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的國軍…

  整個抗日戰爭,靠的就是這股「驚天地,泣鬼神」的氣節,奮戰到最後一刻,終於及時等到原子彈應市,給邪惡兇殘的日本致命一擊。

世人常說,日本之投降、二戰之勝利,是因為美國的原子彈贏來的。但是真的如此嗎?這些人有沒有想過——原本是德國人最有希望研發出原子彈的,為什麼美國人反而超前德國一步,成功試爆了原子彈?

在整個二戰當中,有許多因緣聚合在一起,才使得這個難逢的歷史機遇成為可能:

1.盟國敢死之士多次不惜犧牲性命,攔截德國重水物質的運送,或是搗毀其重水基地。

2.中國以難以計數的生命及財產為代價,牽制日軍,替盟國爭取到寶貴的時間。

3.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搶救歐洲傑出學者,最後他們成為研發原子彈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4.在蘇聯境內幾次重要戰役中,像是列寧格勒保衛戰、莫斯科會戰、史達林格勒會戰和高加索戰役…等,蘇聯犧牲了上千萬生命,發揮堅苦卓絕的韌性,在德軍的戰略錯誤下,終於反敗為勝,箝制住德軍主力部隊的閃電攻勢,並英勇殲滅之。

以上種種因素湊合在一起,換來了二戰同盟國陣營的勝利。

  我們一方面要記取戰爭的教訓。例如工業革命之後,列強為爭奪殖民地引發一戰,而一戰之後,英法在巴黎和會的不公不義,對德索賠過鉅,又埋下二戰的隱憂與禍患。這在人類歷史上,都是足資借鏡的慘痛教訓。

另一方面,對於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先賢先烈,我們後人更要心存感激與敬意,不應將戰爭的勝利簡化成兩顆原子彈的威力和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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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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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4 丁念慈臉書 真實的歷史太沉重!讓年輕人太震驚!!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915313845152911&id=100000229422748

● 2018.7.30 丁念慈臉書 日本的投降及其天皇的《停戰詔書》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2304448362906122&id=100000229422748

日本的投降及其天皇的《停戰詔書》 | 丁念慈

發表日期:2018.7.30

關鍵詞:對日抗戰 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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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在二戰同盟國第二顆原子彈空襲長崎市過後,日本昭和天皇緊急召開御前會議,同意接受美、英、中、蘇四國在波茨坦會議上發表的《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之要求,並以本名裕仁簽署了《停戰詔書》。14日正午,天皇親自宣讀《停戰詔書》,以錄下「玉音」;次(15)日,首次透過日本放送協會(NHK)向公眾廣播,昭告全民已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應即刻停止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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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15日,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委員長,命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處理中國戰區敵軍之投降事宜,同時電令日本中國戰區總司令岡村寧次 「應即通令所屬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所有人員、武器、裝備、飛機及船艦,應停留現在地,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不得破壞任何設備及物資。並迅速派代表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六天後,21日下午4時,一架日軍零式運輸機在一隊中國空軍的P-51戰鬥機「押送」下,載著日軍代表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參謀橋島芳雄和前川國雄(翻譯木村辰男)到湖南芷江機場,向國軍參謀總長蕭毅肅及中國戰區美軍作戰司令部參謀長柏德諾等受降代表遞交投降書。中方宣讀中字第一號備忘錄,並將詳細規定中國受降事項的其他備忘錄交今井武夫轉岡村寧次。今井武夫則交出中國戰區、越南日軍兵力配置圖及第一線戰鬥序列的詳細表冊,表明會配合國軍在南京設立國軍前進指揮所。這是日本第一份投降書,史稱「芷江受降」(注)。之後,在中國戰區還有十五起投降儀式,最後一起就是10月25日的台灣受降典禮了。

迄今人類歷史上,規模最龐大、傷亡最慘重、破壞性最廣泛的全球性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年至1945年)——至此終於結束。而自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中國軍民開始全面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以來,經過八年殘酷的戰爭蹂躪之後,這片土地早已國破山河殘,其上無數的生靈也已家破人亡,荼炭於途。

在《停戰詔書》的字裡行間,我們看不出日本「天皇」及其國家,對所發動的侵略戰爭造成他國毀滅性的破壞,以及用極為暴虐兇殘的手段,對待占領區人民及戰俘之反人類罪行,懷有一絲一毫的悔意和歉意。

就形式上而言,日本是「無條件」的徹底投降;然而,骨子裡卻毫無悔意!唯一懊惱的是「吞進肚裡的大塊肥肉,又遭人從胃袋、食道和嘴裡硬生生扯出來」。詔書中,昭和天皇裕仁不但自稱侵略鄰邦是為了「……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等動機高尚的使命,甚至將戰敗的責任,歸咎為「……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繼續交戰,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

日本天皇及其御前的佐國大臣們,無恥到這個份上,敝人縱有好生之德與悲憫之情,但實在想不出任何可以原諒他們的理由!

許多人,一談到日本遭到兩顆人類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原子彈轟炸之報復,若非一掬同情之淚,哀悼受難者,就是慈悲為懷,祈願未來世界和平,人類和國家之間不再有戰爭。然而,若不將戰爭罪責釐清,且真心面對所犯歷史過錯,能撫慰所有無辜的受難者嗎?日本軍國主義始終蠢蠢欲動,一再覬覦、干犯鄰邦的領土與海域。在在說明了——沒有真誠的悔改認錯,根本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在《停戰詔書》中,裕仁大言不慚地說——

“朕對於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深表遺憾;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寧、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臟為之俱裂;至於負戰傷、蒙戰禍、損失家業者之生計,亦朕所深為軫念者也。今後帝國所受之苦難固非尋常,朕亦深知爾等臣民之衷情,然時運之所趨,朕欲忍其所難忍,堪其所難堪,以為萬世開太平。”

乍看之下,讓人以為此「天皇」乃堯、舜、禹、湯等聖王再世。然而,從史實和史料的研究發現——發動戰爭乃至下達慘絕人寰「南京大屠殺」命令的,就是這位裝神、貌似無辜的「天皇陛下」。他,才是這場史無前例慘絕人寰戰爭背後的藏鏡人,真正的元兇!

當然,將日本舉國拖入鋪天蓋地的戰爭深淵,險遭亡國滅種禍患的,絕對不會只有這位貌似無辜的「天皇陛下」一人。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為了迅速富國強兵,採行了國家資本主義。正是這個把持絕大多數資源和財富的民族資產階級之積極鼓動,舉國才會窮兵黷武,如脫韁野馬般發動侵略戰爭。毫無疑問,日本的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這場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而廢藩置縣後失勢的武士階層,以及渴望立功升遷的軍人集團……等,也都巴不得藉由發動戰爭重拾往昔尊榮,或是生涯的騰飛。他們洗腦一般民眾,誤信其侵略鄰國不但用心良苦、目的正當,而且能帶給鄰國人民如「大東亞共榮圈」般美好的未來。

然而,一場侵略戰爭,把一個原本在上升趨勢中前行的國家,弄得土崩瓦解,把人民的財富也榨洗得所剩無幾,兩顆致命的原子彈,更把日本徹底打趴在地,幾乎亡國滅種。

但,上天給過每個民族再生的機會,也包含日本在內。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由於全球經濟殘破,社會失序,為激進的共產主義勢力提供了擴張坐大的機會。中國不但因內戰問題,對日寇採取「以德報怨」政策寬大處理,沒有索賠;日本更藉著美、蘇民主與極權兩大陣營間的冷戰對抗,成了民主陣營防禦共產勢力擴張圍堵島鏈的一環,不但獲得馬歇爾計畫的扶持和經濟奧援,還被西方民主陣營國家接納,開放其市場。經濟和社會得以迅速重建,國力蒸蒸日上。

面對過去罪惡滔天的歷史過錯,日本悔改了嗎?領受了上天的好生之德,而重獲新生的日本,懂得感恩和惜福嗎?如果不悔改、不感恩,那麼,審判再次臨到時,就不要哭天喊地、討哀告饒了!在此,也請日奴、漢奸們一併警惕!!!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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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芷江受降:芷江在大陸湖南,為二戰&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之後,我國及同盟國代表在中國戰區接受日本投降第一份降書的地點。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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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08 論南京大屠殺 丁念慈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279348602082775&id=100000229422748

● 2017.7.13 日本投降書全文 想當日奴的人,請看清楚! 丁念慈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758170180867279&id=100000229422748

● 芷江受降 日本第一起投降儀式 中時電子報 江飛宇 2017.8.22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822004321-260417

● “芷江受降”完整記錄視頻公佈 CCTV中文国际 2014.9.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YIPpe2Dko

● 破曉時分—抗戰勝利與受降 國史館 2015.9.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nV_utlxqg#t=0h0m0s

● 笨蛋!美國才是敵人啦!別再消費「抗日戰爭」了吧! 黃澎孝 2018.7.8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033568223638522&set=a.1384650665196951.1073741851.100009560914734&type=3

 

「中國的萊特兄弟」馮如 | 郭譽申

在台灣,幾乎人人都知道美國的萊特兄弟發明飛機(1903年),卻很少人知道中國人馮如只晚六年也設計、製造出飛機,並在1909年親自駕機試飛成功。馮如的壯舉發生在中國非常衰敗的時候,令人特別意外而驚奇。筆者最近才知道馮如其人其事,但願此文讓更多人知道馮如。(此文主要取材自維基百科)

1884年,馮如出生於廣東省恩平縣的一個農戶,馮家種田為生,兼職挑夫肉販,農閒時也做些採集、販賣中藥材的小買賣。馮如家境貧寒,兒時是個放牛娃,沒有受過完備的教育,他7歲到11歲時在家鄉讀過兩年私塾和在鄰村學校半工半讀過兩年,此後家裡經濟狀況轉差,再也供不起他讀書。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當時的馮如年僅11歲,為了幫助家計,以及躲避日漸動盪的社會環境,決定遠涉重洋到美國舊金山,跟隨在國外做小生意的舅父謀生。初到舊金山,馮如白天做童工,夜讀補習英文,生活艱苦。此時他目睹美國日新月異的先進機器,馮如認識到,要想國家富強,必須有賴於先進的機器,於是他專攻機器製造。由於當時美國推行具種族歧視的排華政策,馮如先後在船廠、電廠和機器製造廠當過學徒和工人,歷時近七年,但經常遭到企業無理解僱,工作很不穩定。但即便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馮如仍然不懈地堅持工作和自學,並逐漸掌握了多種機械和電器的設計製造技術,成為頗具名氣自行營業的工程師。

1906年,馮如開始設計飛機,次年,在舊金山的奧克蘭租了一所工廠,開始製造飛機。1909年9月21日傍晚,「馮如1號」正式試飛。馮如駕機迎著強風起飛,升至4.5米高,環繞一個小山丘飛行了約800米,顯示他的飛機具有良好的性能。當時中西報刊競相報導。美國《舊金山考察者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馮如的大照片,讚譽馮如為「東方的萊特」,並驚呼「在航空領域,中國人把白人拋在後面了!」

1911年2月,心念祖國的馮如帶著其公司人員、機械設備和造好的飛機回國。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1月,廣州光復,廣東革命政府成立。馮如率助手參加革命,被任命為廣東革命政府飛機長,他立即在廣州建立廣東飛行器公司,這是中國國內的第一個飛機製造廠。當時清廷尚在北京,馮如以虜巢未破,終為後患,於是加緊製造飛機,以供北上參戰,推翻清王朝。經過3個月的努力,於1912年3月,製成一架性能優於「馮如1號」的飛機,這是中國國內製成的第一架飛機,揭開了中國航空工業史的第一頁。

1912年8月25日,馮如在廣州燕塘機場公開進行飛行表演。馮如先向到場的各界人士介紹情況,包括飛機如何利用、如何製造、如何駕駛等內容。接著,馮如駕駛自製飛機凌空而上,高約36米,東南行約8千米。當時飛機運轉正常,操縱自如,鼓掌之聲,不絕於耳。但馮如急於升高,操縱過猛,致使飛機失速墜地,機毀人傷。醫院搶救無效,馮如以身殉國,時年僅29歲。在彌留之際,馮如猶勉勵助手:「勿因吾斃而阻其進取心,須知此為必有之階段。」

1983年,馮如墓公布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類型為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2009年,美國奧克蘭的蘭尼學院豎立起紀念馮如的銅像。

「一國兩制」的歷史與現實 | 史為鑑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自從一1978年中共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提出之和平戰略方針和基本國策。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依中共解釋,就是一個國家根據自己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在本國的部分地區實行不同於其他大部分地區(國家主體部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與生活方式,但這些地區的政府是這個統一主權國家的地方行政單位或地方性政府,不得行使國家主權。具體來說,就是統一在一個中國之下,(當時)大陸十一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共當局曾說,這是在馬克斯主義理論寶庫中找不到,在中外歷史上也沒有這樣的先例,這是鄧小平「同志」創造性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概念。

其實就筆者所知,近似「一國兩制」的概念及經驗,在以往的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只是有程度之差罷了。至於其可行性是否適用於今天,恐怕先得看看中共如何在1997年以後對待香港,1999年對待澳門,才能下斷語。在此之前,只要台灣稍安無噪,以逸待勞,對中共至多只需「姑妄聽之」,再觀後效。

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先例,要以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以後所實施的「一國(北魏)兩制(奴隸制度與封建制度)」為典型。鮮卑族的拓跋部落在東漢三國時代,仍只是一個小部落,直至拓跋珪建國北魏(又名後魏、元魏、拓跋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兼併四國部落,國勢日益強盛,統一北方。

拓跋跬佔領中原後,敏銳地意識到,無論人口、文化,還是生產方式,鮮卑族都比不上漢族。因此他並沒有採取武力高壓政策,強迫漢族倒退地實施(北魏的)奴隸政策,卻容許中原地區繼續實施封建制度。就這樣,北魏實行了一個世紀的「一國兩制」政策,封建制的優越性、進步性,終於壓過奴隸制,迫使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一步實行更澈底變革的漢化政策,北魏從而成為強盛、統一的封建制國家。

歷史上第二個實施「一國兩制」的是契丹族的遼朝,遼與北宋對峙時,國勢十分強大,宋朝不得不採和親納幣、俯首稱臣之政策,以維持兩國相安無事,迄今西方人稱中國除了CHINA(秦)外,就是CATHAY(契丹),可見其一斑。香港英資的國泰航空公司(英文CATHAY AIRLINES),直譯可稱「契丹(中國)航空公司」。

遼朝除了原領有之東北、內蒙外,還統治原為中原轄地的山西、河北,即所謂的「燕雲十六州」。由於轄區有大量漢族,以致其政治制度採「兩元政治制度」,即官制分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主番事,南面官治漢人。質言之,即以契丹人的制度來管理契丹部族,而以漢人的政治制度來統治漢人,包括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

至於最近的一個例子是1950年至1959年間的西藏,雖然這是一個失敗的「一國兩制」,中共也多絕口不提,其實先不論西藏問題之激化原因與責任歸屬,就中共解放大陸初期,的確對西藏是採取寬大、放任政策,這對身負社會主義優越性,拯救並解放世人(世界革命)的中共而言,實屬極大之自制及忍讓。

1950年中共建國,至1959年中共軍隊進入西藏實施社會主義改造,大約有十年左右,中共完全放任西藏保存農奴制、政教合一、喇嘛教信仰,以及地主剝削、壓迫、殘害農奴,若非演變至慘不忍睹,嚴重惡化,相信中共還有可能繼續尊重西藏特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宗教、及文化制度,換言之,這十年是中共最早實施的「一國兩制」。中共提倡一國兩制,卻矢口不提西藏經驗,主要是害怕此一失敗經驗引發不好聯想及反宣傳。其實真正瞭解西藏現代歷史的人,應該不會未經深入瞭解即妄加批判,亂扣帽子才是。

據近日報載,有鑑於蘇聯解體後國際形勢對中共統一台灣的計劃愈來愈不利,以及台灣島內台獨聲勢日益囂張,以及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統一方式的抗拒,中共官方權威人士透露,中共高層正醞釀推動更加務實靈活的對台政策,除了務實推動兩岸交流外,也主張在兩岸各自堅持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中,尋求妥協,擴大共同點,擬出雙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來打開統一僵局。

針對此一務實而不僵化的走向,吾人期望在堅持和平手段原則之下,海峽兩岸能共同坐到談判桌前,彼此殫精竭慮,互信互諒,為兩岸人民尋求一個能造福兩岸人民,並願意接受的可行模式,切忌以大吃小或夜郎自大,以致生民塗炭,禍延子孫,願海峽兩岸的領導人敞開胸懷,高瞻遠矚,展現高度之政治智慧,立千秋志業。

 

坐監21年的馬乘風立委及其《中國經濟史》| 石文傑

0. 前言

胡適27歲寫出《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文壇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不幸卻被誣陷,坐了長達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浩歎,所幸以《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1981、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誤解,以為另有其人。

1.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國事蜩螗,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28歲。

2. 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

《中國經濟史》是學界第一部中國經濟史專著,對當時高等學校經濟史之教學與研究,頗具啟導作用,乃書為開山之作。著名的學者馮友蘭、嵇文甫特地為其作序,並大力推薦。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大大的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我把這書加以翻覽,覺得它不僅是充滿著青年的熱情,戰鬥的勇氣,並且在材料方面,他也的確很費了些搜檢探討的功夫,以此繼續探討,理論和材料方面同時并進,對於中國社會史論壇上一定有很大的貢獻,這是我所期望的。」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之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胡適27歲出版《中國哲學史》,馬乘風以28歲寫下《中國經濟史》,而且均獲一代大師馮友蘭寫序,一時傳為佳話,並都被喻為一代才子。

3. 棄學從政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國民參政員固一時之俊彥精英也,馬乘風襄贊中樞,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馬乘風擔任國民參政員甚久,以敢言著稱,深受朝野政黨所敬畏,連中共都視為可敬的對手,尤以其劍及履及、窮追不捨的精神,令人欽服。因銜財政部長孔祥熙之命,主持河南、安徽專賣事業,一年之間,弊絕風清,國家收入倍增,屢獲層峰褒揚獎飾。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縣份,而從軍之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為中樞號召力強,而馬先生之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之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之立法委員,方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4. 從立法院到火燒島

1952年2月2日(陰曆元月3日)夜十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罪名判處死刑,蔣故總統介石卻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竟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法委員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

5.「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

出獄後,王雲五先生(曾任行政院副院長,為當年國民參政會同僚)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之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只好賦閒在家,從此生活陷入困頓。

政治犯出獄後極難覓得工作機會,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女士在台灣銀行中低級職員之微薄收入(馬先生嘗自謔為「坐家」─坐在家中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但以退休金為數既不多,而其利率又微不足道(年僅九厘,按公營事業退撫基金計算),靠此微薄利息來維持家計,十分困難,迫不得已,只好將其妻在其入獄期間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之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一座二樓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6. 赴美不久旋又返台卒病故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惟以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賺錢不易,加上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國內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五十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該處山高雨多,相當潮濕,唯在夏季尚稱涼爽宜人。其中伙食大多不合其口味,尚需其妻親自下廚,以供其食。

馬先生居住山上,不幸連年生病,每年約有四、五次要住進中華、國泰或陽明等醫院,求醫診治。當其住院時,多由神經內科主任李堯怡為之細心診治,以維持生命。甚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書畢,即於1992年元月22日溘然與世長辭,享年87歲。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其常在不經意間,口中咒罵「那個老王八(指蔣經國當年構陷入獄)!」然而提起先總統蔣公,則從未有任何怨言。其對兩代蔣故總統恩怨絕對分明,毫無妥協。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其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似尚有君臣之義,其愚忠之忱,自始至終溢於言表。

7. 畢生寫作不輟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8. 因緣際會結為忘年之交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先生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按二位俱屬河南同鄉)。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

「先生大作《中國經濟史》一書,乃曠世之鉅著,堪稱開山之代表作,在學界頗受推崇,近時相關之作幾無出其右者,直可媲美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二書之於哲學史;鄭振鐸《中國文學史》(插圖本)、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之於文學史,有其特殊之學術地位。昔 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9.《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不久果然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彼時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嘆為觀止。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本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之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之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之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純經濟過程之橫剖。作者在全書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積極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比如,對各個時期的土地制度、賦稅和租稅問題、商品經濟和自然經濟、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社會人口等問題都能有所論及。特別是作者在論述社會經濟問題時,還能比較注意到聯繫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等問題,而且又能盡量地運用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來進行說明。在說明中又往往敢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和對當時的一些學術觀點,大膽地提出批判,這是本書的獨到之處。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四百年間中國政治經濟之動態,及其間經濟問題之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四十六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隋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之綜括論述,第二編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唐代諸經濟問題之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之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之堅定執著於孫中山之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

10. 結論

《中國經濟史》原來計劃出版五冊,在大陸時除已出之一、二冊外,已完成之稿件已寫至宋明,據馬先生於1976年3月6日給筆者函中表示

「….惜在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之後,余於北平老城中,隻身逃至天津,轉英輪至南京,生命已難帶出,而況稿子?抗戰勝利後,余本擬赴北平尋找書稿,以忙於工作,未能如願。今者商務印書館亦曾催余將此書繼續完成,又以雜事,不能專心從事,稍俟將目下文債清理後,余必埋頭寫成全書也。倘能得先生之助,余當歡喜之不暇也。」

《中國經濟史》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在台總共出版了四冊,在馬乘風去世後,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之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之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二〉?| 郭譽申

史丹褔大學講座教授歷史學家Ian Morris在2010年出版《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台灣中文譯本名為《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作者不僅企圖回答「李約瑟難題」(即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他建立衡量社會發展狀況的指標,根據考古和歷史記錄,比較過去一萬五千年的東方和西方社會發展指標,發現東方和西方社會曾經互有領先,而造成領先的主要原因是地理因素,而非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和偉人等其他原因。

Morris教授採用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能量的取用、城市的規模、資訊的傳達/處理、戰爭力等四方面。這樣的社會發展指標看來合理也頗全面。

十八世紀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的背景是十五世紀後期開始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使歐洲人可以殖民美洲新大陸,並且不需要經過中東和阿拉伯地區就能到達東方,大大擴展了歐洲人的發展空間。歐洲人既獲得相當大殖民和商貿利益,又因為遠洋航海的需要和對世界的了解,例如確證地球是圓的,而萌芽了近代科學,並且發現科學有極大的實用價值,例如遠洋航海需要天文學和數學,而觀察天文發現力學的原理。由於歐洲和美洲之間的繁茂經貿墊高人力成本,加以近代科學的萌芽,於是發明出許多機械以取代人力,造成輝煌的工業革命。

早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明朝的鄭和在1405到1433年間曾率船隊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岸,鄭和的船隊和航海技術勝過地理大發現時的西歐,為何鄭和或中國後繼的航海家沒有發現美洲新大陸,進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近年有人認為鄭和曾航抵美洲,但沒有充分證據)? 這有兩個原因,首先,西歐跨越大西洋到美洲,約五千公里,而中國跨越太平洋到美洲,距離幾乎加倍,西歐佔盡地理優勢。其次,中國一向是陸路國家,航海貿易視為次要,因此鄭和之後,航海事業即中斷,而歐洲臨地中海,一向重視航海貿易,又有強烈動機尋訪新航路,去探訪當時領先的東方世界(哥倫布至死都以為他所到之處是印度)。

根據Morris教授的理論和數據,過去世界的發展主要取決於地理因素,中國因為開發出富裕的江南和連通南北的大運河,曾經領先西方一千兩百年,西方則因為地理大發現,而在十八世紀啟動科學和工業革命,幾乎主宰全世界。地理因素造成環境的改變,人類天生會適應不同環境,就環境的需要,去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使社會不斷進步,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基因、偉人和創新能力等因素決定過去的歷史。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本文和前文《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共指出三個可能原因。每個原因看來都有影響,哪個原因最關鍵?這是不太可能有解的。社會科學不像化學,一個化合物的成分比例可以精確檢測出來,社會結果的成因比重則是無法精確檢測的。

 

為何科學和工業革命沒始於中國〈一〉?| 郭譽申

學術界一般公認,中國社會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六世紀西歐開始科學革命,十八世紀開始工業革命,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科學和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不少人都曾鑽研這個問題,提出可能的解答。筆者述而不作,願把所學所知分享讀者。

科學和工業革命與現代的資本主義是同時發生的。科學和工業革命是迂迴的生產方式,比傳統的生產方式回收慢、投資大,必須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才可能成功,因此促成了現代的資本主義和金融體系。或者說,科學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是互為因果的。

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於歐洲而非中國的一個原因在於歐洲與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歐洲是封建諸侯體制,貴族一般都長期擁有自己的莊園、佃農等,並且習於經營商業貿易。換言之,歐洲貴族一般都擁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在科學和工業革命初起時,能夠大力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

對比於歐洲,中國很早就實行中央集權、官僚治國,官僚不像貴族能世襲及經營商業,因此中國的官僚多不熟悉商業,更不像歐洲的貴族有較大而穩定的資金,能投入科學和工商業的發展。在中國,當科學和工業革命尚未顯示明顯效益時,只能倚靠民間的富人投入發展科學和工業,但是民間的富人數量有限又不穩定(所謂富不過三代),他們推進科學和工業的力道當然比不上歐洲貴族。

科學和工業革命沒發生於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實行科舉選才與獨尊儒學。中國自漢朝「獨尊儒術」,儒家逐漸成為學術主流,而其他學問並非全無發展空間,但是到了隋、唐實行科舉選才,儒家幾乎成為唯一官學,而到了宋、明,原本相當開放的儒學更演變成頗壓抑人性的理學。中國的為學越來越狹窄,因此不可能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對比於中國,歐洲長期受基督教信仰的束縛,其獨尊基督教神學就像中國獨尊儒學一樣。但是十四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和十六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讓歐洲逐漸脫離基督教的束縛,終於學術百花齊放,因而產生科學和工業革命。

歷史的演進發人深省,而制度的好壞時常是此一時、彼一時,不是永遠不變的。封建諸侯體制曾有助於歐洲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但是卻是比中央集權、官僚治國落後的政治制度。環顧世界,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實行中央集權(即使是聯邦,中央有很大權力)、官僚治國,已經沒有現代化國家還實行封建諸侯體制了(貴族爵位都是虛銜)。以科舉選才擔任文官既公平又保證文官的水準,曾經是歷史上最好的制度,有助於中國社會領先西方,卻阻礙了中國發生科學和工業革命。儒家和基督教曾長期束縛中國和西方世界,但這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錯,只要長保開放多元,儒家和基督教都是好東西。

明君石敬瑭 | 郭譽申

石敬瑭是中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兒皇帝」,他尊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為父,並割讓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使此後的幾百年中國在華北無險可守,長期受遼、金、蒙古等外族的侵凌。石敬瑭的漢奸形象太鮮明,一般歷史書裡幾乎不提他的其他作為,最近筆者讀姜狼所寫的《五代十國原來是這樣》,才知道石在內政上竟然算得上是一位明君。

成於北宋的《舊五代史》評石敬瑭:「晉祖潛躍之前沈毅而已。及其為君也,旰食宵衣,禮賢從諫,慕黃、老之教,樂清淨之風,以絁為衣,以麻為履,故能保其社稷,高朗令終。….以茲睿德,惠彼蒸民,雖未足以方駕前王,亦可謂仁慈恭儉之主也。」旰食宵衣是天不亮就穿起衣來,時間晚了才吃飯,形容為處理國事而辛勤地工作。高朗令終是高超美善,有好的結果。方駕是兩車並行,引伸為比肩、媲美的意思。以上的評價是很不錯的,好於多數的歷代皇帝。

石敬瑭的後晉面對的是唐朝末年以來的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當時國家非常殘破,很多青壯人力隱藏山谷,集結成為盜匪。石敬瑭的解決辦法是,曉諭盜匪在限期內回鄉恢復正常舊業,就不追究過去罪責,「如两月內不歸業者,復罪如初」。這樣很快解決了盜匪問題,也大幅度地恢復了農業生產。

石敬瑭執政七年,其經濟路線很類似西漢初年的黃、老無為之治,「提倡與民休息,不搞經濟刺激,核心的內在精神,其實就三個字-不折騰。」而不折騰的具體呈現是減輕稅負。唐末以來,軍閥長期混戰,作戰最需要錢,人民的稅負當然節節升高。石能夠減輕稅負,因為他在位期間少有戰爭,而且他相當簡樸,「以絁為衣,以麻為履」。

另一個石敬瑭的重要功績是他遷都汴梁(即開封),此後直到北宋,汴梁一直是中原政權的國都。唐末之後,中國南方崛起,越來越富庶,使中原地區越來越仰賴貫通南北的漕運系統。而汴梁比唐朝的東都洛陽更接近漕運,更適合成為全國的中心。

石敬瑭死後,繼位者石重貴不願再做契丹的「兒皇帝」,不久被契丹所滅。石重貴與耶律德光爭戰三年,並不是無還手之力,甚至還打過幾次重要勝仗,顯示石敬瑭確實治國有成,中原的國力和軍力都有提升(對比當年石敬瑭引來契丹,幾個月就滅了後唐政權)。石重貴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官員、將領在重要關頭投降契丹。石敬瑭認耶律德光為主子,後晉的官員、將領自然樂於結交主子的主子,石重貴要對抗契丹,卻幾乎無法辨識哪些官員、將領忠於自己,哪些官員、將領忠於耶律德光,焉能不失敗?

頭號大漢奸石敬瑭竟然算得上是好皇帝,政治真有多面向啊!自己當漢奸,就無法避免自己的部屬當漢奸,不忠於自己,是給漢奸的報應吧!

涇原兵變–小氣唐天子錯失中興機會 | 王僧劍

小叫獸沒要說什麼啦!只是看到了一些歷史故事,感慨係之,與大家分享。下面為了方便,有些語句直接引用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E6%B3%BE%E5%8E%9F%E5%85%B5%E5%8…

話說大唐德宗即位後,決心削除藩鎮割據。當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繼承他老子的節度使職位。德宗皇帝不答應,有點像是康熙皇帝要削三藩一樣。李惟岳於是聯合魏博、淄青、山南東道,四個節度使一同舉兵,是為四鎮之亂。

最初嘛!效忠朝廷的軍隊處於上風,四鎮節度使敗的敗,死的死,降的降。只餘魏博節度使還有實力。於是嘛!德宗皇帝勝券在握,可威風了,英明神武呀!對參與平亂的武將與節度使等,開始第一次小氣,不肯滿足其賞賜要求。於是這般人就轉而與叛軍結盟,還救援叛軍,反而圍困襄城。

德宗皇帝於是詔令涇原節度使等各道兵馬援救襄城。這個時候,德宗皇帝還不醒悟,又吝嗇了一次。十月,涇原兵五千抵長安。當時天寒地凍,士兵又累又餓,希望能得到朝廷的優厚賞賜,結果一無所得。

士兵到了滻水,德宗下詔京兆尹犒賞軍隊,結果只有粗飯且腐臭,士兵更是不滿,鼓譟譁變。我們聽聽那些士兵憤怒什麼?吶喊些什麼?

「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
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

於是叛軍擊鼓吶喊,進攻長安。德宗慌了,急令每人賞賜布帛二匹。叛軍益怒,箭殺中使,擁立前涇原節度使朱泚(朱滔兄)為帥,攻入長安。大肆掠奪皇宮府庫金銀。

德宗皇帝帶著皇室貴族,狼狽逃到奉天,身旁只有數名宦官護駕。在奉天又被圍困月餘,史稱奉天之難。

自此,唐朝皇室為諸鎮所輕。皇帝只有更加倚賴宦官,把宮廷神策軍都交給宦官,導致唐朝從此一蹶不振,內有宦官專權挾持皇帝,外有諸節度使各自擁兵。

有些人是要賣命的。你要小氣,就不要癡心妄想,以為假哭幾滴眼淚,說些漂亮話,到時候大家會賣命。譬如一週前(2018/4/28)打火兄弟死了五位。總統、內政部長等發表慰問,依例假哭之外,說要奉祀忠烈祠。然後不顧公務人員自提儲金遠高於勞保之類的議題,繼續要砍軍公教退休金,卻有八千億去蓋捷運,幫建商炒地皮。

不過話又說回來,國家垮了,政客也不在乎。政客更在乎他的小圈子裡,那些狂妄的思考。

 

從美國南方的境遇思考統一後的台灣 | 馬自恆

我在美國的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讀的研究所。那是一所位於田納西州首府納希維爾的私立大學,這所大學在台灣的知名度不高,但是是一所不錯的學校。

范德堡是美國北方的一個大富豪,靠鐵路和航運發財。他在南北戰爭後捐了一百萬美元,在南方設立了這所大學,為的是弭平因為南北戰爭所造成的裂痕。

對於南北戰爭大家刻板的印象是林肯為了解放黑奴而向不肯配合的南方各州宣戰。從今天的道德價值判斷,北方毫無疑問地是仁義之師。但是還原當年的場景,並不是這麼簡單。黑奴是南方農業的重要生產工具,價格也很昂貴。我的一個南方同學告訴我,黑奴販子都是北方洋基佬。言外之意,就像是一個落後國家,花大錢向先進國家買了一座燃煤發電廠,但過了不久,先進國家高舉道德的大旗,宣稱燃煤會造成溫室效應,要求廢除燃煤發電廠。落後國家會甘之如飴地配合嗎?

擁奴和廢奴在當時的美國是個分岐很大的議題,最終的決定權由各州自定。後來明白主張廢奴的林肯在1860年的總統選舉獲勝,但是沒有一個南方擁奴的州支持他。南北的反差之大,就像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所以林肯當選後,南方各州就打算脫離聯邦,另組國家。南北戰爭於是爆發。值得一提的是,林肯在就職演說中還向南方喊話,說他不會干涉南方各州的畜奴政策。所以南北戰爭的本質是為了維持統一,而不是解放黑奴。

美利堅原本是一個合眾國,由各州自願組成。對於南方各州來說,大家好聚好散。但是北方挾其工業與軍事上的優勢,發動了一場無比殘酷的統一戰爭。對於最終戰敗的南方,戰爭的傷痕是無法輕易弭平的。一直到百年後,還有人譜出了一首歌“The Night They Drove Old Dixie Down”來描述當年一個南方受戰火波及的百姓心聲。(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視頻下的留言 ,體會南方人的感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_eK9ERNChI

當我在美國讀書時,聽說美國南方的“陽光帶”(Sun Belt)的經濟正快速發展。我很好奇,為什麼這麼大一片的土地,有著最怡人的氣候,到現在才快速發展?而到今天,美國最貧窮的幾個州像是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馬州都還集中在南方?後來我看到一篇文章,才了解背後的原因。文章指出,歧視必定帶來反歧視。南方人對北佬(Yankee)的敵意扼止了北方工業家到南方投資建設的意願。

我不禁聯想到統一後台灣和大陸會是什麼樣的關係?美國北方的資本家不願意到不受歡迎的南方發展的心態可以理解。類似的情況在香港也上演過。有一陣子,香港是大陸人最愛造訪的地方之一。但是有些存有地域觀念的人對大陸訪客並不友善,甚至用「蝗蟲」這樣的字眼稱呼大陸游客。在「占中」活動中,這些人仇中的心態更是赤裸裸地表露出來。一些議員甚至以「支那」稱呼中國。因此大陸的人民對香港的整體印象也日趨負面。訪港的人數頓時銳減,對香港的經濟產生了不小的衝擊。

台灣的民情和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香港曾被英國殖民,台灣曾被日本殖民。兩地都有一群地域主義者以這段歷史否定自己是中國人,並且用仇恨的言語做為分裂族群的工具。一些台灣人用「426」、「支那賤畜」稱呼大陸人。他們聽在耳中,心中不可能不有一番滋味。

大陸崛起是必然的事實。兩岸統一也是必然的事實。對於台灣的未來,我的預測很悲觀。台灣在中國未來的發展進程中,只能是一個邊緣的旁觀者,一如歷史上美國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