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為何非常偏袒以色列？不僅因為猶太人的影響力》強調川普因為宗教信仰非常偏袒以色列，宗教影響政治從來不是好事！

東方六祖惠能花開五葉，西方亞伯拉罕也花開五葉。
猶太教、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狹義基督教)、伊斯蘭教。
其中三葉，天主、東正、新教，併稱廣義基督教。

宗教是信仰，只講信，不講道理的，一講道理就破功了。
歐洲政教合一帶來千年黑暗。
後來文藝復興(15世紀)，重返千年以前。
才開啟後來宗教改革(16世紀)、科學革命(17世紀)、啟蒙運動(18世紀)、浪漫主義(19世紀)。

但宗教仍然是血腥之源，從中世紀黑暗時期的十字軍東征，到宗教改革後的三十年戰爭，到今日的俄烏之戰。更不必說以巴之戰了。
在戰火中，澤倫斯基將原本東正教1月7日的聖誕節慶，改為12月25日與西方同步。俄烏之戰不僅僅是表面上北約東擴的單一原因，那只是導火線。東烏、西烏的差異正是宗教。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嚴格遵守政教分離的重要性。
要從政，就要堅守無神論。
信仰自由沒問題，但不要從政。
從政有從政的專業，與宗教信仰不能併存。
老美那套宣示就職後還要God help us，中國人不信邪。

最近很多人又在幫汪精衞洗白。

如果說辛亥革命之後最複雜的歷史人物是誰？那毫無疑問就是他。他是中華民國的元勳，也是出賣國權的國賊，這中間的反差就讓許多人感到迷惑。民國就是一個新舊交替，而且瞬息多變的時代。汪精衛以及他的政府，其實就是這樣一個複雜、多變時代下的產物。

中國近代的主旋律是民族主義，或者說是一個國家的重建過程。所以在這樣的主旋律之下，他以及這個政權都不會得到正面的論述。即便如此，筆者認為他依然不是一個值得被肯定的人物，他的善變、狡猾、以及對待黨內同志的無情，佔據高位多年卻沒有拿得出手的建樹，都使得他不配得到太高的評價。許多給他高評價的人，其實也不過是因為厭惡老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甚至於只是為了要讓中華民國不具有正當性而已。

至於那些回憶抗戰時期在他的統治區下，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其實也都不難理解。他的政權統治的地區本來就是長江下游相對比較安定富裕的地區，基礎建設比較完整，再加上抗戰全面爆發的第一年之後，基本上就已經沒有重大的作戰，所以社會狀態多少可以緩慢恢復。另外，這個地區的人民素質、教育程度也都比較高，又不需要像四川、兩湖、兩廣、雲貴這樣要長期負擔抗戰的巨大開銷與消耗，所以當然整體而言狀態會比較好。

最後，1944年他舊傷復發死在日本，實際上真正的原因恐怕是看到戰爭已經輸定了，所以想先跑到日本，以免戰後受到追究。否則，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風險渡海跑去日本？當時的飛機、船艦想靠近日本本土是非常危險的，大量遭到美國潛艇或者飛機的摧毁。

至於他的政府，以及內部的文武人員，可能都有各種不同的理由加入其中。我們不否認，這裡面也有具備理念，或者懷揣美好憧憬的理想主義者。不過，在日本人所設定的框架之下，這種美好的理想也不可能得到實現。而所謂的大東亞主義，當日本人全面發動戰爭之後就已經是泡影了。

希特勒這個人永遠都會是一個謎，他殘忍偏執，但是又展現出過人的精力跟才華，給世界造成巨大苦難。但他的許多預言，竟然放在今天又都還值得發人省思。

他在1924年就預言：如果法國繼續開放大量的非洲殖民地人民取得國籍，進入法國本土定居，最後的結果法國就會在幾十年內迅速黑化，歐洲也將出現一個黑人國家，繼續擴散甚至歐洲都會全部黑化。所以，他大罵法國是一個墮落的國家。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對殖民地人民取得國籍的門檻最低，幾乎只要在法國軍隊當過兵，或者到境內工作幾年，就可以取得國籍。希特勒這個說法現在幾乎快要實現，最近這十幾年法國的新生兒超過60%都是黑人，這個國家將很可能成為歐洲第一個黑人國家。這在當時被許多人認為是希特勒偏激的種族言論中的一部分而已。如今，我們檢視，真讓人感嘆不已。

另外他堅決捍衛歐洲的經典文化。包括音樂（他超級愛古典音樂）、哲學、歷史學、還有他曾經最擅長的美術等。他在《我的奮鬥》中提出，所謂美國的流行音樂、爵士樂，以及各種歌舞文化，其實就是歐美文化的「非洲化」。他認為那一種搖乳、擺臀、肆意嘶吼、尖叫、扯長音的音樂、舞蹈，其實都是一種野蠻人的行為。他認為歐洲人如果不對此有所警惕，不繼續高舉莫札特、貝多芬、莫內、梵谷、華格納、尼采、斯特勞斯、李斯特…那歐洲就必然沉淪，文明也會走向沒落，甚至滅亡。

或許，所謂的美學是見仁見智。不過，如果您認為那些藍調以及饒舌、靈魂等等的音樂，還有後來的嘻皮文化都比古典音樂以及繪畫要更高明，那也只能尊重您的看法了。

另外，他主政下的德國，是世界第一個真正將保護野生動物，不得任意虐待家畜列入法律的國家。希特勒對人類非常地殘忍，可是他卻認為對野生動物必須給予保護，所以對森林、沼澤、山地等等自然領域都立法禁止任意開發。納粹德國是第一個主張人道屠宰，甚至於一度還要求屠宰之前要給動物打麻藥。而希特勒本人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他也說過人類必須要節制自己的飲食，人類的慾望如果不節制，那足以毁滅地球。

他在《我的奮鬥》當中認為，將來征服蘇聯之後要把大部分的東歐平原除了必要的農田與礦場留下之外，其餘的全部推平，逐漸恢復成森林與草原來讓動物居住。那原先居住在這裡的斯拉夫民族怎麼辦？那就大部分清除掉，一部分留下來當奴工。

把野生動物的生命看得比人命還重，在當時被認為是變態，但是今天是不是讓許多環保人士心動不已？

最後，他很早就看出英美的霸權是建築在貨幣的霸權之上。所以，他上台之後沒有多久就致力於建構一個以德國為中心的國際換貨體系，盡量不使用英鎊美元來交易，讓德國的工業產品來與幾個資源大國的物資進行交換。

所以他與蘇聯、巴西、阿根廷、當然還有中華民國都簽訂了各種貿易協定，基本上都是用德國的工業以及軍事產品來換他們的石油、礦產、糧食，或者是用彼此的貨幣交易，又或者使用黃金白銀，反正就是不用英鎊與美元。1934年，由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率領的團隊在德國與納粹的經濟部長沙赫特簽訂「中德易貨協定」，就是用中國的礦物來交換德國的軍火、機械設備。

希特勒認為，操控英美經濟大權的就是猶太財團，猶太人就用這一套金融遊戲控制了全世界，所以他不玩這個遊戲，而且未來要消滅他們。

所以，在他的理念中，自認為不只是為了德國而戰，而是在捍衛整個西方文明。他甚至相信，如果他失敗了，那整個歐洲就必然沒落，人類也將萬劫不復。他發動戰爭，的確雙手沾滿鮮血，但是在他屠刀之下殘存的猶太人，今天在這個世界是不是又做了什麼好事？獲得勝利的英美強權，今天有沒有對其他國家、民族更仁慈一些？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閱讀戰後初期歐洲人的著作，包括邱吉爾、哈夫那、富勒、李德哈特等人，都會感覺出一股濃厚的哀愁，為歐洲文明的沒落感到悲傷。

「外儒內法」這四字不是出自先秦典籍，而是後人總結歷代帝王統治模式時所創造的政治術語，有學者認爲中國最早具備「外儒內法」統治風格的皇帝是漢宣帝劉詢。

漢宣帝出身皇族，是漢武帝劉徹的曾孫。他的祖父戾太子劉據原為太子，但在「巫蠱之禍」中被誣陷謀反，最終自殺，全家遭受牽連。當時，劉詢尚未出生，母親在獄中產下他，並很快去世，他則被送入囚牢，由獄卒史恭與病囚許廣漢暗中照顧，才得以存活。後來，漢武帝察覺巫蠱之禍的冤情，將劉詢送至民間撫養。他在普通百姓家庭長大，過著平凡的生活，接受基礎儒學教育，對社會民生有了深刻體會，這段經歷影響了他日後的治國理念。

公元前74年，漢昭帝去世無嗣，權臣霍光原本擁立昌邑王劉賀，但劉賀行為不檢，被迅速廢黜。朝臣們認為劉詢血統純正、品行端正，最終擁立他為帝，是為漢宣帝。即位初期，霍光仍掌控朝政，漢宣帝隱忍皇后許平君被害（註1），表面上對霍光尊敬，實際上暗中培植勢力。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漢宣帝開始削弱霍氏勢力，最終在公元前67年徹底清除霍光家族，恢復皇權，確保中央集權不再受到外戚與權臣的威脅。

今天我按以上故事，証明「外儒內法」是因漢宣帝而來：

內法：來自霍光專權的教訓
霍光專權的經歷讓漢宣帝深刻認識到權臣專政的危害，因此他在鞏固政權後，採取法家式的強硬措施：
• 削弱相權，強化皇帝對朝政的直接掌控。
• 嚴格執法，打擊貪腐與官員失職，如嚴懲貪官許廣漢。
• 維持邊疆穩定，對匈奴採取「恩威並施」的策略，保障國家安全。

外儒：來自自身的平民經歷
由於幼年曾在民間成長，漢宣帝對百姓疾苦有深刻理解，因此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
• 減輕賦稅，減少徭役，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 提倡儒學教育，延續漢武帝以來的五經博士制度，任用儒生官員，如丙吉、韋賢等。
• 推動德政，以儒家倫理約束官員，確保社會穩定。

儘管中國歷代帝王多以「儒家治國」自居，但實際上，「外儒內法」才是中國封建統治的真正模式。漢宣帝的政治手腕，為後世帝王提供了典範，特別是：
1，唐太宗李世民：表面推崇儒學，但實際上運用法家思想削弱貴族勢力，強化中央集權。
2，宋太祖趙匡胤：以「文治」形象示人，但實際上透過軍權控制官僚，防止藩鎮割據。
3，明太祖朱元璋：制定《大明律》，嚴格控制官員，同時提倡儒家經學，以道德約束百姓，維持社會倫理秩序。
這些皇帝都奉行了「外儒內法」的統治策略，導致漢宣帝「外儒內法」的國家治理方法，成為中國帝制政治的核心思想。

最後，我們讃揚當代中國政府，在懲治貪腐及推動「共同富裕」的努力，在面對現代社會的變遷，我們期許當代中國政府，深化黨內民主，促進社會在「民主法治化」的發展。

註1：漢宣帝的愛情故事流傳千古，「故劍情深」成為忠誠與不忘舊愛的象徵。在他仍是平民時，曾與女子許平君訂婚。登基後，權臣霍光希望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皇帝，以鞏固家族勢力，但漢宣帝堅持信守承諾，立許平君為皇后。 然而，霍光的妻子霍顯因不滿許平君成為皇后，密謀毒殺了她，改立自己的女兒為后。漢宣帝悲痛萬分，但因霍光尚在，無法立刻復仇。霍光去世後，他迅速剷除霍氏，追封許平君為「思皇后」，以示懷念。

漢宣帝為立平君為后，曾對大臣說：「故劍，猶可佩乎？」大臣回應：「新人不如故，人亦如之。」這段對話象徵他對許平君的忠誠，「故劍情深」也成為後世形容堅定感情的成語。

在古代的小說裡面常常出現，冬天穿的棉襖、裘草拿去當舖，可以換來一些錢。可見一件事：衣服在古代是值錢的東西。今天在舊衣回收箱裡面，都可以找到一大堆別人不要的衣服，怎麼竟然在古代是當舖會收的？

中國目前找得到最早的棉紡織品是在南宋，普遍要到元代。所以我們今天在元朝之前的墓葬中能找到的古代衣服、紡織品，基本上都以麻、綢緞、動物皮毛為主。

絲綢昂貴，一般人根本無法穿得起，所以大部分人的衣服都是以麻為主，但是麻所製作的衣服無法保暖，所以一般平民百姓只能用兩種方法來熬過冬天。首先就是在麻衣之內，塞入大量稻草，來盡量保暖。要不然，就是穿所謂的動物皮毛，這些皮毛並不是我們今天印象中的狐狸、羊毛等等，而在古代被稱作「雜裘」，就是各種動物的毛皮縫在一起，所製作而成的。而其中就包括了貓、狗、兔子，甚至豬皮等等各種動物的皮毛。這個比較保暖，但是通常製作困難，一個人能有一件就不錯了，所以大多時候還是穿麻衣。

所以古代的冬天非常難熬，尤其在寒冷的地方，凍死人是常見的現象。室內烤火，必須要有良好的通風，否則就會發生中毒。而且房屋大部分是茅草或者木材，也很容易發生火災。而所謂的炕，也很耗費燃料，用起來也不容易。所以，我們在《水滸傳》、《金瓶梅》這些小說裡面看到布料作為一種體面的禮物，在古代是很拿得出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時代，想要好好穿衣服都沒那麼容易。

其實古代的歐洲人的狀況也差不多，基層的農民在冬天同樣很難過。我們今天會覺得穿衣服是再簡單不過的事，那是工業革命所賜。工業革命，使得工廠大批量生產各種衣服，而且有固定的款式，也有質量的要求，才讓多數人可以穿到便宜又保暖的衣服。

古代人類的生活沒有我們想得那麼美好。很多人反省工業革命的得失，但筆者認為身為一個現代人還是必須要感恩。

琉球有三國，向與日本歷代政權平等往來。明太祖洪武5年(1372)，三國均向大明稱臣，接受冊封，依大明典章制度進貢。明成祖永樂帝崩後5年(1429)，三國一統(早於日本統一160年)，續受大明冊封，稱臣進貢，歷兩百餘年。

至明萬曆年間(1609)，日本德川幕府薩摩藩(所謂倭寇)入侵琉球，擄琉球王至日本，簽約稱臣，割地進貢。但琉球王仍然心向中國，明替清興，稱臣不變，琉球歷任新王繼位，均遣使中國請封。相較於「被迫對日稱臣」，有別天壤。

再兩百餘年，至1868(清同治末)，日本維新政府置琉球於日本縣轄之下；1871(光緒初)牡丹社事件源起，日本干預中琉關係；1872，令琉球王子赴日朝拜，宣稱琉球屬日本內藩；1873，兵臨琉球，廢舊立新，令琉球租稅上繳日本；1875，派兵進駐琉球，令琉球奉明治年號，不得再進貢中國；1879，日本明治天皇遷琉球王室於東京，強分琉球南北為二，北歸日本為沖繩縣，南歸中國。琉球滅亡。但中國應琉球人之請求，並未同意與日本簽約。

1895，甲午戰爭，中方戰敗，日本全面併吞琉球。1916(中方進入民國)，琉球學校禁說琉球語。1931日本侵華東北，1937抗戰爆發，1939二戰爆發。1943《開羅宣言》議定戰後中美共管琉球。

1945，美國跳島戰術進攻琉球，日本下達玉碎令，清洗琉球人，令父母殺光子女後再自殺，學校學生集體拉到崖邊跳海，許多荳蔻年華的中學女生，縱身臨空之際，托海風送來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什麼？」。死難者26萬餘，琉球人三去其二。
日本教科書2007年審查前與修改後的對照如下：
「日軍發下手榴彈讓居民集體自殺或互殺」|（發生以日軍發下的手榴彈集體自殺與互殺之事）
「被日軍強迫進行集體自殺」|（情勢所逼，有人集體自殺）
「有人被日軍趕出防空洞或被日軍逼到集體自殺」|（有人被日軍趕出防空洞，也有自殺的居民）

1945日本無條件投降，接受《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放棄「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包含琉球。
1947聯合國協定交美國托管。
1951舊金山合約交聯合國托管。
1970美國將琉球「施政權」轉給日本。
1971美日協定琉球歸還日本。

經過日本大量移民琉球，以及新生代的誕生，真正自認琉球人所占比率大幅凋零，琉球獨立復國的聲音雖然始終未歇，民調上已是個位數，人少音小，加以面對獨霸全球的美國與日本聯手，琉球之名終將被忽略、遺忘，而由沖繩取而代之，幾成定局。

我是外省第二代，從小就聽父母講抗戰時的經歷，不過這幾十年，台灣已經愈來愈少提到抗戰。《正義之戰》（[1]）是台灣少見的討論抗日戰爭的書，不強調戰爭的過程，主要講述中國大陸在戰後對抗戰歷史的態度和作為，也及於外國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兩岸和西方對中國抗戰的看法各不相同，並隨時間和政治而改變，令人感慨。

現在的世界秩序是二次大戰後期，戰勝國美國、英國、蘇聯/俄羅斯，尤其美國，共同協商決定的，因此二戰是反法西斯主義的正義之戰，成為國際的共識，而戰勝國在戰爭中的貢獻具有正義和道德的光環。

大概由於美國的霸權和廣泛宣傳（例如拍了不少電影），西方人普遍認為，二次大戰的亞洲部份主要是美日的太平洋海戰，而幾乎完全忽略中國戰場的艱苦抗日戰爭。這從作者2013年出版的《 Forgotten Ally（被遺忘的盟友）》（[2]）的書名可見一斑。中國的貢獻被忽略，因為中華民國政權在抗戰後迅速的失敗，也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貧弱，以及後來在意識形態不同和中美競爭下，美國不願提高中共的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前，幾乎完全關注於社會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因此完全忽略抗日戰爭的歷史和意義。1980年代，在胡喬木的推動下，中共轉變為鼓勵研究抗日戰爭的歷史，開始肯定國民黨將士對抗戰的貢獻，並且建立了在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1983年開始籌備，1985年落成）和在北京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1984年開始籌備，1987年落成），但是到1987年胡耀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開放的氛圍轉為比較謹慎。

1990年代以來，大陸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逐漸升溫，還出版了一本專注於這主題的新期刊《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創刊），「一邊收錄抗戰研究文獻，一邊以學術方式幫黨國當時高舉的民族主義背書」。21世紀之後，抗戰研究不僅肯定國軍對抗戰的貢獻，也可以探討過去的禁忌人物蔣介石的功過，給予一些正面評價。習近平主政後也很重視抗戰研究，既向國際展現中國在二戰的貢獻，以獲得正義形象和國際地位，也推動兩岸合作研究抗戰，以利於兩岸融合。

台灣對抗戰研究一向持開放態度，但並不鼓勵。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時期雖有一些紀念抗戰的活動但是絕不張揚，以避免日本的抗議及損害「聯日反共」國策。等到政黨輪替之後，抗戰的歷史和紀念就更逐漸消聲匿跡於媒體和中學教材，而成為綠營「去中國化」的一部份，有些綠營人士甚至痛心於抗日戰爭使台灣回歸中華民國！

作者對台灣友善而對中共則否，大約是西方人的普遍心態。未來大約會是西方人一起紀念二戰而中俄一起紀念二戰的两個世界！

[1] 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天下文化，2023。（China’s Good War: How World War II Is Shaping a New Nationalism, 2020）

[2] Rana Mitter《被遺忘的盟友》天下文化 ，2021。（ Forgotten Ally: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2013）

「在大多數人的記憶與印象之中，經國總統是勤政而親民的，但對當時曾經在總統府服務的軍人來說，他卻帶有一種神祕而嚴肅的想像、更別提政治反對者，對於他的畏懼與排斥了」！

我是在民國71年10月從中正理工學院（現為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後掛階分發部隊服役。在國家規定的10年服役年限中，有兩次特殊的直接面對經國總統經驗。

第一次是在經國總統過世的前一年，當時我在國防部勤務連隊服務。在那個尚未解嚴的年代裡，國防部就設在總統府內，而總統府周邊則是有名的陳抗熱區，為了避免招惹麻煩，除了要注意可能突發的「圍館」衝突外，也必須聽從憲兵的警示而──「躲總統」！我不知道這個傳說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在國防部總會有一些資深的老前輩告訴你──經國總統不喜歡在不對的時間與場合看到軍人（當然也避免因交管警戒而出現動彈不得的尷尬）。所以每當經國總統準備上班或是下班、總統府周邊實施交管時，我們這些穿軍服的會盡量避免出現在車隊經過的地方，尤其是經國總統晚年因為健康因素而必須借助輪椅行動，每日必經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與貴陽街一帶。

那一天，我剛從總統府4號門（靠近貴陽街、3號門則靠近寶慶路）走出來，正準備從博愛路左轉進位於貴陽街的營房，就在路口，突然發覺整條貴陽街已經被清空，那是總統車隊正準備入府的訊號，一下子我根本來不及反應，既不好意思往回跑衝進路旁的憲兵第211營內，又來不及進入位於貴陽街上已經暫時關閉的營房躲避。最後只能一個人孤零零的立正站在馬路邊向車隊舉手敬禮，由於即將由貴陽街拐進總統府後門所在的博愛路，車隊的速度並不快，前面幾輛前導車內的侍（警）衛官就跟往常一樣，開著車窗拉長脖子、瞪大眼睛向馬路兩旁警戒，沒多久載運經國總統的座車行駛過我面前，意外的是，應該關閉具有防彈功能的後座車窗卻是打開的，而坐在車上的經國總統就直直盯著我（窗外）看，然後他緩緩舉起手回禮直到車子拐進博愛路……跟常往一樣，當車隊離開後，路上立刻恢復原有的喧囂，但我記得很清楚，經國總統的雙眼，看起來是浮腫而疲憊的。

第二次更特殊，那是經國總統過世的國喪期間，我奉命在（民國77年）1月22日帶一個班的勤務兵進駐大直忠烈祠，主要的任務就是維護暫厝靈堂的整潔，另外還有一些長官臨時交付的任務，比如維持謁靈民眾離場動線的順暢、管理飲水站、分發口糧等……

我們平日休息和晚上睡覺就在大殿後方臨時搭建的帳棚內，期間除了利用時間回部隊洗澡和換洗衣物外，幾乎整天都待在忠烈祠待命。由於前來忠烈祠謁靈的人潮不斷，因此只能在每天凌晨約1～2點間，侍（警）衛隊暫時隔開謁靈民眾的幾分鐘空檔，趕快進入靈堂撿拾掉落於棺木四周的花瓣、落葉等垃圾。期間如果不小心遇上輪值的守靈大員或是黨國高官，還必須馬上躲到大殿的角落，等他們完成祭拜儀式離開後，才能繼續工作。而我也是第一次、唯一一次看到傳說中的蔣孝文先生，那是停靈在忠烈祠的第一天深夜，當時他身著傳統中式長袍馬褂，一個人面無表情的走到靈堂門口，但沒進靈堂又轉身回頭，之後就被護理人員帶走……而他也是唯一一位前來謁陵、我們卻不用閃躲的黨國要員。30日上午，完成大殮儀式後，經國總統被奉厝至桃園縣大溪頭寮賓館，為期9天的國喪勤務也正式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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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1920～2009）在江南遺著《蔣經國傳》的序文（唐自謙為「讀後感」）中有一段話是這麼寫的：

「有的歷史家還是要說，經國生前之『解嚴』（1987年7月15日零時）和『准許成立新政黨』，以及在1988年元旦起「解除報禁」，是一黨專政已至末路，經國為時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
另外根據大陸上最近的學術報導，經國此時雖還在口頭叫嚷什麼「堅決不和共匪接觸談判」，事實上他已暗中與前莫斯科中山大學老同學鄧小平秘密接觸，並做出兩岸統一的實際方案。果爾則經國之『解嚴』與開放『黨禁』『報禁』（亦如今日香港英國總督彭定康之所為）是一種政治策略，造成多黨憲政體制的事實，以『將』老鄧之『軍（君）』。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增加政治籌碼。
事實上，上述兩點都有可能。拙篇開始不就說過，從君權轉民權是歷史之『必然』。專制（不管是一人或一黨）的末路必然到來。經國居然看出這一末路從而順應之，也算是識時務的俊傑。若說搞開放、黨禁、報禁實行多黨制民主憲政，為的是和中共一黨專政作競爭，豈非正是實行三民主義，理所當然？小蔣這一著比投靠美日，搞分裂運動，高明多矣。不幸經國短命而死。這也是歷史上『偶然』影響『必然』的眼前實例啊。人算不如天算，夫復何言！」

同一本書，陸鏗（1919～2008）的序文則寫道：《蔣經國傳》…「材料充實，敘述清晰，故事完整，評論客觀。在讀者面前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有愛、有恨的蔣經國。對蔣經國性格的描寫，更刻劃入微：『激動起來，涕淚滂沱，冷酷之時，大動殺機。』」

吳豐山先生在《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的推薦序中，對於蔣經國的生平有非常詳細的觀察與評論，但他在文中也特別強調──「加減乘除、綜合計算之後，那些父祖因他而冤死的人，或者不幸坐過冤獄的人，或者被他鬥臭鬥倒的人，對他心懷仇恨，應被理解。如果可以切開這一部分罪惡，然後把他擺放在臺灣四百年開發史上持平看待，應認定他功大於過。」

毫無疑問的，這位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的重要領導人還有許多謎題要解，而XX兄就是最佳的解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