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來到中國，史料記載最早一批，大約是公元1000年來到河南洛陽、開封，但是筆者認為更早，或許張騫通西域之後就來到中國了。

過了大約800年，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陸續來到上海的是第二批，1917年俄國紅色革命，逃難到哈爾濱的是第三批。1933年後，逃避納粹迫害而到上海的是第四批。

古代猶太人在中國經商、科舉，與一般帝國臣民無異，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基本上直到19世紀中葉，北方的河南開封是中國本土猶太人的大本營，被稱作藍帽回回、一色樂爾、伊次樂業（以色列）…..等名稱。但是因為咸豐年間的黃河潰堤讓開封幾乎全毀，以及1853年太平天國攻入開封的大肆破壞，使得這裡的猶太文化元氣大傷，最後一個會古希伯來語的拉比死於1880年，猶太社區幾乎是完全消亡。

但是，晚清租界林立後，也就是鴉片戰爭後，又一波波來到中國定居，主因是沙俄、奧匈帝國等東歐地區的廣泛迫害。1930年代歐洲納粹主義興起後又來了一大批，茲維格(奧地利猶太裔作家)在回憶錄中就提到，大量奧地利猶太人變賣財產逃到上海。他們大多經商、或者擔任會計、銀行經理、珠寶鑑定師等等，在中國安居樂業，在上海徐匯區重建了猶太教堂。

直到日本人攻佔上海後，1940年應納粹的要求，日本人也開始迫害這裡的猶太人。財產被大量沒收，不許離開猶太社區受到監視，甚至連飯都吃不到。這時，大量中國百姓冒著危險救助他們的猶太鄰居，運送食物給他們，才能撐過這段悲慘的日子。

今天在耶路撒冷的廣場紀念碑上，依然銘刻著這段歷史，永遠對中國人感謝。據估計，在中國避難日後返回以色列與美國的猶太人，子孫至少超過100萬人。

由於金朝強大時曾對蒙古各部落多有欺壓，蒙古人與金人是世仇，故滅金是其核心任務。經過鐵木真、窩闊台等20多年兩代人的努力，終於幾度血戰而滅了金國，報了大仇。

在這之後的20年，基本上蒙古的貴由、蒙哥等大汗都將目光聚焦在中亞到東歐的草原，與這些伊斯蘭、基督教國家對戰，而對於充滿富庶的城市以及遍布稻田的江南宋朝沒有太大的興趣。若這時候當權的臨安朝廷能有清醒的認識，願意臣服於蒙古，將給金國的歲幣轉給蒙古，其實很有可能繼續維持這個局面相當長一段時間。

蒙古軍不擅長水戰，對江南的環境陌生，而且貪財。而南宋已經有超過百年世界最早的常備水軍，部隊武器精良，城市的防禦堅固，由後來襄陽、合州等地蒙古人都打了幾十年就知道了。只要有適度的北方政策配合，並且好好加強戰備，捨棄掉一些面子，這個王朝應該是可以存活下來。

南宋若繼續存在100年，以其繁榮且宏大的城市經濟 (當時臨安的人口應該超過400萬)，進步的工藝製造技術，大商人集團的持續發展，工廠制度的雛型…..人類歷史都可能在這之後發生重大改變。可惜，這個王朝皇帝白癡，士大夫意氣用事，貪腐無能，只知道粉飾太平，搞大內宣來欺騙社會，終於斷送了和平的條件以及機會，最後只有走向覆滅的命運。

南宋的悲劇，就是一個弱國當以生存為第一要務，切莫橫挑強鄰，政策要連貫不矛盾，當家的集團要以百姓的安危為重。否則，就只有死路一條，繁華不過都是過往雲煙。南宋是台灣的一面鏡子。

戴笠之死，一個近代史的關鍵，一個謎團。

在胡宗南、唐縱等人的日記中都對於戴笠的死震撼不已。他們都認為，戴的死是國府難以彌補的損失，失去了執行效率最高的一個團隊領導，無論對中共、美國的工作都將陷入被動，未來的黨國前途將不樂觀。果然，不久後原本占上風的國府就開始處處遭到制肘，屢屢被共軍破解軍事機密，不到一年戰局全面逆轉，最後就是一敗塗地。

很多人認為戴的死可能是老蔣見他尾大不掉，功高震主，開始猜忌懷疑，故下手除去，甚至因此衍生出各種讓人玩味的傳言，包括甚麼與蔣爭奪乾隆的寶劍這種小說式的情節。

蔣的確不願意見到黨、軍之內有任何一個派系過度坐大，戴在抗戰期間組織敵後的忠義救國軍，得到美軍裝備的支持，又主持西南運輸總處，掌握最多的交通、通訊資源，經營各種事業，情報網遍布全國，已經是國府之內最大的一股勢力。戴在抗戰晚期就多次感嘆蔣對他已經不再那麼信任，甚至還曾說過「我這個位子大概也快幹不下去了」，說完不久就發生空難離世。

蔣的確在抗戰行將結束時就規劃未來將戴手下的幾個機構分而治之，提拔毛森、毛人鳳、沈醉等人來接管一部分，讓戴的影響力降低。但是，蔣在日記與檔案中也多次說過，戴的辦事效率高，部下為黨國前仆後繼，對共黨的圍堵也最為有效，對他的空難也表示非常痛苦、惋惜。可見，蔣對戴的貢獻非常肯定，在大陸失敗前夕還感慨自從戴死後，他的耳目就不再靈光，對共軍處處被動，情報網形同虛設。

蔣來台後還對小蔣感嘆「若雨農在，當事不至此！」所以，在對中共鬥爭剛開始走向高峰的1946年，蔣即使再猜忌戴，也不太可能此時痛下殺手，這不符合情境因素，也不是蔣一貫的風格。後來，1950年代蔣還派出特工人員前進大陸將戴的一個兒子由大陸營救出來，過程中犧牲慘重。蔣對這個部下其實稱得上有情有義。

戴的組織龐大，深不可測，誰要殺他恐怕都很不容易。關於他的死又有美國說、國府其他派系說、中共說…..等等，但大多證據性更低，都只是傳言。美國說是第二種比較常被提及的說法，但這時的戴笠與美國關係極好，可說是美國中情局所一手養大的，1946國府與美國之間還不算太壞，也沒有阻礙美國的利益，故美國沒理由殺他。

那真正原因是甚麼？筆者認為，這樣一個戲劇性又帶著傳奇色彩的人物的死自然會引起很多的遐想。但空難發生當天南京連綿陰雨，本來河湖眾多且多山的南京就是常常雲霧繚繞，當天甚至有改降蕪湖機場的提議，還建議他明日再由青島飛南京的皆有。加上，當日輪值的正駕駛的飛行員其駕駛紀錄非常不良，還曾多次酗酒誤事，本來就是一個在被停飛邊緣的人。當時沒有太多的導航系統，遇到惡劣天候純粹就得靠駕駛人員的經驗與技術來克服。

所以，筆者認為今日實在不必繼續神話這個事件，就是一樁純粹的空難罷了。而這個人物的空難離世，對當時國府確實是一個既突然又慘重的打擊。這，或許只能說是氣數吧。

據說戴與重要的地下人員都是單線聯絡，他一死，許多潛入共黨內部的線都隨之斷了，這些人要不逃離，要不只有死心塌地跟隨中共。沈之岳、鄭學稼似乎就是這樣的人員。1973年，掀起文革的重要人物，中共的特工頭目康生因癌症病死。據說他最後一年病情危殆之時，最常與人說的一句話是「我不是國民黨特務」。這就很妙，以他的權勢滔天，誰敢這麼質疑？他卻莫名其妙常說這話。這箇中奧妙，就讓我們去思索了。

錢秀玲，1913年生於江蘇宜興大塍鄉錢墅村（今宜興市新莊街道王婆村村民委員會）一個鄉紳家庭。錢家兄妹五人，她排行第四，自幼聰穎過人。她的堂兄錢卓倫將軍（1890～1967），畢業於江蘇陸軍速成學校第二期、陸軍大學，曾歷任國防部第一廳廳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高參兼國防部駐台灣辦事處主任、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主任等職，1967年在臺北過世，從小對這個聰慧過人的小堂妹尤為疼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奉派擔任比利時佔領區軍政府司令官的法肯豪森將軍，在中國擔任顧問期間與錢卓倫結下相當深厚的私人情誼。

1929年，錢秀玲的二哥錢卓儒（1909～1986，曾任社團法人中國礦冶工程學會理事、臺北工專礦冶工程科／現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教授）要去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由於從小就非常崇拜居禮夫人，當時只有17歲的錢秀玲就利用這個時機，請求父母能允許她和哥哥一道前往比利時留學。在母親的支持下，父親同意了她的請求。兄妹二人便一同搭船前往比利時，聰明的錢秀玲只花了一年的時間就通過了當地語言測驗，並以優異成績考入魯汶大學化學系，1935年獲化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獲取比利時博士學位的中國女性。同年，她與同校同學葛立夏（也翻成：白蘭芝，為俄羅斯和希臘的混血兒）醫生結婚。畢業之初，錢秀玲原本計畫在當地找工作，但因為是女性，又是中國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在失望之餘，錢秀玲便說服了葛利夏一同回中國貢獻所學。後因有了第一個孩子，只好將行程延後。然而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粉碎了錢秀玲的夢想，同年葛立夏在布魯塞爾東南160多公里、與盧森堡交界的小鎮埃爾伯蒙上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他們全家於10月到那裡定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錢秀玲透過堂哥錢卓倫與法肯豪森將軍的私人情誼，拯救了不少比利時人。戰爭結束後，為了表彰錢秀玲的貢獻，比利時政府特地頒給她「國家銀質感謝勳章（Médaille de la reconnaissance nationale）」。曾經受她救助的比利時瓦隆區艾克興市（Ecaussinnes），為感念錢女士曾義助過當地的地下反抗軍成員，特別將市中心的一條街命名為「錢夫人街（Rue Madame Perlinghi）」。戰後錢秀玲一家搬到布魯塞爾近郊居住，後進入聯合國核能科技研究所工作。1965年時，比利時僑胞創立中山學校，即聘請錢秀玲擔任首屆董事長及校長，這所學校是比利時第一所教授正體字的中文學校。

她的事蹟被曾經是大陸專業速滑運動員，後因受傷不得不退役，靠自修成為編劇、作家的張雅文女士在2002年改編成小說－－《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A Chinese Woman at Gestapo Gunpoint）》，而這部小說在同年被改編成16集的電視劇在大陸上映。不過這個劇名讓錢秀玲的家屬非常不開心，錢秀玲長子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醫師的夫人強調，該電視劇講述的是一個完全離譜、完全由作者自己杜撰的故事。該劇和小說取名為《蓋世太保槍口下的中國女人》，而她的婆婆──錢秀玲與蓋世太保沒有任何關係，事實只是：一個中國女子在比利時拯救了一些人質。另外這部以抗戰時期為背景所改編的小說戲劇，仍無法擺脫國共間的政治恩怨與意識形態對立，因此有關錢卓倫將軍的部分，全被刻意忽略不提，這自然使得錢秀玲一些家人不太滿意。

2008年8月1日，錢秀玲女士以95歲高齡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去世，比利時政府以國葬儀式，特地下令全國為她降半旗致哀，以感謝這位華裔婦女曾經在二戰時拯救過無數比利時人生命的恩德。

2015（民國104年）年適逢中華民國對日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七十週年紀念，馬英九總統特別在9月4日上午接見比利時僑界重要人士錢秀玲女士家屬，對她在二次大戰期間無數比利時愛國青年之善行義舉，表達高度肯定之意。根據總統府發布的新聞稿，當時一起受邀訪問總統府的來賓包括錢秀玲的長子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醫師伉儷、孫子傑瑞姆․彭林冀（Jerome de Perlinghi）教授伉儷，以及錢卓倫將軍姪孫女錢立瑄及錢立珊，而比利時臺北辦事處處長范睿可（Rik van Droogenbroeck）也一起陪同進入總統府。由於迪米悌․彭林冀（Dimitri de Perlinghi）身為國軍家族後代，他在接受媒體提問對近日（指2015年）中國大陸高調舉辦對日抗戰勝利活動的看法時，他說有在電視上看到中國大陸舉辦紀念活動的相關畫面，但感覺是「不知該說什麼」，當初蔣中正與共產黨開始是一起抗日，後來因意識雙方而分道揚鑣，只是他可以確定的是──「母親的心是比較偏向臺灣的，就是中華民國」。

除了邀請錢秀玲家族來臺外，馬英九總統也特別邀約了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德國西門子公司在中國的總代表、也是南京辦事處的負責人約翰拉貝（John Rabe）、金陵女子大學教務主任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以及金陵大學鼓樓醫院外科醫師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O. Wilson）等人的後人來臺，共同紀念這段歷史。當年翰拉貝、魏特琳等人在南京遭日軍攻陷後，勇敢的挺身而出成立「南京國際安全區」，保護了至少25萬中國人民免受日軍的屠殺與強暴。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錢秀玲】（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2%B1%E7%A7%80%E7%8E%B2）。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亞歷山大‧恩斯特‧阿爾弗雷德‧赫爾曼‧馮‧法肯豪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C2%B7%E5%86%AF%C2%B7%E6%B3%95%E8%82%AF%E8%B1%AA%E6%A3%AE）。

（Ⅲ）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接見比利時僑界重要人士錢秀玲女士家屬》（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19727／中華民國104年09月04日）。

（Ⅳ）隗延章：《尋找「中國版辛德勒」錢秀玲》（https://yulite.cn/每日热门文章/12120/）。

秦漢大一統之後，歷經了三次的長期分裂。一次是魏晉南北朝將近400年，第二次是唐朝崩潰後的五代十國，歷經80年。第三次，就是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直到今日的海峽對峙，已經百餘年尚未真正統一。

分裂時期並非完全戰禍不斷，局部的和平繁榮，甚至文化上的輝煌也出現過。五代時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建國在今日浙江省為主體的吳越國，由錢鏐在公元907年所建，都城為錢塘（杭州）。強盛時擁有十三州疆域，人口預估不低於800萬，為南方的大國。吳越國採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經濟繁榮，漁鹽桑蠶之利甲於江南；文士薈萃，人才濟濟，文藝也著稱於世。由於吳國阻隔陸路，因此吳越朝貢中原王朝多經登、萊海路，海上交通發達，與後百濟、新羅、日本的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頻繁。

吳越國的水利在十國中是最著名的。錢鏐設撩湖軍，開浚錢塘湖，得其遊覽、灌溉兩利，又引湖水為湧金池，與運河相通。此外，在唐末時期，錢塘江口地區因海潮襲擊，「自秦望山東南十八堡，數千萬畝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後梁開平四年/吳越天寶三年（910年），錢鏐動員大批勞力，修築「捍海石塘」。用木樁把裝滿石塊的巨大石籠固定在江邊，形成堅固的海堤，保護了江邊農田不再受潮水侵蝕。並且由於石塘具有蓄水作用，使得江邊農田得獲灌溉之利。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境內無棄田」，歲熟豐稔，民間五十錢可糴白米一石。

兩浙又為著名桑麻產地，湖州顧渚山出產著名的「紫筍茶」，天福七年（942年）忠獻王錢弘佐一次就向後晉進貢二萬五千斤之多。手工業高度發達，官府生產的各色繡金錦緞綾絹不僅供王宮之需，還大量進貢中原王朝。吳越國的陶瓷業也相當興盛，主要的陶瓷器生產場地是越州餘姚上林湖的越州窯，此外還在處州龍泉、上虞窯前寺等地設立官窯。吳越生產的「秘色瓷」昔日為錢氏內用，大臣非有功不得賜，故名。其工藝細膩，胎骨均勻，底部光潔，為吳越進貢及海外貿易的主要物資之一。

這個國家徹底採取和平建國政策，臣服於北朝，所以至少60年的和平安定，建立上述輝煌的文化，保境安民，社會繁榮，經濟富裕。975年援北宋滅南唐，978年吳越末代國王錢俶為了避免戰亂，所以主動獻土併入北宋。簡單說，這個國家被和平統一了。

但是吳越國輸了嗎？剛好相反。這個地區長期成為北宋王朝最重要的經濟核心區，人才眾多，教育發達。150年後，北方又發生事變，女真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開封，歷史上的靖康之禍於是發生。在這天崩地裂的浩劫中，殘存的皇子康王趙構在諸將領的奮戰下穩住半壁江山，首都就重建在當年吳越國的杭州城，重新開啟了又一次150年的太平安樂歲月。

歷史上的輸贏，又要怎麼論述呢？ 另一個小國的典型，就是立國在今日山西省的北漢。951年，後漢被郭威所篡，改國號周，史稱後周。郭威並廢殺原本將被立為漢帝的後漢高祖劉知遠的養子，也是高祖弟鎮守晉陽的河東節度使劉崇的嫡長子劉贇。劉崇原本以為兒子將被擁立為帝而按兵不動，得知兒子死訊後在太原繼位，繼承後漢，但國家疆域和地位已發生巨大變化，史學家將其定位為新政權或殘餘政權，為別於後漢和南方的南漢，史稱北漢。

北漢國兵役繁重，與後周、北宋進行多次的戰爭，國內人口銳減到只有盛唐時的八分之一。北漢最後在979年宋太宗年間被包圍，楊業歸宋後，太原城內軍心動搖，最終投降，宋太宗在戰事中損兵折將，氣憤之下將太原城平毀再引汾、晉二水灌城，給屢遭戰火的北方百姓又帶來嚴重的損失。

宋太宗深感晉陽自古為帝王龍興之地或割據勢力反抗中央政權的巢穴，傳為「龍脈」，而晉陽城地形險要，城高池深，易守難攻，百姓習於戎馬，人性勁悍，難以掌控。太宗懼怕此地再出割據政權危害北宋，同時憤恨於晉陽城軍民的長期頑強抵抗，稱此地「盛則後服，衰則先叛」，遂以開封太原星宿不合為藉口詔毀晉陽，先遷城中士紳富戶在開封洛陽，又火燒城市，城中老幼被燒死或逃跑被踩踏致死者不計其數，並征伐數萬人削平晉陽北部的繫舟山山頭，曰「拔龍角」，並下令決汾水、晉水沖灌晉陽城廢墟，禁止任何人在當地居住，徹底將晉陽摧毀。這個小國自建國以來窮兵黷武，與中原王朝武力對抗，全國壯丁幾乎死絕，最後還又遭到毀滅性的打擊。

兩個同樣是亂世中的小國，最後卻有這樣的天差地別。這其中的政治智慧以及結局，是不是值得台灣今日去思考？

外蒙獨立這段歷史既複雜又混亂，沒有定論，我的看法只供參考。

中國國勢蜩螗，雖然二戰後號稱世界五強，其實是被另外三強美、英、俄看不起的，任意宰割，外蒙獨立是雅爾塔密約中的一部份，這是失去外蒙80％的原因。

因為國勢蜩螗，經濟貧困，連外蒙都看不起中國，早在醞釀外蒙獨立，所以後來的公民投票自然不在話下，這是失去外蒙15％的原因。

蔣介石和蘇聯簽和約同意外蒙獨立，是為了和蘇聯交換支持國民黨，不要支持毛澤東的說法，沒有事實根據。蘇聯後來還是支持毛澤東。我相信主要是史大林的領土野心，想在中蘇之間搞個緩衝國，而且戰後英美也無暇關注外蒙的議題，讓蘇聯放心宰割中國。而且史大林也明白當時的蒙古人寧選蘇聯，也不願意歸屬中國，公投獨立勝券在握，這是失去外蒙5％的原因，其實5％微不足道。即使要伐撻蔣介石賣國，他也只有這5％的責任。何況即使蔣介石屬下的宋子文不簽和約，王世杰還是簽了，外蒙仍然獨立。

外蒙算是蘇聯的附庸國，政治文化教育語言…..全盤俄化，生活改進，沾沾自喜，傲視中國。但表面上算是獨立國，只差一步，還沒有加盟蘇聯。

世事多變，沒想到1991蘇聯帝國瓦解，外蒙摔落地上，自謀生活，經濟困頓，反觀他們在中國境內的內蒙古同胞開始吃香喝辣，高樓大廈。過去幾年還有外蒙議員提出加入中國，當然國會不會通過。

最近十年外蒙的煤碳礦產，大量銷售中國，基礎建設依賴中國，經濟大有改善。這時外蒙的民族主義漸漸興起，去俄化非常普遍，成吉思汗從蘇聯時期的侵略者恐怖份子形象，變成蒙古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銅像取代了列寧、史大林的銅像，蒙文蒙語及藏傳佛教再起。

外蒙是沒有志氣的國家，而且崇拜白人，尤其是AngloSaxon的國家，接壤中國千百年，中文不通，附庸蘇聯卅年俄語變成國語。即使經濟嚴重依賴中國，心裡想的還是蘇聯，扒不成就攀附美國，甚至攀附二毛子日本韓國。外蒙依賴中國賺到許多的錢，但日常生活的食物用品卻以俄國貨、日本貨和韓國貨為主體，鮮少進口中國貨。軍事上還想勾搭美國日本來抗衡中國，幸好外蒙地處中國內陸，人口300萬，是屬於必要時一巴掌就打死的國家，無足為患。

好的領導者是不是一定必須是個好人？這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提倡「德治」的一個迷思。一個好的領導人跟我們一般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其實往往不是一回事。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自己的親兄弟全家，還姦淫他們的夫人，逼迫父親把帝位讓給自己，但是他最後卻成為千古一帝，貞觀之治名震史冊，是帝王中的典範。明成祖朱棣同樣發動軍事叛變一路打到南京，使得自己的姪兒惠皇帝生死不明，滿朝文武被他殺掉了一大半，但他卻成就了大明王朝最輝煌的時期，當時明朝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幾乎佔了世界的一半。這兩個人絕對不是什麼「好人」，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輝煌帝王，文治武功超越後世，多數人民在他們的統治期間獲得了更好的生活，整個國家也拉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很多皇帝做得一塌糊塗，可是檢討起來卻都不是「壞人」。明朝崇禎皇帝奮發向上，兩百多年的江山社稷最後卻毀在他手上。滿清道光皇帝節儉自持，結果內政外交一敗塗地，中國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這兩個皇帝在私德上非常標準，都是「好人」，生活不鋪張浪費，天天都很想要做好事，基本上也不亂殺人，而結果可以說斷送了國家。

唐太宗李世民與明朝崇禎皇帝

或者可以說，古代中國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壞，殘暴好殺的不多，可是皇帝做得好的卻沒有幾個。歷史上是「好人」，也是「好皇帝」的，綜觀2000多年的歷史，大概也就是漢文帝、宋仁宗、明孝宗、清聖祖等寥寥可數的幾個而已。

很多藍色人，一聽到馬英九被批評，最喜歡幫他辯護的就是說，這個人不貪污、性情平和，所以是個「好人」。這就是上述迷思的典型，他是好人，或許在家裡也是個好兒子，結婚之後是個好老公、好爸爸，但是這又如何呢？中華民國幾乎斷送在他的手上，支持台獨的比例在他任上翻了三倍。他可以讓國軍為了一條狗拔掉幾個將軍，為了一個當一年兵胖了30公斤的人拔了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還廢除軍法。國會的多數優勢在他手上全部成為廢物，國家的法律被人踐踏蹂躪，他還是無動於衷，使中華民國名存實亡。最可怕的是，到今天他還嘻皮笑臉，不覺得自己有一點錯，請問這種「好人」對國家到底有什麼幫助？我們需要這種好人嗎？

這種「好人」實際上害人最多，因為掌握了權力卻全部不做對的事，只想到維持自己好人的形象，讓更多其他真正的好人活不下去，自私自利到沒有羞恥的地步。請問，要這種好人來當國家的領導人到底有什麼用？掌握了權力實際上是造就一場災難。這種好人是真正的禍國殃民，沒有任何一點點價值。

陳寅恪先生說，東方的古代文明到了宋代達到鼎盛。這不單單指的是物質文明，更大程度上是精神層次。

太祖趙匡胤創建北宋，相傳有三大遺訓：善待柴家子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永不加農民稅賦。雖然太祖出身行伍，由這三樣遺訓就可以理解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洞察。善待柴家可以扭轉五代殺伐血腥的氣息，農民吃得飽就基本不會造反，尊敬與禮遇文臣，讓他們得到暢所欲言就可以使朝廷時時刻刻保持警醒。光是這三點就可以得知這位開國帝王的睿智，而他的子孫也大致上能夠奉行，很少例外。

南北宋相加起來共計300多年，沒有發生過一次全國性的農民叛變，柴家子孫直到最後時刻的厓山戰役都與趙家子孫一起奮戰殉國，除了一個岳飛之外，皇帝基本沒殺過大臣，即使賈似道這種誤國巨奸也只是被免職流放。300多年大致的和平安定使中國人口一舉突破1.2億，根據各種資料估算，光是半壁江山的南宋其GDP就佔了世界的45%左右。

這樣溫和愛民，並且在學術、經濟、教育、甚至和平處理邊疆關係等方面不遺餘力的朝代，並且實行世界最早的軍隊國家化政策與發行紙幣，到了近代卻被打上了積弱不振的黑暗印記。其實，北宋的貿易以及經濟優勢，基本上已經控制了契丹、西夏等國的財政，所以才能和平120年左右，南宋對女真的情況也類似。

近代中國的內憂外患，戰敗後簽訂不平等條約，使得宋朝不再得到肯定。反而古代被看得甚低，窮兵黷武的帝王，如漢武帝等，因此翻轉了歷史評價，變成民族英雄般地被歌頌。直到1930年代，才又有學者發現到宋代的偉大。在宋朝之後，蒙古人短暫統治全中國，實際上是文明的一次倒退，而趕走蒙古人的朱元璋才是真正的專制帝國，對士大夫血腥屠戮，滿清王朝有樣學樣，更之後的白色恐怖、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中國讀書人到今天也只能苟延殘喘罷了。宋代的開明在中國成了絕響。

克羅奇說：「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由宋代地位百年來的消長，可以得到完美的詮釋。

黃花崗起義是中國同盟會辛亥年在廣州發起的一場起義，又稱「辛亥廣州起義」、「三二九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

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3月29日，革命黨人黃興率領革命志士數百人進攻廣州總督府，點燃了由孫中山所領導的第十次國民革命。但是由於準備仍有疏漏，而且革命黨各支隊間的協調欠佳，所以這次的行動再度失敗。指揮行動的黃興負傷但倖免於難，然而卻有五十餘人戰死、二十餘人被捕後就義，共八十六人死難，後合葬於廣州市東北郊的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之役」、「辛亥廣州起義」或「三二九廣州起義」。

起義失敗後，七十二烈士屍骨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著暴露身份的危險收葬，改原地紅花崗為黃花崗，最初只是黃土一抔的墓地，甚為荒涼。1918年，滇軍師長方聲濤（烈士方聲洞之兄）募款修墓。1921年，紀功坊、墓亭相繼落成，又查七十二烈士之外，尚有十四名烈士死於黃花崗之役，共八十六人，姓名全部刻於《廣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記》石碑的背面。

回首望去，八十六位黃花崗烈士都非常年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到三十來歲的青年。他們目睹了中國近代的屈辱，懷抱救國救民的理念，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胸懷，在風華正茂的年紀慷慨捐軀，改造社會。作為後人的我們，在展讀史頁之餘，不由得對他們深厚的民族情懷生出深切的敬意。

中山先生的革命與台灣頗有關聯。早在興中會成立的1894年的3年之後，孫中山就派人到台灣吸收會員，1905年同盟會成立之後，加入的人更多，包括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人，而在孫中山籌備惠州之役的時候，特別請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祖密籌措費用。

三二九黃花崗之役，不但有台灣人捐錢，還有台灣人冒死參與，出錢的是板橋的林家，捐了3千日圓，幫助19位留日學生，從日本回到廣州，參加三二九之役，其中一位就是寫《與妻訣別書》的林覺民烈士。另外，包括苗栗人羅福星和台南人許贊元都參與起義。

在民國成立沒有多久，羅福星(下右圖)因為在台灣參加抗日行動，被日本人逮捕遭到處決，當時他寫了絕筆書：「不死於家，永為子孫紀念；死於台灣，永為台民紀念耳！」，把對家人之愛，轉化為對國家民族之愛，感人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