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藏南議題很熱門，主要在於去年（2025）五月七日印巴空戰，巴基斯坦因大陸當局的支援，使用體系化作戰擊落印度六架戰機後，大陸當局民政部接著於五月十一日發佈第五批藏南地名標準化名單（第580號），共有二十七個地名，包括十五座山峰、四個山口、兩條河流、一座湖泊和五個居民點。

這是繼西元二０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公佈第一批共六個藏南地名（第404號）、西元二０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佈第二批共十五個藏南地名（第520號）、西元二０二三年四月二日公佈第三批共十一個藏南地名（第548號）與西元二０二四年三月三十日公佈第四批共三十個藏南地名後，民政部已公布合計八十九個藏南地名，藉由行政措施來強化藏南地區實屬中國領土。

藏南地區（圖中的東段部份）位於喜馬拉雅山脈南麓，面積共有九萬平方公里，其中印度控制六點九萬平方公里，將其設置成「阿魯納查邦」，這點素來不被海峽兩岸的中國政府承認。然而，藏南議題的出現來自英屬印度外務秘書麥克馬洪（McMahon），他曾在民國三年（1914）主持西姆拉會議，將西藏南部的領土劃給印度和緬甸，這就是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當時由其與西藏噶廈（當時的西藏政府）所授權的夏扎班覺多吉秘密換文，商議如果英國可促使新成立的北洋政府准許「西藏獨立」，噶廈將認可麥克馬洪線對藏南的割讓，這就是《西姆拉條約》。然而，當時的袁世凱大總統電令其政府不承認《西姆拉條約》，使得麥克馬洪線只是西藏噶廈片面跟英國草簽的喪權辱國條約，對中國而言並不具有法律效力。

藏南除指西藏南部外，還有「西藏的江南」這一美稱，因這裡年降雨量超過兩千毫米，實屬西藏唯一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的地區，森林覆蓋率高達百分之九十，水資源蘊藏量占全國百分之十五。這裡地勢北高南低，控制藏南意謂著中國可居高臨下俯瞰印度平原，使得掌握藏南將卡住西南的咽喉。印度對藏南的控制，其實是英國殖民的繼續扭曲性發展。自民國四十年（1951）韓戰爆發，大陸當局忙著抗美援朝的時刻，印度派兵佔領藏南，並通過移民政策，逐漸將高達百萬印度人遷居藏南，徹底改變當地人口結構，並在藏南修建隧道與公路，更部署軍隊駐紮於此。西元一九六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爆發中印邊境戰爭，解放軍曾佔領藏南大部分區域，但據說因後勤補給困難，後來再撤退回麥克馬洪線內。

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是，西元二００八年六月四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承認《西姆拉條約》的麥克馬洪線的有效性，並表示「阿魯納查邦的達旺領土」（意即山南市在藏南的錯那市）屬於印度。徵諸民國二十七年（1938）英屬印度政府到達旺收稅，噶廈政府向英國駐拉薩使團強烈抗議，可見當年包括噶廈在內都不承認自己失去藏南，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基於其流亡政府想獲得印度與美國的支持，竟然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美國則自中印邊境戰爭後，基於弱化中國的態度，從甘迺迪總統開始，不只將麥克馬洪線視為中印合法邊界線，並將其視作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界線，西元二０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參議院更通過決議，重申美國承認麥克馬洪線是中印邊界線，這是將藏南視作「第二個臺灣」來對待。

然而，大陸當局並未對此縮手。麥克馬洪線往南五公里，西藏隆子縣扎日鄉的扎日溝，這片谷地面積有一百三十平方公里，大陸當局花四年時間，耗資八千二百六十六萬元人民幣建築出美輪美奐的珞瓦新村，這裡每棟藏族樣貌的房屋都有兩層樓半，目前有九十八戶，合計三百餘位藏民，標誌中國實控線歷史性跨過麥克馬洪線，向前進五公里，距離印度設立的馬加據點有十公里。印度長期的高壓統治激起藏南民眾的強烈反抗，西元2025年五月四日，藏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甚至有民眾持五星紅旗與印軍對峙，高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家！」更具戲劇性的事件是：西元2024年10月11日，印度錫克教領袖潘農（Gurpatwant Singh Pannun）公開支持藏南回歸中國，呼籲中國軍隊奪取「阿魯納查邦」。

話說回來，如果大陸當局真收復藏南，該如何解決上百萬印度人已經長期移居藏南的事實？其實，如同藏族本身同樣是依循西洋民族主義角度做出對種族的概稱，藏南有八十二種不同部族，光是信仰藏傳佛教的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與康巴族，都是廣義的藏族（或藏人），只就珞巴族來說，裡面就有阿迪人、尼興人、米星人、塔根人、阿帕塔尼人、米濟人、崩如人、布瑞人、布貢人、魯蘇人與義都人這十一種支族，在我研究種族與族群而給出的定義中，其實前面這些人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語言都屬於漢藏語系，重點在基於相同的文化脈絡（尤其是宗教信仰相同），這些人只是「被理解成同種族」的不同族群而已。其實，藏人這些族群跟在臺灣的漢人有不同族群一樣，都只是內部差異。

臺灣不只漢人內有不同族群（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還有不同種族如原住民族，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義理來看，意即按照「中華本質論」來面對其內外差異，從「內聖」與「外王」的角度尊重差異並相容於一爐，濟弱扶傾，共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任何族群與種族的差異都不是問題，反而能呈現中華民族兼容並蓄產生的多元文化。面對藏南已經長期移居的印度人，何嘗不可採取這種政策來面對呢？如果這些印度人未來不願意離開藏南，不論其信仰基督教或印度教，都可合而視作「印度族」來平等對待，但重點在大陸當局能意識到「中華本質論」並不是「中華現象論」，意即談中華文化不見得要從器物層面來推廣，更應該著重闡發儒釋道共同指向的自性，如此表面的文化差異就不再是問題。

此劇評兼論藝術創作與史實辯證。

一、歷史背景的再詮釋：從戲劇張力到文化隱喻

《太平年》以「納土歸宋」為核心事件，卻將時間軸從宋太宗（978年）移至宋太祖（960-976年）時期，此舉雖有戲劇衝突強化之嫌，卻意外揭露了五代十國末期至北宋初年「統一合法性」的複雜性。劇中錢弘俶（白宇 飾）與趙匡胤（朱亞文 飾）的雙雄對峙，實則是「武力征伐」與「仁政安民」的價值辯證——趙匡胤代表中原正統的「天命所歸」，錢弘俶則象徵江南文明的「以柔克剛」。這種敘事策略，將歷史事件提升至文明選擇的層次，與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形成隱性呼應。

二、劇情亮點：考據級的歷史肌理與戲劇化改編的平衡

1. 制度復原的細節：劇中對「納土歸宋」過程的呈現，參照了《宋史·錢俶傳》中「獻十三州、八十六縣」的記載，並細緻刻畫了吳越國「獻土」儀式中的禮器陳設（如秘色瓷、海浪紋玉佩），暗喻文化歸屬的象徵意義。

2. 人物塑造的突破：錢弘俶從「漁賬子」到君主的蛻變，被賦予「少年天真的滅國者」與「中年悲憫的獻土者」雙重弧光。劇中他目睹契丹屠城後的「血淚抉擇」，既符合史實中吳越國「保境安民」的治理邏輯，又透過戲劇強化「人性超越權力」的主題。

3. 技術賦能的沉浸感：8K攝影還原了雷峰塔青苔、汴京虹橋的木紋肌理，甚至戰場血跡的氧化層次，讓歷史「可觸可感」。這種「考古級視覺呈現」，使觀眾在審美體驗中無意識接受史實熏陶。

三、文化意義：宋代的「現代性」基因與當代啟示

1. 理學思想的視覺化：劇中錢弘俶「捨名節保百姓」的抉擇，呼應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倫理觀。此處將抽象哲學轉譯為「以民為本」的戲劇衝突，揭示了儒家思想如何內化為中國政治傳統的基因。

2. 城市文明的雛形：汴京的「早市燈籠」與臨安的「絲竹畫舫」，不僅是經濟繁榮的寫照，更隱喻市場經濟體制的文化根源。劇中錢弘俶推動的「博易務」商業改革，可視為「一帶一路」的歷史預言。

3. 和平統一的全球話語：「納土歸宋」被提升為「和合代替征伐」的東方智慧，與當今國際關係中「非零和博弈」理念形成互文。這種改編雖有「以今度古」之嫌，卻成功賦予歷史事件現代意義。

四、爭議與反思：藝術真實與歷史真實的辯證

1. 時間錯位的雙刃劍：將「納土歸宋」置於宋太祖時期，雖強化了趙匡胤「仁君」形象，卻弱化了錢弘俶在宋太宗時期「自請獻土」的歷史主動性。此舉可能誤導觀眾對「統一過程」的認知，需透過史實補充說明。

2. 人物扁平化的風險：為凸顯戲劇衝突，劇中將趙匡胤塑造成「治國者的清醒」，略去其「杯酒釋兵權」的權謀本質。這種「去複雜化」處理，雖有利於觀眾理解，卻犧牲了歷史人物的多維性。

3. 文化符號的過度渲染：劇中大量使用「草木染」服飾與「唐風建築」，雖強化了時代質感，卻可能將「宋代審美」固化為單一圖騰。實際上，五代至北宋的藝術風格具有顯著流變性，此處的「復原」更接近創作者的審美偏好。

五、總結：一場值得讚賞的「歷史冒險」

《太平年》的價值不在於史實復刻，而在於其文化考古學野心——它將「納土歸宋」轉譯為「中華文明如何選擇和平共融」的精神圖騰。從錢弘俶的「良田不可毀」到今日「一帶一路」的共榮理念，劇中隱含的「以柔克剛」智慧，正是中國文化基因的核心密碼。儘管存在時間線爭議，但其對「大一統」內涵的現代詮釋，仍為歷史劇創作樹立了新標杆。

評論摘要：

「《太平年》：一場跨越千年的『太平』對話」
五代十國的烽火與北宋的盛世，如何鑄就今日中國的「大一統」基因？
白宇飾演的吳越王錢弘俶，面對「兵戈」與「民心」的抉擇，揭開「納土歸宋」背後的文明智慧。
8K畫面重現秘色瓷紋理、汴京虹橋盛景，歷史細節考據堪稱「穿越級」震撼！
程朱理學如何影響現代價值觀？看「以民為本」如何從古貫今。

註：史實補充

納土歸宋真實時間：978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弘俶上表獻土，吳越國滅亡。
趙匡胤與錢弘俶關係：趙匡胤逝世於976年，未親歷納土歸宋；劇中雙雄對話屬藝術虛構。
（本文評論基於《宋史》《吳越備史》及劇組公開資料，部分觀點參考學者田浩《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型》）

民國52(1963)年，陝西省寶雞市賈村塬的村民在土崖上勞作時，意外刨出了一件布滿綠鏽的銅器。起初，它被當作普通容器用來盛放糧食，後來甚至以30元人民幣賣到了廢品回收站。幸運的是，寶雞市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在廢品站中慧眼識珠，驚訝地發現這竟是一件造型古樸的無價之寶！經過清理研究，民國54(1965)年確認這是西周早期的青銅酒器，成為當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然而，它最驚世的價值還要等到十年後。民國64(1975)年，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先生在器物底部發現了鏽跡掩蓋下的秘密——122字的珍貴銘文。其中，赫然出現了「中國」二字！這是迄今為止，「中國」一詞最早的文字實物證據。這件被命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也因此從鎮館之寶升華為名副其實的「鎮國之寶」。

時光倒流三千年。剛剛繼位五年的周成王姬誦，在叔父周公的輔佐下勵精圖治。為了實現父王周武王鞏固江山的遺志，他們在距離當時王都鎬京（今西安附近）三百多公里外的洛邑（今洛陽）營建新都，作為統御四方的中心。

同宗貴族「何」為了紀念父輩功業和新王的偉績，將這段歷史和周王的訓誡鐫刻在青銅尊上：武王滅商後，告祭於天，「余其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宅茲中國」——居住在這天下C位。我要居住在這天下的中心，由此統治民眾。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中國」的意涵遠非一成不變。隨著朝代更迭，這個詞彙不斷被賦予新的生命。它從地理中心、政治中心的狹義概念，逐漸衍生出更為核心的「文化中心」的含義，並成為歷代王朝宣示正統性的標誌。直到明清時期，「中國」作為國名的使用在官方文書中日益頻繁。

從《尚書》《詩經》到何尊銘文，「中國」名號源於西周已無可置疑。但其內涵，早在先秦時期就經歷了深刻的演變。最初的「中國」，主要指以新都洛邑為核心的「王畿」「京師」之地，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政治地理中心。

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原本分封的諸侯國日益強大。有趣的是，這些諸侯國，無論地處中原還是邊緣（如楚、秦、燕），都開始自認或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搶著領中國籍。

因此「中國」一詞次數出現最多的概念，是指「諸夏列邦這個總體及活動的全部區域」。在秦漢以前，中國這個意涵已經擴展為列國全境的稱號。與現代民族國家明確劃界不同，當時區分「中國」與「四夷」的核心標準，並非絕對的疆界或血統，而是文化。

大家都是周天子分封的諸侯，那誰更有資格說是中國？答案是看誰有文化。好比，誰會背《詩經》《周禮》，誰就可以拿到中國身分證。

文化高的諸侯國，往往帶有一種優越感，視邊緣地帶為蠻夷，不承認外圍的諸夏國家為中國。南宋洪邁就指出，春秋初年，吳、越、楚、秦、燕等國常被視為蠻戎，不被核心諸夏完全認可。楚武王甚至曾公開說「我蠻夷也」。

先秦典籍中，不乏諸侯自稱蠻夷或指責他國為蠻夷的記載。於是，後世有些搞不清楚狀況的、或者是惡意的人，就開始翻找這些斷簡殘篇，斷章取義地說「你看它不是中國，秦朝不是中國，秦朝是外來政權，中國被外來政權統治就滅亡了」。這種講法，就是神經病發作的邏輯。

文化的高低並非絕對，因此「中國」所涵蓋的成員也非固定不變。邊緣的諸侯國隨著疆域擴展和文化提升（吸收中原禮樂文明），逐漸被接納為「諸夏」的核心成員，也逐漸成為「中國」的指涉範圍。整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地域範圍和文化圈層顯著擴大的時代。使用「中國」一詞時所流露的，是相對於「四夷」的文化自信與自豪感。齊、晉等老牌強國固然自詡為「中國」正統，但也會吐槽「你們吳、楚都是南夷好嗎？」，不過奮力提升文化的吳、楚等後起之秀最終也融入了這個文化圈。最終，「中國」成為了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及文化認同上的最大公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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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扯「中國」是1949年以後存在，古代無中國的、扯元清非中國的，多是無知或者別有居心的台獨人士。
以上文章摘錄自今年侯漢廷預計出版的新書《以中華之名：從文明與歷史，找回台灣人的脊梁》第一章。

我尊重世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個人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我的學術主張是儒佛會通，不過，我覺得修養是否到位，關鍵始終在個人，信仰的重點在人自己的深層覺醒，而不能寄託組織給的紀律。二十八年來，我相信讀聖賢書自有救贖生命的智慧，因此，我每天都在讀聖賢書與教聖賢書，並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從中受益。我相信經史子集都有聖賢書，只要是能讓我們從中領悟智慧的內容，都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對象。

我讀《明史‧太祖二》，記錄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明朝這些事兒，深度意識到由元朝到明朝並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關係，元明兩朝甚至經歷過二十年的「南北朝時期」，意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現在北京市），元順帝往北流竄到開平（現在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繼續與明朝對抗，元朝本來有十個行中書省，到明朝建立依然控制著六個省，包括西南飛地雲南在內。

攤開地圖不難發現：朱元璋剛開始建立的明朝，其實如同「南朝」，始終在面對著「北朝」，這個北朝就是「北元」，稱其「北」是後世的說法，其實元朝的政權並未真正結束，並對明朝構成「南北夾殺」（還有雲南），雲南作為飛地，對明朝構成重大禍患，直到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自殺，隔年取得雲南全境纔終於解決問題，這是《明史》中有關明太祖的本紀第二會記錄到這關鍵一年的原因。

朱元璋有兩副臉孔，其面對北元，採取和戰兩手策略，譬如當元順帝的孫子買的里八剌被俘，朱元璋還封此人做崇禮侯，賜給宅第，甚至後來還將其送還北元，招諭修好，可見其並沒有想「徹底消滅北元」的意志。然而，其持續在消滅其他反元政權，並始終拿自己的存在「等待」元朝剩下的行省逐漸被各個擊破，包括洪武四年（1371）鎮守遼陽行省的劉益歸順明朝。朱元璋面對雲南本來同樣只是懷柔相待，這導致梁王甚至殺其過來曉喻的使者。

南平先生曰：「統一中國」這件事情，需要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配合，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面對民生凋弊，其主觀意願在讓人民休養生息，客觀條件未到，則不強行窮兵黷武來完成統一。元朝與明朝「兩朝對峙」的二十年，就是觀察「誰是真正擁有天命」的二十年。但，當其在洪武四年消滅明夏政權，就已徹底確立自身反元的正統性。朱元璋懂得善待元朝宗室，禮賢下士，等待元朝內亂而歸於自我毀滅，這是王道政治會有的作法，值得後世心懷統一的君子效法。

西安事變並非偶然的「逼蔣抗日」道德事件，而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並試圖清算東北軍與西北軍將領所引發的政治爆炸。其核心邏輯在於「退路被關閉後的被迫行動」，而蘇聯的干預，則在關鍵時刻避免了局勢的全面失控。

這一歷史教訓深刻揭示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蘊含的高度風險——它不僅無法帶來穩定，反而會不斷累積不確定性，最終將事件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一、西安事變的核心真相：蔣介石的「清算倒數」與張、楊的「生存抉擇」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張學良、楊虎城在政治生命與軍事權力即將被剝奪的絕境下，為阻止既定清算程序而採取的極端手段。根據史料，1936年12月，蔣介石對張、楊已提出「二選一」方案：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被調離西北，蔣已作出如下決定：
人事清算：透過《大公報》密囑發布消息，擬以蔣鼎文取代張學良之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職務（1936年12月9日密囑）；
軍事接管：調動中央軍（蔣鼎文、衛立煌等部）全面接管西北，並計畫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往福建、安徽等地，實質上解除其對原有根據地的控制。

上述措施並非「風聲」或「試探」，而是已進入執行倒數的實際決策。對張學良、楊虎城而言，其含義十分清楚：
若服從「剿共」命令，將繼續淪為剿共工具，並逐步失去對部隊的實質控制；
若拒絕「剿共」，則勢必被解除兵權、調離根據地，最終遭到中央軍清算。

正如周恩來所言：「蔣介石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這樣就逼出來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本人亦明確表示：「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回答他（蔣介石）。」因此，12月12日的兵諫行動，其本質並非奪權或叛亂，而是張、楊在生存退路被封死的情況下，為阻止清算、保留抗日力量而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二、蘇聯的「踩煞車」：避免全面內戰的關鍵外部因素

西安事變之所以未演變為全面內戰，並非因為國民政府制度成熟，而是源於蘇聯的強力干預。當時蘇聯的核心戰略目標是「聯蔣抗日」，以避免日本與蔣介石結盟，從而使蘇聯陷入腹背受敵的局面。因此，蘇聯對西安事變持明確反對立場：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將西安事變定性為「叛變」，批評其「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
史達林親自草擬電報，要求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理由在於「打倒蔣介石將引發內戰，有利於日本」；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孔祥熙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並向中共施壓，要求其停止支持張、楊。

蘇聯的干預，本質上是基於自身戰略利益，強行阻止中國內戰擴大。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的：「若沒有蘇聯的『踩煞車』，西安事變極可能演變為全面內戰，中國的抗日進程亦將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三、歷史教訓：拖延聯合抗日的「慢性逼迫」與「失控風險」

西安事變所揭示的核心教訓，在於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帶來的結構性危險。蔣介石的「拖延聯合抗日」政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 政治層面：堅持「剿共優先」，拒絕與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合作，導致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持續激化；
2. 軍事層面：試圖透過「調虎離山」之策，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離西北，削弱其抗日實力；
3. 人事層面：以密囑方式解除張、楊兵權，實質上將抗日將領推入「要麼反抗、要麼滅亡」的絕境。

這種「拖延」，並非中性策略，而是將問題懸置、同時累積壓力的過程：
對張、楊而言，「承諾不兌現」（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壓力不消失」（仍被迫進攻紅軍），使其完全看不到可預期的未來；
對抗日力量而言，「動員持續」，卻「退路被關閉」，最終導致「行動提前發生」，即兵諫。
正如材料所指出的：「拖延意味著問題被懸置，但動員持續；承諾不兌現，但壓力不消失；關鍵角色被要求『顧全大局』，卻看不到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這不是治理，而是慢性逼迫。」

四、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西安事變的歷史邏輯，清楚展現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深遠後果：
對被統治者而言：拖延不斷累積不確定性，迫使其採取極端行動（張、楊的兵諫，本質上是「再等就會被犧牲」的理性選擇）；
對統治者而言：拖延將導致退路被關閉，最終失去對事件節奏與方式的掌控權（蔣介石因此失去選擇時間與手段的主導權，甚至一度命懸一線）；
對國家整體而言：拖延將大幅提高失控風險，極可能引發全面內戰或更嚴重的災難（若非蘇聯介入，西安事變的走向恐難以收拾）。

因此，西安事變留給後世的最冷酷教訓在於：
拖延並非謹慎，而是一場將未來主導權主動交付給突發事件的賭博。
歷史沒有義務在下一次重演時再次給出煞車手。
而這樣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總結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的政策，將張學良、楊虎城逼入生存絕境後所引發的極端行動。蘇聯的干預，避免了全面內戰的爆發，但這種「幸運」並非歷史常態。歷史反覆證明：凡是拖延重大政治問題者，最終只會累積不確定性，並將局勢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西安事變的核心警示正在於此：
問題若不被正視與及時處理，終將以更劇烈、更失控的方式爆發。

少年時讀到清末的歷史，對譚嗣同是無比的崇敬。他以世家公子的身份，學兼中西，卻拒絕科舉，又學習武術，有豪俠之風。戊戌政變（1898年9月）前夕，他親訪袁世凱，說皇上希望袁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軟禁慈禧太后。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勸說譚一同出逃但遭他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最近重新翻閱一些戊戌變法的記述，其中提到譚嗣同主張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因此被批評為缺少救國的見識，如《早死早好！譚嗣同鼠目寸光 欲“盡賣西藏於英吉利”》）：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二萬萬之欠款」是指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對日本的賠款白銀2億兩）

不僅譚嗣同有賣邊疆領土的主張，康有為也類似（因此不是一時的發想而是具體的主張）：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譚、康的賣地主張即使在當時也不實際，俄羅斯在1867年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僅賣了720萬美元，白銀2億兩的《馬關條約》賠款，當時約等於3600萬到7000萬美元（視乎匯率及計算方式），恐怕是遠多於賣地所得。更別提賣地對民心士氣的打擊，俄羅斯只在阿拉斯加的一小部份建立殖民地幾十年，很多俄人大約不知有這片殖民地，但清朝擁有新疆、西藏、蒙古已經超過140年，人民心中何能割捨？清朝若出賣大片國土，還有何執政正當性？

要救國必先愛國，但救國比愛國困難多了。譚嗣同無疑是深愛國家的烈士，他主張賣出邊疆領土以籌款實行新政，確是不諳國事的書生之見，遠比不上左宗棠自籌和借貸軍費收復新疆（1876-1877）的救國偉業，但是蓋棺論定，譚選擇殺身成仁以喚醒國魂、號召革命，正是當時很適當的救國方式，此後革命更風起雲湧而終於成事，因此何能說譚缺少救國的見識？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漢文帝劉恆當了皇帝以後，任命陳平為左丞相，任命周勃為右丞相。漢文帝問周勃幾個問題：「全國一年判決多少案件？國庫的錢和稻穀一年收入有多少？」周勃都不知道，緊張得汗流浹背。這時陳平解圍說：「有專門管理這些事務的官員。」漢文帝說：「什麼事都有具體的官員負責，那你是負責什麼的？」陳平回答：「我的職責是讓下屬的官員能各自發揮他們的專長。」文帝表示贊同。事後，周勃來責備陳平：「您怎麼不教我如何回答問題呢？」陳平笑著說：「您身為宰相，卻不知道宰相職責是什麼？假如皇上問長安城裡有多少盜賊，你也能回答嗎？」周勃自此知道自己的能力距離陳平很遠。

周勃的反應能夠印證我們家鄉的一句俗話：「教的曲兒唱不得」。因為每個人各有其天賦秉性，你強行去教給一個人應對事情的套路，他們自己不知道這些套路背後的原理，那麼他們面對事情根本應付不了。有的孩子要出席一些場合，家長告訴他：如果別人問你一二三，你就回答四五六。可是一旦對方再稍微深究一下一二三的相關問題，這個孩子就完全回答不上來了。

周勃去責怪陳平不教給他回答問題的方法，是因為他只看到了陳平應對自如，卻不了解陳平為什麼能應對。周勃或許下次依葫蘆畫瓢，如此回答，但是文帝再換一個問題，他就不行了。

《傳習錄》記載，陸澄問陽明先生：「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预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沒有什麼事是預設好了，答案也準備好了，就等著你拿了答案去應對的，聖人只是修煉好了自己的心，自然可以對事情應變無窮。你看到別人很聰明，什麼情況都應付得了，就以為人家那裡有一套「萬能指南」，只要自己把這本書借來，便也能一樣厲害了，這種想法太簡單了。

有的人就是執著於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和維度，只想找個簡便的方法讓自己脫困，卻不肯花費精神去提升自己的思維維度，不肯去琢磨事情背後的原理。比如有的人去請教人家如何做蛋糕，別人教給他：「首先，你要先選好麵粉，麵粉分為高筋、中筋、低筋……」這個人聽到立馬說：「我不要記這麼難的東西，你只教給我怎麼做蛋糕就行！」想要做好事情，卻只要結果不要過程，這種懶惰的思維會導致他們永遠無法做好事情。思維維度的提升，首要的前提是不能怕麻煩，不能怕痛苦，要把問題不斷往心性的深處去對照、發掘，勇於承擔和磨練，不然就會永遠停留在低維度階段，吃不完這個層面的苦。

請從幾個關鍵問題思考：

1. 中國當時有4億多人口，年均糧食總產量已達到3000億斤，在沒有工業化生產糧食與化肥增加產能的基礎上，已經達到人類歷史的奇蹟，工業生產對當時歐洲最大的誘因是能夠補足歐洲不斷相互征戰後，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中國不僅沒有勞動力不足的憂患，相反地中國有過剩勞動人口的隱憂，所以工業技術對中國來說是毒藥，不是解藥，這問題明朝就存在了，不光是清朝。

2. 中國不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文化，即便清朝與元朝呈現出向外擴張的企圖心，但相比於元朝，清朝的對外擴張僅止於將可能的外部勢力，以天然的地理優勢屏蔽在外，而不是元朝無限制地拓展領土範圍，所以在中國人口嚴重過剩，但政治上又沒有拓展領土企圖的前提下，無法擴大內需市場，貿然引進工業技術，提高中國工業生產，特別是在紡織業與相關可以由手工業替代的輕工業上，工業取代輕工業，會造成1億的非農就業人口立即出現失業的危機，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將太平天國的問題，提前在嘉慶年間發生，工業革命不是為清朝解決勞動力的問題，而是提前發生滅國的危機。

3. 當時中國純粹以手工業所生產出來的茶葉、紡織、瓷器與各種奢侈品，可以高價賣給歐洲人以穩定白銀輸入，倘若接受西方的工業生產，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拱手讓給西方工業技術，並在採購工業技術的時候，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造成經濟崩潰，那麼即便清政府可以壓制提前發生的太平天國，也會因為穩定經濟的白銀大量損失，造成各地擁兵自重，民國的軍閥割據也會提前在道光年間就出現。

如果能好好思考這幾個經濟問題，就不會單純以滿清皇帝故步自封，昧於世事變化，保守顢頇譴責大清政府，因為大清與廿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正在全世界掠奪累積資本，成為高消費市場，大清即便只有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的佔有率依然是世界第一，生產總值依然超越整個歐洲。直到中國經歷民國的軍閥混戰，抗日時期的戰火將中國經濟徹底搞到崩潰，中國才有可能因為落後的工業生產條件，以勞力密集的方式生產商品，以低廉的人工換取外匯，才能解決清代外部外銷市場不夠大，無法承擔中國工業生產後的銷售問題，讓中國有了從手工業進入輕工業轉向重工業的發展歷程。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看完了《康熙的紅票》，不禁再次感慨滿清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扭曲程度之大。這本書指出了滿清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主奴關係。奴才是主人的財產，與主人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後來滿清掌握了中國政權，依然用這一套關係來治國。

「大臣」這種人，是漢人的文明中創造出來的，那是「外人」，只有奴才是自己人。滿清的統治者利用奴才掌握從上而下的信息和權力，走官方正常渠道做不到的事，那就讓奴才去做。傳教士在康熙朝很受寵，做了很多事，教給康熙很多的西洋知識，這根本不是什麼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康熙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奴才，這些奴才提供的知識有趣且有用，所以就一直用。傳教士也很為這個奴才身份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是皇帝的私產，有很多的特權，傳教方便。而後來即位的雍正，是個佛教徒，不需要這麼一批天主教的奴才，所以就把這些傳教士趕走了。

以奴才治國，是文明的巨大倒退。在西方文化中心的視角中，說中國是注重集體，忽略個體，這是一個批評的視角。但是這所謂的注重集體，是中國人辛辛苦苦總結出來的適合當時時代的最優方案。比如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過：古代的人不是不知道立賢比立長好，但是嫡長子繼承制是能保障權力穩定傳遞的最優解。

讓「個體」隱藏於「集體」之後，目的是讓個體的意志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轉，這也包括對皇帝的限制，中原文明自古以來都要求天子或皇帝要懂得克制「己私」，不能把自己的個人喜好凌駕於「公」之上。皇帝與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各有各的道要遵守，皇帝尤其要做好表率作用，帶頭踐行公共的法則，否則就得不到臣民的尊重。臣子要遵循的是「道」，而不是遵從皇帝這個人，所謂的君子從道不從君，圍著帝王私人喜好轉的是佞臣，是要被人唾棄的。

明代的嘉靖皇帝搞出來大禮議的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把個人私情置於普遍的禮法之上，做出了很壞的示範。但是他的孫子萬曆想要立自己喜歡的皇子當太子時，跟大臣鬥了一二十年，終究還是沒能如願。這就說明這些禮法、規範是有效的，是能對權力起到規範作用的。

而滿清的文化落後，就在於他們沒有接受文明的洗禮。滿清貴族普遍文化水平極低，連漢語都不太懂。康熙是在打敗了鰲拜之後，主動要求學習漢文化的。滿清貴族一開始就把家奴當作私產，後來取得了政權又把這種模式擴大化，搞出各種進階版，以至於整個天下都是他家的私產，通過私權掌控國家，正規的國家機構不同意的事，皇帝就繞過公權讓自己的奴才們去做。「私」的地位高於「公」，在這種結構下，即便出了那麼一兩個英明的君主又能怎樣呢？康熙學那麼一點西方的先進知識，那也是他個人的事，他死了以後，這些東西說結束也就結束了，他無法系統化、制度化地吸收這些文明為國家所用。

滿清在文化上全方位地落後，就是因為他們靠著個人的蠻力統治國家。不喜歡的書，直接燒了，把文字改了。不服從的人，直接殺了。不懂中原文明的禮法，搞出來17個皇帝在太廟萬世不祧的笑話。把精美的華夏衣冠用暴力摧毀，他們自己倒是也知道漢服好看，偷偷在宮裡穿……

總之，在制度上如何規定「私」與「公」的前後次序，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把國家社會的運轉完全按照個人化的喜好來做，即便你有所謂的「勤政」美德，也不過是從污泥裡面找形狀優美的泥巴，沒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