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重世人各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我個人沒有特定宗教信仰，我的學術主張是儒佛會通，不過，我覺得修養是否到位，關鍵始終在個人，信仰的重點在人自己的深層覺醒，而不能寄託組織給的紀律。二十八年來，我相信讀聖賢書自有救贖生命的智慧，因此，我每天都在讀聖賢書與教聖賢書，並希望社會大眾都能從中受益。我相信經史子集都有聖賢書，只要是能讓我們從中領悟智慧的內容，都是我們需要虛心學習的對象。

我讀《明史‧太祖二》，記錄洪武元年（1368）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明朝這些事兒，深度意識到由元朝到明朝並不是簡單的改朝換代關係，元明兩朝甚至經歷過二十年的「南北朝時期」，意即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現在北京市），元順帝往北流竄到開平（現在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繼續與明朝對抗，元朝本來有十個行中書省，到明朝建立依然控制著六個省，包括西南飛地雲南在內。

攤開地圖不難發現：朱元璋剛開始建立的明朝，其實如同「南朝」，始終在面對著「北朝」，這個北朝就是「北元」，稱其「北」是後世的說法，其實元朝的政權並未真正結束，並對明朝構成「南北夾殺」（還有雲南），雲南作為飛地，對明朝構成重大禍患，直到洪武十四年傅友德大敗元兵於白石江，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自殺，隔年取得雲南全境纔終於解決問題，這是《明史》中有關明太祖的本紀第二會記錄到這關鍵一年的原因。

朱元璋有兩副臉孔，其面對北元，採取和戰兩手策略，譬如當元順帝的孫子買的里八剌被俘，朱元璋還封此人做崇禮侯，賜給宅第，甚至後來還將其送還北元，招諭修好，可見其並沒有想「徹底消滅北元」的意志。然而，其持續在消滅其他反元政權，並始終拿自己的存在「等待」元朝剩下的行省逐漸被各個擊破，包括洪武四年（1371）鎮守遼陽行省的劉益歸順明朝。朱元璋面對雲南本來同樣只是懷柔相待，這導致梁王甚至殺其過來曉喻的使者。

南平先生曰：「統一中國」這件事情，需要主觀條件與客觀條件的配合，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面對民生凋弊，其主觀意願在讓人民休養生息，客觀條件未到，則不強行窮兵黷武來完成統一。元朝與明朝「兩朝對峙」的二十年，就是觀察「誰是真正擁有天命」的二十年。但，當其在洪武四年消滅明夏政權，就已徹底確立自身反元的正統性。朱元璋懂得善待元朝宗室，禮賢下士，等待元朝內亂而歸於自我毀滅，這是王道政治會有的作法，值得後世心懷統一的君子效法。

西安事變並非偶然的「逼蔣抗日」道德事件，而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並試圖清算東北軍與西北軍將領所引發的政治爆炸。其核心邏輯在於「退路被關閉後的被迫行動」，而蘇聯的干預，則在關鍵時刻避免了局勢的全面失控。

這一歷史教訓深刻揭示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蘊含的高度風險——它不僅無法帶來穩定，反而會不斷累積不確定性，最終將事件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一、西安事變的核心真相：蔣介石的「清算倒數」與張、楊的「生存抉擇」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張學良、楊虎城在政治生命與軍事權力即將被剝奪的絕境下，為阻止既定清算程序而採取的極端手段。根據史料，1936年12月，蔣介石對張、楊已提出「二選一」方案：要麼全力剿共，要麼被調離西北，蔣已作出如下決定：
人事清算：透過《大公報》密囑發布消息，擬以蔣鼎文取代張學良之西北「剿匪」副總司令職務（1936年12月9日密囑）；
軍事接管：調動中央軍（蔣鼎文、衛立煌等部）全面接管西北，並計畫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往福建、安徽等地，實質上解除其對原有根據地的控制。

上述措施並非「風聲」或「試探」，而是已進入執行倒數的實際決策。對張學良、楊虎城而言，其含義十分清楚：
若服從「剿共」命令，將繼續淪為剿共工具，並逐步失去對部隊的實質控制；
若拒絕「剿共」，則勢必被解除兵權、調離根據地，最終遭到中央軍清算。

正如周恩來所言：「蔣介石準備以蔣鼎文代替張學良，這樣就逼出來了西安事變。」張學良本人亦明確表示：「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回答他（蔣介石）。」因此，12月12日的兵諫行動，其本質並非奪權或叛亂，而是張、楊在生存退路被封死的情況下，為阻止清算、保留抗日力量而採取的「先發制人」之舉。

二、蘇聯的「踩煞車」：避免全面內戰的關鍵外部因素

西安事變之所以未演變為全面內戰，並非因為國民政府制度成熟，而是源於蘇聯的強力干預。當時蘇聯的核心戰略目標是「聯蔣抗日」，以避免日本與蔣介石結盟，從而使蘇聯陷入腹背受敵的局面。因此，蘇聯對西安事變持明確反對立場：
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將西安事變定性為「叛變」，批評其「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
史達林親自草擬電報，要求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理由在於「打倒蔣介石將引發內戰，有利於日本」；
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向孔祥熙明確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並向中共施壓，要求其停止支持張、楊。

蘇聯的干預，本質上是基於自身戰略利益，強行阻止中國內戰擴大。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的：「若沒有蘇聯的『踩煞車』，西安事變極可能演變為全面內戰，中國的抗日進程亦將因此遭到嚴重破壞。」

三、歷史教訓：拖延聯合抗日的「慢性逼迫」與「失控風險」

西安事變所揭示的核心教訓，在於拖延重大政治問題所帶來的結構性危險。蔣介石的「拖延聯合抗日」政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 政治層面：堅持「剿共優先」，拒絕與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合作，導致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持續激化；
2. 軍事層面：試圖透過「調虎離山」之策，將東北軍與西北軍調離西北，削弱其抗日實力；
3. 人事層面：以密囑方式解除張、楊兵權，實質上將抗日將領推入「要麼反抗、要麼滅亡」的絕境。

這種「拖延」，並非中性策略，而是將問題懸置、同時累積壓力的過程：
對張、楊而言，「承諾不兌現」（停止剿共、聯合抗日），但「壓力不消失」（仍被迫進攻紅軍），使其完全看不到可預期的未來；
對抗日力量而言，「動員持續」，卻「退路被關閉」，最終導致「行動提前發生」，即兵諫。
正如材料所指出的：「拖延意味著問題被懸置，但動員持續；承諾不兌現，但壓力不消失；關鍵角色被要求『顧全大局』，卻看不到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這不是治理，而是慢性逼迫。」

四、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西安事變的歷史邏輯，清楚展現了拖延重大政治問題的深遠後果：
對被統治者而言：拖延不斷累積不確定性，迫使其採取極端行動（張、楊的兵諫，本質上是「再等就會被犧牲」的理性選擇）；
對統治者而言：拖延將導致退路被關閉，最終失去對事件節奏與方式的掌控權（蔣介石因此失去選擇時間與手段的主導權，甚至一度命懸一線）；
對國家整體而言：拖延將大幅提高失控風險，極可能引發全面內戰或更嚴重的災難（若非蘇聯介入，西安事變的走向恐難以收拾）。

因此，西安事變留給後世的最冷酷教訓在於：
拖延並非謹慎，而是一場將未來主導權主動交付給突發事件的賭博。
歷史沒有義務在下一次重演時再次給出煞車手。
而這樣的賭局，從來沒有贏家。

總結

西安事變的本質，是蔣介石「拖延聯合抗日、執意剿共」的政策，將張學良、楊虎城逼入生存絕境後所引發的極端行動。蘇聯的干預，避免了全面內戰的爆發，但這種「幸運」並非歷史常態。歷史反覆證明：凡是拖延重大政治問題者，最終只會累積不確定性，並將局勢推向不可控的方向。
西安事變的核心警示正在於此：
問題若不被正視與及時處理，終將以更劇烈、更失控的方式爆發。

少年時讀到清末的歷史，對譚嗣同是無比的崇敬。他以世家公子的身份，學兼中西，卻拒絕科舉，又學習武術，有豪俠之風。戊戌政變（1898年9月）前夕，他親訪袁世凱，說皇上希望袁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軟禁慈禧太后。變法失敗後，梁啓超勸說譚一同出逃但遭他拒絕，「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最近重新翻閱一些戊戌變法的記述，其中提到譚嗣同主張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毫無利於中國」，不如賣掉「供變法之用」（因此被批評為缺少救國的見識，如《早死早好！譚嗣同鼠目寸光 欲“盡賣西藏於英吉利”》）：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譚嗣同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里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二萬萬之欠款」是指甲午戰敗後《馬關條約》對日本的賠款白銀2億兩）

不僅譚嗣同有賣邊疆領土的主張，康有為也類似（因此不是一時的發想而是具體的主張）：

康有為在戊戌年前後，也有將西藏、新疆等地賣給列強的想法。據翰林院編修夏孫桐在《書孫文正公事》中記載，朝廷重臣孫家鼐曾質問康有為的新政構想「萬端並起」，經費將如何籌措；康有為的回答是：把西藏賣給英國，「可得善價供新政用」。

譚、康的賣地主張即使在當時也不實際，俄羅斯在1867年出售阿拉斯加給美國，僅賣了720萬美元，白銀2億兩的《馬關條約》賠款，當時約等於3600萬到7000萬美元（視乎匯率及計算方式），恐怕是遠多於賣地所得。更別提賣地對民心士氣的打擊，俄羅斯只在阿拉斯加的一小部份建立殖民地幾十年，很多俄人大約不知有這片殖民地，但清朝擁有新疆、西藏、蒙古已經超過140年，人民心中何能割捨？清朝若出賣大片國土，還有何執政正當性？

要救國必先愛國，但救國比愛國困難多了。譚嗣同無疑是深愛國家的烈士，他主張賣出邊疆領土以籌款實行新政，確是不諳國事的書生之見，遠比不上左宗棠自籌和借貸軍費收復新疆（1876-1877）的救國偉業，但是蓋棺論定，譚選擇殺身成仁以喚醒國魂、號召革命，正是當時很適當的救國方式，此後革命更風起雲湧而終於成事，因此何能說譚缺少救國的見識？

在格陵蘭街訪，民衆幾乎都像黃種人。青鳥說：看就知道已被中共滲透了。青鳥也都是黃種人，難道承認自己被中共滲透嗎？

格陵蘭島上居民以因紐特人為主，因紐特人就是黃種人。生活在格陵蘭島上的因紐特人，為什麼長得有點像中國人？這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共享著遠古的亞洲基因記憶。

約1.5萬年前，地球處於冰河時期，海平面下降使白令海峽露出陸橋，成為亞洲與美洲之間的重要遷徙通道。當時亞洲東北部的古人群，為了追尋資源逐漸向北遷移，部分人穿越陸橋進入美洲。由於溫暖地帶已被更早抵達的印第安人祖先佔據，這支後來的族群只能繼續北上，最終在嚴寒的北極圈定居，成為因紐特人的祖先。

基因研究提供了直接證據：格陵蘭島出土的4000年前古人基因，與西伯利亞族群高度相似，而這些族群又與中國北方人群基因重合。此外，因紐特人具有典型的亞洲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常見的嬰兒「蒙古斑」等，都是同源遺傳的痕跡。

在適應極寒環境的過程中，因紐特人演化出矮壯體型、厚脂肪層等特點，但其核心的亞洲人種基礎並未改變。文化上，他們保留的薩滿信仰、狩獵倫理等，也與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遙相呼應。

因此，因紐特人與中國人的相似，並非偶然，而是源自同一棵亞洲古族群大樹的不同枝椏，在漫長時空中，各自生長卻始終帶著共同的根源印記。

漢文帝劉恆當了皇帝以後，任命陳平為左丞相，任命周勃為右丞相。漢文帝問周勃幾個問題：「全國一年判決多少案件？國庫的錢和稻穀一年收入有多少？」周勃都不知道，緊張得汗流浹背。這時陳平解圍說：「有專門管理這些事務的官員。」漢文帝說：「什麼事都有具體的官員負責，那你是負責什麼的？」陳平回答：「我的職責是讓下屬的官員能各自發揮他們的專長。」文帝表示贊同。事後，周勃來責備陳平：「您怎麼不教我如何回答問題呢？」陳平笑著說：「您身為宰相，卻不知道宰相職責是什麼？假如皇上問長安城裡有多少盜賊，你也能回答嗎？」周勃自此知道自己的能力距離陳平很遠。

周勃的反應能夠印證我們家鄉的一句俗話：「教的曲兒唱不得」。因為每個人各有其天賦秉性，你強行去教給一個人應對事情的套路，他們自己不知道這些套路背後的原理，那麼他們面對事情根本應付不了。有的孩子要出席一些場合，家長告訴他：如果別人問你一二三，你就回答四五六。可是一旦對方再稍微深究一下一二三的相關問題，這個孩子就完全回答不上來了。

周勃去責怪陳平不教給他回答問題的方法，是因為他只看到了陳平應對自如，卻不了解陳平為什麼能應對。周勃或許下次依葫蘆畫瓢，如此回答，但是文帝再換一個問題，他就不行了。

《傳習錄》記載，陸澄問陽明先生：「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预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沒有什麼事是預設好了，答案也準備好了，就等著你拿了答案去應對的，聖人只是修煉好了自己的心，自然可以對事情應變無窮。你看到別人很聰明，什麼情況都應付得了，就以為人家那裡有一套「萬能指南」，只要自己把這本書借來，便也能一樣厲害了，這種想法太簡單了。

有的人就是執著於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和維度，只想找個簡便的方法讓自己脫困，卻不肯花費精神去提升自己的思維維度，不肯去琢磨事情背後的原理。比如有的人去請教人家如何做蛋糕，別人教給他：「首先，你要先選好麵粉，麵粉分為高筋、中筋、低筋……」這個人聽到立馬說：「我不要記這麼難的東西，你只教給我怎麼做蛋糕就行！」想要做好事情，卻只要結果不要過程，這種懶惰的思維會導致他們永遠無法做好事情。思維維度的提升，首要的前提是不能怕麻煩，不能怕痛苦，要把問題不斷往心性的深處去對照、發掘，勇於承擔和磨練，不然就會永遠停留在低維度階段，吃不完這個層面的苦。

請從幾個關鍵問題思考：

1. 中國當時有4億多人口，年均糧食總產量已達到3000億斤，在沒有工業化生產糧食與化肥增加產能的基礎上，已經達到人類歷史的奇蹟，工業生產對當時歐洲最大的誘因是能夠補足歐洲不斷相互征戰後，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中國不僅沒有勞動力不足的憂患，相反地中國有過剩勞動人口的隱憂，所以工業技術對中國來說是毒藥，不是解藥，這問題明朝就存在了，不光是清朝。

2. 中國不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文化，即便清朝與元朝呈現出向外擴張的企圖心，但相比於元朝，清朝的對外擴張僅止於將可能的外部勢力，以天然的地理優勢屏蔽在外，而不是元朝無限制地拓展領土範圍，所以在中國人口嚴重過剩，但政治上又沒有拓展領土企圖的前提下，無法擴大內需市場，貿然引進工業技術，提高中國工業生產，特別是在紡織業與相關可以由手工業替代的輕工業上，工業取代輕工業，會造成1億的非農就業人口立即出現失業的危機，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將太平天國的問題，提前在嘉慶年間發生，工業革命不是為清朝解決勞動力的問題，而是提前發生滅國的危機。

3. 當時中國純粹以手工業所生產出來的茶葉、紡織、瓷器與各種奢侈品，可以高價賣給歐洲人以穩定白銀輸入，倘若接受西方的工業生產，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拱手讓給西方工業技術，並在採購工業技術的時候，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造成經濟崩潰，那麼即便清政府可以壓制提前發生的太平天國，也會因為穩定經濟的白銀大量損失，造成各地擁兵自重，民國的軍閥割據也會提前在道光年間就出現。

如果能好好思考這幾個經濟問題，就不會單純以滿清皇帝故步自封，昧於世事變化，保守顢頇譴責大清政府，因為大清與廿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正在全世界掠奪累積資本，成為高消費市場，大清即便只有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的佔有率依然是世界第一，生產總值依然超越整個歐洲。直到中國經歷民國的軍閥混戰，抗日時期的戰火將中國經濟徹底搞到崩潰，中國才有可能因為落後的工業生產條件，以勞力密集的方式生產商品，以低廉的人工換取外匯，才能解決清代外部外銷市場不夠大，無法承擔中國工業生產後的銷售問題，讓中國有了從手工業進入輕工業轉向重工業的發展歷程。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看完了《康熙的紅票》，不禁再次感慨滿清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扭曲程度之大。這本書指出了滿清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主奴關係。奴才是主人的財產，與主人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後來滿清掌握了中國政權，依然用這一套關係來治國。

「大臣」這種人，是漢人的文明中創造出來的，那是「外人」，只有奴才是自己人。滿清的統治者利用奴才掌握從上而下的信息和權力，走官方正常渠道做不到的事，那就讓奴才去做。傳教士在康熙朝很受寵，做了很多事，教給康熙很多的西洋知識，這根本不是什麼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康熙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奴才，這些奴才提供的知識有趣且有用，所以就一直用。傳教士也很為這個奴才身份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是皇帝的私產，有很多的特權，傳教方便。而後來即位的雍正，是個佛教徒，不需要這麼一批天主教的奴才，所以就把這些傳教士趕走了。

以奴才治國，是文明的巨大倒退。在西方文化中心的視角中，說中國是注重集體，忽略個體，這是一個批評的視角。但是這所謂的注重集體，是中國人辛辛苦苦總結出來的適合當時時代的最優方案。比如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過：古代的人不是不知道立賢比立長好，但是嫡長子繼承制是能保障權力穩定傳遞的最優解。

讓「個體」隱藏於「集體」之後，目的是讓個體的意志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轉，這也包括對皇帝的限制，中原文明自古以來都要求天子或皇帝要懂得克制「己私」，不能把自己的個人喜好凌駕於「公」之上。皇帝與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各有各的道要遵守，皇帝尤其要做好表率作用，帶頭踐行公共的法則，否則就得不到臣民的尊重。臣子要遵循的是「道」，而不是遵從皇帝這個人，所謂的君子從道不從君，圍著帝王私人喜好轉的是佞臣，是要被人唾棄的。

明代的嘉靖皇帝搞出來大禮議的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把個人私情置於普遍的禮法之上，做出了很壞的示範。但是他的孫子萬曆想要立自己喜歡的皇子當太子時，跟大臣鬥了一二十年，終究還是沒能如願。這就說明這些禮法、規範是有效的，是能對權力起到規範作用的。

而滿清的文化落後，就在於他們沒有接受文明的洗禮。滿清貴族普遍文化水平極低，連漢語都不太懂。康熙是在打敗了鰲拜之後，主動要求學習漢文化的。滿清貴族一開始就把家奴當作私產，後來取得了政權又把這種模式擴大化，搞出各種進階版，以至於整個天下都是他家的私產，通過私權掌控國家，正規的國家機構不同意的事，皇帝就繞過公權讓自己的奴才們去做。「私」的地位高於「公」，在這種結構下，即便出了那麼一兩個英明的君主又能怎樣呢？康熙學那麼一點西方的先進知識，那也是他個人的事，他死了以後，這些東西說結束也就結束了，他無法系統化、制度化地吸收這些文明為國家所用。

滿清在文化上全方位地落後，就是因為他們靠著個人的蠻力統治國家。不喜歡的書，直接燒了，把文字改了。不服從的人，直接殺了。不懂中原文明的禮法，搞出來17個皇帝在太廟萬世不祧的笑話。把精美的華夏衣冠用暴力摧毀，他們自己倒是也知道漢服好看，偷偷在宮裡穿……

總之，在制度上如何規定「私」與「公」的前後次序，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把國家社會的運轉完全按照個人化的喜好來做，即便你有所謂的「勤政」美德，也不過是從污泥裡面找形狀優美的泥巴，沒什麼意義。

中原民族作為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不論經濟好壞都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為什麼？因為人多啊！

這不是誰佔誰的便宜。請問東北在九十年代以前是不是承擔著中國的重工業發展？重工業會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內蒙古有沒有豐富的礦藏，開採這些資源會不會造成那邊土地的污染？中國多數的礦藏都蘊藏在這些邊疆地區，他們沒有承擔中國經濟開發的重責大任？

我們再回到農業時代。沒錯，中原的農耕提供了整個帝國所有的糧食重任，可是為什麼中原政權一直希望往西部開發？你以為漢武帝只是因為匈奴沒事就騷擾西北、北部邊境，只是一直處於守勢無法徹底解決問題，才開始幾十年的北伐匈奴嗎？你知道中國從新石器時代文物中，就有大量原產自西亞的玉石或金屬文物出土嗎？為什麼曾侯乙的墓裡有埃及的蜻蜓眼？而且有一百多顆？因為中國少說在四至五千年前就開始了，你只知道絲綢之路，這是由中原輸出絲綢到西方的路線，但還有一條玉石之路，那是中原地區大量購買西方的玉石或貝類，例如婦好墓中來自新疆和田的玉，以及殷商做為貨幣的貝殼，來自於印度。

所以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以前，就在跟西域諸國做貿易。中國為什麼要重農抑商？是因為商業不重要嗎？不是。是因為商業獲利太大，而需要的勞動人口相對農業少，因為錢多，利益大，對政權的影響極大，所以需要限制發展，或者將商業利益掌握在中央政府可以控制的範圍內發展，最好是由政府掌握這個龐大利益，例如鹽鐵論的中央政府專營高獲利產業。這些商貿的中介是誰？就是你所謂沒有經濟貢獻的少數民族。你真的以為漢唐能夠有這麼輝煌的文化成就與少數民族無關嗎？

我想在你的認知中，遊牧民族與中原皇朝的爭戰，僅限於遊牧民族為了搶中原腹地的糧食和人口，但實際上這幾千年來的農耕與遊牧民族的征戰，打的是商貿路線的主導權。最近且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努爾哈赤的七大恨。難怪你會這麼認同吃屎盟主。你知道為什麼同一本歷史課本，你看到的與我看到的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嗎？因為我還會涉略大量的其他學科知識。

中原民族因為有穩定的糧食供給，所以可以承擔爭奪商貿主導權的龐大開銷，宋代不是不想爭奪這個主導權，而是爭奪的成本太大，不論是面對西夏，或者面對北方的遼朝，宋代不是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跟他們進行長期大規模的戰爭，而是戰爭的代價太大，不如透過合作的方式維繫這個商貿路線的主導地位，或者三方共享主導權，直到最後興起的蒙古帝國過分強大，才一次性整合了這三個主導勢力。而蒙古為什麼能有這麼龐大的實力，合併東亞的三大強權？因為他們先去搶佔了整個西方的市場，透過貿易獲得史無前例的經濟產值，所以一次性吃掉整個歐亞大陸的各方勢力，成為地球上唯一最接近統治全人類的政權。

最後，我覺得所謂皇漢群體，你們是不是真的認為，沒有少數民族中國只會發展得更好？你們是否真的以為，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只是在缺糧食的時候，搶奪中國周邊地區的土匪？沒有遊牧民族交換東西方的商品，中國不可能一直維繫著世界第一的地位。你們知道為什麼中國在元朝之後科技就開始停滯，明朝就開始落後嗎？

元朝主導了整個歐亞大陸的經貿路線，成為一方獨大。承襲元朝的貿易路線的話事人明朝，雖然要防著韃靼與瓦剌，但畢竟這時候的蒙古已經不是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帝國，讓明朝頭痛，可不至於打不過，所以這條溝通東西方的商貿與文化路線，趨於穩定，於是中國人不用鑽研各種技術，開始走上今天歐盟的路線，一門心思投入各種虛無縹緲的所謂人類價值。不是不用討論這些問題，而是過度集中在這問題上，就模糊了核心問題，人要透過發展物質才能維繫精神生活。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科技落後，並不是哪個民族的過錯，而是中國這套文化體系在元朝發展到了人類的巔峰，迄今無人能超越的巔峰，所以進入了任何事物到了頂峰時的停滯狀態，只是清朝開始從停滯轉向衰退，這是物極必反的必然現象，不是誰的罪過。

如果沒能看清這個規律，很難說可見的未來中國會不會又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衰退期。為什麼？因為科技的發展，會使過去人類需要經歷六百年的演變過程，縮短到六十年。

沈逸與「吃瓜蒙主」的爭論，看似史學之辯，實則折射出中國自近代以來兩套敘事的底層張力──「1644」與「1840」之爭。
一邊是文明型帝國的長時段中國，一邊是民族國家的現代中國；兩者交疊，塑造了我們今日理解歷史、理解自我的方式。

然而，這場史學爭議不僅在大陸內部引爆討論，更在台灣島內激起不同政治力量的再詮釋。
台獨勢力長期以來利用「元清非中國論」「滿洲殖民論」「中華非一論」等歪曲史觀，為其「天然獨」敘事提供虛假的合法性；這次網路風波，再度揭示台獨論述依賴的，就是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系統性切割。
因此，這場討論的真正意義，遠超過網路口水──
它關係到兩岸共同的歷史定位，乃至中華民族的未來方向。

<1644：文明型中國的縱深>
1644 的清帝國，並非台獨人士宣稱的「外族殖民」。
這是一個以漢文化治理為核心、吸納滿蒙藏回諸族的複合型帝國：
漢文化成為主要政治語言
科舉與儒學仍是正統
帝國疆域大幅拓展至新疆西域、青藏高原、黑龍江流域
多民族在政治、軍事、宗教上保持一定自治
清帝國以「天下」精神維繫秩序，而非以族群支配論治國
也就是說，清朝是「以漢文明為主體的多民族中國」的制度化成果。
這與台獨勢力想像的「外族統治」完全不同。

<1840：民族國家中國的覺醒>
1840 之後，中國被迫從「文明型帝國」走向「民族型國家」。
這是生存的轉折，也是現代中國的起點：
主權、疆界、國民、現代化、工業力量成為國家的生死線
清末民初的改革、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均圍繞民族國家建構
新中國成立後，更以民族復興為其核心目標
在這個意義上，1840 所象徵的，是另一個中國的誕生：現代國家中國。

兩種靈魂的辯證，是中國力量的來源
文明型的「1644 中國」具備深厚文化凝聚力；
民族型的「1840 中國」具備現代國家動員力。
中國之所以能在百年屈辱後重新崛起，正因這兩種力量在激烈衝撞後，逐步融合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現代國家。
若割裂1644和1840，中國如何自處於21世紀東亞地緣政治的現實中？

這正是台獨勢力所無法理解、甚至刻意迴避的。
台獨主張的敘事，從未能真正回答：
清朝也是中國，何以主張台灣歷史不屬於中國？
若否定多民族帝國，何以解釋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文化吸納能力？
中國已走向「民族型國家」，融合成「中華民族」，台獨憑什麼構造台灣的「新民族」？
台獨對歷史的切割，不僅邏輯矛盾，更使台灣社會失去理解中國的能力。

結論：歷史連續性，是兩岸共同的未來
無論是沈逸所代表的學界立場，或是大陸社會主流認同，都指向同一事實：
中國是一個在文明與民族之間並行演化的共同體。

在平安夜這個充滿歡樂的時刻，我們不應忘記，今日的平安，是無數英雄用生命換來的。
75年前的長津湖戰役，志願軍戰士在極寒條件下與美軍展開殊死搏鬥，以血肉之軀為我們鑄就和平的基石。

以下是五筆適合發朋友圈的文案，讓我們銘記歷史，致敬英雄：

一
平安夜的蘋果很甜，但更甜的是英雄們用生命換來的和平。
長津湖戰役的勝利，讓我們明白——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我們負重前行。
長津湖戰役勝利75週年  致敬英雄

二
75年前的今天，長津湖畔的冰雪見證了志願軍戰士的鋼鐵意志。
他們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堅守陣地，用血肉之軀築起不可逾越的防線。
今日的平安，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
銘記歷史  長津湖精神

三
長津湖戰役的勝利，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
志願軍戰士以「鋼少氣多」戰勝「鋼多氣少」，讓世界看見中國人民的力量。
今日享受和平生活的我們，更應銘記他們的犧牲。
長津湖戰役  保家衛國

四
平安夜，願我們永遠記住——
守護我們平安的不是聖誕老人，
而是那些在長津湖畔凍成冰雕的英雄。
他們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前行。
長津湖戰役勝利日  英雄不朽

五
75年過去了，長津湖的冰雪早已消融，
但英雄們的熱血，依然滾燙。
他們的故事，是中華民族最悲壯的史詩。
讓我們向他們致敬，願山河無恙，人間皆安。
長津湖戰役  致敬最可愛的人

讓我們在這個平安夜，
用行動銘記歷史，用感恩致敬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