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為什麼不早些引進西方工業? | 殷正淯

請從幾個關鍵問題思考:

1. 中國當時有4億多人口,年均糧食總產量已達到3000億斤,在沒有工業化生產糧食與化肥增加產能的基礎上,已經達到人類歷史的奇蹟,工業生產對當時歐洲最大的誘因是能夠補足歐洲不斷相互征戰後,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中國不僅沒有勞動力不足的憂患,相反地中國有過剩勞動人口的隱憂,所以工業技術對中國來說是毒藥,不是解藥,這問題明朝就存在了,不光是清朝。

2. 中國不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文化,即便清朝與元朝呈現出向外擴張的企圖心,但相比於元朝,清朝的對外擴張僅止於將可能的外部勢力,以天然的地理優勢屏蔽在外,而不是元朝無限制地拓展領土範圍,所以在中國人口嚴重過剩,但政治上又沒有拓展領土企圖的前提下,無法擴大內需市場,貿然引進工業技術,提高中國工業生產,特別是在紡織業與相關可以由手工業替代的輕工業上,工業取代輕工業,會造成1億的非農就業人口立即出現失業的危機,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將太平天國的問題,提前在嘉慶年間發生,工業革命不是為清朝解決勞動力的問題,而是提前發生滅國的危機。

3. 當時中國純粹以手工業所生產出來的茶葉、紡織、瓷器與各種奢侈品,可以高價賣給歐洲人以穩定白銀輸入,倘若接受西方的工業生產,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拱手讓給西方工業技術,並在採購工業技術的時候,造成大量白銀外流,造成經濟崩潰,那麼即便清政府可以壓制提前發生的太平天國,也會因為穩定經濟的白銀大量損失,造成各地擁兵自重,民國的軍閥割據也會提前在道光年間就出現。

如果能好好思考這幾個經濟問題,就不會單純以滿清皇帝故步自封,昧於世事變化,保守顢頇譴責大清政府,因為大清與廿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十八、九世紀的歐洲,正在全世界掠奪累積資本,成為高消費市場,大清即便只有農業與手工業,在經濟的佔有率依然是世界第一,生產總值依然超越整個歐洲。直到中國經歷民國的軍閥混戰,抗日時期的戰火將中國經濟徹底搞到崩潰,中國才有可能因為落後的工業生產條件,以勞力密集的方式生產商品,以低廉的人工換取外匯,才能解決清代外部外銷市場不夠大,無法承擔中國工業生產後的銷售問題,讓中國有了從手工業進入輕工業轉向重工業的發展歷程。

由公私衡量看滿清的文明程度 | 劉莞

我花了幾天的時間看完了《康熙的紅票》,不禁再次感慨滿清對中華文化發展進程的扭曲程度之大。這本書指出了滿清的基本政治生態結構:主奴關係。奴才是主人的財產,與主人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後來滿清掌握了中國政權,依然用這一套關係來治國。

「大臣」這種人,是漢人的文明中創造出來的,那是「外人」,只有奴才是自己人。滿清的統治者利用奴才掌握從上而下的信息和權力,走官方正常渠道做不到的事,那就讓奴才去做。傳教士在康熙朝很受寵,做了很多事,教給康熙很多的西洋知識,這根本不是什麼中西文化交流,而是康熙把他們視作自己的奴才,這些奴才提供的知識有趣且有用,所以就一直用。傳教士也很為這個奴才身份而自豪,因為這意味著他們是皇帝的私產,有很多的特權,傳教方便。而後來即位的雍正,是個佛教徒,不需要這麼一批天主教的奴才,所以就把這些傳教士趕走了。

以奴才治國,是文明的巨大倒退。在西方文化中心的視角中,說中國是注重集體,忽略個體,這是一個批評的視角。但是這所謂的注重集體,是中國人辛辛苦苦總結出來的適合當時時代的最優方案。比如嫡長子繼承制,王國維說過:古代的人不是不知道立賢比立長好,但是嫡長子繼承制是能保障權力穩定傳遞的最優解。

讓「個體」隱藏於「集體」之後,目的是讓個體的意志不會影響整體的運轉,這也包括對皇帝的限制,中原文明自古以來都要求天子或皇帝要懂得克制「己私」,不能把自己的個人喜好凌駕於「公」之上。皇帝與大臣只是分工不同,各有各的道要遵守,皇帝尤其要做好表率作用,帶頭踐行公共的法則,否則就得不到臣民的尊重。臣子要遵循的是「道」,而不是遵從皇帝這個人,所謂的君子從道不從君,圍著帝王私人喜好轉的是佞臣,是要被人唾棄的。

明代的嘉靖皇帝搞出來大禮議的事件,最終的結果就是把個人私情置於普遍的禮法之上,做出了很壞的示範。但是他的孫子萬曆想要立自己喜歡的皇子當太子時,跟大臣鬥了一二十年,終究還是沒能如願。這就說明這些禮法、規範是有效的,是能對權力起到規範作用的。

而滿清的文化落後,就在於他們沒有接受文明的洗禮。滿清貴族普遍文化水平極低,連漢語都不太懂。康熙是在打敗了鰲拜之後,主動要求學習漢文化的。滿清貴族一開始就把家奴當作私產,後來取得了政權又把這種模式擴大化,搞出各種進階版,以至於整個天下都是他家的私產,通過私權掌控國家,正規的國家機構不同意的事,皇帝就繞過公權讓自己的奴才們去做。「私」的地位高於「公」,在這種結構下,即便出了那麼一兩個英明的君主又能怎樣呢?康熙學那麼一點西方的先進知識,那也是他個人的事,他死了以後,這些東西說結束也就結束了,他無法系統化、制度化地吸收這些文明為國家所用。

滿清在文化上全方位地落後,就是因為他們靠著個人的蠻力統治國家。不喜歡的書,直接燒了,把文字改了。不服從的人,直接殺了。不懂中原文明的禮法,搞出來17個皇帝在太廟萬世不祧的笑話。把精美的華夏衣冠用暴力摧毀,他們自己倒是也知道漢服好看,偷偷在宮裡穿……

總之,在制度上如何規定「私」與「公」的前後次序,是一個社會文明的指標。把國家社會的運轉完全按照個人化的喜好來做,即便你有所謂的「勤政」美德,也不過是從污泥裡面找形狀優美的泥巴,沒什麼意義。

少數民族對中國的貢獻不小 | 殷正淯

中原民族作為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不論經濟好壞都必須承擔最大的責任,為什麼?因為人多啊!

這不是誰佔誰的便宜。請問東北在九十年代以前是不是承擔著中國的重工業發展?重工業會不會造成環境污染?內蒙古有沒有豐富的礦藏,開採這些資源會不會造成那邊土地的污染?中國多數的礦藏都蘊藏在這些邊疆地區,他們沒有承擔中國經濟開發的重責大任?

我們再回到農業時代。沒錯,中原的農耕提供了整個帝國所有的糧食重任,可是為什麼中原政權一直希望往西部開發?你以為漢武帝只是因為匈奴沒事就騷擾西北、北部邊境,只是一直處於守勢無法徹底解決問題,才開始幾十年的北伐匈奴嗎?你知道中國從新石器時代文物中,就有大量原產自西亞的玉石或金屬文物出土嗎?為什麼曾侯乙的墓裡有埃及的蜻蜓眼?而且有一百多顆?因為中國少說在四至五千年前就開始了,你只知道絲綢之路,這是由中原輸出絲綢到西方的路線,但還有一條玉石之路,那是中原地區大量購買西方的玉石或貝類,例如婦好墓中來自新疆和田的玉,以及殷商做為貨幣的貝殼,來自於印度。

所以中國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更早以前,就在跟西域諸國做貿易。中國為什麼要重農抑商?是因為商業不重要嗎?不是。是因為商業獲利太大,而需要的勞動人口相對農業少,因為錢多,利益大,對政權的影響極大,所以需要限制發展,或者將商業利益掌握在中央政府可以控制的範圍內發展,最好是由政府掌握這個龐大利益,例如鹽鐵論的中央政府專營高獲利產業。這些商貿的中介是誰?就是你所謂沒有經濟貢獻的少數民族。你真的以為漢唐能夠有這麼輝煌的文化成就與少數民族無關嗎?

我想在你的認知中,遊牧民族與中原皇朝的爭戰,僅限於遊牧民族為了搶中原腹地的糧食和人口,但實際上這幾千年來的農耕與遊牧民族的征戰,打的是商貿路線的主導權。最近且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努爾哈赤的七大恨。難怪你會這麼認同吃屎盟主。你知道為什麼同一本歷史課本,你看到的與我看到的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嗎?因為我還會涉略大量的其他學科知識。

中原民族因為有穩定的糧食供給,所以可以承擔爭奪商貿主導權的龐大開銷,宋代不是不想爭奪這個主導權,而是爭奪的成本太大,不論是面對西夏,或者面對北方的遼朝,宋代不是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跟他們進行長期大規模的戰爭,而是戰爭的代價太大,不如透過合作的方式維繫這個商貿路線的主導地位,或者三方共享主導權,直到最後興起的蒙古帝國過分強大,才一次性整合了這三個主導勢力。而蒙古為什麼能有這麼龐大的實力,合併東亞的三大強權?因為他們先去搶佔了整個西方的市場,透過貿易獲得史無前例的經濟產值,所以一次性吃掉整個歐亞大陸的各方勢力,成為地球上唯一最接近統治全人類的政權。

最後,我覺得所謂皇漢群體,你們是不是真的認為,沒有少數民族中國只會發展得更好?你們是否真的以為,歷史上的少數民族只是在缺糧食的時候,搶奪中國周邊地區的土匪?沒有遊牧民族交換東西方的商品,中國不可能一直維繫著世界第一的地位。你們知道為什麼中國在元朝之後科技就開始停滯,明朝就開始落後嗎?

元朝主導了整個歐亞大陸的經貿路線,成為一方獨大。承襲元朝的貿易路線的話事人明朝,雖然要防著韃靼與瓦剌,但畢竟這時候的蒙古已經不是成吉思汗時期的蒙古帝國,讓明朝頭痛,可不至於打不過,所以這條溝通東西方的商貿與文化路線,趨於穩定,於是中國人不用鑽研各種技術,開始走上今天歐盟的路線,一門心思投入各種虛無縹緲的所謂人類價值。不是不用討論這些問題,而是過度集中在這問題上,就模糊了核心問題,人要透過發展物質才能維繫精神生活。所以中國近代史的科技落後,並不是哪個民族的過錯,而是中國這套文化體系在元朝發展到了人類的巔峰,迄今無人能超越的巔峰,所以進入了任何事物到了頂峰時的停滯狀態,只是清朝開始從停滯轉向衰退,這是物極必反的必然現象,不是誰的罪過。

如果沒能看清這個規律,很難說可見的未來中國會不會又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衰退期。為什麼?因為科技的發展,會使過去人類需要經歷六百年的演變過程,縮短到六十年。

理解1644與1840的中國——看穿「台獨史觀」的虛妄 | 陳永恩

沈逸與「吃瓜蒙主」的爭論,看似史學之辯,實則折射出中國自近代以來兩套敘事的底層張力──「1644」與「1840」之爭。
一邊是文明型帝國的長時段中國,一邊是民族國家的現代中國;兩者交疊,塑造了我們今日理解歷史、理解自我的方式。

然而,這場史學爭議不僅在大陸內部引爆討論,更在台灣島內激起不同政治力量的再詮釋。
台獨勢力長期以來利用「元清非中國論」「滿洲殖民論」「中華非一論」等歪曲史觀,為其「天然獨」敘事提供虛假的合法性;這次網路風波,再度揭示台獨論述依賴的,就是對中國歷史連續性的系統性切割。
因此,這場討論的真正意義,遠超過網路口水──
它關係到兩岸共同的歷史定位,乃至中華民族的未來方向。

<1644:文明型中國的縱深>
1644 的清帝國,並非台獨人士宣稱的「外族殖民」。
這是一個以漢文化治理為核心、吸納滿蒙藏回諸族的複合型帝國:
漢文化成為主要政治語言
科舉與儒學仍是正統
帝國疆域大幅拓展至新疆西域、青藏高原、黑龍江流域
多民族在政治、軍事、宗教上保持一定自治
清帝國以「天下」精神維繫秩序,而非以族群支配論治國
也就是說,清朝是「以漢文明為主體的多民族中國」的制度化成果。
這與台獨勢力想像的「外族統治」完全不同。

<1840:民族國家中國的覺醒>
1840 之後,中國被迫從「文明型帝國」走向「民族型國家」。
這是生存的轉折,也是現代中國的起點:
主權、疆界、國民、現代化、工業力量成為國家的生死線
清末民初的改革、辛亥革命、北伐、抗戰,均圍繞民族國家建構
新中國成立後,更以民族復興為其核心目標
在這個意義上,1840 所象徵的,是另一個中國的誕生:現代國家中國。

兩種靈魂的辯證,是中國力量的來源
文明型的「1644 中國」具備深厚文化凝聚力;
民族型的「1840 中國」具備現代國家動員力。
中國之所以能在百年屈辱後重新崛起,正因這兩種力量在激烈衝撞後,逐步融合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現代國家。
若割裂1644和1840,中國如何自處於21世紀東亞地緣政治的現實中?

這正是台獨勢力所無法理解、甚至刻意迴避的。
台獨主張的敘事,從未能真正回答:
清朝也是中國,何以主張台灣歷史不屬於中國?
若否定多民族帝國,何以解釋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文化吸納能力?
中國已走向「民族型國家」,融合成「中華民族」,台獨憑什麼構造台灣的「新民族」?
台獨對歷史的切割,不僅邏輯矛盾,更使台灣社會失去理解中國的能力。

結論:歷史連續性,是兩岸共同的未來
無論是沈逸所代表的學界立場,或是大陸社會主流認同,都指向同一事實:
中國是一個在文明與民族之間並行演化的共同體。

中國的平安夜 | En Chen

在平安夜這個充滿歡樂的時刻,我們不應忘記,今日的平安,是無數英雄用生命換來的。
75年前的長津湖戰役,志願軍戰士在極寒條件下與美軍展開殊死搏鬥,以血肉之軀為我們鑄就和平的基石。

以下是五筆適合發朋友圈的文案,讓我們銘記歷史,致敬英雄:


平安夜的蘋果很甜,但更甜的是英雄們用生命換來的和平。
長津湖戰役的勝利,讓我們明白——
哪有什麼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我們負重前行。
長津湖戰役勝利75週年  致敬英雄


75年前的今天,長津湖畔的冰雪見證了志願軍戰士的鋼鐵意志。
他們在零下四十度的嚴寒中堅守陣地,用血肉之軀築起不可逾越的防線。
今日的平安,是他們用生命換來的。
銘記歷史  長津湖精神


長津湖戰役的勝利,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
志願軍戰士以「鋼少氣多」戰勝「鋼多氣少」,讓世界看見中國人民的力量。
今日享受和平生活的我們,更應銘記他們的犧牲。
長津湖戰役  保家衛國


平安夜,願我們永遠記住——
守護我們平安的不是聖誕老人,
而是那些在長津湖畔凍成冰雕的英雄。
他們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前行。
長津湖戰役勝利日  英雄不朽


75年過去了,長津湖的冰雪早已消融,
但英雄們的熱血,依然滾燙。
他們的故事,是中華民族最悲壯的史詩。
讓我們向他們致敬,願山河無恙,人間皆安。
長津湖戰役  致敬最可愛的人

讓我們在這個平安夜,
用行動銘記歷史,用感恩致敬英雄。

漢族文化的核心是「和」 | 殷正淯

首先要界定什麼是漢族文化?廣東文化與廣西文化一樣嗎?福建與廣東西的文化一樣嗎?湖南北的文化與廣東西、福建和江浙一樣嗎?這些都是所謂的漢民族主體地區的文化,但很明顯地這些地區的人不論價值觀或生活習慣都不一樣。所以要界定漢族文化,就只能從最大公約數去界定漢文化,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漢文化只有一個通性,不是仁義禮智聖,仁義禮智聖都是通往這一個通性的方法,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和」。

如果從所謂民族血緣來談文化,中國何止56個主體民族,至少一百個。那些稱自己是漢人的哪一個是漢人了?漢高祖是他們所定義的漢人嗎?劉裕是他們所定義的漢人嗎?趙匡胤真的就是他們所定義的漢人嗎?再進一步說,洪秀全這麼破壞四書五經,摧毀中國文化的核心,他有資格稱為漢人嗎?我再大膽一點,主導文革的毛澤東,他所推動的破四舊,是不是造成一系列的文化問題?從中國「和」的概念去判斷的話,他是不是符合漢人的標準?

我為什麼要這麼說,因為中國文化的表象每個時期都在變,對於仁義禮智聖的定義,如果不是《郭店楚簡五行篇》的出土,根本沒有任何人可以準確的說出來,這五個概念到底是什麼。每個朝代政權或多或少刪除了那群定義漢人的人宣揚的漢民族本質,但又增加了一些文化特質,但這群人都說那些人是漢人,我只能說他們自己都沒搞清楚漢人到底是什麼,甚至中央在制定民族政策的這些人,也未必搞懂,這是因為廿世紀初,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摻雜了太多中不中、西不西亂七八糟的糟粕,所以才有這種四不像的政策。先說明,我沒針對誰,我是指所有的,包含從孫中山到今天的多數人。

所以要定義什麼是漢文化的核心,就是一個「和」。融合文化,調和民族,綜合風俗習慣,整合宗教信仰,最終讓所有的人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就是我們文化的根。

不是漢人不能講,而是你講的跟我講的與他講的漢族文化,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差異,南北的漢族文化都不一樣,那麼要說什麼?誰說的算?如果漢人自己內部都沒有一個權威的代表,可以一錘定音,那麼所謂的漢人自己都會在排擠完少數民族之後,再跟不同地區的中原文化互相對立與分裂,我們常說的「地域黑」不就是這麼回事嗎?只是漢人內部的分歧比較小,所以現在還沒搞到同室操戈的地步。

為什麼要容許少數民族宣揚自己的文化?因為少數民族的生活環境真的跟中原地區差異很大,所呈現的文化差異性就更大,他們可以講,因為他們本就不是中原民族的一部分,要不是清朝,這些少數民族都是獨立的國家,讓他們凸顯自己的文化特色,是希望絕大多數的漢族人認識與接納他們,是普及對各個少數民族的理解與包容,中原民族自己都在強調各自的差異性,但又互相包容他者的差別,為什麼一旦碰到少數民族就開始出現排他態度?

中國這片土地上所有的民族,至少都有著一些共性,都敬畏天地,都遵守孝慈的社會價值,即便遊牧民族更強調有能者居之,或許在歷史上認為殺兄弟或弒父不是最大的罪惡,但也絕對不推崇,不是野蠻生長,因此在這一個基本前提上,大家有著可以共同對話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這個國家民族複雜,卻能在彼此的差異中走出一條「和」方針的主因。

中國本就是一個東西南北充滿著各種差異的國家,中國文化本就是包容各種差異性文化的文化,從分子人類學來區分,整個中國的基因九成都一樣,都是東亞人種,差別只是生活區域的不同,地理環境的關係,產生不同的風土人情,其實大家都是從山東、河南與蒙古高原一帶出去又回來的。文化的差異性也是因為風土民情的不同產生的,哪有什麼漢人與少數民族?

晉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 En Chen

晉朝(西晉 265–316、東晉 317–420)在中國歷史上常被認為「政治羸弱、動亂頻仍」,但若只以成敗論英雄,會低估它在制度延續、文化轉型與民族融合上的關鍵作用。若從長時段看,晉朝其實是「把中國帶過斷裂期」的一個承重王朝。下面分幾個層面說明晉朝對中國歷史的主要貢獻。

一、完成三國後的再統一:避免長期碎裂成常態

結束三國分裂(280 年滅吳)
西晉在司馬炎手中完成統一,結束近百年的三國割據。
雖然統一時間短,但「天下必須一統」的政治正當性被再次確認。
歷史意義不在於統一多久,而在於:
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把長期分裂「正常化」。

二、確立「門閥士族政治」的運作模式

士族政治制度成熟化
晉承魏制,確立「九品中正制」的實際運作。
政治權力從寒門武功 → 轉向士族門第、文化資本。
雖然帶來問題(階層固化),但也產生了長遠影響:
官僚政治「文化化」
治國能力與經學、名教掛鉤
為後世隋唐的科舉—官僚體系提供對照與反思
換言之:
晉朝讓中國完整地「試過一次貴族政治」,後世才知道它走不通。

三、為「南北分治中國」奠定基本結構

東晉南渡,完成文明重心的轉移
西晉崩潰後,東晉在建康(南京)立國。
大量中原士族、制度、文化南移。
這帶來三個深遠影響:
1. 江南正式成為中國核心區之一
2. 中原文化在南方落地、生根
3. 為隋唐「南北合流型中國」鋪路
沒有東晉,就沒有後來「江南財賦支撐全國」的格局。

四、開啟中國文化史的「內省轉向」

玄學、清談、人格解放的出現
晉代知識分子從「如何治國」轉向「如何做人」。
玄學、清談、名士風度興盛(王弼、何晏、竹林七賢)。
這對中國思想史意義重大:
儒家不再是唯一話語
個體精神、生命價值被討論
為佛教中國化創造思想空間
這是中國文化第一次大規模「向內看」。

五、佛教正式完成中國化的關鍵階段

佛教從外來信仰轉為本土思想資源
晉代高僧、譯經活動頻繁(支遁、道安等)。
佛教與玄學對話,產生「格義佛教」。
這一階段的貢獻在於:
佛教不再只是宗教,而是哲學、倫理與心性論
為隋唐佛學高峰打下理論基礎

六、民族融合與「中國」概念的擴展

五胡入華,重塑「中國人」的邊界
晉末動亂帶來胡漢雜居、衝突與融合。
雖然痛苦,但客觀上:
1. 打破血緣式華夷界線
2. 推動文化—制度型的中國認同
3. 為隋唐多民族帝國提供經驗
中國從「漢族王朝」走向「文明型國家」,晉是關鍵轉折點。

七、在中國長史觀中的定位(一句話總結)

秦漢定型中國,
魏晉試錯中國,
隋唐完成中國。
晉朝的價值,不在於它「做得多好」,而在於它讓中國在崩潰、分裂、痛苦中,沒有失去文明連續性。

賴清德比得上袁世凱? | Friedrich Wang

藍白立院黨團提出賴總統彈劾案,把賴清德比作袁世凱:
藍白提出賴總統彈劾案 轟如袁世凱危害民主憲政
賴清德比得上袁世凱?

袁世凱這一生,在朝鮮屢屢挫折日本的陰謀,在山東剿滅拳匪保護鐵路、洋人以及傳教士,後來建立中國新陸軍,辦了中國第一間真正的陸軍官校,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理工大學,建立第一間中國人的女子高級學堂,建立第一間中國市議會,建立中國的警察制度,建立中國的軍醫制度,建立中國空軍的雛形,其他如辦外交、平息辛亥革命之後的動亂,而他所培養的文武百官成為後來北洋政府的骨幹。他一生建功立業,只是可惜晚年鬼迷心竅,再加上國內勢力與列強的勾結,最後晚節不保,死於非命,還受到歷史無情的批判。

他的確有九個老婆,其中三個是朝鮮人。但是他這九個老婆中有六個被他送出國留學,三個讀到大學畢業,這個在當時可說是逆天的成就。他早早就不許家裡的女人纏足,女孩年齡到了就一律送進學堂讀書,與男孩完全相同。

他在遺囑當中自嘲「為日本除一大敵」。他的確是當時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最大障礙!他的死也預告中國在未來將四分五裂,也讓日本人更容易動手。

其實,他固然開歷史的倒車應該被譴責,但是他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人物。後人能夠客觀給予一個歷史定位,其實是必要的。後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學家都不會提上面這些事,弄到好像他這一輩子除了想當皇帝之外都沒有別的事了,簡單說就是沒有人幫他說話,一直到最近這20年左右狀況才有所改善。

看見他到今天竟然被跟一個無能無德的昏君放在一起,也真是替袁宮保感到難受!

命運可知卻很難改 | 劉莞

命運到底可不可知、可不可改,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命理學能成為一門學問,不是靠糊弄人做成的,而是它真的有可被驗證性。但是,知道未來的發展方向,就一定能改變命運嗎?這是很難的,命運可知,卻很難改。

漢代有個官員叫京房,跟隨焦延壽學習《易經》,京房學得非常好,能精準預測未來發生的事情。但是焦延壽卻經常說:「得到我學問而喪失性命的,就是京房。」京房因為預測天象總是很成功,受到當時的皇帝漢元帝劉奭的賞識,京房也因此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要做事,就必然得罪人,他得罪了當時的小人權臣石顯。

京房有一次詢問劉奭:「為什麼周幽王和周厲王把國家治理得那麼差?」劉奭說:「因為他們任用奸佞。」京房問:「君王任用這些人,是認為這些人賢能,還是奸佞?」劉奭回答:「當然是覺得他們是賢臣,如果能意識到他們是小人,就不會用他們了。」京房問:「齊桓公也任用過豎刁,把國家弄得很亂,他為什麼不以幽、厲二王為鏡鑒,覺悟到用人不當呢?」劉奭說:「只有高度智慧的君王,才能吸取歷史教訓。」京房進一步逐步引導,讓劉奭意識到,當前被重用的石顯,就是一個奸臣。劉奭恍然大悟,但是接下來繼續對石顯很信賴。

後來,劉奭繼續任用京房做一些政治措施改革,京房預測到繼續做下去會得罪石顯而死,所以他向劉奭要了一些保障,來保證自己可以活下去。但是最終劉奭不斷食言,京房最終被處死。

劉奭是漢宣帝劉洵的兒子,漢宣帝在位時,就說過:「亂我家法者,太子也。」漢宣帝雄才大略,看不慣太子優柔寡斷,只喜歡儒家的道德,卻看不透治理國家的核心要旨。由於太子是劉洵和最愛的許平君生的,他也就沒狠下心廢掉太子。持平而論,劉奭是一個好人,他善良,知道節約民力,從他和京房的對話可以看出,他對一般的是非善惡的道理也懂。但是這懂只是在道理層面的懂,並不能懂到他心裡去。現在流行的一句話是:「我知道很多道理,卻過不好這一生。」劉奭也是知道很多道理,卻不能真正任用賢臣治理好國家。

所謂一將無能、累死三軍,正如司馬光說:「君王的智慧不夠,大臣竭盡忠心,也是白費力氣。」京房算盡了自己未來會發生的事,卻躲不過去,劉奭知道自己應該好好治理國家,卻做不到。這就是一種命運的必然性。要想改命,京房應該早早退出這「權力的遊戲」,劉奭應該把智慧真正學到心裡去,而不是嘴上都懂,一做就廢。不過,一個人的生命慣性,改起來談何容易啊。這就是命運難改的原因。

國共兩黨的骨肉羈絆關係 | 劉莞

花費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我終於看完了這部經典老劇《人間正道是滄桑》。這部電視劇以兩個家庭為視角,折射出了辛亥革命到1949期間波瀾壯闊的革命史。這裡面沒有強調國共兩黨的對立性,相反,感受到了兩黨不可分割的共融性。

這裡面沒有「反動派」,只有兄弟、戀人、同窗、師生,化解不開的濃郁的情感和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雖然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認可不同的主義,但是沒有一個人是壞人,他們也都能理解對方的選擇。即便是鋼刀對鋼刀地在戰場上相見,依然十分尊重對方的立場,關切對方的安全。共產黨員楊立青,在共產黨打贏了三大戰役後,提起國民黨員的哥哥姐姐,依然在說:「我不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的立場強加在家人的身上。」我一瞬間有些恍惚:我從小習以為常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口號,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這部電視劇裡面有太多讓人流眼淚的場景。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彼此深深相愛,卻迫於現實不能走到一起,然而他們之間的愛意至死不渝;國民黨員迫於立場槍決了共產黨,但是卻養大了共產黨員的孩子,還把孩子當做嫡系子孫寫入自己的家譜;共產黨員是國民黨員深深敬佩的老師,雖然不得不殺死共產黨員,還是要在行刑之前給予共產黨員黃埔禮遇,聽他最後的教導……

家就是國,國就是家——這句話在這部電視劇裡有了立體而豐富的呈現。一個家族的四個兄弟姐妹,分別歸屬於國共兩黨,這就是那個時代很多家庭的呈現。至此我不再認可「兩頭下注」的說法,就像中國在那個時代出現了很多不同的黨派,在一個家族中出現不同的黨派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龍生九子各有不同,不同的天賦秉性,就會讓人做出不同的選擇。家族成員如此,國族成員亦如此。哪條道路好,在當時沒人知道,必須通過很多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來探索,不能以某個階段性的結果論單一的是非對錯。

這部劇隱喻了國共兩黨剪不斷、理還亂,深深的骨肉羈絆關係。電視劇在2009年播出,那是兩岸關係的黃金蜜月期,這部電視劇是在中央電視台播出的,當時有很多這樣客觀檢視歷史的電視劇,真的能夠看得出共產黨反思歷史的誠意。人性、情感、客觀的歷史進程高於意識形態,在這部電視劇裡得到比較高的藝術化表達。不愧在網絡平台上廣受讚譽,很多人評價說:「能看到這部電視劇,是一種幸運。」的確如此。