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是搞近代史的，尤其是抗戰領域，最近才剛剛寫好一篇與抗戰有關的文章，準備再投到大陸的核心期刊。日本人幹了多少壞事，筆者可以從現在開始講到明天早上都講不完，真的是幹了很多壞事。

但是，必須要客觀的說：說日本沒有為發動侵略戰爭而道歉，這個說法是不對的。至少兩位首相，細川戶熙、村山富士，在任內都公開道歉。日本平成天皇在繼位後第三年就訪問北京，也表達過「為過去日本的所作所為深切反省」，雖然並沒有直接道歉，但是也已經表達了對日本的過去不以為然。所以，日本是的確有道歉過，這是客觀的事實。

另外，1972年田中角榮開始致力與北京發展關係，最後雙方談定的一個條件就是提供給中國長期低利貸款。這筆貸款對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有多大的影響，大家可以自己去谷歌一下，這些中國大陸的官方都不否認。這一筆低利貸款一直提供到2012年，而免費的各種疫苗，也提供到2008年，這拯救了許多受疾病威脅的貧困農村兒童。

貸款與免費的疫苗，實際上與戰爭賠款沒什麼兩樣。而且，放棄對日本索賠，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任政府所共同宣示過的。這裡，說一句可能讓很多人不認可的話：做一個堂堂大國，不要老是去計算人家的惡，走出被害者情結，是中國能夠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

今年又有大量抗日戰爭相關的電影出現，整個中國大陸又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反日，甚至於排外風潮。當然，這與近年來中國與西方、日本的關係緊張的大環境有關。但是，我們該值得思考：到今年上半，中國大陸去日本長期居留打工的人數超過100萬；而最近五年移民美、加、澳、紐的人數，更有傳出破千萬。這其中的矛盾與弔詭，難到不值得我們注意嗎？

高唱和平與和解的人永遠不受歡迎，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文明的潮流當中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恐怕才是最大的危機。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中國也不可能消滅日本，中、日是彼此之間無法改變的鄰居。

蔣中正在臺灣社會獲得的評價，自解除戒嚴後三十年來一直偏向負面，這種負面評價的心理因素，其實與世人對中華民國存在於臺灣的評價相始終。民國三十八年（1949），烽火未平且海峽浪急，蔣中正帶領一百二十萬名將士、官員、學者與眷屬，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把中央政府從大陸靈根轉植於臺灣。從國共內戰的角度來說，或許會其稱作「撤退」，但從民國續命的角度來看，蔣中正不選擇離開國土流亡於異域，卻依然「絕不認輸」，想替中國展開不同樣貌的政治路線，這是個艱難而決絕的承擔，使得「中華民國」四字從此在臺灣生根，並在往後的數十年間，塑造出臺灣社會特有的政治格局、經濟環境、教育版圖與文化命格。因此，如果我們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角度，從中國歷史長河的眼光來觀察蔣中正來臺後的治績，將會如何評價蔣中正對臺灣社會做出的貢獻呢？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伊始，首先面臨著生存考驗。直至民國四十七年（1958）金門砲戰發生前，中華民國面臨六場重要戰役，包括古寧頭戰役（1949）、登步島戰役（1949）、大膽島戰役（1950）、南日島戰役（1952）、東山島戰役（1953）與一江山戰役（1955），金門砲戰發生後，光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就面臨三場海戰（東引海戰、東山海戰與烏坵海戰），如果不是具有豐富的軍事經驗的蔣中正帶領國軍將士在外抗擊，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後來的臺灣本身還能獲得保全不受戰火的摧殘。誠然，會有人總訴說著蔣中正擔任總統時期在島內的高壓統治，然而，討論歷史從來無法孤立看待單一面向來討論全局，就是在同一個時間軸內，蔣中正將中華民國的政權維繫住，而且，雖然民國三十八年實施戒嚴並頒佈《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依然在局部落實憲政民主。

民國三十六年（1947）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憲法》獲得政府公布並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後，雖然大陸接著於兩年後失守，但蔣中正依然將這個民主制度與其民主經驗帶來臺灣，並未因戒嚴轉而回頭使用軍政時期或訓政時期的革命法統來替換憲政法統，五權憲法的政治制度依然在憲法的架構中獲得實施，這種「保留憲政外殼」的作法雖然難掩實質的威權，卻使得民主與法治的政治語言並未中斷，更替後來的復憲與修憲留下可回頭的文本依據與制度座標。更重要者，自民國三十九年（1950）開始陸續舉行的各縣市選舉（包括省議員、縣市長與縣議員或市議員），提供臺灣社會「有限競爭」的公共場域。雖然行政資源不對稱，反對能量常遇到各種箝制（包括自由中國事件），但選舉技術、監票文化、議會問政與公共辯論的型態，在基層中反覆操演，逐漸養成「以票表意」的社會習慣。

從更長的歷史視野來回看，蔣中正對民主的貢獻雖然顯得間接，卻帶來結構性的影響：其一，藉由土地改革與教育改革，尤其提供公平合理的考試機制與就業管道，擴大公民受教權與中產階層規模，孕育出要求參政與問責的政治公民意識；其二，藉由高等教育復校與研究體系重構，深化臺灣學術能量，培養出各類學術知識人（尤其是法律人與新聞人），替往後的民主化浪潮培養菁英；其三，藉由冷戰同盟的抉擇來維護中華民國的安全，在外交處境日益艱困中，持續替開放改革預留國際連結的空間，使政治鬆綁在較低風險中展開。因此，蔣中正或許不是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卻是民主體制的播種者，他讓中華民國在戰後存活下來，更讓民主政治在憲政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困難維持中逐漸發育茁壯，預先替民國七十六年（1987）解嚴暨從而展開的憲政改革，鋪陳出可資接續的土壤與路徑。

戰後臺灣的經濟起點，並不在工廠煙囪，而在稻田阡陌。蔣中正支持陳誠等人推動土地改革，採取「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這三部曲，其關鍵措施主要在民國四十二年（1953）前後完成，使用制度性的辦法，徹底鬆開「地主—佃農」的結構性束縛，土地由收租的地主轉移到實際耕作者手中，農村生產與消費的能量被釋放，他或許因此得罪地主，滋生其怨恨，使得後來的政治反對派中有相當人數出自於其後裔，卻替臺灣社會孕育出可支持工業化的豐富資本。與此同時，則是自民國四十二年開始系列推出的四年期經濟發展計畫。在外援、匯率與關稅的配合裡，臺灣逐漸完成從「進口替代」向「外銷導向」的轉身：道路與港電等基礎建設先行，輕工與加工出口區設置，終至形成能與世界市場對接的生產網。退居海島的中華民國能起死回生，經濟的發展實屬關鍵動能。

再特別提到教育層面，民國五十七年（1968），蔣中正指示中央政府在艱難的財政中撥出經費，全面推動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意即把義務教育自六年延長至九年，將國民中學全面納入國民教育體系，目標是普及教育並降低升學高壓，替臺灣工業化培養中級技術人員。政策上路的當年，政府在各地大量新設國民中學來因應就學潮，估計全臺新增一百四十餘所學校，較前一年成長七成，這是在尚未有「就近入學」的口號前就已經獲得落實的策略，讓學習權益從口號變成日常。「九年國教」的真正成果，除讓國民的識字率與入學率獲得大幅提升外，更在於社會結構的徹底獲得改變，尤其讓鄉間子弟能通過中等教育作為踏板，畢業後有人進工廠實習，有人進職業學校，有人念專科學校，有人更獲得念大學的機會，形成高度的知識普及與階層翻轉。

並且，我們不能忽視蔣中正對高等教育的佈局。如果不是因其高瞻遠矚，有著「文脈即國脈」的眼光，不可能主動指示幫忙大量的學人從大陸遷徙來臺，使得「民國南渡」同時是民國學術社群的大遷徙，大量文史哲或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量級學者來到臺灣，或整建院所或培養後進，成為文化復興與高教擴張的活水源頭。這些學術大家共同襄贊中央研究院與大量的學術機構在臺恢復辦理，尤其是戰後的「大陸名校在臺復校」這一舉措，並不僅是校名的延續，更是師資、學風與社群的整體移植，讓中華學術的命脈在臺灣開枝散葉，這就是最具體的「靈根重植」，這包括國立政治大學（1954）、東吳大學（1954）、國立清華大學（1956）、國立交通大學（1958）、輔仁大學（1961）與國立中央大學（1962）等知名學府，這些復校與擴校，使得臺灣極短時間內就蓄積高度發展的學術研究能量。

蔣中正帶領的「民國南渡」，並不只是大量的軍公教人員來臺，更包括文化資產的南渡，尤其是當年故宮文物南渡來臺，實屬在戰亂中替文化續命的重大戰略撤離。民國三十七（1948），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人員就開始將核心文物逐批搬遷來臺，其文物高達二千九百七十二箱，連同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與歷史語言所這些機構，合計有五千五百二十二箱文物。先暫存於臺中霧峰北溝，後在臺北開館展出。故宮所保全的文物，涵蓋不只有如青銅器毛公鼎（銘文五百字，屬於現存最長青銅銘文）這類商周重器，更有如范寬《溪山行旅圖》、郭熙《早春圖》與李唐《萬壑松風圖》與蘇軾《寒食帖》這些書畫，這些文物不僅是中華文化的國寶，極難搬運來臺，除奠立故宮博物院成為世界級博物館，呈現中華民國「以文立國」的精神資本，更使得其法統的存在兼有中華文化的道統。

民國五十五年（1966），經由國父哲嗣孫科與孔子後裔孔德成合計一千五百人的聯名建議，因應大陸正在推動腥風血雨的文化大革命，蔣中正則宣布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隔年（1967）成立推行委員會，自己親任會長。該運動浪潮旨在強化發展儒家倫理與經典教育的文化認同，技藝層面則特別重視書法與國樂的教育，透過課程、社教、出版與節令（譬如將國父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並早在民國四十一年已將孔子誕辰訂為教師節），把傳統重新嵌入現代社會中。這不是單純的「回到過去」，而係重新配置文化資本，包括重視學校裡的「生活與倫理」與「公民與道德」的課程，重視家庭倫理與公共禮儀，逐漸構成戰後臺灣的日常生活，讓臺灣逐漸變成「富而好禮」的社會，此一文化路徑固然係來自蔣中正強人政治意志獲得的成果，然其確實型塑成臺灣社會的文化底色。

蔣中正在臺施政的成果，受其德澤者是臺灣社會的全體族群，尤其針對原住民族來說，自民國四十年（1951）開始，他就指示推動所謂「山地三大運動」，這包括制訂《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獎勵山地實行定耕農業辦法》與《臺灣省獎勵山地育苗及造林實施辦法》，配合山坡地水土保持、梯田化與貸款補助措施，幫忙原住民把游耕轉為定耕來提高經濟收入，蔣中正更關注原住民的行政自治權益，並制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守護其居住與生計的空間，這使得原住民直至現在每回各類選舉，絕大多數持續在支持國民黨（或偏向國民黨）的人。並且，如同鄭成功可謂「閩南族群來臺之父」（因此民間有「開臺聖王」這一稱號），蔣中正實屬「外省族群來臺之父」，如果沒有其安頓來臺的外省族群，這群人將會變成「政治難民」，而不是融入臺灣社會獲得安居樂業。

從前面敘事得知，蔣中正替臺灣社會這座島嶼播下的精神火種，在其統治過程中，或許讓不同意政策的知識分子有受到監控甚至變成政治犯，但整體而言，蔣中正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廣大臺灣人民的事情，反而帶來極其深遠的正面貢獻。春秋時期，管仲縱然有人格缺陷或政治失誤，孔子依然在《論語‧憲問》中稱讚：「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早已披著頭髮，穿著向左扣合短襟的胡人衣裝了。這種評價套在蔣中正身上來檢視，何嘗不會發人省思？如果沒有蔣中正讓民國續命於臺灣，我們每一個人早就要跟大陸同胞一樣被共產黨統治，經歷文化大革命，長期過著國破家亡且文化滅絕的日子了。甚至如果沒有蔣中正在臺灣做出的全面示範，後來自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大陸歷任領導人會改弦易轍，直至現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嗎？答案顯而易見。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九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南京照相館》在大陸收穫了很好的票房，不久之後就要上映的《731部隊》，相信票房也會很好。

筆者認為，一部良好的戰爭片不只要戰爭場面宏大，讓人感到震撼，更重要的是應該傳遞一種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理念，應該要讓人看了之後就對戰爭非常厭惡，進而去反省用戰爭解決問題是否恰當。過去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已經有很多部，也有佳作，其實這個主題已經很難拍出什麼新意。如果戰爭片的結果，是讓看過的人感到血脈沸騰，想要好好去打一仗，這樣的戰爭片要傳達的意念是什麼？

南京大屠殺的相關各種檔案，以及學術討論其實已經不少，大家有興趣的話上網就可以找一找。這裡稍微提一下：當年日本軍部知道南京發生這樣恐怖的事情，而且已經引發國際的譴責，感到相當驚慌，所以幾個重要的指揮官，包括松井石根、谷壽夫等等都遭到處分，大部分都提前退伍或者退為預備役，其中的一小部分在日本投降前夕才又復出。當然，這些人在戰後接受審判，然後遭到處決，基本上都是死有餘辜的。

我們對屠殺平民的行為要給予最嚴厲的譴責，也希望南京這座城市能夠像現在這樣永遠美麗繁榮。大家有空可以去南京看看，這座城市的氣質真的很好。

《731部隊》，這部電影目前還沒上映，所以對內容還不太清楚。現在要從網路上找這支部隊的相關資料不難，其前身是關東軍防疫供水部，從名稱看就是標準的醫療單位，因為當時中國東北還有鼠疫、白喉、猩紅熱等等傳染病，就跟當年日本人剛統治台灣的時候也致力於消滅各種熱帶傳染病一樣。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所以日本人除了建立各種開拓團來移民以及成立滿鐵來壓榨東北的天然資源之外，也致力於環境衛生的改善，消滅各種傳染病。但實際上，這支部隊主要的工作很快就轉為研究如何將這些疾病變成生化武器，未來用在戰場上。

後來經過幾次的演變，就形成代號731部隊。之前筆者也說過，這種用活人做實驗的狀況，其實歐洲也有，納粹德國就幹過這樣的勾當，蘇聯就更不在話下。而戰後，這些731部隊的首腦也跟那些在歐洲的納粹德國的科學家一樣，在交出資料或者願意繼續效命的前提下，都逃過了戰犯的審判，安享晚年。但是，這些其實都不是重點。

731部隊真正的重點在於，這支部隊從頭到尾都是由日本昭和天皇親自下令所成立，並且完全知道而且支持允許活人實驗！

昭和天皇本身是一位植物學家，就跟他的兒子平成天皇是一位魚類學家一樣，父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上都很有成就。根據昭和的回憶錄，無條件投降那一天的上午他還在實驗室用顯微鏡看著植物切片標本。是的，他對植物學有興趣以及研究的熱情，所以他支持用活人來做生物實驗，因為這樣得到的數據以及結果最準確。

所以，731部隊的重點在於：昭和天皇其實是甲級戰犯，應該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上絞刑架。而大陸會怎麼拍？如果還是不斷強調那些陰暗恐怖以及日本人的殘忍，那坦白說不如去看八零年代美國人所製作的歷史影片就可以了。有沒有講到重點？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這裡再重複一次：好的戰爭片不是讓人想要去打仗殺人，而是能夠讓人類去反省戰爭不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好方法。珍惜和平，愛護生命，才是文明的真諦。

一直到1980年代，美國的兩位記者才在美國政府塵封已久的檔案當中，將當年731部隊的真實面貌挖掘出來，並且還製作了詳細的電視節目，跑到日本去訪問當年參加731部隊的日方人，當然也採訪許多經歷過731部隊的同盟國戰俘，所以算是相當詳細。當然，後來美國、日本、中國大陸的學界對這個問題也有繼續的研究，但是在筆者看來都沒有超過當初的成就。

當然也出了專書，記得應該是1987年台灣的國史館就有翻譯，電視節目也在台灣的公共電視有播出。筆者在讀研究所的時候曾經對這主題做過一個口頭報告，所以翻閱了不少當年這些美國人所整理的資料。許多人，包括這兩位美國記者，都譴責美國政府，為了得到731部隊用人體做殘酷實驗所得到的各種醫學數據與報告，交易讓這些參與這支部隊的日方人員逃過審判，主要默許這件事情的就是當時美軍在亞太地區的統帥，麥克阿瑟。

但是，類似的事情在歐洲也同樣發生。當年納粹德國的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包括製造火箭、導彈、化學、物理學、航空工程等，後來都被美國延攬。除了這些我們比較熟悉的部分之外，一般比較不知道的是，也有不少德國的腦神經醫學專家，戰後被美國的醫學界與各種研究機構所延攬，而他們的腦神經醫學成就，就是來自戰俘營當中破壞猶太人的大腦所做的殘酷實驗而來。

我們不必把所有的責任都推給戰爭，但是要記住無論是戰爭也好，還是上述的這一些殘酷的結果也好，固然推動了科技與醫學的進步，但是這背後所付出的代價確實充滿著血淚。731部隊的存在是一個完全的事實，也是人類文明當中一個永遠值得反省的標本。

臺南市北門區南鯤鯓代天府牌樓颱風遭損倒塌，劉杯杯應景的來了篇文白夾雜的感嘆文，說了些因為當道內德不修、施政不力，所以上天才災兆示警的貼文；結果遭老同學打臉，說是劉杯杯｢假鬼神而論時政，士所不為」。

老同學指正，劉杯杯知錯即改，馬上承認是因為見獵而八卦心大起，以致雲裡霧裡的胡說八道一陣。
不過，心裡也不免OS，在天災跟施政之間建立因果關係的，劉杯杯可不是第一個；人家董仲舒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了。

所謂的「天人合一」與「天人感應」理論是由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認為天是有意志的，人間帝王的德行和施政會影響天地運行；反之，天地異變也是對人君德行施政的回應與警示。
而這｢天人感應」還真不是因為古人不懂自然科學而胡說八道的神鬼之說，是有其工具性的。

首先，與神權結合之後，皇權可以獲得統治正當性，皇帝從此以後就可以說是｢上天之子」，獲有天命，下個命令就可以說｢奉天承運」，天說的，不是人說的。

其次，可以用來約束限制帝王；只要發生像是日蝕、地震、洪旱、彗星等現象，或災異，或是像這次的牌樓塌了，就可以用天譴來提醒或逼迫帝王反省自身的德行與政策，必須「修德改過」，像是下詔罪己、減免賦稅。

這其實就是一種制衡與民意壓力；朝臣、史官、儒者可藉天災異象彈劾皇帝或官員，形成道德輿論制衡，而百姓也更容易接受以天象災變來批判不義政權的說法。

時至今日，民智已開，科學觀念昌盛，｢天人感應」已經失去了制衡當道失德的功能；不過，在宗教、文化、民間信仰中仍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像是重大天象與世運、人事變動相連的說法，更會影響輿論或民間心理。

這就很大的說明了從李登輝以降，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去南鯤鯓參拜、求籤的原因。
其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有：陳水扁2004年連任時，求的籤詩被解釋為要發生血光之災才可以連任，後來就有了319槍擊案；以及蔡英文也因為｢武則天坐天」的國運籤，早早就被預測會在2016年當選。

總之，「天人感應」是一套結合宇宙觀、政治學與倫理學的古代思想工具，實際功能在於提供一種「道德威懾」，約束統治者，為百姓與臣僚批評失德政權提供依據。在現代社會，雖失其科學性，卻仍在文化記憶中扮演提醒政治權力「天命有常、民意如天」的象徵角色。

畢竟，執政者若無所敬畏就容易濫權腐敗、恣意妄為、無法無天；群眾若失去對法律、道德或他人權益的基本敬畏，就只會剩下赤裸裸的利益算計，社會就會失序；個別人若無所敬畏就會自我膨脹，以自我為中心，心裡只剩自己，沒有別人。
人哪，還是要怕點甚麼才好，天命、災異、鬼神、果報，都好，才不會亂來。

翻看歷史，真的讓人感到會心一笑。

1944年6月，宋子文以特使身分前往華府，與美方商議中美繼續在擊敗日本的作戰上努力，並且爭取美國給予更多的經濟與軍事援助。但是，此時中美雙方卡在史迪威問題上，因為此時緬北的反攻正在進行，而中國面對日軍的一號攻勢節節敗退，老史也要求國府將部分國軍指揮權交出來給他。而軍隊指揮權，是老蔣絕對不可能放的，所以與史迪威的關係到了決裂邊緣。

羅斯福見到宋之後就發出靈魂拷問「為何英軍可以接受艾森豪的指揮，澳紐軍可以接受麥克阿瑟的指揮，而中國軍隊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指揮？」這一問，真是讓宋子文傻眼，只好顧左右而言他，說一堆不關痛癢的場面話來化解尷尬。後來，蔣與史真的完全鬧翻，與美國的關係也陷入最低潮，加上中國戰場大敗，對後來局勢產生重大影響。老蔣在日記中寫過，絕對不允許外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他也公開告訴羅斯福與馬歇爾「中國可以當美國的朋友，但是絕不為奴隸！」所以，軍隊指揮權事關國家尊嚴與主權，絕對不可能退讓。

不久之後，歷史又重演。1957年，赫魯雪夫對毛澤東提出兩個要求，因為他認為已經開始協助中國建立重工業以及核能裝備。其一在中國境內建立長波雷達站；其二是建立中蘇聯合艦隊進駐旅順，指揮權實質歸蘇。但是他很意外，老毛先生赫然拒絕。而這，造成中蘇產生裂痕，終於在1960年初徹底翻臉。

老毛說，長波雷達站必然交給蘇聯軍方操作，而聯合艦隊與進駐旅順實際上與當年沙皇強租旅大（旅順和大連）沒有兩樣。而新中國「不允許土地上駐留任何外國的軍事基地」，而中國海軍必須中國人自己指揮。赫魯雪夫非常生氣「北約國家都允許美國駐軍，我們的軍隊與東歐的兄弟也能合作，而與中國竟然這一點小事都做不到？」在他看來，中國接受蘇聯的援助以及技術轉移是必須要配合來牽制美國，否則這些援助沒有意義。

毛與蔣，其實都是堅強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史就是一段屈辱的歷史，而復興民族是他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奮鬥目標。羅斯福的抱怨或者赫魯雪夫的惱怒，根本原因都是在於他們難以體會近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這些外國領袖當然還是帶著上對下的眼光看待中國，雖然他們可能自認為沒有惡意，是在推動雙方的共同利益。

洋人，到今日能夠理解中國人這種情緒與追求嗎？

面對當前世界出自宗教與種族的霸凌，我更感覺孔子值得後人尊敬，其實是他能跨越自己身上的種族，明明身為商朝王室後裔子孫，深知商人常自認是「上帝的選民」，不把商人（含東夷）外的人民當作人，將其當作奴隸，甚至會殺人殉葬，孔子對此完全不認同。

孔子具有高貴的血統，甚至當時商人正流行著「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面對衰落的春秋諸侯各國政局，如果他願意高舉「復國的義旗」，相信會有大批商朝後人風行景從，跟著他大搞復國主義、恐怖主義，讓整個天下瀰漫著腥風血雨。

他相信自己有天命，卻認為自己的天命是繼承周公的制禮作樂（周公曾參與滅掉他祖先建立的王朝），傳播與實踐仁政，他放棄只有「商人是選民」這種獨斷論點，拒絕再效法商人的惡習，因此，孔子平日的講話，都會將「上帝」一詞轉化成「上天」。

如果沒有孔子堅持抗拒誘惑，不當「復商的教主」，堅持周朝雖然衰落了，其人文精神絕不可廢，相信後世將會有「商朝復國浪潮」，再度鼓吹某些人獨享上帝給予的特權，其他人都不配做人，可被輕易的傷害來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益。

現在的人自我意識都很強烈，瞧不起孔子，並不令我意外。如果有人告訴你：其實你是上帝選中的人，你已被指派要帶領子民來幹一番大事，有大量的資源會提供給你來支配，你是否願意帶領你的子民「撥亂反正」，恢復你祖先的榮耀？

這段藉由復國來恢復榮耀的過程中，你要把全體鄰國都視如仇敵，不只是跟你戰鬥的士兵，更要把他們的老弱婦孺都殺得片甲不留，免得其子孫未來還能報仇。這種事情你幹不幹？孔子會駕車、射箭與劍術，但孔子拒絕戴上能讓他南面稱王的冠冕。

我知道很多人不會拒絕這種誘惑，否則現在就不會有這些恃強凌弱的殘酷戰爭了。我很慶幸有這位「萬世師表」，寧願當老師，不願當教主，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是商人，但總是夢見消滅他祖先的周公。他與周公一樣，常把天下人的幸福，都放在自己心上。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其實這故事的源頭要從1947年2月10日，新六軍守住由解放軍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負責攻擊的遼東盤山地區的沙嶺鎮（現為：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沙嶺鎮）談起，之後解放軍一遇上新六軍（主要是新22師）就撤（逃），為了激勵士氣，因此時任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的副政委歐陽文就寫了這歌，並由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宣傳股長葛復惠譜曲。至於後來有出現類似「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一）軍…」的順口溜，就原始資料的考證來看，應該只是某有心人穿鑿附會的（創作）而已！

◆東北抗聯歌曲：從《打仗要打新六軍》到《白菜心》

「吃菜要吃白菜心，白菜心；打仗專打新六軍……」這首產生於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時期的軍歌《白菜心》，將東北民主聯軍敢打硬仗的戰鬥精神充分體現出來。

1946 年10 月，東北的國民黨軍採取「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方針，對南滿解放區發起大舉進攻。為了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東北民主聯軍於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舉行「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殲敵4萬餘人。在臨江保衛戰中，東北民主聯軍挫敗包括新六軍在內的國民黨軍「王牌」部隊，為轉入戰略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早在）1946年（原文寫1947年）初，蔣介石看見東北戰場節節失利，決定增兵東北。1946年（原文寫1947年）1月20日，蔣介石將其「王牌」部隊——廖耀湘的新六軍從上海北運秦皇島，並迅速抵達錦州、溝幫子一線。2月10日，新六軍一部向我遼東盤山地區進攻，並佔領沙嶺鎮。我軍實施圍殲，由於敵裝備精良並善於打運動戰，經過3天激戰仍未達成戰役目的。這滋長了新六軍的傲氣，但更激發了我軍必須重創新六軍的鬥志，戰士們喊出了「打仗要打新六軍」的口號。於是，《打仗要打新六軍》的戰歌迅速在參戰部隊傳唱開來。

歌曲《打仗要打新六軍》的詞作者是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副政委歐陽文，曲作者是第四縱隊第10師的宣傳股股長葛復惠。後來，時任遼東軍區副政委的莫文驊將《打仗要打新六軍》中的「要」字改為「專」字。不久，這首《打仗專打新六軍》又有了另一個版本——由當時遼東軍區文工團林昂聲譜曲的《白菜心》。這首《白菜心》仍用原來《打仗專打新六軍》的歌詞，但歌曲名則改成「白菜心」，增添了風趣幽默的成分。

歌曲《白菜心》將國民黨新六軍比作「白菜心」，表達出我東北民主聯軍吃掉這顆「白菜心」的決心和勇氣，成為「四保臨江」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一個響亮的戰鬥口號。這是一首兼有齊唱、對唱、輪唱的歌曲，具有一唱眾和的特點。正是這首唱詞質樸，曲調自然的《白菜心》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戰鬥精神，在「四保臨江」的戰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解放戰爭時期，這首《白菜心》成為遼東軍區文工團的重要曲目，在整個東北野戰軍中十分流行，產生了巨大影響。

《白菜心》歌詞全文：

（甲）吃菜要吃白菜心，（合）白菜心；（乙）打仗專打新六軍，（合）新六軍。（甲）菜心味甜營養好，（合）營養好；（乙）殲滅新六軍建功勳，（合）建功勳。（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甲）同志們大家來競賽，（合）來競賽，（乙）看看誰是人民的大功臣，（合）大功臣。

另參見──黃耀武口述（朱洪梅執筆）：《我是新六軍少尉》（萬卷出版公司），p90~100、157。

●要注意的是，大陸作家寫的文章，不管是時間序或是當時的戰爭情勢，有時候會與國軍紀錄的歷史稍有差異……在《我是新六軍少尉》一書中，新22師是由上海船運至秦皇島，之後便轉搭火車～先經由第52軍剛剛打下的錦州，最後在錦州溝幫子下車……在沙嶺戰役中，防守沙嶺的是新22師第66團（團長為羅英）的兩個營（缺一個連，配屬給教導營，防守沙嶺的交通要道富家庄），戰役結束後，第66團損失約百餘人，但進攻的東北民主聯軍一個縱隊（約一個軍的兵力）卻遺屍高達萬餘人……

但中文維基百科上的紀錄則是～沙嶺戰役歷時兩晝三夜，國軍傷亡674名，東北民主聯軍傷亡2,157人。

1950年1月30日清晨的臺北陰雨刺骨，一輛囚車碾過泉州街濕滑的石板路。鐵窗內驟然爆出嘶吼：“保珠，快出來，我要上刑場了，保珠，保珠…”戴著手銬腳鐐的共產黨員林正亨用肩骨撞擊欄杆，囚車正巧經過他家門前，他的呼喊穿透雨幕卻湮沒在廚房的灶火聲中——妻子沈寶珠正熬煮探監的米粥。三小時後，這位霧峰林家第八代傳人的鮮血混著雨水滲入馬場町刑場土壤，時年35歲。

他1915年生於廈門鼓浪嶼的顯赫世家，祖父林朝棟曾率鄉勇助劉銘傳擊退侵台法軍，獲賜黃馬褂及福建樟腦專營權。父親林祖密變賣臺灣家產組建閩南革命軍支持孫中山，是日據時期首位恢復中國籍的臺胞。1937年盧溝橋的炮火震碎畫室寧靜，本可繼承霧峰萊園豪宅的林正亨撕碎南京美專畫稿，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1940年昆侖關戰役中，他率情報排血戰四晝夜，晉升中尉時軍裝浸透自己的血。最慘烈的考驗在1944年緬甸戰場降臨：時任遠征軍新1軍上尉連長的他率部追擊日軍時遭反撲，白刃戰中身中16刀倒地，腸穿肚裂的軀體與陣亡士兵堆疊。美軍軍醫實施兩次剖腹手術才將他拉回人間，雙手筋腱永久損傷致終身殘疾。這份代價被寫入致母家書：“臺灣光復，父親遺志已達，我殘廢不足惜”。

1945年重慶朝天門碼頭的經歷成為思想拐點，因傷殘被國民政府列為“編外人員”遺棄雲南的林正亨，拄杖乞討數月走到重慶，目睹官僚紙醉金迷與碼頭工人食不果腹的殘酷對比。在妹妹林雙盼（中共地下黨員）引薦下，他加入朱學範的“中國勞動協會”深入勞工群體，較場口事件特務鎮壓民眾的暴行，最終讓他徹悟“中國未來必屬共產黨"。

1946年秘密入黨時，組織給予兩個選擇：加入新四軍或返台潛伏，他放棄家族安排的印尼經商計畫，帶著20多名台籍青年穿越海峽。回台後他以臺北警備司令部警官身份作掩護，在警務處辦公室策劃工人運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他拖著殘軀赴台中組織武裝抗爭，槍林彈雨中躲進醫院糞坑才撿回性命。

1949年的泉州街宅邸暗藏玄機：表面經營岳母資助的皮鞋店，壁櫃icon深處卻藏著插滿小紅旗的中國地圖——每解放一城便插旗標注。油燈下刻寫蠟紙印製《綜合文摘》《和平文獻》，通過讀書會傳播解放區消息。這套精密網路終因叛徒出賣崩塌。1949年8月18日凌晨，十餘特務破門逮捕他時，查獲的“陳百川”聯絡人實為虛構代號。

陳誠親審時的“悔過書”交易暴露當局雙重焦慮：既需剷除地下黨，更欲震懾霧峰林家代表的台籍士族勢力。林正亨“無過可悔”的答覆，讓借案立威的圖謀落空。就義前夜，指甲在牢房地板上刻下絕筆“敢將赤手挽狂瀾”——這雙被日軍刺刀廢掉的手，最終化作精神旗幟。

槍聲響起時，妻子熬煮的米粥尚在灶上；她攜子女赴京後成為臺盟首任主席謝雪紅秘書，1983年從民政部接過“革命烈士證明書”時，霧峰林家的百年抗爭史完成從黃馬褂到紅旗的嬗變。

2018年北京臺灣會館的“霧峰林家特展”讓兩岸後裔共瞻族譜，林正亨之子林義旻指著一幅獄中剪紙畫說：“台獨分子從不提及這些愛國者，但臺灣史就是中國人抗爭史”。這印證了林正亨1946年的預判——當他在壁櫃地圖插上最後一面小紅旗時，堅信臺灣終將回歸紅旗飄揚的祖國版圖。七十年後，這份信念仍在臺盟中央的百年誕辰座談會上激蕩：“他的犧牲詮釋了臺灣同胞與祖國命運與共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